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席全区地县级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座谈会代表交流经验畅谈打算（论文文献综述）
黄俊宇[1]（2021）在《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关键环节探究 ——基于江西三地的田野研究》文中指出
包晨岚[2]（2020）在《从老区到新区：中共入浙南下干部研究（1948-1956）》文中指出
姜汪维[3]（2020）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将文艺工作纳入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总体事业,借助文艺工作载体,发挥文艺作品教育、感召和激励人的作用,帮助人民群众形成革命和建设事业所需的信仰、情感和意志,进而转化为实际行动,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面。那么,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样的文艺最能代表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要求?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人从客观世界中去寻找,有人从主观世界中去寻找。无论选择哪条路向,其回答始终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因而是片面的。由于这一问题只存在于人的世界当中,所以,文艺的本质问题实质上是文艺与人的关系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人以及如何为人的问题。换言之,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决不是由文艺本身所决定的,它来自于现实的人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就这样把对文艺本质的追问转换成了社会历史问题,将其置于人的现实社会及其历史运动之中来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艺和文艺工作置于我国和世界大势中来审视,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文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坚定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具有自身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就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要求是什么?本文认为,“以人民为中心”即是对这一问题的明确回答,这也正是习近平关于文艺和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理念。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既坚持了党关于文艺工作的人民立场,又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和现实意义,同时还与其个人文化素养、从政经历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以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为研究对象,形成全文的总体框架:绪论部分主要就本选题的问题缘起、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文献梳理与理论评析,明晰了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对相关概念、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重难点进行了必要的阐释。第一章主要阐述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产生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它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深入汲取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与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关于“艺术属于人民”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论述的精髓。这是全面分析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的逻辑前提。第二章主要讨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产生和形成所基于的历史经验、时代条件及其形成过程。这一理念不仅汲取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而且是时代条件、个人因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孕育于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萌芽于正定任上文化为民的初步实践、发展于福建从政期间对人民“摆脱贫困”过程中文化作用的集中探索、基本形成于浙江任职期间关于建设文化大省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之中。党的十八大之后,该理念以成熟的、完整的、系统的形式进一步深化发展。第三章主要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其他关于文艺和文化的相关论述为基本文献依据,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以人民伟大事业需要文艺的繁荣兴盛为主要内容的地位论;二是以社会主义文艺本质是人民的文艺为主要内容的本质论;三是以中国精神是人民文艺的灵魂为主要内容的灵魂论;四是以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创新论;五是以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组织论。第四章主要从文艺与市场、文艺与历史、文艺与价值这三对关系讨论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的问题指向及其理论贡献。针对文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的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提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等理念,为正确解决文艺与市场的矛盾关系指明了方向;针对文艺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习近平明确反对并坚决制止,提出“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等主张,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总体思路;针对文艺“价值观缺失”、“去价值化”等问题,习近平提出要以中国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要求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独特作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正是以当前文艺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导向,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发现、认识和分析问题,才形成了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理论的最新成果。第五章主要从深化文艺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推动优秀文艺走出去三个方面探讨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的实践意义。首先,激活文艺发展和创造活力,需要深化文艺体制机制改革,才能不断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文艺产品和服务。这其中的关键是改变工作思路,完成从单一的行政管理到政府、市场和社会在文化领域的协同共治的转变。其次,建立健全现代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共享文艺发展成果。这需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提高文艺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精准供给,化解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最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文化市场,推动优秀文艺走出去。这需要依托“一带一路”平台,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结语部分对全文总体思路与逻辑脉络进行了简要回顾和总结,反思了当前研究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探索的方向。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应进一步思考“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机制和演进规律,将诠释这一理念的主要内涵和激活这一理念的实践意义有机结合起来,在解决文艺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推进这一研究。
孙延青[4]（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说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常婧[5]（2018）在《基层党组织在协商治理中的功能与定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对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民主政治与现代国家治理是互为表里的内生关系,二者在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自然相遇、相得益彰。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民主程序体现其工具性,民主目标体现其价值性。民主是国家治理的工具也是目的,体现于治理实践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成果运用于国家治理实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也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行动自觉。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之一,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是集学理性、政策性和实践性于一体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话语的创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协商民主理论被广泛关注,协商民主与治国理政实践的结合也越发紧密。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民主的真谛: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这意味着协商治理、协商自治将在更大范围内成为可能,协商民主将广泛运用于国家治理实务。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协商治理由理念上升为制度,执政党是关键。基层党组织直面群众的利益诉求,是协商治理的责任主体。基层党组织促进基层协商制度化,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引导群众形成“党与群众商量办事,群众自己的事情自己商量着办”的民主决策机制。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实务中有意识嵌入协商机制,有利于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利于基层党建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由此,基于国家治理、协商民主、基层党建三个理论资源,本文重点聚焦如何结合协商实践案例来探究“基层党组织在协商治理中的功能与定位”这一核心问题。基层党组织统领协商治理全过程,既在理论上行存在大量的协商治理交叉创新空间,又在实践上具有引导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经验,还在发展上具有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和愿景。基层党组织在协商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与功能发挥,直接关系到协商民主的治理效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探索空间。据此,文章首先探讨执政党的协商治理创新空间,从基层协商民主的理论定位入手,分析协商与治理的嵌入关系,阐述执政党、协商、治理三者的理论联系,聚焦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协商治理的功能这一问题域,形成第一篇。第二篇的主要内容是地方基层党组织如何进行协商治理的操作实践,发掘并总结出前期调研中值得借鉴的基层协商治理模式。其中,重点将党导协商治理轨迹、党促机构职能协商、党集群力协商维稳三种不同模式独立成章,分别代表了基层党组织引导协商治理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地缘、不同侧重,将实地调研的理论成果总结梳理,为提炼协商治理的前景做铺垫。第三篇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基层党组织在协商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规律性经验和做法,并论述党在逐步加强对基层党组织介入协商治理的统筹和领导过程中,可能走出一条开放式的基层民主之路。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引导协商治理的实践中,已经涌现出一批好的做法和经验。主要包括:以顶层设计与多层推进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横向统筹协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培育孵化包括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内的社会协商力量,在制度建设上坚持增量改革与存量优化相结合等等。在总结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执政党对协商治理加强领导和统筹,可能走出一条“一核多元”的开放式基层民主道路。中国协商治理建设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党组织、地方政府及部门、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多元力量为协商主体,构建充分开放的协商治理格局,保障基层社会治理的民主性。开放式基层民主的关键是党的建设,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快构建适应多元利益诉求的开放治理格局。党组织还应主动开放多元主体参加共商共治、协商自治的实践过程,促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基层党组织领导协商治理毕竟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职能定位、制度设计、程序规范和发展程度不均衡等困境和挑战。要实现基层协商治理的全面均衡发展,还需要执政党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总之,在已有的协商治理实践基础上,基层党组织主动作为,与群众商量办事,构建广泛参与的协商治理新格局,提升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有利于提升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有利于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邓世平[6]（2018）在《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宣传动员研究》文中认为宣传动员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宣传动员,对于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推动农民走上集体化生产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快速推进和完成,和声势浩大的宣传动员有重要的关系。土地改革后的湖南农村,农民个体生产的热情高涨,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缺乏,很多贫农想通过单独农业生产“发家致富”并不现实,他们有“组织起来”的愿望。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毛泽东“组织起来”的思想在建国后的继续实践。但是,党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目的是要引导农民走上集体生产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和个体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又有明显的冲突。长期浸染在传统个体生产中的农民,小农意识和小农特征十分明显,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实现个人的发家致富。由于落后的农业生产几乎没有剩余,小农生产条件下的农民,关注更多的是眼前的利益,他们对于未来没有多少的预期。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宣传动员,恰恰是向广大农民讲一个有关未来的故事,故事的主题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因此,许多农民对于要走集体生产和社会主义道路起初存在犹疑、恐慌甚至不满,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有较严重的抵触情绪。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宣传动员主要是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消除农民中的这些怀疑与不满,引导农民走上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湖南是新解放区,虽然经历了土地改革,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党是一个具有陌生面孔的外来者。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湖南农村基层党组织才大部分得以建立。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宣传动员,则加速了党的组织系统在农村的下沉过程。同时,通过整顿和发展农村党的宣传网和群众性的宣传网,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宣传机制更加完善;通过加强农村干部对农业合作化政策的学习和对宣传干部的培训,党牢牢把握了宣传动员中的话语权,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宣传动员也更加规范;通过围绕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同阶段的中心工作,有针对性的进行宣传动员,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宣传动员的影响力持续地扩大。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宣传动员是一个由内而外、层层展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党团员、青年积极分子以及农村妇女是重点的宣传动员对象。农村党团员要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起带头和模范的作用,他们受过党团的教育,对正在走的集体化道路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农村党团员大部分是从农民中发展的,他们身上还保留着小农的气息,思想容易发生动摇,对他们的宣传动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顺利进行的保证;青年积极分子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热情高涨,但是他们对农业生产不太里手,而且一般不适应农业生产中的艰苦劳动,对他们的宣传动员主要是要他们安心农业生产,发挥青年人在农业合作社中的作用;动员农村妇女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和妇女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是妇女彻底解放的标志,同时也解决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劳动力的需要。党在长期革命中所积累的宣传动员经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从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宣传动员的途径来看,党基本上沿袭了土地改革时的经验,主要进行文字、语音以及示范性的宣传动员。不过在宣传动员的具体过程中,已经有了不同于土地改革运动时期的特征。例如,土地改革运动中广泛采用的“诉苦会”已经很少采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召开的群众大会或贫农会同样使用回忆、对比和算账的方法,但是其着眼点不再是引起农民对旧社会或旧制度的厌恶,而是激发他们对新社会和新道路的向往。在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宣传动员中,报纸、图书、广播、展览、电影以及剧团等宣传形式也主要是正面的宣传为主,宣传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宣传农业合作社能够增产的优越性。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宣传动员具有双面或多面性的特点,宣传动员中既有耐心的思想教育又有严重的强迫命令,既强调经济利益的激励又有着阶级觉悟的斗争。这些因素往往夹杂在一起,使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宣传动员显得有些复杂而混乱。但从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整个过程来看,在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宣传动员中的思想教育和物质激励多些;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宣传动员中的强迫命令和阶级斗争则多些。同时,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宣传动员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动员同时进行的,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呼应与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发掘和研究史料,将历史过程真实、立体地呈现出来,这是历史研究的最主要目的。同时,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也是党史研究的重要任务。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在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问题、中国农民富裕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地解决,甚至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短板和短腿。因此,总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对农民宣传动员的经验教训,对于党在新时代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都有着现实的启示意义。
董婧[7]（2016）在《苏州地区“四清”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63年至1966年发生的“四清”运动,是在国内形势严峻、周边环境紧张、中苏分歧不断激化的情形下以及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后而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苏州地区的“四清”运动是有关地方执行中央政策的必然结果。1962年10月至1963年春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和江苏省第四次党代会精神指示下,结合整风整社,对广大干群普遍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为随后而来大规模的“四清”运动做了准备。“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双十条”下达地方后,苏州专区和苏州市郊分别选择部分社队进行试点,然后逐步在面上铺开,对干群进行了以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清账目为中心的“小四清”运动。自1964年下半年起,刘少奇主持中央“四清”工作以来,“左”倾思想进一步加剧,苏州地区的“小四清”也逐步向“大四清”演变,不再局限于清经济,而是进行以清政治为中心,联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全面“四清”。《二十三条》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运动中的过“左”做法,但其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又发展了以前的“左”的观点,使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与实践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最终,“四清”运动以纳入“文革”而宣告结束。“四清”运动的积极性虽不可忽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改善了干部作风,但毕竟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消极影响要远远大过积极方面,进一步激化了基层干群矛盾、扰乱了正常政治秩序、助长了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梁忠华[8]（2016）在《临沂的“批林批孔”运动研究》文中认为“批林批孔”运动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发生,既有其社会历史背景,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九?一三”事件爆发,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文革”造成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许多人开始质疑“文化大革命”。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着手纠正“文革”的一些错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加之毛泽东对儒法思想看法的转变和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的存在和发展等历史原因,以及江青集团的推波助澜等现实原因,“批林批孔”运动最终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临沂是革命老区,其“批林批孔”运动既有全国共同的特点,也有自己的特色。临沂“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经历了由上而下的三个阶段,即中央指示的下达及宣传,山东省政府的动员、指导和临沂市的宣传、动员与执行。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临沂人民从总体上来说是很不积极的,但迫于“文革”带来的压力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他们就消极应对。在多重压力之下,临沂人民采取了多种形式,来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如召开大中小型会议和批判会、编写批林批孔材料、树立典型、举办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展览馆、建立图书馆、举办政治夜校、编写诗歌民歌、办报纸等。同时,为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临沂人民还结合临沂地区实际,采用了多种方法。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临沂人民主要围绕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林彪及其集团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文化大革命”、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儒家传统思想等内容展开了批判,并在临沂地区树立了张学山这一批判典型。“批林批孔”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批林批孔”运动也能在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方面,引起我们的反思。
宋颖慧[9]（2014）在《延安文学中的劳动叙事研究》文中提出劳动与文学的联姻是自文学产生以来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劳工神圣”等思潮的影响,五四及左翼文学作家对劳动及工农劳动者的书写一度非常热闹。到了延安时期,中国作家对劳动的书写开始呈现繁盛之势,而且延安文学中的劳动叙事也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特点。本论文以延安文学中的劳动叙事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目前已经掌握的历史资料和文学文本进行参照细读,重在探讨劳动叙事与社会历史、政治意识形态及文学审美之间的复杂关系,考察延安文学中劳动叙事的发生,解析并反思与劳动密切相关的人物形象系列,并对劳动之于经济关系、军民关系、干群关系及家庭关系的影响和相关的新伦理的生成进行了阐述与分析,同时剖示了延安文学中劳动叙事的多元美学风貌和审美特点。除绪论和结语外,论文的主体包括四章:第一章“现实与传统:劳动叙事的发生”,从社会历史现实、思想文化背景及特定的文学环境来探讨延安文学中劳动叙事的发生。边区民主政权的建立,劳动者地位的提高,经济体制的革新以及统一思想的整风运动影响了延安文艺创作者的关注重心和文化选择,尤其是中共特殊历史阶段所进行的生产自救和建设运动更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农”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共的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对劳动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推崇,则是延安文艺创作者热衷于劳动叙事的重要文化背景和思想动力源泉。另外,延安时期与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政策,多元化的文艺创作群体以及以工农兵为主的文学接受群体,也影响了延安文学中劳动叙事的广泛生成及其存在面貌。第二章“自我的重塑:劳动叙事中的形象构建”,梳理分析了延安文学中三类与劳动密切相关的人物形象系列,概括总结了劳动英模和二流子形象塑造的叙事模式,并对劳动和劳动工具之于知识分子身份重塑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阐释。首先,延安文学中的劳动创构了崭新且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劳动英模形象,其中女劳动英模的形象更为吸人眼球,劳动英模形象刷新了人们对英雄和劳动观念的认知,对于劳动者塑造新的自我也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要求,劳动英模形象的模式化倾向也较为明显。其次,劳动改写了五四文学以来的二流子形象,是其重塑“好人”身份的重要途径。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二流子形象的塑造也遵循了一定的叙事模式。再者,劳动重构了知识分子形象,他们从五四文学中的启蒙者下移为延安文学中的被改造者,而劳动则是知识分子重构自我,向无产阶级劳动者转变的重要途径。第三章“除旧更新:劳动叙事中的伦理想象”,论述了劳动对于延安文学中经济关系、军民关系、干群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影响以及相关新伦理的生成。延安文学中自主劳动形态的产生和集体劳动方式的出现,冲击了旧社会东佃关系和劳资关系中不公平的阶级伦理,同时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新伦理;在社会政治运动和相关政策的导引下,延安文学中的劳动促成了互助融洽的新型军民关系和坚持群众路线的崭新干群关系,但这其中文学更多地充当了政治的传声筒,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文艺创作者对政治的独特思考。延安文学中的劳动还改写了传统的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以及兄妹关系、妯娌关系等其他家庭关系,并着力于在广阔的时代和社会政治背景下构建家庭成员间的勤劳、平等、和睦的新伦理。这既有一定的现代意义,同时也体现出符合时代政治需求的对传统伦理某种程度的皈依。第四章“明丽的主色调:劳动叙事的美学风貌”,概括剖示了延安文学中劳动叙事的美学风貌和审美特点。延安文学的劳动审美呈现出以悲苦为陪衬,以明丽、愉悦为主色调的情感基调和以崇高美为审美主流同时兼有优美个案的多样化的美学风貌。延安文学的劳动审美开拓了宏大壮阔、纯净且富有力量美的崇高美,同时以孙犁为代表的优美个案丰富了延安文学的劳动审美表达。不过,无论是崇高美还是优美,都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总体而言,延安文学中的劳动叙事在形象塑造、伦理构建和审美表达上相较以往有许多新的开拓,同时也因意识形态的影响和规约而出现了某些艺术上的局限,如人物形象的类型化、情节结构的模式化、审美的政治化等。这些价值与局限都在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事中得到了鲜明而充分的体现,而对于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尚存在研究探讨的空间。
阳勇[10]（2014）在《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建国前,毛泽东对中国钢铁工业产生了积极影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建设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的思想基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将鞍钢作为恢复钢铁工业的重点,决策、指导了鞍钢的恢复和改建。为改变钢铁工业布局,毛泽东还作出了新建武钢、包钢的重要决策。这一时期,毛泽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为钢铁工业的发展进入第一个“黄金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五”计划时期,毛泽东决策重点建设钢铁工业,极大地加快了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进程。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启发下,中国钢铁工业作出了“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战略布局。这一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钢铁工业,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钢铁工业出现了发展中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提出“以钢为纲”加速工业建设,强调钢铁工业发展的高速度,提出了过高的发展目标和不切实际的钢产量高指标,钢铁工业战线出现“三年大起”的局面,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挤了农业和轻工业,是引起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重要因素之一。钢铁工业的过度发展是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钢铁工业的“三年大起”为后来钢铁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支持钢铁工业进行调整、整顿,初步展开了钢铁工业的三线建设。这一时期,毛泽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钢铁工业生产建设得到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发展中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依然十分关心、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并为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钢铁工业发展的十年徘徊时期,损失严重。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国家对钢铁工业进行了大量投人,钢铁工业仍有较大的发展,并为后来钢铁工业生产能力的迅速增强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毛泽东高度重视、积极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钢铁工业发展道路,他是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尽管在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失误,但其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他为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27年间新中国钢铁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国防建设、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27年间钢铁工业取得的成果,也为之后中国钢铁工业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这27年间建立起来的大中型钢铁企业至今仍在并将继续在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毛泽东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的经验和启示主要有如下几点：高度重视和致力发展钢铁工业；从实际出发,制定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战略；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中国钢铁工业发展道路；科技领先,大力汇聚钢铁工业技术力量,努力推动钢铁工业技术进步；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注重综合平衡,切忌急躁冒进；必须改革、改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二、出席全区地县级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座谈会代表交流经验畅谈打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出席全区地县级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座谈会代表交流经验畅谈打算（论文提纲范文）
（3）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产生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理论根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与无产阶级关系的论述 |
| 一、唯物史观:考察文艺与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哲学基础 |
| 二、文艺的历史使命:反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
| 第二节 历史借鉴:列宁关于“艺术属于人民”的理论与实践 |
| 一、文艺的“党性原则”:文艺人民性的思想政治保证 |
| 二、“艺术属于人民”:社会主义文艺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根本要求 |
| 第三节 一脉相承:毛泽东关于文艺“为人民大众”的论述 |
| 一、文艺为人民大众 |
| 二、人民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 |
| 三、人民大众是文艺的评判者 |
| 第四节 直接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论述 |
| 一、邓小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
| 二、江泽民:“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 |
| 三、胡锦涛:“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放歌” |
| 第二章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所基于的历史经验、时代条件及其形成过程 |
| 第一节 党领导人民发展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 |
| 一、正确认识文艺的地位与作用,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立场 |
| 二、科学把握执政党在文艺建设中的角色,形成政府与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合力 |
| 三、正确处理一元指导与文艺多样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保证文艺的健康发展 |
| 第二节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提出的时代条件 |
| 一、经济条件:为人民享有精神文化生活提供物质基础 |
| 二、政治条件:为人民享有文化权利提供制度保障 |
| 三、文化条件:为人民文艺的发展厚植文化自信的土壤 |
| 四、社会条件:为人民享有文化成果、建设文化民生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
| 第三节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的形成过程 |
| 一、准备期(1969—1975):梁家河“大学问”蕴含为民服务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
| 二、萌芽期(1982—1985):文化为民、惠民、兴民的初步实践 |
| 三、发展期(1985—2002):对人民“摆脱贫困”过程中文化作用的探索 |
| 四、成型期(2003—2007):“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的初步成型 |
| 五、深化期(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的深化发展 |
| 第三章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地位论:人民伟大事业需要文艺的繁荣兴盛 |
| 一、文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化资源 |
|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文艺的繁荣兴盛 |
| 第二节 本质论:社会主义文艺本质是人民的文艺 |
| 一、社会主义文艺来源于人民 |
| 二、社会主义文艺服务于人民 |
| 三、社会主义文艺由人民评价 |
| 第三节 灵魂论:中国精神是人民文艺的灵魂 |
| 一、文艺塑造民族精神 |
| 二、文艺反映时代精神 |
| 三、运用文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第四节 创新论: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 一、“两创”是基于唯物史观对文化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科学回答 |
| 二、正确处理两大关系,科学把握“两创”的思路方法 |
| 三、从历史阐释到实践应用,探索“两创”的具体途径 |
| 第五节 组织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
| 一、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 |
| 二、以文艺评论引领文艺高峰建设 |
| 余论 |
| 第四章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的问题指向及其理论贡献 |
| 第一节 文艺与市场:服务人民还是服务资本? |
| 一、资本增殖与文艺发展的历史交集 |
| 二、三个不平衡:文艺与市场的矛盾及其实质 |
| 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
| 第二节 文艺与历史:尊重历史还是虚无历史? |
| 一、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的主要表现及危害 |
| 二、历史虚无主义向文艺领域渗透的原因分析 |
| 三、文艺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谬误 |
| 四、坚持唯物史观,按照艺术规律呈现艺术化的历史 |
| 第三节 文艺与价值: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还是“去价值化”? |
| 一、文艺“去价值化”的主要表现及其产生原因 |
| 二、“去价值化”文艺观的理论谬误 |
| 三、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 |
|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艺价值构建 |
| 第五章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的实践应用 |
| 第一节 深化文艺体制机制改革,为文艺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
|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体制机制改革的成效及启示 |
| 二、文艺体制机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
| 三、提升文艺工作治理水平,进一步释放文艺发展活力 |
| 第二节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共享文艺发展成果 |
|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刻变化 |
| 二、人民公平享有文化权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目标 |
| 三、人民需求与文化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结构性矛盾 |
| 四、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供给侧改革 |
| 第三节 推动优秀文艺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 一、推动文艺走出去:国家对外战略要求与文艺内在规律的有机统一 |
| 二、文化走出去的成绩与大国地位不相匹配:文艺走出去的现状与困境 |
| 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文艺走出去的内容建设和价值目标 |
| 四、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进一步推动文艺走出去战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基层党组织在协商治理中的功能与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 理论背景 |
| (二) 问题聚焦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基层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 |
| (二) 基层协商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
| (三) 基层党建推进协商治理机制建设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理论思辨与经验实证相结合 |
| (二) 质化研究与量化统计相结合 |
| (三) 系统研究与靶向研究相结合 |
| 四、研究设计概况 |
| (一) 研究设计 |
| (二) 研究路径 |
| (三) 创新与难点 |
| 第一篇 执政党的协商治理创新空间 |
| 篇首语：协同 |
| 第一章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理论定位 |
| 一、政治领域：更好在基层社会实现党的领导 |
| (一) 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纵向下沉 |
| (二)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力抓手 |
| 二、制度领域：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
| (一) 基层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环节 |
| (二)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创新发展 |
| 三、社会领域：创新治理方式,着力改善民生 |
| (一) 刚柔并济,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
| (二) 协调缓冲,提升政府公信力 |
| (三) 有序有效,扩大政治参与 |
| (四) 群策群力,科学民主决策 |
| 第二章 基层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的嵌入关系 |
| 一、协商治理之必要：从乡土中国到流动中国 |
| (一) 城乡人口流动倒逼协商治理 |
| (二) 人才流动呼唤行业协商 |
| 二、协商治理之必需：从单位人到社会人 |
| (一) 组织化、去组织化和再组织化 |
| (二) “社会人”构成多中心社区治理 |
| 三、协商治理之可观：从城乡二元体制到新型城镇化结构 |
| (一) 妥善引导利益协商 |
| (二) 加强社群融入性协商 |
| (三) 探索村民协商自治 |
| 四、协商治理之可能：从科层化到扁平化 |
| (一) “成本”与“成就”孰高孰低 |
| (二) “大事”与“小事”孰大孰小 |
| 第二篇 基层党组织协商治理实务探析 |
| 篇首语：“自在”与“自为” |
| 第三章 党促机构职能协商—温岭市人大推进“参与式预算制度” |
| 一、温岭模式的“三段论” |
| (一) 碎片化需求—对话型协商—用对话解决对立 |
| (二) 制度化需求—决策型协商—用决议影响决策 |
| (三) 精深化需求—参与型协商—用权利制衡权力 |
| (四) 多元化需求—渠道型协商—将形式整合为形态 |
| 二、以民主协商激活县乡人大职能 |
| (一) 县乡人大工作的机遇与挑战 |
| (二) 预算改革的“鲶鱼效应” |
| (三) 协商民主与代表民主相互促进 |
| 三、温岭经验：把握高阶民主的关键环节 |
| (一) 真正践行“民本”初心 |
| (二) 协商结果如何真正影响公共决策 |
| (三) 激发既有制度中的协商弹性 |
| 第四章 党导协商治理轨迹—成都各县市构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
| 一、党导协商的基本经验：积极发展代表民主,搭建平台培育协商能力 |
| (一) 为什么干？基层协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历程 |
| (二) 谁来干？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治理中大有可为 |
| (三) 怎么干？搭建三级平台,培训协商技能 |
| 二、突出党导优势,强化程序设计,构建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体系 |
| (一) 建立实体性制度,提供“三级联动”机制保障 |
| (二) 完善程序性制度,强化民主协商细节设计 |
| (三) 健全检验性制度,落实协商结果运行情况 |
| 三、“进退两不难”—基层党组织引导协商治理的技术与艺术 |
| (一) 基层党建与协商民主相互促进 |
| (二) 持续完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 |
| (三) 基层政治民主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
| 第五章 党集群力协商维稳—新疆人口治理“以社会融合促进民族融合” |
| 一、刚性维稳与柔性协商(刚与柔) |
| (一) 刚性维稳的战略举措 |
| (二) 刚柔并济的治疆之道 |
| 二、政治工作的大思路与社会工作的小思路相一致(大与小) |
| (一) 政治工作：维护国家稳定政治安全的大事—国计 |
| (二) 社会工作：协商解决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民生 |
| 三、疆内流动与疆内流动的不同侧重(内与外) |
| (一) 疆内流动重扶持—协商构建“嵌入式”治理格局 |
| (二) 疆外流动重服务—协商解决“新市民”利益诉求 |
| 四、基层党组织协商治疆的操作原则 |
| (一) 既要“过敏”又要“脱敏” |
| (二) 既要“扩音”又要“静音” |
| (三) 既讲技术又讲艺术 |
| 第三篇 基层党建引领协商治理的路径与前景 |
| 篇首语：探寻 |
| 第六章 基层党组织引导协商治理的经验和规律 |
| 一、纵向施力：以党建促协商,坚持“顶层设计”与“多层推进”相结合 |
| (一) 深刻认识党中央协商治理顶层设计 |
| (二) 推动地方党委制度建设,实现逐级联动 |
| (三) 提升基层党组织统合协商治理的领导力和创造力 |
| 二、横向统筹：重构“党—政—社”协同关系 |
| (一) 党委搭建协商平台,增强政府回应力 |
| (二) 党委构建协商机制,促进结构职能转变 |
| (三) 党委设计协商程序,增强公共决策合法性 |
| 三、孵化培育：增强协商治理的社会力量 |
| (一) 大力引导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职能 |
| (二) 积极倡导全民共建共治共享 |
| 四、从模式探索到制度定型,增量改革与存量优化相结合 |
| (一) 加强党的领导,理顺基层协商治理的工作机制 |
| (二) 拓展渠道,构建人民利益全覆盖的协商平台 |
| (三) 深度完善,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 |
| 第七章 探索党领导下的开放式基层民主道路 |
| 一、“一核多元”的开放式基层民主 |
| (一) “一核”有效领导“多元” |
| (二) 开放式基层民主通向共和理想 |
| 二、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构筑开放治理格局 |
| (一) 发挥政治把握能力 |
| (二) 提升社会整合功能 |
| (三) 创新工作艺术和工作方法 |
| 三、开放多元主体共商共治、协商自治 |
| (一) 协商自治—最接近民主本质的多元开放治理 |
| (二) 以开放式基层民主推进基层群众自治 |
| 结语：挑战与应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宣传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价值 |
| 二、重要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论文结构安排 |
| 五、研究方法和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概况 |
| 第一节 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起步和发展 |
| 一、土地改革后湖南农村的基本情况 |
| 二、互助组的兴起 |
| 三、举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
| 四、对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整顿 |
| 第二节 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快速完成 |
| 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全面铺开 |
|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并社升级 |
|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整顿 |
| 第三节 小结 |
| 一、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绩 |
| 二、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
| 第二章 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宣传动员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干部群众的思想 |
| 一、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畏难情绪以及急躁冒进的思想 |
| 二、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
| 三、对走农业生产的集体化道路的认识 |
| 四、农业生产中的保守思想 |
|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对农民的宣传动员 |
| 一、对农民进行思想洗礼 |
| 二、把农民组织起来为集体而生产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宣传动员的领导与组织 |
| 第一节 树立领导权：宣传机制的建立 |
| 一、湖南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完善 |
| 二、报告员、宣传员的选拔与使用 |
| 三、非党宣传网的建设 |
| 第二节 把握话语权：宣传动员的规范化 |
| 一、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文件的学习 |
| 二、发挥学习站、宣传员传授站在宣传动员中的作用 |
| 三、宣传干部训练班对宣传干部的训练与培养 |
| 第三节 扩大影响力：宣传动员的针对性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动员 |
| 二、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动员 |
| 三、建立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宣传动员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宣传动员的重点对象 |
| 第一节 对农村党员干部的宣传动员 |
| 一、农村党员干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作用 |
|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对农村党员干部的宣传动员 |
| 第二节 对农村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的宣传动员 |
| 一、对农村青年团员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宣传动员 |
|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对农村积极分子的宣传动员 |
| 第三节 对农村妇女的宣传动员 |
| 一、动员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 |
| 二、动员农村妇女加入农业合作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宣传动员的基本途径 |
| 第一节 文字的宣传动员 |
| 一、报纸、图书的宣传动员 |
| 二、标语口号的宣传动员 |
| 第二节 语音的宣传动员 |
| 一、广播的宣传动员 |
| 二、会议的宣传动员 |
| 第三节 示范性的宣传动员 |
| 一、组织工作队下乡进行建社的示范动员 |
| 二、劳动模范的典型示范效应 |
| 三、农业展览会的示范作用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宣传动员的特点、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宣传动员的特点 |
| 一、思想教育和政治、经济的强制同时并举 |
| 二、经济利益激励与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 |
| 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相互呼应 |
|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宣传动员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
|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宣传动员的历史经验 |
|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宣传动员的现实启示 |
| 第三节 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7）苏州地区“四清”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五、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四清”运动的发动 |
| 第一节 “四清”运动前的国内外形势 |
| 一、“左”倾错误加速发展 |
| 二、日益严峻的周边形势 |
| 第二节 历史与逻辑的延续：苏州地区此前的历次社教运动 |
| 第三节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和江苏省第四次党代会精神的下达 |
| 第四节 “四清”运动的酝酿：整社运动 |
| 一、形势、阶级和巩固集体经济的教育 |
| 二、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教育 |
| 三、改善经营管理的教育 |
| 小结 |
| 第二章 “小四清”运动的开展 |
| 第一节 “双十条”的下达 |
| 第二节 “小四清”的基本步骤 |
| 一、“小四清”前的准备 |
| 二、“小四清”的开展 |
| 小结 |
| 第三章 “大四清”运动的展开 |
| 第一节 “大四清”运动的前奏 |
| 一、江渭清与刘少奇的分歧 |
| 二、苏州地区相关领导的检讨 |
| 第二节 “大四清”运动的掀起 |
| 一、工作队员的集训 |
| 二、“大四清”的推开 |
| 三、有限的纠偏：《二十三条》的颁布 |
| 第三节 纳入“文革”大潮 |
| 小结 |
| 第四章 “四清”运动的评价 |
| 第一节 “四清”运动的基本特征 |
| 一、与历次社教运动相比，“四清”运动的侧重点不同 |
| 二、与其他地区相比，苏州地区并非“重灾区” |
| 第二节 “四清”运动的积极作用 |
| 一、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增长 |
| 二、改善了干部作风 |
| 第三节 “四清”运动的消极后果 |
| 一、激化了干群矛盾 |
| 二、扰乱了农村社会的政治秩序 |
| 三、助长了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
| 小结 |
| 余论 全国性运动的地方应对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着目录 |
| 附录 |
| 致谢 |
（8）临沂的“批林批孔”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 |
| 1.“批林批孔”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
| 2.“批林批孔”运动发生的原因 |
| 3.“批林批孔”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 |
| 4.“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
| 5.“批林批孔”运动中民众的因应 |
| 6.“批林批孔”运动的方式、内容 |
| 7.“批林批孔”运动的特点 |
| 8.“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3.本选题的创新之处 |
| 一、“批林批孔”运动发生的背景及原因 |
| （一）“批林批孔”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二）“批林批孔”运动发生的原因 |
| 1.“批林批孔”运动发生的历史原因 |
| 2.“批林批孔”运动发生的现实原因——江青集团的推波助澜 |
| 二、临沂“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 |
| （一）临沂“批林批孔”运动的宣传动员 |
| 1.中共中央指示的下达及宣传 |
| 2.山东省政府的动员和指导 |
| 3.临沂市的宣传、动员与执行 |
| （二）临沂人民的“批林批孔” |
| 1.“批林批孔”是个新问题，怎么搞，心里没底 |
| 2.民众对“批林批孔”存在抵触情绪 |
| 3.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畏难发愁情绪 |
| 4.“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具体工作的安排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
| 5.“批林批孔”运动中，基层干部和群众多从自身利益出发倾向于优先生产 |
| 6.运动中存在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现象 |
| 7.临沂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对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袁升平的批判 |
| 三、临沂“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形式和方法 |
| （一） 临沂“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形式 |
| 1.召开大中小型会议 |
| 2.召开大中小型的批判会 |
| 3.编写批林批孔材料 |
| 4.树立学习和批判的典型 |
| 5.搞好试点，以点带面 |
| 6.举办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展览馆 |
| 7.做好宣传发行工作 |
| 8.举办政治夜校、学习班、骨干训练班和联户学习组 |
| 9.编写批林批孔的诗歌、民歌或顺口溜 |
| （二）临沂“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方法 |
| 1.三对照，穿串批；专题学，专题批；反复学，反复批的方法 |
| 2.成立两套领导班子 |
| 3.传达中央通知与开展运动相结合的方法 |
| 4.“学”、“摆”、“批”、“改”相结合的方法 |
| 5.一学，二忆，三对照的方法 |
| 6.“文化大革命”前后对比的方法 |
| 7.培养并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
| 8.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
| 四、临沂“批林批孔”运动的内容、案例及特点 |
| （一）临沂“批林批孔”运动的内容 |
| 1.批判林彪“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
| 2.狠批林彪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潮 |
| 3.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
| 4.批判儒家的传统思想、经典语录和封建的旧风俗 |
| 5.抓革命、促生产 |
| （二）临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典型案例 |
| （三）临沂“批林批孔”运动的特点 |
| 1.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
| 2.破旧立新，移风易俗，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想 |
| 3.运动波及范围广 |
| 4.始终坚持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
| 5.放手发动群众，号召全民参与 |
| 6.为达到批判目的不惜扭曲学术事实，歪曲历史真相，曲解孔子经典语录的原意 |
| 7.运动缺乏自主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
| 8.临沂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 |
| 9.积极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 |
| 五、临沂“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 |
| （一）民主政治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政治专断愈演愈烈 |
| （二）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
| （三）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不良社会风气滋长，社会秩序更加混乱 |
| （四）临沂科教文卫事业受到严重影响 |
| （五）沂蒙精神受到冲击 |
| 六、对“批林批孔”运动的反思 |
| （一）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防止以偏概全 |
| （二）辩证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
| （三）积极营造科学、严谨的学术氛围 |
| （四）维护群众利益、获得群众支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
| （五）继续推进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 |
| （六）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延安文学中的劳动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的目标、思路与主要方法 |
| 四、研究的价值、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五、基本概念的厘定 |
| 第一章 现实与传统:劳动叙事的发生 |
| 第一节 劳动叙事生成的社会现实土壤 |
| 一、体制革新与整风运动 |
| 二、生产自救与恢复发展 |
| 第二节 劳动叙事生成的思想文化背景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劳动观 |
| 二、马克思恩格斯等的劳动观 |
| 三、中共早期及毛泽东的劳动观 |
| 第三节 劳动叙事生成的特定文学环境 |
| 一、与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政策 |
| 二、文学创作队伍的复杂构成 |
| 三、文学接受者的影响与规约 |
| 第二章 自我的重塑:劳动叙事中的形象构建 |
| 第一节 在劳动中成就自我:劳动英模形象的创构 |
| 一、从普通人到理想化的英雄模范 |
| 二、女劳动英模形象的塑造与反思 |
| 三、“成长”模式以及“相结合”模式 |
| 第二节 劳动把“鬼”变成“人”:二流子形象的塑造 |
| 一、二流子形象的类型与特征 |
| 二、二流子的沦落与劳动自新 |
| 第三节 向无产阶级劳动者靠拢: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构 |
| 一、从启蒙者到被教育、被改造者 |
| 二、小资产阶级、劳动与身份重塑 |
| 第三章 除旧更新:劳动叙事中的伦理想象 |
| 第一节 阶级化与劳动解放:劳动叙事中的经济关系 |
| 一、公平的丧失:阶级化中的东佃关系与劳资关系 |
| 二、主人翁劳动态度:新型经济关系中的劳动伦理 |
| 第二节 理想化与平面化:劳动叙事中的军民关系 |
| 一、军队生产与“双拥”运动 |
| 二、劳动搭建和谐军民关系 |
| 第三节 倾向一体化:劳动叙事中的干群关系 |
| 一、“群众路线”:中共干群关系的新方略 |
| 二、融合与隔膜:劳动视阈中的干群关系 |
| 第四节 现代色彩与政治化:劳动叙事中的家庭关系 |
| 一、动员生产与倡导“家庭和睦” |
| 二、劳动对传统婆媳关系的改写 |
| 三、劳动对其他家庭关系的重塑 |
| 第四章 明丽的主色调:劳动叙事的美学风貌 |
| 第一节 悲苦的序曲:异化劳动的审美表达 |
| 第二节 趋于“崇高”:自主劳动的审美倾向 |
| 一、劳动者身体的强健有力 |
| 二、劳动情感的激昂与愉悦 |
| 第三节 优美与温情:孙犁笔下独特的劳动美 |
| 一、孙犁创作中劳动美的发生 |
| 二、谱写质朴温情的劳动赞歌 |
| 三、理想政治与劳动美的交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建国前毛泽东与中国钢铁工业 |
| 第一节 号召争取“铁的自给” |
| 第二节 要求做好企业中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留用工作 |
| 第三节 电令鞍钢迅速恢复生产 |
| 第二章 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起步和第一个“黄金时期” |
| 第一节 决策、指导鞍钢的恢复和改扩建 |
| 一、将鞍钢作为钢铁工业建设的重点 |
| 二、指示鞍钢培养钢铁人才 |
| 三、集中全国力量支援鞍钢建设“三大工程” |
| 第二节 决策新建武钢、包钢 |
| 一、决策新建武钢 |
| 二、决策新建包钢 |
| 第三节 指导制订“一五”计划,重点建设钢铁工业 |
| 一、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制订“一五”计划 |
| 二、要求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打好基础 |
| 第四节 启发、支持“三大五中十八小” |
| 一、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
| 二、支持“三大五中十八小” |
| 第五节 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 |
| 一、提出赶超美国 |
| 二、决策十五年赶超英国 |
| 第三章 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的“三年大起” |
| 第一节 提出大力发展地方钢铁工业,十五年赶上美国 |
| 一、提出大力发展地方钢铁工业 |
| 二、肯定冶金工业部关于钢铁工业发展速度的设想 |
| 三、提出十五年赶上美国 |
| 第二节 决策钢产量翻一番,号召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 |
| 一、决策钢产量翻一番,“以钢为纲”加速工业建设 |
| 二、召开北戴河会议,号召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 |
| 第三节 发动全民大炼钢铁 |
| 一、提出七年超过美国,强调必须首先抓紧钢铁工业 |
| 二、亲临各地视察钢铁生产 |
| 三、各地大放高产“卫星” |
| 第四节 指导钢铁工业局部纠“左” |
| 一、提出压缩空气,降低1959年钢产量指标 |
| 二、号召鼓足干劲,完成1800万吨钢 |
| 三、提出要波浪式前进,确定钢产量指标降为1650万吨 |
| 四、委托陈云研究钢产量指标,将钢产量指标降到1300万吨 |
| 第五节 争取钢铁更大的“跃进” |
| 一、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倾,鼓干劲” |
| 二、提出争取二千二百万吨钢 |
| 三、支持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提出“鞍钢宪法” |
| 四、慎重提指标,注重降指标,全力保钢产 |
| 第四章 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的“两年大落”和第二个“黄金时期” |
| 第一节 降低钢铁工业发展速度 |
| 一、接受钢产量指标大幅度再降 |
| 二、赞成将1962年钢产量指标降至600万吨 |
| 三、开展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运动 |
| 第二节 提出再搞三年调整,控制钢产量指标 |
| 一、提出再搞三年调整 |
| 二、控制钢产量指标 |
| 第三节 初步展开钢铁工业的三线建设 |
| 一、提出重建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 |
| 二、督促、指导攀枝花和酒泉钢铁基地建设 |
| 三、支持小三线搞小钢铁厂 |
| 第五章 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十年徘徊 |
| 第一节 钢铁工业战线遭到严重破坏 |
| 一、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矿企业 |
| 二、支持、号召夺权 |
| 三、清理阶级队伍 |
| 四、制止武斗 |
| 第二节 钢铁工业的恢复与发展 |
| 一、提出、推动落实政策,引导“文化大革命”向结束的方向发展 |
| 二、掀起备战高潮,反对翻番 |
| 三、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 |
| 第三节 钢铁工业战线再遭破坏 |
| 一、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
| 二、支持全面整顿 |
| 三、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
| 第六章 评价与总结 |
| 第一节 对毛泽东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评价 |
| 第二节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的经验和启示 |
| 一、高度重视和致力发展钢铁工业 |
| 二、从实际出发,制定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战略 |
| 三、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中国钢铁工业发展道路 |
| 四、科技领先,大力汇聚钢铁工业技术力量,努力推动钢铁工业技术进步 |
| 五、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
| 六、必须注重综合平衡,切忌急躁冒进 |
| 七、必须改革、改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出席全区地县级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座谈会代表交流经验畅谈打算（论文参考文献）
- [1]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关键环节探究 ——基于江西三地的田野研究[D]. 黄俊宇.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从老区到新区：中共入浙南下干部研究（1948-1956）[D]. 包晨岚. 浙江大学, 2020
- [3]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理念研究[D]. 姜汪维. 中央财经大学, 2020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5]基层党组织在协商治理中的功能与定位研究[D]. 常婧.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宣传动员研究[D]. 邓世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苏州地区“四清”运动研究[D]. 董婧. 苏州大学, 2016(02)
- [8]临沂的“批林批孔”运动研究[D]. 梁忠华. 曲阜师范大学, 2016(02)
- [9]延安文学中的劳动叙事研究[D]. 宋颖慧.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4)
- [10]毛泽东与新中国钢铁工业研究[D]. 阳勇. 湘潭大学,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