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依旧升起》与《了不起的盖茨比》叙事手法比较研究

一、《太阳依旧升起》和《伟大的盖茨比》叙事技巧比较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彭佳琪^[1]（2021）在《电影单叙事、双叙事与多叙事 ——关于电影叙事效果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艺术叙事作为生活叙事的一种延续,是对生活叙事的“典型化”。生活中每个人都处于线性时间之中,时间性是叙事的必然本性。个人生活的线性化相互交织形成复杂、无限多重的社会叙事,只不过这种复杂的生活叙事并不能直接为艺术所用。社会生活的容量无限,但艺术叙事的容量却极为有限。另外,生活叙事的杂乱无序,很难让人去理解、把握,更遑论审美。艺术的意义与价值在此时得以体现,对生活叙事的筛选、提炼、典型化、想象乃至幻想,使艺术叙事产生了重要审美价值。被称为“第七艺术”的电影诞生于文学和戏剧之后。受前辈艺术影响,在电影发展历史过程中,对叙事方式的探讨始终存在,如严格按照时间和因果逻辑推进情节的线性叙事,因福斯特提出扁平人物进而引发探讨的扁平叙事,由巴赫金提出复调小说而推演出的复调叙事,以及20世纪80年代活跃于银幕的复合叙事等。近些年,学者们又根据故事对时间的态度进一步提出了单线线性叙事、复线线性叙事、非线性叙事、反线性叙事等,在非线性叙事中又细化出若干类型,如网状叙事、环形叙事、多段叙事、数据库叙事等。这些叙事方式的界定各不相同,没有明确分类。出于对电影叙事问题研究一致性考虑,本文将这些叙事分别归纳为单叙事、双叙事和多叙事。单叙事是具有单线叙事倾向的叙事模式,包括线性叙事;双叙事从属于多叙事,但因为其在多叙事中比重较大,因此单独列出讨论,包括双线索叙事、两段式叙事以及双视角叙事;多叙事则囊括了非线性叙事中三条或三条线索以上的叙事模式和反线性叙事模式。电影诞生至今有一百二十多年时间,在初创阶段,电影单纯地记录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当镜头单纯的记录无法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时,一些电影创作者尝试从经典文学作品或戏剧作品中取材,于是改编成为连接电影与前辈艺术的纽带。电影改编依附于文学作品,是将人物、人物关系、主要情节和其他保留因素,以声画组合的方式在影像媒体上进行的再创作。改编不是电影对文学作品的“直译”,在由文字转化为电影语言时,需要关注到由于文本叙事与电影叙事媒介属性的差异而给予读者和观众自我建构空间的不同。不可否认,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便携有迷人的艺术基因。从单个镜头下的片段纪录,到无意中出现的剪辑,再到经由剪辑呈现在银幕上的长片,电影叙事伴随着电影的发展而多变,让人充满探索欲。在电影叙事的发展中,最先出现且至今占据主导地位的叙事方式是单叙事,好莱坞的大多数影片都采用了这种叙事模式。单叙事并非绝对的单一叙事或线性叙事,而是一种单叙事倾向。随着电影的发展,电影创作者在叙事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不同倾向,电影内容的主导关系也由此发生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胶片的发展,电影的物理叙事容量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带来对于电影叙事模式的更多探索。双叙事倾向电影比单叙事倾向电影复杂,使得观众从接受相对单纯的叙事倾向作品提升到可以应对和欣赏情节相对复杂的双叙事电影的高度。在电影自身的发展中,电影创作者既需要把故事讲述清楚,同时还要注意把故事讲述丰满。在信息纵横交错传播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能体会到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五十多年前所提出的预言式观点的正确:媒介即是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网状的、立体的,因此展现在受众面前的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都不再是平面的、单一的,信道的多元使得受众眼中的世界变得饱满起来,电影叙事手法随之悄然改变。然而无论是单叙事倾向故事,还是多重线索故事,都无法单独负起电影的多样审美任务。在单叙事中强化人物和叙事节奏,在多重叙事中建构主题、展现心理及情感的复杂性,这本身即是电影叙事发展的“历史必然”。与单叙事相对清晰、稳定的情节结构倾向不同,双叙事与多叙事倾向电影在电影实践中充当了“破冰船”,用一次又一次的电影实验摸索电影叙事的边界,不断扩大电影叙事的空间,变文字叙事之不可能为镜头叙事之可能。但是,在多叙事的电影实践中需要注意把握好多叙事的“度”。一方面是因为,电影叙事是有边界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把握不好多叙事的“边界”,那么极易造成电影叙事的困难,甚至形成电影审美灾难。从最基本的生理和心理角度来说,娱乐消遣永远是人类必不可少的需求,从这一级需求来看,电影观众的审美边界是模糊的。从较高一级来看观众对电影的喜爱,则是更高的精神需求——艺术美感享受。在自我实现的审美需要下,电影观众的审美边界由于欣赏主体先在感知结构的不同而逐渐清晰明确。采用了多叙事模式、带有实验性质的电影在推动电影发展时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但这种探索往往意味着高淘汰率。电影中表现性叙事与纪实性叙事的比重、影片包含的隐喻性符号与导演风格化倾向的体现,往往会帮助电影创作者在单叙事、双叙事或多叙事模式中做出相应选择。根据创作目的、作品主题与受众特征选择合适的叙事模式,将赋予电影作品更多内涵和价值。对电影单叙事、双叙事与多叙事模式的探究,实则是对不同电影叙事模式阈值的探究,它既是电影审美与接受的“安全范围”,也意味着叙事破界的可能性。总而言之,电影有类型之分,有叙事方式之分,有逻辑是否自洽之分,有能否引发共鸣唤起思考之分,但或许永远不会、不应有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评价之分。无论选择单叙事、双叙事还是多叙事模式,在电影故事吸引人的前提下去探索叙事边界,让观众持续保持期待,或许更有意义。

杜文悦^[2]（2021）在《现代小说叙述视角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叙事是和人类的历史同时开始的,然而对叙事的系统研究在20世纪才真正展开。传统小说理论重视道德教化,小说往往充当宗教、神学的婢女,直到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者福楼拜和詹姆斯将小说视为一种自足的艺术有机体,把注意力转向了小说技巧,尤其是叙述视点的运用,一种过于倚赖意识形态功能的理论风气才开始得到改变。近一个世纪以来,视角一直是小说叙事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虽然这些研究颇多新见,但在操作中又使人深感其局限性很大。作为话语层面的人称并不能用来区别视角,但传统的视角分类大都采用了人称—叙述者的标准,即划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第二人叙述视角和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这种对人称—视角的重视以及对“全知”视角的全能性的迷信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也忽视了小说叙述视角的技巧。本文在经典叙事学、叙事修辞学、后经典叙事学和解构主义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现象学、绘画和摄影艺术,贯之中西方经典作品讨论现代小说的叙述视角,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主要阐述国内外叙述视角的研究理论。首先对现代小说的概念进行界定,并从外延与内部两方面对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进行廓清,前者主要关注现代小说流派,后者讨论作者的介入和叙述时间的空间化两方面;其次在叙述视角的概念之外,从感知与叙述之争对现代小说的叙述视角进行界定,在宏观上为下文的展开奠定基础。第二部分从叙述距离对现代小说叙述视角类型进行划分。把握感知者与叙述者关系的同时,关注聚焦者与聚焦对象的关系以及聚焦者相对于故事的位置,从叙述距离上将现代小说叙述视角类型划分为三类:特权视角、戏剧性叙述视角和角色—叙述视角。特权视角作为全知视角的一种补充或更新,现代小说中,没有真正的全知叙述,特权视角取缔了全知视角。特权视角在叙述距离上总是外在于故事原子,它是先验视角,同样,戏剧性叙述视角也是外在的、先验的视角。戏剧性叙述视角来自摄像话语,它与客观具有一定距离,但又无限接近于客观,也正因此,这一视角下的焦点是缺席的。真正进入到故事原子之内的视角是角色—叙述视角,角色—叙述视角之下现象是在场的,从现象学写作的观念看,从詹姆斯、普鲁斯特到贝克特,这一视角技巧的发展是一个从知觉、无意识和存在的在场到存在的消解在场的过程。我国作家在对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学习中也开始重视视角的运用,并有意使用一种异常的角色—叙述视角,其中,在传统文化重力的影响下,死者视角的表现尤为突出。第三部分从叙述距离、视域变化和视角转换频率等方面对视角间的转换路径进行考察。这一部分包括多重平行视角转换、门槛视角转换和其他视角间的转换。多重平行视角的转换指角色—叙述视角之间的转换,门槛视角发生在特权视角或戏剧性叙述视角与角色—叙述视角的转换之间,其他的转换主要指特权视角与戏剧性叙述视角之间的转换,此外,托尔斯泰扩大了叙述视角的意义范围,他对特权视角的运用提供了一个透视行动的角度。第四部分从查特曼与布思等人为代表的叙事修辞学、经典与后经典小说修辞学的观点出发,探讨现代小说叙述视角的美学修辞。主要涉及到反讽和阅读的在场,所采用的修辞术语既是经典的批评词汇,也代表了从读者角度出发的朴素阅读情感。对反讽的讨论包括反讽叙述者和反讽式认同,二者分别代表了叙述者与读者的立场,而阅读的在场不仅涉及来自文本的对话——叙述者在其中孜孜不倦赋予“你”以多义指称,还涉及到“现在进行时”的写作,这一“后现代”的写作方式中,作者借元叙述寻求着虚构的确定性。

刘力钰^[3]（2020）在《新闻事件改编电影研究（2000-2019） ——以舆论扩散与引导机制为视角》文中认为现如今,电影已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新闻也与每一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二者看似毫无交集,但却又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根据新闻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使新闻和电影实现了跨界的融合,成为电影界的蔚为大观,新闻事件改编电影也因此成为了必然趋势,不仅如此,一部成功的新闻事件改编电影还具有其舆论价值,新闻与电影互动,引发了受众对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思考,能够起到一定的社会效应,甚至为推动社会制度完善起到至关作用,新闻事件改编电影因其真实性与直观性等特征,比普通电影更易引发舆论效应,为此也愈发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一系列社会效应,鉴于此原因,本论文中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基于社会新闻热点事件,被艺术化手法改编而成的电影作品,其中所产生的社会舆论效应。本文旨在探讨、研究和总结新闻事件改编电影如何产生社会舆论效应、产生了怎样的社会舆论效应,以及如何引导舆论。以相关的舆情、媒体评论报道以及网民的呼声等真实有效的数据为理论依据,结合具体的电影个案进行分析,力求论证新闻事件改编电影与社会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最终得出新闻事件改编电影自2000年后开始不断发展崛起,其引发的舆论可跨越时效性不断扩张,使原始新闻事件得到二次关注,电影的“二次传播”可影响原始新闻事件的结论,并使舆论更具深广度。并且新闻事件改编电影对舆论的引导作用能够引导观众的主观意识,在舆论传播的过程中产生“沉默的螺旋”和“群体极化”等一系列效应,同时舆论的引导还能达到社会调节的目的,随着舆论的不断发酵而产生的大众情绪“共振”还可形成推动社会制度完善的“蝴蝶效应”的结论。在本文具体构架中,绪论部分主要对全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概括总结,并重点梳理关于对新闻事件改编电影和影视媒体舆论效应的研究现状;本文第一章的内容聚焦于新闻事件改编电影引发舆论的成因分析,梳理总结自1921年第一部新闻事件改编电影诞生以来直至2019年期间我国的新闻事件改编电影发展和崛起的路径,并以具体影片的文本解读为案例,分析其之所以能引发舆论,原因在于其选题层面的真实性、严肃性、贴近性等独有特征,以及分析总结其创作手法方面的成功之处——对原始新闻事件内容的补充与提炼、符合大众期待的剧情重塑、真实背景下的视觉冲击、注入灵魂与突出重点等特征;第二章主要分析新闻事件改编电影的舆论扩散过程,围绕时效性和局限性等方面对比新闻和新闻事件改编电影引发舆论的效果,并结合相关的舆情数据分析新闻事件改编电影如何在“N极传播理论”下进行舆论扩散的过程,论证新闻事件改编电影不受新闻时效性的制约,可使原始新闻事件产生二次舆论,并引发舆论话题的变形,使舆论更全面立体,更具深度和广度;第三章主要通过新闻事件改编电影的议程设置和网络媒介的二次引导来分析新闻事件改编电影对舆论、观众对该新闻事件的态度产生的引导作用,以及网络媒介对该新闻事件改编电影的分析报道又对舆论和观众的主观意识产生了二次引导作用;最后总结新闻事件改编电影引发舆论的成功之处在于选题的敏锐视角,选取热点新闻和贴近群众利益的事件,在创作过程中引发观众的代入感,加入煽动感情的剧情冲突以及爱国主义色彩的基调,其失败之处在于选题层面过窄、剧情枯燥单调、内容创作脱离现实以及本末倒置等归因,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并提出在未来发展方面还需吸取获得成功的新闻事件改编电影的宝贵经验和不断探索转型的指导性建议。

曹忠^[4]（2020）在《文化语境下的文字与光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文学改编电影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视觉文化滥觞的当下时代,文学改编电影已经成为整个社会需要去关注并富有探讨意义的话题。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文学改编电影始终与时代文化紧密相连,捕捉时代的变化,记录社会的变迁,展现生活的万千气象,在每个时期都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风格与鲜明的时代印记。因此,从文化语境层面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改编电影进行研究,就找到了这四十余年来中国内地文学改编电影发展的文化根脉与灵魂。同时,对这一时期文学改编电影的审视,也对我们梳理这一时期文学改编电影的规律和问题,廓清文化语境在文学改编电影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起到了积极作用。论文除了绪论、参考文献、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致谢和附录外,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从精英文化语境出发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改编电影进行论述。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文学改编电影凸显着鲜明的精英文化意识。不仅精英群体取代革命英雄和“工农兵”群体成为荧幕展现的主体,而且精英文化语境下人性的复归使爱情与青春题材成为改编热门。而文化寻根思潮下的乡土地域也成为导演们热衷表达的影像空间,这一时期的电影人还在启蒙思潮召唤下将“五四”时期的经典文学文本改编为影像。而这时期政治语境从未在影视领域离去,它的力量通过一大批“主旋律”改编电影或明或暗的显现出来。第二章主要论述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影响下的文学改编电影。论文指出,大众文化的流行,使得这时期的文学改编电影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审美与边缘群体展示;在90年代乡土文化转向都市文化后,都市少男少女的青春迷惘与小市民的都市空间焦虑成为电影表达的重点;在市场倒逼之下,这时期的文学改编电影都打上了深刻的商业文化烙印。第三章从多元文化语境角度来论述文学改编电影。21世纪以来,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文学改编电影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形态:一是基于后现代文化的文学改编电影呈现出颠覆权威、远离崇高和戏仿历史的影像风格。二是文学改编电影中出现了大批仿制“好莱坞”大片风格的华语改编大片。三是网络文化的勃兴促使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四是消费文化的流行,使这一时期电影导演在改编过程中,不断迎合观众审美需求。第四章主要是立足理论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电影改编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再审视。这一章共有两节,第一节主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改编电影过程中文字与影像两种不同媒介的媒介偏重。第二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地文学改编电影的地域空间美学流变进行分析。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次从文化语境视角全方位地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的文学改编电影进行考察和研究,不仅从文化的宏观层面系统连贯地对这四十余年文学改编电影的历史架构和改编过程进行把握。而且还从微观文化层面针对每一时期改编中体现出的文化美学进行详细而具体的解读与分析,并在总结改编经验与成就的基础上,为中国内地当前和未来的文学改编电影提供改编参考与借鉴。

秦旭红^[5]（2020）在《“地海传奇”的叙事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美国当代着名的科幻、奇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古恩一生笔耕不辍,着作等身。她的作品内容涉及广泛,内涵深刻,将这个时代的幻想小说提升到严肃文学的高度。其中,“地海传奇”更使她与J.R.R.托尔金、C.S.刘易斯比肩,成为奇幻文学的“三巨头”之一。“地海传奇”历时31年完结,是厄休拉·勒古恩最具代表性的系列作品之一。本文立足文本,从叙事学角度出发探讨作品的叙事策略及作者的创作态度。第一章运用人物叙事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史诗英雄形象的建构和消解进行分析,来探讨“地海传奇”中不同人物形象带来的叙事效果。第二章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相关理论,结合社会历史背景,着重探讨“地海传奇”的叙事视角从传统男性视角向女性主义视角转变的表现。第三章运用空间叙事的相关理论,以故事按线性发展为前提,对“地海传奇”的叙事空间如何由“全景化”状态向“碎片化”状态转变进行分析。本文在跨学科视角的观照下,对作者体现在作品叙事策略背后的创作态度进行总结:首先,作者在关注女性的同时重新审视男性;其次,作者没有停止对人的本质的思考;最后,作者更加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本文拟通过该研究,重新审视“地海传奇”在厄休拉·勒古恩整体创作中的地位。

张银霞^[6]（2019）在《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南方地理空间与政治想象》文中指出文学叙事中的地理空间是一种包含了主观情感体验的构成要素,它与社会的深层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有着密切关联。非裔美国文学呈现出突出的地理书写现象,不同时期的作品有着符合各自时代特点的地理景观。作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非裔作家,托尼.莫里森的文学世界中充满了对美国南部的想象与书写,这种书写与早期非裔文学中逃离南方的地理叙事不同,南方被象征性地塑造为美国黑人文化的贮留地并对黑人群体的身份等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莫里森的南部地理空间书写修正和补充了白人文学对南方地理空间的想象性呈现,集中展现了作家对黑人群体的历史遭遇及其当代困境的思考。莫里森早期小说滋养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历史文化环境,作品将南方地理空间和黑人青年的身体实践与种族身份建构联系起来,造成一种深刻的文化“体验”。《秀拉》中匹斯家三代女性通过个人身体实践打破了界域化空间梅德林的深层权力结构,从不同层面完成了女性的主体性建构。《所罗门之歌》中生活于北方都市的黑人青年由于阶级的变化致使其种族身份和价值观失落,后通过深入南方腹地获得民族文化认同。南方乡村保留了非洲和美洲“在场”的诸多痕迹,虽然闭塞而落后,但完整而鲜活的非裔美国传统文化使该地绽放出勃勃生机。它被象征性地塑造为非裔美国人的精神家园,这为此后的南方地理空间叙事定下基调。“历史三部曲”主要以记忆为手段再现了美国内战前后和南部重建时期非裔美国人获得自由及建立家园的种种努力。《宠儿》中人物对南部种植园“甜蜜之家”的记忆重访确证了他们曾经的奴隶身份,鬼魂则打通了生死界限,将过去带入现在,持续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林间空地”仪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黑人的群体性创伤,但真正的自由之路依旧漫长。叙事揭示出,只有直面奴隶制的伤痛记忆,黑人群体才能够获得某种解放。《天堂》展示了非裔美国人建立家园的渴望及其在南部的种种乌托邦实验。黑文是一个位于西南腹地的封闭黑人村镇,它维持了短暂的前现社会模式;其后继者鲁比卷入了现代化进程,突出的肤色政治和代际转换造成了城镇传统的瓦解;女修道院则提供了一个种族平等融合的政治样板,它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作家关于黑人理想家园的政治设想。20世纪末,全球化现象和民族主义勃兴的背后是经济繁荣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宽松,这造成了政治及文化的多元化面貌,文学创作题材进一步得到拓展。莫里森对该现象的关注散见于她不同时期的创作,作品可以被看作是“超越南方”的文学叙事。《柏油娃娃》着重强调了流动的地域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主人公经历了文化身份的错位、重建,南方小镇也无法改变她“局外人”的命运,最终远赴欧洲,走向身份漫游。《恩惠》出版于奥巴马就职前,小说回溯了美州被殖民时期弗吉尼亚的种族景观并展现了种族主义生产过程。白人移民从欧洲“弃儿”摇身一变成为美洲“主人”,印第安人则成为“本土的背井离乡者”,非洲黑人奴隶被“他者化”。与此相应的法律同时产生,造成了美洲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问题。两部小说依旧涉及到南方地域,同时延续了《所罗门之歌》确立的关于南方想象的基调,但叙事显然超越了对地域本身的执着而趋向更宏大的时代命题。与南方乡村相对的是北方都市,它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莫里森小说中关于都市的引入体现了作家对都市黑人命运的关注。美国黑人的两次移民潮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进入北方城市的黑人面临着价值观的断裂,《爵士乐》再现了这一历史境遇。一方面,以黑人布鲁斯为灵魂的爵士乐融合了突出的时代精神,被塑造成充满情欲面貌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黑人群体的南方经验又赋予了这种艺术形式以严肃而忧伤的美学特质,都市黑人通过它来弥合上述断裂。《家》以战争和种族迫害为题材展现了 20世纪50年代黑人的命运。受到战争创伤和种族迫害的主人公通过南归实现了创伤疗治和自我重塑。南部乡村再次被塑造为当代黑人获得文化救赎的乌托邦。无论是《爵士乐》中对南方乡村的记忆与回望,还是《家》中的返乡,都体现出黑人面对现代社会困境时的一种姿态——回到象征性的南方以获得救赎。可以说,这种地域构想是作家对现代性反思后的选择,也是对早期创作的某种回归。莫里森关于南方的想象性塑造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诉求,它始终与黑人群体的境遇密切相关。虚构的南方一方面用于安放他们在美洲南部的历史,使他们在被压抑的“在场”中获得某种历史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南方被象征性地塑造为非裔美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是他们处理当下困境和未来获得多种政治可能性的文化基础。

于健^[7]（2019）在《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文中认为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叶美国重要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化活动家。他的一生创作有中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近百部,此外还发表有自传、回忆录、游记等多部。他的小说创作是他的主要文学成就,铸成了他的文学大师身份,并历来以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主题和深刻的文化意蕴着称于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包括福克纳、海明威、T.S.艾略特在内的诸多美国作家和评论家都曾高度评价他的小说创作,认定他的创作在美国文学传统中所占的奠基地位及对后世美国文学的重大影响。他们的评价引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着名作家、评论家对吐温的小说创作做出如此评价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什么是吐温小说艺术中具有持久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吐温的小说世界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对于说明小说艺术规律具有怎么的意义?鉴于诸多评论家也曾刻意强调他的创作所具有的意象化特征,我们很自然地将目光集中到了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上。我们发现马克·吐温的小说意象在美国民族文学传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这也意味着,他的小说创作所包含的意象描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种价值无论对于吐温在美国民族文学史上占有的位置,还是对于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美国文学地位的确立,以及世界文学总体形态的构成,都有成立的理由。同时,这种意象描写不仅在和同时代美国其他作家的对比上,而且在和世界文学史上相当普遍的小说艺术创作的对比上,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个性化和体系化的特点。针对这种情况,本论文将研究重点确定为吐温各体小说（长篇小说为主,中、短篇小说为辅）包含的意象描写,考察和研究其小说意象产生的成因、特征、艺术技巧,以及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兼及他的小说意象对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做出的美学贡献。期望对其意象创造的经验做出客观的考察和理论性的总结,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经典的范例和有益的借鉴。研究吐温小说的意象,就必然依靠对于意象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本文依据中国古典意象观念,借助中国历代主要意象理论,形成阐述吐温小说意象的理论视角,据此对马克·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加以考察阐释,以便深入挖掘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的深层含义以及个人化的形式技巧,探索到推动马克·吐温创作的动力性因素,即马克·吐温的个人经历和人格特质中推动他进行艺术创造的因素,以及美国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创立美国民族文学的历史要求。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为了解决学术研究的前提问题,本文在第一章中便对涉及到的若干重要概念做一简要的说明。这些概念包括意象、核心意象、象征型艺术,以及中国传统意象理论观念。在梳理概念范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传统中形成的意象概念和西方国家的意象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差别。西方社会在古代时期对意象很少探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主要从戏剧形象,即演员的扮演形式和装束方面,关注到这一艺术因素。在古罗马抒情诗人那里,尽管描绘到众多意象诸如自然山川和诸神象征,但也没有达到近代以来对于象征方法的热衷程度;在中国,则呈现出另一趋势。早在《诗经》《楚辞》形成的时代,诗人就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和象以及辞的对应关系。特别是老庄一派哲学伦理学,对中国古代的意象观念发生了深刻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运用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象理论对吐温小说意象进行分析阐述时,既考虑到中外意象观念的差别,又侧重利用了两者的一致之处,使文本的分析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次,为了探讨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个人成因,本文对促成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社会和个人成因进行了分析阐述,特别是对具有直接作用意义的吐温个人性格特征做了比较细致的总结概括。为此,本文在同是基础部分的第二章,对马克·吐温生活的时代生活和美国社会基本状况做了一般性说明,对吐温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观念乃至一般性格心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论证,目的是要揭示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如何相互作用,并同时对吐温的小说意象的产生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再次,马克·吐温小说意象艺术的构成。这部分是在初步整理吐温的小说意象描写的分布、类型、呈现方式、基本构造后,对若干具有重大意义的意象所做的尽可能全备的分析论证。这部分内容属于本文的重心所在,分别由第三、第四、第五章加以展开。其目的是将把吐温小说的意象体系从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背景中分离出来,以便单独就其审美内涵和象征意义加以分析论证。具体做法是研究其内部构造,审美机能,以及具有持久认同作用的审美含义和审美题旨,并根据其意象描写的实际成果,将自然意象、人物意象、民族国家意象分别予以讨论,对其中包含的自然观、人性观、以及包括道德和宗教观在内的民族国家意识等核心内容予以分析论证。最后,在全文的结论部分,对吐温小说意象的审美风格特征、文学史地位、艺术经验价值等问题做一简要总结。这部分是综合以上研究所形成的佐证,对其意象体系进行具体的美学风格和艺术内容的总结,目的是在总体风格上得出意象艺术的规律认识和相关结论,以便论证该意象体系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意象艺术贡献和地位,表明支撑马克·吐温小说艺术的审美价值的核心性要素的美学地位。

赵越^[8]（2019）在《对宏大叙事创造性消解与多元重建 ——《伊甸之东》叙事范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伊甸之东》于1952年出版,是美国现代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创作后期的一部重要长篇家世小说,描写了在美国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大背景下,特拉斯克和汉密尔顿两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沉浮。该作品象征主义手法和现实主义手法交替应用,形象展现了渺小的人类与宏大历史现实的对比,力图体现人类善良与邪恶的斗争,传递着约翰·斯坦贝克的善恶观和人的自我选择意识。斯坦贝克在《伊甸之东》中对宏大叙事进行了创造性消解,并积极致力于一种现代多元叙事范式的建立。本文将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细致分析人物性格与主题处理,结合斯坦贝克的文学风格和创作原则,把握文学时代背景,分析《伊甸之东》对于宏大叙事的创造性消解以及对现代多元叙事的新重建。论文的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从战争、爱情、美国梦三方面阐释《伊甸之东》文本对宏大叙事的创造性消解。第二章通过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分析,指出其救赎主题、心灵成长主题、生态主题和叙事视角等多个角度的叙事重建。第三章深入探讨作品中蕴含的自由与爱的主题,指出《伊甸之东》的聚合性。第四章重新回到作家作品所在的时代,阐发《伊甸之东》叙事艺术探索的背景与意义。

徐媛媛^[9]（2019）在《菲茨杰拉德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 ——以四部作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是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经典作家之一。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如史诗般辉煌,他与海明威齐名,同为“迷惘的一代”的成员。20世纪20、30年代是作家集中创作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他一共发表了5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1部散文集,此外,还留下了不少诗歌、剧本和大量书信。他的作品深刻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的整体风貌和时代精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他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言人。菲茨杰拉德一直将“美国梦”和“美国梦想家”作为他毕生创作的主题,表现了20世纪初期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的变化,并将此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他也被后人冠以“爵士时代”桂冠的诗人,以及优秀的“编年史家”称号。国外对于菲茨杰拉德作品的研究起步较早,几乎是和他的创作同步,随着国外批评界对菲茨杰拉德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外学者在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围等方面进行了拓展。相比我国而言,对于菲茨杰拉德文学作品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从美国梦、悲剧意识和象征问题上进行探讨,对于其他方面,如作品中所展现的艺术风格和叙事手法等方面相对较少,更是疏于对伦理道德的审慎思考。尤其是作品中涉及的有关财富、社会习俗、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虚荣、性爱、婚姻等相关内容,反映出作家对伦理道德方面的关注与思考。菲茨杰拉德在作品中做出了大量对美国社会伦理道德以及文化习俗方面的揭示,表现出作家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以及个人与自我之间价值冲突的深入思考。我们看到,菲茨杰拉德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化作创作的源泉,不断地滋养着他的灵感,不仅真实地记录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的状态,还体现出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基于此,本论文将运用文本细读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对菲茨杰拉德的创作观和小说作品进行内部研究,同时结合美国的社会历史环境、文化习俗、精神价值观念等变革转型时期的诸多特征进行外部研究,深入探讨菲茨杰拉德的伦理取向和思想内涵,进而揭示在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蚀下,20世纪初期的人们在精神、道德上的异化以及物质对人性的扭曲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但同时这个时代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受到了全面的动摇和冲击。小说《人间天堂》是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也是让他登上美国文坛,成为他那一代人的杰出代言人。菲茨杰拉德在这部小说中探讨了对战后青年一代成长的关注,作品所表现出青年一代目空一切的反叛精神,在年轻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共鸣。通过对艾莫里成长过程中的困惑分析,意在旨明青年一代在人生道路上如何避免虚妄幻想进而走向成熟。《漂亮冤家》是作家的第二部长篇力作。这部小说的出版让菲茨杰拉德的知名度和经济收入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高。虽然此时的菲茨杰拉德还在品尝着成功带给他的喜悦,但他已深知自己不会再有幸福可言了,他开始意识到在如此绚烂多彩的背后埋藏着的是一系列灾难。因此,从这部作品开始菲茨杰拉德开始用一种严肃的道德准则和伦理标准来审视生活,剖析金钱和财富对人精神的扭曲作用。该作品向人们展示了菲茨杰拉德对失败、悲剧的理解,以及对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的忧患意识,同时向人们呼吁不要放弃对道德理想和道德榜样的积极追求。《了不起的盖茨比》堪称是菲茨杰拉德最优秀的一部小说,也是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都臻于成熟的典型标志。小说以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手法,深刻批判了“美国梦”的实质,谴责了道德沦丧、腐败之风盛行的美国社会,反映出菲茨杰拉德对美国社会伦理秩序失衡问题的关注。通过对盖茨比伦理身份的错位、伦理困惑的表现、伦理困境的选择以及造成困境的成因等方面的详细阐述和评析,试图说明作品背后暗含的伦理危机,同时唤醒对道德力量和伦理秩序回归的呼吁。小说《夜色温柔》是菲茨杰拉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继《了不起的盖茨比》之后创作的更具有思想深度和历史意义的一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菲茨杰拉德处理的题材依然是对“美国梦想”实质问题的分析,但相比于盖茨比,迪克的理想则更加真实而具体,他所处的环境也更加复杂和险恶,因此结局也更加悲剧。通过对家庭矛盾背后的伦理两难及其情感纠葛的分析,反映出这一时期菲茨杰拉德对爱情、婚姻和家庭方面的关注,以及为代际关系的调和与平衡提供一定参考。除以上作品分析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作品中叙事与伦理的互动关系以及印象主义创作手法在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体现。通过利用不断变换的聚焦模式,表达出人物特定的伦理立场和伦理取向,从而加深对人物印象的效果。本文从形式到内容,深入考察了菲茨杰拉德小说的伦理思想和伦理内涵。菲茨杰拉德是一位有着严肃道德感和伦理准则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暗含了他对人物的伦理意识与伦理诉求,也正因如此,他笔下的人物才会那样栩栩如生感人至深。就严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生存空间来说,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仍有其值得借鉴和研究的价值。

林辰^[10]（2018）在《论T.S.艾略特戏剧的仪式化》文中认为T.S.艾略特的戏剧呈现了突出的仪式化特点。在戏剧表现形式上,他借用了与原始仪式有密切联系的人类早期戏剧形式（如古希腊戏剧、中世纪基督教戏剧）和仍旧保留着原始仪式的当今艺术门类（如非洲黑人艺术、日本能剧）,从中汲取了戏剧表演手段和素材,如戏剧台词的韵律节奏与俚语、戏剧表演道具等等。而在戏剧内部结构上,艾略特借用了弗雷泽在《金枝》中所提出的植物神崇拜仪式中的“生-死-重生”模式和康福德在《古希腊喜剧起源》中所提出模拟原始植物神崇拜仪式的“阿里斯多芬式”结构。其戏剧仪式化同时也呈现出“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复合特征。一方面,“面向过去”,关注原始社会、仪式及其在后代艺术形式中的残存,如黑人艺术、日本能剧、古希腊戏剧;另一方面则将着眼点放置到当今文坛,关注现代艺术的最新流变。艾略特的仪式化理论的理论来源广泛。首先,应归因于其早期的哲学学习和思考,他在辨析和吸收了柏格森主义、实用主义和绝对唯心主义之后,最终倾向于布莱德利的“直接经验”理论,认为这一理论能够最终解决困扰他已久的真理之路的问题。而布莱德利的“直接经验”理论直接导向了非西方现代逻辑的原始思维阶段。接着,艾略特追随涂尔干和布留尔的“集体表象”理论,最终确立了他对原始思维和仪式的基本认识。而在如何将这一基本认识运用到文学创作这方面,艾略特借鉴了弗雷泽的植物神崇拜仪式的基本框架,以及剑桥学派所讨论的仪式在文学,特别是戏剧中的实践范例,最终确定了其戏剧仪式化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艾略特确立了自己的仪式化戏剧理论。首先,其理论建构基于对当代戏剧,他反对当代盛行的自然主义戏剧,认为当代戏剧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传统。其次,艾略特分别从内在结构、语言和人物设置三方面归纳了仪式化戏剧的要素。最后,艾略特将戏剧仪式化的目的归结为艺术价值和社会功能的结合。

二、《太阳依旧升起》和《伟大的盖茨比》叙事技巧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太阳依旧升起》和《伟大的盖茨比》叙事技巧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电影单叙事、双叙事与多叙事 ——关于电影叙事效果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现代小说叙述视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闻事件改编电影研究（2000-2019） ——以舆论扩散与引导机制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文化语境下的文字与光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文学改编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地海传奇”的叙事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南方地理空间与政治想象（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对宏大叙事创造性消解与多元重建 ——《伊甸之东》叙事范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菲茨杰拉德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 ——以四部作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论T.S.艾略特戏剧的仪式化（论文提纲范文）

四、《太阳依旧升起》和《伟大的盖茨比》叙事技巧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电影单叙事、双叙事与多叙事 ——关于电影叙事效果的分析[D]. 彭佳琪. 吉林大学, 2021(02)
• [2]现代小说叙述视角研究[D]. 杜文悦.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3]新闻事件改编电影研究（2000-2019） ——以舆论扩散与引导机制为视角[D]. 刘力钰.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文化语境下的文字与光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文学改编电影研究[D]. 曹忠.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5]“地海传奇”的叙事策略研究[D]. 秦旭红.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6]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南方地理空间与政治想象[D]. 张银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7]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D]. 于健.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对宏大叙事创造性消解与多元重建 ——《伊甸之东》叙事范式研究[D]. 赵越. 青岛大学, 2019(02)
• [9]菲茨杰拉德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 ——以四部作品为例[D]. 徐媛媛. 吉林大学, 2019(10)
• [10]论T.S.艾略特戏剧的仪式化[D]. 林辰.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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