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官”要“慎独”(论文文献综述)
叶晓丽[1](2021)在《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来文明历史的重要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是传统文化的瑰宝,因此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道德教育与社会教化的需要。并且现代的道德教育只有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基于现代道德教育和传统道德教育间的内在联系,把传统道德教育的当代借鉴作为研究对象,已经成为建立现代道德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保障之一。在明朝晚期,作为继王阳明之后的儒家学者--顾宪成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以及自身的人生经历,最终形成了以“为学育德”“为官正德”“为人修德”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思想。首先,在为学的过程中顾宪成提出学者应该遵循的道德教育思想,即坚持“四要”、崇尚“九益”、摒弃“九损”等。其次,在官德思想方面,提出了“以天下为心”“仁者救民”“德才兼备”等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官德思想,结合现实又提出了“救世”“救民”的主张与要求。最后,顾宪成还从性善观的角度阐述了世人所应具有的道德修养观念,要坚持“修、悟”并重,并以“诚”为贵。在道德教育思想的实践方面,顾宪成利用为官以及在书院讲学之时的一切机会及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不仅加强对学者以及官员的道德教育,并用儒学理论对社会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希望改变社会风气及改善社会衰颓的状况。最终顾宪成这一系列的思想与行为对明清之际的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其进步性。当前,由于党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重视,学界和民间掀起了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为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契机。鉴于此,研究顾宪成的道德教育思想,挖掘其在提高青年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加强新时代政德建设、践行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方面所具有的当代价值,使之为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当代社会政德的建设以及公民的道德教化服务,具有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这也是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德育元素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进行新时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王晓娣[2](2020)在《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程朱理学对心性关系的阐发方式是以性为体、化心为性、化人心为道心。这种思路在将外在的具有普遍性规定的“天理”上升为绝对道德律令的同时,也逐步消解着个体的意志自由,抑制着个体的感性存在。因此,理学伦理思想中形而上的“性”与个体意义上的“心”出现了一种内在的矛盾与紧张。而以心体的重建为旨归的王阳明心学伦理体系的建构逐步消融了这种紧张。王阳明以“心即理”的良知本体作为统摄,又赋予先天的良知本体以“吾心”的形式,将外在的天理内化为个体之心。主要目的在于实现个体之心与普遍之理的融合,并通过“致良知”的工夫将道德主体对天赋良知的体认转化为明觉之知。以良知为本体的心学伦理从正面肯定了个体之人的良知作为道德判断、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存在的意义,消解了理学外在强制性的伦理束缚,为个体之人的成圣之道提供了本体论和工夫论依据。诉诸于每个人内心良知的简易直截性、自由开放性使得阳明心学在阳明后学的承继与发扬下盛行于中晚明时期。阳明后学的发展与分化始于王阳明“四句教”的提出,并围绕着良知与致良知的本体工夫问题,在阳明弟子王畿和钱德洪的不同诠释下开启了阳明心学分化的两个主要方向:“尊悟”的良知本体论与“主修”的致知工夫论。与此同时,针对“悟”与“修”各执于一边用力而逐渐彰显出的弊端,以主张躬行与经世的东林学者和蕺山学者展开了对王学末流的修正面向。因而,关于阳明后学在继承和发扬阳明心学中所呈现出的“尊悟”、“主修”、“修正”的三种伦理思想倾向便构成了本文的行文脉络,而由此反应到伦理实践中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建构,以及由此带来的儒学转型发展和西学的输入便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主张“尊悟”的阳明后学以“悟本体即工夫”作为良知学说宗旨,认为良知心体无善无恶,是纯粹至善的“赤子之心”、“童心”。因而在现实的生活中“以日用见在指点良知”,并“率现成良知”,不仅顺应了明觉良知本体的自然发用与扩充,而且也充分彰显了个体的自然情感和意志自由,体现了伦理意义的个体性向度的强化。以自然人性论为依据,肯定了面向世俗社会的而又本于自然心体的“情”、“欲”、“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地位,重新评估了“情理”、“理欲”和“义利”的伦理关系。在一步步突破理学对自然人性固有束缚的同时,突显着道德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高扬。经过“尊悟”阳明后学阐发的心学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反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早期伦理启蒙意义,但同时他们也造成了后学末流空谈良知本体、忽略道德修养工夫的“自然主义”流弊,形成了不切实际的空疏学风和狂禅倾向,受到了提倡“主修”的阳明后学的批判与纠偏。提倡“主修”的阳明后学以“即工夫以达本体”作为致良知的工夫论,认为良知心体至善无恶,需要在不离物事的现实世界中“循良知”以致良知,反对在良知心体上的“意必”、“增益”的工夫。同时,对于良知心体“意之动”的已发状态,则需要在道德实践中落实“归寂”、“主静”和“主敬”的致知工夫,以保任良知心体,实现纯然至善的良知心体的复归。通过化良知为德行的致知工夫的展开,逐渐实现了道德主体伦理实践的深化,并且通过为善去恶的德性修养、以良知心性贯通事功的社会实践不断彰显出来。虽然注重致良知的工夫论起到了纠偏“尊悟”学者空疏学风的目的,也为晚明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资源。但与此同时,他们以“静”止“动”、以“寂”遏“感”的思想主张使得心学的发展逐渐陷入了枯守虚寂状态,不可避免的遭到了“修正”阳明后学的质疑与反驳。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者和以刘宗周、黄宗羲为代表的蕺山学者在明清易代之际展开了针对王学流弊的“修正”运动。高攀龙的“敬心”工夫与顾宪成的“小心”工夫一脉相承,以提倡“悟修并重”的道德修养论在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中将学问与治世、道德与政治相结合。刘、黄以本体工夫合一的慎独诚意之学发挥王阳明良知之学,使儒学由虚返实,强调有利于政治、民生的实用之学,注重挽救时弊的道德经世实践。“修正”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对心学系统内“高谈性命,直入禅障”的补偏救正和对枯守虚寂之学的超越,也在于它以反虚务实的实用主义精神和明道救世的外王实践逐渐发展出了明清之际古学复兴、考据学兴起的儒学转型。阳明后学关于良知本体、工夫、躬行与经世的阐发,最终目的是为了“挽复三代之治”以挽救晚明社会变局和人心动荡,以实现儒家合乎道德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基于这样一份救世情结,阳明后学展开了基于良知统摄、化治心以治世、倡民本限君权的“政学合一”的政治伦理实践,以及讲学觉民、乡约教化、经世济民的儒学民间化转向的社会伦理实践。伦理实践的建构是儒家士大夫藉以实现理想政教秩序的途径,也是他们进行觉民行道、推进儒学世俗化伦理教化的自觉担当。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促使了儒学内部进行了一场道学革新运动,而阳明后学对心学的继承与发扬更是将心学伦理思想对理学束缚人性发展的反叛、对自然人性论的提倡发展到极致。伴随着晚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壮大,这种基于心学伦理思想的理性觉醒和主体精神的高扬,以及对民本、平等、民主的呼唤,具有反对封建伦理专制的积极意义。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心学末流奢谈心性本体,杂糅佛老学说,导致晚明士人逐渐沦入空谈心性的学风之中。面对道德沦丧的社会局势和易代的政治情形,明末清初的学者围绕道德人心的危机所展开的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促使了心学逐渐式微,由此发展而来的是古学复兴和经史考据学兴起的儒学转型,以及注重实证考据、提倡科学精神的西方科学的落地生根。
连昆[3](2020)在《习近平政德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关于习近平政德观研究,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广义层面,对习近平政德观所涵盖的国家治理道德、政府行政道德、政党执政道德和官员从政道德等四方面进行研究;二是从狭义层面,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核心要义,对领导干部从政道德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狭义层面对习近平政德观进行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注重领导干部政德建设。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是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至此,习近平政德观核心思想正式形成。习近平政德观,作为新时代领导干部从政道德观念与规范,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德观、中国传统政德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萌发于习近平关于“为官四要”的重要论述;提出于习近平关于“官德”科学内涵的界定;形成于习近平关于“立政德”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政德观,蕴含丰富的伦理思想,其本质要求凸显于“三个维度”:明大德是政治维度要求,即明政治信仰之德、政治忠诚之德、政治使命之德;守公德是宗旨维度要求,即守为民之德、为公之德、公权之德;严私德是律己维度要求,即严于清正廉洁、严于克己慎独、严于家教家风。其伦理特质突出表现为“四个合一”:党和人民利益的合一、党性与德性的合一、德治与法治的合一以及知信行的合一。其时代价值彰显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理论上,系统提出了新时代党执政的德性要求,完整构建了新时代党德政的价值坐标,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思想;从实践上,为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培育指明了修养方法,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明确了伦理路径,为世界政党治国理政提供了善治智慧。
高珊[4](2020)在《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历史兴衰,一个国家的崛起或复兴,必然伴随着其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崛起或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后必定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复兴。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的阶段对待传统美德的态度以及指导其发展的方针、原则也是各有说法的。本文立足于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对中华传统美德本身进行一个重新的审视,用最新的指导方针为原则对传统美德进行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得出不同于以往的最新的研究成果。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主要通过三个部分论述:第一部分是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与发展概述。开展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是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相关概念有足够的认识,首先明确中华传统美德的起源与发展、内涵及特点、主要内容。其次是分析课题的紧迫性,包括近代以来传统道德的断裂带来的影响、现实道德状况的倒逼产生的问题、未来民族复兴的需要。虽然传统美德在实践层面断裂了,但是在理论层面并没有中断。无论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字、文化典籍的传承,还是在感性层面,通过使用习俗导致的民族心理的积淀,都为传承传统美德创造了可能。在方法论层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提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针(下文均简称“两创”),分析了实现“两创”的条件,阐述了“两创”的内涵和关系以及“两创”的意义。第二部分是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德目。这一部分讲传承,研究的是围绕核心价值观挖掘传统美德的资源,从个人修身美德、家庭生活美德、社会交往美德、国家治理美德以及全球治理美德五个方面挑选出中华传统美德需要传承的具体德目,为“两创”提供具体的道德资源。第三部分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部分讲发展。分别对应第三章的五个方面、十五个具体德目,立足于当今的时代背景以及对道德的需要,本着“两创”的指导方针,对中华传统美德的主要德目从思想理论、规范依据、实践模式、功能价值等方面进行现代转化、重新定位,古今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补充、拓展、完善中华传统美德,得出新的研究成果。
陈艳[5](2020)在《苏轼的廉政思想与实践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从严治党不断加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将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升到了崭新的高度。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挖掘传统廉政文化资源,对构建良好政治生态至关重要。中华传统文化中“仁”的思想、“民贵君轻”“慎独”“正直”“忠诚”“克己”等思想反映出中国廉政文化源远流长,而苏轼是习总书记引用典故最多的中国古代名家之一,苏轼的一生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和廉政实践。苏轼的廉政思想与实践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鉴,它是苏轼在吸收他之前的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学习、思考与人生实践凝成的心血。一方面,苏轼廉政思想与实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苏轼廉政思想与实践及其当代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苏轼廉政思想与实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当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与历史借鉴。本文在对苏轼廉政思想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作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苏轼各类着述以及苏轼为官的具体实践,总结出苏轼的廉政思想,主要表现有:“坚守善道,以民为本”的为政理念;“非吾所有,一毫莫取”的为政修养;“以俭为上,节用廉取”的为政智慧;“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为官态度;“建章立制,考课百官”的为政方略。苏轼的廉政实践主要表现为:廉能简政,精兵强国;节用廉取,官榷与民;坚持廉善,救济百姓;反腐惩贪,整顿吏治。应该看到,虽然苏轼离我们现在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苏轼的廉政思想并未过时,它与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廉政思想有不少的契合之处,这就是:以人为本、俭政节用、反腐倡廉、重视监督、不忘初心。苏轼的廉政思想与实践对今天党员领导干部崇廉拒腐、施行仁政、慎独勤政以及营造优良家风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当前中国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这将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了解认识苏轼,从而推动包括苏轼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当然,由于苏轼是封建社会的官员,其廉政思想与实践不可避免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与现实局限性,需要对其进行创新。
黄营[6](2020)在《明末劝善书中的自省观 ——以《了凡四训》、《人谱》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选取明末《了凡四训》与《人谱》为研究重点,旨在研究《了凡四训》“立命之学”与《人谱》“成圣之学”中的自省观,探讨明末善书中对自省观念的不同阐释。明末内忧外患的局面之下,民生艰难矛盾丛生。善书因自身特点而教化效果明显,成为统治者维护教化的重要手段。商品经济的发展,尚奢、逐末之风盛行,等级秩序被打乱,精英阶层希望宣传善书以重建道德,维护社会秩序。在明初宗教政策的引导下三教合一趋势增强,成为善书发展的重要依托。同时印刷技术成熟、书肆增多、善书流通规范化,为善书的大规模流行提供了技术支持。结合对袁黄结缘善书、仕宦经历的分析,了解《了凡四训》的创作背景。先梳理《了凡四训》成书过程,并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心”这一观念贯穿“立命之法”的始终,点明其对“心”的理解就是对内在意识的反思这一主旨。然后从自省为“立命之基”、“积善之力”“改过之先”“谦德之法”几个角度进行分析,体会袁黄“立命”中的自省观念。最后通过袁黄奉行功过格、创作功过格,对其自省的践行进行考察。在对刘宗周个人的仕宦经历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对其奏疏的整理总结刘宗周对社会的问题的认识,以了解《人谱》创作的时代背景。先以《人谱》中“六事功课”为中心分析自省观在“证人之学”中的作用。又以自省观是君子到圣人这一“成圣”过程中的重要条件,解析自省观在“成圣之学”中的体现。后通过解读“慎独”具体意义,了解自省是“慎独”实性与工夫的辩证统一,进一步了解刘宗周“成圣之学”中所体现的自省观念。最后通过对记过、讼过、改过不同层次中的自省观的作用的分析,理解刘宗周对自省的践行。
陈旭宁[7](2019)在《童凤三诗集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童凤三(1736-1801),一字梧冈,号鹤衔,又字岳皆,号六观,浙江绍兴人,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以儒取仕家族,由进献诗赋钦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后任多地学政,官至吏部左侍郎。为官期间,谨言慎行,与毕沅、吴锡麒、邱学勄、李调元、赵怀玉等人交好。所着有《慎独斋吟剩》《双梧斋吟稿》。现仅存《慎独斋吟剩》四卷,有诗二百二十七首。纪昀、钱棨、汪如洋等人曾称其诗“是真能自言其志,毅然自为一家矣”、“合观各体,骨气胚胎初盛”、“直以精神追汉魏,不沿绮靡到齐梁。莫言江左扶轮替,愿奉骚坛一瓣香”,给出了较高的评价,但目前学界尚无对童凤三其人其诗进行的研究。本论文分上、下两编,对与其生平和创作活动相关的问题进行考证与研究。上编为童凤三诗歌研究,考证了其家世、生平与交游,对《慎独斋吟剩》的诗歌内容、艺术特色及诗人创作思想等方面进行探究。他除长于咏史外,诗作涉及主题颇多,追思怀古、咏物言志、酬唱赠别、纪游感怀、归隐避世、题咏书画等皆有所作。因为他认为诗歌是言志与缘情的统一,在拟议与变化中保持平衡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诗歌,从而形成了风骨天成、气韵醇茂及事辞相称的艺术风格。下编为童凤三年谱及诗歌系年部分,根据其诗歌内容,证以往来交游者的年谱及诗文集,对其生平与诗歌作了系年,尽可能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交游往来及文学活动等情况。另外,正文之后附录了其诗集《慎独斋吟剩》。因没有可进行校勘的诗集版本,故只对部分诗歌内容进行了他校,对未收入集中的部分诗文作了辑佚。
唐亚萍[8](2019)在《刘宗周道德实践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刘宗周是宋明时期儒学的殿军人物,是明末最后一位儒学大家,他融合理气论、心性论、“慎独”工夫论以及“诚意”修养论创立了他的道德实践思想体系。宗周思想从阳明思想而来,他于阳明思想的态度一生发生了三次变化,由始而疑,中而信,到终不遗余力为其进行辨难,体现了宗周思想的变化历程。宗周的道德实践思想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与发展,其道德实践思想展开为三部分,即道德实践的依据、路径以及目标。理气论在宗周的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提出“盈天地间一气”的说法,认为理气不可二分。宗周是明末心学的终结者,因此,他的理气论是为其心性论服务的。他还提出了“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性”的性善论和“人心”“道心”实为一心的说法,这都属于心性论的范畴。在宗周整个道德实践思想中“独体”起着最基础的作用,是“慎独”之本,他将“独体”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同时,宗周还强调“意体”,“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是心之主宰。“意体”通为“独体”,“意体”的好恶便是“独体”的好恶,故而“意体”也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宗周道德实践思想的核心为“慎独”工夫论和“诚意”修养论。宗周以“诚意”来修正阳明后学流弊,力图恢复传统儒学的正统地位。基于此,宗周对阳明“良知”说进行了批判,推翻了阳明对“意”的解读。“慎独”工夫论强调道德主体的高度自律,宗周将“独”的本体性与“慎独”工夫合一,进而强调“敬”的修养工夫,所以“慎独”是最重要的修养方式。宗周终将“慎独”与“诚意”统合到一起,完成了他实践工夫最重要的一步。宗周道德实践的目标是实现内圣外王和君子的人生理想。人需以“慎独”“诚意”的工夫修养方式实践人的内修,完成圣人理想。宗周在追求内圣外王理想的一生中,坚韧不屈,终以绝食殉国,体现了其超越生死的“君子”高尚人格。宗周的道德实践思想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慎独”“诚意”的内省修养方式仍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实现人自身的发展,提升人的自主意识以及发展诚信社会,都可从宗周道德实践思想得到许多启示。但需要注意的是宗周道德实践思想也具有时代局限性,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是不能忽视这一点的。
朱燕平[9](2019)在《曾国藩道德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后世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而对于曾国藩的道德教育思想,很多人都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曾国藩的道德教育思想在他的家书和日记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晚辈的敦敦教诲、殷殷期盼以及对长辈的敬爱之情,这就为曾氏子孙的成长成才以及曾氏家风的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在道德教育方面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首先与他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教育思想对曾国藩产生了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这使得他很重视对个人道德素质的培养,并认为这是个人成才以及家族兴旺发达的关键。其次曾国藩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也受到了曾氏耕读家风的影响,曾国藩的祖父和父亲以耕读传家为本,并且身体力行,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教育思想。此外,个人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湖湘地域文化造就了曾国藩一生坚强倔强的品性。这些都成为了曾国藩道德教育思想的渊源。在深入研究曾国藩道德教育的四大目标后,分析了曾国藩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个体道德修养、家庭道德教育、为官道德教育、处世道德教育四个方面。曾国藩认为,培养良好的品格和坚定的意志是成才的基础,所以很关注个体道德的修养;在家庭道德教育方面,曾国藩认为孝悌仁爱是立家的根本,要想使家族岿然屹立、根基不倒,那么就要孝敬长辈,平辈之间也要相亲相爱。在持家方面,勤俭起着重要作用,要想使家族不衰败,那么勤劳和节俭的美德就必须在家庭成员中得到发扬。和家睦邻为旺家之辅,和谐友善的家庭邻里关系是一个家族兴旺发达的重要保障;曾国藩还认为作为一名官员就要具备清正廉洁、忠于职守、经世致用的道德品质,这些品质关系到为官者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为官者的关键,这也是他对官员进行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还有在为人处世方面,曾国藩很重视培养子弟诚实守信、以礼待人、谦让慎交的态度,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今后的路能否走的顺畅。从当前的时代背景来看,研究曾国藩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其关于道德教育方面的思想对我们当今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具有很大的价值启示和借鉴意义。
彭潇[10](2019)在《南大吉心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大吉作为王阳明的高足,可谓是亲历了阳明晚年在绍兴创“致良知”之学以及开坛讲学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他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心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其心学思想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故而对其心学思想展开研究就必须先理清南大吉为学宗旨的阶段性变化缘由,即其为学转向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文化生态环境,辨析其心学思想的影响和对其心学思想给予相应的定位。南大吉出身于渭上南氏家族,其一生的为学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弱冠前后,以文辞鸣于世,虽然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且有着对圣贤之道的朴素追求,但是因好古文之风,故囿于辞章之学;第二阶段,出仕之后到二次相遇王阳明之前,察世俗百态,体民生多艰,故渐弃辞章之习,转而有志于圣贤之道。不过,在此期间他所奉的圣贤之道仍宗于程朱理学;第三阶段,出任绍兴,与王阳明二次相遇之后,南大吉为学路径由宗奉程朱之学转向了阳明心学,且此后奉心学为终身所趋之道。根据现有资料,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南大吉的心学思想。首先,南大吉通过确立“良知”这一道德本体,贯通了心性和道体的关系,建构了“良知”视野下天道和人道本一体的关系,再借由良知感应,构建了人与万物的联系,使人与万物在价值和意义层面达到统一,即所谓“合天下万物而一体者”。于此,形成了其“心之良知本一”的本体论思想。其次,南大吉继承了阳明主张“致良知”应在“体之用”上用功的观点,结合个人经历,在生活世界中切实地推诸“良知”于事事物物,使得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于“良知发用流行中”下功夫的理论特点。就其具体内容所指代对象的不同,可划分为:慎独改过的内省功夫、好善忘势的修己功夫、中心悦而诚服之的治学功夫和亲民以仁、心学治政的为政功夫。这四点之间相互关联,是作为士人阶层一份子的南大吉对如何达成“修齐治平”这一命题的理解和实践。最后,在王阳明“天下万物一体之仁”观点的影响下,南大吉逐渐形成了“合天地万物而一体”的情怀。他将这种情怀践行在成圣的追求上,便有了对“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人境界的向往。而在他进一步思索涂之人何以成圣时,便引出了“道化”“物化”之辩,进而发展为其“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如果说“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人境界是他对个体自我实现之最高境界的回答,那么“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便是南大吉顺应“觉民行道”而下的对生活世界中每个个体的终极关怀。南大吉作为引王学入关的第一人,的确在推动王学北进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绍兴在任期间,还是罢官返乡之后,南大吉都积极促进着阳明“致良知”之学的传播。虽然在世期间,他并未完成将关学彻底心学化的历史使命,但是其心学思想为后世学者冯从吾所整理总结,就此阶段的关学而言,其心学思想对关学心学化的促进作用不可谓不重要。作为关中士人,南大吉位居关中理学家之一无可厚非。但是,就其最终形成的学术思想而言,南大吉并非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杂糅,而是转而奉阳明心学为宗,并形成了自己的心学思想。
二、“为官”要“慎独”(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官”要“慎独”(论文提纲范文)
(1)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道德 |
2.1.2 道德教育与道德教育思想 |
2.1.3 思想政治教育 |
2.1.4 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
2.2 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道德教育的重要论述 |
2.2.3 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 |
3.1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3.1.1 政治上朝政黑暗腐败 |
3.1.2 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 |
3.1.3 文化上阳明“心学”泛滥 |
3.2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 |
3.2.1 萌芽时期 |
3.2.2 成长时期 |
3.2.3 形成时期 |
3.3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
3.3.1 阳明心学 |
3.3.2 程朱理学 |
3.3.3 儒学经世传统 |
3.3.4 实学思想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
4.1 为学育德思想 |
4.1.1 坚持“四要” |
4.1.2 崇尚“九益” |
4.1.3 屏弃“九损” |
4.1.4 提倡讲习结合 |
4.2 为官正德思想 |
4.2.1 “以天下为心”的君民观 |
4.2.2 “仁者救民”的民本思想 |
4.2.3 “德才兼备”的取才标准 |
4.2.4 “正为正政事”的廉政理念 |
4.3 为人修德思想 |
4.3.1 力主“性善”的人性观 |
4.3.2 “修、悟并重”的道德修养观 |
4.4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
4.4.1 立足程朱理学反思王学 |
4.4.2 宗孔子尊六经发扬儒学 |
4.4.3 批判空谈心性思想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实现路径 |
5.1 自我修养 |
5.1.1 戒惧慎独 |
5.1.2 躬行实践 |
5.1.3 静坐观心 |
5.1.4 知耻改过 |
5.2 书院教育 |
5.2.1 建立讲会制度 |
5.2.2 祭奠先师 |
5.2.3 倡导自愿听讲 |
5.2.4 提倡节俭 |
5.3 社会教化 |
5.3.1 以士风引导民风 |
5.3.2 以儒学理论教化百姓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评价 |
6.1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进步性 |
6.1.1 倡导节义风气 |
6.1.2 提出教育改革主张 |
6.1.3 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与救助 |
6.1.4 为走向“新学”提供思想条件 |
6.2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
6.2.1 时代局限性 |
6.2.2 阶级局限性 |
6.2.3 理论局限性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7.1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当代转化的可行性 |
7.1.1 学界更加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价值研究 |
7.1.2 新媒体时代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新路径 |
7.1.3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之处 |
7.2 借鉴顾宪成“为学育德”思想,提高青年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
7.2.1 “事事关心”,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情操的培育 |
7.2.2 “审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
7.2.3 “尊经”,加强学生“德性”的培育 |
7.3 借鉴顾宪成“为官正德”思想,加强新时代政德建设 |
7.3.1 “以天下为心”,坚定新时代的崇高信仰 |
7.3.2 “真心为民”,筑牢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意识 |
7.3.3 “正为正政事”,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 |
7.4 借鉴顾宪成“为人修德”思想,践行当代新道德 |
7.4.1 “小心是个敬”,修养谨慎品格 |
7.4.2 “知耻改过”,不断提高道德修养 |
7.4.3 “修为知本”,增强“自律性” |
7.4.4 “悟”“行”结合,践行社会主义道德 |
7.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附录 |
(2)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及价值 |
(一)系统反思理学伦理思想之弊端 |
(二)阳明后学的思想分化及学派分立 |
(三)对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的研究缺乏系统性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相关阳明后学人物的界定 |
(二)与伦理思想相关的学术研究现状 |
三、研究的创新点、思路、难点和方法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思路 |
(三)研究的难点和方法 |
第一章 阳明后学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
第一节 除流弊:理学伦理思想的理论局限 |
一、理学伦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的弊端 |
二、心学伦理思想体系形成的基础 |
第二节 倡“心”说:王阳明心学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 |
一、心即理:本体与道德主体的建立 |
二、知行合一:阳明心学的道德实践品格 |
三、致良知:道德本体的自我开显与扩充 |
第三节 分化与流传: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一、天泉证道与王学的分化 |
二、阳明后学学派的思想论争与修正 |
三、道德启蒙的引领及近代贡献 |
第二章 尊悟:良知本体的自然明觉与扩充 |
第一节 “尊悟”方向的主要人物及其伦理思想 |
一、王畿的“现成良知”说 |
二、王艮之泰州学派的“率现成良知”说 |
三、李贽的“童心”说:个体性向度的强化 |
第二节 人性论依据:自然人性论的提倡 |
一、“自然之性”的新理欲观 |
二、“正利”的新义利观 |
三、“崇理到尊情”的情本论 |
第三节 道德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高扬 |
一、理性觉醒:“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
二、“以身任天下”的自由豪杰精神 |
三、“以友朋代君臣”的新人伦观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主修:道德实践过程中的心体涵养与伦理担当 |
第一节 “主修”方向的核心人物及其伦理思想 |
一、事上磨练:钱德洪、欧阳德不离物事的道德实践 |
二、归寂主静:聂豹、罗洪先“习静”的道德修养 |
三、修己以敬:邹守益、刘邦采“主敬”以复良知之精明 |
第二节 化良知为德行:道德主体实践的深化 |
一、实修:道德主体为善去恶的德性修养 |
二、实功:以良知心性贯通事功的社会实践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修正:躬行与经世 |
第一节 “修正”方向的代表人物及其伦理思想 |
一、东林学者“悟修并重”的道德修养论 |
二、蕺山学者“慎独之学”的经世实践论 |
第二节 从思到学:反虚务实的实用主义精神 |
第三节 明道救世的道德经世实践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伦理实践: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建构 |
第一节 政学合一:政治伦理建构的阐发 |
一、治心以治世:基于“良知”统摄的信念政治 |
二、“挽复三代之治”:理想政治秩序的追求 |
三、“抑君申民”:民本政治伦理思想 |
第二节 儒学民间化:社会伦理建构的转向 |
一、“士学”向“民学”的平民儒学转变 |
二、乡约制度:心学教化的伦理认同 |
三、讲学明道:觉民行道的伦理实践 |
四、经世济民: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的评价与意义 |
第一节 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的评价 |
第二节 对明清之际儒学转型的影响 |
一、新质文化的潜滋暗长:复古与考据 |
二、异质文化的导入:西方科学与儒学的会通 |
第三节 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的近现代意义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3)习近平政德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 |
1.2.2 国外研究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及创新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创新点 |
第二章 习近平政德观的生成历程 |
2.1 政德观的内涵界定 |
2.1.1 政德观的内涵 |
2.1.2 政德观的伦理意蕴 |
2.2 习近平政德观的理论渊源 |
2.2.1 马克思主义政德观 |
2.2.2 中国传统政德思想 |
2.2.3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 |
2.3 习近平政德观的发展阶段 |
2.3.1 习近平政德观的萌发 |
2.3.2 习近平政德观的提出 |
2.3.3 习近平政德观的发展 |
第三章 习近平政德观的内涵特质 |
3.1 明大德 |
3.1.1 明政治信仰之德 |
3.1.2 明政治忠诚之德 |
3.1.3 明政治使命之德 |
3.2 守公德 |
3.2.1 守为民之德 |
3.2.2 守为公之德 |
3.2.3 守公权之德 |
3.3 严私德 |
3.3.1 严于清正廉洁 |
3.3.2 严于克己慎独 |
3.3.3 严于家教家风 |
3.4 习近平政德观的鲜明特质 |
3.4.1 党和人民利益的合一 |
3.4.2 党性与德性的合一 |
3.4.3 德治与法治的合一 |
3.4.4 知信行的合一 |
第四章 习近平政德观的时代价值 |
4.1 理论价值 |
4.1.1 系统提出了新时代党执政的德性要求 |
4.1.2 完整构建了新时代党德政的价值坐标 |
4.1.3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伦理思想 |
4.2 实践价值 |
4.2.1 为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培育指明了修养方法 |
4.2.2 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明确了伦理路径 |
4.2.3 为世界政党治国理政提供了善治智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1.2.2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创新之处 |
第2章 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与发展概述 |
2.1 中华传统美德的相关概述 |
2.1.1 中华传统美德的起源和发展 |
2.1.2 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及特点 |
2.1.3 中华传统美德的主要内容 |
2.2 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与发展的紧迫性 |
2.2.1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道德的断裂 |
2.2.2 现实道德状况的倒逼 |
2.2.3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
2.3 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与发展的可能性 |
2.3.1 文字、文化典籍的传承 |
2.3.2 民族心理积淀之习俗的使用 |
2.3.3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
2.4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及其重要意义 |
2.4.1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本问题 |
2.4.2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内涵及关系 |
2.4.3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意义 |
第3章 中华传统美德需要传承的主要德目 |
3.1 个人修身美德 |
3.1.1 自强不息慎独自省 |
3.1.2 忠于职守业广惟勤 |
3.1.3 公忠体国尽忠报国 |
3.2 家庭生活美德 |
3.2.1 倡俭戒奢勤俭持家 |
3.2.2 孝亲敬老教子以道 |
3.2.3 妻贤夫安互敬互爱 |
3.3 社会交往美德 |
3.3.1 以礼待人谦虚礼让 |
3.3.2 以诚待人信义为本 |
3.3.3 以直报怨严己宽人 |
3.4 国家治理美德 |
3.4.1 民惟邦本执政为民 |
3.4.2 为政以德依法治国 |
3.4.3 清正廉洁大公无私 |
3.5 全球治理美德 |
3.5.1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
3.5.2 民胞物与协和万邦 |
3.5.3 和而不同兼收并蓄 |
第4章 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
4.1 个人修身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
4.1.1 全民修身新要求 |
4.1.2 社会主义敬业观 |
4.1.3 新时代公民社会责任观 |
4.2 家庭生活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
4.2.1 良好家风的新面貌 |
4.2.2 亲子关系的新要求 |
4.2.3 夫妻关系的新要求 |
4.3 社会交往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
4.3.1 注入现代精神的“礼” |
4.3.2 现代信任关系的建立 |
4.3.3 真正平等意义的恕道 |
4.4 国家治理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
4.4.1 “新”人民观与仁政思想 |
4.4.2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念 |
4.4.3 “三不”的廉政思想 |
4.5 全球治理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
4.5.1 生命共同体理念 |
4.5.2 亲诚惠容的合作理念 |
4.5.3 文明交流互鉴观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苏轼的廉政思想与实践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1.1 研究目的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关于苏轼廉政思想的研究 |
1.2.2 关于苏轼廉政实践的研究 |
1.2.3 关于苏轼为官思想的研究 |
1.2.4 关于苏轼为官实践的研究 |
1.2.5 关于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研究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思路 |
1.3.3 研究方法 |
1.4 论文创新之处 |
2 苏轼的廉政思想 |
2.1 苏轼廉政思想的产生条件 |
2.1.1 客观条件 |
2.1.2 主观条件 |
2.2 苏轼廉政思想的具体内容 |
2.2.1 “非吾所有,一毫莫取”的为政修养 |
2.2.2 “坚守善道,以民为本”的为政理念 |
2.2.3 “以俭为上,节用廉取”的为政智慧 |
2.2.4 “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为官态度 |
2.2.5 “建章立制,考课百官”的为政方略 |
3 苏轼的廉政实践 |
3.1 廉能简政,精兵强国 |
3.2 节用廉取,官榷与民 |
3.2.1 节用廉取 |
3.2.2 官榷与民 |
3.3 坚持廉善,救济百姓 |
3.3.1 救灾解难 |
3.3.2 改善民生 |
3.4 反腐惩贪,整顿吏治 |
4 苏轼廉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廉政思想的契合点 |
4.1 以人为本 |
4.2 俭政节用 |
4.3 反腐倡廉 |
4.4 重视监督 |
4.5 不忘初心 |
5 苏轼廉政思想与实践的当代价值 |
5.1 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启迪党员领导干部崇廉拒腐 |
5.1.1 以廉为首 |
5.1.2 正确谋“利” |
5.1.3 提高修养 |
5.2 以“以人为本,廉善为民”启迪党员领导干部施行仁政 |
5.3 以“恪尽职守,廉敬从政”启迪党员领导干部慎独勤政 |
5.3.1 知行合一 |
5.3.2 勤于政事 |
5.4 以“家庭和谐,家风清廉”启迪营造优良家风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6)明末劝善书中的自省观 ——以《了凡四训》、《人谱》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善书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明末善书发展的原因 |
第一节 善书发展的时代背景 |
一、基层教化的需要 |
二 、等级、秩序的混乱 |
第二节 善书发展繁荣的因素 |
一、三教发展与善书繁荣 |
二、善书繁荣的客观条件 |
第二章 自省以立命:《了凡四训》中的自省观 |
第一节 《了凡四训》的创作 |
一、作为自传的《了凡四训》 |
二、《了凡四训》的内容 |
第二节 《了凡四训》中的自省观 |
一、省由心发 |
二、自省为立命之基 |
第三节 袁黄自省实践 |
一、奉行功过格 |
二、创作功过格 |
第三章 自省以成圣:《人谱》自省观的升华 |
第一节 《人谱》创作背景与内容 |
一、《人谱》创作背景 |
二、《人谱》的内容 |
第二节 “慎独”、“自省”以成圣 |
一、自省以“成圣” |
二、“慎独”中的自省观念 |
第三节 知行合一的自省实践 |
一、记过 |
二、讼过 |
三、改过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7)童凤三诗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上编:童凤三诗歌研究 |
绪论 |
第1章 童凤三家世生平及交游考述 |
1.1 童凤三家世考 |
1.2 童凤三生平考 |
1.3 童凤三交游考 |
1.3.1 毕沅 |
1.3.2 吴锡麟 |
1.3.3 邱学勄 |
1.3.4 其他 |
第2章 童凤三诗歌内容 |
2.1 追思怀古 |
2.2 咏物言志 |
2.3 酬唱赠别 |
2.3.1 酬唱类 |
2.3.2 赠别类 |
2.4 纪游感怀 |
2.4.1 纪游赋景 |
2.4.2 羁旅感怀 |
2.5 归隐避世 |
2.6 题咏书画 |
第3章 童凤三诗歌创作思想及艺术风格 |
3.1 童凤三诗歌创作思想 |
3.1.1 诗言志缘情论 |
3.1.2 拟议变化论 |
3.2 童凤三诗歌艺术风格 |
3.2.1 风骨天成 |
3.2.2 气韵醇茂 |
3.2.3 事辞相称 |
结语 |
下编:童凤三年谱及诗歌系年 |
凡例 |
年谱及诗歌系年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诗集《慎独斋吟剩》 |
凡例 |
序言 |
慎独斋吟剩卷一丙子至丙戌(1756-1766) |
慎独斋吟剩卷二丁亥至丙申(1767-1776) |
慎独斋吟剩卷三丁酉至已酉(1777-1789) |
慎独斋吟剩卷四庚戌至戊午(1790-1798) |
跋语 |
辑佚 |
个人简历、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刘宗周道德实践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依据和目的 |
1.1.1 选题依据 |
1.1.2 选题目的 |
1.2 选题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4 研究的重难点、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1.4.1 研究重难点 |
1.4.2 研究思路 |
1.4.3 研究方法 |
1.4.4 研究创新点 |
2 刘宗周简介 |
2.1 刘宗周生平 |
2.2 刘宗周学术思想渊源及着作 |
2.2.1 学术思想渊源 |
2.2.2 着作 |
3 刘宗周道德实践思想的依据 |
3.1 “盈天地间一气”的理气论 |
3.2 “心性不可言分合”的心性论 |
3.2.1 从“盈天地间皆心”到“盈天地间一性”的心性合一 |
3.2.2 “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性”的性善论 |
3.2.3 “人心”与“道心” |
3.3 “心之所存”的意识论 |
3.3.1 “意”的内涵 |
3.3.2 “意”为心之存主 |
3.3.3 “意”与“诚意” |
3.4 “独之外别无本体”的独体论 |
3.4.1 何谓“独体” |
3.4.2 “独体”之本体性与心性论 |
4 刘宗周道德实践思想的路径 |
4.1 “慎独”工夫论 |
4.1.1 “慎独”的含义 |
4.1.2 “独”为本体与“慎独”工夫合一 |
4.1.3 “慎独”与“主敬” |
4.1.4 “慎独”工夫论的意义 |
4.2 “诚意”道德实践修养论 |
4.2.1 “诚意”的含义 |
4.2.2 “诚意”与“良知”说 |
4.2.3 内圣外王的“诚意”道德实践论 |
4.3 “诚意”即“慎独” |
5 刘宗周道德实践思想的目标 |
5.1 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 |
5.2 超越生死的大儒气象 |
6 刘宗周道德实践思想评价 |
6.1 刘宗周道德实践思想的历史价值 |
6.2 刘宗周道德实践思想对当今道德建设的启示 |
6.3 刘宗周道德实践思想的局限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9)曾国藩道德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一、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1.选题背景 |
2.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内研究现状 |
2.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1.研究方法 |
2.创新之处 |
二、曾国藩道德教育思想的渊源 |
(一)儒家传统思想的继承 |
(二)曾氏耕读家风的传承 |
(三)湖湘地域文化的影响 |
三、曾国藩道德教育的目标 |
(一)以耕读传家为人生信条 |
(二)以进德修业为人生目标 |
(三)以劳谦廉缺为道德精神 |
(四)以强恒达专为个人品格 |
四、曾国藩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关注个体道德修养 |
1.志当存高远 |
2.谦谨勿傲言 |
3.慎独以养心 |
4.主敬则身强 |
(二)重视家庭道德教育 |
1.孝悌仁爱为立家之本 |
2.勤俭节约为持家之方 |
3.和家睦邻为旺家之辅 |
(三)注重为官道德教育 |
1.清正廉洁为本 |
2.忠于职守为要 |
3.经世致用为策 |
(四)重视为人处世教育 |
1.诚厚待人 |
2.刚柔并济 |
3.谦让慎交 |
五、曾国藩道德教育的特色、原则和方法 |
(一)曾国藩道德教育的特色 |
1.以严谨丰富家书为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 |
2.以培养读书明理之君子为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 |
3.道德教育过程注重知、情、意、行的全面培养 |
(二)曾国藩道德教育的原则 |
1.德才并举的原则 |
2.因材施教的原则 |
3.知行合一的原则 |
(三)曾国藩道德教育的方法 |
1.言传身教法 |
2.榜样示范法 |
3.环境熏陶法 |
六、曾国藩道德教育思想的价值启示 |
(一)树立个体修身立德、德才兼备的观念 |
1.重视个体道德自律意识的培养 |
2.促进个人品德与才智全面发展 |
(二)重视家庭孝悌勤俭、睦邻和家的内容 |
1.重视孝悌在家庭道德教育中的基础性作用 |
2.发挥勤俭在家庭道德教育中的建设性作用 |
3.激发和睦在家庭道德教育中的促进性作用 |
(三)提高官员拒腐防变、勤政务实的素养 |
1.提升官员拒腐防变的能力 |
2.树立勤政务实的工作作风 |
(四)培养处世诚实守信、谦虚谨慎的态度 |
1.弘扬诚实守信、以礼待人的处世品质 |
2.注重为人谦虚、交往慎重的道德教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10)南大吉心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因由和意义 |
二、前人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内容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南大吉的生平着述和为学转向 |
第一节 生平着述 |
第二节 为学转向 |
第二章 南大吉的本体论——“心之良知本一 |
第一节 “良知”与心性、道体的关系 |
一、“良知”与心性 |
二、“良知”与道体 |
第二节 “良知本一”与“合天下万物而一体者” |
第三章 南大吉的功夫论——“良知发用流行中” |
第一节 慎独改过的内省功夫 |
一、“慎独格物致吾之良知” |
二、“自悔之真” |
第二节 好善忘势的修己功夫 |
第三节 中心悦而诚服之的治学功夫 |
一、“善养”与“善服” |
二、尊经者当求之于心 |
第四节 亲民以仁、心学治政的为政功夫 |
一、“学与仕本一事” |
二、勤官远虑、亲民以仁 |
三、“理”“法”与“体”“用”之辩 |
第四章 南大吉的境界论——“相忘于道化” |
第一节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人境界 |
第二节 “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 |
第五章 南大吉心学思想的影响和定位 |
第一节 对北方王门之学的推广和对关学心学化的促进作用 |
第二节 南大吉心学思想的定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为官”要“慎独”(论文参考文献)
- [1]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研究[D]. 叶晓丽.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1(02)
- [2]阳明后学伦理思想研究[D]. 王晓娣. 东南大学, 2020(02)
- [3]习近平政德观研究[D]. 连昆. 长沙理工大学, 2020(07)
- [4]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与发展研究[D]. 高珊. 武汉轻工大学, 2020(06)
- [5]苏轼的廉政思想与实践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陈艳. 西华大学, 2020(01)
- [6]明末劝善书中的自省观 ——以《了凡四训》、《人谱》为中心[D]. 黄营.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7]童凤三诗集整理与研究[D]. 陈旭宁. 湘潭大学, 2019(02)
- [8]刘宗周道德实践思想研究[D]. 唐亚萍.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6)
- [9]曾国藩道德教育思想研究[D]. 朱燕平.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10]南大吉心学思想研究[D]. 彭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