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仆人形象的文化视角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仆人形象文化透视（论文文献综述）

肖可意^[1]（2021）在《汉越语言接触背景下的越南语言规划史研究（公元前221年-1945年）》文中提出作为我国重要的邻国之一和汉字文化圈的重要一员,越南与中国拥有两千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史,直至今天,这种交流与合作仍未中断。历史上,伴随着两国诸多领域的密切交流,汉语与越南语也发生了较为全面的接触,其结果是越南语受到汉语的多方面影响,越南语的语音、词汇乃至语法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如越南语声调的变化,汉越词的产生等,尤为重要的是,汉字成为越南的官方文字。随着汉语与越南语在语言接触层面上的广度与深度的不断增加,越南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一定的政策或措施来调整和规范汉语书面语或汉字的使用,越南官方或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阶层,也开始思考采取一定的手段来调整汉字与越南民族文字的关系。这就形成了古代越南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汉越语言接触成为越南语言规划的重要背景,越南的语言规划内容主要围绕汉字与越南本民族文字如何使用、如何协调展开。无论是从中国学术界还是越南学术界来说,对汉语与越南语的语言接触研究成果数量较为丰富,但缺少对越南语言规划史的梳理,而历史上越南的语言规划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汉语汉字在越南的使用情况。本文从汉语、越南语的语言接触入手,梳理在汉越语言接触的大背景下,古代越南语言规划的主要目的及内容;梳理越南语言规划过程中,越南如何规范汉字以及越南民族文字（喃字、国语字）的使用,如何一直维持汉字的官方语言地位,如何协调汉字与越南民族文字——喃字、国语字的关系。期望本文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汉语汉字在越南的传播与使用,更好地了解伴随着汉语汉字,中国文化如何在越南传播并且生根发芽。同时,通过对越南语言规划史的梳理,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中越语言文化关系如何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展,汉语如何在越南进一步传播。本研究在简要介绍越南史、越南语的基础上,首先分析汉语与越南语的语言接触情况,主要内容包括汉语与越南语语言接触的历史,不同历史时期汉越语言接触对越南语的影响;其次,作为本研究的重点部分,论文将按照越南历史分期（北属时期、李朝、陈朝、后黎朝、阮朝）,对越南各个历史时期（截止到1945年）的语言规划做较为详尽的介绍,主要内容包括越南主要历史时期的语言本体规划和语言地位规划,语言规划的领域,语言规划的影响等;最后,在梳理完越南主要历史时期的语言规划史后,本文将总结越南语言规划史带来的启示。本文共分七章,各章主要内容是: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目的与内容、研究意义、研究方法,重点是对与本文相关的语言接触、语言规划理论进行文献综述与理论梳理。第二章主要介绍越南、越南语以及汉越语言接触的基本情况。主要内容是对越南人文、地理以及历史进行简单地介绍,同时介绍越南语的简单情况,重点是汉语、越南语在语言接触层面的简单历史,汉语对越南语的影响。本章我们将明确汉越语言接触是古代越南进行语言规划的重要背景,随着汉越语言接触程度的变化,越南的语言规划也会相应地进行调整。第三章主要介绍越南北属时期语言规划的基本情况。北属时期,汉语、越南语的语言接触范围、领域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越南语在与汉语的接触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北属时期越南为我国封建王朝的地方郡县,其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在于汉字、汉文化的推广,基本政策与我国封建王朝一致。在此期间,中原王朝派驻越南的地方官吏发挥了主体作用,他们无一不在教育领域强调汉字教育的核心地位,同时在北方移民、儒学以及佛教道教南传的背景下,汉字逐渐在一千余年的时间里得以传播和推广,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汉文化也在越南生根发芽。第四章主要介绍越南李朝、陈朝的语言规划。自公元968年丁朝建立,越南结束了北属时期,进入到封建自主阶段,李朝、陈朝是越南封建自主阶段前期十分重要的朝代。在这一时期四百余年的时间里,汉语与越南语的接触主要体现在汉字上,汉语、越南语在口语层面基本脱离大范围的接触,越南语语音基本定型,汉语借词大量保留在越南语中。在此背景下,其语言规划的内容主要是确定汉字的官方文字地位,规定汉字的使用范围和领域;开科取士,汉字读写、运用能力成为越南国家选拔人才的核心指标;伴随着汉字官方文字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儒家文化也逐渐成为越南的主流文化。李朝时期,越南民族文字喃字诞生,陈朝时喃字使用范围开始扩大,如何规范使用喃字也是这一时期越南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第五章主要介绍越南后黎朝的语言规划。后黎朝是越南历史上较为强盛的朝代,在越南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汉语越南语的接触仍然主要体现在汉字上,但这一时期,儒家文化全方位地渗透、影响到越南的各个领域。这一时期越南的语言规划内容主要是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化各领域汉字、喃字使用的规范化,汉字官方语言地位的进一步巩固。第六章主要介绍越南阮朝的语言规划。阮朝是越南最后一个封建朝代,其语言规划基本延续前朝的政策和内容,但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阮朝的语言规划也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汉越语言接触仍然是汉字之间的接触,汉语的语音、语法对越南语已基本无影响,但汉语借词——尤其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的汉语新词开始进入越南语的词汇系统。越南阮朝面对的是西方殖民体系之下、清王朝实力日渐衰微的国际形势,其语言规划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汉字官方文字地位受到巨大挑战,喃字使用范围日趋缩小;在法国殖民势力的大力扶持下,越南国语字诞生,并且在法国殖民当局的推动下,国语字迅速渗透到政府、教育、传媒等各领域,并逐渐得到越南普通民众、知识分子的接收,最终在越南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大力推动下,国语字最终取代汉字、喃字,成为越南人民使用最广泛的文字;1945年,越南国语字正式取代汉字,成为越南新政府的官方文字。第七章主要讨论古代越南语言规划带来的启示。越南是汉字文化圈的主要国家之一,其语言规划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汉字文化圈国家语言规划的特点。越南语言规划史的启示有:汉越语言接触是越南语言规划的重要背景,对语言的“不系统规划”也是一种规划,汉字和汉语书面语的规划是汉字文化圈国家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语言规划应该能够实现文化的传承。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越南的语言规划较为成功,越南文字的拼音化虽然会给越南的古今文化传承带来困扰,但国语字的创制客观上也起到了文化传播的目的,对提高越南人民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越南的语言规划史,同时也是研究中越的语言文化交流史,研究汉字文化圈内汉字流播的规律和特点,对当今的汉语国际推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薛岩^[2]（2021）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商人形象研究》文中认为在西方,自古希腊时代起的文学文本中就有对商人的描绘,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商人的足迹也是古已有之,可以说对商人的关注以及对商人形象的塑造在世界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从未缺席,商人形象无疑是一个古老的文学母题。在19世纪俄罗斯文坛,当时积极进步的作家们大都参与了商人形象的书写与创造,从克雷洛夫的寓言《承包商与鞋匠》到托尔斯泰《主人与仆人》,商人形象活跃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笔下。在对商人形象进行塑造的时候,俄罗斯作家们始终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俄国社会未来的去向,用充满力量的文字揭示了俄罗斯民族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进行的探索思考反思修正。本文选取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商人形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其中的商人形象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具体的分析,解读商人形象所蕴含的时代内涵与其文化内涵。全文共分为三章。引言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缘由、研究现状以及商人概念界定。第一章阐述商人形象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书写中的生成背景,从内外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时代环境与作家本人经历共同催生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商人形象,不同作家笔下的商人形象具有其普遍特征同时又有其特殊内涵。另外19世纪俄罗斯文学商人形象的流变也是本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章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商人形象进行概括与总结,并进行分类研究,围绕商人的性格特征与行为表现大致把商人分为艰难处境中苦苦挣扎的普通人、感情淡漠贪婪唯利的毁坏者和身处时代潮头思想超前的探索者三大类,并对其进行分析与评价。第三章解读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商人形象的文化内涵,文化内涵主要表现为其身上兼具的世界性的商业文化精神与东正教宗教文化底蕴,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凝聚在俄罗斯商人身上并通过他们给俄罗斯带来一定的影响力。结语部分总结全篇,概括商人形象书写的文学意义,主要表现为商人形象与俄罗斯文学中其他人物形象序列相比的得失优劣。

田雪君^[3]（2021）在《石黑一雄国家形象书写的解构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形象问题是石黑一雄长期以来善于思考、长于书写的问题。从创作背景来看,独特的国族身份与跨文化的成长经历,使他主动思考“国家”“种族”“国家形象”等概念,而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与社会工作的经历又在实践层面上使他加深了对上述概念的理解。从创作实践来看,在其迄今为止出版的七部长篇小说中,有五部涉及国家形象的书写,石黑一雄始终有着在小说中主动塑造国家形象的创作自觉。回顾以往英国文学史上的国家形象书写,可以发现国家形象的塑造与英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具有同构性,同时,在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传统国家形象书写也形成了倾向于塑造理想典型,以及想象式与虚构性的特点,石黑一雄一反英国文学史中的国家形象书写传统,运用不同的解构策略拆解了传统的国家形象。本文以石黑一雄的五部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其小说解构传统国家形象的方式与特征。第一,易变的记忆与流动的国家形象。在意识到传统国家形象书写的本质化特征后,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力图扭转国家形象书写的本质主义倾向。他首先选取的解构策略是将传统国家形象呈现在主人公的流动性记忆当中,石黑一雄笔下主人公的主观记忆具有碎片化、任意性、不可靠性的特征,伴随着主人公的每一次回忆行为,传统国家形象都面临着能指与所指脱轨的危险,记忆的不确定性瓦解了形成传统国家形象的坚固基础,质疑了其意义的明晰性与确切性,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国家形象的解构。第二,复调的对话与多元的国家形象。石黑一雄在小说中解构传统国家形象的策略之二是将其置于文本内、外两个维度,通过对话产生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消解了传统国家形象的统一性与同质化。在文本内,石黑一雄使其笔下的主人公各自阐发出于自身理解的国家形象观,在不断地争辩与交锋的过程中使得国家形象的内涵无限延宕,打破了传统国家形象意义的单一指向。在文本之间,石黑一雄将小说文本中的国家形象与历史文本、现实文本中的国家形象彼此阐发、相互观照,形成了互文的关系,从上述两个维度实现了对传统国家形象的解构。第三,突发的事件与解域化的国家形象。石黑一雄将传统国家形象置于“不可知之事”当中,例如原子弹爆炸、战争爆发,这类具备突变性和断裂性特征的事件扭转了传统国家形象的既定发展轨迹,突破了其统一化图式,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国家形象的内涵,成为了国家形象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同时,石黑一雄还将其小说中的主人公置于一系列“不可预想之事”当中,通过偶然的遭遇、迥异的思维方式突破了主体的认知框架与期待视野,颠覆了其原本牢固的传统国家形象观,石黑一雄通过事件化写作的策略解构了传统的国家形象。石黑一雄正是通过反本质、反套话、反英雄与反神话的书写方式,实现了对传统国家形象的解构,将其长久以来被遮蔽、掩盖的面向揭示出来,并在流动与生成中赋予国家形象全新的内涵。

樊红玉^[4]（2020）在《金庸小说中的儒家文化精神研究》文中指出金庸小说蕴含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如儒、释、道等,这些为小说增添中国风韵和中国气质。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展现出儒释道思想,而受到儒家文化滋养形成的小说底蕴是其与传统武侠小说的不同之处。尤其是金庸小说融合儒家思想,坚持民众立场,刻画的侠客承担家国责任,保持独立人格,使金庸小说与众不同。本文以金庸小说中的儒家文化精神为基点,探究金庸小说中儒家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以此为线索,寻找金庸小说中儒家文化精神的形成机制,之后探讨金庸小说的现代性突破,最后分析金庸小说中儒家文化精神的时代价值。第一章分析金庸小说中儒家文化精神的内涵。第一节围绕儒家、文化、精神,对儒家文化精神进行界定。第二节梳理传统武侠小说的发展历程,并扼要指出传统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的缺失。第三节围绕文本对金庸小说中儒家文化精神展开详细论述,分别是仁义为先的担当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相互尊重的伦理精神和虽死不悔的无畏精神。第二章揭示金庸小说中儒家文化精神的产生机制,探究金庸小说形成这些文化精神的深层原因。金庸创作于香港被英国殖民者全面西化的背景下,武侠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已有武侠文化的厚重沉淀。此外,金庸幼时接受的传统文化熏陶以及受到其生平见闻的影响,儒家思想在小说中表现较多。本文分别从客观方面武侠文化的历史积淀和主观方面个人的文化素养两方面展开。历史积淀主要探讨在源远流长的武侠文化基础上,金庸对传统武侠小说的继承和发展,如唐豪侠传奇、明清公案小说、民国武侠等。金庸对传统武侠小说一脉相承而又有所突破,得以成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作者个人的文化素养主要分为文学素材和文学品格两部分。从文学素材的角度展开,包括作者的成长经历、思想意识。文学品格是介绍金庸创作的艺术技巧、人物塑造、背景营造、文化内涵等方面。第三章探讨金庸小说在继承儒家文化的前提下,进一步结合时代要求进行的现代性突破,这分别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人格面具由简单到复杂。由早期的正即正,邪即邪,发展为正邪交织。金庸后期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亦正亦邪,难以简单的二分法判定。其次是伦理观念的转变,以父子关系为例进行分析。金庸早期创作的小说中,父辈被子辈幻想,是子辈敬仰、尊敬的对象。但是在金庸中后期小说中,父辈并非完美无缺,这种对父辈的认识由想象走向现实。最后是民族观念的发展。在民族观念上,金庸的改变显而易见,由早期偏向一族,发展为各族人民平等交融。第四章探讨金庸小说中儒家文化精神的时代价值。第一节论述金庸小说中儒家文化精神的当代意义。金庸小说中侠客仁义为先的担当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相互尊重的伦理精神、虽死不悔的无畏精神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节分析金庸小说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第三节从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的组成部分出发,正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曲琳琳^[5]（2019）在《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文中提出卡勒德·胡赛尼是第一位用英语写作的阿富汗裔美国作家。他将阿富汗这个既遥远又神秘的国度,以细腻的文学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无论是他个人辗转多国的生活经历,还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与思想情感,无不体现着“流散文学”的典型特征。本研究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和“主题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胡赛尼的小说进行文本分析和文化阐释,以整体性的视角对阿富汗文学中的流散性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了流散文化研究的源头与流变,流散民族的身份建构,权力理论视域下的流散与压迫,以及战争中的流散书写等问题。本文以胡赛尼小说创作的阐释为轴线,着重梳理社会文化、社会政治和族裔意识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反思阿富汗历经的社会现实与全球化时代的流散现象。在广泛搜集和研究阿富汗背景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主人公的自我救赎、与命运抗争、找寻亲人等过程,探索胡赛尼民族身份的建构方式,同时,以个人视角叙写战争中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揭露战争的残酷性,呼吁世人关心饱受流散与民族纷争之苦的阿富汗人民。此外,本研究还有助于人们对阿富汗文化和文学遗产的理解,进一步阐释近半个世纪以来阿富汗的社会斗争和经济状况。对许多西方人而言,阿富汗的民情和宗教情况仍然是一个不透明、让人不安的谜团,对此,胡赛尼并没有直接挑战西方对阿富汗的传统主流看法,而是通过生动感人、富于诗意的情节构思与叙事手法,纠正和丰富了人们对阿富汗的认识,向世人展示了祖国悠久的历史与多元文化,增进了理解与同情,这使他的小说打通了欧亚文化的壁垒,获得了来自不同文化圈的肯定。阿富汗流散作家基于自身的复杂经历、多元文化冲击和民族创伤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充分展现了他们对阿富汗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历史的深刻认识与悲悯情怀,他们已经成为向世界展现民族苦难,争取民族自由与尊严的先驱。胡赛尼的小说,一方面,力求真实展现阿富汗人民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亦不回避运用悬疑、悲情、戏剧和情节逆转等必要的文学表现手法来强化和阐述自己的立场,展现出文学不仅是修辞技巧与思想的抒发,更是一种能够改变世界和人民的真正力量。从叙事技巧看,他的小说不以复杂多变的现代主义手法见长,而是秉承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风格朴实无华而又震撼心灵,成为通俗小说的教育性探索之典范。胡赛尼小说不仅促进了当代美国多元文化文学的发展,还强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其小说题材既尖锐又新颖,暴力、痛苦、虐待、背叛、抛弃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在他真诚直接、细腻诠释的风格下展现得淋漓尽致,表现出了宽恕、救赎等深刻主题,既有典型通俗小说的魅力,也有深邃的思想价值与文化意义。总体而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文以“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为题,注重社会历史研究与文学评论的接洽融合,将胡赛尼的创作经历与艺术手法,置于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重点关注他对流散现象、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的呈现方式,不仅拓宽了研究少数民族和移民问题的视野,而且是对民族中心主义、性别平等、权力话语、跨国移民及文化冲突等问题进行的文学思考。胡赛尼特殊的移民和流散经历,逐渐形成了他极富特点的多元文化身份,美国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母国文化的依恋与反思,赋予了他对流散身份的深入思考与浓厚的归国情怀,同时,形成了他兼收并蓄的写作风格及旁观者清的观察视角,使他成为当代流散文学与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促进了美国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

陈茜^[6]（2019）在《施玮小说女性形象研究》文中认为作为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代表,施玮提出“灵性文学”主张,在女性写作与灵性写作两个维度不断耕耘,其小说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尤为突出。一方面,自觉的女性意识促使施玮在女性形象身上倾注她对性别文化的思考,通过叙述发生在家庭空间内外的婚恋故事,展示女性徘徊在男性世界寻找救赎出路的艰难生存图景。留守家庭内,男权的庇护和基督的感召不过是令女性在费勒斯中心主义的陷阱里愈陷愈深。走出家庭外,职场打拼和社会奉献为女性描绘确立主体性、实现自我价值的美好蓝图。出走与回归皆与女性意识的觉醒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基督教的文化源泉影响施玮在女性形象身上赋予《圣经》的原型因素,尤其是女性人物的生活经历和命运轨迹能够与《圣经》中的启示、恶魔、中介三类女性原型有所呼应,从宗教视角切入,以女性形象关怀人类的信仰状况,进而暗示现实生活中女性群体的生存命运。除了关注女性形象与外部男性世界的联系,施玮继续向女性形象的精神世界开掘,从宗教启示和女性意识两个方面展现女性内在的真实自我,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从世俗的孤独到宗教的知罪、从世俗的爱欲到宗教的挚爱两条曲折的精神探索之路。因而,可以从施玮小说的女性形象身上窥探到,施玮对女性写作的呼应与超越、对基督教文学的发掘与深入,以及对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共鸣与异语。本文在以家庭空间为参照,梳理并分类施玮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基础上,结合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的批评方法剖析施玮对女性自我、两性关系和性别文化的认知与思考;结合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研究施玮小说女性形象与《圣经》女性原型的内在联系;结合精神分析和文化研究等批评方法探索施玮小说女性形象的宗教意识和女性意识,进一步总结和解读施玮之于女性写作、灵性写作和北美新移民文学的继承与突破,以加深对施玮小说女性形象的文化意义的认识和理解。本文力图为施玮小说女性形象的研究做出抛砖引玉的努力,也呼吁学界更加重视与肯定施玮在女性写作和灵性写作方面的贡献与成就。

冯柔飞^[7]（2019）在《裕固族格萨尔故事研究》文中认为裕固族作为甘肃特有的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因其历史上与周边多个少数民族交流融合,因此裕固族的民间文学中存在着其他民族的文学因子,其中“格萨尔”故事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裕固族的“格萨尔”故事集中塑造了英雄“格萨尔”的人物形象,并且故事内容可以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四大战争之一的《霍岭大战》相互对应,二者应是对同一历史背景下的不同族群的记忆和陈述。并且在裕固族的格萨尔故事中明确指出格萨尔本为他们的仇敌,但是在目前记录的文本中,格萨尔的人物形象已经从仇敌变成了裕固族的“英雄”,这种人物形象转变的深层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因此,本论文拟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对裕固族“格萨尔”故事的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故事情节的归纳、对比和总结。在与藏族《格萨尔王传》的《霍岭大战》的故事情节的对比分析中阐述在裕固族的格萨尔故事中存在的其他民族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共存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裕固族（即人口较少的民族）在民族交流融合的过程中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因子并将其转写为本民族文化的现象,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客观历史文化原因和主观心理原因。从研究中可以看出,裕固族因为地处河西走廊这个多民族聚居、几大文明圈融合处,因此形成了它独特的复合型文化特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唐代开始,吐蕃在河西走廊不断壮大,其宗教文化直接影响了周边其他少数民族。从地缘范围上来看裕固族的先民回鹘也处于吐蕃文化的影响下。到了元、明两个历史时期,当时的统治王朝在河西地区施行的政策对裕固族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以蒙古族和藏传佛教的作用为甚。裕固族和藏族之间的民族交往以及信奉藏传佛教的过程促成了格萨尔故事的传播,并且裕固族的格萨尔故事之所以没有形成像藏族一样庞大的史诗体系可能是在传播的初期语境和演唱环境的制约使得格萨尔故事并不是以一个完整的形式传入裕固族地区的,因此才形成了最初藏语和裕固族并存的两种形式。同时裕固族在接受格萨尔故事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体记忆缺失,在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下才使得裕固族在接受格萨尔故事的过程中引起相应的心理变化,“仇敌”和“英雄”两种情感的转变正是这种心理变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张英丽^[8]（2019）在《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人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学人物形象长廊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类型。明清以前,受“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文人以言利言商为耻,对“经商求利者”多采取不屑一顾的鄙薄态度,致使商人作为“四民”之末在文学中的地位不高、数量稀少。明代中叶之后,商人形象以新的面目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折射出当时商贾文化的时代特征,成为观照明清文化史、经济史嬗变的一个独特窗口。本文采用类型研究方法,将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作为一个独特的形象类型,以商人的身份、性别为依据,将其划分为儒商、官商、民商、女商人四大类型,并将其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坐标下,概括其形象类型及特点,探究其形象塑造的成败得失,剖析商人形象体现出的文化意义。全文共分为三章。引言部分主要阐述两个问题:一是对商贾小说及商人形象研究情况的梳理和评述,阐明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二是阐述课题研究的范畴、内容及方法。第一章对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进行梳理归纳,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分为弃文从商的儒商、形形色色的民商、亦官亦商的官商和突破传统的女商人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商人形象的特点及其演变。第二章分析明清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的文学塑造。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塑造取得了一定成就,主要表现在“在义与利、情与欲的冲突中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在对比中凸显人物的个性特征”以及“在人物行为心理的细节中揭示人物的精神本质”三方面,但也存在着个别人物行为逻辑失真及部分人物形象扁形化的缺陷。第三章主要从价值观、商贾文化思想、官商关系以及作者的商人理想四个方面,探析了明末清初话本中商人形象体现的文化意义,从商人形象的塑造发掘作者的商人理想。结语部分总结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的特点、价值以及文学史地位。

吴晓艳^[9]（2018）在《现代小说中仆人形象类型呈现形式的探讨》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众多仆人形象。本文以现代小说中的仆人形象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现代小说中仆人形象呈现的三种类型:善良质朴的忠仆、逆来顺受的愚仆、自私自利的狡仆,总结了仆人形象的总体特征:卑怯懦弱、孤独无助、盲目顺从。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里利用文学特有的方式来了解仆人形象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塑造、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对仆人形象研究进一步拓展领域、变换角度、创新方法起到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作用,有利于今后借助文学特有的方式来了解仆人形象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塑造、发展和变化规律。

姚富瑞^[10]（2018）在《后人类语境中文艺媒介的物质性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新兴技术的高速发展,我们正在遭遇或面临一种后人类境况,使得我们的文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加之各学科的深度互渗,后人类逐渐成为理论探究的重要领域。“后人类”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和科学概念,它往往会导致我们对世界、自我以及宇宙关系的思考方式发生范式上的变化。这反过来又在改变着文学艺术,数字化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和艺术在赛博空间中进行交合,从而形成了文、艺、技渗透交融的新形态;也造成西方语言论转向以来相关文论的解释效力开始产生局限,引发了文学理论从“语言媒介”向“物质媒介”的范式转换。“物质媒介”概念全面释放了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形式、作为构成性调解和作为生存环境的物质性内涵,从而以一种融媒介态势重新擘画着新世纪文学艺术传播与发展的后人类景观。这种背景下,媒介的物质性问题被推向理论思考的前台,展露出当代理论的新面向。论文将媒介的物质性问题定位在文艺理论话语中,探究基于人性与物性平等、平衡、共生与共存关系的媒介生态视野中,媒介在后人类语境里是如何进入文学艺术的。在内容上主要分为在文艺理论话语中定位“媒介”,创作、感知与接受主体的物质性,表征、存在与运作情境的物质性,语言与话语表达效果的物质性,接触的物质性与符码的物质性六个部分。对媒介技术、后人类与文学艺术问题的关注,引导着我们将“媒介”定位在文艺理论话语中。在麦克卢汉、基特勒与海勒斯这条后人类研究谱系下,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被打破,特别是就文学批评领域而言,他们的思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文学理论引向了技术领域。这展现着后人类思潮如何影响了文学艺术、催生了媒介的物质性问题研究的出现与新变,以及揭示出媒介环境学与文艺研究的互动关系。所解答的是媒介的物质性是什么,在后人类语境中其有哪些新变,为什么要去探究它,以及它是如何体现后人类观念的,进而又如何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对未来文艺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建构有哪些启示。对这些问题的集中解答启发着将媒介的物质性视角进行再语境化,也即从媒介的物质性角度去分析与探究后人类语境中的文艺问题,从而将语言论阐释范畴中的文学基本要素,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人本主义的现代性的文学理论话语谱系,引入通过媒介将它们谋和一处、联合成体的再语境化过程中,这种再语境化过程亦是一种构成性调解或中介过程。人类本身是具有混杂性的,其与非人类联结在一起。非人类作为后人文主义的潜在变体,参与了去人类中心的探究,并且参与到了重构未来文艺研究范式的各个维度。拉图尔、嘉里·沃尔夫、理查德·格鲁辛、布鲁斯·克拉克、斯洛特戴克与皮特-保罗·维贝克等人所推动的非人类转向,使得主体概念也总是在人类和非人类他者关系的生成过程中被表述。从人类主体的特权内在性到对非人类现象的想象,主体开始与非人类密切纠缠在一起,成为技术中介主体,从而在一种构成主义宣言中显现着后主体状况。这种后人类主体生成体现为媒介的纠缠与人类的式微状况,具体表现在AI技术创作与文学艺术事件,以及交互小说的后印刷生产中,使得媒介的纠缠与文学的未来问题被集中关注并讨论。这些转变彰显着文艺创作、感知与接受主体的物质性,也即对传统人文主义理论谱系中的文艺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创作者与接受者、作家与读者等话语和存在形态的挑战与修复。媒介技术的文学表征、媒介技术的伦理面相以及技术与人的早期混合,是以对人与媒介/技术关系的描绘为主线的,在其中潜藏着一种历时性线索,分别表现为想象的未来、存在的形态以及旧题的变体。霍克海默、阿多诺与马尔库塞对技术辩证法和理性化进行了论述,詹姆逊与哈特和奈格里强调了技术信息化,斯蒂格勒与海德格尔则关注技术的自动生成问题,维贝克在后现象学代表人物唐·伊德的启发下,通过批判并借鉴斯洛特戴克来对物的伦理性问题进行集中关注,加之,凯文·拉格兰德对技术与人早期混合的追溯和考察,所呈现出来的是人与媒介/技术、文学与媒介/技术的关系形态与问题。正是通过对后人类语境中从语言媒介转向物质媒介的一系列相关谱系与问题的廓清并阐明,推动着我们对新媒体时代文艺表征、存在与运作情境的物质性进行探究。后人文主义文学理论对传统人文主义文学方法进行了反驳,集中探索文学的本体论构成,将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的状态去探究,突破了从表象层面即特定人类的诗性语言来定位并分析文学的独特性,开始主要在语言范围之外发声,最终将注意力从人文主义的主体性转向了非人类的客体性。作为身体建构的技术书写将肉身性的人类总是描述为各种组件和部分的组合,更精确地说,是一种拼凑。这些文本强调复数存在论,以及身份“互文性”向“互物性”的转变,表达着媒介作为假体的观念。自传文学中的生命书写则开始突破语言来进行媒介叙事,从而展现着与话语设定相分离的物质化。这些集中表达着文艺语言与话语传送效果的物质性,对人文主义文学理论谱系中的作品、文本、信息等话语进行着修复与超越。当前媒介景观的迅速变化,集中展现着媒介对人的审美经验的塑造,以及对人的感官系统的调解。还有媒介融合式叙事,电子文学的叠合性超越以及文学艺术的融媒介生产现象,这些集中彰显了媒介系统的物质性维度对语言论文论的修复与超越。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仆人形象文化透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仆人形象文化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1）汉越语言接触背景下的越南语言规划史研究（公元前221年-1945年）（论文提纲范文）

（2）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商人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石黑一雄国家形象书写的解构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金庸小说中的儒家文化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施玮小说女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裕固族格萨尔故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现代小说中仆人形象类型呈现形式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0）后人类语境中文艺媒介的物质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仆人形象文化透视（论文参考文献）

• [1]汉越语言接触背景下的越南语言规划史研究（公元前221年-1945年）[D]. 肖可意. 吉林大学, 2021(02)
• [2]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商人形象研究[D]. 薛岩. 河北大学, 2021(02)
• [3]石黑一雄国家形象书写的解构性研究[D]. 田雪君. 兰州大学, 2021(02)
• [4]金庸小说中的儒家文化精神研究[D]. 樊红玉. 喀什大学, 2020(07)
• [5]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D]. 曲琳琳. 吉林大学, 2019(02)
• [6]施玮小说女性形象研究[D]. 陈茜. 厦门大学, 2019(08)
• [7]裕固族格萨尔故事研究[D]. 冯柔飞. 云南大学, 2019(03)
• [8]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研究[D]. 张英丽. 宁夏大学, 2019(02)
• [9]现代小说中仆人形象类型呈现形式的探讨[J]. 吴晓艳. 科教文汇(上旬刊), 2018(10)
• [10]后人类语境中文艺媒介的物质性问题研究[D]. 姚富瑞. 兰州大学,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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