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十年的“左联”研究状况——纪念“左联”成立70周年(论文文献综述)
霍虹[1](2021)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是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所定义的现代文学时期,本论文把这一时间段内批评主体对当时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的共时性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论文先是全面梳理并整体观照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然后从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入手,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模式和方法,分析其价值与局限,以期在推进完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介绍研究缘起,然后爬梳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的概况,发现还比较欠缺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成果,从而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进行文学史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创作与批评的整体脉络。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兴起,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随之诞生,并表现出发生期的特征,即批评主要集中于冰心等个别女作家、批评视角较单一、批评主要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繁荣发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也随之发展,表现为批评主体更加职业化、现代批评意识更加成熟、批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更强、批评视角更加开阔、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成果大量涌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期,女作家及批评家被战争分割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政治区域内,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表现出各自区域的特征,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批评与第二个十年相比略显单薄,而沦陷区的批评大多避开了战争和政治现实,更关注作品本身。第三章,考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形成了核心相对稳定的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批评主体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女作家作品批评,虽然立场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不洋溢着改造现实的激情,以真诚的声音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身份逐渐发生分化,主要分为革命者批评主体身份、左翼批评主体身份、自由主义批评主体身份,并在批评中表现出各自的身份意识;第三个十年受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国统区批评主体生活颠沛流离、解放区批评主体接受知识分子身份改造、沦陷区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压抑,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在总体上趋于弱化;而三十年间,始终不变的是性别主体身份,男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具有隐含的性别文化身份的权威地位,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在面对同为女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时则或是表现出深刻的共情或是表现出剧烈的排斥,暗含着女性性别身份的焦虑。第四章,进一步研究批评主体在以不同的身份经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进行积极主动的批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批评理念。第一个十年,批评主体以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充满挑战的勇气与改造的激情,对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外在和内在的全面自由本质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大量引进国外各种文艺理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念和浪漫主义批评理念被有不同身份意识倾向的批评主体所青睐,而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念却处于缺失的地位;第二个十年,随着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五四时期基本达成共识的新文学观念发生瓦解,革命者和左翼批评主体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念,自由主义批评主体是以自由主义文艺批评理念为指导。新文学阵营被持有不同文学理念的知识分子们分裂成若干派系,各派系在对女作家作品争相阐释的过程中得以更深入地探求女作家作品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及女性批评主体成长后也注意到自身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使得女性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酝酿期;第三个十年,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不同区域内不同身份特征的批评主体形成各自的文学批评理念,国统区主要是“宣传抗战”批评观、解放区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影响下的批评理念、沦陷区出现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第五章,研究在不同文学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所形成的语境论和体验性两大批评模式。语境论批评模式关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与“种族”“环境”“时代”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体验性批评模式关注批评者面对现代女作家作品时内心的体验。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理念中,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反映与推动价值的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强调文学表现内心、追求自由审美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体验性批评模式;倾向于宏大批评话语的男性批评主体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倾向于私人化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主体则更偏爱于体验性批评模式。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运用了“知人论世”、感悟式“诗化”和“比较分析”等批评方法。第六章,论述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深刻影响了现代女作家们的创作方向,并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进程;批评中张扬了具有身份特征的“主体性”,始终保持一种主体“在场”的批评状态,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实践性、体验性等多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批评的“中国经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批评中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可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根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些男性批评主体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其在批评中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隔阂,阻碍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批评理论的生长。
张颖[2](2020)在《《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文中认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再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繁杂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十分隐秘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的期刊《译文》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等因素入手,梳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的发展历程,考察由《译文》月刊中译介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文学样貌,探讨此样貌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等因素,进而研究《译文》对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并对《译文》杂志进行总体的、客观的评价。第一章从我国现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史实、史料对《译文》的创刊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译文》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建立的需要,是近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积累的发展,是“杂志潮”与“翻译年”共同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在“文化围剿”政策影响下文人的生存之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鲁迅、茅盾与黎烈文共创《译文》。虽然期间经历了一次“停刊”风波,《译文》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第二章通过文本分析与统计的方法,从原作国别、原作家构成、译介作品体裁、文论译介以及译作主题五个方面对《译文》中刊载的352篇译介作品进行详细考察,描述《译文》所呈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文学的文学样貌。《译文》对苏俄文学的“突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对欧美文学的“遮蔽”,对日本文学的借鉴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文学在《译文》中的“消失”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各国文学在《译文》译者眼中的地位与层次。《译文》所选译的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也异彩纷呈,有精英文学家、平民文学创作者,也有优秀的女性作家等等。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学的见解不甚统一,各具特色的作家构成了《译文》译者眼中的世界文学作家版图。此外,《译文》摆脱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翻译选材模式,加入了大量文论的译介,生成了创作与文论共存的世界文学样貌,文论译介也是《译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从译介题材的角度对《译文》作品进行分类,考察《译文》译者眼中世界文学作品的流行主题。第三章以多元文化理论中的翻译操控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编译者以及赞助人四个方面对《译文》所呈现出的世界文学样貌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即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路径。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思想与人民大众“革新救国”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书写现实的小说的译介、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与改造社会的中国式追求都从诗学的角度影响着《译文》的世界文学译介选材。此外,具有时代特征的编译者构成了《译文》中世界文学样貌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笔者考察了充当“赞助人”的执政党、编辑出版方、共产党以及读者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操控着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章讨论了《译文》及其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的价值,探讨《译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考察《译文》对于后世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分析了《译文》作为同人杂志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排他的办刊思想、译者自身的外语局限以及因而所产生的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给《译文》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付甜甜[3](2020)在《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20年代初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召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完成了从稚嫩到成熟,从理论模仿、照搬到结合中国实际最终实现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外源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离不开每个参与其中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更离不开各种文艺组织、刊物等的推动。座谈会前,以组织形态为划分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社团时期(1921年至1930年,主要以文学社团为平台的传播时期)、“左联”时期(1930年至1936年,主要以“左联”为依托传播与发展的时期)、延安文艺前期(1937年至1942年,依托多种类型组织的发展时期)。不同时期的组织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包含优点也有局限性。不同阶段的组织形态之间也有内在的关联,下一阶段的组织方式既有对上一阶段的继承也有发展,它们在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问题。但无论是发展还是问题,又都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起点。在这种组织形态的更替与演进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或多或少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成为组织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团时期,共产党人主要以个体身份有限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基本上没有介入这一过程;“左联”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主导下的群众性文学组织——“左联”参与到这一进程,但受到客观条件的极大限制,尤其是在“左联”后期,党组织与“左联”一度失去联系;延安文艺前期,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但此前党与文艺组织间松散的联结关系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局限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客观历史条件限制,介入与领导不够;二是因缺乏经验及党内的错误思想,造成了一些失误。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以文学社团为依托。文学社团作为本时期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式,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集团性的论战方式、激进的论战策略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文坛的关注,为此后马克思主义文论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文学社团集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于一体,社团内的理论家与当下文坛、文本紧密联系,理论与文学实践互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从开始就带有一种实践性品格;论战过程中各社团为了寻找有利于自身的理论武器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为此后他们实现联合、成立“左联”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局限性也客观存在:身处在社团中的理论家难以改变的、基于社团利益的先在立场,使得他们在提倡某种理论时,有意识地进行选择,甚至误解、扭曲,导致理论的偏狭、偏激;文学社团作为一种群体组织,其群体行为在思维以及决策上的特点,助长了“左”的倾向,压抑了左翼文学内部多元化观点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留有封建宗法组织的痕迹,为了标榜自己的观点而导致门户之见,忙于无谓论争与内耗,未认真进行学理辨析,不利于学术问题的探讨。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时期在国内的发展还是初步的、稚嫩的且有很大片面性。“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以群众性文艺组织“左联”为具体依托。“左联”与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相比既有一些共性,也有不同之处。共性在于:在社团生存方式上,他们都采取激进的、对外论战的生存策略;在人事关系上,普通盟员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以刊物作为联结的纽带。不同之处在于:从立场上看,“左联”成立的首要因素是政治立场的一致,而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基本都是同人社团,更多是以文学观点、趣味的一致作为集合的因素;从组织结构来看,“左联”比普通文学社团结构更为严密,且多了一个机构——党团。“左联”的优势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它将文坛上的左翼文艺团体以及个人都收入麾下,结束了左翼文坛论争不断的混乱局面,保存并壮大了左翼文艺力量。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初步的中国化。“左联”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左联”内部有两个领导核心一一党团与鲁迅,这两个核心之间因“左联”后期“联络人”的不确定性以及非面对面的交往模式而导致沟通不畅,不利于“左联”文艺活动的深入开展;其次,“左联”是一个以社团间联合为主导的新型文学组织,这使得“左联”的组织基础薄弱,内部思想分歧并不时论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与隔阂;最后,“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成员,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左的、机械主义的倾向也对“左联”有着直接的影响。延安文艺前期,国内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里获得了相对自由多元的发展空间。因此座谈会之前,各种类型的文艺组织蓬勃发展。粗略地划分,这些文艺组织包含两大类型,一类是自由结社的知识分子型文学社团、一类是以文艺演出为主的文艺团体。前者主要继承了国统区的左翼文艺传统,后者则承继苏区文艺而来。这些蓬勃发展的文艺组织部分地克服了“左联”后期所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本时期组织形态上的最大特点是党的高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指导。但是座谈会之前的文艺组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数量大、种类多、层次丰富,但是没有一个核心的领导组织进行统一的管理,这就造成文艺组织各自为政,莫衷一是。各文艺组织虽然明确文艺活动的大方向,但是对具体文艺问题的理解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第二,《讲话》前文艺活动总体上是在一种比较自由的氛围内开展,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战时敌我斗争的情况下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如一些文艺团体内部过于散漫、缺乏纪律性与集体意识、个人主义严重等。这就影响了文艺活动的深入,甚至产生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都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讲话》形成的重要背景。结语部分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总结《讲话》前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特点及这种特点对理论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其次,梳理了三种组织形态下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子命题的推进。这实际上是对论文主题进行另一个视角的解读;最后,总结了《讲话》形成的背景以及《讲话》作为文艺理论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刘超[4](2020)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及其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艺政策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承载着政治实践的重要使命。加强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研究,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历史转变及其对文艺组织、文艺创作的影响,不仅能够深度还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实践的逻辑生成及其范式转换,还能够真实再现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的场域变革与历史承续。在当前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和反思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对党领导当前时代文艺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方法、可能的创新及相关概念界定。第二部分: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条件。在历史背景方面,主要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抗日战争的爆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国共两党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在历史条件方面,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影响、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第三部分: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进程,主要包括《讲话》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讲话<引言>》、《讲话<结论>》、《讲话》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第四部分: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对文艺组织的影响,主要包括对文学组织、戏剧组织、音乐组织、美术组织的影响。第五部分: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对文艺创作的影响,主要包括对文学创作、戏剧创作、音乐创作、美术创作的影响。第六部分:审视及反思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及其影响。在产生的积极效果方面,主要包括确立了文艺创作的“工农兵”方向、开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美学。在存在的不足之处方面,主要包括文艺创作缺乏多元化、政策执行出现教条化。
于慧芬[5](2019)在《人民文艺的规模化建造 ——20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的人民文艺丛书热研究》文中认为40年代中后期至50年代前期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转型意义的时期,随着国共战事的日趋明朗化,和平、民主、建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想呼之欲出。有效地调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协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中共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目标。而与此相配合的是发挥“文化部队”的效力,推广“为工农兵”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也被学界普遍认为是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发生转向的重要的时期,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建设愿景正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逐步生成,其目标是根据政党政治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的人民的文艺。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革命文艺界紧锣密鼓地为人民文艺大造声势,并通过文学实践启动人民文艺规模化建造的工程,其中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就是这一系统工程的基础性部分,它是新的人民的文艺建设的样板性工程。本论文试图以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热潮为视角来追溯人民文化的起源,从中研判人民文艺的话语资源,人民文艺的生成过程以及作为权力象征的人民文艺对“十七年”文学生态造成的影响。论文在绪论里论述了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延安人民文艺丛书编纂行为发生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其二是现代商业出版的崛起和“五四”文学社团丛书热的出现,其三是“五四”同人性质的社团丛书热与以后期创造社和“左联”为代表的左翼革命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的比较。全文共有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人民思潮与人民文艺之间的关系问题,共四节。第一节主要是梳理“人民”概念的流变,一个概念的流变史就是一部深刻的文化史。本节从“国民”和“人民”这两个概念的流变和转换入手,主要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思想视野中考察国民和人民如何起源,探寻在晚清知识分子进化论的思想视野中处于进化论顶端的国民和处于进化论末端的人民是如何一步步产生分歧、冲撞、分离最后地位颠倒。这一过程的梳理是本论文的根基,只有处理了这个基本问题,才能进一步论述为什么人民文艺会在四十年代让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甘于为之献身。第二节主要论述“五四”时期的劳工神圣观与新的人民观之间的关联。“人民观”主要是指相对于晚清知识分子进化论末端的“人民”概念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劳工参战并作为胜利的一方,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广泛传播,“五四”崇劳风尚兴起。崇拜体力劳动者既有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民粹观念,也有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工人概念的融入,就是有着如此复杂观念的“人民”进入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视野。“劳工神圣”从思想源头来看是复杂而含混的,从倡导者的思想体系来看同样是复杂的。如此复杂而含混的“劳工神圣”观念逐渐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发起工人运动、进行革命实践道德上和理论上的重要武器。第三节主要讲述毛泽东的人民观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间的逻辑关系。毛泽东的《讲话》是四十年代中期人民文艺观念形成和人民文艺创作实践的纲领性理论。毛泽东的人民观念是人民文艺产生的基础,如果想要理解为人民的文艺为何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就要对毛泽东人民观念的变迁进行简要的梳理,理清毛泽东的人民观如何从“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民粹观念中的“劳工”跳脱出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进行相应的改造而建立自己的人民观念。第四节主要论述1940年代《讲话》的传播与人民文艺权威的确立,主要阐释的是《讲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在传播的过程中确立起人民文艺观念的权威。人民文艺权威地位的确立可以由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讲话》的传播有政治强力的推动,另一方面政治强力对《讲话》的推动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不是人民文艺权威确立的唯一原因,除了政党力量的推动还有左翼知识分子的积极回应,不能忽视人民文艺话语本身所包含的可以调动知识分子思想和情绪的现代因素。第二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讲实现人民文艺规模化建造的有效途径。第一节主要阐释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艺一体化仪式,通过对第一次文代会一体化的象征符号的解读和研判,来分析作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文艺界第一次盛大的聚会是如何赋予当代文学一体化的驱动力。新中国文艺的发展范围是解放区人民文艺而不是“五四”左翼文学,周扬报告中所提及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所举例证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周扬指出毛泽东的方向是新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作为人民文艺思想直接影响之下的解放区文学自然成为新中国文学发展的示范。第一次文代会建立起以解放区作家为主体,以毛泽东人民文艺思想为指导以及以解放区人民文艺实践为示范的新中国文学创作格局。第二节主要论述由解放区文学发展成为国家范围内主流文学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描述主要选取《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作为个例。《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严格意义上说是“官修”丛书,也就是说它不是单纯作为一种文艺类型是示范,更为重要的是承担着延安政权的国家政治和文化发展战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近代革命史的编纂是以历史总结为表征,而又有指向未来的功能。这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包含的历史辩证修辞。第三节主要围绕当代出版组织化与人民出版事业的建立展开讨论。人民文艺丛书热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不是知识分子个人或者团体的意志,而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计划。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热潮需要最广泛的人民文艺作品、专业编辑和出版人才、印刷设备,还需要健全的出版发行网络。人民文艺丛书的出版是一个文化事件,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事件。第四节主要论述丛书编纂的内在逻辑,也就是人民文艺与人民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1940年代是人民文艺与人民革命并驾齐驱的时代,人民文艺与人民革命都是对人民政治观念的实践,人民革命是人民政治的现实叙述,人民文艺通过对政治理念中完美主体的塑造,通过对现实革命的修正和超越而成为人民政治观念的理想化表述。人民文艺与人民革命都是人民政治的实践方式,人民文艺与人民革命同时展开对现实的改造。第三章主要论述文艺丛书与作家队伍重建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一节主要尝试以解放区知识分子政治身份而引出文艺丛书热的话题。这里主要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由谁来引导人民文艺发展的问题。作家队伍的重组不是指国统区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合流,而是指在合流的过程有主流和支流之分,有中心和边缘之别,合流意味着重建一种等级秩序。解放区知识分子相对于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而言处于权力的中心,是人民文艺的引导者。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丛书编纂和出版热潮对作家体系的形成和巩固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第二节试着阐释人民文艺理想创作主体的问题。不论是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还是解放区的人民文艺创作实践。都是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实践。从革命文学论争时期郁达夫就表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创造的观念,“左联”成立后开始进行工农作家培养工作,解放区时期通过培养工农通讯员、识字班、延安鲁艺、华北联合大学等形式培养工农作家和党内作家。建国初期天津工人作家培养实验……可以说工农作家的培养是左翼发展无产阶级文学一种重要手段。人民文艺丛书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实践的一种,其功能之一便是对工农作家的培养。第四章主要论述的是人民文艺丛书与十七年文学生态的形成之间的关联性。第一节主要讲人民文艺丛书与五十年代文学批判。这部分主要阐释1950年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选本《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和《大众文艺丛书》选本《嘱咐》所引发的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批判。规模化的文艺批判运动和规模化的人民文艺建造其最终目是一致的,就是人民文艺的真理永恒性。二者的区别在于实现的路径有所差异。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侧重在“立”,也就是回答人民文艺是什么。而文艺批判运动则是重在“破”,也就是回答人民文艺不是什么。第二节论述的是人民文艺期刊与人民文艺丛书的互生关系。本节使用的案例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与《文艺建设丛书》。前者是建国前编纂的最具权威性的人民文艺丛书;后者是建国后编纂影响范围最大的人民文艺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收编的文艺作品,是在解放区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流通场域内与期刊构成互生关系的解放区文学作品。也就是说作为选本的文学是借助于期刊获取读者群和传播效应;期刊通过对有群众基础的文艺作品进行人民文艺话语空间的建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与期刊之间的互生关系是一种间接的互生关系。互生关系并不是发生在整体意义上的文艺丛书与期刊之间,而是发生在作为丛书选本的文学与期刊之间。《文艺建设丛书》与《文艺报》之间的互生性更为直接。人民文艺丛书与人民期刊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党的文学和党的出版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代文学与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存在深刻的关联性,而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又是对“五四”左翼革命文学的突变和更新。无产阶级文学实践是贯穿于左翼文学发展的重要线索,人民文艺是左翼知识分子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一种激进实验,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是无产阶级文艺实验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人民文艺丛书热潮是由四十年代末《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北方文丛》两部重要的解放区文学丛书开启的,此后出现了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热潮。自《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北方文丛》始,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就不仅仅是作为单纯的文化事件,而是一个有意味的政治事件。建国初期人民文艺丛书出版由国家力量直接推动,人民文艺规模化的示范效应最终形成,可以说建国初期乃至十七年时期文学类型的单一化和趋同化与人民文艺规模化建造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本论文在立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展开对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文艺丛书的研究,试图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重新探寻进入十七年文学场域的门径,为当代文学史的重写提供新的可能性。
王思思[6](2019)在《左翼电影音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电影从无声进入有声时代,恰与共产党人认识到电影的重要性并开始进入电影阵地的时间相近。有声电影更丰富的表现手段,为夏衍、郑伯奇、阿英、田汉等一批无产阶级文化背景的电影创作者所用,在建立了新的电影观念、新的主题之后,开始探索新的声音表现手段,他们不仅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也将音乐带入了这场历史进程中,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中国电影界的“新音乐运动”——左翼电影音乐运动。本文从左翼电影音乐美学实践的三个环节,即: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欣赏展开研究。首先,介绍了左翼电影音乐创作与代表人物,也包括一些左翼电影同时期的相关知名电影音乐人,如对作曲家聂耳、任光、贺绿汀、冼星海、吕骥、黄自、黎锦晖、刘雪庵以及词作家田汉、安娥、范烟桥等的电影音乐作品和音乐思想评述。接着,介绍了当时电影音乐表演的主要团体和代表人物,包括20世纪30年代风靡全国的音乐表演团体以及歌唱明星,并对他们所演绎的左翼电影中经典的音乐形象进行艺术和乐理的解析。然后,介绍了左翼电影音乐在民众欣赏层面的经验基础和层次跃进,探讨了左翼电影音乐的文化成因、传播途径、受众需求、社会功能等。最终回答这样的问题,左翼电影音乐实践活动的美学规律和艺术本质是:创作上,鲜明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表演上,无产阶级思想感召下的现实主义形象塑造;欣赏上,阶级斗争和家国情结的一脉相承。本文的研究范围包括了对音乐本体的艺术规律研究,对左翼电影音乐与流行音乐、外国电影音乐等音乐类型的比较研究,对左翼电影音乐广泛影响的社会研究以及对左翼电影音乐与时代关系的政治研究,在丰富的历史文献基础上,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和视角,展开中国左翼电影音乐光彩照人、动人心弦、催人奋进的不朽篇章。
邱晓丹[7](2018)在《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1950-70年代的文学为了服务中国社会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的规训和自己的主动谋合下,产生了将文学人物形象,特别是主人公形象,塑造为符合该时期一定道德、精神、才能、阶级等标准的“英雄”的书写倾向。本文将具有这种书写倾向的文学文本称之为“英雄书写”。英雄书写作为一种既描写了英雄人物、又描写了非英雄人物的立体的文学表达,一方面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展现了该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又在非英雄人物形象在塑造中隐藏下诸多与之相去甚远的异质成分。这使得英雄书写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该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状况,是分析当时社会整体思想形态的理想文本。关于1950-70年代的社会思想状况,由于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在该时期社会运行中振聋发聩的一统性地位,学界长期忽略了潜藏在其笼罩之下的其他思想学说的影响。建国后,中国社会进一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它依然受着儒家传统多方面的影响。1950-70年代英雄书写所竭力塑造的、作为该时期国家话语重要内容的“人民英雄”形象,以集体主义为其核心价值取向,其重要社会功能是提供一种道德规训。道德规训是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的重要联结点。“人民英雄”概念中包含着诸多复杂矛盾的内涵特质,这其中隐藏着对儒家思想的变异性继承。英雄书写所展现的社会生活,对儒家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社会、宗法制度和社会理想等方面都有所衔接和继承。这表明1950-70年代社会在其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规训之下,仍隐藏着一幅儒家传统社会图景。儒家传统在1950-70年代社会的命运,虽然主要表现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破坏和压制,但也有因其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而得以加强的一面。儒家学说是一种具有整体观框架的学说,它得以形成,并与社会兼容的基础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的一种天然独立的整体性社会形态。1950-70年代社会人为的封闭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时期社会整体性形态的回归。改革开放以后,全球化的融合使中国社会的这种整体性形态再次打破,再次成为全球化世界中的一个部分型社会。这与具有整体观性质的儒家思想体系是不兼容的。进入新时期以后,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具有道德规训特质的英雄书写式微,文学书写朝着彰显个体欲望、去道德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文学承担的道德规训功能式微,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文学本身。而社会在全面经济转向的冲击下,呈现出人文精神危机和道德困局。1990年代的儒学“复兴”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其中大陆新儒家的一支表达了如同传统社会时期的用儒家思想干预社会运行的“政治儒学”的构想。中国当代社会这一思想脉络的流变,在文学的英雄书写中得到了完美的映照和见证。此后的文学,还将继续承担这一作用和功能。
张德强[8](2018)在《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夏济安着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1968年)及本书中文版(2015年)、《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文学杂志》(1956-1960)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三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及夏氏其他未结集中英文着作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文本中作为中心问题的左翼文学观和左翼作家论;同时对夏济安着作中隐含的现代文学史观和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梳理。本文首先关注的是,在“西潮”冲击与传统余响的历史背景下,夏济安在思想和立场上呈现的西化倾向与保守性;而“疏离的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意义上的“业余性”,又使他在人生选择上“一再流亡”。与五四前辈共同面对着相似的“感时忧国”的文化处境,使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责任感与对现代左翼作家在批判之外的认同感。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与五四先辈关于“世界文学”的认知类似,夏济安的比较文学视野更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纳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他用于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方法,注重文学原型上的相关性、文学类型上的相似性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源性。其次,对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本文尝试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梳理出几个比较明确的线索。通过将夏济安置于与五四先辈和大陆同行的文学史写作活动的对比中,展示其现代文学史观中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忽略的边缘性作品艺术价值的发现,以及其文学史叙述中鲜明的个人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夏济安现代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心理学色彩与开放性特征。这种心理学色彩体现为他以“卑劣错综”为比喻性的架构,来解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西潮”产生的心理纠葛;夏济安将之应用于左翼作家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因之成为《黑暗的闸门》一书的论述重心。而夏济安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文学史研究与五四和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场域间的对话性,对后者既有认同也有辩驳;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对5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同时期文学批评活动中,夏济安不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已经历史化、知识化的封闭传统,而是将五四以来开创的现代白话文学看成一个有待完善的开放性传统,他通过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编辑和批评实践,推动现代文学传统的写实主义一脉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最后,本文集中分析了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完成的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的英文论述,关注重点在于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中着力最深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力图摆脱对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政治立场探讨,将研究重心放在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叙述模式及其对左翼作家精神史的关注上,这可说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较为鲜明的两个特征。本文也会论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选择和立场表达上对夏济安构成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他论证过程的“客观”与结论的不免“武断”间的矛盾性症候。作家精神史研究,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以夏济安的瞿秋白研究和鲁迅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夏济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模式。夏济安对瞿秋白“软心肠”(tenderhearted)文人气质的认识,是借鉴自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个体性格气质的划分法。夏济安将之借用为建构自己瞿秋白叙述的结构性支撑,将瞿秋白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心理学场域中,通过对其传记材料和早期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对《最后的话》等材料的解读,来凸显其“文人化”、“软心肠”的一面,从而描述出一个内心始终处在激烈的矛盾与焦虑中的左翼作家形象。夏济安的发现既有其创见也不免对瞿秋白的革命家一面有所忽略。本文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着眼点在于对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其相对中西同行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与对艺术家鲁迅形象的“发现”与描述的分析。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夏济安认为“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鲁迅的确不能作为真正的代表人物”,而将其文学上的创作倾向归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主义。在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上,值得关注的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于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的。他早期论述中对鲁迅文学生命结束于1926年的说法,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等文章中其实有所修正。与一般对于鲁迅作品的思想性阐释不同,夏济安对鲁迅杂文的探讨更多是从艺术家个人趣味这一角度出发,同时也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时代性症候。
浦晗[9](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研究表明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周逢梅[10](2017)在《中国文联的发生学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文联是中国文艺领域的统领性团体,是我国政治地位最高也最具知名度的文化社团。它是在左翼文艺社团、延安文艺社团和抗战时期全国性文艺社团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的。中国文联的组织基础可以追溯到“左联”,从“左联”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延安文艺社团,为中国文联成立积累了组织经验,锻炼了文艺骨干。而国统区文人的初步整合,则为中国文联成立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依靠力量。中国文联的成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尤其是“文化军队”战略在文艺领域的体现。通过对第一次文代会的领导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促成了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军队”的会师。通过文艺领域的组织和联合以形成“文化军队”,并实现“文化军队”和“武化军队”的联合,最终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文联的根本原因。中国文联的主要特色之一,也正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文艺领域的体现。文联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目前文联存在的问题应从进一步完善文联职能、建立文联“下基层”的长效机制等方面加以解决。
二、近十年的“左联”研究状况——纪念“左联”成立70周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近十年的“左联”研究状况——纪念“左联”成立7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对象的界定与本文研究缘起 |
1.2 研究综述与问题求索 |
1.3 本文研究思路、方法与意义 |
1.4 本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2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发生与发展 |
2.1 发生期(1917—1927 年)——从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 |
2.1.1 第一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2.1.2 以冰心批评为主的稚嫩果实 |
2.2 发展期(1928—1937 年)——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战全面爆发 |
2.2.1 第二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2.2.2 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硕果累累 |
2.3 延续期(1937—1949 年)——从抗战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 |
2.3.1 第三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2.3.2 三大政治区域内批评的不同成果 |
第3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 |
3.1 “传统”与“现代”之间: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 |
3.1.1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形成 |
3.1.2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 |
3.1.3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弱化 |
3.2 “隐含的权威”与“身份的焦虑”:批评主体的“性别”身份 |
3.2.1 男性批评主体的“催生” |
3.2.2 男性批评主体的“建构” |
3.2.3 女性批评主体的“焦虑” |
第4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 |
4.1 第一个十年:理论的“喧哗”与“缺失” |
4.1.1 现实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问题小说”的聚焦 |
4.1.2 浪漫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自我”及“表现”的提倡 |
4.1.3 性别理论的缺失与女性特征批评实践的初探 |
4.2 第二个十年:理论的“多元化”与“酝酿” |
4.2.1 马克思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阶级性”的强调 |
4.2.2 自由主义批评观与对作品“人性”及“审美”的关注 |
4.2.3 性别理论的酝酿与女性特征批评实践的深入 |
4.3 第三个十年:理论的“政治化”与“萌芽” |
4.3.1 国统区“宣传抗战”批评观与对作品“抗战主题”的倡导 |
4.3.2 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与对女作家“政治立场”的要求 |
4.3.3 沦陷区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 |
第5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基本模式与方法 |
5.1 两大类批评模式 |
5.1.1 语境论批评模式 |
5.1.2 体验性批评模式 |
5.2 常用的批评方法 |
5.2.1 “知人论世”批评法 |
5.2.2 感悟式“诗化”批评法 |
5.2.3 “比较分析”批评法 |
第6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 |
6.1 “主体精神”的介入与“在场”的批评 |
6.2 “实践性”与“体验性”批评的当代启示 |
6.3 “理论基点”的价值与“本土理论”的建构 |
6.4 “男权”的幽灵与“性别体验”的局限 |
结语 |
附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文章、着述索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四、相关理论问题的界定与厘清 |
第一章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视野中的《译文》 |
第一节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窃火传薪”之旅 |
一、洋枪洋炮打开的“窃火”之旅 |
二、现代译介的开端:《新青年》 |
三、渐入“多元”的20世纪30年代外国文学译介 |
四、1930年代的翻译文学论争与论战 |
第二节 30年代方兴未艾的翻译出版业 |
一、“杂志浪潮”兴盛的30年代 |
二、30年代翻译出版的“沉浮” |
三、文学期刊中的翻译单元 |
第三节 《译文》的创办及活动 |
一、《译文》的发起与创办 |
二、理想与现实的融合之选 |
三、曲折中前行的《译文》:停刊与复刊 |
第二章 《译文》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 |
第一节 世界文学的国别(地区)样貌 |
一、被“突显”的苏俄文学 |
二、被“关注”的弱小民族文学 |
三、被“遮蔽”的欧美文学 |
四、被“中介化”的日本文学 |
五、被“消失”的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文学 |
第二节 世界文学的作家样貌 |
一、精英与平民作家的完美融合 |
二、日渐崛起的女性作家 |
三、意识形态各异的作家群 |
第三节 世界文学的体裁样貌 |
一、异彩纷呈的小说 |
二、关注儿童的童话与警世的寓言 |
三、以苏俄为风向标的诗歌与戏剧 |
四、以西班牙内战为焦点的报告文学 |
第四节 世界文学的文论样貌 |
一、以苏俄和进步作家为代表的作家作品论 |
二、以法、德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与思潮 |
三、向苏俄学习的文学创作论 |
第五节 30年代世界文学的流行主题样貌 |
一、压迫与反抗的时代主题 |
二、写实的战争主题 |
三、永恒的情感主题 |
第三章 《译文》中的世界文学样貌溯源 |
第一节 多种意识形态交织下的《译文》 |
一、袭卷30年代的“红色潮流”的促进 |
二、国民党反革命思想的制约 |
三、中共无产阶级革命战线的引导 |
四、“革新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诉求 |
第二节 多种诗学要素碰撞下的《译文》 |
一、在新旧作家作品中寻找“现实主义”的痕迹 |
二、书写现实的小说译介 |
三、满足“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 |
四、文学社会功用的中国式追求:改造社会 |
第三节 编译者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一、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编译者 |
二、多重诉求的编译者 |
三、以鲁迅为编译中心的形成 |
第四节 赞助人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一、执政党对于出版管制的影响 |
二、编辑、出版方的推动与制约 |
三、共产党的文化宣传策略的影响 |
四、以读者为主导的期刊发行 |
第四章 《译文》的价值、影响与时代局限性 |
第一节 跨时代的价值 |
一、记录新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史 |
二、树立开放与融合的文学主张 |
三、译介中展现出的学术价值 |
第二节 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追踪 |
一、为鲁迅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
二、成就新文学的人才储备 |
三、滋养新文学的翻译与创作 |
四、开创翻译杂志的先河与范式 |
五、《译文丛书》对《译文》的继承与发扬 |
第三节 带有时代烙印的局限性 |
一、同人杂志的局限 |
二、语言能力的局限 |
三、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译文》创刊号封面、插画、目录 |
附录二 《译文》译作统计(时间顺序) |
附录三 《译文》中译作统计(国别(地区)分类) |
附录四 《译文》中译介的小说 |
附录五 《译文》中译介的文论 |
附录六 《译文》中主要译者的译介统计 |
附录七 1930-1937年国内发行文学期刊及译作情况统计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论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 基本概念界定与问题说明 |
三 研究现状分析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 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第一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一 晚近以来的社会及文化运动 |
二 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 |
三 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变 |
四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领域的有限参与 |
第二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及特点 |
一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以文学社团为依托 |
二 20世纪20年代文学社团的组织形态特点 |
第三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就 |
一 创造社与太阳社创办的刊物 |
二 “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论战各方的理论观点及贡献 |
三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推进 |
第四节 文学社团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局限性 |
一 先在立场造成理论的偏狭 |
二 群体组织压抑多元观点的发展 |
三 宗法特点导致门户之见 |
第二章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第一节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文艺运动 |
二 文学生产方式深入变革 |
三 南京政府对“左联”的文化压迫与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围剿 |
第二节 “左联”的组织形态与特点 |
一 “左联”的组织结构 |
二 “左联”的组织特点 |
第三节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就 |
一 “左联”时期的刊物 |
二 “左联”时期的译介 |
三 原创性 |
第四节 “左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局限性 |
一 “左联”内部两个领导核心沟通不畅 |
二 “左联”组织基础薄弱 |
三 “拉普”对“左联”的消极影响 |
第三章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第一节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一 陕甘宁边区成立与边区知识分子政策 |
二 延安文艺的源头:苏区文艺与左翼文艺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及特点 |
一 党的高层领导开始比较多地介入文艺活动 |
二 形式多样的文艺组织 |
三 风格多样的文艺刊物 |
四 延安文艺前期文艺组织的优点及局限 |
第三节 延安文艺前期文艺组织与传播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影响 |
一 领导讲话与文艺理论 |
二 文艺组织与文艺理论 |
三 文艺组织、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 |
四 文艺组织与理论译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选题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1、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2、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1、研究思路 |
2、研究方法 |
(四)可能的创新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条件 |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 |
1、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 |
2、抗日战争的爆发 |
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
4、国共两党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条件 |
1、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 |
2、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影响 |
3、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
4、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进程 |
(一)《讲话》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 |
1、陕北会师之后至“七七事变”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 |
2、“七七事变”之后至《讲话》发表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 |
1、两个战线 |
2、五个问题 |
1、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 |
2、文艺如何去服务的问题 |
3、文艺工作的两个关系问题 |
4、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问题 |
5、文艺整风的问题 |
(四)《讲话》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 |
1、《讲话》发表之后至抗战胜利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 |
2、抗战胜利之后至出师华北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 |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对文艺组织的影响 |
(一)对文学组织的影响 |
(二)对戏剧组织的影响 |
(三)对音乐组织的影响 |
(四)对美术组织的影响 |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对文艺创作的影响 |
(一)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二)对戏剧创作的影响 |
(三)对音乐创作的影响 |
(四)对美术创作的影响 |
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启示 |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产生的积极效果 |
1、确立了文艺创作的“工农兵”方向 |
2、开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美学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存在的不足之处 |
1、文艺创作缺乏多元化 |
2、政策执行出现教条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人民文艺的规模化建造 ——20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的人民文艺丛书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人民思潮与人民文艺 |
第一节 “人民”概念的流变:从国民到人民 |
第二节 劳工神圣与新的人民观 |
第三节 毛泽东的人民观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第四节 1940 年代《讲话》的传播与人民文艺权威的确立 |
第二章 丛书热和人民文艺的规模化建造 |
第一节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艺一体化仪式 |
第二节 从解放区文学到国家文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诞生与权威的确立 |
第三节 当代出版组织化与人民出版事业的建立 |
第四节 人民文艺与人民政治:丛书编纂的内在逻辑 |
第三章 文艺丛书与作家队伍的重建 |
第一节 以解放区知识分子主导的文艺丛书热 |
第二节 人民文艺丛书与工农作家培养 |
第四章 人民文艺丛书与十七年文学生态的形成 |
第一节 人民文艺丛书与五十年代文学批判 |
第二节 人民文艺期刊与人民文艺丛书的互生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6)左翼电影音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章 |
一、选题缘起 |
二、概念界定及研究对象 |
三、研究目的和价值 |
四、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五、研究史概况 |
六、研究视角及方法 |
第一章 中国早期电影音乐与左翼电影运动的结缘 |
第一节 西方舶来电影音乐的影响和中国电影音乐的起源 |
一、美国有声电影的影响 |
二、中国电影音乐产生的土壤——上海 |
三、黎派中国新歌舞与联华歌舞班 |
四、中国电影音乐的都市现代性 |
第二节 左翼电影的兴起与左翼电影音乐 |
一、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 |
二、群众性救亡歌咏活动的兴盛与左翼音乐组织的建立 |
三、左翼电影音乐创作及特点 |
四、中国电影音乐的国族性 |
第三节 “国防电影”音乐创作新时期 |
一、“国防电影”与“新音乐运动” |
二、新现实主义中国电影音乐创作体系的初步形成 |
本章结语 |
第二章 左翼电影音乐创作 |
第一节 左翼电影音乐的主要创作者 |
一、聂耳 |
二、任光 |
三、贺绿汀 |
四、冼星海 |
五、吕骥 |
第二节 爱国进步作曲家 |
一、黎锦晖 |
二、黄自 |
三、刘雪庵 |
四、严工上 |
第三节 代表词作家 |
一、安娥 |
二、田汉 |
本章结语 |
第三章 左翼电影音乐表演 |
第一节 早期电影音乐表演团体 |
一、明月歌剧社 |
二、联华影业公司歌舞班 |
三、南国电影剧社 |
第二节 表演之星 |
一、金焰 |
二、王人美 |
三、周璇 |
四、赵丹 |
五、胡蝶 |
六、阮玲玉 |
第三节 演奏乐队及乐手 |
一、俄侨影戏乐队 |
二、上海工部局乐队 |
三、王人艺 |
本章结语 |
第四章 左翼电影音乐欣赏 |
第一节 近代国人音乐欣赏启蒙 |
一、近代中国传统音乐欣赏习惯 |
二、新音乐文化的影响 |
三、大众音乐欣赏的时代主题承袭 |
第二节 左翼电影运动对电影音乐欣赏的影响 |
一、有声电影音乐从歌唱开始 |
二、左翼电影运动对电影音乐欣赏的改造 |
第三节 左翼电影音乐的欣赏层次提升 |
一、感官欣赏 |
二、情感欣赏 |
三、理智欣赏 |
第四节 左翼电影音乐欣赏艺术性的辩论 |
一、为大众的“中国新音乐”思想 |
二、“软性电影”对电影音乐艺术的态度与追求 |
三、电影音乐中政治与艺术的统一 |
本章结语 |
结论:左翼电影音乐实践活动的美学规律重构 |
第一节 音乐创作——“救亡压倒启蒙” |
第二节 音乐表演——左翼思想感召下的现实主义形象塑造 |
第三节 音乐欣赏——时代主题的承袭 |
本章结语 |
附录1 :左翼电影音乐概况 |
附录2 :谱例、图例索引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7)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0. 绪论 |
0.1 研究缘起 |
0.1.1 文学的“英雄”主题 |
0.1.2 建国后的“英雄”书写 |
0.1.3 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 |
0.1.4 英雄书写的80年代转向 |
0.2 研究意义 |
0.2.1 社会思想史意义 |
0.2.2 文学意义 |
0.3 研究方法 |
0.4 文献与研究综述 |
0.4.1 50-70年代的英雄研究 |
0.4.2 新时期的英雄研究 |
0.4.3 现当代文学中的儒家传统研究 |
0.5 论文大纲 1. 文学英雄书写的形成 |
1.1 当代文学的权力受封 |
1.1.1 “一体化”研究范式之外 |
1.1.2 文学的主动性 |
1.2 社会建设事业与文学部门 |
1.2.1 建国初社会的理想氛围 |
1.2.2 胡风的诚挚理想 |
1.2.3 文学内部的竞争与格局确立 |
1.3 革命思维与文学真理标准 |
1.3.1 社会建设的革命思维 |
1.3.2 革命的文学标准 |
1.4 文学的英雄书写时代 |
1.4.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两结合” |
1.4.2 “谁当主角”? |
1.4.3 英雄的“工农兵”出身 |
1.4.4 说不尽的“知识分子”与《青春之歌》 |
1.4.5 文学的选择与浩然的崛起 2. 道德:英雄特质与儒家伦理 |
2.1 成长型英雄与神化型英雄 |
2.1.1 集体的“人民”与个体的“英雄” |
2.1.2 成长型英雄书写 |
2.1.3 神化型英雄书写 |
2.2 英雄与儒家的道德联结 |
2.2.1 儒学的道德教化历程 |
2.2.2 英雄书写的道德规训:正己与正人 |
2.2.3 儒家方法的运用:“致广大,尽精微” |
2.3 文本英雄的儒家道德特质 |
2.3.1 “公私”观念向宋学传统的回归 |
2.3.2 “人人英雄”与“满街皆圣人”? |
2.3.3 从积极入世到“人定胜天” |
2.3.4 圣人“三不朽”与英雄“立功” 3. 英雄书写中的儒家传统社会图景 |
3.1 小农社会特质的遗存 |
3.1.1 向土地回归的“人民” |
3.1.2 《武训传》与扫盲运动 |
3.1.3 《不能走那条路》与农地欲望 |
3.2 宗法:“女英雄”书写中的男权机制 |
3.2.1 女性事业心:最合乎理想的嫁妆 |
3.2.2 《李双双小传》与孙庄 |
3.2.3 《春暖时节》:启蒙人丈夫对妻子的改造 |
3.3 宗法:“改造”不了的家庭与血缘 |
3.3.1 “落后”人物集锦 |
3.3.2 《山乡巨变》与家庭价值认同 |
3.3.3 《艳阳天》与“阶级”概念的儒化 |
3.4 “大同社会”还是“共产主义”? |
3.4.1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礼运篇》 |
3.4.2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答顾东桥书》 |
3.4.3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大同书》 |
3.4.4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与共产主义 |
3.4.5 两种乌托邦理想的融合 4. 历史转型与英雄书写的没落 |
4.1 整体中国与儒学基础 |
4.1.1 “完整的历史世界” |
4.1.2 儒家的自然整体观 |
4.1.3 近代历史的转型 |
4.2 50-70年代的回归与终结 |
4.2.1 《叶里藏金》与一元价值 |
4.2.2 《千重浪》与自力更生 |
4.2.3 《铁军的步伐》与路线斗争 |
4.3 整体观与英雄书写 |
4.3.1 天地万物非一体下之“仁” |
4.3.2 50-70年代的整体观与集体主义 |
4.3.3 加入全球化 5. 美丽新世界 |
5.1 英雄书写的余韵 |
5.1.1 “伤痕”文学与英雄的“思想解放” |
5.1.2 新时期的社会共同理想 |
5.1.3 社会经济转向与理想书写转型 |
5.2 现实主义文学的拐点:从路遥到王朔 |
5.2.1 路遥理想中的集体性取向 |
5.2.2 王朔反叛的个体性倾向 |
5.2.3 文学显学地位与80年代文学 |
5.3 成为“文学”的文学 |
5.3.1 “人文精神大讨论” |
5.3.2 《我爱美元》与去道德化的90年代文学 |
5.3.3 纯文学的失落 结语:道德困局与儒学“复兴”? 参考文献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后记 |
(8)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综述与问题意识 |
第二节 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西潮”影响下的人生与世界文学眼光 |
第一节 “西潮”背景与传统影响 |
第二节 动荡的学术生涯与独特的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独辟蹊径的现代文学史观与编辑实践 |
第一节 身处边缘的“业余”文学史书写 |
第二节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关怀重点 |
第三节 《文学杂志》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第三章 精神史角度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
第一节 历史背景与叙述模式 |
第二节 “软心肠”与“二元性”:瞿秋白研究 |
第三节 时代性焦虑下的“黑暗面”:鲁迅研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中国小说中的梦境解析——《西游补》 |
后记 |
(9)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着中的南戏书写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一 宋杂剧说 |
二 诸宫调说 |
三 傀儡戏说 |
四 民间剧曲说 |
五 宗教仪式说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后记 |
(10)中国文联的发生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文人群体与文联的发生 |
第一节 中国文艺社团的渊源和特质 |
第二节 延安文人与革命文艺组织基础的奠定 |
第三节 国统区文人的初步整合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与文联的发生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文联的原因和过程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第一次文代会的组织和领导 |
第三章 全国文联的成立 |
第一节 全国文联的成立过程 |
第二节 全国文联的功能定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表 |
四、近十年的“左联”研究状况——纪念“左联”成立70周年(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D]. 霍虹. 辽宁大学, 2021(02)
- [2]《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D]. 张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D]. 付甜甜. 山东大学, 2020(01)
- [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及其影响研究[D]. 刘超. 长安大学, 2020(06)
- [5]人民文艺的规模化建造 ——20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的人民文艺丛书热研究[D]. 于慧芬. 武汉大学, 2019(07)
- [6]左翼电影音乐研究[D]. 王思思. 上海大学, 2019(02)
- [7]中国当代文学英雄书写与儒家传统[D]. 邱晓丹.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8]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D].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9]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10]中国文联的发生学研究[D]. 周逢梅.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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