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省供销系统创十年来利润新高(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冯兵兵[3](2020)在《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与农业发展(1949-1984)》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工作,一度把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政治目标。中国农业机械推广最初是从增补旧式农具开始,发展到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最后才到大规模推广应用现代农业机械,这是一个曲折而艰辛的历史过程。为了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国家先后投入了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期能够彻底地改善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经济面貌。这对中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1949-1984年,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政府坚定地落实中央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实现湖北省农业机械化的战略目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而推动了湖北省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快速提高了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和农业生产力水平,培养了一大批掌握专业技能的农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促进了农业产出持续快速增长,推动了农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根据西方主流农业经济学家的农业现代化理论,人多地少的国家或地区应当优先发展化肥、农药、良种等生物化学技术以节约相对稀缺的土地资源,而地广人稀的国家或地区应当优先发展农业机械化以节约相对稀缺的劳动力资源。这其中暗含着中国人多地少,在制定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时候,应当考虑优先发展化肥、农药、良种等农业生物化学技术,而不应当大规模推动农业机械化。但历史与实践证明,1949-1984年,尽管在积极推动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遭遇过不少挫折,中国农业机械化仍旧取得了相当显着的历史性成就,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显然,集体化时期中国农业机械化实践与西方主流农业经济学家的农业现代化理论是相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失败的。相反,这恰恰说明了西方主流农业经济学理论不足以解释清楚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历史过程。因此,本文研究认为,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得以在较大规模上持续不断推进,根本原因在于农业机械推广具有巨大、广泛的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为广大农村带来了显着的经济社会效益,促进了湖北省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这种外溢效应难以进行定量分析,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或低估。本文各章节的主要研究内容及作者观点如下:本文除了导论以外,一共分为四章。导论是全文的导入部分,主要阐述本文所研究问题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及意义、相关概念界定、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描述了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历史过程。纵观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历史时期。1949-1957年为农业机械推广的开端时期,1958-1965年为农业机械推广的兴起时期,1966-1978年为农业机械推广的高潮时期,1979-1984年为农业机械推广的调整时期。第一个时期,湖北省在落后的传统农具占主导地位、广大农村农具匮乏的窘境之下,首先通过实施农具贷放政策、加强旧式农具生产以增补旧式农具,快速恢复了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其次,湖北省广泛推广了双轮双铧犁、马拉播种机、摇臂收割机、新式步犁等十几种新式农机具,通过试验取得了良好效果,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但也存在新式农具缺乏科学鉴定、技术传授工作滞后、不少产品粗制滥造、新品试制过程中情绪急躁、农具生产指标过高等一系列问题。再次,湖北省通过试办国营农场、国营排灌站、国营拖拉机站,广泛开展了农业机械化示范工作,充分显示出现代农业机械的巨大威力。第二个时期,在农业“大跃进”的推动下,当阳县跑马乡的“车子化”革新直接推动湖北省农具改革运动的兴起。农具改革运动为广大农村创造了大量耕作、提水、运输、加工等方面的新式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北省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使农具改革运动脱离了科学的发展轨道,以致于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这一时期,国营拖拉机站起初下放到公社和生产队经营,但是,由于拖拉机利用率较低、机器损坏较多、经济效益不高,下放的国营拖拉机站又重新收归国营,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壮大,并在1965年达到发展高峰。国营机电排灌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先是在农业“大跃进”过程中快速发展,之后遭遇了严重危机与发展困境,经过全面整顿之后取得了显着成效,电力排灌事业得到快速兴起。在第三个时期,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在新洲县的召开,确立了国家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战略目标,极大地推动了湖北省农业机械化进程。此后,湖北省大规模开展拖拉机大会战、饲料粉碎机大会战、水田“三机”大会战,三次“大办”使得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一时期也是湖北省农业机电排灌事业的大发展时期,一大批大型提水灌溉泵站得到兴建,极大地提升了农业抗击特大旱涝灾害的能力。第四个时期,湖北省成立农业机械局,通过农业机械工业调整、农业机械化服务工作调整、管理农机使用责任制和户营农业机械,从而推动了户营农业机械的快速兴起,极大提高了农业机械经营效益,促进了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工作的健康发展。第二章重点论述了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主体、经营形式和经营效益。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主体主要有国家、集体(包括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和个人。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农业机械推广主体发挥作用的效果有所不同。具体说来,1949-1965年以国家投资为主,1966-1978年以集体投资为主,1979-1984年以农户投资为主。其中,国家投资包括示范性投资、扶持性投资、管理性投资。示范性投资主要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此时兴建的国营拖拉机站、国营排灌站都是属于示范性投资的范畴,该项投资为农业机械化深入推进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技术人员。扶持性投资属于国家“支援人民公社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为了支援穷队购买农业机械,极大地推动了穷队生产力发展。管理型投资又称农机事业费,对提高了农机人员业务和技术素质、扩大了农机服务领域、降低农机事故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召开以后,兴起了集体投资农业机械的热潮,此后湖北省绝大部分农业机械由集体投资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泛实施以后,农户逐渐取代集体成为农业机械的主要投资者。这一时期,湖北省农业机械使用经营体制发展的总脉络是国有国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户有户营,经历了由单一经营形式向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发展历程。1949-1984年,国营农业机械的经济效益相对较低,集体经营农业机械较之更高,户营农业机械由于产权和经营权相统一,使得农民经营积极性大增,故而经济效益最好。第三章研究了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积极条件和有利因素。集体化时期,尽管湖北省的农业机械得到了大规模推广使用,取得了相当显着的历史成就,但这一段历史过程并不符合西方主流农业经济学家主张的农业现代化理论。为什么湖北省能够违背西方经典农业经济学理论而能够持续、大规模地进行农业机械推广呢?这是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制度变迁、国家战略、政府政策、经济效益、工业发展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以洪灾、涝灾、旱灾、生物灾害为主要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和农业发展的安全性需求是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客观原因。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等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为湖北省农业机械的大规模推广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重工业优先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对农村劳动力、粮食、农业剩余的需要,要求广大农村广泛推广农业机械以增加粮食产量、节省农业劳动力,这是湖北省农业机械大规模推广的内在要求。以拖拉机、内燃机、排灌机械、水田“三机”为代表的农业机械工业发展与壮大,为大规模推广农业机械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以城市石油工业、电力工业以及农村小水电为代表的能源技术进步和产能扩张是农业机械大规模推广的重要支撑。然而,农业机械大规模推广的巨大外溢效应才是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根本经济动因。第四章主要研究了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能够持续大规模进行的根本原因,第三章主要论述的是广大农村推广农业机械的外在压力、外在条件、外在动力。实际上,若要探寻农业机械得以持续大规模推广的根本原因,我们应当深入到农村内部,从农业机械发挥作用的机制中去发掘。本文认为,湖北省农业机械能够持续大规模推广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机械推广对于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外溢效应,这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快速发展。也就是说,客观评价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经济效果,我们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考虑农机推广主体经营效益的好坏,还应该更多的关注农业机械推广对农业抗灾害能力的提升、对粮食生产安全的保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巩固、对农业生产结构的完善以及对农村劳动力市场的重塑,等等。由于农业机械推广对于农村、农业、农民的积极作用十分广泛,农业机械推广的外溢效应难以进行定量统计,因此常常容易被人们忽视,或者没有予以充分重视。但事实上,1949-1984年农业机械推广产生的外溢效应是十分巨大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农业机械推广经济效果的时候,应该对农业机械推广的外溢效应给予充分重视并深入详细考察,只有完全解读农业机械推广的外溢效应,才能理解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大规模推广的根本原因。
刘婷[4](2019)在《释意理论指导下的科技和农业中译英交替传译报告》文中提出本论文在纪录片《创新中国》第二、三集的模拟交替传译、亚行甘肃省农业互联网服务体系项目实情考察会交替传译和爱味克董事会交替传译的基础上完成。释意理论的“脱离语言外壳”和“认知补充”概念在实践过程中对确保口译任务的完成和口译质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脱离语言外壳是指在口译过程中,有效摆脱源语语言形式束缚,不在双语之间做字词层面上的机械对应,而是分析话语表达在交际语境中的具体含义,并准确将源语语境意义、意图、情感等传达出来。为确保脱离语言外壳所产出译文的质量,本文作者在口译过程中着重关注释意理论探讨的以下三个翻译原则:意义对等、达意优先并兼顾形式和文化转移。在口译中强调并坚持这三个过程可以有效确保口译的忠实度,流畅度和文化词内涵的充分传达。在释意理论的指导下,笔者从实践过程中总结出五种具体口译方法,即简化、解释、合并、逻辑显化和认知补充,这五种方法可以有效解决口译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题。
唐绮颖[5](2019)在《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至1978年后才逐渐收尾,是建国后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场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不但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还涉及到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是我国发展史上一大重要事件。本文以龙溪专区的知识青年为个案,主要着眼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从知青下乡前的社会动员与心态分析,下乡时的政府安置与生产生活,返城后的就业安置与问题解决等诸多方面,对该群体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究,以期还原特定历史情境下龙溪专区知识青年的心境与行为,为填补本区域知青史研究的空白、把握福建省乃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体走势做出贡献。
李朝全[6](2019)在《美好时代(上)》文中提出编者的话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之一,也是长兴县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之一,长兴的改革发展之路是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缩影。四十年来,长兴县同浙江省和全国一样,经历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径。从一心追求发展速度到注重科学发展,追求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以资源和环境换取发展,到兼顾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再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环境优化发展的
朱琰[7](2016)在《郫县196房地产开发项目决策分析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课题采取实际与理论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并重,定性结合定量等的方式展开,对成都市郫县196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可行性做了客观而全面的论证。首先,针对房地产项目开发的投资决策分析与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采取的方法进行了理论上的调研,总结分析了地产项目投资决策分析与研究在工程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地产项目投资决策分析与研究的原则和依据,项目投资决策分析与研究的主要工作内容,进行决策分析与研究的具体步骤等。其次,以郫县196房地产开发项目决策分析与研究作为课题的分析案例,在综述了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和当前形势的基础上,以成都市当前的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为背景,同时结合了该市的各大区块城市发展部署和规划的纲要,对本项目场地所在的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作出了全面而详细的调查和分析。结合本项目的工程技术方案和目前的市场情况,开展了项目的的SWOT分析,指出本项目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以先进的绿色设计为主题,在设计过程中处处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充分考虑节能设计,项目的核心竞争力显着,销售价格低,锁定具备相当实力的中产阶级职业者和商业投资者,使得项目具有较强的投资价值,发展前景较好,可吸引大量投资和购房需求者,项目的劣势和区域的发展并存,抗性会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发生转化,机会和威胁也主要伴随着市场的转化形式,在入市之前,做好相当的增加项目附加值的附属公共设施等基础条件,可以进一步提高项目的性价比优势。随后,结合项目的财务分析和项目发展概况,深入探讨和研究了 196开发项目的功能,主要的客户群体,对项目的预期销售价格做了预测并分析了今后的销售价格定位,并从196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节能和环保措施,场地的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影响等等方面对该项目进行评估和分析。项目的财务和效益分析表明,本项目的利润空间还是相当可观的,并且收益比较稳定。项目的经济指标策算结果表明,利润对于产品售价来说还是比较敏感的,今后要严密监控销售价格,对项目的财务评价表明由于项目开发盈利水平高,随着住宅销售市场逐步回升,预计本案推出市场后能在销售期内实现收益。项目的财务风险研究表明,本项目的盈亏平衡点为56.5%,项目的风险不高,风险规避措施方面,进行一次整体规划地块,避开了在规划上的风险,同时也能节约一定成本;利用本地区良好的气候环境,搞好小区绿化工作来降低环境风险;及时跟进项目各环节的进度,密切关注周边楼盘的调整,还有我市地产市场的动态,随时更新各方数据,调整项目的规划;顺应政府的政策而进行及时调整,力求使产品做到更好,打造出高性价比的商住房产品,从而降低市场风险。因此,本项目的开发是可行而必要的。
汪学军[8](2016)在《经济新常态下山东省属大型煤炭集团转型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和重要原料,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战略角色。将来几十年内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很难改变,煤炭依然会在我国能源消费中居于重要地位。但伴随着国内外煤炭市场环境的剧变,煤炭产业正面临着新的战略转折期。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要求,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顺利完成转型发展,是关乎煤炭企业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山东省属大型煤炭集团为研究对象,应用战略管理理论、波士顿矩阵、蓝海战略等理论,深入山东省属煤炭集团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采用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法,对山东省属大型煤炭集团转型发展做了研究。运用SWOT分析法对省属大型煤炭企业的优势劣势进行了研究;用公司治理理论对山东省属大型煤炭集团企业治理问题进行了研究;使用波士顿矩阵这一成熟的分析工具,对省属大型煤炭集团内现有的生产经营单位逐一进行了梳理,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经营对策。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企业可取的转型发展方案。
王晨[9](2016)在《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文中研究指明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林信敏[10](2012)在《江西省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现代物流发展浅析》文中提出我国农村物流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有别于城市物流和企业物流,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近年来,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加大了农村物流建设的力度,农村物流业发展也比较快,但仍然存在体系不健全、发展不平衡、流通方式落后等不足,从根本上不适应扩大农村消费、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就江西省而言,与我国其他发达省市和地区差距更大,主要面临发展总体规划缺乏、物流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物流体系建设不足、物流人才相对匮乏、管理体制比较滞后等困境,发展相对缓慢。在综合分析农村物流发展现状和发展瓶颈后,我们要不断加快制定江西农村现代物流发展总体规划、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我省农村现代物流体系、大力引进和培养农村现代物流人才、改革农村现代物流管理体制,破除发展瓶颈,加快农村现代物流业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应当坚定工作思路,转变发展方式,充分利用自身固有的传统优势和系统网络建设优势,加快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建设步伐,推动我省农村现代物流又好又快的发展。
二、我省供销系统创十年来利润新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省供销系统创十年来利润新高(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一、气候资源 |
二、水资源 |
三、土地资源 |
四、自然灾害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附录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一) STC访谈记录 |
(二) WFJ访谈记录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与农业发展(1949-198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国内外文献述评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六、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历程 |
第一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开端:1949-1957 年 |
一、增补旧式农具 |
二、改良旧农具、推广新式农具 |
三、农业机械化示范 |
四、起步阶段农业机械推广的经济效果 |
第二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兴起:1958-1965 年 |
一、开展农具改革运动 |
二、国营拖拉机站的下放与回收 |
三、农田机电排灌事业的“跃进”与整顿 |
第三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高潮:1966-1978 年 |
一、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在湖北的召开 |
二、农业机械推广的三次“大会战” |
三、农田机电排灌事业的大发展 |
第四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调整:1979-1984 年 |
一、调整农业机械工业 |
二、调整农业机械化服务工作 |
三、调整农业机械经营体制 |
第二章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主体和经营体制 |
第一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主体 |
一、国家 |
二、集体 |
三、农户 |
第二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经营体制 |
一、国家经营 |
二、集体经营 |
三、农户经营 |
第三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经营效益 |
一、国营农业机械经营效益 |
二、集体经营农业机械经营效益 |
三、户营农业机械经营效益 |
第三章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 |
一、湖北省的自然灾害 |
二、自然灾害威胁农业生产 |
第二节 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的促进 |
一、土地改革与农业机械推广 |
二、农业合作化与农业机械推广 |
三、人民公社体制与农业机械推广 |
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机械推广 |
第三节 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内在要求 |
一、满足城市和工矿人口区的粮食需求 |
二、为重工业发展提供产品销售市场 |
三、有利于重工业从农业抽取发展资金 |
第四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工业的建立 |
一、湖北省农业机械工业发展概况 |
二、排灌机械工业 |
三、拖拉机及内燃机制造业 |
四、水田“三机”制造业 |
第五节 湖北省能源工业的壮大 |
一、石油工业的建立 |
二、城市电力工业的发展 |
三、农村小水电站的兴建 |
第四章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积极作用 |
第一节 增强农业抗灾害能力 |
一、减轻旱涝灾害破坏 |
二、抑制病虫害 |
第二节 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
一、扩大农田灌溉面积 |
二、能够抢季节、保农时 |
三、增加粮食产量 |
四、缓解粮食供需矛盾 |
第三节 增强治理山河能力 |
一、兴修水利 |
二、促进农田改造 |
三、扩大农田面积 |
第四节 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
一、改善种植业结构 |
二、繁荣农村副业生产 |
第五节 重塑农村劳动力市场 |
一、节省农村劳动力 |
二、解放农村妇女劳动力 |
三、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 |
四、提高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 |
结语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评析 |
一、成效与失误 |
二、历史启示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释意理论指导下的科技和农业中译英交替传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
1.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
1.2 Reasons for Adopting the Three Materials |
1.3 Task Features |
1.4 Outline of the Report |
Chapter Two Theoretical Framework |
2.1 Literature Review |
2.1.1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pretive Theory Abroad |
2.1.2 The Dissemination of Interpretive Theory in China |
2.2 Interpretive Theory |
2.2.1 Overview of the Theory |
2.2.2 Core of the Theory:Deverbalization |
2.3 Focused Processes for Achieving Deverbalization |
2.3.1 Meaning Equivalence:Cognitive Agreement between SL and TL |
2.3.2 Preserving Form or Meaning:Cognitive Selection via Context |
2.3.3 Cultural Transference:a Process of Cognitive Complement |
Chapter Three Concrete Procedures of the Interpreting Projects |
3.1 Mock Interpreting of Documentary |
3.1.1 Pre-task Preparation |
3.1.2 Task Execution |
3.1.3 Post-task Reflection |
3.2 Conference Interpreting1 |
3.2.1 Pre-task Preparation |
3.2.2 Task Execution |
3.2.3 Post-task Reflection |
3.3 Conference Interpreting2 |
3.3.1 Pre-task Preparation |
3.3.2 Task Execution |
3.3.3 Post-task Reflection |
Chapter Four Case Study |
4.1 Challenges Encountered |
4.1.1 Redundancy |
4.1.2 Unclear Expressions |
4.1.3 Repetition |
4.1.4 Illogical Expressions |
4.1.5 Knowledge Gaps |
4.2 Countermeasures Guided by Interpretive Theory |
4.2.1 Simplification for Solving Redundancy |
4.2.2 Explanation for Handling Unclear Expressions |
4.2.3 Combination for Overcoming Repetition |
4.2.4 Logical Improvements for Rectifying Illogical Expressions |
4.2.5 Cognitive Complements for Tackling Knowledge Gaps |
Chapter Five Conclusion |
5.1 Further Comprehension on Interpretive Theory via this Report |
5.2 Inspirations from Cognitive Complement |
5.3 Reflection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hought |
5.4 Other Fruits Gained from the Report |
References |
Acknowledgements |
Appendix1:Chinese Transcript |
Appendix2:English Transcript |
Appendix3:Glossary |
Appendix4:Referential Websites |
(5)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绪论 |
第一章 初起——潮涌下乡 |
第一节 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动员 |
第二节 上山下乡运动前的心态分析 |
第二章 发展——安家落户 |
第一节 知青下乡安置地点的选择 |
第二节 知青下乡后的安置方式 |
第三节 知青安置经费的补助和使用 |
第三章 高潮——适应图存 |
第一节 适应艰苦的乡村生活 |
第二节 食不果腹:知青吃饭问题 |
第三节 同工不同酬:知青劳动问题 |
第四节 无处栖身:知青住房问题 |
第五节 命运多舛:女知青的艰难 |
第六节 摆脱贫乏的精神生活 |
第七节 扎根农村,努力作为 |
第四章 落幕——返城归根 |
第一节 知青回城与就业安置 |
第二节 遗留问题的解决 |
第五章 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区域特色 |
第一节 拥有全省人数最多的“老知青”群体 |
第二节 拥有全省最大的华侨农场和一定数量的归侨知识青年 |
第三节 知青下乡安置以地区内跨县安置为主,安置条件相对优越 |
第六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7)郫县196房地产开发项目决策分析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项目的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
2.1 项目所在区域市场环境 |
2.1.1 城市总体规划分析 |
2.1.2 项目开发的市场环境分析 |
2.2 项目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分析 |
2.3 项目SWOT分析 |
2.3.1 优势分析 |
2.3.2 劣势分析 |
2.3.3 机遇分析 |
2.3.4 挑战分析 |
2.4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项目地址及建设条件 |
3.1 项目选址 |
3.2 项目用地方案 |
3.3 工程地质条件 |
3.4 市政配套设施条件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项目概况及定位分析 |
4.1 项目概况及公司运营 |
4.1.1 项目规模及用地 |
4.1.2 交通配套及发展规划 |
4.1.3 项目整体建设进度计划 |
4.1.4 项目公司情况 |
4.2 项目建设及定位分析 |
4.2.1 项目建设定位 |
4.2.2 项目用地规划经济指标 |
4.2.3 产品定位及销售策略 |
4.2.4 项目建设周期 |
4.2.5 项目开发步骤和销售 |
4.3 项目开发模式选择 |
4.3.1 地产开发模式 |
4.3.2 本项目的开发模式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项目工程技术方案 |
5.1 平面布置方案 |
5.1.1 单体设计 |
5.1.2 交通组织 |
5.2 绿色建筑设计 |
5.3 结构设计 |
5.3.1 结构设计自然条件 |
5.3.2 建筑结构参数 |
5.3.3 建筑结构材料和强度等级 |
5.4 暖通设计 |
5.4.1 通风及防排烟设计 |
5.4.2 空调设计 |
5.4.3 通风设计 |
5.4.4 消声减振及环保 |
5.5 电气设计 |
5.6 给排水设计 |
5.6.1 设计范围 |
5.6.2 给水设计 |
5.6.3 排水设计 |
5.6.4 雨水系统 |
5.7 消防设计 |
5.8 节能设计 |
5.8.1 居住建筑体形系数要求 |
5.8.2 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要求 |
5.8.3 门窗气密性等级 |
5.9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项目财务与经济效益分析 |
6.1 投资估算 |
6.1.1 资金来源 |
6.1.2 投资估算 |
6.1.3 开发费用估算 |
6.1.4 总成本汇总 |
6.2 利润估算 |
6.2.1 价格分析 |
6.2.2 利润分析 |
6.3 项目经济评价 |
6.3.1 经济指标计算 |
6.3.2 利润敏感性分析 |
6.3.3 项目财务评价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项目风险分析 |
7.1 财务风险分析 |
7.1.1 固定与变动成本分析 |
7.1.2 盈亏平衡分析 |
7.2 规划风险 |
7.3 环境风险 |
7.4 时机风险 |
7.5 市场风险 |
7.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8)经济新常态下山东省属大型煤炭集团转型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1.2.3 国内外文献评述 |
1.3 研究框架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点 |
第2章 山东省属大型煤炭集团概况与转型发展理论基础 |
2.1 新常态下山东省属煤炭企业发展情况概况 |
2.2 经济新常态要求转型发展 |
2.3 企业转型发展理论基础 |
2.3.1 战略管理 |
2.3.2 SWOT分析法 |
2.3.3 蓝海战略 |
第3章 山东省属大型煤炭企业发展环境分析 |
3.1 山东省属大型煤炭企业内外部环境分析 |
3.1.1 发展劣势分析 |
3.1.2 发展优势分析 |
3.1.3 发展机会分析 |
3.1.4 发展威胁分析 |
3.2 山东省属大型煤炭集团的SWOT分析评价 |
第4章 案例分析:C矿集团转型发展借鉴 |
4.1 集团概况 |
4.2 集团现状 |
4.3 经验分析 |
4.3.1 战略目标清晰 |
4.3.2 成功的战略实施,坚持有进有退 |
4.3.3 运营管理实施得当 |
4.3.4 成熟的公司治理 |
4.3.5 积极推行精用工管控机制,进一步减人提效 |
4.3.6 积极探索资源枯竭企业发展之路,再生新活力 |
第5章 山东省属大型煤炭企业转型发展方案 |
5.1 转型发展方向和分析方法 |
5.2 L矿业集团概况和现状分析 |
5.2.1 L矿业集团概况 |
5.2.2 L矿业集团面临的问题 |
5.3 L矿业集团转型发展方案 |
5.4 L矿业集团转型发展战略保障措施 |
5.5 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2、学术史回顾 |
3、研究空间及概念界定 |
4、本文主要研究路径及章节 |
第一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初创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蚕桑业及其困境 |
1. 整体经济形势的萧条 |
2. 蚕桑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盛极而衰 |
3. 日本蚕业的崛起及与其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冲击 |
第二节 晚清民末蚕桑改良事业的初步开展 |
1. 清末民初振兴蚕业的论争与实践 |
2. 清末民初蚕桑改良的进步与局限 |
第三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筹组及其成立 |
1. 外籍人员对于中国蚕丝业的担忧与扶植构想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正式成立 |
3. 中心组织形式及主要负责人的确立 |
4. 地方性组织网络的建构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内部权力纷争 |
第一节 欧战后各国在“华丝振兴”问题上的不同面相 |
1. 美国、法国对华丝的扶植 |
2. 日本独霸中国生丝厚利的企图 |
第二节 国际关系变动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1. “有碍主权”问题 |
2. 日本参会问题 |
3. 经费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第一节 新政府对蚕业发展的全面介入 |
1. 制定宏观发展规划 |
2. 建立健全相关组织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1. “费由我出,政则他人”:外人掌控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2. 新政府社团改组政策的初步实施 |
3. 围绕“交权”及“改组”的中外博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核心业务革新 |
第一节 中国蚕桑改良系统与机制的西化倾向 |
1. 对蚕业问题认识的趋新与深化 |
2. 新型蚕业改良活动的开展 |
第二节 合众蚕桑会蚕业改良思路与方式的嬗变 |
1. 由“购买”到“制种” |
2. 由“分发”到“指导”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蚕业教育活动 |
第一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介入蚕业教育的形式演进 |
1. 合众蚕桑改良会自立教育机构早期设想及探索 |
2. 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
1. 中国女子蚕业教育的兴起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筹组与发展 |
3. 职业去向与生源:镇江女子蚕业学校与蚕业近代化的双向互动 |
4. 镇江女子蚕业蚕校的突破与独特性 |
5. 合众蚕桑改良会科研事业的后续进行 |
本章小结 |
结语 蚕桑改良组织的近代命运与传统农、蚕业的转型困境 |
附录(一)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章程暨监理员规程》 |
附录(二)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办事细则》 |
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 |
后记 |
(10)江西省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现代物流发展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4 本研究创新之处 |
第2章 基本范畴界定与相关理论 |
2.1 新农村建设的内涵 |
2.2 物流的基本内涵及其环节 |
2.3 现代物流理论 |
2.3.1 国内外物流研究综述 |
2.3.2 主要物流理论综述 |
2.4 农村现代物流内涵及特点 |
2.4.1 农村现代物流基本内涵 |
2.4.2 农村物流的特点 |
2.4.3 农村现代物流与城市物流、企业物流区别 |
第3章 当前我国农村物流发展现状及发展必要性 |
3.1 我国农村物流现状 |
3.1.1 发展现状 |
3.1.2 存在问题 |
3.2 发展农村现代物流的必要性 |
第4章 江西省农村现代物流建设现状及困境 |
4.1 江西省农村经济现状 |
4.1.1 江西省农村经济发展概况 |
4.1.2 江西省农产品生产状况 |
4.1.3 江西省农村现代物流状况 |
4.2 江西省农村现代物流建设困境 |
4.2.1 农村物流发展总体规划缺乏 |
4.2.2 物流基础设施薄弱 |
4.2.3 物流体系建设不足 |
4.2.4 物流业人才缺乏 |
4.2.5 物流管理体制滞后 |
第5章 新农村建设中发展农村现代物流对策 |
5.1 加快制定江西农村现代物流发展总体规划 |
5.1.1 江西农村物流规划和政策制定情况 |
5.1.2 加快制定总体规划 |
5.2 加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
5.3 加快农村物流体系建设 |
5.3.1 加速建立城乡协同物流体系 |
5.3.2 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物流中的作用 |
5.4 加快实施物流专业人才培养工程 |
5.5 加快建立协调机制 |
5.6 发挥供销合作社推动农村现代物流发展的作用 |
5.6.1 供销合作社职能 |
5.6.2 江西供销合作社概况 |
5.6.3 供销合作社推动农村现代物流发展作用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四、我省供销系统创十年来利润新高(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与农业发展(1949-1984)[D]. 冯兵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
- [4]释意理论指导下的科技和农业中译英交替传译报告[D]. 刘婷. 兰州大学, 2019(02)
- [5]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D]. 唐绮颖.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6]美好时代(上)[J]. 李朝全. 时代文学, 2019(02)
- [7]郫县196房地产开发项目决策分析与研究[D]. 朱琰. 西南石油大学, 2016(04)
- [8]经济新常态下山东省属大型煤炭集团转型发展研究[D]. 汪学军. 山东财经大学, 2016(04)
- [9]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D]. 王晨.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10]江西省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现代物流发展浅析[D]. 林信敏. 南昌大学,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