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宗棠、刘锦棠在新疆的民族政策

一、论左宗棠、刘锦棠在新疆的民族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赵亚军^[1]（2021）在《左宗棠新疆屯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晚清爱国英雄,左宗棠因收复新疆名垂史册,但其在新疆屯政的作用往往被人忽视。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左宗棠新疆屯政历史背景、思想形成、具体措施、历史意义进行论述,肯定其历史功绩。左宗棠新疆屯政运用兵农结合的方式稳定边疆,同时兼顾社会和经济发展,其务实有效的利民政策是对历史经验的又一延续和创新。本文认为,左宗棠新疆屯政事业是与他抵御外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贯穿始终。左宗棠战时屯政取得了一定效果,应予以积极肯定。通过屯政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为顺利收复新疆解决了部分军粮补给,意义重大;前期屯政最根本的目的是将屯政作为西征筹备粮饷的一种渠道。后期屯政的实施对战后新疆重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推动新疆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有益于社会稳定。收复新疆后,左宗棠继续在新疆地区推行屯政,进行改革。如散兵归农、招抚流亡、兴修水利、改革赋税、推广棉桑、实行汉语教学等多种务实政策,迅速稳定了新疆社会秩序,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建设。研究认为左宗棠新疆屯政所表现的深远影响不仅局限在对边疆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层面,更表现在边疆建设和国家边疆安全层面。左宗棠新疆屯政是具有前瞻性、务实性的边疆实践,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左宗棠部下刘锦棠就任新疆省巡抚后,仍延续左宗棠在新疆实行的利民政策,奠定了新疆建省后长期稳定发展的良好局面,为维护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宝贵经验,并打下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时至今日,晚清新疆社会治理模式仍对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深远影响,即使对于当代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也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

翟文静^[2]（2020）在《刘锦棠民族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晚清时期,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民族关系错综复杂。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晚清重臣刘锦棠进行了认真处理,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思想。刘锦棠的民族思想,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影响较大,在新疆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论述了刘锦棠的民族思想。在研究过程中,本文纵横结合,阐述了刘锦棠民族思想的主要内容,探究了刘锦棠民族思想形成的原因,分析了其民族思想的特点及得失。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包括绪论和正文两个部分。绪论主要包括本文选题的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创新点。正文部分主要包括三个章节。第一章系统地梳理了刘锦棠民族思想的主要内容。刘锦棠的民族思想包含诸方面内容,主要有“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恩威兼施”、“以恩为主”、“尊儒重汉”等。第二章论述了刘锦棠民族思想形成的来源。刘锦棠民族思想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有:家庭的影响,自身经历的影响,传统民族观的影响,晚晴洋务思潮的影响。第三章论述了刘锦棠民族思想的特点与得失。务实性、进步性、灵活性是刘锦棠民族思想的重要特点。刘锦棠的民族思想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新疆的发展与民族融合,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当然,刘锦棠的民族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蕴藏着大汉族主义情绪、鲜明的阶级性。这些局限性,对刘锦棠在新疆的民族工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鉴古知今,读史明智。对刘锦棠的民族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无疑可为当今中国的民族工作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马利民^[3]（2020）在《谭钟麟治理西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871—1879年,谭钟麟曾先后任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1871年初到西北,面对社会局势动荡、民生凋敝的局面,积极采取措施,缓和社会矛盾,同时严禁鸦片,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种植方法,并在全省推广植桑养蚕,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效果;时值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设粮台于陕西,谭钟麟全力协助左宗棠,在积极筹饷同时催收统筹各省协饷,为西征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支援。谭钟麟在陕西任职八年之后于1879年调任浙江巡抚,两年之后（1881）再次来到西北,于1881—1888年间担任陕甘总督。任陕甘总督期间,积极统筹谋划新疆建省事宜,全力支援新疆战后的开发和治理;大力整饬吏治、裁减冗兵、开源节流、大兴文教,取得了显着的效果。总之,谭钟麟治陕八年、督陕甘六年,在其前后任职西北十四年的时间里,西北的社会治理、开发和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谭钟麟自身和时代的局限性,其很多措施基本延续左宗棠等人做法,创新点并非很多,加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一些措施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王淼^[4]（2019）在《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新疆建省为切入点,以历任巡抚的治疆活动为中心,在晚清被迫从“大一统”天下观的天朝逐渐转型整合到“多元一体”的近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综合运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历任巡抚治理新疆的施政历程,并从政治、边防、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全面分析其治疆政策与措施等方面的利弊得失,探索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当今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发展借鉴和参考。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在西方民族国家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朝收复新疆后,统治阶级经过“海防”“塞防”国家战略走向的激烈争论,最终放弃了在边疆与民族地区延续千年的“因俗而治”“羁縻而治”等传统治理边疆的政策与措施,废除旧的行政体系,设立善后总局,最后建立行省、设置巡抚,新疆逐步实现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改变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第二章讨论了新疆建省设抚初创时期的边疆治理情况。“建省设抚”的实施正值新疆收复不久,各方面百废待举。首任巡抚刘锦棠及护理巡抚魏光焘对外整军固防,对内废除军府制下的旧制度、政策,采取了各种稳定民生的措施,以便让新疆社会与经济尽快得到恢复与发展。通过刘锦棠与魏光焘的努力,新疆在建省以后的社会局势逐渐趋于平稳,各种制度不断完善,为新疆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先后继任新疆巡抚的陶模、饶应祺,前两任巡抚主要以恢复发展,保障稳定为主,大规模洋务还来不及筹办。这一时期虽然外部英俄列强一直觊觎新疆,内部社会局势也非持久太平,但在前任巡抚治理边疆的基础上,陶模、饶应祺大力推行洋务,加强武备、力行屯田、促进教育,使得新疆政令基本通达、社会基本稳定;新疆的边防、吏治、整军、教育等方面都有了显着的发展,促使新疆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时期新疆各方面发展都有显着提高。第四章、第五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后新疆巡抚的边疆治理情况。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清廷被迫实行“新政”与预备立宪。“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实施对西北边疆的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军事边防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潘效苏、吴引荪、联魁等几任巡抚对新疆的兵制、警政、文化教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袁大化在任时期,新疆甚至已经有了修建铁路的构想。但这一时期新疆巡抚更换频繁,社会危机加深,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下,清朝灭亡,新疆省与内地所有省份一样,最终都走向了共和。对晚清新疆历任巡抚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镜”,探索边疆治理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当今新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大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汤浩^[5]（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祖力亚提·司马义^[6]（2018）在《清朝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发展与传承的教育路径》文中研究说明清朝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各地发展与传承的主要路径是清政府推动的各类学校教育。文章回顾了清代中华文化在新疆得以传播的历史背景,介绍中华文化特别是汉语文和儒家学说在新疆得以发展与传承的教育形式与内容,探析和梳理中华文化在新疆发展与传承的历史脉络。汉语文是新疆各族民众与中华民族其他成员进行文化交流的语言工具,讲授汉语文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校加强了新疆民众的向心力。有关历史进程的回顾与讨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新疆的社会发展形势,进一步理解双语教育在推动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和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华民族认同和对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

李满喜^[7]（2017）在《回民起事时期的塔尔巴哈台蒙古》文中提出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清王朝内忧外患日益加重。1862年,陕西发生回民起事,迅速蔓延至清王朝的西北地区。此次起事,对位居新疆西部的塔尔巴哈台地区以及世居当地的蒙古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论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搜罗档案资料和各种基本史料,尤其是系统地利用已经影印出版的《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同治朝上谕档》、《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汉文录副奏折、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关塔尔巴哈台的档案等满、汉文、蒙古文原始档案资料,并结合大臣奏折、地方志、游记、调查报告、近人论着,系统而全面地叙述回民起事期间塔尔巴哈台地区社会的大变动,主要内容包括起事的发生、塔尔巴哈台城被困与失守、蒙古兵参战以及清军与起事军的交战、蒙古难民迁入布多布伦托海、清朝安置难民措施等。通过上述内容,试图揭示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经历对塔尔巴哈台地区蒙古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介绍选题意义、相关研究概况、基本史料、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及不足之处。正文由六章组成。第一章,对清代新疆蒙古盟旗制度、塔尔巴哈台十苏木蒙古、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北路盟蒙古的来源、游牧地分布及驻防任务、回民起事发生之前的塔尔巴哈台蒙古僧俗上层进行背景阐述。第二章,论述从同治四年正月初一日（1865年1月27日）塔尔巴哈台起事发生至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七日（1866年4月12日）失守塔尔巴哈台为止的近15个月时间内,起事军围困塔尔巴哈台城至守城官兵的被动守护与反击、宗教首领棍噶扎勒参带领蒙古兵解围塔尔巴哈台城、北路盟土尔扈特蒙古兵两度被调和逃回游牧地等内容。第三章,叙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驻防大臣筹划反击措施、棍噶扎勒参收揽逃入俄国境内的索伦、蒙古难民、清朝西征军入疆、恢复塔尔巴哈台统治等内容。第四章,对敌对双方的人员构成和参战情况进行论述,分析和揭示交战中清军的被动、后勤不到位、兵力不足等问题。第五章,叙述朝廷增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来安置塔尔巴哈台难民的过程,以及所采取的供给物资、划给游牧地等救济措施。第六章,论述塔尔巴哈台蒙古社会的大变动,包括人口减少、经济负担加重、畜牧业经济衰落等内容。同时,还涉及蒙古僧俗上层、参战士兵所得到的补偿和奖赏。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概括,并对论文未能深入探讨的问题稍作交代。

关小哲^[8]（2017）在《晚清民国时期新疆湘籍人员研究》文中指出新疆的近代化,湘籍人不可或缺,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新疆军、政、文教等领域湘籍人的所占比例较大,且大都位居重要之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活动对新疆的近代文明与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晚清时期,归复新疆时钦差大臣兼督办新疆军务的左宗棠、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首任布政使魏光焘、归复新疆之战有战功的湘籍将领罗长祜、谭拔萃、黄万鹏和余恩虎等,及其时湘军子弟。他们为摧毁阿古柏侵略势力、打击英俄等外国的入侵而付出满腔热血甚至生命。新疆建省后八位就任巡抚,湘籍人就占了三位,分别是刘锦棠、魏光焘和潘效苏;另外,加上如担当地方提督的谭上连等,道员的黄炳焜等,总兵的方友升等以及大量如知县蒋士修等湘籍中下层新疆军政官员,他们或主政制定或贯彻执行的路线、方针、决策从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新疆的近代化发展的进程,也影响着新疆的各民族的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和进步。民国时期,以高举新疆辛亥革命“首义”大旗的刘先俊等为首的湘籍民主革命志士,不知激励了多少人为推翻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和实现“民主共和”而奋斗;以毛泽民为首的湘籍新疆金融改革先行者对新疆经济的近代化发展作用不可小觑;以毅然举起和平义旗的陶峙岳,陶晋初等湘籍将国民党军政官兵,促成了新疆和平过渡,从而保存了新疆已有的建设成果,不但造福新疆人民,也使国家受益。此文重点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湘籍人在新疆的活动及其重要意义。行文主要以新疆湘籍人的来源与分布、及其在新疆政界、军界、经济界、文化与教育等界的一系列的活动为中心,遵循新疆各界近代化发展这条线索展开论述,旨在探讨与阐释湘籍人的活动及其所带来的湖湘精神在新疆的近代化发展与各民族间交流和融合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徐磊^[9]（2016）在《晚清治疆研究（1864-1884）》文中研究表明自同治三年（1864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的二十年间,是晚清新疆历史演变的重要时段。南疆变乱、阿古柏入侵、沙俄窃据伊犁等诸多重大事件,使得新疆这段历史,纷繁复杂。由于人文、地理之不同,南疆、乌鲁木齐以及伊犁地区发生的乱局,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新疆动乱的背后,大国博弈的影子,十分明显。英国、俄国、土耳其、中国之间,纵横阖闾,瞬息万变。清政府克服重重困难,战迪化,平南疆,收伊犁,建行省,稳边陲,为后世经营西北奠定了良好基础。本文对这段历史做了大致梳理和阐述。首先,简要考察了 19世纪中后期国际及国内局势。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的欧洲革命,打破了传统的欧洲均势格局,由此造成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在中东局势的演变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崩离析,波斯亦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得以出现,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半岛逐渐发展壮大。中亚成为英俄两国的角力场。浩罕、布哈拉、希瓦三汗国归入俄国;英国以印度为基地,极力向中亚扩张势力。而清廷无力西顾,新疆危机四伏。在国内,太平天国影响最大。捻军起义、陕甘回民起义、云南回民起义,严重消耗了清廷实力。在内忧外患中,士大夫阶层开始谋求自强之策,洋务运动随之兴起,此时兴办的各类军工及民用工业,为清廷平定西北乱局提供了有力支持。其次,大致梳理了南疆乱局的发生及演变进程。因内地协饷供应不足,南疆军政系统运转渐趋失灵,种种社会危机随之显现。陕甘回民起义是同治年间南疆动乱的诱因。官府的公信力下降以及社会控制能力不足,是南疆动乱的内因。因与浩罕毗连,南疆乱局深受中亚局势影响。库车、喀什、叶尔羌、和田等地纷纷形成了绿洲割据势力。阿古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南疆的统治者,但由于清廷自乾隆朝开始的苦心经营,民心并未完全丧失。尤其是与阿古柏统治下的苛政相比,清廷的治理仍让当地人产生怀念。这也是后来清廷顺利平叛的潜在资本。其三,基本廓清了乌鲁木齐乱局背后的汉、回关系及其演变进程。新疆动乱之前,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已推行郡县制。当地民众以内地移民为主,其中以汉民、回民居多。妥得璘集团是清廷的反叛者,也是阿古柏征剿的对象。其建立的“清真国”,是新疆回民群体力量的集中显现。与此同时,边疆汉民被迫组织起民团武装,诸如徐学功、赵兴体、孔才、张和等人组织的民团,是新疆汉族群体力量的集中代表。在新疆这段历史中,他们抵抗阿古柏,抗击沙俄,辅助清军收复新疆,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其四,大体分析了伊犁乱局背后的民族关系以及中俄博弈的大致情景。伊犁为清廷经营新疆的重心所在,官军抵抗时间最久。在清廷的长期经营过程中,伊犁地区的民族关系形成了特有的民族差序格局。在内地协饷不济的情况下,这种特有的差序格局无法维系。同时,官府公信力下降,也是伊犁出现动乱的主因。伊犁动乱后,俄国得以介入。其五,主要阐述了清军进疆的准备及其过程。阿古柏无法将南疆绿洲整合成“哲德沙尔”共同体。1877年（清光绪三年）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俄国、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卷入其中,三大国在中亚的注意力瞬间西移,阿古柏苦心营造的外交保护网失去作用。同时,国内朝野上下,就海防与塞防如何平衡,逐渐达成共识。于是,在清军强大攻势下,南疆平定。第十次俄土战争,不仅加速了阿古柏的灭亡,也为清廷收复伊犁创造了良机。新疆善后工作头绪较多。伊犁收复后,建省筹划提上日程。其六,大致总结了清廷治疆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当代的启示。大臣的频繁议政,为清廷治疆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决策参考。此外,清廷收复新疆,得益于协饷制度的勉力维系以及军功保举制度的切实推行。对新疆来说,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政策、屯垦戍边都不是横空出现的新问题,晚清这段历史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标本,给今人以许多启发。

贺梦姣^[10]（2016）在《清末新疆文教治边理念及其实践研究 ——以吐鲁番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左宗棠率领湘军收复新疆,边疆治理从军府制向行省制转变。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广兴义塾、传播儒术的文教治边理念成为新疆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本研究以《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为史料来源,聚焦吐鲁番地区,围绕官方文教治边理念展开历史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义塾教学过程中,官方尤其重视对少数民族学生儒家文化的影响与熏陶,推崇用儒家礼教的道德标准来培养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义塾教育的推广无论是学生的招收、教师的聘请、教材的设置、教学效果的考核、义塾奖励机制的建立等各方面,无不围绕对少数民族学生儒家礼教的灌输而展开。新疆义塾教育前后推行二十余年,在教学内容方面基本仿照内地义塾教学模式,少数民族学生在认汉字、说汉话、背诵儒家经典、造句作文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由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语言文字、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多方面与内地存在较大的差异,义塾教育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举步维艰,常伴随着学生逃学、父兄隐匿子弟等不良社会反应,少数民族社会对官方儒家文化的推广存在较大的反感与抵抗情绪。最后得出结论,清末新疆文教治边理念的实践基本失败,义塾教育虽推行数年,但对培养少数民族的国家和文化认同、实现边疆长治久安产生的效果微乎其微。通过分析,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新疆少数民族义塾教育发展起步晚、基础薄弱、持续时间短;其次,受主观因素的阻碍,新疆义塾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教师教学不力、义塾风气不正、教师体罚学生、语言沟通困难、教育需求与供给不平衡等问题;最后,导致清末新疆官方文教治边理念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官方对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伊斯兰文化与内地以汉族为主体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认识不足,用儒家文化教化少数民族学生的实质是大汉族主义的强制同化。笔者认为,文教治边理念的提出是清末新疆官方从武治向文治转变的一次重大尝试,以历史大环境为背景,不可否认这一理念的提出对于从教育出发探寻边疆治理的长效机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当今政府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如何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多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教育政策,对于边疆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论左宗棠、刘锦棠在新疆的民族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左宗棠、刘锦棠在新疆的民族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左宗棠新疆屯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刘锦棠民族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谭钟麟治理西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论文提纲范文）

（5）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回民起事时期的塔尔巴哈台蒙古（论文提纲范文）

（8）晚清民国时期新疆湘籍人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晚清治疆研究（1864-1884）（论文提纲范文）

（10）清末新疆文教治边理念及其实践研究 ——以吐鲁番档案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左宗棠、刘锦棠在新疆的民族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左宗棠新疆屯政研究[D]. 赵亚军. 塔里木大学, 2021(08)
• [2]刘锦棠民族思想研究[D]. 翟文静. 烟台大学, 2020(08)
• [3]谭钟麟治理西北研究[D]. 马利民. 兰州大学, 2020(01)
• [4]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D]. 王淼.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6]清朝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发展与传承的教育路径[J]. 祖力亚提·司马义. 社会科学战线, 2018(01)
• [7]回民起事时期的塔尔巴哈台蒙古[D]. 李满喜. 内蒙古大学, 2017(06)
• [8]晚清民国时期新疆湘籍人员研究[D]. 关小哲. 新疆大学, 2017(01)
• [9]晚清治疆研究（1864-1884）[D]. 徐磊. 陕西师范大学, 2016(11)
• [10]清末新疆文教治边理念及其实践研究 ——以吐鲁番档案为中心的考察[D]. 贺梦姣. 石河子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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