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女性小说与政治

一、丁玲的女性小说与政治（论文文献综述）

李姣^[1]（2021）在《情与理的冲突：丁玲精神转向的心理逻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丁玲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不可忽视的作家之一,围绕在她身上的诸多问题都成为后世研究的热点方向。其中,研究丁玲转向中蕴含的心理逻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本文以1930年-1949年丁玲的文学创作为依托,将丁玲的“转身”同自身对“革命”事业和革命文学的理解相结合,探究丁玲的文学创作变化和思想转变的历程及缘由。丁玲的“转身”与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的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有关。而其对“干一番事业”的阐释和追求也不尽相同。“写作”作为她解决人生困惑的第一把钥匙,成为其实现人生目标的最佳选择,也成为与外界沟通、纾解内心的桥梁。因文学生产条件的转变,“另一条路”——“革命”事业成为其承载情感痛苦,实现“干一番事业”的人生目标的新方式。而《韦护》的初版本与通行本的差异则透露出丁玲在1930年“左转”的内在缘由——“美”空乏无解,“力”取而代之。因对“左转”时期的读者意识的继承,丁玲注重与写作对象的双重互动,与延安文艺政策的“工农兵方向”不谋而合。也正是如此,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对革命正当性的质疑呈摇摆趋势。受“新的写作作风”的影响,丁玲转变写作方式,将笔下的“熟悉人物”打造为“理想人物”,她重新思考“沟通”的重要性,而“工农兵”也成为了“自己人”,彻底完成了转变。丁玲的转向不仅呈现出作家的创作风格转变,内在的心理逻辑转变饱含其对革命事业的理解。探究丁玲的内心情感变化、心理逻辑与革命文学的双重互动,对于全面立体地了解丁玲的作家身份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AYE AYE KHAING^[2]（2020）在《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加尼觉玛玛礼和丁玲分别是20世纪活跃于缅甸、中国两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她们虽然生活于缅甸、中国两个不同的国度,但两位作家的创作活动基本处于相同的时代,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左右。综合加尼觉玛玛礼和丁玲的生活经历与所处社会环境进行探究,她们一直都在关注女性的生命进程、生存状态、生活环境,揭示女性在特定时代的生活、追求、发展与进步,以及女性本身为各自国家的人民解放、平等自由、民族独立与国家进步所作出的成绩与贡献。在小说创作中,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都擅长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女性形像,透过女性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来反映、表达女性面临的时代困境、环境困难、人生困惑与生存问题,并通过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与典型环境的描写,以特定时期的社会存在、社会环境的建构来表达女性群体对于解放的渴望、平等的追求与自身发展的努力。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早期作品,通过解读两位作家小说中典型的女性形象,分析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生命意识、存在意识及自我解放意识等问题,并比较两位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作家在创作理念、创作意识、创作手法、审美艺术及语言叙事等方面的异同。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是关于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两位作家女性意识的比较。首先理清女性意识、女性文学、女性形象等理论概念与范畴;其次,探讨分析加尼觉玛玛礼对女性意识的关注,并论述其在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艺术形象与审美叙事的表现;第三,分析丁玲对女性意识的关注,通过丁玲前期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表现,探讨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并分析丁玲独特的女性意识的根源及形成因素。第二章比较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首先通过两者的生长环境与她们在小说中的表现,论述女性意识对两者的影响,其次进行分析论证两者早期创作中表现的女性意识。第三章比较分析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女性视角下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第一节为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主要人物形象分析,第二节主要分析研究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展示的女性视野下的男性形象,第三节为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表现的反讽叙事手法,第四节为丁玲的心理描写与语言表达。第四章分析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作品中女性意识出现差异的原因,第一节为生长环境的异质同构,论述两者在文化环境、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创作的艺术异同点;第二节为社会环境的同质同构,论述缅甸殖民地背景下女性的地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女性的地位,不同国家与社会环境下两者小说中表现的女性的地位与价值;第三节论述因作家自身思想的接受与作家自身的经历的不同因素,两者创作方法的同形建构。作为缅中两国现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在接受新的文明、文化的洗礼过程中,她们存在着某些相似的经历与过程,在小说创作的叙事艺术、技艺方法、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典型环境、典型心理的描写等方面,存在着某种建构的同形、表达的同质与审美的差异的现象。加尼觉玛玛礼更倾向于塑造继承传统文明而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形象,而丁玲则更加注重与传统决裂而追求现代意识、解放的女性形象。本文通过对缅中两国的女性作家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进行比较研究,从女性意识、女性心理、女性审美等角度分析作家创作的民族与时代的关系。运用跨文化、跨国别比较的方法进行分析,认为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创作由于时代的特点以及中国与东南亚抗敌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境遇,使得他们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但是出身与成长环境、个人见解的不同,使他们的作品存在很多的不同之处。两位作家都关注女性的问题,两位作家的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大多的是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爱情与婚姻上的困境,其女性都较有强烈的女性自觉意识,而相同的悲剧命运;两位作家创作的不同点是:加尼觉玛玛礼的小说侧重反映艰苦的传统妇女生活,她们的悲剧性的生活具有浓厚的文化意蕴,主要表现人道主义思想;而丁玲的作品更多反映新时代女性自我意识的精神痛苦,其中的女性悲剧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突出个性的解放与女性主体意识。

林玉婷^[3]（2020）在《土改小说女性形象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选取了“女性形象”切入土改小说,在梳理女性形象呈现方式和流变进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女性话语。正统土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受制于政治话语,表现出典型化的书写特征,女性形象成为特定政治符号;非正统土改小说出于摆脱和反抗原有政治话语的目的,更关注女性的个体意识,表现出颠覆性的书写特征。尽管各个时期土改小说的女性形象书写难以挣脱将女性工具化的窠臼,不同程度简单化了历史运动中复杂的女性图景。当我们历史地考察和评价这一系列女性形象,不仅能看到当代土改小说发展的生动轨迹,更能清晰地呈现出土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文学史序列中的独特地位。第一章主要划分土改小说中女性形象书写的类型并简单梳理其特点。正统土改小说女性形象的典型化书写与非正统土改小说的颠覆性书写是对女性话语遮蔽与关注的基点。第二章探讨土改小说女性形象的渊源与流变。从解放区小说到合作化小说看革命女性形象衍变,探讨妇女角色在新的条件下是如何发生微妙变迁以适应新政权的需要,从她们的家庭与两性关系中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去性别化”的特征愈演愈烈。非正统土改小说女性形象一方面承继了正统土改小说“多质性”的书写,另一方面在越来越日常化的写作中进一步深化女性意识。第三章探讨土改小说女性形象书写的意义与局限。正统土改小说作家利用女性形象推动阶级斗争叙述、表达翻身主题,忽略女性特质;非正统土改小说利用女性形象消解宏大历史意义,强调女性特质,缺乏对历史新的建构。

杨静静^[4]（2020）在《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 ——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文中指出延安文艺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它既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文艺的组成部分,又是新中国文艺的基本雏形和未来走向,其文学亦如此。作为革命战斗工具的延安版画展示出一幅幅历史画卷,同样属于延安文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出发,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互文理论、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文本分析等理论资源和方法来考察其中的妇女形象,探讨研究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本文对延安文艺妇女形象的考察,以其文学和版画为中心,运用互文性的研究方法,发现延安文学作品与版画中的妇女形象既有独立、并列的关系,也构成了重复、转移、强调、补充等互文关系。二者在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民间文化、文艺政策、接受者的期待视野等因素的影响下,对所塑造的妇女形象形成了高度的一致性,具有政治文艺的特点;同时,由于文学与版画的形式不同,即“诗与画”在构思与表达上的差异,“诗中的画不能产生画中的画,画中的画也不能产生诗中的画”（莱辛）,以及创作者的生活经历、情感和性别身份等的不同、创作诉求的侧重有别,形成了延安文学与版画在妇女形象“书写”上同质建构下裂隙出的异质效应。本文主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延安文艺对妇女地位的表现。主要论述解放区延安对妇女身份的形塑,使之成为革命参与者、财产拥有者、政治选举者,实现了妇女从无到有的身份认同;在科学文化的启蒙语境中塑造了妇女的新形象——剪发放足、读书识字、讲究科学卫生;具体表现了妇女地位由过去的依附之物到从身体到精神的现在有“权”之人的转变。第二部分:延安文艺妇女形象的类型塑造。对延安文艺妇女形象进行分类探究:第一类是封建落后型妇女;第二类是英雄母亲型妇女;第三类是革命新生型妇女。封建落后的妇女形象与革命先进的妇女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传统夫权社会对女性的戕害以及新政权对封建落后妇女的改造;英雄母亲送子参军,舍私为公、不惧牺牲,同时,战争中的母子因共同的民族主义价值观超越一般血缘伦理关系,重新缔结了新母子关系;以革命为大义的革命新生型妇女被纳入社会公共空间,一方面知识女性接受革命话语的改造,家庭情感变得公共化、组织化与政治化;另一方面农村妇女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展开新生活,表现其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的改造过程。第三部分:延安婚恋题材的互动与悖论。在延安语境下,边区政府以法律条例的形式让女性拥有婚姻自主权,妇女获得婚恋自由;文学作品与版画展示的美满婚姻形成呼应,突出表现政治力量对婚姻关系的强势主导作用。文学作品既书写了女性的婚恋自由,也表现了妇女解放的有限性,揭示了男性贞操观对女性身心的桎梏;在革命队伍中,婚配资源自动向男性干部倾斜,年轻的知识女性陷入被组织“分配”好的婚姻关系中,以及男性以“革命”、“进步”为政治正确理由抛弃“落后”的“糟糠之妻”,遮蔽女性的生命诉求。

罗紫轩^[5]（2020）在《再版·删改·自述 ——论丁玲晚年的身份困境》文中研究说明在丁玲晚年正式回归文坛之后,一大批沉寂多年的丁玲作品相继再版,文艺批评家于是开始重新评估丁玲作品的文学价值,丁玲同样选择公开回应这些言论,向读者表明自己的立场。本文认为,丁玲晚年在这一过程中,常常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一方面,丁玲的个人经验以及急于洗刷冤屈的需求引导丁玲塑造与“体制”高度一致的作家形象。因此,丁玲晚年不断通过再版、删改和重述来建构个人的历史,积极扞卫三十年代身为左翼作家的丁玲、四十年代身为延安文艺工作者的丁玲和五十年代身为“文化官员”的丁玲。可是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又要求丁玲召回被压抑的身份意识,迫使丁玲向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做出让步。于是,丁玲希望外界认可的身份与外界期待丁玲扮演的身份总是存在某种错位。这两种身份意识的拉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呈现:其一、文艺力量与政治力量的交锋。丁玲晚年为了纠正五十年代强加给她的政治罪名,选择以“文化官员”的身份参与文学活动。丁玲不仅自觉推出有利于国家形象、符合政治要求的作品,而且主动与政治高层人物保持良性互动,积极发表具有政策指导性质的文章。可是八十年代,不少文艺批评家选择支持文艺的“去政治化”和文学的自主性,丁玲的“正统”作品,如:《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并没有得到文艺界的认可和支持,相反,《“牛棚”小品》等与“伤痕文学”相似的作品更容易被读者青睐。同时,周扬、林默涵等与丁玲对立的一派仍然在阻碍丁玲恢复政治名誉、洗刷冤屈,多次通过污名化丁玲的形象剥夺丁玲的话语权。因此,丁玲不得不反复权衡作家与政治的关系,避免遭到来自“左派”与“右派”两方力量的夹攻。其二、五四启蒙话语与毛文体的交锋。丁玲晚年为了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文艺工作者,积极使用延安时期形成、“前三十年”时期强化的文艺标准重评作品。可是这一阶段,出版社却优先再版丁玲饱受争议的“毒草”:《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与《“三八节”有感》,文艺评论者则开始使用五四启蒙话语重释这些作品,并且否认丁玲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后的创作成果,试图强化丁玲“五四知识分子”的形象。丁玲虽然有意通过毛文体重新解读“毒草”,表明自己愿意继续维护《讲话》的权威,但是因为毛文体与这些作品存在天然的隔膜,所以丁玲无法真正说服八十年代的读者,只能常常表现出难以自圆其说的困窘。其三、个人主义思想与左翼思想的交锋。丁玲复出文坛后,相关部门仍迟迟未澄清丁玲南京被囚期间“投降叛党”的传闻,这一罪名已然成为丁玲平反道路的一大阻碍。因此丁玲晚年需要主动强调“左翼文学”在她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自证对革命事业的突出贡献。然而,文艺批评家在八十年代多以极其谨慎的态度对待“革命文学”,更推崇丁玲个人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另外,随着“革命”的语意不断发生变化,丁玲在八十年代形成的革命观已然不同于三十年代的革命观,丁玲解读三十年代作品的方式也不时与文本本身的含义相悖。如此一来,丁玲在《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和《水》中表达的“革命观”便显得多有纰漏,丁玲希望展现的革命身份也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丁玲晚年的身份便不再是丁玲多种身份意识的排列组合,而是多种力量博弈和想象的新产物。

郝艺霞^[6]（2020）在《丁玲小说风景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将丁玲小说创作中三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研究的主要参考对象,将风景书写的不同场域进行整理,借助美国米切尔及日本柄谷行人的风景理论,将风景作为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之间文化交流的媒介。风景既是再现的又是呈现的,因此按照风景再现与呈现方式的不同,把风景分为在场和不在场两种叙事模式,来研究风景在各类场域中的叙事功能,从而理清小说中风景书写与性别、政治之间的特殊关系。风景作为一种隐喻性的文学书写方式,被赋予超越其本身的特殊内涵,即女性扞卫主体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透视镜中女性不仅看到了真实的自我,而且能够看到那个早已被时代主流所遗忘或抛弃的女性“自身”。风景书写不是一味地去描摹主人公从视觉角度简单勾勒的生活现实,单一的风景不再作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风景的多重意蕴在丁玲的小说中得到了释放,获得了新的理解维度。本文将丁玲前期的女性小说依照风景书写的不同形式分为封闭式、环绕式、遮蔽式的风景场域,详细分析其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不同风景场域中的情感历程,并以此为特例反观五四一代的青年女性作家在历经时代的磨砺与摧残后思想精神的发展脉络。因而前期作品主要以浪漫的诗性表现方式为主,风景中暗含着作者对传统精神的诉求。在动态性的风景场域中,女性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发展,在面对风景与革命政治之间的摩擦时,风景以其独特的位置承载着女性对主体性的自我坚守。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变更,女性与风景场域之间逐渐失去了早期的叙述张力,回归于静态化的政治框架内,隐喻性代替场域之间的斗争性上升为风景的主要特质,那么两个意义层面的风景话语之间产生了裂痕。如何弥合两者间的差异,成为转折期文学所要回答的重要话题;转折期文学因其特有的时代性与尴尬的文学地位,始终是丁玲文学研究的难题。本文将风景的表现特质作为主要论述对象,以诗性与现实性的此消彼长作为这一时期的书写逻辑,恰巧印证了丁玲自身在左联时期苦闷彷徨的内心波折。风景艰难地穿梭于主人公的自我想象与现实境遇中,成为女性在社会中挣扎之后对自我的真实保留,风景场域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释放。诗性的风景随着主体现实情绪的延伸,最终被革命政治所取代。风景书写被作者纳入到了启蒙与国家叙事的宏大框架下,同时延续了风景书写的隐喻机制,最终上升为革命的理想性书写,促成了关于历史主体的想象,实现了风景书写与民族认同的统一。纵观丁玲小说的风景书写,女性对自我浪漫式的想象始终伴随着风景场域的变换,这既是丁玲作为五四一代青年女作家的“莎菲”式的追求,又与时代相耦合完成了革命与诗性的内在调和,构成了小说丰富的风景内涵,成为风景流变的重要线索。全面把握丁玲小说中风景在不同时期的书写方式,语言显得极为重要。文学语言与小说语言总是一脉相承,因此丁玲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风景书写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研究其小说风景书写的语言特色,即可探究其在文学作品中所渗透的文学情绪。那么转折期所出现的诗性与革命性风景的二元对立模式就有了新的理解向度,个体对自然风景的深切回望成为丁玲小说语言艺术力的集中显现。

李昊^[7]（2020）在《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从上海租界空间及文化的性质和特点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文学创作关系入手,考察了上海租界空间及文化对作家文学实践内在与外在的影响,以上海二三十年代文人实践活动作为参考,力图探讨在上海二三十年代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下,作为上海文化活跃建构因素的租界及文化是如何影响文人的思维方式,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审美倾向与美学追求的,又是如何影响文学思潮的产生,都市文学类型的多样以及某些文学类型的叙事症候,以期得出一些与前辈学人略有不同的结论。全文整体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及相关的文献综述。首先整理出中外史学家有关上海租界的专门史着作和文献,然后大致爬梳了以前在海派文学框架下,与上海租界相关的都市文化有关的文学实践专着与文献,从中择选出与上海租界及文化有关的着作文献。第二章,专门论述了租界空间与文化的概念与特征,以及租界空间尤其是租界文化对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审美、文学心理实践机制的影响。上海租界作为殖民空间的表征具有与以往代表中国传统社会空间的华界不同的性质与特征。而这种空间所具有的独特的性质打乱了中国传统社会自身发展的节奏。上海租界空间特有的性质及文化无论对整个社会还是文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论文首先介绍了上海租界的来历以及历史演变过程,归纳出上海租界发展史上几件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接下来阐述了上海租界文化的概念及特征,分别从作家、作品、读者三个维度诠释了租界及租界文化给文学领域带来的影响。上海租界及文化对于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发展有着结构性的功能意义,对这一时期文学样貌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借用布迪厄文学场域的理论,把整个上海租界作为文学场域进行考察,把身居租界文学场域中的多种文化类型背景文人共同体当做文学场域中的子域来考察,将影响文学的外部因素和内在形式两个维度有机的结合起来。上个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文化中心实现了南移,租界化的上海毫无质疑地赢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版图的中心地位。上海租界为文学场域的生成提供了众多客观条件,传统文人在上海租界内实现了向职业作家转型的过程,并且重新建构起新型的文人作家公共交往空间模式。上海租界内出版业的发达也为文人作家实现这种身份的转变提供了经济、物质上的保障。192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上海汇聚了多种文化背景的文人,在租界文学场域内活动的主要有左翼文人、南迁的自由主义文人和海派文人。通过考察不同文化背景文人的“惯习”,分析出上海租界内各类文人的空间分布与活动规律。各类文人在租界空间的活动规律折射出其对上海租界的文化立场,同时也显示出租界文学场域对各类文人的召唤和调试作用,这其中隐含着各自场域中文人作家特有的文化逻辑。各类文人在租界文学场域中的空间移动,究其实质还是各种权力话语在上海租界中对象征资本的争夺。第三章,这一章选取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与上海地域文化相关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品,是指那些既包括上海籍及后到上海原籍江浙一带的作家创作的与上海地域文化有密切关联的作品。上海开埠以来,上海租界空间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空间的结构。而现代的都市空间性质和社会结构催生了现代市民阶层。现代市民阶层的诞生必然要有一种与之审美品味相匹配的文学形式。而通俗文学的代表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就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勃发了。上海租界的都市化新型生活为鸳鸯蝴蝶派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新兴的市民阶层为这类通俗小说培育出大量的有消费潜力的读者,市民社会的内部差异而形成的不同审美倾向丰富了原有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类型。鸳鸯蝴蝶派小说作为最早反映上海租界空间的小说对新到上海的移民在都市生活方面起到启蒙的作用。第四章,毋庸置疑,海派文学是与上海租界及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海派文学与上海租界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共生的关系,是以特定的地域文化作为依托的文学现象。因而海派小说对唯美主义症候群式的追求,必然与上海租界及文化有着关联。上海租界的繁华物质环境和成熟的消费主义体系为这种唯美主义追求提供了生发的契机,而租界独特文化所具有的金融商业性和消费性为海派唯美追求提供了合适的精神土壤。租界空间独特的性质也深深地影响了身居上海租界海派作家的审美倾向和认知方式。应该说海派作家是有意选择唯美主义这种西方舶来文学思潮来表达对租界空间的映射反应的。而这种海派唯美追求在文本中表现为对刹那主义时间观的追求,对无机质女体塑造的推崇和文本中对视觉刻意的追求。海派作家对唯美主义追求不但体现在文学实践上,还把唯美主义的美学理念付之于生活实践之中。而这种唯美生活实践也不知不觉的影响了文本的建构,使服装饰品、化妆品、装饰艺术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意象进入了文本之中。这种审美旨趣的促成与西方唯美主义和上海租界的文化语境有着网状的相互影响。第五章,上海都市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地域性的文学经验,它的产生机制是依赖上海租界以商业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在此意义上,海派小说一定是属于都市文学的范畴。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范畴内,每每提到都市文学,与之发生刻板联系的一定是海派文学特别是新感觉派一支。左翼小说因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排除在都市文学视野之外的,但就其萌发、发展的机制上看,左翼小说产生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语境都不能脱离上海租界提供的成熟的都市空间样本。因此,从这个维度上看,新感觉派小说与左翼小说是同源的问题,同源的“源”是指二者同样都根植于当时上海经济繁荣发展的租界。左翼都市小说与新感觉派的共生性也导致了左翼都市小说诸如叙事主体分裂、革命+恋爱的独特叙事形式的症候群的形成。而作为真正洋场小说的新感觉派,因其努力地与世界文学思潮保持同步,不可避免的带有了世界主义的色彩,在叙事的情感姿态上,也无法避免的带有了“自我东方主义”的姿态。第六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租界化的上海以其地理和独特的文化优势,以文学的先锋性、多元性和商业性为特质的都市文学类型成为当之无愧的地域性文学典范。上海的租界文化在上海地域性文化的建构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因素。租界文化的因子长久以来已经浸润到上海文化的肌理里。因此,租界文化的影响是有关上海都市文学创作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从现代化的进程上看,租界文化确实给文学和作家的现代职业化带来了推动的力量,但是租界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殖民文化也的确给以上海为中心的地域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1949年以后,租界空间彻底的消失,与租界及租界文化有着极强共生性的上海地域性文学传统被中断。然而进入新时期之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经济的再次繁荣激发了作家以上海为主题进行创作的内在情绪,从而形成了“上海怀旧”的热潮。在对上海进行追寻和重构的过程中,有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期的上海成为重新建构新型上海重要的文化资源。上海的租界及文化在线性历史进程的耗损中,已经变身成为“后殖民主义”等抽象的学术概念。这个所谓的“后殖民主义”在重构上海的怀旧文学热潮中可以具体而实在地被指认为“租界性”。这种“租界性”以不在场的方式影响着后代作家的叙事内容和言说风格,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新世纪的洋场小说创作。

陈疏石^[8]（2020）在《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研究》文中认为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具有其独特性,延安文学开始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的红军到达陕北,结束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而真正出现大量的文学创作,可能要延迟到1937年文艺团体陆续进驻延安之时。笔者仅以狭义的延安文学——以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为中心开展的文学——为研究对象,对延安时期文学创作中的风景书写进行梳理和探究,并发掘风景书写的特质和内涵深意。本研究的关键词之一——“风景”一词远远超过了其表意的自然属性,而是基于“风景”+“书写”等文本建构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隐喻,从而让延安文学进入到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文化建构层面。研究认为,通过将“风景”及其相关的文学技术引入到文学研究之中,以风景书写、风景叙事的视角重新审视延安文学其内在的文化张力,从而呈现延安文学的历史复杂性、独特性。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是发掘延安文学中的风景书写以及风景书写的特点,在自然风景中,主要以“大地”和“太阳”为重点关注对象,并阐释两者是如何进入人类的视线而成为风景的,两者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大地作为一种与人民劳动共同构成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文景观,它承载着自然有机生命体和人类生存的希望,描写土地开荒和粮食丰收的景象在延安文学中大量存在,人们在改造大地景观中得知人类是与大地休戚与共的。太阳作为一种生来就具有光明和温暖的物质,它与大地共同构成一个良性生态的生命体,将光明和温暖照进人类生活,将生长的自然食物给予人类养料。在人文风景中,由于现代社会模式的出现,人民的日常活动和文化活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致使人文风景中新的关系链生成,风景书写的含义被扩大,人文风景在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中占据主要地位。基于现实主义的革命创作,延安文学有其历史使命,这时的风景书写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范式,走向了一种现实功能化表达,并且由原来自由的、多元的风景,转变为规范化、统一化的风景,风景书写在审美上由一种天然的人性感知变成一种政治性感知,风景的审美功能被弱化。第二章关注于风景作为非自在之物,其在文学作品中具有叙事功能,特别是在“人物作为风景”之后,风景更加参与了叙事的全过程,此时的风景书写基本呈现一种“无风景”状态。在人的主体性审视之下,风景处在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之中。在女性叙事中,女性作为一道反抗封建、争取自由和毅然走向革命的风景,其实处在一种半光明的状态下,即女性获得自由的未来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叙事中,风景书写将人物形象的崇高性幻化为一种精神风景,用革命者的意志与精神构筑起一片祖国充满希望的神圣风景,通过塑造一系列英雄人物图景来弥补人民心中精神家园的缺失,并且通过人的主体性建构,将原本血腥的革命暴力风景转化为具有正义感的革命崇高风景。第三章分析延安作为“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是如何以其地域风景给予延安人民光明的憧憬和美好的想象,而延安文学正是在这样一座拥有权力机制的城市上重新打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属于人民大众的理想国。在这座理想国上,人民可以通过积极勤奋的劳动获得自己的粮食,人民可以通过新型社会的文化建设来改造自己。在延安文学中,文人努力打造了一座具有文化氛围和生命活力的延安风景图,而这些精神风景筑造起了人们对革命和生活的光明向往。

陈婷玉^[9]（2019）在《丁玲早期小说中的理想男性形象研究》文中提出丁玲是一位受到五四文化运动洗礼的女性作家,她的一生不断对人生和世界进行思考,她的创作体现了历史变革在她内心的投射。她的早期小说中塑造了一些具有理想品质的男性,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值得专题关注与深入探讨。从1928年初次发表小说到1932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期间丁玲的作品刻画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男性形象,其中部分男性具备她认同的理想特质,如韦护、望微和若泉等。首先,他们思想上觉醒、政治上进步,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其次,他们相貌英俊,气质阳刚,具有突出的现代社会领导才能和新的文艺才华。再次,他们珍惜爱情,尊重女性,是理想的伴侣和爱人。他们其中的某个人也许并不理想地全部具备这些理想特质,但具备其中部分特质已足以让他们明显地区别于其他一般男性形象。丁玲早期小说中的理想男性形象,深受当时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影响,她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塑造了几位具备五四价值观念和行动能力的理想男性,并期待新时代的男性们拥有这些优秀品质。其次,丁玲早期小说中的理想男性人物形象须臾离不开她的女性主义思想与其倾向于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她对这些理想男性形象的把握与其对女性形象的描写难能分开。总体而言,丁玲早期小说中的理想男性形象,与五四精神对男性的要求基本契合。丁玲用对比和寄托的艺术表达手法,凸现了理想男性形象的特质,但在形象上具有类型化的特点,而这一系列手法,构成了丁玲早期小说的独特的写作风格。“他们”是五四男性的文学表征,也是对现代两性关系的探索,给革命和爱情这一典型的现代文学困境提供了象征性的解决方案。

王宝丹^[10]（2019）在《空间叙事理论视域中的延安时期女性创作》文中认为延安时期的女性创作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有着独特的美学价值,而且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近年来,学术界对延安女性创作的研究非常重视,对于女作家个案研究也日趋成熟,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不仅应对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的研究应当重视,对女作家群的研究也应走向深入;不仅对在文学史上已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应当进行研究,还应对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副刊、《文艺战线》、《大众文艺》、《文艺月报》等报刊以及大众读物上的女性创作进行更加深入地发掘和系统性地梳理。即在延安女性书写研究模式和方向日趋定型的情况下,我们应当选取新的研究角度,将延安的女性书写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而二十世纪末兴起的空间转向则为延安的女性书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将延安时期的女性创作放置到空间叙事理论视域下,主要是在探寻延安空间内涵的基础之上,从空间的角度挖掘小说叙事形态所呈现的特点,分析空间在这些女性作家笔下如何参与到小说叙事和主题表达,并对我们的某些阅读直觉做出一些合理的解释。全文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第一部分:引言在对选题缘由做简要的概述之后着重对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阐明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第二部分: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女性创作的文学空间内涵的探讨从社会历史空间推进到文学空间表征层面。具体是从延安空间的重组和建构两个方面去发掘延安女性创作的社会历史空间的内涵;在主体作用下建构起来的文学空间表征,则是从统一的话语秩序和女作家选择的表达话语两个方面去凸显其象征意义。第二章将本文选取的文本按照其空间叙事形态的特征划分为三种空间形式——中国套盒结构、圆圈式结构和橘瓣式结构,探讨空间如何介入到小说的叙事。第三章探讨小说在建构空间叙事时所采取的一些技巧。作家主要借助梦境和幻想构筑了心理空间,又借助语言的隐喻性与可逆性构筑起语言空间。这些内在的文本空间与外在的社会空间、实践空间相结合共同构成了文学空间,而这些空间的建构不仅促进了文本的空间叙事,也加深了主题表达。第三部分:结语立足于延安女性创作的空间叙事对全文做了总结,指出了空间叙事学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也有可能将女性创作和女性创作批评推入新的阶段。

二、丁玲的女性小说与政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丁玲的女性小说与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1）情与理的冲突：丁玲精神转向的心理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土改小说女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 ——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再版·删改·自述 ——论丁玲晚年的身份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6）丁玲小说风景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丁玲早期小说中的理想男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空间叙事理论视域中的延安时期女性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四、丁玲的女性小说与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 [1]情与理的冲突：丁玲精神转向的心理逻辑研究[D]. 李姣. 河北大学, 2021(02)
• [2]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D]. AYE AYE KHAING. 湖北大学, 2020(02)
• [3]土改小说女性形象研究[D]. 林玉婷. 暨南大学, 2020(04)
• [4]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 ——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D]. 杨静静. 华侨大学, 2020(01)
• [5]再版·删改·自述 ——论丁玲晚年的身份困境[D]. 罗紫轩. 南京大学, 2020(05)
• [6]丁玲小说风景书写研究[D]. 郝艺霞. 延边大学, 2020(05)
• [7]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D]. 李昊. 辽宁大学, 2020(01)
• [8]延安文学的风景书写研究[D]. 陈疏石. 海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丁玲早期小说中的理想男性形象研究[D]. 陈婷玉. 湘潭大学, 2019(02)
• [10]空间叙事理论视域中的延安时期女性创作[D]. 王宝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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