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面对证券投资（论文文献综述）
石佳豪[1]（2021）在《投资者情绪对公募基金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在行为金融学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市场出现新信息时,投资者基于自身有限的认知与特有的偏好,做出对未来的预期,预期的好坏则代表着投资者情绪的高涨或低落,投资者情绪的变化会进一步影响我国证券投资市场的资产价格,从而对整个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公募基金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公募基金成为了许多中小投资者在进行理财产品选择时的首要选择。投资者情绪与公募基金作为金融市场上两大重要因素,研究其之间的相关性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第一,选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选取多维度的代理变量,搭建可以准确代表投资者情绪的指标;第二,构建合理的公募基金整体与分类别基金绩效指标,使用Carhart四因子模型对基金月度收益率进行滚动回归,得出基金月度平均绩效;最后,对于所搭建的指标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进一步分析以得出二者的相关关系。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投资者情绪对于公募基金的业绩表现存在一定的影响关系,当投资者情绪上涨时,公募基金的整体基金绩效水平也会随之上涨,相对于私募基金来说,公募基金的投资风格更加稳健;不同类型的公募基金绩效对于投资者情绪的变化有着不一样的反应;公募基金的投资行为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结合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对我国公募基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孔维轩[2]（2021）在《易方达股票型基金市场交易处置效应实证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上的投资主体从个人投资者占主导地位逐渐过渡到机构投资者占主要力量,而且市场上的投资者在进行理财时相较于以前直接投资于股票市场上来说目前更愿意投资到基金这类较为稳健的理财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机构投资者的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所以本文从行为金融学中处置效应这一角度来分析机构投资者在进行市场交易时是否会出现处置效应这类不理性的行为。处置效应简单来说就是指投资者在进行市场交易的时候会出现卖盈持亏的现象,就目前相关文献对于国内的机构投资者在进行市场交易时处置效应是否存在受到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本文在研究处置效应时以易方达股票型基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时间较早,而且无论从基金规模还是产品种类上来看都是在同行业中居于领先的地位。文章内关于处置效应的实证分析过程中,首先对易方达股票型基金市场交易时是否存在处置效应进行研究,如果存在处置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处置效应的各个因素。在实际分析过程当中选择了买卖周期时间法、卖盈卖亏比率法和新兴的生存分析模型对易方达股票型基金3年来的股票账户的市场交易情况进行了分析,从结果上来看,研究对象在进行市场交易时确实存在着处置效应,并且受到不同基金产品自身因素的影响其处置效应的强弱程度也不同。最后,根据实证分析中得出的具体结论,从政府、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目前,国内关于机构投资者处置效应的研究文献较少而且对于处置效应的研究大多以整个证券投资基金不同类型产品作为研究对象,所以对具体的机构投资者在进行市场交易时处置效应的研究不仅能够对其他机构投资者在进行市场交易时提供借鉴意义,而且对于扩展机构投资者处置效应这方面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逄嘉宁[3]（2020）在《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基于国际投资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迄今为止,大多数国际金融模型都建立在理性预期范式下。这种范式中的经济主体对复杂经济过程的规律有着超乎其学识、经历、境遇的理性又正确的感知,这显然与现实存在出入。本文认为,国际金融模型应建立在跨文化行为主体（个体、企业及国家）的价值观、感知及文化特质的基础之上,只有深入地解构文化,分析多层次文化主体对于文化的感知,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国际资本流动中文化差异对各类投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界定“国家文化”及“资本流动”的概念来划定文章的讨论范围。“文化”本身不仅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宽广架构,更是潜移默化中对人类行为与经济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群体心理编程。如何在纵横交错的经济、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一窥文化差异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成为了本文关注的首要问题。这不仅要求研究者对文化的概念抽丝剥茧,分离出可以量化的部分,亦需要谨慎地探究文化差异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上不同方向和强度的效用;更要将这些问题与不同层级、不同内容的国际资本流动相结合,并寻找恰当的预测方式及回归模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Hofstede为代表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成果使文化之核心一价值观得到了量化及应用,其效度及普适性也得到了诸多验证。本文将文化价值观维度作为文化差异衡量的主要方式,以国家文化熟悉度、管理者感知文化差异作为辅助,探讨国家文化差异对经济结果的相关性及影响。第三章细述了将国家文化差异纳入经济学模型建立本文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主要理论、文化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各组成部分影响及传导路径。理论发展部分介绍了经济学中刻画国际商品资本流动的经典理论引的产生背景、发展继承以及适用性;而第二部分则从资本流动的视角着笔,结合文献详述文化差异对不同资本流及资本流动构成的影响。其中传导路径一节主要描述文化对经济结果循序渐进的作用机制,论证文化与金融研究结合的适用性,并结合文献,分层次梳理文化差异对微观企业决策者,到中观企业对外投资,再到宏观国家之间的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所谓“见微知着”,文化最微观、最基本的载体单元是人,行为人通过自身的文化视角感知世界,并依此行事。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来谈,从事金融资产跨境转移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决策主体是企业管理者。作为文化及公司行为的载体,管理者基于学习的跨文化经历形成了其对于国家文化差异的独特感知,继而塑造其对于国家文化差异对公司跨境发展意义的管理认知,并成为其制定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的依据。第四章将董事会跨文化经历作为企业对文化差异感知的代理变量,利用Logit及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企业董事会整体跨文化敏感度水平与公司海外并购持股份额的相关性。公司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业界及学界“谈文化差异色变”的负面刻板印象。在实操过程中,文化差异不仅仅是信息摩擦、潜在交易成本的“罪魁祸首”,亦是促进创新协同,多元化发展的“肱骨之臣”。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组织行为学的“开发-探索”视角出发,意图为“积极跨文化研究”进路增添经验证明。本文将中国企业从2005-2018年对60个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数据汇总为国家层面面板数据,建立单边动态引力模型,以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选址决策的影响为例,基于非参数协方差矩估计及D-K修正标准误,探讨文化距离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及流量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文化距离总体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呈U型的特征,各文化维度对于区位选择影响程度和方向并不一致。进一步的分组结果表明,文化距离的U型效应在中国企业对OECD国家的投资中体现较为明显,而对非OECD国家的投资则呈负相关。在前两章的实证研究中,文化差异影响的效度及稳健性得到了很好的数据支撑。接下来,我们将视域拓展至宏观的国际双边资本流动。受限于数据及方法,将文化差异引入分析模型的进路人迹罕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针对多种形式的跨国投资流,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国际资本流的组成,探讨文化差异在不同语境下与各影响因素的互动与耦合。文化差异对于不同资本流动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研究资本双向流动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各层次不同经济主体面临的信息摩擦的本质,以及跨国资本市场的构成,而探求文化差异对于双边的整体资本流动构成的影响,以期加深和拓展研究者对文化差异与动态的金融资产跨境配置结构变动的相关性的理解。本文依托跨境资本流量数据,建立了动态面板引力模型,并基于两步的稳健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文化熟悉度对国际直接投资及证券投资的流向及流量具有积极影响,文化距离与国际直接投资呈负相关而与证券投资呈正相关,正式制度对于文化差异对国际直接投资负面效应的影响具有缓解作用而对证券投资则并不显着,与之相呼应的是,文化距离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非OECD国家较明显,而在OECD国家则不明显;总体而言,文化距离对于国际证券投资对直接投资之比具有正面影响,说明国家对于文化距离遥远的东道国,仍偏向于承诺程度更低的非实物资产投资。最后,基于对以上分析及研究的总结,本文提出了对于未来该领域发展,以及针对目前中国国际化发展阶段的展望。
王雨[4]（2020）在《智能投顾服务的资产选择及价格竞争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务院2017年颁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将为金融领域开启新篇章。智能投资顾问服务（以下简称“智能投顾”）作为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前沿应用,为财富管理行业的投资顾问服务带来实质性的转变,并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我国智能投顾服务始于2015年,其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用户需求,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优化处理,通过模型选择构建基础资产库,以投资组合理论为基础,自动为不同风险偏好的用户量身定制资产配置方案,对市场进行高精度判断以增加用户满意度,从而实现投资顾问服务的智能化转型。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当前智能投顾服务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业务介绍和监管政策研究。本文尝试拓宽该领域研究视角,遵循“现状-机理-预测”的研究思路,对智能投顾服务资产选择的倾向性及价格竞争机制展开研究。首先对智能投顾的运作机制进行案例研究,初步判断影响智能投顾基础资产库选择的因素。其次,我们运用实证研究,对智能投顾服务运作机制现状下的机理进行探索,揭示智能投顾服务对基础资产的选择倾向性影响因素并对各因素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最后,我们运用理论研究证明及数据仿真的方式,对智能投顾服务的一类影响因素（管理费率）展开深入分析,通过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中的价格竞争机制的研究,尝试对市场中的价格竞争机制进行预测性探析。本文期望通过探索,为后续研究起到投砾引珠的作用,主要工作及创新点如下:1、拓展问题研究视角,顺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智能投顾服务在我国尚属新兴业务,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我们发现前人对于智能投顾服务中的资产选择及价格竞争机制鲜有研究。本文尝试拓展智能投顾的研究思路,将智能投顾服务的资产选择及价格竞争机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结合社会关注热点,契合国家政策导向,丰富了相关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2、运用案例研究方式探索智能投顾运作机制。由于智能投顾业务的新颖性,研究中无法单纯沿用已有模型,本文通过质性研究的方式对智能投顾运作机制问题予以定性分析,对我国不同类型智能投顾的差异性及基础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构建智能投顾服务对基础资产选择的三维度影响因素模型,揭示了影响因素的直接作用以及调节作用路径。3、运用实证分析探析新兴业务的实践做法,为其提供理论支撑。在实践中,智能投顾服务的资产选择会呈现一定的特征,而我们查阅文献,却未发现相关研究。本文从资本市场中获取真实数据,基于我国智能投顾服务的特性,运用实证分析对智能投顾服务资产选择的倾向性进行研究,尝试为实践操作提供数据上的解释,体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价值。4、契合新业务实际运作模式,构建新的模型对智能投顾服务价格竞争机制进行分析。在传统价格竞争研究中,前人考虑将价格作为影响产品需求的唯一因素。我们发现,在智能投顾服务网络中,需求并非仅受到价格影响,本文在服务网络需求模型中应用拥挤效应,构建了考虑拥挤效应的需求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及数学证明,获得智能投顾服务网络中基金管理费价格竞争中有且仅有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解的结论,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对基金管理公司和智能投顾公司的定价以及监管部门的未来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质性的建议和帮助。本文作为一种探索性的研究,尝试将智能投顾服务的研究领域进行拓展,并将理论与工作实践有机结合,对当前资本市场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基金管理公司、智能投顾公司和监管部门提供了一种启发式的思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林嘉幸[5]（2020）在《服务型政府视域下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教育现状及优化建议 ——以G省为例》文中指出2000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愈来愈重视中小投资者教育工作,并通过做好中小投资者教育工作来帮助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然而,许多省市监管部门中小投资者教育工作仍处在探索阶段,存在一些问题,如中小投资者教育服务供给质量不高、证券公司主推的中小投资者教育模式过于商业化、专业人才队伍保障不足等。本文以G省中小投资者教育情况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查阅和问卷调研等方式,结合自身投资者教育工作经验,对G省中小投资者教育现状进行分析和实证研究,客观认识G省中小投资者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查找问题成因,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小投资者教育工作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提出在服务型政府视域下证券监管部门进一步优化中小投资者教育现状的有效对策,希望通过这些对策,优化我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教育体系建设,推动我国证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刘松婷[6]（2020）在《累积前景理论下考虑交易成本的资产投资策略优化与研究》文中认为在金融市场上,投资组合策略问题一直是各种投资活动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国内国外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众所周知,经典的投资决策理论如期望效用理论的一个关键假设是投资行为人是理性的。但通过对金融市场上大量投资者的决策行为进行观察发现,经典决策理论对投资者的现实行为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并且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由众多中小投资者构成,非理性成分较大,因此经典行为人“完全理性”的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本文考虑行为人的心理因素,结合行为金融学知识,在累积前景理论（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CPT）下对行为人的投资决策问题进行研究。文章的研究主要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内容按照以下框架展开: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以及国内外文献综述;接下来文章详细介绍了累积前景理论的理论框架;在前一小节的理论基础之上,构建本文的理论模型,并给出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策略模型;然后采用国内A股市场上收益率和波动率各不相同的股票为代表进行仿真模拟分析,检验不同的收益率和波动率下的最优策略对风险态度系数的敏感性程度,并对有交易成本和没有交易成本的最优策略进行对比,分析交易成本对人们决策行为的影响。从仿真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投资者在对待风险的态度以及交易成本对最优策略的影响上,本文得出模型的实证检验与现实情况相吻合;最后是对全文的总结以及展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为证券投资组合优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并对国内股票市场上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李文晓[7]（2020）在《我国智能投顾的监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云计算的智能投资顾问自国外引进后凭借其智能化、云计算的特点近年来在我国得到蓬勃发展,并且其弥补了传统投资顾问行业的不足,备受中小投资者的追捧。但是作为从国外引进的智能理财平台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环境,投资者投资习惯的不同,智能投顾在我国似乎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智能投顾当前在我国面临的困境不仅包括我国法律对于投资咨询人员资产管理的禁止,其牌照申领同样面临困境,智能投顾合法化道阻且长。此外人工智能算法的引入对智能投顾内部责任承担主体也引起了不小的混乱,人工智能算法能否作为法律责任主体承担法律责任是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其次就是人工智能算法的引入对传统监管模式的挑战,传统监管模式能否有效应对,投资者权益如何得到保护都需要进一步明晰。所以本文从上述问题出发,深入分析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责任承担、投资者利益保护和对传统监管模式带来的挑战,探寻我国智能投顾监管能从哪些方面予以完善。本文首先从智能投顾的定义、特征出发介绍不同国家和地区智能投顾的不同含义和运作模式,以及智能投顾在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本土化特征,发现我国智能投顾的发展模式和运作模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差异,而这种不同是造成智能投顾监管手段差异化的主要原因。其次从监管对象出发,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问题,得出当前发展状态下人工智能算法尚不能独立作为法律主体承担责任的结论,其次进一步分析智能投顾在引入人工智能算法后传统信义义务的更新和智能投顾主体内部如人工智能算法的研发商、智能投顾运营者责任的承担。再次笔者从当前我国智能投顾的监管困境和现实成因出发,如我国法律规定对智能投顾的限制以及停发牌照对智能投顾合法化造成的阻碍,人工智能算法的加入对传统监管模式带来的挑战及传统监管模式在面对这种新型金融科技的不足,和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从上述问题出发,进一步分析智能投顾监管困境的本土化原因,为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国智能投顾的监管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如修改法律规定逐渐放开全权委托模式,恢复投资咨询牌照的发放;加强对人工智能算法的监管,引入创新监管手段;从传统监管模式的不足出发提出混业监管、穿透式监管,完善监管手段和措施,最后从从业机构信义义务履行层面提出加强投资者保护和智能投顾的监管。笔者在撰写本文过程中,阅读了大量金融领域及经济法学领域对于智能投顾的文章、研究,搜集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智能投顾的监管规则和意见,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环境、投资者习惯和法律规定提出适合我国智能投顾的监管对策和建议,以期达到因地制宜的效果。但由于智能投顾在世界范围内尚属新兴事物,国内外对智能投顾的研究及监管尚处初级发展阶段,较为深入且成熟的理论见解较少,本文在对现实困境和监管建议层面的论述尚不深入充分,所以还需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步,未来针对智能投顾的监管对策也要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更新。
宋丹[8]（2020）在《证券市场信息对投资者情绪影响的社会物理学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证券投资市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起步较晚,其在发展中不断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投资者的投资动机不端正、市场操作不规范等,这些问题暴露出市场非理性的特征,并因此使得股价长期偏离其实际价值。这些现实事实都对传统金融学的有效市场假说中的理性人假设提出质疑,并且,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投资者是非理性的,其主观情绪会使得资本定价长期偏离其内在价值。行为金融学结合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知识,试图寻找投资者情绪的规律,以期实现对投资者情绪的量化研究。然而,纵观其相关的现有研究可以发现,这些都是从投资者情绪本身出发,而投资者情绪是极其主观的一种情绪,会因为个体的变动而变动,因此,如何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摒弃掉个体主观因素而寻找投资者情绪的客观规律成为一个难题。所以,本文将从社会物理学这个全新的角度,尝试利用物理学归纳客观自然规律的能力来探寻投资者情绪的客观规律,以期实现对投资者理性投资行为的指导。虽然,大量的研究证明投资者情绪会左右资本定价,进而影响证券市场,但是证券市场信息是如何影响投资者情绪的,投资者的情绪是如何产生聚集的,而投资者的情绪又是如何遭到破坏的,这些问题又摆在研究者的面前。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并日趋成熟,使得大量的互联网媒体平台和社交平台不断涌现,投资者所获得的信息源更加开放和冗杂,这种便捷的信息获取方式所带来的数据量也超出了投资者的搜集和处理能力,针对这种现状,协同过滤技术满足了投资者的需求,但是这也使得市场更容易形成趋势一致性情绪。所以,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从社会物理学的角度来探索证券市场信息对投资者情绪产生影响的逻辑和作用机理,因此,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爬取互联网信息数据并进行筛选。本文针对所需要的信息、公告以及相关的指标等数据进行爬取,并对所获得的信息结合可用性、信息质量以及目的性等因素进行筛选和处理。2.实现社会物理学对投资者情绪问题的解释。社会物理学是对社会性问题运用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思想逻辑进行解释的学科,而投资者情绪问题也是社会性问题,因此,将投资者情绪与物理学相关理论进行类比,对社会物理学理论应用的合理性进行解释,进而利用物理学能量模型和物质破坏模型分别对投资者情绪能量以及情绪破坏进行模型构建。3.证券市场信息量化以及投资者情绪能量的量化。对所挖掘的文本信息通过统计的分析原理和方法转化为量化数据,并通过网站提供的参与人数和评论人数形成的投资者关注度构建投资者情绪能量指标。这三个部分的工作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分析研究过程,基本实现本文的研究目标,并对投资者、券商以及监管部门提出相应的指导性建议,以期提高整个证券市场的理性水平。
师奕[9]（2020）在《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绩效在证券市场上的作用仍备受争议。一直以来,学术界存在“人本管理于科学管理是悖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于资本市场来说是没道理的”的观点。但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相继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有企业与部分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与披露,并且由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劳工权益纠纷等社会问题的爆发,使得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股价惨遭腰斩等现象的频出,无不暗示着企业社会责任对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然而,在现实管理实践中,企业管理者对于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仍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企业间对资金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对投资者的竞争,在现实投资决策过程中,作为投资主力军的个人投资者在关注企业财务状况与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会考虑企业的非财务绩效指标吗?企业非财务绩效水平能够多大程度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上市公司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方能赢得投资者的青睐?过往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验证了社会责任信息对于投资决策的有用性,为我们理解社会责任绩效与投资意向的关系及其“黑箱”有一定帮助,但还不充足,且研究结论尚不一致:首先,从个人投资者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效的文献较少,过往研究大多关注于企业社会责任对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影响;其次,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在个人投资者层面的中介影响机制、个人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心理反应过程等方面的研究仍十分有限;第三,在行为金融学视角下,微观CSR的研究刚刚开始兴起,研究分别回应了Rupp和Mallory（2015）对微观CSR（Micro-CSR）研究的诉求,以及Moser和Martin（2012）对实验研究提出的诉求;第四,相关研究结论尚不一致,企业社会责任对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仍存疑。因而,该课题值得学界进一步做出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在资本市场中的实践与推行迫切需要有效的理论指导。为此,本文首次将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相结合,从微观层面出发,探究二者对投资决策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基于双加工理论与H-V道德理论框架,试图构建一个包含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企业财务绩效、投资者道德情感、投资者道德认知（道义性评价）、投资者道德认知（目的性评价）和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在内的总概念模型,以期更为全面综合地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个人投资意向关系间的边界条件,及其过程中存在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研究问题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按照层层递进的方式展开论证:首先,根据对文献梳理分析发现,学界目前从个人投资者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效的文献较为欠缺,且该问题在个人投资决策心理层面的相关研究更是一片空白,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影响个人投资决策的过程也仍是一个“黑箱”,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个人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真实态度与感受,确定本研究中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清晰明确的研究理论框架,本文采用访谈研究进一步探索构建研究理论模型。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个人投资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决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初探,并初步确定个人投资者主要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具体维度有哪些;基于此,结构化访谈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个人投资者最为关心的四种企业社会责任具体维度,明晰了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机制,并通过更广泛的调查增强了半结构化访谈结论的普适性与外部效度。作为先导性研究,访谈研究结果不仅为下一步理论框架的构建与模型假设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后续情境实验设计提供了研究素材与理论支持。接着,在相关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探索性访谈研究结果,对投资决策过程中存在的变量及变量间关系进行推导与假设提出。研究预期投资者的道德情感与道德认知（道义性评价与目的性评价）将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意向的直接效应,并借助心理学与行为学相关理论,对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黑箱展开深入探讨。在实验研究与实证检验部分,研究首先通过预实验开发了所有实验所需情境材料,同时对情境材料与相关测量量表进行了测试与检验,为后续正式实验的研究设计与开展做铺垫。情境实验研究一采用实验室实验法进行研究,重点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问题的主效应与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以期能够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意向的影响作用,并从一个更为全面整合的视角厘清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个人投资意向关系背后的复杂中介机制。在此基础上,情境实验研究二进一步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相结合,考察二者对个人投资决策的共同影响,并深入探究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个人投资意向关系间的边界条件。研究采用2（企业社会责任绩效:高水平/低水平）×2（企业财务绩效:高水平/低水平）的组间情境实验法,设计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高低水平不同的四种情境,探究二因素对投资决策更为复杂、现实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即不同高低水平的财务绩效通过调节社会责任绩效和中介变量间的关系,进而调节了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意向的间接影响,从而深入探究道德情感与道德认知在财务绩效不同高低水平的边界条件下的作用机制。本文通过文献梳理、访谈研究（半结构化访谈与结构化访谈）与情境实验研究（预实验、情境实验一与情境实验二）,主要得到如下结论:（1）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能够正向影响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在现实投资决策过程中,个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持有积极态度与评价,企业正面/负面的社会责任表现会对投资者的投资倾向产生积极/消极的影响,即,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可以有效提升个人投资者投资意愿,反之,公司严重的社会问题将对个人投资意向产生负向影响。（2）确定了个人投资者最为关注的几种企业社会责任具体维度,依次为消费者权益、环境保护、员工权益与社会公益四个方面。（3）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会通过两条路径影响个人投资者最终投资意向,一是投资者道德情感的单独中介效应,二是投资者道德认知（目的性评价）的单独中介效应,且两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大小相当。即,在投资意向形成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分别通过在道德层面的情感加工与认知加工处理两条心理路径,进而影响投资者最终投资意向。（4）企业财务绩效在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意向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可以有效提升投资者的投资意向,且当企业财务绩效水平较高时,社会责任绩效对投资者投资意向的促进作用更明显。（5）企业财务绩效同时强化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通过投资者道德情感与投资者道德认知（目的性评价）而对个人投资意向产生的间接正向影响。（6）研究进一步发现,无论财务绩效水平高低与否,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投资决策产生积极的影响,即使对于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其坚持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仍然可以改善投资者对公司的评价。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一,在研究思路方面,本文首次将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相结合,从微观层面出发,探讨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对个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共同作用。现有文献关于社会绩效或财务绩效的经济后效都是单独展开研究的,忽视了二者对于投资决策的共同影响。本文通过情境实验方法,设计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高低水平不同的组间情境,探究二因素对投资决策更为复杂、现实的影响。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基于心理学和行为学视角,从微观层面出发,通过实验数据探究证券市场中个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心理。过往研究多利用金融指标等二手数据进行检验,这种通过间接变量（如,股票价格）来代替对投资决策的测量,不能直观观测到个体的决策行为过程,而情境实验与深度访谈研究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从而进一步打开企业社会责任与个人投资者投资决策之间的“黑箱”,深入了解投资决策的具体过程。第三,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选择个人投资者为研究对象,更能反映社会责任信息对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适用性。但从相关研究来看,过往研究大多关注于企业社会责任对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影响,却鲜有涉及企业社会责任对资本市场的投资主力军——个人投资者的影响。此外,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部信息等资源方面的优势,而与机构投资者相比,个人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其决策更多是使用企业公开披露的信息,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有效降低了股民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此,个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更能反映社会责任信息与相关政策法规对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第四,在研究机制方面,本文提供了一个多层次且更为整合的中介作用机制。基于双加工理论与H-V道德理论框架,本文首次将道德情感、道德认知（道义性评价）与道德认知（目的性评价）引入到投资决策的前导因素研究中来,深入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决策产生影响的三种途径。与认知-情感模型相一致,本研究验证了投资者的认知和情感要素是形成其决策行为的前提。该中介作用机制在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个人投资决策相关研究中的解释尚属首次。本研究从心理学和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论证了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对个人投资者投资决策具有积极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其中的制约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结论为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上市公司有效制定社会责任策略做出了指引,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体系,同时,肯定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积极正面的社会责任行为能作为上市公司吸引潜在投资者与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进一步为企业社会责任在证券市场与上市公司中的推行提供了有力支持。
钱俊成[10]（2020）在《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资产管理是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务,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通过现行法和政策来规范该行业。但实践中,资产管理已经沦为“影子银行”的重灾区,具有极高的金融风险。同时,由于该行业中信义义务的长期虚置,导致资产管理人在财富管理的过程中或忽视、或逃避、或违背信义义务,使投资者投资本息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一方面为众多家庭的生活蒙上了“阴霾”,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出于预防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建成和谐社会的目的,监管机构于2018年4月联合颁行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它标志着我国资产管理法律规制改革的正式启动。但令人遗憾的是,本轮改革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目的,侧重于通过“表外业务”等方法将资产管理人的风险转嫁于投资者。但这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与“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要求背离。同时,该种做法欲从根本上抵御金融风险的意义甚微,只能延缓它的发生。原因在于投资者是金融行业的命脉,而对信义义务仍然虚置的资产管理必将因此失去投资者的信任。为了解决投资者合法权益易受侵害但又缺乏有效保护的现实问题,为了缓和金融风险控制和私益保护的冲突,为了资产管理行业的稳健发展,因而需要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作专题研究。概言之,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研究是基于社会现实问题倒逼下的理论研究,它着眼于对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金融法中一些基本概念并非是对金融现象的简单映射,而是承载着确立特定金融领域中各种权限配置的功能”。应当注意到,资产管理发轫于普通的民事活动,逐渐演变为特别的金融业务,其在当下的我国正朝着“代客理财”本质的回归。并且,在对我国资产管理历史脉络、现行法和政策考察的基础上,发现四个方面的法律和法理缺陷造成了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虚置:一是信义义务的法理不清,导致负有信义义务的资产管理人的范围模糊;二是我国当前法律制度下的信义义务仍停留在英美法系那种松散的“义务束”状态,缺乏应有的内在逻辑,造成学者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各执己见,不能形成系统的、可依照执行的、统一的具体规则;三是上述两个问题致使资产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不清,难以有效规范业务行为和有效指导司法实践;四是上述三个问题还可归结于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在立法上缺乏整体设计,使“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难落实处。针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明确信义义务本身的来源、功能、性质,然后分析其内在的构成要素。在明确了信义义务的内部构造后,信义义务在资产管理中的生成逻辑也随之清晰,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被触发。从本源上看,信义义务产生于实质的信义关系,是对信义关系下当事人所订立合同不完全性的补充,因而信义义务是一种“填补性”规则。换言之,对于某个具体的受信人而言,其是否负有信义义务需要考察“施信人”的自我保护状态和替代性保护方案。从功能上看,信义义务产生的要旨在于对受信人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的规制,从而调整当事人之间基于信任建立起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性质上看,信义义务作为一项法定义务,不同于合同的约定义务,不能被当事人协议约定而排除,在规范受信人行为方面具有刚性。然后,分析信义义务的内在构成,即在同其他法律关系相区别的角度探讨信义关系的特征,从信义义务的内部视角确定其构成要素。主观上的信任与客观的信任状态,实际上解释了信义义务产生的逻辑与要求。前者明确了受信人与“施信人”之间应具备的信任基础,是信义义务内在构成的起点,后者则在客观上赋予了受信人处理事务之能力,成为信义义务中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这有力地解释了由“委托——代理”关系、“信托关系”构成的资产管理中的信义义务产生。也就是说,对于以信托展开的资产管理而言,资产管理人自然负有信义义务,这是由信托本质决定的。但对于以“委托——代理”形式展开的资产管理,则需要判断资产管理人究竟是否被投资者施以主观上的信任,以及是否被赋予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只有既存在主观上的信任,也具有充分自由裁量权时,资产管理人才负有信义义务。另外,信义义务在资产管理中的产生逻辑也可以帮助解决资产管理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例如通过对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中要求禁止通道业务及刚性兑付作出解释,从而真正明确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核心内涵与外延,更好地规范资产管理人行为,构建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规范体系。接着,资产管理人要正确履行信义义务,离不开信义义务内容的完备。也只有完备的信义义务内容,才能发挥法的指引作用。然而,我国无论《信托法》《公司法》还是《资管新规》,对信义义务的内容规定都过于原则性或者粗糙,难堪大任。这也是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被长期虚置的核心原因。要针对中国现状和资产管理人所处的特定交易结构制定细化的、可落实地的信义义务具体内容,首先依赖于信义义务内容界定标准的构建。该标准的构建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落实:一是信义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分,这决定了某具体义务能否纳入到信义义务中来;二是信义义务内容间的逻辑梳理,这决定了某具体义务的归属。然后,根据前述界定标准,可以有效厘定中国法下作为特定受信人的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并将英美法下松散的“义务束”归类,构建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三是鉴于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内容的差异从根本上还应取决于投资者的区别,故将投资者作合理地类型化区分,并由此分析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异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对“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的具体落实;最后,分析资产管理人在履行信义义务时应达到和满足的客观标准,这是出于对“法不强人所难”的法的价值的考虑。即使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也需要有具体的义务规则可供执行;违反信义义务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的,亦需要法的救济。应当注意到,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与违反合同的责任,两者在原理上是相通的:都是违反了信义义务期待的资产管理人应达到的第一性义务标准,由此所导致的第二性义务。同时,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对投资者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对受托财产的责任。前者是要求资产管理人对财产进行管理,所产生的收益必须交给投资者。否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后者的意思是资产管理人在资产管理中管理受托财产不当致使财产遭到损害或者损毁,资产管理人对受托财产负有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根据救济途径的区别,投资者的救济权包括两类:既可能是对物的,也可能是对人的。最后,由于我国《信托法》在移植过程中的“异化”和资产管理业务“法律关系认定的多样化”,造成现行《信托法》难以承载统一规制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使命。因此,借鉴域外典型的立法路径,探求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路径就显得非常必要。分属两大法系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规范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相关规则为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构建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综合考虑下,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规则应当以体系化的思路来考量,需要多个位阶的法律法规进行共治,形成一个“基础法律+监管法规+自律规则”的系统化规则体系。即以《民法典》为指导,《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框架,金融监管法规予以细化,自律规范进行补充。于其立法,可以采取一种阶段式、渐进式的立法策略。另外,在确定了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模式后,还需要进一步落实信义义务的框架构建。这更好地为实践中问题的解决画上了句号。
二、理性面对证券投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理性面对证券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1）投资者情绪对公募基金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投资者情绪 |
| 第二节 公募基金绩效评价 |
| 第三节 投资者情绪与基金绩效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投资者情绪相关理论 |
| 一、投资者情绪表现特征 |
| 二、投资者情绪相关理论模型 |
| 三、投资者情绪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
| 第二节 公募基金绩效评价理论 |
| 一、公募基金分类 |
| 二、基金收益指标 |
| 三、风险调整收益模型 |
| 四、多因子绩效评价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假设 |
| 第二节 变量与数据 |
| 一、投资者情绪代理变量 |
| 二、其他变量选取 |
| 三、样本数据选择与来源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一、投资者情绪指标 |
| 二、基金绩效 |
| 三、PVAR模型分析 |
| 四、实证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2）易方达股票型基金市场交易处置效应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机构投资者的处置效应 |
| 1.2.2 关于处置效应的影响因素 |
| 1.2.3 关于处置效应的度量方法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本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处置效应理论及相关主体 |
| 2.1 处置效应理论 |
| 2.1.1 前景理论 |
| 2.1.2 损失厌恶理论 |
| 2.1.3 后悔理论 |
| 2.1.4 均值回归理论 |
| 2.2 机构投资者 |
| 2.3 股票型基金 |
| 第三章 易方达股票型基金发展现况 |
| 3.1 易方达基金公司概况 |
| 3.2 主要的股票型基金产品 |
| 第四章 处置效应检验的方法选择 |
| 4.1 买卖周期时间法 |
| 4.1.1 股票账户盈亏的参照 |
| 4.1.2 买卖周期时间法的理论模型及分析过程 |
| 4.2 卖盈卖亏比率法 |
| 4.2.1 卖盈卖亏比率法的理论模型 |
| 4.2.2 卖盈卖亏比率法的分析过程 |
| 4.3 生存分析cox模型 |
| 4.3.1 生存分析模型的适用性 |
| 4.3.2 生存分析的理论模型 |
| 4.3.3 生存分析用于处置效应的分析过程 |
| 4.4 三种研究方法比较 |
| 第五章 基于不同方法的易方达股票型基金市场交易处置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1 基于买卖时间周期法的处置效应实证分析 |
| 5.1.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1.2 结果分析 |
| 5.1.3 不同情况下的结果分析 |
| 5.2 基于卖盈卖亏比率法的处置效应实证分析 |
| 5.2.1 数据处理 |
| 5.2.2 结果分析 |
| 5.3 基于生存分析模型的处置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检验处置效应存在性的数据处理 |
| 5.3.2 检验处置效应影响因素的数据处理 |
| 5.3.3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4 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3.5 处置效应存在性及影响因素检验 |
| 5.4 不同方法实证结论的比较及讨论 |
| 第六章 结论和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机构投资者应当规范自身交易行为 |
| 6.2.2 政府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引导和扶持 |
| 6.2.3 个人投资者应当理性选择基金产品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3）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基于国际投资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意义 |
| 1.1.2 选题背景 |
| 1.2 主要概念与数据来源 |
| 1.2.1 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 |
| 1.2.2 国家文化的概念 |
| 1.2.3 主要数据来源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
| 1.3.2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
| 1.3.3 文献评述与研究启示 |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结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结构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化差异研究与金融学的互动与耦合 |
| 2.1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的内涵与演化 |
| 2.1.1 文化的前因:定义与内涵 |
| 2.1.2 文化的现状:演化和稳定 |
| 2.1.3 文化的后果:趋同和逐异 |
| 2.2 金融学视野下的国家文化差异研究 |
| 2.2.1 传统金融学理论的不足与改进 |
| 2.2.2 文化研究的视角 |
| 2.2.3 文化与金融学研究 |
| 2.3 国家文化差异的度量 |
| 2.3.1 国家文化价值观维度 |
| 2.3.2 国家文化距离指数 |
| 2.4 国家文件差异在不同层面的应用 |
| 2.4.1 宏观层面:国家 |
| 2.4.2 中观层面:跨国企业 |
| 2.4.3 微观层面:企业决策者 |
| 第3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国际资本流动的引力模型 |
| 3.1.1 国际资本流动的“推力”与“拉力” |
| 3.1.2 国际资本流动的“引力模型” |
| 3.2 国家文化差异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传导路径 |
| 3.2.1 从管理者到企业 |
| 3.2.2 从企业到国家 |
| 3.2.3 从国家到国际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企业对外投资持股决策 |
| 4.1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概况与特征 |
| 4.2 管理者文化差异认知的形成 |
| 4.3 企业海外投资持股策略的形成 |
| 4.4 管理者文化差异认知对企业并购持股策略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4.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4.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家对外投资的流量 |
| 5.1 中国海外股权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
| 5.2 基于中国企业数据的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 |
| 5.2.1 文化差异对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理论分析 |
| 5.2.2 以中国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的必要性 |
| 5.3 国家文化差异U型效应的理论基础 |
| 5.3.1 基于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的回归分析 |
| 5.3.2 “开发-探索”视角下的积极文化差异观 |
| 5.3.3 多维度文化价值观差异的效应 |
| 5.4 国家文化差异U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4.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5.4.2 稳健性分析及U型关系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双边资本流动 |
| 6.1 国家文化差异与双边国际投资流动 |
| 6.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6.3 国家文化差异与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6.3.1 基于FGLS回归的实证分析 |
| 6.3.2 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4 文化差异对双边国际证券投资流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5 文化差异对双边国际资本流动构成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智能投顾服务的资产选择及价格竞争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投资顾问的发展 |
| 1.1.2 智能金融的应用 |
| 1.1.3 智能投顾的优势 |
| 1.1.4 智能投顾的发展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背景和相关研究工作 |
| 2.1 投资组合理论 |
| 2.2 信号传递理论 |
| 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4 相关研究工作 |
| 2.4.1 投资顾问的相关研究工作 |
| 2.4.2 智能投顾的相关研究工作 |
| 2.4.3 投资组合的相关研究工作 |
| 2.4.4 价格竞争的相关研究工作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智能投顾服务运作机制的案例研究 |
| 3.1 研究背景分析 |
| 3.1.1 我国智能投顾服务的发展背景分析 |
| 3.1.2 我国初创型与成熟型智能投顾公司(平台)的差异分析 |
| 3.1.3 我国智能投顾服务的运作流程分析 |
| 3.2 研究设计 |
| 3.2.1 案例选择 |
| 3.2.2 数据收集 |
| 3.2.3 分析步骤 |
| 3.2.4 案例变量编码及模型构建 |
| 3.3 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分析 |
| 3.3.1 基础资产所属机构属性作用分析 |
| 3.3.2 基础资产属性作用分析 |
| 3.3.3 基础资产运作人属性作用分析 |
| 3.4 案例研究结果讨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智能投顾服务对基础资产的选择倾向性研究 |
| 4.1 智能投顾基础资产库构建模式 |
| 4.2 研究假设 |
| 4.2.1 基金特征与智能投顾选择行为 |
| 4.2.2 基金经理特征与智能投顾选择行为 |
| 4.2.3 基金经理特征的调节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研究样本选取 |
| 4.3.2 变量描述 |
| 4.3.3 数据分析 |
| 4.3.4 模型的构建 |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5 实证研究结果讨论 |
| 4.5.1 对于智能投顾公司的借鉴意义 |
| 4.5.2 对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借鉴意义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中的价格竞争机制研究 |
| 5.1 研究背景 |
| 5.2 研究挑战 |
| 5.3 智能投顾产品的价格竞争环境 |
| 5.4 集中优化方法对个体的非有效性验证 |
| 5.5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价格竞争模型构建及验证 |
| 5.5.1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价格竞争模型构建 |
| 5.5.2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价格竞争问题复杂度研究 |
| 5.5.3 模型仿真 |
| 5.5.4 结果分析 |
| 5.6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的价格竞争研究 |
| 5.6.1 拥挤效应的应用 |
| 5.6.2 假设条件 |
| 5.6.3 考虑拥挤效应的需求模型构建 |
| 5.6.4 智能投顾服务市场价格竞争均衡研究 |
| 5.7 仿真分析 |
| 5.7.1 算例基本假设条件 |
| 5.7.2 模型构建及求解 |
| 5.7.3 算例结果分析 |
| 5.8 定价策略研究结果讨论 |
| 5.8.1 对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借鉴作用 |
| 5.8.2 对于智能投顾公司的借鉴作用 |
| 5.8.3 对于行业监管的借鉴作用 |
| 5.9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5）服务型政府视域下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教育现状及优化建议 ——以G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研究价值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服务型政府 |
| 2.1.2 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 |
| 2.1.3 投资者教育 |
| 2.2 相关理论阐述 |
| 2.2.1 服务型政府理论 |
| 2.2.2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第三章 我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教育发展历程 |
| 3.1 2000年以来的情况 |
| 3.1.1 “国九条”出台前的初级阶段 |
| 3.1.2 “国九条”到股改完成的发展阶段 |
| 3.1.3 转型阶段 |
| 3.2 总结和启示 |
| 3.2.1 转型期投资者教育的必要性 |
| 3.2.2 政府在投资者教育中的责任 |
| 第四章 G省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教育工作的现状描述 |
| 4.1 中小投资者教育情况简介 |
| 4.1.1 中小投资者教育工作机制 |
| 4.1.2 中小投资者教育面向对象 |
| 4.1.3 中小投资者教育主要内容 |
| 4.1.4 中小投资者教育主要模式 |
| 4.1.5 中小投资者教育效果评估体系 |
| 4.2 问卷调查 |
| 4.2.1 调查目的 |
| 4.2.2 调查局限性 |
| 4.2.3 调查方案设计 |
| 4.2.4 中小投资者调查样本基本情况说明 |
| 4.2.5 调查结果分析 |
| 4.2.6 调查小结 |
| 第五章 G省中小投资者教育现状剖析 |
| 5.1 存在问题 |
| 5.1.1 监管层未设立专门的投教小组 |
| 5.1.2 中小投资者教育服务供给质量不高 |
| 5.1.3 证券机构主推动型投教模式有失公允 |
| 5.1.4 缺乏全面的中小投资者教育保障机制 |
| 5.1.5 暂未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
| 5.2 原因分析 |
| 5.2.1 监管理念仍受传统观念束缚 |
| 5.2.2 监管部门对利益博弈的忽视 |
| 5.2.3 投教工作缺少有效性评估 |
| 第六章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教育经验 |
| 6.1 英美等发达国家 |
| 6.2 亚太地区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
| 6.3 港台地区 |
| 6.4 经验启示 |
| 第七章 对策建议 |
| 7.1 不断完善中小投资者教育工作机制 |
| 7.1.1 重新对投教主体和角色进行分工 |
| 7.1.2 成立中小投资者教育领导小组 |
| 7.2 构建中小投资者教育综合体系 |
| 7.2.1 合理组织中小投资者教育内容 |
| 7.2.2 建立多元化中小投资者教育平台 |
| 7.2.3 将中小投资者教育融入合规经营监管流程 |
| 7.2.4 推动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
| 7.3 加强中小投资者教育的重要保障 |
| 7.3.1 培育高素质中小投资者教育队伍 |
| 7.3.2 制作编着优质中小投资者教育教材资料 |
| 7.3.3 加大中小投资者教育工作资金投入 |
| 7.4 引入中小投资者教育需求互动机制 |
| 7.4.1 定期调查中小投资者教育情况 |
| 7.4.2 建立中小投资者反馈收集渠道 |
| 7.5 建立投教有效性监督体系 |
| 7.5.1 建立科学的中小投资者教育评价体系 |
| 7.5.2 监管机构进行专项现场检查 |
| 7.5.3 指导证券机构建立投教工作内部检查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累积前景理论下考虑交易成本的资产投资策略优化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关于股票投资策略的研究 |
| 1.2.2 国内外关于累积前景理论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2 理论简介 |
| 2.1 前景理论 |
| 2.1.1 前景理论的产生 |
| 2.1.2 前景理论的核心内容 |
| 2.2 累积前景理论 |
| 2.2.1 累积前景理论的产生 |
| 2.2.2 累积前景理论核心内容 |
| 2.3 本章小结 |
| 3 模型构建 |
| 3.1 模型基本设定 |
| 3.2 价值函数 |
| 3.3 概率权重函数 |
| 3.4 有交易成本的最优投资策略解 |
| 3.4.1 问题 P1的解(θ≥ 0) |
| 3.4.2 问题 P2 的解(-yo≤θ≤ 0) |
| 3.5 无交易成本的最优投资策略解 |
| 3.6 本章小结 |
| 4 仿真模拟分析 |
| 4.1 仿真模拟设计 |
| 4.2 有交易成本时最优投资策略对风险态度系数的敏感性分析 |
| 4.2.1 最优投资策略对风险态度指标的敏感性分析 |
| 4.2.2 最优投资策略对风险态度指标β的敏感性分析 |
| 4.3 有交易成本和没有交易成本的最优投资策略对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总结与展望 |
| 5.1 总结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我国智能投顾的监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本人对综述的评价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比较分析法 |
| 1.3.3 跨学科研究法 |
| 1.4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智能投顾的概述 |
| 2.1 智能投顾的定义 |
| 2.1.1 国外对智能投顾的界定 |
| 2.1.2 我国对智能投顾的界定 |
| 2.1.3 智能投顾的优势 |
| 2.2 智能投顾本土化特征 |
| 2.2.1 缺乏丰富的投资组合标的 |
| 2.2.2 人工智能技术的有限性 |
| 2.2.3 买方投顾模式不足和客户信任度不高 |
| 2.2.4 行业传统内部障碍 |
| 2.3 对智能投顾监管的必要性 |
| 第3章 智能投顾作为监管对象的主体问题和责任划分 |
| 3.1 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问题 |
| 3.1.1 主体说 |
| 3.1.2 客体说 |
| 3.2 智能投顾相关主体的责任划分 |
| 3.2.1 智能投顾研发者责任 |
| 3.2.2 智能投顾运营商责任 |
| 3.3 智能投顾信义义务的更新 |
| 3.3.1 智能投顾忠实义务的更新 |
| 3.3.2 智能投顾勤勉审慎义务的更新 |
| 第4章 我国智能投顾监管的现实困境 |
| 4.1 智能投顾合法性难以落地 |
| 4.1.1 全权委托模式与我国法律规定的冲突 |
| 4.1.2 智能投顾平台合规性与资质认定问题 |
| 4.2 人工智能算法带来监管困境 |
| 4.2.1 算法难以实现有效监管 |
| 4.2.2 智投平台与投资者利益平衡困境 |
| 4.3 传统监管模式应对不足 |
| 4.3.1 监管主体不明 |
| 4.3.2 智能投顾的跨界性与分业监管的矛盾 |
| 4.3.3 行业自律组织发挥作用有限 |
| 4.4 投资者利益保护面临新问题 |
| 4.4.1 客户数据存在泄露风险 |
| 4.4.2 投资者知情权保护不足 |
| 4.4.3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 |
| 第5章 完善我国智能投顾的监管对策 |
| 5.1 助推智能投顾合法化 |
| 5.1.1 逐步放开全权委托模式,助力智能投顾纵深发展 |
| 5.1.2 推动平台资质许可的完善,实现其合理有序发展 |
| 5.2 创新对智能投顾的监管模式 |
| 5.2.1 引进金融科技监管模式,加强对算法的智能监管 |
| 5.2.2 构建利益冲突防范机制,促进平台规范化发展 |
| 5.3 完善智能投顾的法律监管 |
| 5.3.1 明确智能投顾的监管主体 |
| 5.3.2 创新监管途径,实现对行业的穿透式监管 |
| 5.3.3 加强行业自律性管理 |
| 5.4 从业机构加强信义义务的履行 |
| 5.4.1 健全对客户数据的保护 |
| 5.4.2 强化信息披露制度 |
| 5.4.3 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证券市场信息对投资者情绪影响的社会物理学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关键问题及可能创新点 |
| 1.5.1 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1.5.2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证券信息的概念与内涵界定 |
| 2.1.2 投资者情绪的概念与内涵界定 |
| 2.1.3 投资者情绪能量的概念与内涵界定 |
| 2.1.4 社会物理学的概念与内涵界定 |
| 2.2 投资者情绪变动的理论基础 |
| 2.2.1 行为金融学相关理论 |
| 2.2.2 社会物理学相关理论 |
| 2.3 投资者情绪的度量 |
| 2.4 证券信息对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研究综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证券信息对投资者情绪变化影响的社会物理学解释 |
| 3.1 引言 |
| 3.2 社会燃烧理论的引入及其合理性 |
| 3.2.1 社会燃烧理论的基本逻辑 |
| 3.2.2 证券市场引入社会燃烧理论的合理性 |
| 3.3 证券市场信息对投资者情绪影响的演化机理分析 |
| 3.3.1 投资者套利诉求与证券市场高风险间的矛盾是燃烧物质 |
| 3.3.2 证券市场情绪是助燃剂 |
| 3.3.3 证券市场信息是点火温度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证券信息影响的投资者情绪能量模型 |
| 4.1 引言 |
| 4.2 投资者“情绪能量”与物理学“能量”的类比与模型构建 |
| 4.2.1 投资者“情绪能量”与物理学“能量”类比 |
| 4.2.2 投资者“情绪能量”模型构建 |
| 4.2.3 研究假设 |
| 4.3 实证研究 |
| 4.3.1 数据获取 |
| 4.3.2 主要变量说明 |
| 4.3.3 实证模型 |
| 4.3.4 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证券信息影响的投资者“情绪破坏”模型 |
| 5.1 引言 |
| 5.2 投资者“情绪破坏”与物理学“物质破坏”的类比与模型构建 |
| 5.2.1 投资者“情绪破坏”与物理学“物质破坏”的类比 |
| 5.2.2 投资者“情绪破坏”模型构建 |
| 5.2.3 投资者“情绪破坏”假设提出 |
| 5.3 实证研究 |
| 5.3.1 样本获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主要变量说明 |
| 5.3.3 实证模型 |
| 5.3.4 实证分析 |
| 5.3.5 实证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投资者情绪管理启示与建议 |
| 6.1 引言 |
| 6.2 个体投资者情绪的自我管理建议 |
| 6.2.1 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
| 6.2.2 提升理性投资水平 |
| 6.3 券商对客户情绪管理的服务建议 |
| 6.3.1 发挥信息媒介的客观性作用 |
| 6.3.2 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 |
| 6.4 监管部门对市场情绪正确引导的建议 |
| 6.4.1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
| 6.4.2 建立健全的市场监管制度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English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选题动因 |
| 1.1.3 研究意义 |
| 1.1.4 创新之处 |
| 1.2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2.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 |
| 2.1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
| 2.1.1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
| 2.1.2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发展与界定 |
| 2.1.3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结构与测量 |
| 2.1.4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结果 |
| 2.1.5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 |
| 2.1.6 总结与简评 |
| 2.2 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 |
| 2.2.1 个人投资者的界定 |
| 2.2.2 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的概念 |
| 2.2.3 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的影响因素 |
| 2.2.4 总结与简评 |
| 2.3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 |
| 2.3.1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2.3.2 研究主体 |
| 2.3.3 作用机制 |
| 2.3.4 边界条件 |
| 2.3.5 研究结论 |
| 2.3.6 主要研究方法 |
| 2.3.7 总结与简评 |
| 2.4 双加工理论 |
| 2.4.1 理论概述 |
| 2.4.2 理论发展 |
| 2.4.3 认知—情感信息处理理论 |
| 2.4.4 理论的相关研究 |
| 2.4.5 总结与简评 |
| 2.5 文献综述小结 |
| 第3章 探索性访谈研究 |
| 3.1 访谈目的 |
| 3.2 半结构化访谈研究 |
| 3.2.1 访谈目的 |
| 3.2.2 访谈实施 |
| 3.2.3 访谈问题提纲 |
| 3.2.4 访谈对象 |
| 3.2.5 访谈内容分析 |
| 3.2.6 结果与讨论 |
| 3.3 结构化访谈研究 |
| 3.3.1 访谈目的 |
| 3.3.2 访谈设计与程序 |
| 3.3.3 访谈对象 |
| 3.3.4 结果分析 |
| 3.4 小结 |
| 第4章 理论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
| 4.1 理论基础 |
| 4.2 理论模型构建与模型因素阐释 |
| 4.2.1 理论模型构建 |
| 4.2.2 模型因素阐释 |
| 4.3 研究假设 |
| 4.3.1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 |
| 4.3.2 投资者道德情感与道德认知的中介作用机制 |
| 4.3.3 财务绩效的调节作用 |
| 4.3.4 投资者道德情感、道德认知（道义性评价与目的性评价）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
| 4.3.5 研究假设汇总 |
| 第5章 情境实验研究 |
| 5.1 研究方法的选用 |
| 5.1.1 情境实验法的介绍 |
| 5.1.2 情境实验法在本研究问题中的优势 |
| 5.2 预实验 |
| 5.2.1 预实验的目的 |
| 5.2.2 预实验的过程 |
| 5.2.3 预实验的结果 |
| 5.3 情境实验研究一:主效应与中介机制检验 |
| 5.3.1 研究目的 |
| 5.3.2 研究模型 |
| 5.3.3 实验设计与实验过程 |
| 5.3.4 实验结果 |
| 5.3.5 讨论 |
| 5.4 情境实验研究二:调节效应与有调节的中介机制检验 |
| 5.4.1 研究目的 |
| 5.4.2 研究模型 |
| 5.4.3 实验设计与实验过程 |
| 5.4.4 实验结果 |
| 5.4.5 讨论 |
| 第6章 结论、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启示 |
| 6.4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半结构化访谈问题提纲 |
| 附录2 :结构化访谈调查 |
| 附录3 :实验研究设计 |
| 一、实验研究的操控材料 |
| (一)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操控材料 |
| (二)企业财务绩效的操控材料 |
| 二、实验研究的案例设计 |
| (一)情境实验一案例设计 |
| (二)情境实验二案例设计 |
| 三、实验研究所用量表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问题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问题和主要结论 |
| 四、论证思路和论证结构 |
| 五、研究维度和创新尝试 |
| 第一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问题提出 |
| 第一节 资产管理的历史演进 |
| 一、资产管理起始于普通的民事活动 |
| 二、我国资产管理向金融业务的演变 |
| 三、我国资产管理向“代客理财”的回归 |
| 第二节 我国资产管理关系的要素解析 |
| 一、资产管理关系的主体 |
| 二、资产管理关系的行为 |
| 三、资产管理关系的法律责任 |
| 第三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律由来及不足 |
| 一、我国现行法中信义义务的由来 |
| 二、信义义务的产生原理尚不明确 |
| 三、信义义务的内容不清晰不完善 |
| 四、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承袭旧义 |
| 五、资产管理行业的上位法仍缺位 |
| 小结 |
| 第二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理剖析 |
| 第一节 信义义务来源、功能及性质的明晰 |
| 一、信义义务之滥觞:合同的不完全性与实质的信义关系 |
| 二、信义义务的功能定位 |
| 三、信义义务的性质:约定义务抑或法定义务 |
| 第二节 信义义务的内在构成 |
| 一、主观信任 |
| 二、客观的信任状态 |
| 第三节 资产管理业务中信义义务的生成逻辑 |
| 一、资产管理的设立阶段:信义关系的引起 |
| 二、资产管理的管理阶段:信义义务的产生 |
| 第四节 通道业务与刚性兑付中的信义义务辨分 |
| 一、通道业务中资产管理人不负有信义义务 |
| 二、刚性兑付并非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要求 |
| 小结 |
| 第三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信义义务内容界定标准的构建 |
| 一、厘清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内容的必要性 |
| 二、界定的第一层次:信义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分 |
| 三、界定的第二层次:信义义务内容间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和具体内容 |
| 一、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分析 |
| 二、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剖析 |
| 第三节 资产管理人针对不同类投资者的信义义务具体内容区分 |
| 一、销售阶段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别 |
| 二、管理阶段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别 |
| 第四节 资产管理人履行信义义务客观标准的完善 |
| 一、资产管理人履行忠实义务的两个客观标准设定 |
| 二、资产管理人履行注意义务的客观标准争议与选择 |
| 小结 |
| 第四章 资产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救济机制 |
| 第一节 对人之诉 |
| 一、针对资产管理人的解任 |
| 二、针对资管第三人的诉讼 |
| 第二节 对物之诉 |
| 一、对物之诉的构成要件 |
| 二、对物之诉的适用对象 |
| 三、对物之诉的举证责任 |
| 第三节 法律责任追究 |
| 一、责任类型 |
| 二、责任承担 |
| 小结 |
| 第五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本土化构建 |
| 第一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上位法审思 |
| 一、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上位法缺位之后果 |
| 二、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上位法的明晰 |
| 第二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 |
| 一、境外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 |
| 二、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框架建议 |
| 一、信义义务的法律定位 |
| 二、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构建 |
| 三、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明晰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理性面对证券投资（论文参考文献）
- [1]投资者情绪对公募基金绩效的影响研究[D]. 石佳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2]易方达股票型基金市场交易处置效应实证研究[D]. 孔维轩. 河北地质大学, 2021(07)
- [3]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基于国际投资的视角[D]. 逄嘉宁. 吉林大学, 2020(03)
- [4]智能投顾服务的资产选择及价格竞争机制研究[D]. 王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1)
- [5]服务型政府视域下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教育现状及优化建议 ——以G省为例[D]. 林嘉幸. 广西大学, 2020(07)
- [6]累积前景理论下考虑交易成本的资产投资策略优化与研究[D]. 刘松婷.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我国智能投顾的监管研究[D]. 李文晓. 新疆大学, 2020(07)
- [8]证券市场信息对投资者情绪影响的社会物理学机理研究[D]. 宋丹. 兰州理工大学, 2020(01)
- [9]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D]. 师奕.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10]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D]. 钱俊成.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