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全球化与提升江苏·南京会展经济竞争力（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刘宁[2]（2021）在《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正在经历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根本改变,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我国均已将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近年来,随着一大批创新型企业的兴起（如苹果、小米、海尔、特斯拉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构成了经典创新耦合模型的基础,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创新驱动模式——设计驱动型升级。自2000年起,众多国家制定了国家层面的设计政策与发展体系,其中,不乏将设计产业政策作为国家战略选择与政策制定的关键部分。因此,在此时代背景下,工业设计如何演变和进化,以及我国未来5-10年,工业设计相关国家战略的前瞻探析和实施路径的科学选择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案例研究、溯因研究、系统分析等方法,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设计学等多方面、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首先分析了国际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现状及趋势,总结了我国工业设计正在发生的三方面深刻变化,即创新属性、创新关系、创新业态。由此,提出了在我国传统设计服务向设计产业转变和升级这一重要论点。进而,明确界定了工业设计产业的概念、特征,并基于发展社会学、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范式与范式转变的机会窗口、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通过钻石模型、SWOT分析,结合阿里巴巴、小米、方太等实际案例,解析了如何推动设计服务向设计产业转变,以及如何构建我国工业设计发展的新阶段,即在智能互联为产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着力构建设计创新力的新属性、创新驱动力的新生态、社会发展力的新关系、国际影响力的新姿态等战略。最后,具体规划了战略实施路径,其一,建设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包含创建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建设工业设计产业互联网平台两个部分。其二,产出工业设计标志性成果,包括成立并发展世界设计产业组织、持续举办世界工业设计大会、继续举办国家工业设计奖等。其三,开展工业设计人才培养工程,包括建设设计开放大学、实施工业设计领军人才计划、开展设计人才能力素质评价等。其四,提升工业设计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包括实施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实施设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计划两个部分。本次研究遍览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分析总结全球20多年工业设计发展历程,紧扣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时代浪潮,并基于产业发展理论,提出我国未来工业设计的发展战略及实施路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应用价值。
杜海龙[3]（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指出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廉涛[4]（2020）在《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产业进程中的重要发展阶段,一体化是实现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是随着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阶段的跃升和内涵的演变,其业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长三角引领全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支撑体育强国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有效剖析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进程,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现象,并为加快推进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规划政策的研制提供参考,论文以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资料、逻辑演绎、调查、专家访谈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通过构建“经济——地理——制度”三个视角、“动力——行为——结构——模式”四个内容的综合框架对该现象的有关问题展开系统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是指长三角地区各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引入,打破行政边界,消除体育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阻碍,促进区域体育产业合理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过程,其本质是促进体育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动因为追求体育市场结构性失灵所引起的潜在利润,根本属性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依据可以收敛为共同市场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实现标志是区域体育共同市场的形成;长三角体育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则是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高级状态和最优状态,是应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变化和阶段升级自然演化的结果。第二,当前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因素包括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区域体育产业发展方式的适应性嬗变和企业跨地区发展,三者构成了一种互动累积循环关系的动力结构;它的行为主体涉及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个体和企业）,其中地方政府是初级行为主体,其他为次级行为主体;而受益于近些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的不断升级和地区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共识、产业基础、市场基础等愈发稳固、底座更加坚实,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状也驱动着长三角体育产业向一体化方向发展。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进程可划分为正式启动、不断拓展和国家战略加持三个历史阶段,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体搭建合作框架、稳固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以项目实施引领区域合作、推动次级行为主体向企业拓展、联合搭建一体化发展平台等基本特征。未来,其制度创新应该沿着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统一协调的市场竞争规则、完善区域体育产业合作机制和构建与国际经济规则相接轨的现代体育市场体系等方向展开。第三,近11年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滞后于该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总体呈现“先放大后收窄”的演变特征;约束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具有成为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短板的风险。从空间结构看,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当前处于“极核型”发展阶段,呈现以上海为核心的“星形网络”结构特征;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源”不足,尤其上海的“虹吸效应”远大于“辐射效应”,龙头带动作用和区域示范价值尚待激发。第四,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正面临着外部环境刚性约束、制度创新现实瓶颈和时代发展质量诉求等问题的多重制约,为此,应将“初级行为主体与次级行为主体协同作用”模式作为目标路径模式,通过打造一体化发展实操空间、激发上海龙头带动作用、组建长三角体育产业联盟、强化一体化发展制度保障、加强合作项目建设和增进一体化发展群众基础等途径破除障碍,推进长三角体育产业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和区域示范价值,上海应恪守制度创新先行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国际竞争桥头堡和区域发展辐射源的功能定位,构筑利润动力机制、行政动力机制、政策动力机制和竞争动力机制的动力结构,并将推进体育产权市场一体化、建设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提升体育科技创新能力和实施肥胖症运动干预行动作为推动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予以推进。
牛蓉琴[5]（2019）在《云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及路径依赖研究》文中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针对特定产业制定的政策,是促进经济的科学增长与发展,维护市场机制与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推进产业可持续发展中,产业政策发挥了巨大的导向、引领和助推效应的重要作用。同样,文化产业政策也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为密集的地区,民族文化资源富集,为云南文化产业发展夯实了基石。立足在地性资源,制定了富有创新的民族文化产业政策,推动了“民族文化大省”向“民族文化强省”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云南现象”。先后出台了《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纲要》《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十五”规划》等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政策文件,引导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2010年,按照云南地方标准统计,云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433亿元,占GDP 比重达6.1%,成为全国6大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的地区之一。但是,在2012年,国家为了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颁布了《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指标体系框架》。同年,云南按照国家统计标准核算,文化产业增加值在统计意义上出现断崖式下滑,从635.08亿元下降为380.3亿元,占GDP的比重也由6.5%降为3.7%,失去了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地位。在国家自上而下的“竖井式管理”中,文化产业政策指向:放弃“地方标准”的特色产业,转向以国家政策“对标”的业态。以“金、木、土、石、布”为主要业态成为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诗与远方”的多头管理制约了资源的配置,“旅游+”成为云南各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惟一路径等现象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新时期,探索云南文化产业政策演进变化规律,以及转型升级中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推动云南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以政策为主线,全面系统梳理云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历程,分别从“文化价值认识”到“市场主体培育”的政策演进阶段（1995—2005年）,从“特色发展”到“产业体系”的政策演进阶段（2006—2012年）,从“对标发展”到“二次创业”的政策演进阶段（2012年一至今）三个阶段进行深入分析。从演进历程分析得出云南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着路径依赖问题,分别是对“统计指标”“竖井管理”“外部市场”等方面的路径依赖。本文从学理的角度提出新时期云南文化产业政策调整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建立:多元效率评价机制,大部制管理体制,内部文化消费政策,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机制。加快云南文化产业沿着健康、有序的轨道向前发展。
陈文苑[6]（2019）在《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及其实践逻辑 ——基于剑川白族木雕的田野调查》文中认为文化资本化是一个实践命题。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质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将民族传统工艺作为文化资本进行利用和开发。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关涉到传统工艺的未来走向,与文化的传承保护、民族文化的发展等息息相关,甚至与文化产业、文化战略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具体实践行为包括哪些内容?实践的逻辑又是什么?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何种规律?……对于这些问题,本文以剑川白族木雕作为典型案例,在详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借助于口述史、历史文献、内部资料等材料,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资本——场域——实践”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文章在对剑川木雕发展历史、工艺流程、艺术风格进行概述的前提下,阐释了剑川木雕文化资本的概念、类型及其特征。又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市场运作以及资本博弈,并总结出了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践逻辑和基本规律。通过研究,文章认为:第一,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践行为具体包括资本积累、资本市场运作以及资本博弈这三种类型,而我们通常理解的资本市场运作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积累指资本的增长、完善和集聚,是在保留原先文化资本结构与内容基础上的增加,当代传统工艺文化资本的积累路径可分为教育培训、传播交流、市场调节以及权力引导四种;文化资本的市场运作指按照市场需求,对文化资本进行开发,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的市场运作方式包括产业化、旅游开发、节庆经济化、品牌化与会展商业化;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博弈是行动者之间围绕着文化资本而产生的一种互动行为,博弈的目的是为了占有更多的文化资本。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的博弈围绕着物质性文化资本和非物质性文化资本两方面展开,行动者所采取的博弈策略可以分成三种:维护、发展与争取。资本积累、市场运作与资本博弈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织的联系。资本积累是市场运作的前提与基础,市场运作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方向指引,而文化资本博弈则时常贯穿于资本积累以及市场运作的过程中,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博弈会推动资本的积累,也会促进文化资本的市场运作。第二,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有着属于自己的实践逻辑。实践被场域所控制,场域生产着实践,实践活动必须依附于所处的场域并以习性为作为内驱力。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在实践过程中建构起了特定的场域（初级场域）,并衍生出了三种亚级场域:资本积累场域、市场运作场域以及资本博弈场域。文化资本在此三种场域下的具体实践行为和所采取的策略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都必须遵守初级场域的规律,该场域形塑而成的核心习性是文化市场化习性,场域的基本规律是一种双线规律。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实践的逻辑图式可以概括为:在场域情境下,以延长传统工艺文化资本的生命周期为根本目的,按照双线规律的要求,通过形塑而出的核心习性生产实践。第三,双线规律是民族传统工艺资本化实践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律。双线规律指的是传统工艺文化自主性发展规律和市场供求关系规律,这两种规律之间并不存在孰轻孰重之别。双线规律由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场域的特征所决定,它要求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必须以尊重文化发展规律为前提,在保持传统工艺文化基因的条件下,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合理、有序的进行实践。在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践过程中,不能忽视双线规律的要求,传统工艺文化的均质化、内卷化等问题的出现,其症结恰在于并未充分尊重双线规律。
郝先兰[7]（2018）在《基于GEM模型框架的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竞争力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将合肥都市圈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范围。合肥作为安徽省展览业发展的中心城市,近年来展览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位并不凸显,与区域同等级的南京、杭州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因此积极探索合肥展览业的创新发展和融入发展极其必要;此外,合肥都市圈的提出对相邻的南京都市圈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南京都市圈应当促进与合肥都市圈的融合发展,因而积极探索合肥与南京产业协调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展览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产业,同时也是都市圈发展形成合力,提升区域整体影响力的优势产业,所以应当积极发挥其经济带动效应和平台价值,为合肥都市圈融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力。本文从展览业的视角,比较分析了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的竞争实力,主体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基于GEM模型框架构建城市展览业竞争力的比较模型,基于比较模型,结合展览业的发展特征构建城市展览业竞争力的比较指标体系;其次,根据比较模型对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竞争力进行定性分析,根据比较指标体系对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竞争力进行定量分析,其中包括综合比较、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最后,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量。本文落脚点在于合肥都市圈提出后,合肥展览业依托现有条件及潜在条件的新发展和新突破,以及如何实现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的协调融合发展。根据定性定量比较分析,得出合肥与南京展览业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尤其是“企业”要素方面,且合肥展览业的耦合协调度低于南京,合肥展览业发展水平较低,南京展览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针对定性定量比较分析结果,提出提升合肥展览业发展水平以及合肥与南京展览业协调融合发展的建议对策:首先,合肥应该注重增强市场主体实力、加强品牌展会建设、促进展览业协同发展;其次,合肥与南京应该在共同举办展览业推介会、联合举办展览会、制定协同发展规划和建立融合发展机制四个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
张磊[8]（2017）在《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地区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和教育系统自身的演进和发展,高等教育专业设置面临着来自教育系统内外的多重挑战,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识别这些挑战并开发相应的专业设置治理体系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不同层次专业之间的关系在微观层面是与专业层次结构相关的教育系统功能表达问题。在高等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两分法”和现行专业目录的框架下,两个教育层次的规模对等发展和二者总体在高等教育中的绝对规模使得二者的并行发展呈现出一种双螺旋的运行模式。应用帕森斯AGIL社会系统范式分析发现,专业对接是专业层次适配的基本环节,专业层次适配是教育系统双螺旋专业发展模式中的结构要求,这种双螺旋的效率是实现教育系统特定功能的系统动力。通过构建和运算以专业关系为基础的各类关系矩阵,并结合系统耦合分析方法分析发现,本科专业和高职专业的对接和层次适配处于较为初级的自发为序的状态,表现在专业对接强度分布不均、专业层次结构的稳定性和协调性都有待提高等方面,这不利于教育功能的实现。因而,实现两个专业层次在专业结构上的良性互动以推动教育系统的发展演进并实现预期的教育功能是微观层面专业设置治理的主要任务。校际专业交往是中观层面关系到院校自身的专业发展和院校之间的专业资源配置问题。应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可以以矩阵形式构建并表达高校之间基于共同举办的专业而形成的不同层次的校际专业关系网络。使用结构洞分析方法对这些矩阵进行分析发现,校际专业交往能力存在跨网络（层次）差异和内生冲突现象。由于内生冲突的存在,院校无法在提升校际专业交往效率的同时提升交往资源的集中程度和对网络的控制力,因而陷入两难决策的困境中。面对影响校际专业关系强度的技术性因素、学科与专业的隔离效应因素、学校发展历史性因素以及教育主体对校际专业关系功能和作用认识的主观因素等原因,开展校际专业关系网络治理以提升校际专业交往资源配置效率和院校专业交往能力是中观层面专业设置治理的主要任务。以就业为主要关系的专业与行业的全局均衡问题是宏观层面社会、教育与人的协同发展问题。在“社会—教育—人”的系统交互和社会与教育“母系统—子系统”的关系模式中,使用耦合分析方法和供需均衡分析方法对教育系统就业供需的专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专业供需行业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教育系统的专业供需处于整体上的供不应求状态,而在社会系统中国民经济各行业对于专业的供需又处于较大程度上的供大于求的状态,产生了“行业与专业的供需悖论”,它是教育系统专业设置的自发独立性与社会系统行业对专业需求的天然不均衡性二者冲突的系统表现,而这种冲突的解释和解决也必然需要在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视角中进行。因此,调整专业与行业的供需关系以解决教育与社会的结构性冲突并实现毕业生职业发展和就业质量的协同即成为宏观层面专业设置治理的主要任务。通过以上全局性的系统分析发现和识别出高等教育专业设置目前存在“微观上专业层次适配处于自发为序的状态”“中观上存在校际专业交往能力的跨网络（层次）差异和内生冲突”“宏观上存在行业与专业的供需悖论”三个现象,根据其不同的表现可以设立不同的治理目标并开发相应的治理工具以及配套安排等治理要素。使用链理论对这些治理要素进行系统整合,可以发展出一个使各治理要素在横向内容上相互补充和协调,在纵向层次上相互衔接和配套,在时间上保持延续和动态演进的三维治理链,该治理链体系是为教育治理现代化在专业设置和优化调整的地区治理方面构建机制框架方面所做的一种尝试。
戴其文[9]（2017）在《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广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和塑造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一支巨大力量,深刻地改变着国内区域经济的框架构造。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同时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不平衡产生作用。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国家角色的转型,强化了国家角色的重要性。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的扶持下,西部欠发达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国际、国内发达地区产业的内陆转移,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贫穷地区发展的影响逐渐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持续扩大已成为经济增长背后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而西部欠发达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影响到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民族的团结、和政治的稳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直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十三五规划提出:提高发展的平衡性,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扶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论文正是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新背景下提出来的,旨在探索新背景下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过程、空间演化规律与机理。以我国西部欠发达省份——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研究全球化和地方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广西作为沿海的西部落后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近年来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政策扶持效应明显。中国—东盟博览会和自贸区的建设显着地推动了广西各地区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在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厘清基础理论,建立分析框架。以广西各地市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衡量全球化,从政策视角解读地方化,包含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具体选择产业结构和产业园区作为地方化的表征指标。在考察广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分析广西城市空间等级体系和空间组织。以此为依据分别从全球化参与程度和地方化政策两个视角对广西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进行城市尺度上的剖解。从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相互联系的视角,以县域尺度探讨广西水平层面上的空间差异。总结了我国欠发达地区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规律特征。通过上述研究,论文主要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1）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产生显着影响。研究证实了从全球化和地方化视角探析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机制具有可信的解释力。全球化和地方化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发展垂直差异产生了显着的影响。体现在产业结构和产业园区方面的地方化因素也推动了城市间等级差距的扩大。全球化和地方化并不是单独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而是二者相互交织产生合力,借助于政府的角色,通过政策的落实对城市发展产生显着影响。（2）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既是区域差异的结果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广西逐步形成"一主两副"的多中心结构和"西弱东强"的空间格局,中心城市之间层级逐渐拉开,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广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空间结构原因。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全球化和地方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政府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空间结构的惯性对城市发展产生显着影响。（3）全球化的参与格局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加剧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贸易、外资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分布在广西的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不仅加快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甚至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广西经济全球化的参与格局变化重塑了省内经济地理格局,改变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4）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不平衡性。产业结构是地方发展的主要特征和综合表现,是全球化和地方化、国家力量和地方力量交互影响的产物。广西各地市初步形成了产业分工,采矿业、资源密集型产业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源和普通劳动力依赖较强,分布较为分散,而高关联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资本、技术、人力、集聚有着较高的要求,初步形成了分工和协作,集聚在不同的中心城市并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集群。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特征,导致产业空间发生重组,促进了城市垂直差异的扩大。（5）园区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的贡献差异大。产业园区是广西经济发展的关键推手和重要增长极。园区的中心城区布局势必会进一步推动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拉大中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济发展的支柱,成为推动广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广西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分布在中心城区、次级中心城区及相邻的县域,等级性特征明显,不仅反映了广西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平衡,还会进一步拉大城市间的垂直差距。（6）地理、环境和民族是广西县域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驱动力。全球化对欠发达地区县域发展的水平差异影响不明显,而地方化产生显着作用,证实了多尺度和多机制框架对于分析欠发达地区省内不平衡现象的适用性。地理、环境和民族综合分析框架也证实了地理、环境和民族等地方化因素是广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论证了地理和环境是中国西部欠发达省份的基础结构特征,其对发展的严重制约难以完全克服。广西存在显着的异质空间结构,一些地方化特征对经济发展具有非线性效应。
姜照君[10]（2015）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形成机制与发展绩效》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资本、人才、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转移和扩散,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的分割生产和集聚,并由此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竞争态势。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发展以创意、创新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正成为一个国家乃至许多城市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向。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也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全国各级城市倾力打造了一大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然而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由于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简单扎堆,很多园区要么闲置多年,要么集聚的根本不是文化创意产业,而且普遍沿用制造业集聚的工业园区发展模式来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但是,产业属性不尽相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驱动机制与传统制造业集聚是否一致?如若不一致,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关键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些关键驱动因素又如何影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本文首先打破以往将文化创意产业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惯例,将文化创意产业区分为文化产品制造业和文化创意服务业。鉴于文化产品制造业与传统制造业的集聚机制非常相似,本文在全球生产网络的框架下主要分析文化创意服务业的集聚机制,并构建了文化创意服务业分割生产与集聚的理论模型。基于这一理论模型,对中国文化创意服务业与文化产品制造业的集聚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文化创意服务业集聚的理论假说,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如果说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构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理论分析框架是本文研究的起点,那么探讨全球生产网络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俘获效应,以及本地社会网络对提高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企业的创新绩效,从而增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本地根植性,就成为本论文研究的重点。而实现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城市的耦合协调发展,以提升城市竞争力,则是本论文研究的落脚点。本论文围绕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机制、创新绩效与城市发展,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创意人才是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最为关键的要素。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机制,应该由沿用传统制造业基于企业之间的生产网络形成集聚,转向基于创意人才之间的社会网络形成集聚。第二,从本地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看,增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本地根植性,是摆脱全球生产网络俘获效应的有效途径。而通过本地社会网络提高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企业的创新绩效,能够实现本地社会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协同发展。第三,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呈现层级分工的态势下,文化创意产业集聚需要与城市发展实现良性耦合互动。文化创意服务业集聚与文化经济能级高的城市相耦合,而文化产品制造业集聚与文化经济能级低的城市相耦合。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文化创意产业区分为文化创意服务业与文化产品制造业,进而区分两者的集聚机制,打破了以往将文化创意产业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惯例。第二,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社会网络的视角进行研究,突破了现有文献主要从产业链的视角分析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研究范式,构建了基于“生产网络”和“社会网络”的逻辑分析框架。第三,本论文不仅从区域层面、产业层面进行研究,而且从本地社会网络的视角,探究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微观基础——企业和创意阶层,跳出了现有大多数研究停留在区域层面和产业层面的宏大视域。综上所述,本文从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性出发,对其集聚机制、创新绩效和城市发展进行了相应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从理论层面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机制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也从实践层面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促进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可持续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与提升江苏·南京会展经济竞争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与提升江苏·南京会展经济竞争力（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课题来源 |
| 第二节 选题依据和研究背景 |
| 一 工业设计正在成为全球创新发展新模式 |
| 二 我国工业设计已处于突破规模优势临界点 |
| 三 工业设计正在发生三个深刻变化 |
| 四 我国工业设计快速升级发展 |
| 第三节 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一 意义1:推动中国工业设计从“政策红利”阶段转向“创新红利”阶段 |
| 二 意义2:推动中国工业设计从“跟随式发展”转型为“先进性发展” |
| 三 价值:为中国工业设计十四五发展规划和行动路径提供理论基础、指导思想、行动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工业设计产业研究综述 |
| 二 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综述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 三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工业设计与工业设计产业 |
| 第一节 工业设计与工业设计产业的界定 |
| 一 工业设计的界定 |
| 二 工业设计产业的界定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的主要特征 |
| 四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产业发展战略的内涵 |
| 一 产业发展战略的定义 |
| 二 产业发展战略的特征和主要内容 |
| 三 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与执行 |
| 第三节 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理论和工具 |
| 一 产业发展战略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二 产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分析工具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脉络 |
| 第一节 工业设计理念的引入与成长 |
| 一 现代工业设计理念的引入 |
| 二 与产业脱节的初期成长阶段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的成长 |
| 第二节 政策推动下的产业发展 |
| 一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中重要政策的提出 |
| 二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中典型企业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智能互联时代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新趋势 |
| 一 工业设计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
| 二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智能互联时代背景下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的分析 |
| 第一节 智能互联时代背景和特征分析 |
| 一 智能互联时代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特征 |
| 二 智能互联时代对设计产业发展的影响和新的要求 |
| 三 智能互联时代设计产业的发展和走向 |
| 第二节 服务国家现行战略 |
| 一 “双循环”战略 |
| 二 “一带一路”倡议 |
| 三 供给侧、需求侧升级 |
| 第三节 发展战略分析 |
| 一 基于钻石模型的分析 |
| 二 智能互联时代下的中国工业设计产业SWOT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智能互联时代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新战略 |
| 第一节 战略之一:设计创新力的新属性构建战略 |
| 一 构建设计产业资源配置系统 |
| 二 工业设计产业领域扩展 |
| 三 制造业设计创新能力提升的策略 |
| 第二节 战略之二:设计创新力的新生态构建战略 |
| 一 智能互联重构“人、物、环境”设计生态 |
| 二 数字化创新型人才培养策略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生态构建策略 |
| 四 法律法规的保障策略 |
| 第三节 战略之三:推动社会发展力的新关系构建战略 |
| 一 工业设计与数字技术的新关系构建 |
| 二 工业设计与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的新关系构建 |
| 三 工业设计与产业发展的新关系构建 |
| 第四节 战略之四: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新姿态构建战略 |
| 一 融入国际设计业界的“语境” |
| 二 成立中国主导的国际设计组织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的实施路径 |
| 第一节 路径之一:建设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 |
| 一 创建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 |
| 二 构建智能互联时代工业设计技术支撑体系 |
| 三 建设工业设计产业互联网平台 |
| 第二节 路径之二:产出工业设计标志性成果 |
| 一 成立并发展世界设计产业组织 |
| 二 持续举办世界工业设计大会 |
| 三 继续举办国家工业设计奖 |
| 第三节 路径之三:开展人才培养工程 |
| 一 建设设计开放大学 |
| 二 实施工业设计领军人才计划 |
| 三 开展设计人才能力素质评价 |
| 第四节 路径之四:提升工业设计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
| 一 实施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
| 二 实施设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计划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3）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名词界定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 2.1 概念梳理 |
| 2.2 内涵辨析 |
| 2.3 特征论述 |
| 2.4 理论基础 |
| 2.5 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 3.1 ESMF比较矩阵 |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 3.4 德国DGNB UD |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 后记 |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4）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区域一体化是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现象之一 |
| 1.1.2 一体化发展是长三角引领全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
| 1.1.3 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是国家倡导的发展方向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及其空间范围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空间范围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评述 |
| 1.4.2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概况 |
| 1.4.3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评述 |
| 1.4.4 产业部门层面的区域一体化研究评述 |
| 1.4.5 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的研究评述 |
| 1.5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基本理论与发展基础 |
| 2.1 理论依据 |
| 2.1.1 共同市场理论 |
| 2.1.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2 分析框架 |
| 2.3 基本内容 |
| 2.3.1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形成动因与概念界定 |
| 2.3.2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实现标志 |
| 2.3.3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动力结构 |
| 2.3.4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行为主体 |
| 2.4 发展基础 |
| 2.4.1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共识愈发稳固 |
| 2.4.2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产业基础愈发坚实 |
| 2.4.3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市场基础不断增强 |
| 2.4.4 区域发展不平衡驱动长三角体育产业向一体化方向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主导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 |
| 3.1 发展历程 |
| 3.1.1 正式启动阶段(2012-2013年) |
| 3.1.2 不断拓展阶段(2014-2017年) |
| 3.1.3 国家战略加持阶段(2018年至今) |
| 3.2 基本特征 |
| 3.2.1 以政府为主体搭建合作框架 |
| 3.2.2 稳固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
| 3.2.3 以项目实施引领区域合作 |
| 3.2.4 推动次级行为主体向企业拓展 |
| 3.2.5 联合搭建一体化发展平台 |
| 3.3 制度创新取向 |
| 3.3.1 加强顶层设计 |
| 3.3.2 构建统一协调的市场竞争规则 |
| 3.3.3 完善区域体育产业合作机制 |
| 3.3.4 构建与国际经济规则相接轨的现代体育市场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水平测度与演变特征 |
| 4.1 测度方法评价与选择 |
| 4.2 相对价格法及其理论模型 |
| 4.2.1 理论模型——冰山成本模型 |
| 4.2.2 测度方法——相对价格法 |
| 4.3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4.4 测度结果与分析 |
| 4.4.1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滞后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
| 4.4.2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呈现“先放大后收窄”的演变特征 |
| 4.4.3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具有成为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短板的风险 |
| 4.4.4 各相邻省(市)对体育市场一体化水平存在显着个体差异 |
| 4.4.5 各相邻省(市)对体育市场一体化对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作用显着不一. |
| 4.4.6 各相邻省(市)对体育市场一体化演变特征存在个体差异且不同步 |
| 4.5 政策启示 |
| 4.5.1 进一步提升行动能级 |
| 4.5.2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动力作用 |
| 4.5.3 完善体育市场价格监测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空间结构特征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引力模型引入 |
| 5.1.2 社会网络分析法引入 |
| 5.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城市体育产业个体特征 |
| 5.3.2 长三角体育产业空间联系水平 |
| 5.3.3 长三角体育产业空间结构特征 |
| 5.4 政策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路径模式和实现途径 |
| 6.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路径模式 |
| 6.1.1 市场主导型 |
| 6.1.2 政府主导型 |
| 6.1.3 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有效配合型 |
| 6.2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 |
| 6.2.1 外部环境的刚性约束 |
| 6.2.2 制度创新的现实瓶颈 |
| 6.2.3 时代发展的质量诉求 |
| 6.3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路径模式选择与实现途径 |
| 6.3.1 路径模式选择 |
| 6.3.2 实现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上海在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进程中的角色作用 |
| 7.1 功能定位 |
| 7.1.1 制度创新的先行区 |
| 7.1.2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 |
| 7.1.3 国际竞争的桥头堡 |
| 7.1.4 区域发展的辐射源 |
| 7.2 动力结构 |
| 7.2.1 源自政府自利性的利润动力机制 |
| 7.2.2 源自政府公共性的行政动力机制 |
| 7.2.3 源自中央政府的政策动力机制 |
| 7.2.4 源自全球化的竞争动力机制 |
| 7.3 使命方向 |
| 7.3.1 推进体育产权市场一体化 |
| 7.3.2 建设现代体育产业体系 |
| 7.3.3 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 |
| 7.3.4 提升体育科技创新能力 |
| 7.3.5 实施肥胖症运动干预行动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局限与未来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 附件1 |
| 附件2 |
| 附件3 |
| 附件4 |
| 附件5 |
| 附件6 |
（5）云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及路径依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文化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 |
| (一) 主导和引导的关系 |
| (二)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三) 创新与发展的关系 |
| 二、云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 |
| (一) 从“文化价值认识”到“市场主体培育”的政策演进阶段(1995-2005年) |
| (二) 从“特色发展”到“产业体系”的政策演进阶段(2006-2012年) |
| (三) 从“对标发展”到“二次创业”的政策演进阶段(2012年-至今) |
| 三、云南文化产业政策演进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对“统计指标”的路径依赖 |
| (二) 对“竖井管理”的路径依赖 |
| (三) 对“外部市场”的路径依赖 |
| 四、新时期云南文化产业政策调整的方向 |
| (一) 多元效率评价机制建设 |
| (二) 大部制管理体制建设 |
| (三) 内部文化消费政策建设 |
| (四)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机制政策 |
| 五、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及其实践逻辑 ——基于剑川白族木雕的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文化资本研究综述 |
| (二)民族文化资本化研究综述 |
| (三)剑川木雕研究综述 |
| (四)以上内容研究述评 |
| 三、本文主旨、内容及重难点 |
| (一)研究主旨 |
| (二)主要内容 |
| (三)重点与难点 |
| 四、理论观照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观照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六、相关说明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田野点的选择 |
| (三)田野经历 |
| 第一章 剑川木雕概述 |
| 一、剑川历史文化概要 |
| (一)剑川历史概述 |
| (二)剑川民间文化与雕刻艺术 |
| 二、剑川的木雕文化 |
| (一)木雕与民间文学 |
| (二)木雕行业崇拜 |
| (三)木雕与剑川白族的文化认同 |
| (四)木作的行规禁忌及制作技法 |
| 三、剑川木雕的历史及现状 |
| (一)剑川木雕发展历史 |
| (二)剑川木雕发展现状 |
| 四、剑川木雕的材料、工具及工艺流程 |
| (一)剑川木雕的材料 |
| (二)剑川木雕的工具 |
| (三)剑川木雕工艺流程 |
| 五、剑川木雕的艺术风格与地域特征 |
| (一)剑川木雕的艺术风格 |
| (二)剑川木雕的地域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及其特征 |
| 一、剑川木雕文化资本 |
| 二、剑川木雕文化资本的类型 |
| 三、剑川木雕文化资本的特征 |
| (一)双重属性 |
| (二)高成本性 |
| (三)惯力性 |
| (四)传承性 |
| (五)商业开发性 |
| (六)易转换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积累：剑川木雕资本化实践的基础环节 |
| 一、物质性文化资本的积累 |
| (一)产品种类渐趋多样 |
| (二)工具设备连续更新 |
| 二、非物质性文化资本的积累 |
| (一)木雕技艺不断突破 |
| (二)文化荣誉与日俱增 |
| 三、剑川木雕文化资本积累的路径 |
| (一)教育培训 |
| (二)传播交流 |
| (三)市场调节 |
| (四)权力引导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市场运作：剑川木雕资本化实践的主要环节 |
| 一、剑川木雕的产业化 |
| (一)生产的分工细化与技术进步 |
| (二)产品种类与素材的多样化 |
| (三)产值与规模的持续提高 |
| (四)产业集聚初具规模 |
| (五)产品销售方式的多元化 |
| 二、剑川木雕文化资本的旅游开发 |
| (一)木雕文化资本的旅游产品化 |
| (二)木雕文化资本与体验式旅游 |
| (三)木雕文化资本与博物馆旅游 |
| (四)木雕文化资本与人造旅游景观 |
| 三、剑川木雕的节庆经济化 |
| (一)借助传统节日促进木雕产品销售 |
| (二)打造新兴节日推动木雕产品营销 |
| 四、剑川木雕的品牌化、会展商业化 |
| (一)剑川木雕的品牌化 |
| (二)剑川木雕的会展商业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资本博弈：剑川木雕资本化实践的关键环节 |
| 一、物质性文化资本的博弈 |
| (一)产品形式逐新趋异 |
| (二)技法风格争巧斗艳 |
| (三)材料工具囤积占有 |
| 二、非物质性文化资本的博弈 |
| (一)区域文化荣誉的归属 |
| (二)学校文化荣誉的竞争 |
| (三)个人文化荣誉的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化的实践逻辑 |
| 一、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化场域的建构 |
| 二、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化具体实践的逻辑 |
| (一)资本积累实践以资本增量逻辑为内核 |
| (二)市场运作实践以资本开发逻辑为内核 |
| (三)资本博弈实践以资本占有逻辑为内核 |
| 三、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化实践的根本目的 |
| 四、双线规律：资本化实践的基本规律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践行为 |
| 二、双线规律与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 |
| 三、资本化与民族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保护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文中插图 |
| 附录2：田野调查日志(节选) |
| 后记 |
（7）基于GEM模型框架的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竞争力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意义和对象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和基本概念 |
| 一、理论基础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框架 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展览业竞争力研究 |
| 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 二、展览业竞争力实证研究 |
| 第二节 展览业比较研究 |
| 一、国内外城市展览业的比较研究 |
| 二、国内城市展览业的比较研究 |
| 三、境外展览业发展经验的启示研究 |
| 第三节 GEM模型的应用研究 |
| 第四节 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的研究现状 |
| 一、合肥展览业的研究现状 |
| 二、南京展览业的研究现状 第三章 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竞争力的比较模型 |
| 第一节 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竞争力比较模型的构建 |
| 一、影响展览业竞争力的“基础”要素分析 |
| 二、影响展览业竞争力的“企业”要素分析 |
| 三、影响展览业竞争力的“市场”要素分析 |
| 四、展览业竞争力的比较模型 |
| 第二节 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竞争力比较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构建比较指标体系的原则 |
| 二、展览业竞争力的比较指标体系 第四章 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竞争力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基于比较模型的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竞争力定性比较 |
| 一、“基础”要素比较分析 |
| 二、“企业”要素比较分析 |
| 三、“市场”要素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基于比较指标体系的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竞争力定量比较 |
| 一、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竞争力综合比较 |
| 二、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竞争力横向比较 |
| 三、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竞争力纵向比较 第五章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比较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展览业基础-企业-市场的耦合协调关系 |
| 一、耦合协调度测算 |
| 二、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
| 三、耦合协调关系时序分析 |
| 第二节 展览业基础-企业-市场的比较结果分析 |
| 一、“基础”要素比较结果分析 |
| 二、“企业”要素比较结果分析 |
| 三、“市场”要素比较结果分析 第六章 主要结论和建议对策 |
| 第一节 比较分析的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提升合肥展览业发展水平的对策 |
| 一、提升市场主体实力 |
| 二、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
| 三、加强自主品牌建设 |
| 第三节 合肥与南京展览业协同发展对策 |
| 一、举办展览业推介会 |
| 二、联合举办展览会 |
| 三、制定协同发展规划 |
| 四、建立融合发展机制 |
| 第四节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
（8）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地区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核心概念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核心概念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外对于专业设置的认知差异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 |
| 1.3.3 国内研究 |
| 1.3.4 研究评述 |
| 第2章 专业关系的研究范畴与分析方法 |
| 2.1 专业关系的分类及其量化 |
| 2.1.1 专业关系系统分类 |
| 2.1.2 专业关系的主体范畴、数据与标识 |
| 2.1.3 专业关系赋值规则及量化框架 |
| 2.2 专业与院校之间举办关系的量化考察 |
| 2.2.1 本科院校与本科专业的举办关系 |
| 2.2.2 举办高职专业的院校与高职专业的举办关系 |
| 2.3 基本理论与方法 |
| 2.3.1 基本理论 |
| 2.3.2 分析方法和工具 |
| 2.4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第3章 微观分析：专业层次适配与教育系统发展 |
| 3.1 专业层次的两分法与专业对接 |
| 3.1.1 专业层次的两分法 |
| 3.1.2 专业对接的含义与内容 |
| 3.1.3 本科专业目录与高职专业目录的对接关系 |
| 3.1.4 院校与专业的对接关系 |
| 3.2 专业层次相互关系的社会系统论 |
| 3.2.1 帕森斯AGIL社会系统论 |
| 3.2.2 专业层次适配的社会系统解释 |
| 3.2.3 专业对接之于教育社会系统的意义 |
| 3.3 适应—整合：专业对接是专业层次适配的基本环节 |
| 3.3.1 专业对接与专业层次适配的社会系统关系 |
| 3.3.2 专业对接的基本单位与组织结构 |
| 3.3.3 专业对接关系的强度 |
| 3.3.4 专业对接强度的地区状态 |
| 3.4 整合—潜在模式维持：专业层次适配是双螺旋模式的结构要求 |
| 3.4.1 专业层次与双螺旋模式的社会系统关系 |
| 3.4.2 专业对接的双螺旋模式结构分析 |
| 3.4.3 双螺旋专业对接链的长度与层次适配 |
| 3.5 潜在模式维持—目标达成：双螺旋效率是教育功能实现的系统动力. |
| 3.5.1 专业层次双螺旋模式与教育功能实现的社会系统关系 |
| 3.5.2 专业对接指数 |
| 3.5.3 专业结构效率的系统分析方法 |
| 3.5.4 专业对接的耦合度分析 |
| 3.5.5 专业对接的耦合协调性分析 |
| 3.5.6 双螺旋模式的系统效率 |
| 3.6 小结与讨论：专业层次适配的阶段特征及治理的原则、分类方法与空间 |
| 3.6.1 治理起点：地区专业层次适配的阶段性特征 |
| 3.6.2 专业层次适配地区特征的成因 |
| 3.6.3 专业层次适配的治理空间 |
| 3.6.4 专业层次适配的治理原则 |
| 3.6.5 专业层次适配的分类治理方法 |
| 第4章 中观分析：校际专业交往与院校专业发展 |
| 4.1 校际专业交往与校际专业关系 |
| 4.1.1 校际专业交往与校际专业关系的含义与特性 |
| 4.1.2 校际专业交往规定了校际专业关系的内容 |
| 4.1.3 校际专业交往构建了校际专业关系存在形式的可能性空间 |
| 4.1.4 校际专业交往规定了校际专业交往关系的强度 |
| 4.2 校际专业关系网络的是校际专业关系的社会存在表达形式 |
| 4.2.1 校际专业关系网络的定义 |
| 4.2.2 校际专业关系网络的结构与属性 |
| 4.2.3 校际专业关系网络的存在性及其意义 |
| 4.2.4 校际专业关系网络的构建方法 |
| 4.3 校际专业关系网络与校际专业交往能力 |
| 4.3.1 校际专业交往能力 |
| 4.3.2 校际专业关系网络形成校际专业交往能力的机制 |
| 4.3.3 结构洞：校际专业交往能力的测量 |
| 4.4 地区院校专业交往能力的分类实证分析 |
| 4.4.1 类型一：举办高职专业院校的校际专业交往能力 |
| 4.4.2 类型二：举办本科专业院校的校际专业交往能力 |
| 4.4.3 类型三：全局专业院校校际专业交往能力 |
| 4.4.4 类型四：基于专业对接的校际专业交往能力 |
| 4.4.5 校际专业关系网络的比较分析 |
| 4.5 小结与讨论：校际专业交往能力引致的院校专业发展治理需求 |
| 4.5.1 治理起点：校际专业交往能力的跨网络(层次)差异和内生冲突 |
| 4.5.2 治理难题：影响校际专业关系网络调整和演化的因素追溯 |
| 4.5.3 治理目标：提升院校校际专业交往能力 |
| 4.5.4 治理工具 |
| 4.5.5 治理能力涵养 |
| 第5章 宏观分析：专业就业协调与社会事业发展 |
| 5.1 专业与行业的全局均衡是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
| 5.1.1 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社会系统论 |
| 5.1.2 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冲突 |
| 5.1.3 专业与行业的全局均衡是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解决方案 |
| 5.2 地区性就业供需专业结构全局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设计 |
| 5.2.2 本科专业就业供需专业结构全局分析 |
| 5.2.3 高职专业就业供需专业结构全局分析 |
| 5.2.4 “需求导向”与“学科导向”的专业供需耦合差异 |
| 5.2.5 教育系统专业供需协调的“低水平发展陷阱” |
| 5.3 地区性就业供需行业结构耦合分析 |
| 5.3.1 研究方法设计 |
| 5.3.2 各行业的本科专业供需结构分析 |
| 5.3.3 各行业的高职专业供需结构分析 |
| 5.3.4 各行业的全局专业供需结构分析 |
| 5.3.5 行业专业供需协调的地区特征共性 |
| 5.3.6 行业专业供需协调的层次和行业特性 |
| 5.4 小结与讨论：教育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专业治理 |
| 5.4.1 治理起点：行业与专业的供需悖论 |
| 5.4.2 专业供需平衡的动力机制 |
| 5.4.3 治理目标：教育、社会与人的协同发展 |
| 5.4.4 治理思路 |
| 5.4.5 治理工具 |
| 第6章 专业设置地区治理链及行动路径 |
| 6.1 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地区治理原则 |
| 6.2 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地区治理目标 |
| 6.3 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地区治理工具 |
| 6.4 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地区治理配套 |
| 6.5 专业设置地区治理链的构建与运行 |
| 6.5.1 专业设置地区治理链的概念 |
| 6.5.2 专业设置地区治理链的构建 |
| 6.5.3 专业设置地区治理链的运行 |
| 第7章 结语 |
| 7.1 主要的发现与结论 |
| 7.1.1 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分析的三个发现 |
| 7.1.2 专业设置地区治理行动路径总结 |
| 7.2 创新与贡献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T地区高等院校名单、标识及举办的专业数量 |
| 附录B：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部分） |
| 附录C：能与高职专业目录对接的本科专业名单 |
| 附录D：能与本科专业目录对接的高职专业名单 |
| 附录E：T地区举办的本科专业与高职专业对接院校数量关系 |
| 附录F：T地区本科专业与产业就业供需协调状况 |
| 附录G：T地区高职专业与产业就业供需协调状况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9）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3.1 数据来源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区域与案例选择 |
| 1.4.1 研究区域 |
| 1.4.2 案例选择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全球化与地方化 |
| 2.1.2 欠发达地区 |
| 2.1.3 垂直差异与水平差异 |
| 2.1.4 区域、区域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区域发展理论 |
| 2.2.2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 |
| 2.2.3 区域主义到新区域主义理论 |
| 2.2.4 制度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3 研究进展 |
| 2.3.1 区域发展与欠发达地区发展 |
| 2.3.2 全球化、地方化与区域发展 |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广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 |
| 3.1 研究数据与方法 |
| 3.1.1 城市中心性的测度 |
| 3.1.2 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评估 |
| 3.2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
| 3.2.1 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测度 |
| 3.2.2 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
| 3.3 区域经济空间联系和空间组织 |
| 3.3.1 区域经济空间联系特征分析 |
| 3.3.2 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结构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全球化与广西城市发展的垂直差异 |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贸易全球化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2.1 对外贸易与贸易依存度的城市差异 |
| 4.2.2 贸易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4.3 外商投资企业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3.1 外资企业的整体数量变化 |
| 4.3.2 外资企业的城市数量和结构变化 |
| 4.3.3 外资企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4.4 外商直接投资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4.1 实际利用外资的城市差异 |
| 4.4.2 FDI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4.5 全球化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6 东盟案例分析 |
| 4.6.1 经贸合作成果惠及广西各市而南宁受益最大 |
| 4.6.2 投资合作项目增多而大型企业更具潜力和优势 |
| 4.6.3 大型企业抓住博览会契机积极开拓东盟市场 |
| 4.7 本章小结 第5章 地方化与广西城市发展的垂直差异:产业结构视角 |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 产业结构与广西城市发展 |
| 5.2.1 广西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
| 5.2.2 城市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
| 5.2.3 产业结构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5.3 产业集聚、专业化与城市发展差距 |
| 5.3.1 城市工业和制造业空间格局 |
| 5.3.2 城市工业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化 |
| 5.3.3 城市工业产业的专业化与产业集聚 |
| 5.3.4 产业集聚与专业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地方化与广西城市发展的垂直差异:产业园区视角 |
| 6.1 广西产业园区、高新企业与城市发展 |
| 6.1.1 广西产业园区的时空变化 |
| 6.1.2 广西高新企业的时空格局 |
| 6.1.3 产业园区、高新企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6.2 发达地区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2.1 南宁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2.2 北部湾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3 欠发达地区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3.1 以"铝产业"为主导,结构效益低 |
| 6.3.2 产业集聚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弱 |
| 6.3.3 产业间缺乏协作分工,集群效应尚未形成 |
| 6.3.4 产业园区存在问题突出 |
| 6.4 产业园区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第7章 全球化一地方化视角下的广西区域发展的水平差异 |
| 7.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7.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1.2 区域不平衡的测度与时空分析方法 |
| 7.1.3 区域不平衡的多机制分析方法 |
| 7.2 多层级区域不平衡分析:尺度效应 |
| 7.2.1 Theil指数分析结果 |
| 7.2.2 Theil指数的分解结果 |
| 7.3 区域不平衡的分布演化趋势:时空转移 |
| 7.3.1 区域不平衡的总体分布动态 |
| 7.3.2 区域不平衡的趋同分析 |
| 7.4 区域不平衡的空间性:时空关联 |
| 7.5 区域不平衡演化的内在机理:空间与非线性视角 |
| 7.5.1 来自线性模型的证据 |
| 7.5.2 来自半参数模型的证据 |
| 7.6 本章小结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基本结论 |
| 8.1.1 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产生显着影响 |
| 8.1.2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既是区域差异的结果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
| 8.1.3 全球化的参与格局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加剧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 |
| 8.1.4 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不平衡性 |
| 8.1.5 园区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的贡献差异大 |
| 8.1.6 地理、环境和民族是广西县域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驱动力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加快桂西欠发达地区发展,促进经济空间结构的平衡 |
| 8.2.2 发挥政府的关键角色,加速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相互联结 |
| 8.2.3 因地制宜地加快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的形成 |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博士期间科研工作及学术成果 后记 |
（10）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形成机制与发展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内容框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文化创意产业组织形态研究 |
| 一、生产网络研究 |
| 二、社会网络研究 |
| 第二节 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研究 |
| 一、创意产业区的空间分布 |
| 二、创意阶层的区位选择 |
| 第三节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发展绩效研究 |
| 一、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 |
| 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城市发展 |
| 第四节 现有研究的总结和述评 |
| 第三章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性与分类 |
| 一、文化属性与产业属性的融合 |
| 二、创意属性与产业属性的融合 |
| 三、文化创意服务业与文化产品制造业 |
| 第三节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三大特性 |
| 一、柔性专业化 |
| 二、本地根植性 |
| 三、关联带动性 |
| 第四节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理论模型构建 |
| 一、基本模型 |
| 二、均衡 |
| 三、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全球生产网络的俘获效应与协同效应:理论分析拓展 |
| 一、俘获效应:本地网络的弱根植性 |
| 二、协同效应:本地网络的强根植性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测度:现状描述与统计分析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文化创意服务业的区域分布 |
| 一、省际层面的区域分布 |
| 二、地级层面的区域分布 |
| 第三节 文化产品制造业的区域分布 |
| 一、省际层面的区域分布 |
| 二、地级层面的区域分布 |
| 第四节 文化创意服务业的区位熵 |
| 一、省际层面的区位熵 |
| 二、地级层面的区位熵 |
| 第五节 文化产品制造业的区位熵 |
| 一、省际层面的区位熵 |
| 二、地级层面的区位熵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理论假说的提出 |
| 一、基于人力资源因素 |
| 二、基于专业化分工因素 |
| 三、基于城市人口因素 |
| 四、基于制度因素 |
| 第三节 假说的验证——来自30个省市的经验数据 |
| 一、数据说明、模型设定与指标选择 |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假说的验证——来自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经验数据 |
| 一、数据说明、模型设定与指标选择 |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
| 一、模型构建 |
| 二、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
| 一、变量的选取与测量 |
|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与统计检验 |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效度和信度检验 |
| 三、多元回归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城市发展:基于系统耦合的视角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 |
| 一、耦合度模型 |
| 二、耦合协调度模型 |
| 三、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来自30个省会城市的经验数据 |
| 一、数据来源与权重确定 |
| 二、全国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耦合的变化趋势 |
| 三、分地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耦合的变化趋势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来自三大经济区的经验数据 |
| 一、数据来源与权重确定 |
| 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耦合的时序变动 |
| 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耦合的空间分布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表格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经济全球化与提升江苏·南京会展经济竞争力（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D]. 刘宁.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4]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廉涛.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5]云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及路径依赖研究[D]. 牛蓉琴. 云南大学, 2019(03)
- [6]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及其实践逻辑 ——基于剑川白族木雕的田野调查[D]. 陈文苑.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7]基于GEM模型框架的合肥与南京展览业竞争力比较研究[D]. 郝先兰.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1)
- [8]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地区治理研究[D]. 张磊. 天津大学, 2017(01)
- [9]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广西为例[D]. 戴其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10]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形成机制与发展绩效[D]. 姜照君. 南京大学, 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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