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瞿秋白的文体观

一、瞿秋白写作文风观简论（论文文献综述）

张挺玺^[1]（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付甜甜^[2]（2020）在《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文中提出20世纪20年代初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召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完成了从稚嫩到成熟,从理论模仿、照搬到结合中国实际最终实现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外源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离不开每个参与其中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更离不开各种文艺组织、刊物等的推动。座谈会前,以组织形态为划分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社团时期（1921年至1930年,主要以文学社团为平台的传播时期）、“左联”时期（1930年至1936年,主要以“左联”为依托传播与发展的时期）、延安文艺前期（1937年至1942年,依托多种类型组织的发展时期）。不同时期的组织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包含优点也有局限性。不同阶段的组织形态之间也有内在的关联,下一阶段的组织方式既有对上一阶段的继承也有发展,它们在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问题。但无论是发展还是问题,又都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起点。在这种组织形态的更替与演进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或多或少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成为组织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团时期,共产党人主要以个体身份有限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基本上没有介入这一过程;“左联”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主导下的群众性文学组织——“左联”参与到这一进程,但受到客观条件的极大限制,尤其是在“左联”后期,党组织与“左联”一度失去联系;延安文艺前期,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但此前党与文艺组织间松散的联结关系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局限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客观历史条件限制,介入与领导不够;二是因缺乏经验及党内的错误思想,造成了一些失误。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以文学社团为依托。文学社团作为本时期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式,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集团性的论战方式、激进的论战策略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文坛的关注,为此后马克思主义文论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文学社团集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于一体,社团内的理论家与当下文坛、文本紧密联系,理论与文学实践互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从开始就带有一种实践性品格;论战过程中各社团为了寻找有利于自身的理论武器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为此后他们实现联合、成立“左联”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局限性也客观存在:身处在社团中的理论家难以改变的、基于社团利益的先在立场,使得他们在提倡某种理论时,有意识地进行选择,甚至误解、扭曲,导致理论的偏狭、偏激;文学社团作为一种群体组织,其群体行为在思维以及决策上的特点,助长了“左”的倾向,压抑了左翼文学内部多元化观点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留有封建宗法组织的痕迹,为了标榜自己的观点而导致门户之见,忙于无谓论争与内耗,未认真进行学理辨析,不利于学术问题的探讨。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时期在国内的发展还是初步的、稚嫩的且有很大片面性。“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以群众性文艺组织“左联”为具体依托。“左联”与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相比既有一些共性,也有不同之处。共性在于:在社团生存方式上,他们都采取激进的、对外论战的生存策略;在人事关系上,普通盟员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以刊物作为联结的纽带。不同之处在于:从立场上看,“左联”成立的首要因素是政治立场的一致,而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基本都是同人社团,更多是以文学观点、趣味的一致作为集合的因素;从组织结构来看,“左联”比普通文学社团结构更为严密,且多了一个机构——党团。“左联”的优势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它将文坛上的左翼文艺团体以及个人都收入麾下,结束了左翼文坛论争不断的混乱局面,保存并壮大了左翼文艺力量。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初步的中国化。“左联”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左联”内部有两个领导核心一一党团与鲁迅,这两个核心之间因“左联”后期“联络人”的不确定性以及非面对面的交往模式而导致沟通不畅,不利于“左联”文艺活动的深入开展;其次,“左联”是一个以社团间联合为主导的新型文学组织,这使得“左联”的组织基础薄弱,内部思想分歧并不时论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与隔阂;最后,“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成员,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左的、机械主义的倾向也对“左联”有着直接的影响。延安文艺前期,国内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里获得了相对自由多元的发展空间。因此座谈会之前,各种类型的文艺组织蓬勃发展。粗略地划分,这些文艺组织包含两大类型,一类是自由结社的知识分子型文学社团、一类是以文艺演出为主的文艺团体。前者主要继承了国统区的左翼文艺传统,后者则承继苏区文艺而来。这些蓬勃发展的文艺组织部分地克服了“左联”后期所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本时期组织形态上的最大特点是党的高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指导。但是座谈会之前的文艺组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数量大、种类多、层次丰富,但是没有一个核心的领导组织进行统一的管理,这就造成文艺组织各自为政,莫衷一是。各文艺组织虽然明确文艺活动的大方向,但是对具体文艺问题的理解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第二,《讲话》前文艺活动总体上是在一种比较自由的氛围内开展,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战时敌我斗争的情况下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如一些文艺团体内部过于散漫、缺乏纪律性与集体意识、个人主义严重等。这就影响了文艺活动的深入,甚至产生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都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讲话》形成的重要背景。结语部分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总结《讲话》前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特点及这种特点对理论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其次,梳理了三种组织形态下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子命题的推进。这实际上是对论文主题进行另一个视角的解读;最后,总结了《讲话》形成的背景以及《讲话》作为文艺理论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刘昊^[3]（2020）在《中国左翼电影批评研究（1932-1937）》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是现代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左翼电影运动”以其蓬勃发展之势,彰显出“左翼文艺运动”的新锐实力。而“左翼电影批评”乃是基于“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环境而生成发展的。作为“左翼电影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左翼电影批评”独树一帜,推动了文艺运动的发展,丰富了文艺思潮的内容,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史上值得特别书写的一页。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为历史语境,以“左翼电影批评”为文本分析对象,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方法,从原初发生、精神宗旨、特殊品性、历史局限、意义价值等多维度视域出发,全面系统地梳理“左翼电影批评”的生成发展历史,阐释其精神旨趣与批评特色,总结其理论贡献及经验教训,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审美观和文艺批评观,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电影批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与学术价值。左翼电影批评的历史语境与理论资源。本文首先追溯中国左翼电影批评发生的时代背景与生成过程,以寻找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话语合法性。一是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是民族危亡和社会危机激荡的必然产物;二是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统一文艺思想战线的革命需要;三是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是世界范围内普罗大众视觉化呼喊的结果。作为中国电影理论与批评的先导,左翼电影批评是在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运动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因而,返回左翼电影批评的历史语境,梳理左翼电影批评的理论资源,阐述其思想内涵和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研究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再到域外左翼电影理论及批评的翻译等实践过程中,寻找中国左翼电影创作及其批评的思想来源。从学习苏联电影学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译介日本“倾向电影”理论以及美国等电影理论,中国左翼电影批评是有一定的思想理论准备和前期基础的,体现了中国早期电影领域“初级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实践。左翼电影批评的组织形态与批评家身份。左翼电影及左翼电影批评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和指挥下而展开的文艺活动。左翼电影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组织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和“影评人小组”两个群团组织,使电影文化运动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有效开展,并且在思想上认同并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左翼电影批评具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与组织模式。“影评人小组”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其主要评论者都具有共产党身份和进步革命者身份。他们的电影批评具有非常明确的革命倾向和政治目的,并将电影批评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上斗争的一种武器和工具。不仅在组织形态上、队伍建设上,在电影创作上、影评原则上也能够自觉把电影作为武器,反应现实、揭露黑暗,积极与反动文艺思想作斗争,争取和掌握话语主动权。同时,左翼影评人以报纸和电影刊物为批评阵地,身体力行,以笔带枪,突破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为中国共产党争夺文化领导权。左翼电影批评的精神取向及现实原则。左翼文艺运动是依附于社会政治活动而生成的“政治文化”,左翼电影批评是左翼批评家参与和表达革命诉求的文化选择。左翼影评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信科学社会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鲜明的左翼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现实主义是左联作家遵循的创作原则,同时也是左联从事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在左翼电影批评中,也成为左翼影评人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现实主义批评原则。左翼影评人受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影响,认为艺术应该真实地反映和批判社会现实,追求艺术反映的真实性、典型性和倾向性,注重电影的思想内容,将电影表现内容的倾向性放于首位。同时认为一部艺术作品中,在艺术的发展史上,永远是内容决定着形式,而不是形式决定着内容。左翼电影批评的论争论战与电影批评。中国左翼电影批评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话语倾向及话语风格,其批评范式主要是在“软性电影”论争以及对形式主义、趣味主义和好莱坞电影等批评中得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影评队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秉承现实主义文艺精神,把电影作为革命的宣传武器。他们是以作品是否反映社会疾苦,抨击现实黑暗作为其唯一价值标准。而“软性电影”论者多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具有政治色彩的文人墨客,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认知出发点必然会与左翼影评人相左。左翼影评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观点以及艺术社会学方法,对国民党右翼文人鼓吹的“软性电影”论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集中阐述了政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的辩证关系。左翼电影批评的代表人物及批评理论。左翼文艺运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培养了一批理论家、批评家和艺术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文化运动中,“左翼影评人”是整个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战斗群体之一,在左翼电影理论批评的领域起到了绝对地引领作用。也正是因为“左翼影评人”不懈地努力、英勇地奋斗和不畏牺牲,才赢得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在电影领域中革命纲领的有效实施,为中国电影理论的建构和长足的发展奠定了根基。以夏衍、王尘无、郑伯奇等为代表的左翼影评人在苏联电影理论译介、电影批评、电影实践发展以及与“软性论者”的激烈论战中,左翼电影批评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主张和批评风格,初步建构了左翼电影批评的理论体系和批评原则。本论文旨在客观、系统、全面地还原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批评的历史形态和本来面貌,在整合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政治学”“发生学”“知识考古学”等理论视角出发,探究左翼电影批评生成的外因和内核,并从电影批评作为一种艺术批评的本体出发,对其批评主体、原则、风格以及传播模式、代表人物等层面进行系统分析,从而建构其中国左翼电影批评的理论框架。中国左翼电影文化传统是中国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笔重要遗产,继承和发扬中国左翼电影和电影批评的优良传统,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文化精神建设的需要,更是立足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追根溯源和历史保证。

贾宁^[4]（2020）在《罗亭的“多余”与文明的冲突》文中指出《罗亭》是屠格涅夫凭借其对时代的敏锐洞察,为表达自己对当时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的重大问题的思考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的同名主人公罗亭一直以来都颇受学界关注,一代代学者都曾试图解读罗亭这一经典形象,研究大多集中于罗亭的“多余人”身份。然而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对罗亭这一人物的解读仍未达成统一的理解和认识。罗亭所处的年代正是西方文明和俄罗斯文明发生强烈碰撞的时期,因此罗亭走向“多余”的命运必然与这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有着极大的关联。一方面,西方文明的迅速发展让罗亭看见了俄罗斯本土文明的不足,因此他积极地向本国人民宣扬西方先进的思想理念,并尝试按照西方的方法在农业、工商业和教育方面进行改革。尽管罗亭所宣传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俄罗斯人民传统的思维模式,但是他的改革行动无一成功,这是因为罗亭和大多数俄罗斯人民在民族世界观上有着极大的分歧。另一方面,俄罗斯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对比下,似乎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合理和落后的地方,但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失败后,罗亭通过对两种文明的反思,也发现了在东正教浸润下的本土文明有着西方文明无可超越的独特优势,罗亭因此陷入了“走自己的路还是照抄和模仿西欧之路”的争论怪圈中无法自拔。但也正是罗亭在文明抉择中的迷失完成了他对后人的启迪,后人试图从罗亭的悲剧中去寻找对待两种文明应有的态度,以此来探索俄罗斯未来的发展道路。本文通过对《罗亭》创作文本的重新阐释,结合时代背景和屠格涅夫本人的哲学观、宗教观来探寻《罗亭》创作渊源。在此基础上,从哲学和宗教的角度进一步解读罗亭这一形象,来发掘其背后所蕴藏的文明冲突,力求为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形象提供新的研究角度。

贾韬^[5]（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段江丽^[6]（2019）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野下的《红楼梦》文本阐释——李希凡先生红学研究学理分析（下）》文中认为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通过三条不同途径传入中国,其理论内涵多有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泛马克思主义观"的现象。李希凡所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典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此前提下观照,李希凡早年红学观在深化了对《红楼梦》社会-历史内容的认识的同时,也将文学研究的政治化色彩和阶级斗争意识发挥到了比较极端的地步。新时期之后,李希凡红学研究在反思中有所坚持、有所修正,但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整体来看,李希凡红学观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核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新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的曲折轨迹。

陆阳^[7]（2019）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五四时期总司令、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与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成就了陈独秀。整个五四时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的哲学思想深刻触发了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觉悟,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是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是他思考和实践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展开分析,剖析其主要内容、社会影响、价值意义以及历史局限,进而通过陈独秀这一五四核心人物的哲学思想,探寻五四时代具有鲜明时代特点,而又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五四精神。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概念界定、研究现状、创新点、重难点以及存在不足。第二章纵论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内忧外患形势严峻,陈独秀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他的一生经历了几重身份的转变,从秀才到乱党,从报人到五四运动总司令,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到托派领袖,最后回归成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尽管身份角色不断转换,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如何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危局,是他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他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站在中国革命的风口浪尖,提出了一系列变革中国的主张,影响培养了一代青年,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第三章探讨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阶段陈独秀哲学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范畴,是西方近代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潮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场境中交汇交融的产物,具有鲜明的进化论色彩,总体上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陈独秀围绕唯物论、发展观、历史观、文化观、人生观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他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法则,要在中国实现救亡存续,必须适应社会进化发展的需要,提倡新文化、新文学、新伦理、新道德,抨击守旧复古复辟思潮。陈独秀指出,欲让中国不被世界历史淘汰,必须实现“伦理觉悟”,进行思想文化革命。他将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看成是决然对立的事物,反对调和论,认为要在中国拥立“民主”与“科学”,必须提倡个人独立自主、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批判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陈独秀认为,自周汉以来中国文化崇尚虚文,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在批判佛教文化时,他阐述了对世界物质性的认识,认为原子种性不灭则世界无尽。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靠新青年创造,必须树立新的人生观,实现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他倡导“治本的爱国主义”,强调不能因为爱国而模糊了对袁世凯统治下北洋军阀政府反动性的认识,真正的爱国是“为国家惜名誉、弭乱源、增实力”。第四章探讨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一阶段陈独秀完成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国际局势的变动、陈独秀的个人经历、社会思潮的影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标志着他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陈独秀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大力宣扬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学说,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在上海领导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中共成立后,他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前后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陈独秀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讨论、无政府主义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观点,就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在论争中传播宣扬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有独到的理解,强调“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认识到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第五章探讨了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哲学、科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革新性,是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反映。受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虽然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内容比较简单粗浅,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有着强烈的革命性和现实性,其中所包含着的“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则是超越时代的。五四已逝,精神永存。

王鑫^[8]（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研究说明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武菲菲^[9]（2018）在《延安戏曲改革与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文中提出延安戏曲改革在短短数年间产生了《兄妹开荒》《白毛女》《逼上梁山》等一大批优秀剧作,有效地参与了新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时创造了秧歌剧、新歌剧的新型艺术形式,并对京剧、秦腔等传统戏曲进行了改造,使因成熟而封闭的中国传统戏曲重新走向对现实生活的开放,焕发出与时代同行的活力。延安戏曲改革不仅是延安文艺的代表性成就,也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冲突最为激烈、张力最为丰富、历史地位最为关键的文化事件。深入清理认知延安戏曲改革,可以为客观理解延安文艺乃至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发掘总结“中国经验”,为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思路,从而铸就“中国话语”,树立“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明”。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从史料整理、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三方面深入清理了延安戏曲改革研究史,指出延安戏曲改革研究存在着“片面的深刻”的不足,只有引入“文艺大众化”的研究视角,才能尽可能地贴近延安戏曲改革的历史现场,完整地把握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经验。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20世纪前期中国戏曲改革与文艺大众化”:文艺大众化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极力倡扬和推进的文学主潮,其实质是知识分子以文学为载体,努力将现代思想最大程度地普及到作为社会主体力量的民众中去。戏曲作为融合音乐、舞蹈、美术、文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视听艺术形态,以其天然的大众性品格成为20世纪中国新知识分子启蒙民众的首选利器。因此,晚清以来,戏曲改革一直是戏曲发展的主要趋势,也是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努力的重要方向。在文艺大众化思潮的统摄下,晚清戏曲改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所成就,但最终止步于传统形式和启蒙内容相互冲突的难题。“五四”文学革命则直接绕过了这一难题,选择了从西方舶来的话剧,而将戏曲排除出启蒙文学领域。3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重新拾取这一深受民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企图对其进行改造以促进启蒙,却陷于“旧瓶装新酒”的戏曲形式与内容冲突的漩涡无法自拔。戏曲改革与文艺大众化同时遇到了急需突破而无从突破的困境。第二章,“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中的延安戏曲改革”:延安戏曲改革以其醒目的成就同时突破了 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努力和戏曲改革的瓶颈,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为界可分为前后两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与实践探索阶段,“民族形式论争”是其主要理论背景,“大戏热”和传统古装戏曲的演出是其重要实践背景。第二阶段是实践展开阶段,在“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在普及中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延安知识分子积极汲取民间文化资源,创造出秧歌剧、新歌剧的新型艺术形式,并对秦腔、京剧等传统戏曲形态进行了锐意革新。第三章,“现代主题与民间趣味的互补——延安戏曲改革文本分析”:在延安戏曲改革中创作的众多戏曲剧本里,“反抗”和“劳动”是最主要的现代思想主题,这既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传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与现代思想主题相匹配的是民族审美趣味,大团圆结构是中国传统戏曲的基本模式,在“五四”时期被全盘推翻,延安知识分子顺应民间审美习惯,重新拾取这一结构并予以改造,最终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戏曲大团圆结构。第四章,“20世纪文艺大众化经验对当下大众文化的启示”:文艺大众化的根本出发点是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启蒙是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也是一个永远无限接近的目标,因此,文艺大众化是一种永远在推进的文化思潮,而不是一段已经终结的文化实践。大众文化正是文艺大众化思潮在中国当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关注现实、坚持批判,全面理性地面对文化全球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上,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可以提供给中国以及全球大众文化的发展宝贵的“中国经验”。余论部分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了在文艺大众化视角下延安戏曲改革研究的意义价值。总之,延安戏曲改革以现代思想启蒙主题的注入和民族审美趣味的征用为两翼,使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真正落到了实处。从文艺大众化视角出发,全面审视延安戏曲改革,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学术价值,更能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发展提供丰富的“中国经验”。

张德强^[10]（2018）在《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文中提出本文以夏济安着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1968年）及本书中文版（2015年）、《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文学杂志》（1956-1960）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三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及夏氏其他未结集中英文着作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文本中作为中心问题的左翼文学观和左翼作家论;同时对夏济安着作中隐含的现代文学史观和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梳理。本文首先关注的是,在“西潮”冲击与传统余响的历史背景下,夏济安在思想和立场上呈现的西化倾向与保守性;而“疏离的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意义上的“业余性”,又使他在人生选择上“一再流亡”。与五四前辈共同面对着相似的“感时忧国”的文化处境,使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责任感与对现代左翼作家在批判之外的认同感。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与五四先辈关于“世界文学”的认知类似,夏济安的比较文学视野更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纳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他用于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方法,注重文学原型上的相关性、文学类型上的相似性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源性。其次,对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本文尝试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梳理出几个比较明确的线索。通过将夏济安置于与五四先辈和大陆同行的文学史写作活动的对比中,展示其现代文学史观中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忽略的边缘性作品艺术价值的发现,以及其文学史叙述中鲜明的个人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夏济安现代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心理学色彩与开放性特征。这种心理学色彩体现为他以“卑劣错综”为比喻性的架构,来解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西潮”产生的心理纠葛;夏济安将之应用于左翼作家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因之成为《黑暗的闸门》一书的论述重心。而夏济安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文学史研究与五四和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场域间的对话性,对后者既有认同也有辩驳;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对5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同时期文学批评活动中,夏济安不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已经历史化、知识化的封闭传统,而是将五四以来开创的现代白话文学看成一个有待完善的开放性传统,他通过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编辑和批评实践,推动现代文学传统的写实主义一脉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最后,本文集中分析了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完成的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的英文论述,关注重点在于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中着力最深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力图摆脱对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政治立场探讨,将研究重心放在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叙述模式及其对左翼作家精神史的关注上,这可说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较为鲜明的两个特征。本文也会论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选择和立场表达上对夏济安构成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他论证过程的“客观”与结论的不免“武断”间的矛盾性症候。作家精神史研究,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以夏济安的瞿秋白研究和鲁迅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夏济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模式。夏济安对瞿秋白“软心肠”（tenderhearted）文人气质的认识,是借鉴自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个体性格气质的划分法。夏济安将之借用为建构自己瞿秋白叙述的结构性支撑,将瞿秋白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心理学场域中,通过对其传记材料和早期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对《最后的话》等材料的解读,来凸显其“文人化”、“软心肠”的一面,从而描述出一个内心始终处在激烈的矛盾与焦虑中的左翼作家形象。夏济安的发现既有其创见也不免对瞿秋白的革命家一面有所忽略。本文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着眼点在于对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其相对中西同行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与对艺术家鲁迅形象的“发现”与描述的分析。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夏济安认为“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鲁迅的确不能作为真正的代表人物”,而将其文学上的创作倾向归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主义。在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上,值得关注的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于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的。他早期论述中对鲁迅文学生命结束于1926年的说法,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等文章中其实有所修正。与一般对于鲁迅作品的思想性阐释不同,夏济安对鲁迅杂文的探讨更多是从艺术家个人趣味这一角度出发,同时也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时代性症候。

二、瞿秋白写作文风观简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瞿秋白写作文风观简论（论文提纲范文）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左翼电影批评研究（1932-1937）（论文提纲范文）

（4）罗亭的“多余”与文明的冲突（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野下的《红楼梦》文本阐释——李希凡先生红学研究学理分析（下）（论文提纲范文）

（7）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9）延安戏曲改革与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论文提纲范文）

（10）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四、瞿秋白写作文风观简论（论文参考文献）

•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D]. 付甜甜. 山东大学, 2020(01)
• [3]中国左翼电影批评研究（1932-1937）[D]. 刘昊. 辽宁大学, 2020(01)
• [4]罗亭的“多余”与文明的冲突[D]. 贾宁.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6]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野下的《红楼梦》文本阐释——李希凡先生红学研究学理分析（下）[J]. 段江丽. 红楼梦学刊, 2019(05)
• [7]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D]. 陆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延安戏曲改革与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D]. 武菲菲.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10]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D].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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