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的强硬与软弱（论文文献综述）
王力[1]（2021）在《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搭建起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论文旨在对米德的学术思想加以阐述。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米德学术研究的核心论题,通过对美国外交历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响美国外交传统的因素,并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他认为,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注重其历史传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等二分法,创新性地提出了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种美国外交传统,认为正是这四种主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组合和动态发展,共同决定了美国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米德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权力根源”进行了理论发掘,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权力”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外交传统认识的理论升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与米德作为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依照“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米德构建了一个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体系,丰富了学界解析历史、认知现实的理论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纪初期,根据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米德的理论能够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合理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米德的学术经历、着述、观点特别是“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米德认为,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追求商业利益”,国家外交行为应该寻求有利于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外部条件;威尔逊主义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认为美国有义务作为“文明的灯塔”为世界各国指引发展方向;杰斐逊主义反对过多地国际介入,主张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杰克逊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注重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本章在分别阐述四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手段,并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化侧重分析他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章继而对米德权力形态理论进行介绍,米德将美国的权力形态分成锐性权力、粘性权力、甜性权力和支配权力:锐性权力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广义上指其显着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构成的综合实力;粘性权力是经济活动影响力的体现,是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权力是美国的理想、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和软权力的概念类似,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支配权力是权力的合集,是前三种权力协同发挥作用时体现出的综合优势。如果说“四种主义”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种意识主张,那么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分析则从共时性的角度丰富了米德的理论,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网络。这种坐标式的分析结构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国外交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又突出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特征,在宏观上形成横纵相交的二维理论框架,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梳理。论文的以下章节运用米德的思想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政治倾向、外交风格和在任时期的外交活动,清晰地展示了四种主义对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战后至20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一战后,美国进入福特主义经济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同时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四种主义开始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局面。随着二战中英国的衰落,美国在冷战后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四种主义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权力类型不断变化,带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冷战结束后,粘性权力一度成为了美国主要追逐的权力类型,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汉密尔顿主义成为了外交活动的主导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威尔逊主义的起落。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尔逊主义者的特征。“9·11事件”让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为威尔逊主义披上了强硬、现实的铠甲,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四种主义逐渐产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东战略宣告失败。第四章解读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杰斐逊主义的兴起。米德认为,奥巴马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正如竞选演讲宣言一样,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战略收缩,运用巧实力对自身的外交主张进行调整,寻求各个派别之间的平衡,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杰斐逊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经常被诟病过于温和或起效缓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满足美国民众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间杰克逊主义者的外交特点。美国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文化价值中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趁机入主白宫,其支持者多为杰克逊主义者。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显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逊主义者本身并不具备系统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确立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进行了评价。首先对21世纪四种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解读,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调整和融入策略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米德的推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维度进行思考。面对自由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就业问题严重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主义者需要寻求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发展模式;威尔逊主义者在大中东战略之后逐渐式微,面对世界局势由美国独霸到一超多强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者需要对其价值观传播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杰斐逊主义者能够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坚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国际社会,避免战争,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等成为了杰斐逊主义者在新形势下的代表主张。杰克逊主义者虽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张,但他们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维系其他三个主义的感情纽带和实力基础,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局势和对自身国际角色、如何充分认识并坚持利用海权体系、如何在四个学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思考的战略维度。
陈姬文[2]（2021）在《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研究（1991-2020）》文中指出冷战结束至今,在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三处领土争端,即中日钓鱼岛争端、韩日独岛争端和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日本的态度有强硬和宽和之别。总体来说,日本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态度最强硬,在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态度最宽和,在韩日独岛争端中态度介于两者之间。从前景理论的角度来看,日本之所以在三处领土争端中态度有强硬和宽和之别,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对钓鱼岛实际占有、对北方四岛和独岛没有实际占有,依据前景理论损失厌恶的观点,日本对争端领土的心理参照点因为实际占有而更高,因此在面临领土争端时更倾向于为了实际占有的争端岛屿而投入更多的力量,否则就会进入损失区间,降低到心理参照点以下,因此日本必然会表现出更强硬的态度;二是日本对钓鱼岛争端的对象国中国要比独岛争端的对象国韩国和北方四岛争端的对象国俄罗斯存在更强的实力焦虑,依据前景理论战略框定的观点,日本在面对存在高焦虑的领土争端对象国时会更为看重争端领土,将其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重要外交牌,因而必然会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以期在两国外交中取得更多的外溢效果。同时,从前景理论的视角来看,基于确定性效应的日美同盟、基于风险偏好的历史压抑、基于有限理性的民族性格对日本在三处领土争端中的态度也有深刻的影响。冷战后,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态度遵循着“宽和（1991年）-次强硬（2004年）-强硬（2012年）-次强硬（今）”的轨迹演变。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日本对中国的战略性框定发生变化,实力焦虑使得日本大大提高了钓鱼岛争端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态度愈加强硬,直至2012年达到强硬的巅峰;中国从2012年开始对钓鱼岛常态化巡航,使得日本的损失厌恶区间发生重大改变,心理参照点从“不能失去钓鱼岛”向“不能继续恶化钓鱼岛局势”变化,态度开始不再强硬,开始变的宽和;而美国对钓鱼岛争端的介入,以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对美日同盟的依赖性程度加强,基于确定性效应,日本首先要确保自己的确定性收益,在钓鱼岛争端中也要参照美国的态度。冷战后,日本在独岛争端中的态度遵循着“宽和（1991年）-强硬（2012年）-宽和（今）”的轨迹演变。由于90年代日本对韩经济外交的需要,日本将韩国框定为“竞争性盟友”,在独岛争端中态度逐步强硬;随着对抗中国的需要,日本将韩国框定为“可拉拢的盟友”,日本在独岛争端中态度逐步宽和。基于确定性效应,日本在处理独岛争端时不能不考虑美国的利益,而美国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不希望看到日韩关系恶化,因此日本在韩国升级独岛争端时一直保持克制,保持宽和姿态,逐步将独岛争端搁置。冷战后,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的态度遵循着“宽和（1991年）-强硬（2000年）-次强硬（2012年）-宽和（今）”的轨迹演变。由于冷战后日本对俄罗斯战略框定为“衰落的国家”,于是想通过经济援助和合作来换取北方四岛的返还,因此在北方四岛中持宽和之态;在小泉纯一郎上台后日本重新对俄罗斯进行战略框定,认为俄罗斯实力已经恢复,经济手段已经无法推进北方四岛争端的解决,因此一改之前的宽和之态,逐渐强硬;安倍晋三上台后,日本再次对俄罗斯重新进行战略框定,认为俄罗斯仍需要日本的经济合作,于是企图重新通过经济手段作为北方四岛领土争端谈判的突破口,态度再次转为宽和。日本对俄罗斯存在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基于恐惧风险偏好,在俄罗斯重视北方四岛时,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日本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威慑,在俄罗斯强硬的回击下,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束手无策,态度软弱,只能对北方四岛争端予以搁置。
孟二壮[3]（2021）在《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统商业会议所由地区内工商业者自发组成,是以表达工商业者要求、维护成员共同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民间经济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欧洲的行会制度。日本国内的商业会议所设立于明治维新之后,1928年后改称商工会议所。在日本政府指导和资助下,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奉天率先设立日本商业会所,之后逐渐深入到东北腹地。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是维护日本工商业者利益的经济组织,同时是日本侵华与资本扩张的产物,对于协助日本政府在东北经济扩张,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商权,维护统治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论文以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为研究对象,主要依据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出版的《月报》《事务报告》等资料以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相关档案,着重分析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发展,管理与经营,商业会议所的主要活动及情报调查等内容,尤其在近代日本在东北侵略扩张时期,对日本商业会议所在九一八事变等事件中的态度、战争表现等方面进行考察,尝试厘清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性质。日俄战争后,在东北地区开埠通商、日本势力在东北扩张渗透以及东北地区形成日本人社会等背景下,日本开始在东北设立商业会议所。从商业会议所的设立时间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日俄战争后,奉天、安东日本商业会议所率先设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规模扩大、数量增加,日本在东北增设大连、营口、长春、哈尔滨、铁岭日本商业会议所;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深入扩张,吉林、齐齐哈尔、鞍山、锦州、海拉尔、图们、牡丹江日本商工会议所相继设立。历次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都是商业会议所发展的重要时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深入到东北各个地区,总数量达到15个。从设立区域来看,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发展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步调一致,并逐渐深入到东北腹地。与中国关内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情况相比,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间早,且较为集中。各商业会议所间也建立起紧密的网络关系,并组成商业会议所联合会,商业会议所也成为日本管理和经营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最为重要的经济组织。通过对商业会议所的管理及经营进行考察能够看出,第一,从依据法令上看,由于日本在东北的行政机关分立,导致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的法令依据并不统一,商业会议所最初在运行上时常面临会员人数不足、经费短缺的困境。一战后,日本政府对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进行改革,并为商业会议所提供补助金,解决了商业会议所经费不足的问题,并扩大了会员的规模,强化了政府对商业会议所的领导。第二,从事务内容、管理机构等方面来看,商业会议所有着完备的管理机制,作为连接日本政府与工商业者的重要机构,商业会议所有实力配合日本在东北推行各项政策。在人事构成上商业会议所的领导阶层被大企业商人、政商议员把持,作为商业会议所顾问人员的特别议员皆为日本政府人员,大量中小工商业者会员并不占领导地位。第三,商业会议所名义上为民间经济组织,但商业会议所受日本政府的资助,其决策和行动受日本政府的监督和指导、总领事馆为商业会议所事实上的领导机关,商业会议所真正代表地区工商业者利益的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商业会议所的“民间性”并不纯粹。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活动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日本工商业者的名义回应日本政府有关工商业问题的咨询,并向日本政府开展陈情请愿活动,努力维护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的利益及保持商业活动的安定化,不断扩大日本经济在东北的强势地位。二是,作为日本工商业者的代表机构,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以维护工商业者利益为宗旨,在协调和仲裁商工纠纷,救济日本工商业者等方面展开的活动。三是,当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步伐遭遇阻碍以及日本工商业者经营面临困境时,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不断将经济问题政治化,通过向日本首相、外务大臣、日本领事、关东军长官等政要积极开展请愿运动,敦促日本政府以政治、外交甚至军事手段解决东北地区日本商人的经济问题。四是,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军事参与,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积极参与关东军对东北的侵略。伪满洲国建立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立即着手日“满”经济振兴,维护战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权益,竭力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服务。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同时是日本在东北的情报调查机关,其调查活动构成了日本情报网络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从日俄战争后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三十余年间,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是日本制定对华经济侵略政策的重要情报提供者和直接参与者。商业会议所对华积极展开情报调查,编纂了数量庞大的经济情报资料。这些第一手调查资料不但无偿或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日本工商业者使用,能够为日本工商业者及企业提供贸易信息,对贸易和生产进行调整,使日本工商业者和企业在贸易扩张中获得有利的地位,而且还作为经济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回日本国内,直接或间接地为日本政府制定经济扩张、侵华政策提供了情报支持。总的来说,商业会议所作为沟通政府与工商业者的经济组织,在维护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共同利益、促进工商业发展、稳定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作为日本侵华与资本扩张的产物,是在日本政府的指导和资助下设立,带有强烈依存日本政府的特征,同时有着较强的排外性和侵略性。其实际活动始终在日本对华政策下进行,呈现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政策当中,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军国主义合流,成为参与和配合关东军行动的重要民间势力。最终,在日本所谓“日满经济紧密化”的号召下,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被改组为伪满洲国管理下统制工商业的行政机构。
郭靖,倪鹏飞[4]（2021）在《新视角下全球城市分级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文中研究表明正确认识城市体系,科学进行城市分级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依托反映城市软功能和硬功能的指标体系,对全球城市进行分级和软硬类型分类可以发现,全球城市体系是一个多层嵌套结构,1006个样本城市可分为5等10级,归纳为6种软硬类型。城市级别高低和软硬功能的强弱整体上是对应的,但是,硬功能的集聚性特点较为明显,而软功能的均质化特点较为明显。硬功能"托底"城市的整体层次,而软功能"拔高"城市整体层次。因此,重点提升城市的软实力,对于提升一国城市的整体水平是一条值得考量的路线选择。
王迎[5]（2020）在《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对日外交活动研究（1931-1937）》文中提出顾维钧（1888-1985）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外交家。顾维钧亲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见证了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直接对日交涉,支持锦州中立,参与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侵华罪行。七七事变后,顾维钧再次在国联要求制裁日方并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积极为国辩护,联美制日。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展的一系列对日外交活动,取得了重要成果,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做出重要的贡献。本文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的对日外交活动为主线,归纳顾维钧的对日外交成果,客观评价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演变进程。因此本文选取1931到1937年间顾维钧对日外交的一些典型事例加以分析。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介绍九一八事变前顾维钧的对日外交活动。首先简单介绍顾维钧的生平,顾维钧对日态度与他自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已经对日开展外交活动了,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顾维钧想到运用国际法解决。1919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崭露头角。对于不平等条约,顾维钧有着深刻认识,对日修约,希望实现中国的独立自主。九一八事变前顾维钧的对日对日外交活动对日后顾维钧在1931年到1937年间的外交活动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主要阐述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的对日外交活动。首先阐述一下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两国,顾维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对日外交。其次对顾维钧的对日外交活动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分析。分为两个时期进行考察,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和1937年七七事变后顾维钧的对日外交。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支持锦州中立计划,提出对日直接交涉。出任李顿调查团顾问,塘沽协定时争取对外合作。七七事变后顾维钧为国运奔走呼号,在国际联盟中为国伸张正义,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为国辩护。第三章对顾维钧对日外交活动进行评价。对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日外交活动取得的外交成果进行分析。既要肯定顾维钧的对日外交,又要明确顾维钧的对日外交局限,归纳经验,汲取历史教训。
郭金金[6]（2020）在《租购并举制度下我国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遏制房价过速上涨,缓解住房市场供求矛盾,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把“租购并举”作为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旨在推动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完善住房市场调节机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重售轻租”等诸多原因,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缓慢,发展过程中尚面临不少问题,如租赁住房供给总量不足,供需结构失衡;租赁住房供给渠道狭隘,供给主体动力不足;住房租赁监管不足,市场秩序不规范;住房租赁法律法规不完善,租赁权益保障不足等,迫切需要对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进行系统审视,结合当前租购并举政策环境,厘清多方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及其行为互动策略,制定科学有效的市场激励与监管策略。本研究在梳理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成果,总结比较国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内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现状,深入分析租购并举制度的政策内涵及其对住房租赁市场的影响,探究在租购并举制度下各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互动演化及其均衡策略,为规范我国租赁市场秩序,加快租购并举政策的有效落地提供建议。本文主要工作及研究成果如下:（1）系统梳理了住房租赁的有关研究基础与国际实践经验。通过总结与比较发达国家住房租赁制度改革与实践经验,分析了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育不充分的根本原因:消费者“重购轻租”,承租人权益保护不足;租赁住房房源渠道狭窄,供给总量不足,存在结构性错配,企业参与租赁业务的动力不足;法律法体系不完善,市场监管不足。因此,要促进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加快建立租购并举长效机制,需要首先明确租购并举制度的政策内涵及影响,厘清住房租赁市场各主体利益诉求及其博弈关系。（2）分析了租购并举制度对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的影响。在分析租购并举制度的实施背景的基础上,对其政策内容及政策结构进行探究,发现:在租购并举相关政策中,环境型政策运用最多,供给型政策次之,而需求型政策最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租购并举政策体系对租赁住房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对租赁住房供给主体来说,增加租赁住房用地供给、税费优惠政策激励、住房租赁金融产品创新、保障租赁住房多渠道供给等政策均为有利于促进供给;对于消费者来说,政策执行使得承租人权益保障逐步加强,加快租购同权落地,逐渐引导消费者改变住房消费观念;对于监管主体（政府）来说:政策实施使得市场监管逐步加强,有利于实现中央政府保障民生的目标诉求,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地方政府监管成本,提高其声誉。在此基础上,结合市场激励与监管理论,提出了租购并举制度下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的整体概念模型。（3）央地政府间租购并举政策执行的演化博弈分析。引入市场结构影响因子、奖励力度、处罚力度等参数构建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不同情形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动态演化稳定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运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分析了各种约束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及其策略演化过程,探究了结构影响因子、奖励力度、处罚力度等主要参数对央地政府行为策略演化稳定状态的影响,提出了政策执行监管的有效建议。（4）政府、企业与消费者间住房租赁激励监管演化博弈研究。基于租购并举制度实施的激励与监管视角,构建了政府、企业与消费者共同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三个主体在租购并举政策体系实施过程中的策略互动过程及其演化稳定均衡策略,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政府对住房租赁企业的奖励补贴、处罚力度、企业主动与被动参与住房租赁业务的净收益差额是影响企业行为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对企业选择主动参与住房租赁策略有正向影响;政府对消费者的权益保障与补贴、消费者租房和买房的净收益差额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对消费者选择租赁策略有正向影响。（5）出租人住房出租行为监管的演化博弈研究。基于有限理性特征,建立演化博弈模型探究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房屋出租人住房出租的监管策略,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对于出租人来说,当其付出的违规处罚代价高于违规多得的净收益与被跨级监管发现违规概率的比值时,其最优策略选择就是合规出租;反之,出租人会选择违规出租策略。对于政府来说,当监管收益高于其监管成本时,其最优策略即为监管;当政府监管收益小于其监管成本与失职处罚的差额时,其最优策略为不监管。（6）房产中介机构服务监管维权威慑博弈研究。基于房产中介服务监管维权纠纷问题,构建政府监管部门、房地产中介机构和房屋承租人三方共同参与的监管维权威慑博弈模型,并进行模型求解,分析了模型威慑均衡、挑战均衡和分离均衡三种均衡状态的实现条件。研究表明:承租人维权行为对住房租赁市场监管具有重要作用,纠纷处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激发承租人正当维权的关键所在。应以培育强硬型政府监管部门和承租人为目标,降低房地产中介机构与政府监管部门、承租人产生冲突的感知价值,以实现维权纠纷处置的威慑均衡;以维权表象透视事件本质,重点关注房地产中介机构对侵权行为处理的态度、措施及决心,有针对性采取监管策略与处理措施;注重通过承租人反馈获得有效信息,有效发挥其维权监管约束作用。（7）结论与展望。对本文的研究工作与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了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的建议,以加快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促进租购并举制度有效实施,并针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余英[7]（2020）在《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外交评论》是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紧密联系并受其影响,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杂志创刊于1932年6月20日,至1937年7月15日终刊,共出版发行9卷共55期,其创刊旨在宣传政府外交方针政策、引导社会舆论的同时,对政府外交展开评论和建言,它记录着20世纪30年代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内政外交的一段真实历史。本文主要通过对主体史料《外交评论》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以其刊载的外交报道及评论为中心,考察政府外交政策及社会舆论反映,并借此展现1930年代中国外交复杂多变的艰难历程,进而丰富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介绍《外交评论》的基本情况,从杂志创刊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入手,分析刊物的办刊宗旨、作者群体和基本特点;二是对杂志刊载的评论、论着、译述、专载、外交文件、外交时论选、书报介绍与批评、通讯等各栏目内容中所呈现的外交观念、批评与建言等作归纳性研究;三是研究《外交评论》作为与外交部密切相关的政论性刊物所独有的主要特征,以及在宣传政府外交政策、提高民众外交智识和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四是作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象,《外交评论》对外交观念近代化和中国外交提供的启示和经验教训。论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选题动因、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之处。正文共八章,第一章从杂志创办的背景、宗旨、编辑发行和作者群体等方面考察杂志的概况,为后文的展开提供一个认知基础;第二章主要归纳杂志诸多评论文章中呈现出来的主动外交的积极态度、扞卫国家民族安全的基本原则和以利害关系为考量的政策取向,综合论述《外交评论》努力维护国权的外交观;第三章重点考察《外交评论》基于国民政府外交力量不足所提出的增强国家实力、整理外交机能和重视文化外交等推进外交建设的主张;第四章主要梳理《外交评论》对风行于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的介述和解析,考察当时社会舆论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国家的认知与评价,阐述知识分子群体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法西斯集权政治的基本认同;第五、六章主要探析《外交评论》对国际格局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评价,撰稿人群体对“攘外必先安内”“国联外交”等外交政策的舆论回应和对国际盟友的分析判断,呈现出杂志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呼应态度;中日交涉是当时的外交重点和难点问题,《外交评论》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日方针政策的考察与建言,一方面,撰稿人与外交部在原则上同声共气,另一方面,在批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措置欠当”的同时,提出多种外交建议供政府参考;第七章主要探讨《外交评论》提出的修废不平等条约主张,展示外交界和学术界在废约低潮时期对不平等条约的关注,以及提出的较为理性的修废约方式和手段;第八章将《外交评论》与《国民外交杂志》这两份创刊时间相同、名称相近的杂志作基本比较,对《外交评论》的刊物性质与思想内容特点、作用影响和局限不足等方面进行分析。结语部分是总结性评价:《外交评论》是政府外交政策的“宣传员”、集权统治的“维护人”、近代国际观念和外交知识的“传播者”、社会政治变化的“映射镜”,归纳其在局部抗战时期所特有的地位和在外交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李嘉川[8]（2019）在《王正廷温和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正廷是民国时期杰出的外交家,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皆任外长,其外交以温和为主。王正廷出生于开明牧师家庭,且有留学美国经历,对外交事务较为熟稔,主张以和平谈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方式。晚清民国时期纷繁复杂的政局环境和王正廷对晚清以来历次外交失败的反思,也影响着王正廷主掌外交部后,以温和风格对待外交事务。为中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争得一席之地,王正廷主掌中国外交时,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讲求以刚柔并济的方式、务实的方针对外交涉,其温和型外交策略随着其对外交涉案件的增多而广为人知。参加巴黎和会是王正廷进入中国外交决策圈的标志,在和会中王正廷坚定而又不失优雅的主张拒签和约,归国后被视为外交英雄,其为中国外交的代表人物也逐渐为人认可。经办鲁案善后交涉,王正廷虽然帮助中国收回主权,但赎买的方式并未能洗尽国耻,其温和型外交方式开始为人诟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王正廷主持与欧美列强进行废约谈判,随着谈判的深入,外交成果不明显,王正廷作为外长被时人苛责。九一八事件中,王正廷谈判不力,东三省沦陷后,王正廷引咎辞职,从此淡出民国外交决策圈。王正廷的温和型外交,在当时难被接受,实属情有可原。晚清以降,中国积贫积弱,民众智识未能跟上世界脚步,民众对国际事务陌生感十足,使得王正廷的外交策略不为民众所理解。且国内民众对于军阀混战下的无能政府,对于在外交中咄咄逼人的列强,早已群情激奋,温和型外交更不被接受。一言以蔽之,王正廷的温和外交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策略。
李杉[9]（2019）在《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 ——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联盟”和“强制”都是人类社会的古老现象,同时也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经典命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未能充分解释联盟实施强制外交战略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与国际政治舞台上联盟参与强制与反强制的丰富实践存在脱节。本文试图通过对威胁信号的分析,来解释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战略的影响。本文首先建构了强制外交情境下联盟的凝聚力模型和分类。本文认为,联盟凝聚力是联盟内部实力分布和联盟外部威胁水平及分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联盟内部实力分布产生联盟成员间的约束力,实力强大的成员更容易控制实力弱小的成员;联盟外部威胁水平及分布产生联盟成员间的向心力或者离心力,每个成员均受到严重而对称威胁的联盟更容易实现力量的凝聚。由此,本文依照这两个维度,采用类型化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联盟凝聚力的七个理想模型。本文进一步建构了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战略影响作用的分析框架。借助对威胁信号的分析,从信号拟制、信号传递、信号解读和信号反馈四个阶段,分析解释了联盟凝聚力如何影响强制外交的运作。本文借助第一次朝核危机（1993-1994）、第二次台海危机（1958）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1911）三个案例,对七个联盟理想型中的五个在强制和反强制冲突中的表现进行了验证。结论认为,关于联盟凝聚力假设:联盟成员受到的外部威胁高且对称,则联盟凝聚力水平较高;当对称性联盟中成员受到的外部威胁水平比较低或者严重不对称,则联盟凝聚力水平较低;非对称性联盟中强国受到的外部威胁水平与联盟凝聚力正相关;当非对称性联盟中的强国受到高度的外部威胁时,联盟内部的极化程度与联盟凝聚力正相关。关于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战略的影响:低凝聚力不利于联盟实施强制外交战略的成功,而高凝聚力有利于成功;但是联盟凝聚力与强制外交战略成败之间不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
张勇丽[10]（2019）在《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以英敛之满族下层旗人、天主教徒和着名新闻人的三重身份特征,全面梳理英敛之的新闻实践活动,剖析新闻人英敛之与法国天主教势力、旗人英敛之与清末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客观全面认识在“天主教徒”和“满族人”等身份交织影响下的“新闻人”英敛之的新闻活动及其新闻思想在当时中国尤其是北方新闻业中的影响及历史贡献。内容主要涉及英敛之人生道路转折研究、新闻活动研究、与天主教、清末政治和辛亥革命之关系研究、新闻思想研究等方面,在结语中对英敛之的历史地位作了归纳性阐释。第一部分探讨英敛之人生道路的三次转折:从底层的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又从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报人,再从声名显赫的“舆论娇子”成为离世脱俗的“隐士”。三次人生转折与时代、社会和人物个性、人物出身、人物信仰紧密交织在一起,对英敛之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满族下层旗人的出身、生性好道的个性使其一直追寻挽回世道人心的办法,并因此与“博爱合群”的天主教结缘。成为天主教徒对英敛之一生影响重大;通过《益闻录》等天主教报刊开始涉足新闻界。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使英敛之意识到变法自强的重要性,决意通过办报继续戊戌政变后一度中断的变法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创办《大公报》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文章第二部分探讨英敛之的新闻实践活动。选取清王朝政治改革的早、中、晚三个阶段,系统梳理了英敛之创办和主持《大公报》期间在“拒俄运动”、“抵制美约运动”和“四川保路运动”中的态度和变化,呈现英敛之爱国主义和满族主义情绪的交织、矛盾和抉择。隐退之后英敛之的新闻活动着重于借助报刊宣扬天主教、为天主教辩诬和推动天主教中国化运动以及募捐赈灾等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对英敛之新闻实践活动的梳理,可以发现其以一生报刊实践践行着“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的报刊理想和人生信条。文章第三部分首先探讨了英敛之与清末政治（清末新政、君主立宪及君主）之关系。研究了英敛之推动清廷“预备立宪”以巩固清王朝统治而进行的舆论宣传,详细梳理了英敛之对清王朝统治从充满希望到逐渐失望的态度演变过程。认为英敛之虽对亲贵专政不满,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仍为保存清廷统治、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摇旗呐喊,表现浓郁的宗族情结。在“族”“国”二选一困境中,英敛之顺应时势接受共和政体以保存国家,展现了宗族情绪和爱国主义双重价值夹缝中报人英敛之的矛盾、挣扎和最终选择,肯定了英敛之的爱国情怀。其次考察了英敛之与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包括法国天主教和法国领事馆）的关系及其演变。考察了创办《大公报》时期英敛之对法国天主教势力的巧妙借助、《大公报》创刊初期双方短暂的“蜜月期”、报纸出版后不久英敛之即陷入与法国天主教势力的纠集矛盾,以及最后彻底摆脱法国天主教势力控制的详细过程,展示了晚清报人在清朝统治集团和洋人势力双重压力为实现“言论救国”的报刊理想经历的曲折和艰难。最后研究英敛之与辛亥革命及共和之关系,考察了英敛之对辛亥革命和民主政权的关系和态度变化,呈现了英敛之在辛亥首义爆发到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这一阶段态度的转变过程,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第四部分是对英敛之新闻思想的研究。提出了英敛之新闻思想有三个来源的观点,以之为主线从新闻功能观、新闻自由观、新闻本体论、新闻编辑思想等方面探讨英敛之富有特色的新闻思想,归纳出英敛之以“政治救亡、延续朝廷”为核心的新闻实践;以“服务社会、引导民众为先”的新闻独立精神;以“仁爱合群、改造人心”为办报宗旨的新闻追求等新闻思想特征。通过对英敛之人生经历、新闻活动、新闻思想的全面梳理,本文认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是一个在外敌侵略面前主张自强兴国的爱国新闻人;是一个在封建专制环境下推进君主立宪的进步新闻人;也是一个迷惘无奈借助天主教“聚心育民”的宗教新闻人;更是一个在氏族情感上忠于清廷但未逆民主共和大势的明智新闻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应具有相应的历史地位。
二、日本的强硬与软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的强硬与软弱（论文提纲范文）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主义与权力 |
| 第一节 沃尔特·米德主要着述和思想 |
| 第二节 米德指出的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四种主义” |
| 第三节 米德的权力理论 |
| 第四节 米德的逻辑和方法 |
| 第二章 20世纪美国外交传统的呈现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社会形态变革与外交传统的演进 |
| 第二节 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变奏 |
| 第三章 威尔逊主义的冒进(小布什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与威尔逊主义的复兴 |
| 第二节 威尔逊主义与“反恐战争” |
| 第三节 威尔逊主义的异变与失败的大中东战略 |
| 第四章 杰斐逊主义的变革(奥巴马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国际新形势下的杰斐逊主义者 |
| 第二节 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特征 |
| 第三节 主义间的调和与亚太再平衡 |
| 第五章 杰克逊主义的冲击(特朗普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与杰克逊主义 |
| 第三节 杰克逊主义的特朗普实践 |
| 第六章 对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的评价 |
| 第一节 四种主义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二节 美国外交政策走向 |
| 第三节 米德对美国世界霸权体系的认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沃尔特·R·米德大事年表(1952- ) |
| 致谢 |
（2）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研究（1991-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要约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 创新点和难点 |
| 四 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分析 |
| 第一节 前景理论概述及决策过程 |
| 一、前景理论的提出 |
| 二、前景理论的决策过程 |
| 第二节 前景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一、参照依赖 |
| 二、框定效应 |
| 三、损失厌恶 |
| 四、风险偏好 |
| 五、三大效应 |
| 第三节 前景理论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应用综述 |
| 一、风险均衡理论 |
| 二、外交政策变化理论 |
| 三、国际谈判理论 |
| 四、威慑理论 |
| 五、其他应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在领土争端中的态度成因 |
| 第一节 理论假定 |
| 一、国家在领土争端中是有限理性的行为体 |
| 二、国家在领土争端中有心理参照点且存在损失厌恶 |
| 三、国家在领土争端中存在风险偏好 |
| 四、领土争端对象国之间存在框定效应且会相互进行战略性框定 |
| 第二节 研究假设 |
| 一、基于参照依赖和损失厌恶的实际占有 |
| 二、基于框定效应的实力焦虑 |
| 三、基于确定性效应的日美同盟 |
| 四、基于风险偏好的历史压抑 |
| 五、基于有限理性的日本民族性格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前景理论视角下的中日钓鱼岛争端 |
| 第一节 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政策和表现 |
| 一、冷战后日本的钓鱼岛政策 |
| 二、冷战后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表现 |
| 第二节 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态度演变 |
| 一、从“搁置争议”到“法理”钓鱼岛:宽和-次强硬 |
| 二、从“法理”钓鱼岛到“国有化“钓鱼岛:次强硬-强硬 |
| 三、从“国有化”钓鱼岛到“同盟依赖”:强硬-次强硬 |
| 第三节 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态度演变的原因 |
| 一、基于参照依赖和损失厌恶:日本实际占有钓鱼岛局面的改变 |
| 二、基于框定效应:日本对钓鱼岛争端在中日关系中地位认识的转变 |
| 三、基于确定性效应:美国对钓鱼岛问题的介入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前景理论视角下的韩日独岛争端 |
| 第一节 日本在独岛争端中的政策和表现 |
| 一、冷战后日本的独岛政策 |
| 二、冷战后日本在独岛争端中的表现 |
| 第二节 日本在独岛争端中的态度演变 |
| 一、从冷战结束至李明博登岛:宽和-强硬 |
| 二、从李明博登岛至今:强硬-宽和 |
| 第三节 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在独岛争端中态度演变的原因 |
| 一、基于战略框定:日本对韩国国家定位的转变 |
| 二、基于确定性效应:美国对东北亚“小北约”的推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前景理论视角下的日俄北方四岛争端 |
| 第一节 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的政策和表现 |
| 一、冷战后日本的北方四岛政策 |
| 二、冷战后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的表现 |
| 第二节 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的态度演变 |
| 一、从“经济援助”到“零接触”:宽和-强硬 |
| 二、从“零接触”到“口水仗”:强硬-次强硬 |
| 三、从“经济合作”到再次“搁置”:宽和-软弱 |
| 第三节 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态度演变的原因 |
| 一、基于框定效应: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实力认识的改变 |
| 二、基于恐惧风险偏好的风险规避: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重视程度提高 |
| 三、基于有限理性和参照依赖:日本对俄罗斯的历史记忆和日本的民族性格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及发展 |
| 第一节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背景 |
| 一、近代东北开埠通商与外国资本的进入 |
| 二、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渗透 |
| 三、东北地区日本人社会的形成 |
| 第二节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与发展 |
| 一、日俄战争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1907 年-1914 年) |
| 二、一战爆发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发展(1915 年-1931 年) |
| 三、伪满政权下东北地区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扩张(1931 年-1937 年) |
| 四、商业会议所的解散与商工公会的出现(1938 年-1945 年)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管理与经营 |
| 第一节 商业会议所的法令依据问题 |
| 一、商业会议所设立的法令依据 |
| 二、商业会议所社团法人化改革 |
| 三、统一商业会议所法的制定 |
| 第二节 商业会议所的管理机制 |
| 一、商业会议所的事务及组织 |
| 二、商业会议所的人员构成 |
| 三、商业会议所的经费来源及用度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活动 |
| 第一节 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扩张 |
| 一、保障日本商品在东北市场的贸易优势 |
| 二、与东北市场上的外国资本进行竞争 |
| 三、配合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金融扩张 |
| 四、商业会议所陈情请愿活动的分析——以1907-1937 年的奉天日本商所为例 |
| 第二节 商业会议所内部的工商业救济活动 |
| 一、低利息贷款融资请愿运动 |
| 二、撤销满铁消费组合运动 |
| 第三节 经济冲突的政治化活动 |
| 一、商业会议所与“奉天票”问题 |
| 二、“非法征税”和抵制日货运动 |
| 第四节 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军事行动 |
| 一、商业会议所对日本侵华的协助与配合 |
| 二、商业会议所对九一八事变的助力 |
| 三、协助日本政府建立伪满洲国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情报调查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官民一体”的情报网络系统 |
| 一、日本经济情报网络系统 |
| 二、日本国内外商业会议所间的情报流通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情报调查的展开 |
| 一、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调查经费 |
| 二、商业会议所情报调查收集方式 |
| 三、商业会议所的委托调查 |
| 四、商业会议所调查内容及刊行物 |
| 第三节 商业会议所情报调查的价值及影响 |
| 一、对日本情报网络的系统的补充 |
| 二、为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扩张提供情报支持 |
| 三、商业会议所的情报调查与日本对华侵略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特性 |
| 第一节 工商业企业与市场之间:商业会议所的经济特性 |
| 一、商业会议所与政府经济政策的推行 |
| 二、商业会议所与维护日本商利 |
| 三、日本商业会议所对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的管理 |
| 第二节 政府与工商业者之间:“半官半民”的商业会议所 |
| 一、强烈依存政府的特征 |
| 二、日本政府对商业会议所的指导和监督 |
| 第三节 商业会议所的排外性与侵略性 |
| 一、商业会议所的排外性 |
| 二、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商业会议所 |
| 三、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的商业会议所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新视角下全球城市分级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理论与方法 |
| 1. 理论框架 |
| 2. 指标体系与数据 |
| 3. 分级方法 |
| 四、全球城市软、硬功能分级特征事实分析 |
| 1. 全球城市聚类分层结果 |
| 2. 全球城市软、硬功能分组比较 |
| 3. 全球城市软功能分级比较 |
| 4. 全球城市硬功能分级比较 |
| 5. 全球软、硬功能头部城市分析 |
| 6. 全球城市软硬功能分级特征事实小结 |
| 五、全球城市软硬功能分类特征事实分析 |
| 1. 软硬功能分类及统计特征 |
| 2. 不同软硬类型城市的分布特征 |
| 3. 全球城市软硬功能分类特征事实小结 |
| 六、结论与启示 |
（5）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对日外交活动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一） 史料类 |
| （二） 报刊类 |
| （三） 专着类 |
| （四） 学位论文 |
| （五） 期刊类 |
| （六） 国外资料 |
| 三、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顾维钧的对日外交活动 |
| 第一节 顾维钧生平概述 |
|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前顾维钧对日外交成果 |
| 一、 20世纪初顾维钧的联美制日外交 |
| 二、 20世纪20年代顾维钧对日修约外交 |
| 第二章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的对日外交活动 |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与日本 |
| 一、 被侵略的中国 |
| (一) 内外交困的政治环境 |
| （二） 合作发展经济 |
| （三） 全民一致的抗日救国思潮 |
| （四） 军事改良 |
| 二、 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日本 |
| （一） 逐步法西斯化的日本政坛 |
| （二） 亟待转嫁的经济危机 |
| （三） 法西斯思想蔓延全国，极端反华 |
| （四） 军部的独裁统治 |
| 第二节 1931--1934年间顾维钧的对日外交活动 |
| 一、 对日谈判与锦州中立 |
| 二、 担任李顿调查团顾问 |
| 三、 塘沽协定后，促成中国与国联的经济合作 |
| 第三节 1937年后顾维钧的对日外交努力 |
| 一、 争取中美英法苏联合遏制日本 |
| 二、 在国联与九国公约会议中据理力争 |
| 三、 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为国辩护 |
| 第三章 顾维钧对日外交成果评价 |
| 第一节 顾维钧对日外交积极作用 |
| 一、 一定程度上抵制日本侵略 |
| 二、 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 |
| 第二节 顾维钧对日外交局限 |
| 一、 “弱国”的外交困境 |
| 二、 寄希望于外国“调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 致谢 |
（6）租购并举制度下我国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点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的理论基础 |
| 2.1.1 政策执行理论 |
| 2.1.2 市场监管理论 |
| 2.1.3 演化博弈理论 |
| 2.1.4 供求理论 |
| 2.2 相关概念界定 |
| 2.2.1 住房的属性 |
| 2.2.2 住房租赁市场的界定 |
| 2.2.3 住房租赁的交易模式及特点 |
| 2.2.4 住房租赁市场核心利益主体的界定 |
| 2.3 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的的相关研究 |
| 2.3.1 租购并举制度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2 央地政府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3.3 住房租赁激励的相关研究 |
| 2.3.4 住房租赁监管的相关研究 |
| 2.3.5 住房租赁市场主体行为博弈的相关研究 |
| 2.4 国际住房租赁制度改革与实践经验 |
| 2.4.1 美国住房租赁制度与实践 |
| 2.4.2 德国住房租赁制度与实践 |
| 2.4.3 新加坡住房租赁制度与实践 |
| 2.4.4 日本与英国住房租赁制度与实践 |
| 2.4.5 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现状及成因 |
| 2.5 研究评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租购并举制度对住房租赁市场主体的影响研究 |
| 3.1 租购并举制度的实施背景及主要政策内容 |
| 3.1.1 租购并举制度的实施背景 |
| 3.1.2 租购并举制度下的住房租赁政策体系 |
| 3.2 租购并举政策体系对租赁住房供给主体的影响 |
| 3.2.1 增加租赁用地供给助力企业新建租赁住房 |
| 3.2.2 税费优惠政策激励租赁住房供给 |
| 3.2.3 金融产品创新解决住房租赁企业融资困境 |
| 3.2.4 多项政策举措保障租赁住房多渠道供给 |
| 3.3 租购并举政策体系对租赁住房需求主体的影响 |
| 3.3.1 实证研究 |
| 3.3.2 承租人权益保障逐步加强 |
| 3.3.3 “租购同权”逐步落地 |
| 3.3.4 引导消费者逐步改变住房消费观念 |
| 3.4 租购并举政策体系对住房租赁监管主体的影响 |
| 3.4.1 住房租赁市场监管逐步加强 |
| 3.4.2 有利于实现中央政府保障民生的目标诉求 |
| 3.4.3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 |
| 3.4.4 地方政府监管成本增加,声誉提升 |
| 3.5 租购并举制度下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的概念模型 |
| 3.5.1 概念模型的提出 |
| 3.5.2 央地政府间租购并举政策执行的激励与监管演化博弈概念模型 |
| 3.5.3 政府、企业与消费者间住房租赁激励监管演化博弈概念模型 |
| 3.5.4 出租人住房出租行为监管的演化博弈概念模型 |
| 3.5.5 房产中介租赁服务监管维权威慑博弈概念模型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央地政府间租购并举政策执行的激励与监管演化博弈 |
| 4.1 博弈机理分析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模型假设 |
| 4.2.2 支付矩阵 |
| 4.3 模型求解及仿真 |
| 4.3.1 系统局部均衡点 |
| 4.3.2 演化稳定策略及仿真 |
| 4.4 主要参数对策略演化的影响 |
| 4.4.1 市场结构影响因子对策略演化的影响 |
| 4.4.2 奖励力度对央地政府策略演化的影响 |
| 4.4.3 处罚力度对央地政府策略演化的影响 |
| 4.5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府、租赁企业和消费者间住房租赁激励监管演化博弈 |
| 5.1 博弈机理分析 |
| 5.1.1 政府与住房租赁企业间的博弈关系 |
| 5.1.2 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
| 5.1.3 住房租赁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
| 5.2 模型构建 |
| 5.2.1 模型假设 |
| 5.2.2 支付矩阵 |
| 5.3 模型求解及仿真 |
| 5.3.1 复制动态方程 |
| 5.3.2 均衡点的稳定性及其仿真 |
| 5.4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出租人住房出租行为监管演化博弈 |
| 6.1 博弈机理分析 |
| 6.2 模型构建 |
| 6.2.1 模型假设 |
| 6.2.2 支付矩阵 |
| 6.3 模型求解及仿真 |
| 6.3.1 系统局部均衡点 |
| 6.3.2 演化稳定策略ESS |
| 6.3.3 模型演化仿真 |
| 6.4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房产中介租赁服务监管维权威慑博弈 |
| 7.1 模型构建 |
| 7.1.1 模型假设 |
| 7.1.2 模型构建 |
| 7.2 模型求解 |
| 7.2.1 政府监管部门行为分析 |
| 7.2.2 房屋承租人行为分析 |
| 7.2.3 房产中介机构行为分析 |
| 7.2.4 均衡求解 |
| 7.3 模型分析 |
| 7.3.1 培育强硬型房屋承租人的策略 |
| 7.3.2 针对强硬型房产中介机构的策略 |
| 7.3.3 针对软弱型房产中介机构的策略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建议及措施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7）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因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应时而生的《外交评论》 |
| 第一节 创办背景 |
| 第二节 办刊宗旨 |
| 第三节 编辑发行 |
| 第四节 办刊栏目和作者群体 |
| 第二章 努力维护国权的外交观 |
| 第一节 主动外交的积极态度 |
| 第二节 扞卫国家民族安全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以利害关系为考量的政策取向 |
| 第三章 推进外交建设的主张 |
| 第一节 增强国家实力 |
| 第二节 整理外交机能 |
| 第三节 重视文化外交 |
| 第四章 介述与解析法西斯主义 |
| 第一节 何为法西斯主义 |
| 第二节 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评价 |
| 第三节 独裁统治是法西斯主义之实质 |
| 第四节 引发战争是独裁统治之趋势 |
| 第五章 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呼应 |
| 第一节 应和“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 |
| 第二节 争取国际盟友 |
| 第三节 积极推介国联 |
| 第四节 对国联外交从“希望到失望”的无奈应答 |
| 第六章 对日方针政策的考察与建言 |
| 第一节 揭露日本外交野心 |
| 第二节 批评对日外交“措置欠当” |
| 第三节 建议对日外交的几种方案 |
| 第四节 “敌乎?友乎?”传递中日外交新宣示 |
| 第七章 修废不平等条约主张 |
| 第一节 废约进程的戛然变奏 |
| 第二节 条约特权的重点关注 |
| 第三节 修废方式的理性思考 |
| 第四节 修废主张的特点、影响及局限 |
| 第八章 对《外交评论》的基本评价 |
| 第一节 刊物性质与思想内容的特点 |
| 第二节 作用与影响 |
| 第三节 局限与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1932-1937 年《外交评论》目录列表 |
| 后记 |
（8）王正廷温和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王正廷传记研究 |
| 1.2.2 王正廷外交研究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第2章 王正廷温和外交方式形成的原因 |
| 2.1 王正廷早年经历 |
| 2.1.1 由西学到外交 |
| 2.1.2 辛亥革命的锻炼 |
| 2.2 复杂的民国局势 |
| 2.2.1 弱国无外交 |
| 2.2.2 世界性的缓和外交 |
| 2.3 晚清民国历次外交的影响 |
| 2.3.1 晚清屈辱外交 |
| 2.3.2 北洋政府修约外交 |
| 2.3.3 国民政府“革命外交” |
| 第3章 王正廷温和外交策略的表现 |
| 3.1 刚柔并济的外交方式 |
| 3.1.1 以会议谈判的方式对外 |
| 3.1.2 以柔中带刚的态度交涉 |
| 3.2 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原则 |
| 3.2.1 不因私利而误国 |
| 3.2.2 不因个人名誉而惧外交 |
| 3.3 务实的外交方针 |
| 3.3.1 找准方向突破的策略 |
| 3.3.2 循序渐进的外交 |
| 第4章 王正廷的温和外交活动 |
| 4.1 出席巴黎和会 |
| 4.2 督办鲁案善后对日交涉 |
| 4.3 主持废约运动 |
| 4.4 处理九一八事件 |
| 第5章 王正廷温和外交的阻力 |
| 5.1 国人的不满情绪 |
| 5.1.1 国人智识 |
| 5.1.2 群情激奋 |
| 5.2 国内矛盾重重 |
| 5.2.1 政府无能 |
| 5.2.2 军阀混战 |
| 5.3 洋人的态度 |
| 5.3.1 维护利益 |
| 5.3.2 东方睡狮 |
| 第6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 ——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理论假设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联盟与联盟政治 |
| 第一节 “联盟”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联盟的类型 |
| 第三节 联盟的凝聚力模型:一种新的分类方法 |
| 第四节 联盟的双层博弈和复合困境 |
| 第二章 强制外交:概念与理论辨析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运作模式 |
| 第三节 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作用机制 |
| 第三章 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一种基于信号的分析 |
| 第一节 信号与标志 |
| 第二节 强制信号的拟制、传递、解读和反馈 |
| 第三节 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一种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后座舵手”:美韩联盟与第一次朝核危机(1993-1994) |
| 第一节 朝核阴影下的美韩联盟 |
| 第二节 摇摆的威胁与紧迫的反制:美韩联盟与朝鲜的较量 |
| 第三节 美韩联盟对朝强制的分析: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启示 |
| 小结 |
| 第五章 :“猜不透的联盟”: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两大联盟的猜疑与试探(1958) |
| 第一节 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的背景 |
| 第二节 “虚假的联合”与“捆绑的囚徒”:台海两岸的强制与威慑 |
| 第三节 当“试探性强制”遭遇“战略性威慑”: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启示 |
| 小结 |
| 第六章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之争(1911) |
| 第一节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的背景 |
| 第二节 孤掌难鸣:德国再次陷入孤立的窘境 |
| 第三节 联盟情境下的“最优解”困境: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的启示 |
| 小结 |
| 结论 |
| 一、关于联盟凝聚力 |
| 二、关于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 |
| 三、现实启示 |
| 四、本文的不足和改进方面 |
| 参考文献 |
（10）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现状述评 |
| 一、英敛之的生平与经历研究 |
| 二、英敛之的新闻思想研究 |
| 三、英敛之的新闻活动研究 |
| 四、相关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点及不足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创新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英敛之人生道路转折与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从下层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 |
| 一、家世并不显赫的满洲旗人 |
| 二、历经艰辛后信奉天主教 |
| 三、英敛之放弃儒释道皈依天主教的原因与影响 |
| 第二节 从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报人 |
| 一、与皇室“淑”女联姻 |
| 二、恐因言获罪远避滇越 |
| 三、庚子奇祸无完卵 |
| 四、友人出资邀办报 |
| 第三节 从名声显赫的“言论骄子”成为出世离俗的“隐士” |
| 一、民国初创与英敛之退隐 |
| 二、英敛之退隐原因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英敛之的新闻实践活动研究 |
| 第一节 报人生涯的开端 |
| 一、诗文投稿《益闻录》初涉新闻界 |
| 二、通过“提问”与《格致新报》初识 |
| 三、撰写“论说”在维新报刊发声 |
| 第二节 新闻生涯的峰巅:《大公报》十年 |
| 一、《大公报》创办前天津的新闻环境 |
| 二、英敛之创设《大公报》对社会关系的“借助” |
| 三、英敛之时期《大公报》与社会运动 |
| 第三节 退隐后借助新闻媒介的有关活动 |
| 一、提倡创办天主教报刊 |
| 二、利用《大公报》宣传天主教 |
| 三、在报刊发声为天主教辩诬 |
| 四、撰文鼓吹天主教“中国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英敛之与天主教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创办《大公报》中对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的借助 |
| 一、筹创《大公报》时期对天主教的“借助” |
| 二、天主教“多方”助力英敛之创设《大公报》动因剖析 |
| 第二节 与法人在华天主教势力的短暂“蜜月期” |
| 一、在“教案”报道中“护教” |
| 二、宣扬天主教教义引导中国旧风俗改良 |
| 第三节 与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的“抵牾纠结”期 |
| 一、天主教对英敛之及《大公报》的“两手” |
| 二、英敛之对抗天主教的“两手” |
| 第四节 摆脱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对《大公报》的干预 |
| 一、拒俄运动成为英敛之“亲日疏法”的导火索 |
| 二、日俄战争期间《大公报》的舆论立场及馆址迁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英敛之与清末政治研究 |
| 第一节 英敛之与“清末新政”关系之研究 |
| 一、主张改革社会政治生态 |
| 二、致力开智化俗为推行新政奠定民智基础 |
| 第二节 英敛之与“预备立宪”关系之研究 |
| 一、《大公报》呼吁“预备立宪”的言论 |
| 二、英敛之支持、监督清廷推行预备立宪的言论 |
| 三、推动社会改革以适应“预备立宪” |
| 第三节 英敛之与清朝“君主”关系之研究 |
| 一、真诚称颂“英明果敢”的光绪帝 |
| 二、遵循前朝遗诏支持摄政王辅政 |
| 三、失望于摄政王任用亲贵的辅政举措 |
| 四、默认隆裕太后降“退位”旨以保国家和平统一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英敛之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促成辛亥革命的三重势力 |
| 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兼领导者 |
| 二、立宪派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辅助力量 |
| 三、西方列强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间接推动力量 |
| 第二节 英敛之对辛亥首义及共和态度之演变 |
| 一、为清廷维稳献计做最后呐喊 |
| 二、对武昌起义和革命党人的态度发生变化 |
| 三、关注君主民主立宪政体之解决 |
| 第三节 英敛之对创设民国和南北和议态度的变化 |
| 一、指责革命军在议和期间选举临时大总统是“行共和专制” |
| 二、批评孙(中山)推袁(世凯)继任大总统是“私相授受” |
| 三、批评朝廷与民军和谈拉锯是“各谋私利” |
| 四、顺应民心大势认同共和政体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英敛之的新闻思想研究 |
| 第一节 英敛之新闻思想的三个来源 |
| 一、传统士人“修齐治平”理想的现代化转换 |
| 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念的影响 |
| 三、天主教“仁爱合群”观念的糅合 |
| 第二节 英敛之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英敛之关于“新闻功能”的思想 |
| 二、英敛之关于“新闻自由”的思想 |
| 三、英敛之关于“新闻本体”的思想 |
| 四、英敛之的报刊编辑思想 |
| 第三节 英敛之新闻思想的主要特征 |
| 一、以“政治救亡、延续朝廷”为核心的新闻实践宗旨 |
| 二、以“服务社会、引导民众为先”的新闻独立精神 |
| 三、以“仁爱合群、改造人心”为办报宗旨的新闻追求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在列强侵略面前主张自强兴国的爱国新闻人 |
| 二、在封建君主制度下推进君主立宪的进步新闻人 |
| 三、迷惘无奈借助天主教“聚心育民”的宗教新闻人 |
| 四、在氏族情感上忠于清廷但未逆大势的明智新闻人 |
| 附录·英敛之新闻活动日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日本的强硬与软弱（论文参考文献）
-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2]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研究（1991-2020）[D]. 陈姬文. 外交学院, 2021(11)
- [3]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D]. 孟二壮.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新视角下全球城市分级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J]. 郭靖,倪鹏飞. 区域经济评论, 2021(02)
- [5]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对日外交活动研究（1931-1937）[D]. 王迎. 齐齐哈尔大学, 2020(02)
- [6]租购并举制度下我国住房租赁市场激励与监管策略研究[D]. 郭金金.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D]. 余英.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8]王正廷温和外交研究[D]. 李嘉川. 湖南科技大学, 2019(06)
- [9]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 ——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分析[D]. 李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8)
- [10]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D]. 张勇丽.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