21世纪新目标新起点

一、21世纪新的目标,新的起点（论文文献综述）

孟旭琼^[1]（2021）在《中国共产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指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党外知识分子统一战线工作是我们党百年来一以贯之的统一战线的基础性,也是战略性工作,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积淀和形成的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本文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路,按照理论源起——历史脉络——经验启示的逻辑顺序,将中国共产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放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历史坐标轴总体把握,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四个历史时期的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归纳总结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基本经验,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重要启示。本文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引下,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综合运用史论结合、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的方法,吸收借鉴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进行多维度、网格化分析研究。全文主体部分共六章。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等五个方面。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理论基石,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知识分子统一战线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进行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形成了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基础上的“联盟、团结、统一”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对后期知识分子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世界各国开展统一战线和知识分子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南。列宁的知识分子统一战线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并在实践运用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对知识分子客观评价基础上的“利用、教育、培养、结盟”的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第二章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进行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探索期,因为受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水平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存在分歧,影响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发展。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是进步的。但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社会地位和作用认识的失误,导致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出现了偏差。所幸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问题认识的深化,抗日战争和解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在正确的道路上取得了新进展。第三章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进行历史考察。在这一时期,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在徘徊中发展,在曲折中艰难前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党外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社会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采取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培养、造就”的、积极的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策略。在“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艰难曲折前进,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同“左”倾错误进行了艰辛的斗争。第四章梳理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时期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外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并基于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信任、使用、关心”的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策略,同时明确“非党知识分子是统战工作对象”。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党外知识分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力量、根本力量,提出了“新的社会阶层是统一战线新的着力点”,形成了“引导和鼓励知识分子把个人价值融入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以及“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的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策略。将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推向了新的发展高度。第五章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特征,以战略全局的眼光,对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认为党外知识分子是“特殊力量、特殊人才、重要民心”,提出“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是党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的论断,指出了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新的需要重点团结的人群,推动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在理论内容、实践路径、工作方法上取得历史性成就,有力推动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再上新台阶。第六章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基本经验与启示。得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根本指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根本前提,紧密结合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根本要求的基本经验。同时提出了新时代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启示,一是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必须科学分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社会地位与作用。二是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三是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四是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必须坚持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程睿^[2]（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胡炅坊^[3]（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张霜^[4]（2021）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特别是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全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是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深入和展开。而这一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则需要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论述。历史研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的基础,包括实践史和思想史研究两个方面。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史而言,它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就开始了艰辛漫长的建设实践,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起始却要远远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运动。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选择以思想史的视角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是通过思想的梳理为全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梳理思想的过程中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规律的认识,同时也想在思想梳理中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做未来展望。为此,本研究在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中将其分为了七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为绪论,重点介绍本研究的背景,阐明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对国内外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及实践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并说明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对研究中存在的创新点和现有不足进行总结。第二部分为现代化的一般解释,着重从现代化的产生和研究的提出、现代化的基本含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现代化多样性存在的影响因素、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意蕴及其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几个方面做现代化的基础认知和理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探讨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第三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源起,主要基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梳理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化理论的内容、现代化理论的流派和观点、现代化理论的存在价值和缺陷,阐述现代化理论的社会主义意义。第四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与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包含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萌芽,列宁斯大林苏联政权建设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思想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和拓展,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改革、东欧国家的本土化现代化探索以及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艰难探索让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陷入了曲折发展。第五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早期的探索,包括早期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期望和认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第六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即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和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第七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丰富,梳理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发展,阐明中国新发展阶段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指出中国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未来展望。

沈倬丞^[5]（2021）在《高中俄语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下文化意识培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立德树人被确立为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已成为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国教育水平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的根本举措,并引领着我国当前基础教学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高中俄语作为基础教育的主要学科之一,肩负着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历史使命,俄语课程不仅要帮助学生获得走向世界的语言基本技能,还要引导学生通过语言这一途径去了解外部世界,理解多元文化,加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成为具有高度文化自信和开阔国际视野的社会主义接班人。2018年1月,我国颁布了新版《高中俄语课程标准》,提出“高中俄语课程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充分发挥俄语课程的育人价值,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的核心思想。三年多来,《高中俄语课程标准》框架下的“核心素养培养状况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已建立或还需要哪些完善机制”等问题吸引着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目光,也成为当前我国俄语教育界的研究热点和核心论题之一。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学习离不开对于目的语文化的理解,它承载着从目的语文化视角整合文学、地理、历史、文化等跨学科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异域文化,进而发挥认识世界文化多元性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俄语教育不仅需要培养能理解文化多元性,具有开放包容意识以及“和而不同”价值观的人才,更需要培养能在跨文化交际中传播中华文化的公民。为此,高中俄语学科依据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在核心素养框架下提出“文化意识”要素,将其与语言能力、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共同整合成学科核心素养。这也对教育工作者正确认识文化意识培养的内涵和重要性,及时更新教学理念并开发适配新理念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人的全面发展观”为指导,以高中俄语核心素养框架下文化意识培养为切入点,在维果茨基教育与发展的“文化历史观”引领下,依据《高中俄语课程标准》,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PISA全球素养框架》构建文化意识培养的内容结构及观测体系,并依据该观测体系编制调查问卷和课堂观察量表,据此对高中俄语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下文化意识培养状况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得出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化的培养建议,力求从理论和实践角度为俄语学科文化教学和核心素养培养提供有益参考。论文的绪论部分阐述选题背景、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提出三个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陈述研究方法,设计研究基本步骤和整体框架,确立了基础研究、实证研究以及研究结论与教学建议三个部分,共七章内容。基础研究包括文献综述、概念界定和理论依据。文献综述主要阐述中外学界在核心素养及培养、文化意识概念及内容方面的研究。梳理外语学科文化意识培养的研究领域、研究问题和研究成果,提出高中俄语学科文化意识培养研究的状况和趋势,以明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概念界定着重探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以及本文研究的高中俄语学科核心素养;在文化意识范畴内梳理文化、意识和文化意识概念,辨析与之内涵相近的跨文化意识、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概念,为后续研究统一概念基础;理论依据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视角下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作为基本理论,将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作为文化意识培养总体依据,从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言语活动理论、跨文化交际学相关理论作为具体教学建议提出的理论基础。实证研究部分由第四、五、六章构成,它承接论文基础研究并为结论构建提供事实依据。第四章主要剖析《高中俄语课程标准》中对文化意识的内容描述、核心素养水平划分和学业质量水平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整合成具体化、结构化内容体系,借鉴《PISA全球素养框架》相关内容确定60个具体观测点,作为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的基本依据;第五、六章依据所构建的内容结构及观测体系,深入教学一线,通过对我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对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所高中40节俄语课程进行课堂观察,获取当前高中俄语学科文化意识培养状况的一手资料,借助统计学分析得出相关结论,为论文后续研究提供数据支持。第七章为研究结论与教学建议,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思路剖析文化意识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导致问题的原因,提出研究结论。依据研究结论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提出既有综合性又有针对性,既有宏观方向性又有微观可操作性的培养建议。

张晨^[6]（2020）在《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围绕农业及粮食问题而开展的农业政策制定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府行为。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当下,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开始逐步向全球化农业生产模式的方向发展,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的活跃度逐步升高,相关领域内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因此,为维护其自身利益,作为世界主要粮食进口国的日本开始稳步推进农业政策的转向工作。战后的日本农业政策在《农业基本法》的指导下,共经历了60年代的“基本法农政”,70年代的“综合农政”以及之后的“地域农政”共三个主要阶段。进入到本世纪之后,日本的农业政策自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的“攻势型农政”,历经积极推进FTA/EPA谈判的民主党时期的农业政策,直至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政策为止,以实现对既有的农业生产结构革新为目的,通过推动本国农产品出口,发展形成了极具“外向型”特征的“攻势型农业”。“攻势型农业”得以成型的重要基础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食粮法》与《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的出台为标志,构建出的战后日本第二个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其与旧《农业基本法》的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以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转向为切入点,通过“国际粮食体制”理论所构建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跳出传统分析日本农业问题只限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束缚,实践性地打通农业政策分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阻隔,探讨农业领域内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是如何影响战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分析并总结战后日本农业政策制定的特点。战后日本农业政策能够发生转向的前提实际上是基于日本政府不断地对早已不适应国际农业政治经济局势的既有农业政策进行的修正。因此,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已发展到起决定作用的程度。日本农业政策转向的经验在于其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积极快速感知,而其教训也在于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消极迟滞应对。换句话讲,政府行为取向的形成就在于其自身与外界进行何种的互动之上。

李霖^[7]（2020）在《从教育目标看小学音乐欣赏课的人文价值》文中研究表明2011年国家教育部首次将“人文性”写入《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将其作为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性质的第一位,并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这足以说明在音乐课程中培养学生道德素养、健全人格方面的重要性。因此,本文以小学音乐欣赏课程作为研究出发点,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探究“音乐欣赏”及其教育目标的内涵,结合指导小学音乐欣赏课实施的文件、规章和制度,及小学音乐欣赏课课例,探讨“人文价值”在音乐教育中的具体体现,重点讨论音乐教育的“人文内涵”。本文所阐述的核心问题是:当下我国小学音乐欣赏教育中“人文”的缺失,所以,我们更应从“教育”的角度理解和落实小学音乐欣赏教育的人文目标,实现其人文价值。本论文共分为四部分。绪论包括研究的背景、意义、思路及方法、文献综述。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出发,探究了音乐欣赏、教育目标的核心内涵,结合美国音乐教育的目标及21世纪“核心素养”的新内涵,探讨音乐欣赏教育的人文目标内涵。第二章,主要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此探究小学音乐教育人文价值的体现。首先,从理论角度出发,结合《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版）》及其《解读》、义务教育音乐教科书及教师用书中有关音乐欣赏“人文价值”的内容体现;其次,从实践层面,结合全国2016-2019年小学五年级音乐欣赏优质课案例,包括优质课评价指标、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实录,重点讨论我国小学音乐欣赏教育人文目标的实施状况。第三章,主要是对小学音乐欣赏教育“人文价值”内涵的讨论。首先,对我国小学音乐欣赏课人文目标实施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当今我国小学音乐欣赏教育“重知识、轻人文”的现状;其次,从理论角度探讨我国小学音乐欣赏教育中“人文价值”缺失的原因;最后,从教育的角度出发,理解音乐欣赏教育目标内涵,结合实际探讨音乐欣赏“人文价值”（或人文目标）的落实方式。本文认为,只有站在“教育”角度,探究音乐的人文内涵,重新理解和落实小学音乐欣赏教育的“人文价值”,才能发挥音乐教育,甚至是教育的“育人”内涵。

田天亮^[8]（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据支配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外化表现,是标注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揭示国家基本国情、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基础上,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主义新道路、迎来民族复兴新征程,才能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人民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成功经验。本文坚持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研究目标和任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等学科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认识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涵、价值评价、基本特征及经验启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引言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范畴及相关命题,概括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同时对“矛盾”、“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概念及相关命题进行了科学界定。第一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本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思想等其他思想理论,是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过程中推进了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及认识能力的变化,是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东欧和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是认识产生的重要国际借鉴。第二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进程。本章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程度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所经历的“重新认定”、“逐步深化”、“重大突破”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重点分析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两次重大判定”,力求既能从整体上揭示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全貌,又能凸显不同阶段的认识特点。第三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涵盖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及其关系变化的揭示,阐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地位及其作用、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总体把握,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则从多重向度上回答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本章还对“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同初级阶段、新时代的关系”以及“党在十八大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章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本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价理论,建构起融理论创新、实践论证、揭示现实、引领未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评价体系,从多重向度上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阐明了完善和发展这些认识所应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在认识特征的把握上,从前进性与上升性、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党性与人民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相统一的角度,归纳了认识的基本特征。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启示。本章认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根本指导,坚持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变化为主要现实依据,坚持在我国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主要目的,坚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结论部分在对全文内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深化本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袁家三^[9]（2020）在《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以其丰富的内涵及强大的解释力,受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热切关注。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同样也受到学者和企业管理者的高度重视。作为研究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学科,企业伦理学同样也不能回避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探讨。这样,遵循从理论到实践的脉络,以企业伦理为起点,全面揭示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等深层特性,并以此为基础,对其培育机制的构建展开研究,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同时,这一问题也是从企业层面,对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怎样促成社会资本的形成?”所进行的探索。讨论企业社会资本,必须先确定一个前提,这就是人的社会性以及企业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同时,企业作为经济行为的主体,在具有经济性的同时,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必然发生社会化联系,因而也具有社会性。作为个体的人及作为法人的企业所具有的社会性,都包含有道德关系,具备特定的伦理内涵。因此,从企业伦理视角,运用文献分析与归纳法、案例研究法、对比与借鉴法、移植拓展广泛吸纳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展企业社会资本伦理蕴涵及其培育机制的研究,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以企业伦理为起点,就是着眼于企业社会资本所必需的价值前提和伦理纽带,将伦理学研究成果运用到企业社会资本研究中,尤其是运用五种基本的伦理学理论,即德性论、功利主义、非后果论、综合社会契约论和关怀伦理的分析方法,来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探讨。而在培育机制建构方面,既要讨论伦理方面的机制,也要探讨非伦理方面的机制,如此才能建构企业社会资本的整个培育机制。从伦理角度来看,企业伦理是企业的道德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而构成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企业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在其存续期间建立起的可以从中获取企业运营所需要资源的内外部社会化联系,以及蕴含在这些社会联系中为企业各项活动提供支持的共同理念、价值和规范。企业社会资本可以被划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两个维度,以及以员工为主体的个人社会资本和以企业为主体的法人社会资本两个层次。同时,按照其构成要素不同也可以划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两种类型。通过回顾社会资本理论的演变过程,并从伦理的角度来解析企业社会资本,对比企业三种主要资本,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人的关系,人们可以发现,物质资本联结人的自然性,人力资本体现人的实践性,而社会资本基于人的社会性。企业社会资本中,结构性社会资本存在着与利益关系并存的道德关系和与经济权利并行的道德权利;认知性社会资本具有信任、合作、共享、共同追求和职业精神等伦理内涵。这些构成企业社会资本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意蕴,并使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产生三个方面的伦理作用,即协调义利冲突、平衡公平与效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性体现为概念集合性、易流失性和可能产生负外部性等;企业社会资本发挥作用建立在拥有企业家及其基本社会关系,并以此为起点形成企业内外部合作关系的前提上;其作用机理则表现为企业社会资本通过整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等途径,实现其资本作用。从实践角度看,社会资本在企业现实运营中的培育实践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包括对企业社会资本概念及其伦理特质认识不足,企业社会资本投入的驱动力不足,企业社会资本缺少保障和调节体系等。而当前企业文化与公共关系管理的发展,为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了良好机遇。在充分考虑企业社会资本的道德前提、伦理内蕴以及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机制宜从如下方面进行建构:首先,伦理方面,社会资本的培育要建构包括将伦理考量嵌入企业决策过程、明确基本道德责任标准、确立伦理决策流程、提升企业伦理决策能力等在内的企业伦理决策机制和职业伦理驱动机制,形成正确的伦理导向,这是积极社会资本构成的基础;其二,非伦理方面,要建构包括经济绩效驱动、社会心理驱动的动力机制,这是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核心机制;建构包括机构人员保障、激励约束保障和时空环境保障的保障机制;建构包括教育调节、社会参与度调节和规章制度调节的外部调节机制。上述建构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机制体系,是以理论逻辑和实践经验为基础,还需要要进一步对其可行性和实践性进行验证。扎根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广泛使用的成熟工具,利用该工具可演绎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的必要性及其建构的可能性。通过应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验证了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的构建是企业绩效的必然需求;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由伦理决策机制、动力机制、保障机制和外部调节机制构成,四种机制功能互相补充,可以构成了完整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在上述四种机制下构建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有利于企业绩效增长的同时,还在促进企业与环境融合、企业员工全面发展、协调企业义利关系方面,发挥突出的伦理作用。企业社会资本作为新兴的重要概念,近年理论研究成果较多,但真正纳入企业实践的较少,因此有必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全面深入认识这种新的资本形态,探索其培育的有效机制,为企业社会资本更好地进入企业实践,为企业提高竞争力作出更大的努力。

张洋^[10]（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及其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对人类近代以来“最大限度实现人民权利”的理想进行的新的求索,是保障和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正确之路,是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之路,是一条充满无限光明和希望之路。既包括体现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的质的规定性和指导思想,又包括依据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而确定的严谨的制度安排,既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又有有效的实现形式和可靠的推动力量,植根于中华文化、锻造于政治实践、呈现了制度优势,并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取得的伟大成就,产生的外溢性影响等等,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热点。为了使人们能够切实地全面了解和正确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正本清源,坚定道路自信,急需全面系统探究和整体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科学分析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发展逻辑、实质、科学内涵、表现形态、实践模式、基本特征、独特优势、基本经验、路径拓展、时代价值与国际影响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增强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从而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话语体系提供坚实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论文主体部分由六章组成: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发展逻辑”,主要分析和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起点与现实依据、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开辟与拓展的逻辑轨迹。阐述了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重任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其历史奠基和逻辑起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历史是其由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其现实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是其重要理论基础,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的正确理论观点是其重要思想先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其开辟与拓展提供了新的实践经验。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其亦在探索中成功开辟、不断拓展、成熟和丰富完善。第二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形态”,主要分析和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质与科学内涵、表现形态与具体体现、基本特征。这条道路实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之路。其主要内涵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第三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模式创新”,主要分析和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和超越、对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的破除、对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的澄清。坚持“以苏为鉴”,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结合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和时代特征,突破和超越了苏联政治发展道路模式,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这条道路超越了西方所谓的“多党制”“议会制”“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等政治实践范畴和理论范式,为人类政治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这条道路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翻版。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优势”,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党和人民伟大的政治创造,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第五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路径思考”,笔者认为,应从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等方面,探究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路径选择。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时代价值”,主要分析和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世界影响与时代意义。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蹚出了一条中国新道路,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21世纪新的目标,新的起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1世纪新的目标,新的起点（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高中俄语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下文化意识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从教育目标看小学音乐欣赏课的人文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9）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及其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1世纪新的目标,新的起点（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研究[D]. 孟旭琼. 广西师范大学, 2021
• [2]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4]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D]. 张霜. 吉林大学, 2021(02)
• [5]高中俄语学科核心素养框架下文化意识培养研究[D]. 沈倬丞.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D]. 张晨. 外交学院, 2020(08)
• [7]从教育目标看小学音乐欣赏课的人文价值[D]. 李霖. 西南大学, 2020(02)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D]. 田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D]. 袁家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及其模式研究[D]. 张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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