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温州模式”的双重任务(论文文献综述)
刘志永[1](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余倩倩[2](2019)在《长三角经济增长赶超珠三角及其原因研究(1992-2008)》文中研究说明197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先后成长为中国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个区域的发展各具特色,其苏南模式、温州模式、顺德模式,都曾受到学界的关注。关于两个地区经济实力和经济模式优劣的比较,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本文主要从这两个区域经济增速的层面,来进行比较研究。1978年至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不同时期,珠三角、长三角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也很显着。这一时期,珠三角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受益于开放政策、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等优势,率先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长三角,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兴起唤起了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增长活力,但上海由于历史包袱过重,经济增长缓慢,导致这一时期长三角在经济增长方面落后于珠三角。1992年至2000年,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时期。1992年,中央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了实现体制转轨和外向型经济发展,长三角和珠三角地方政府一方面大力推动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改革,另一方面积极实施扩大开放政策。在浦东的开发开放以及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吸引外资政策推动下,长三角经济增速显着加快,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在许多年份领先珠三角。若以1992年为起点,2000年为终点,比较这一时期两个区域的GDP年均增长率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可以发现,长三角在GDP年均增长率上稍微落后于珠三角,在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上则稍微领先于珠三角。2001年至2008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历史时期。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为长三角、珠三角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创造了机遇。这一时期,在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上,长三角先是领先于珠三角,后期长三角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曾略微落后于珠三角。但从GDP年均增长率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计算,长三角仍领先珠三角。长三角后来居上,在GDP和人均GDP增速上实现对珠三角的赶超,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一是长三角在政策上具有后发优势;二是长三角在地理区位上更具有优势,其腹地更大且经济辐射范围更广;三是长三角的工业基础更为雄厚;四是长三角的劳动力资源更为丰富,且中高端人才多。通过研究这两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资源禀赋决定了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
潘少奇[3](2015)在《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发展研究 ——以民权制冷产业集群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世界是流动的,产业转移作为国际资本流、技术流的重要载体,已经并且正在深刻改变、重塑世界经济版图。前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诸多引人瞩目的产业高地,同时也产生了飞地经济、候鸟经济、低端技术陷阱、贫困增长等一系列问题。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自东向西的国内产业转移(又称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此次产业转移为广大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区位机会窗口”。本文以“如何促进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耦合并实现集群化发展”为核心论题,研究切合经济地理学强化微观研究、定量研究的趋势,针对国家推进产业转移健康开展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文献梳理及对核心论题的理论透视,本文认为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过程中关系是基础,网络是载体,嵌入是关键。因此,融合了产业区理论、生产网络理论、嵌入理论的核心思想与理论工具,构建了以“关系-网络-嵌入”为主线,以网络-角色、嵌入-耦合、演化-升级为核心要素的综合性理论框架。以河南省民权制冷产业集群为典型案例,通过企业层面的调研和深度访谈,提取了集群内部转移企业、本地企业交互形成的经济联系网络、技术合作网络、社会交流网络;以三类网络为研究“支点”,分析了转承企业关系网络结构特征、转移企业网络角色、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双向嵌入、区域企业网络演化机理等。主要结论如下:(1)“网络”是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交互耦合的载体,也是一个有益的研究视角。产业转移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产业/企业-地域”的相互作用过程。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的经济联系、技术合作、社会交流网络是二者互动耦合的载体,二者的交互耦合可以视为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联结、地方资产与全球力量的整合。而且本文的研究实践证明,以网络为视角可以较为清晰地认识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过程的外在表象、微观机理、区域效应。(2)双向嵌入是推动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耦合的必由之路。本文尝试突破新区域主义理论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分水岭,融汇两种理论的相关工具研究全球化浪潮中的区域发展问题。基于双向嵌入框架,本文分析了案例集群中转移企业与本地企业双向嵌入的特点、过程和障碍机制。认为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主要障碍是技术错位、组织错位、地域错位;承接地企业嵌入价值链并实现转型升级的主要障碍是技术距离、社会距离以及转移企业的权力压制;承接地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低端嵌入”仅能使其实现工艺升级、产品升级,而难以获得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3)社会资本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和区域产业发展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深厚的血缘、地缘、学缘关系是部分转移企业进驻承接地的关系纽带,也是他们顺利实现地方嵌入的润滑剂。但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缺失也成为了部分转企业地方嵌入的障碍。网络成员对社会资本的过度强调也容易导致地方企业网络出现封闭性和排外性,增加区域产业出现代际锁定、关系锁定、结构锁定的风险。(4)转移企业在转承企业关系网络中的角色具有显着的异质性。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手段,按照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关系强度及属性特征-网络位置特征-权力关系特征”逐层分析,发现转移企业在转承企业关系网络中的角色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不同转移企业及同一转移企业在不同类型关系网络中的角色都可能不同。转移企业网络角色形成主要受转移企业属性特征、拓张战略、社会资本情况、企业文化、承接地环境条件等因素影响。案例研究还发现了转移企业规模与角色不对称、网络中存在外来者俱乐部和较多孤立点等需要注意的问题。(5)产业转移作用下的区域企业网络具有复杂的演化机理。该演化过程具有很强的时空情境性、路径依赖性和权变性,本地企业衍生过程、区域选择环境与社会资本、转移企业代表的外部扰动力量、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报酬递增与区域自增强机制共同决定了区域企业网络演化的进程与结果。本文的创新之处:(1)融合产业区理论、生产网络理论、嵌入理论的核心思想,构建了以“关系-网络-嵌入”为主线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该框架以网络为研究“支点”,集成了多种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可以较为清晰地认识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交互过程的外在表象、微观机理、区域效应。(2)基于经济联系、技术合作、社会交流三类转承企业关系网络,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转移企业的地方嵌入过程和网络角色,网络相似性定量测算有助于发现不同类型网络构建的相互影响。(3)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基于“关系强度及属性特征-网络位置特征-权力关系特征”辨识转移企业网络角色,方法可行,结果可信。(4)发现社会资本是部分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交互耦合的润滑剂,但对社会资本的过度强调也容易导致企业网络出现代际锁定、关系锁定和结构锁定。
王子林[4](2014)在《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章导论通过四个方面对论文进行了基本的架构说明,分别是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文献评述、研究方法与思路、可能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创新相关理论基础。研究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创新所涉及的理论很多也很复杂,在此本文不能面面俱到,只能将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涵盖进来,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私有制理论、私营企业成长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首先,私营企业在中国的成长与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私有制理论为基础的;其次,在现实的经济生活里,中国私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普遍遭遇了成长危机,此时我们应当借鉴西方世界相对成熟的企业成长理论来丰富指导实践;最后,由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坚持完全理性人、完全信息、交易成本为零等假设,使其理论与现实脱轨,无法真正有效地描述企业的运营与成长过程,因此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研究离不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与指导。第三章,中国私营企业的现实分析。这一章总结了中国私营企业当前的发展概况,分析了中国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私营企业通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逐渐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然而在中国私营企业抓住机遇不断成长的同时,也有许多曾经在商海叱咤风云的巨头在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渐渐步入困境,陷入成长危机。本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切入进行了私营企业成长障碍的制度机理分析,得出结论:从目前来看实现我国私营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决定企业成长的制度集合(包括企业内部制度结构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相容性。这里的相容性包涵了两层意思,一是指企业设计的内部制度结构与国家制定的外部制度环境是否与企业发展的现实相容;二是指决定私营企业成长的制度集合中企业内部制度结构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是否相容。其中前者的相容性决定了后者的相容性。接下来本章具体探讨了当前我国私营企业成长的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制度结构存在哪些障碍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得以攻克。第四章,中国私营企业外部制度环境变迁分析。制度环境是指影响私营企业成长所有外部制度因素的总和,这些因素由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共同支配着,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法律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与社会服务环境。其中法律环境是整个制度环境的保障,对于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来说最基本的要求有三项:立法完备、司法公正、执法严格;政治环境的构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中央政策方针的设计,二是政策的贯彻与执行;经济环境被视为是私营企业成长制度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最为关键的两个方面是金融环境与市场管理;社会服务环境的完备与否影响着私营企业成长所需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同时也会侧面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进程度,考察社会服务最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中介组织的建立,二是专业市场的发展。本章从市场和国家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梳理了市场经济制度变迁的轨迹,论述了国家对市场制度的选择行为;另一方面探讨了我国私营企业制度环境的演进历程与地方政府行为偏好对私营企业成长的影响。最后进行了我国私营企业成长制度环境的需求与供给模型分析,为私营企业制度环境创新路径的选择提供了理论导向。第五章,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结构变迁分析。首先,本章探讨了我国私营企业的产生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私营企业的制度特征以及制度特征对私营企业成长的辩证影响。其次,本章以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模式为归类单位对其成长过程中的制度变迁轨迹进行了梳理,总结探讨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企业制度结构变迁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中西部地区发展私营企业的启示。最后,本章进行了中国私营企业成长内部制度结构的需求与供给模型分析以及均衡博弈分析,为私营企业制度结构创新路径的选择提供了理论导向。第六章,美、日私营企业比较制度分析及其对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的启示。相对于我国的私营企业而言,发达国家的私营企业已经有百年的发展历史,在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它们相对成熟完善的企业制度,所以在研究我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企业制度创新的经验。本章将以美国与日本的私营企业为例,对它们的产权制度、组织制度以及管理制度进行的比较制度分析,以期得出一些对我国私营企业制度创新可行建议与有益启发。第七章,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的相容性制度集合创新路径选择。通过前几章对中国私营企业的现实分析以及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环境与制度结构变迁轨迹的梳理和发达国家间私营企业的比较制度分析可知,对于当前的中国私营企业成长来说,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决定企业成长的制度集合(包括企业内部制度结构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相容性。中国私营企业要实现健康可持续成长,就一定要在清醒认识企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企业成长的内外环境相容性制度集合创新,以解除企业成长外源性障碍的同时增强企业成长的内生动力。本章将具体探讨怎样通过制度创新来规避当前私营企业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制度结构中存在的障碍对企业成长的制约性。
倪楠[5](2013)在《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认为自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殊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式,我国确立了以重工业优先,快速赶超英、美的总体发展战略。为了进一步落实这一发展战略,国家又配套实施了以城乡分治为核心的户籍政策,因此最终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为了打破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推行了以城乡一体化为最终目标的相关政策。但从1949年建国后至今,我们也先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因此在城乡一体化总体目标下,不同时期的城乡政策根据不同的经济环境、社会发展需要和不同的社会矛盾也都表现出了不同的具体内容。1978年后,党和国家反思了前一阶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了尽快解决建国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所带来的城乡经济差距不断被拉大的现实问题,从1978年到2001年,国家推行了以城乡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我们将该时期称为城乡经济一体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该时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被打破,同时又由于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限制,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相继产生了突出的社会矛盾,最终严重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立以及城乡经济社会的进一步融合。为了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在2002年国家首次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在2020年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特别是在“十二五”规划中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列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因此我们说从2002年至今,我国已进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阶段。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已成为解决我国现阶段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战略手段,它也是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目标,这一战略的实现将有利于缩小不断拉大的城乡经济差距,有利于平衡不断失调的经济与社会关系,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更好地实现城乡融合。未来随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不断落实,其必将成为我国下一轮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必将成为不断推动发展农业产业化的有力抓手,也终将成为新时期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战略。我们认为通过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11年来发展历程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状况,有利于我们对过往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因此,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历史演进的研究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以当下特定的经济背景为视角,对我国现阶段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以此为出发点诠释了现阶段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含义、特征、性质以及易混淆的问题,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说明来描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全貌,以城乡一体化在我国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时期所表现出的不同矛盾以及党和国家不同的应对政策作为划分依据,将我国城乡政策的演进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城乡对立阶段(1949——1977),城乡经济一体化阶段(1978——2001)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阶段(2002——2020)。我们通过对前两个阶段的研究、评价和背景介绍来说明现阶段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产生的原因、背景以及现实依据。总结了我国目前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演进的模式、动力和一般规律,进而为更好的说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在我国发展状况打下基础。论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城乡一体化从建国后在我国共表现为三个阶段:城乡对立阶段(1949——1977),它以重工业发展为战略,以赶超英美为目标,造成重工业发展畸形,农村经济严重伤害,最终致使城乡差距被拉大,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阶段(1978——2001),它以城乡经济发展为战略,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为目标,最终实现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城镇化速度得到加快,但由于各种原因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被打破,反而呈现出固化的趋势,城乡社会矛盾也逐渐显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阶段(2002——2020),它以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战略,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为目标,以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新农村建设以及相关配套措施为手段,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第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在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战略指导地位。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我国在未来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动力,是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引擎,是不断缩小城乡差距的有力保障,是城乡共享改革开放经济文化成果的前提条件。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具有长期性;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也是一个战略目标,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享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说,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城乡工作的主要任务。第三,由于地区差异和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我国不同地区实践着不同模式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分布不均,既有内陆地区又有沿海地区,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迥异的国家。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先富带动后富,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以及建国初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和制度的推动,使我国形成了东、中、西三大板块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严重不平横的格局。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由于各地区所处的位置、优势和城乡发展状况的不同,它们实践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每种方式都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且共同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曹伟[6](2013)在《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文中指出温州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区域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不仅实现了温州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为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起到了宝贵的示范作用。同样,今天的“温州困境”不仅是温州的困境,而且昭示着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的困境。从全国来看,如何克服资源要素的制约,推动人情社会向法治转变,保障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恰当作为,都是全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温州作为我国最早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地区,也最早遭遇到这些问题的挑战,非常具有典型性。因此,破解“温州困境”的意义也就超越了温州发展的区域意义,或许与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引领中国经济改革一样,具有全国性的示范价值。本文借用物理学中耦合的概念,尝试提出政企耦合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运用该框架,本文对温州模式的兴起做了重新解读。在简要梳理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点、背景与条件、成就与影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温州地方政府在温州模式兴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包括政策变通与制度创新、市场失灵中的政府规制、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等方面。研究表明,温州地方政府在政治、市场、社会诸场域中与民营企业的较好耦合是温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温州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起步时期的理性“无为”,在民营经济壮大时期的适当“有为”,迎合了政企耦合的动态性与适应性,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温州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良好的政企耦合,而温州模式困境的根源在于政企耦合畸形化。本文研究发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温州政企耦合畸形化问题日益凸显。一是政企耦合外部环境的改变:地方政府竞争加剧,温州原有体制先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耦合状态没有及时建立,大量人才和资本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温州。二是政企耦合内在基础的影响:人情社会是温州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影响政企耦合的重要因素。在计划经济时代,温州的人情社会为温州模式突破当时合法而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人情社会却成为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钳制力量。三是政企耦合主体行为的偏差:在各种条件变化之后,温州地方政府未能及时实现重新定位和职能转变以构建新的政企耦合状态,主要表现为政府法治建设缺失、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对企业政策支持和引导不力、公职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扭曲等方面。政企耦合的构建需要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有为政府。温州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政企耦合畸形化是导致产业集体外迁的主要原因。而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产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不断地构建新的政企耦合形态。古镇地方政府在政企耦合构建中的有效作为,为当地产业发展突破高水平均衡陷阱起到了关键作用。两个案例的对比分析和拓展讨论显示,政企耦合的形成需要多重力量的推动,既需要政府自身的自觉和远见,也需要来自市场和社会的压力和促进。从政企耦合的理想形态来看,地方政府既需要受到法治的约束而保证不对企业的正当权利进行侵犯,也需要积极地作为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李艳[7](2013)在《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从总体而言,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使得转型中出现许多新制度主义理论所不能涵盖的特征,本文称其为“相机抉择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适时转换;“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而生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影响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除了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外,还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中央放权改革、市场化进程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等因素。在中国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些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画卷。其中,产权制度是重中之重。依据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绩效观评价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既不符合制度绩效的一般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形式绩效与实质绩效、静态绩效与动态绩效相结合的多维绩效观取代原有的仅包含经济绩效标准的单一绩效观,并以此来评价中国体制转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绩效。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形式绩效的动态角度而言,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调整均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效率”,即其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具有相对效率与动态适应性特点。但是从形式绩效的静态角度而言,还存在产权制度与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的非耦合,以及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在实质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经济绩效显着,而公平绩效却存在很大不足。关于政府行为变迁,本文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行为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均是在自身趋利动机下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只不过对二者形成约束的目标函数和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中央政府针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主要体现在其放权行为(包括行政性放权、经济性放权、财政分权、政治放权)中。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与我国各个阶段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放权进程主要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总体而言,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呈现出中央政府主导下市场导向性特征,通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性和对市场化的适应,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的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本文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政府演化规律推导出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一般性轨迹,即地方政府行为经历从“直接介入”到“间接推动”再到“外围提供服务”三个阶段的转变。“直接介入”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和很强的资源动员、支配能力,政府行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间接推动”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与“直接接入”阶段大包大揽的政府有很大不同,政府由于客观制度环境而“被动”地从“主导者”转向“推动者”。政府充当“企业经纪人”角色,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将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从对企业的具体经济管理角色中退出。“外围提供服务”阶段的政府,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由政府经济人、企业经纪人转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助或互惠关系,这时的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管理和经营,而是致力于营造本地区更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地方政府行为特点的演化是地方政府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意识形态约束等。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既推动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行为悖论”,这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诺斯悖论”的“制度性悖论”,即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悖论更主要源于政府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主要源于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制度没有及时针对变化的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制度与行为均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在体制转型中对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构成最大约束条件的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宪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中,对个体和团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制度变迁具有刚性约束作用,因此常被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的认识。中国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等特征。同时,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效应呈从中心到边际递减趋势。并且,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模式,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肯定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滞后性的一面,如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认知时滞、发明时滞与启动时滞;无法解释产权制度变迁与分配制度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针对市场经济建立起对寻利行为合理规约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无法发挥其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功能。还体现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等。中国体制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上的适应性调整。但是,我们也要应充分认识到,在这三大领域的调整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的绩效与进程。适应性调整的未来趋向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在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在政府行为上,就是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来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行为理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来促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通过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在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就是要一方面根据主导性与包容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适应性与灵活性;有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以更好地指导与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向纵深处发展必须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入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配套改革;另一个是继续推进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适时调整,使之既能很好地对转型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又能成为体制继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指南。
刘继斌[8](2012)在《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重组与管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区域空间结构重组是任何区域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重大战略问题,区域管治是区域空间结构重组背景下的区域发展由增长极向极化区域转变的尺度管理新趋势,两者都是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区域转型发展时期研究的热点课题。本文以国家确定的探索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模式和深化对外开放新举措的政策区——长吉图区域为对象,对区域空间结构重组和管治进行研究。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论述了区域空间结构重组、区域管治理论的理论背景和长吉图区域上升为区域合作模式探索和对外开放政策区的实践背景,指出了该研究对丰富区域空间结构和区域管治研究的理论意义,对长吉图区域发展和促进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的现实意义;制定了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第二章对区域空间结构重组、区域管治概念进行了界定,辨析了区域空间结构重组与区域管治的关系;系统梳理了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要素、模式、基础理论、演变理论、理论新发展,对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已有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产业结构高级化、集聚与扩散、区域极化形态转变、产业地域分工、区域性设施建设、区域发展政策调整、区域要素优化方面提出了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规律性认识;梳理了区域管治的理论、模式,对区域管治已有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建立基于顺畅沟通的制度体系、区域协调的联合组织、地方特色的分级管治方面提出了区域管治的实施路径。第三章分析了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形成发展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政策背景基础;梳理了长吉图区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化的时空轨迹;提出了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力。第四章通过对长吉图区域现状空间结构及城镇竞争态势、区域城镇空间形态、区域城镇空间极化分析,识别了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存在的问题,即:城镇生态位与城镇化水平空间存在偏差影响着城镇化质量不高问题的解决,城镇空间形态的多中心性发育不良影响着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和区域城镇空间极化的中心城市指向性制约了区域协调发展。第五章提出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基本思路和趋势导向;从城镇空间重组、产业空间重组、生态空间重组和交通空间重组方面提出长吉图区域空间重组内容;并对长吉图区域的重要次区域——长吉一体化区域和延珲一体化区域进行细化研究。第六章从省域空间尺度、长吉图区域空间尺度、市县级空间尺度对长吉图区域空间管治进行了尺度管理研究,指出了三个空间尺度的区域性协调、发展建设指导、行政管理与服务提供管治重点;通过对已有管治模式和制度体系的对比分析,提出了两者配套的长吉图区域空间管治制度建设,并指出了不同管治体系与模式对应的区域管治内容;从区划调整与空间整合、空间分区与分级管治、区域协调与补偿机制三方面提出了长吉图区域空间管治实施安排;从区域合作模式和合作部署方面提出了区域管治的先期行动,指导长吉图区域空间管治实施。
金丹[9](2012)在《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在中国情境中的运用》文中指出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中央政府区域发展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和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五个统筹”,其中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又进一步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战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传统上,人们主要从“物质资本差异论”、“人力资本差异论”、“地理区位差异论”、“区域政策差异论”等角度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分析,较多的关注区域经济增长的硬件建设和政府服务软件政策设计上,而对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社会因素”关注不够。本文试图从社会资本培育和管理的视角,分析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文化环境对区域经济主体行为活动的影响,系统地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增长,而是关于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社会支撑系统发展的政策思路,或者说,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社会文化发育的社会政策,更多地涉及区域发展中的社会网络构建与区域经济主体之间的关联互动,力图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解构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人文社会因素。文章遵循“提出问题——建构理论框架——实证检验——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与技术路线,为解析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研究框架,全文共由九章组成。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本文的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研究目的与意义,明确文章的核心概念、研究方法,数据来源、研究的技术路线与结构安排,最后给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第一节首先对社会资本的发展脉络按时间的顺序进行整理,然后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整理;第二节对经济增长理论按其内生化的发展道路进行梳理;第三节先是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文献按时间顺序进行梳理,然后再对主要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归纳总结;第四节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文献,理清已有研究成果的脉络,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第三章为本文的一个分析框架,主要说明本文将打算如何着手来研究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一节首先分析了引入社会资本来解释区域经济增长的缘由。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能弥补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不足、是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非经济因素的探讨、是社会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二节则提出了本文的分析框架,解释了社会资本是如何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的。要了解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就需要先对社会资本的层次进行划分。本文认为,社会资本可从系统论的角度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接着在随后三部分分别论述了这三个层次的社会资本对区域企业发展、区域产业集群和区域环境优化的影响,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第四章为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本章以企业社会资本为研究视角,剖析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于企业绩效提高的积极影响。第一节笔者首先介绍了企业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分析维度。随后三节,笔者分别从企业社会资本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企业融资和公司治理三个方面论述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第五章为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中观作用机制。本章以区域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在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指出了作为社会资本重要内容的社会信任、关系网络和制度规则,在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节笔者首先介绍了产业集群的内涵、特征及分类,随后两节分别介绍了社会资本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第六章为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宏观作用机制。本章通过从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如区域社会信任、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制度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宏观作用机制。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宏观层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区域社会信任、区域社会文化和区域社会制度为区域内各主体的经济活动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区域市场环境、区域创新环境和区域制度环境,营造一个良好的信任、合作氛围。第一节从区域整体的社会环境角度研究社会资本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笔者认为,社会资本是区域社会环境的一种表征,是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环境优劣的一种软性指标。社会资本作为区域内部一种组织资源,其所包含的区域社会信任体系、区域社会规范、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区域社会文化、区域历史沉淀和区域身份认同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区域社会环境的基本面。随后三节分别阐述了社会信任对区域市场环境优化、社会文化对区域创新环境优化和社会制度对区域制度环境优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第七章为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本章第一节首先使用了第五波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统计分析了社会资本的两个重要指标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组织数)与各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二节使用国内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了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组织数(民间组织密度)与各省市自治区生产总值的关系。第三节以具体的某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为例,通过分析浙江温州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与温州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经验性地检验了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而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框架。第八章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社会资本培育对策。本章分别从培育微观区域社会资本,促进区域企业绩效的提高;培育中观区域社会资本,促进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培育宏观区域社会资本,优化区域环境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社会资本发展的对策。第九章为全文结论。主要是对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和总结。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以下几个:(1)从选题来看,本文选取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了区域经济增长问题,丰富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以往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多集中在分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区域地理位置和国家优惠政策等方面来分析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以社会资本为视角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在国内外文献中还不多见,仍属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因而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丰富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2)从文章的论述框架看,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还比较缺乏,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本文将社会资本看作区域经济增长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来构建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政策设计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形成了一个经济社会学的完整研究框架,因而在理论分析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3)从实证研究方法看,本文使用了跨国和跨省数据,比较性地分析了不同国家(地区)社会资本与一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本文还立足于我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以浙江温州地区的经济增长为案例,实证性地检验了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于丰富和发展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4)从文章所提出的对策措施看,本文将区域经济增长政策设计与党中央提出的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新理念,如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相结合,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文化发展战略等内容引入到社会资本的研究框架中来,分别从培育微观区域社会资本,促进区域企业绩效的提高;培育中观区域社会资本,促进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培育宏观区域社会资本,优化区域环境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社会资本发展的对策,为地方政府部门运用社会资本解决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本文对社会资本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得出了具有一定说服力和参考价值的结论和建议,但是由于时间、精力和资料收集的难度所限,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局限和不足,主要表现在:(1)理论创新还不够完善。尽管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但是还比较粗糙,不够精细。在这个理论框架中社会资本与区域企业发展、社会资本与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之间的作用关系,分别都还可以而且都还需要做更加深入的分析。(2)计量检验还不够深入。这一方面表现在对社会资本的衡量不够准确。尽管本文只是对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作一个简单的描述性统计,但对社会资本的描述仅仅使用了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组织数)两个指标(结构和认知)来衡量,因而可能并不能真实的反映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另一方面表现在本文尚不能构造出一套分别适用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指标体系。我们知道,对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进行经验分析,最优的选择应该是建立一套分别适用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指标体系,以实现对社会资本的相关性研究,但是由于国外有关社会资本指标体系的相关资料不易获得,而国内学术界又缺乏相关研究,因此本文并没能构造出一套能分别反映社会资本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的指标体系,因而难以对社会资本作用于区域企业、区域产业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做相关的计量检验。
胡彬[10](2008)在《对苏温地区发展模式“趋同”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制度学习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在苏南与温州地区,处于经济增长转型期的进取型地方政府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和实现产业升级的发展目标,采取了学习"最佳实践"的制度策略。竞争与合作的制度学习动机,使两种发展模式在转变中出现了"趋同"现象。然而,受路径依赖的影响,两种模式为协调全球化与本地化关系的制度学习实践却有着迥异的理性出发点,维护本地利益仍然是地方政府制度供给行为的准则。当地区利益与区域利益相抵触时,这种边际创新意义上的制度学习效率就会下降。为摆脱"单边嵌入"中的"锁定效应"的影响,亟需从国家战略和区域行政治理模式创新的角度寻求经济区域化"系统嵌入"的制度平衡力量与相关机制。
二、“新温州模式”的双重任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温州模式”的双重任务(论文提纲范文)
(1)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2)长三角经济增长赶超珠三角及其原因研究(1992-200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主要内容 |
四、创新及不足 |
第一章 珠三角的率先开放与发展 |
第一节 对外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试行时期(1978-1991 年) |
一、特区的设立和外资经济的起步和发展 |
二、扩大国企自主权,推行承包制 |
三、民营经济的起步与发展 |
四、率先完善市场体系,建立经济运行新秩序 |
第二节 深化对外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92-2000 年) |
一、规范外贸审批权,积极吸引外资 |
二、首试企业改制,增强企业活力 |
三、非公有制经济成重要组成部分 |
第三节 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时期(2001-2008 年) |
一、优化投资环境,提高外向型经济水平 |
二、逐步推动产业升级 |
三、大力扶持民营企业 |
第二章 长三角继起发展并赶超珠三角 |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的徘徊与起步时期(1978-1991 年) |
一、徘徊中的上海 |
二、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兴起 |
三、长三角经济增速落后于珠三角 |
第二节 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的发展时期(1992-2000 年) |
一、浦东的开发开放和上海的经济体制改革 |
二、江浙两省向外向型经济转变和乡镇企业改革 |
三、长三角经济增速开始部分赶超珠三角 |
第三节 融入经济全球化后的转型发展期(2001-2008 年) |
一、上海龙头地位的确立 |
二、新苏南模式和浙江现象 |
三、长三角经济增速全面赶超珠三角 |
第三章 珠三角率先发展和长三角继起发展并领先珠三角的原因 |
第一节 珠三角率先发展的原因 |
一、政策的先发优势 |
二、毗邻香港 |
三、华侨众多 |
第二节 长三角实现继起发展并赶超珠三角的原因 |
一、后发优势起效 |
二、地理优势更优越 |
三、工业基础雄厚 |
四、人力资源更为丰富 |
结论与启示 |
一、结论 |
二、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发展研究 ——以民权制冷产业集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产业转移的来龙去脉 |
1.1.2 国际产业转移显着促进了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 |
1.1.3 产业转移、承接中也存在明显问题 |
1.1.4 国内产业转移方兴未艾 |
1.2 问题提出 |
1.3 研究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实践意义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4.2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相关研究综述 |
2.1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研究 |
2.1.1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意愿:“被动”与“主动”论争 |
2.1.2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影响因素与演进过程 |
2.1.3 嵌入效应:承接地产业发展的区位机会窗口or贫困增长陷阱 |
2.1.4 述评与展望 |
2.2 产业转移技术溢出研究 |
2.2.1 产业转移技术溢出研究的演进 |
2.2.2 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的论争 |
2.2.3 产业转移技术溢出影响因素 |
2.2.4 述评与展望 |
第三章 理论分析框架 |
3.1 理论基础与核心问题的理论透视 |
3.1.1 地方集群是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交互耦合的“土壤” |
3.1.2“学习场”是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技术学习的“场域” |
3.1.3 全球价值链是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权力关系的基础 |
3.1.4 全球生产网络是全球力量与地方资产战略耦合的载体 |
3.1.5 嵌入是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交互过程的“关键” |
3.2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3.2.1 主线:关系-网络-嵌入 |
3.2.2 核心要素:网络-角色 |
3.2.3 核心要素:嵌入-耦合 |
3.2.4 核心要素:演化-升级 |
第四章 民权制冷产业:历程、特点及优势分析 |
4.1 民权制冷产业发展历程 |
4.1.1 1986 年-1996 年,产业蓬勃成长期 |
4.1.2 1997 年-2008 年,产业发展低谷期 |
4.1.3 2009 年至今,产业强势复兴期 |
4.2 民权制冷产业现状特点 |
4.2.1 具有一定的马歇尔式产业区特征 |
4.2.2 深受区域内外力量共同影响 |
4.2.3 社会资本在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
4.2.4 整体处于产业价值链的相对低端环节 |
4.3 民权承接大量转移企业的优势分析 |
4.3.1 比较扎实的产业基础 |
4.3.2 血缘、地缘、学缘关系构成的关系纽带 |
4.3.3 区位优势 |
4.3.4 浓厚的区域创业氛围 |
4.3.5 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 |
第五章 民权制冷产业转承企业关系网络结构分析 |
5.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5.1.1 数据来源 |
5.1.2 研究方法 |
5.2 网络结构分析 |
5.2.1 网络发育不平衡,企业对外连通能力差异很大 |
5.2.2 网络呈现比较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 |
5.2.3 网络发育不完善,整体连通能力不强 |
5.2.4 经济、技术、社会关系网络具有近似的结构特征 |
5.2.5 社会交流网络的中心依赖性最为突出 |
5.2.6 网络呈现稀疏化和多核心化趋势 |
5.2.7 中介节点具有较强的异质性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转移企业在民权制冷企业网络中的角色识别 |
6.1 转移企业网络角色识别方法 |
6.1.1 已有研究及启示 |
6.1.2 本文采用的识别方法与步骤 |
6.2 转移企业在民权制冷企业关系网络中的角色识别 |
6.2.1 经济联系网络中的角色识别 |
6.2.2 技术合作网络中的角色识别 |
6.2.3 社会交流网络中的角色识别 |
6.2.4 基于技术合作全网络的技术守门员识别 |
6.2.5 转移企业网络角色的综合辨识 |
6.3 转移企业网络角色形成原因 |
6.3.1 转移企业的属性特征 |
6.3.2 转移企业的拓张战略 |
6.3.3 转移企业在承接地的社会资本 |
6.3.4 转移企业的企业文化 |
6.3.5 承接地的产业条件及地域文化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转移企业与民权本地企业的双向嵌入分析 |
7.1 理论框架构建 |
7.1.1 已有研究及启示 |
7.1.2 双向嵌入分析框架 |
7.2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分析 |
7.2.1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特点 |
7.2.2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演进过程 |
7.2.3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障碍机制 |
7.3 本地企业嵌入价值链与升级分析 |
7.3.1 本地企业嵌入价值链分析 |
7.3.2 本地企业升级分析 |
7.3.3 本地企业嵌入价值链与升级的障碍机制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民权制冷企业网络演化分析 |
8.1 民权制冷企业网络演化阶段 |
8.1.1 1986 年-2000 年,从孤立点到松散性网络雏形 |
8.1.2 2001 年-2009 年,封闭性区域内部网络 |
8.1.3 2010 年以后,开放性学习创新网络 |
8.2 民权制冷企业网络演化机理 |
8.2.1 从冰熊到“熊兵”的衍生奠定了网络基础 |
8.2.2 选择环境与社会资本吸引了大量转移企业 |
8.2.3 产业转移提供了发展的区位机会窗口 |
8.2.4 路径依赖、路径破坏与路径创造共同决定网络演化方向 |
8.2.5 报酬递增与区域自增强推动了网络发育 |
8.3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9.1 主要结论 |
9.1.1“网络”是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交互耦合的载体 |
9.1.2 双向嵌入是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耦合的必由之路 |
9.1.3 社会资本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和地方产业发展的作用具有两面性 |
9.1.4 转移企业在转承企业关系网络中的角色具有显着的异质性 |
9.1.5 产业转移作用下的区域企业网络具有复杂的演化机理 |
9.2 推动转移企业、承接地企业互动发展的政策建议 |
9.2.1 优化硬条件和软环境,构建区域产业“吸聚场” |
9.2.2 强化人力资本建设,打造区域自主创新体系 |
9.2.3 以双向嵌入推动承接地产业转型升级 |
9.2.4 提高区域产业政策、措施的针对性 |
9.3 创新之处 |
9.3.1 提出了一个新的综合性研究框架 |
9.3.2 基于三种分类网络有助于认识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过程和机理 |
9.3.3 实现了对转移企业网络角色的定量分析 |
9.3.4 深化了对社会资本作用两面性的认识 |
9.4 局限及展望 |
9.4.1 存在的不足之处 |
9.4.2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民权制冷产业集群企业调查问卷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4)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报告 |
1.2.1 关于私营企业概念的界定 |
1.2.2 关于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 |
1.2.3 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的制度创新研究 |
1.2.4 简要评析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 |
1.4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及不足 |
1.4.1 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 |
1.4.2 本文的不足 |
第2章 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的相关理论基础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私有制理论 |
2.1.1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辩证科学的态度对待私有制 |
2.1.2 毛泽东:对私有制理论的探索 |
2.1.3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发展 |
2.2 企业成长理论 |
2.2.1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 |
2.2.2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 |
2.2.3 其他学派的企业成长理论 |
2.3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2.3.1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
2.3.2 制度的基本理论 |
2.3.3 制度变迁理论 |
2.3.4 制度与私营企业成长相关度的一般分析 |
第3章 中国私营企业的现实分析 |
3.1 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概况与其在当今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
3.1.1 当前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概况 |
3.1.2 中国私营企业在当今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
3.2 当前私营企业成长障碍的制度机理分析 |
3.2.1 中国私营企业成长囹圄 |
3.2.2 私营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关键因素——符合制度逻辑的制度设计 |
3.2.3 当前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的外部制度环境障碍 |
3.2.4 当前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的内源制度障碍 |
第4章 中国私营企业外部制度环境变迁分析 |
4.1 市场制度选择与制度变迁中政府的主导性 |
4.1.1 市场经济制度进化历程 |
4.1.2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结构 |
4.1.3 经济增长与市场制度选择 |
4.1.4 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必要性 |
4.2 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环境变迁轨迹梳理 |
4.2.1 私营经济制度环境构建的铺垫与过渡阶段 |
4.2.2 私营经济制度环境的建立与发展阶段 |
4.2.3 私营经济制度环境的完善阶段 |
4.3 地方政府与中国私营企业成长 |
4.3.1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政治约束与地方政府行为关系 |
4.3.2 地方政府行为偏好 |
4.3.3 地方政府行为偏好效应 |
4.4 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供求分析 |
4.4.1 影响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环境供给的因素 |
4.4.2 影响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环境需求的因素 |
4.4.3 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环境变迁的方式 |
4.4.4 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环境供求状况 |
第5章 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结构变迁分析 |
5.1 我国私营企业产生路径分析 |
5.1.1 个体工商户发展而来的私营企业 |
5.1.2 集体企业变革而来的私营企业 |
5.1.3 由政府官员、科研人员等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创办的私营企业 |
5.1.4 由国有企业改制演变而来的私营企业 |
5.2 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特征及其对企业成长的辩证影响 |
5.2.1 中国私营企业的“三缘性”制度特征 |
5.2.2 中国私营企业的“家族化”制度特征 |
5.2.3 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特征对其成长的良性影响 |
5.2.4 中国私营企业的制度特征对企业成长的制约性 |
5.3 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结构变迁的模式归类分析 |
5.3.1 中国私营企业“温州模式”制度结构变迁分析 |
5.3.2 中国私营企业“苏南模式”制度结构变迁分析 |
5.3.3 中国私营企业“珠江模式”制度结构变迁分析 |
5.3.4 中国私营企业三大模式制度结构变迁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中西部地区发展私营企业的启示 |
5.4 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结构变迁的供求与博弈均衡分析 |
5.4.1 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结构变迁的供求分析 |
5.4.2 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结构变迁的博弈均衡分析 |
第6章 美、日私营企业比较制度分析及对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的启示 |
6.1 美国与日本私营企业股权结构比较制度分析 |
6.1.1 美国私营企业股权结构特征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
6.1.2 日本私营企业股权结构特征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
6.2 美国与日本私营企业组织结构比较制度分析 |
6.2.1 董事会的设置与职责 |
6.2.2 美国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制度 |
6.2.3 日本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制度 |
6.3 美国与日本私营企业管理比较制度分析 |
6.3.1 美国私营企业管理制度 |
6.3.2 日本私营企业管理制度 |
6.4 美、日私营企业比较制度分析对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的启示 |
6.4.1 构建适应私企营业成长发展的制度结构 |
6.4.2 对家族企业制度的适度创新 |
6.4.3 建立健全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 |
6.4.4 建立健全完善的经理人市场 |
6.4.5 政府职能在制度环境创新中的适度体现 |
第7章 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环境相容性制度集合创新路径选择 |
7.1 构造良好的私营企业外部制度环境 |
7.1.1 私营企业成长过程中政府职能的定位与转型 |
7.1.2 解除市场经济体系障碍 |
7.1.3 解除政策性障碍 |
7.1.4 解除法律法规障碍 |
7.1.5 解除金融融资障碍 |
7.1.6 解除政府服务行为性障碍 |
7.1.7 建立中国私营企业成长制度环境的监督与效果评估机制 |
7.2 构造良好企业内部制度环境 |
7.2.1 产权制度创新 |
7.2.2 组织制度创新 |
7.2.3 管理制度创新 |
7.2.4 代际传承制度创新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后记 |
(5)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
1.3.1 研究思路 |
1.3.2 框架结构 |
1.4 论文创新 |
第二章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历史演进文献综述 |
2.1 城乡关系研究文献综述 |
2.1.1 国外学术界对城乡关系研究综述 |
2.1.2 国内学术界对城乡关系研究综述 |
2.2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研究的文献综述 |
2.3 现有研究的评价及本文的视角 |
第三章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理论研究 |
3.1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内涵 |
3.1.1 城乡相关概念界定 |
3.1.2 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
3.1.3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含义 |
3.1.4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内容 |
3.1.5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特征 |
3.2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性质 |
3.3 中国城乡一体化阶段总体划分 |
第四章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产生的前提 |
4.1 中国二元结构的发展轨迹 |
4.1.1 中国二元结构的内涵 |
4.1.2 中国二元结构的特征 |
4.1.3 中国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 |
4.1.4 中国二元结构的基本表现 |
4.2 中国城乡经济一体化历史回顾 |
4.2.1 中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提出过程 |
4.2.2 中国城乡经济一体化产生的背景 |
4.2.3 中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阶段 |
4.2.4 对中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评价 |
第五章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产生的过程及发展趋势 |
5.1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提出过程 |
5.2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提出背景 |
5.3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现实依据 |
5.4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地位 |
5.5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作用 |
5.6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
5.6.1 对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认识 |
5.6.2 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
第六章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现状 |
6.1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演进的动力 |
6.1.1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内部发展动力 |
6.1.2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外部发展动力 |
6.1.3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相互作用力 |
6.2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制约因素 |
6.2.1 经济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制约 |
6.2.2 缺乏制度的创新性造成的制约 |
6.2.3 工业化和城镇化管理水平低造成的制约 |
6.2.4 生活方式能否适应造成的制约 |
6.3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演进的一般规律 |
6.3.1 市场内生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模式 |
6.3.2 政府外生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模式 |
6.4 中国各地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演进的模式 |
6.4.1 东部地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演进的模式 |
6.4.2 中部地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演进的模式 |
6.4.3 西部地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演进的模式 |
6.5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测评 |
6.5.1 数据来源 |
6.5.2 主要分析法步骤 |
6.5.3 评价计算及结果 |
6.6 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综合评价结果 |
6.6.1 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差异分析 |
6.6.2 城乡生活一体化水平差异分析 |
6.6.3 城乡环境一体化水平差异分析 |
6.7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的类型划分 |
第七章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对策 |
7.1 城乡发展一体化下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 |
7.2 城乡发展一体化中的土地制度创新 |
7.3 城乡发展一体化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
7.4 城乡发展一体化中的教育制度创新 |
7.5 城乡发展一体化中的环境保护制度创新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6)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表格目录 |
图示目录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2 已有研究述评 |
1.2.1 经济转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分析 |
1.2.2 经济转型中政企关系的类型划分 |
1.2.3 地方政企关系中的多重制度逻辑 |
1.2.4 简要的评论 |
1.3 研究目的与主要内容 |
1.3.1 研究目的 |
1.3.2 主要内容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4.1 技术路线 |
1.4.2 研究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2 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2.1 政企耦合的概念阐释 |
2.2 政企耦合的时空背景:中国经济转型 |
2.3 政企耦合的结构分析 |
2.3.1 政企耦合的结构主体 |
2.3.2 政企耦合的行为场域 |
2.4 政企耦合的动态性与适应性 |
3 地方政府、政企耦合与经济转型: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 |
3.1 温州模式概况 |
3.1.1 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点 |
3.1.2 温州模式的背景与条件 |
3.1.3 温州模式的成就与影响 |
3.2 经济转型的温州模式:政企耦合的视角 |
3.2.1 政治场域:政策变通与制度创新的地万试验 |
3.2.2 市场场域: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的双重变奏 |
3.2.3 社会场域: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 |
3.3 政企耦合动态性与温州地方政府的角色之争 |
3.3.1 民营经济起步阶段温州地方政府的理性“无为” |
3.3.2 民营经济壮大阶段温州地方政府的适当“有为” |
4 政企耦合畸形化的形成逻辑:基于温州模式的困境研究 |
4.1 陷入困境的温州模式 |
4.1.1 温州模式“由盛而衰” |
4.1.2 已有的解释及其不足 |
4.2 政企耦合外部环境改变:政府竞争背景下温州人才与资本的外流 |
4.2.1 地方政府竞争的形成 |
4.2.2 政府竞争与要素流动 |
4.2.3 政企耦合畸形化与温州人才和资本的外流 |
4.3 政企耦合内在基础影响:人情社会对温州经济转型的推动与钳制 |
4.3.1 经济转型中的“人情悖论” |
4.3.2 温州人情社会的特征及其经济影响 |
4.3.3 人情社会与温州政企耦合的畸形化 |
4.4 政企耦合主体行为偏差:政企耦合动态性与地方政府的转型迟滞 |
4.4.1 地方政府行为法治化水平低下 |
4.4.2 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
4.4.3 对企业的政策支持与引导不力 |
4.4.4 公职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扭曲 |
5 政企耦合的构建路径:基于温州与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 |
5.1 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方法 |
5.1.1 案例选择 |
5.1.2 数据收集方法 |
5.2 温州灯具产业的案例 |
5.2.1 温州灯具产业的兴起过程 |
5.2.2 温州东方灯具市场的建立 |
5.2.3 温州灯具企业的集体外迁 |
5.3 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 |
5.3.1 古镇灯具产业的初期发展 |
5.3.2 古镇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 |
5.3.3 温州灯具企业的集体迁入 |
5.4 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
5.4.1 客观条件的差异 |
5.4.2 政府治理的优劣 |
5.5 政企耦合如何构建:个案的拓展讨论 |
5.5.1 经济转型中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
5.5.2 政企耦合与“转型陷阱”突破 |
5.5.3 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有为政府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历 |
(7)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主要研究内容 |
一、核心概念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第三节 理论创新与研究方法 |
一、理论创新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论文写作思路与基本框架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关于体制转型的文献综述 |
一、国外关于体制转型的研究 |
二、国内关于体制转型的研究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第二节 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第三节 新制度主义产权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产权理论的研究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产权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第四节 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第五节 新制度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与应用 |
第三章 制度、行为与意识形态 |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变迁 |
一、制度 |
二、制度变迁 |
第二节 产权、企业产权制度与产权制度绩效 |
一、产权与产权形式 |
二、产权制度与企业产权制度 |
三、产权制度绩效 |
第三节 行为者及其利益 |
一、企业行为及其利益目标 |
二、中央政府行为及其利益目标 |
三、地方政府行为及其利益目标 |
第四节 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观念 |
一、意识形态 |
二、传统文化观念 |
第四章 中国体制转型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影响因素 |
第一节 中国体制转型的基本特征 |
一、制度变迁主体的适时转换 |
二、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的制度变迁方式 |
三、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 |
四、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 |
第二节 中国体制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 |
一、制度环境 |
二、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 |
第五章 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的适应性调整 |
第一节 产权制度的外适应力:制度效率的相对性与适应性 |
一、制度外适应力的含义 |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适应性调整 |
三、民营企业产权制度适应性调整 |
第二节 产权制度的内适应力不足:制度的非耦合与非协调 |
一、产权改革、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机制三者之间的非耦合 |
二、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 |
第三节 产权制度的实质绩效不足:国企改革中的“效率与公平”目标失衡 |
一、国有企业的双重属性与双重目标 |
二、国有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的失衡 |
第六章 体制转型中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 |
第一节 体制转型中中央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 |
一、中央政府放权行为的主要内容 |
二、中央放权行为中的适应性调整 |
第二节 体制转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以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为例 |
一、苏南模式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 |
二、温州模式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 |
三、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适应性特征 |
第三节 政府行为调整中的“制度性悖论” |
一、“诺斯悖论”及其适用性分析 |
二、中央政府行为悖论及原因分析 |
三、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及制度性因素 |
第七章 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 |
第一节 体制转型中官方意识形态调整轨迹 |
一、改革方向和改革目标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 |
二、关于“所有制”与“国有企业”观念的转变 |
三、“效率与公平”的分配观念的变迁 |
第二节 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调整的特征 |
一、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 |
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 |
三、稳定性与灵活性统一 |
四、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特征 |
第三节 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调整的层级性与区域性差异 |
一、意识形态调整的层级性差异 |
二、意识形态调整中的区域性差异 |
第四节 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中的“非适应性”问题 |
一、意识形态调整滞后 |
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 |
第八章 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第一节 企业产权制度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一、继续深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
二、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 |
三、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培育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 |
四、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以实现其公平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均衡发展 |
五、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 |
第二节 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一、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 |
二、政府行为目标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
三、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 |
第三节 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一、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 |
二、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 |
第九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着作部分 |
二、论文部分 |
三、外文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8)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重组与管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案 |
一、 研究区域 |
二、 研究内容 |
三、 研究方法 |
四、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研究评述 |
第一节 概念界定与关系辨析 |
一、 区域空间结构重组 |
二、 区域管治 |
三、 区域空间结构重组与区域管治关系辨析 |
第二节 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理论回顾与相关研究评述 |
一、 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理论回顾 |
二、 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相关研究评述 |
三、 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规律性认识 |
第三节 区域管治理论回顾与相关研究评述 |
一、 区域管治理论 |
二、 区域管治模式 |
三、 区域管治相关研究评述 |
四、 区域管治的实施途径 |
第三章 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演化与动力分析 |
第一节 空间结构演化的地理基础 |
一、 自然地理基础 |
二、 人文地理基础 |
三、 政策背景基础 |
第二节 空间结构演化的时空轨迹 |
一、 早期城邑主导下的分散结构 |
二、 近代铁路主导下的轴线雏形发育 |
三、 日伪统治时期的城镇分工开始形成 |
四、 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式空间格局 |
五、 改革开放后的外向型格局培育 |
第三节 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化的动力分析 |
一、 自然地理格局奠定空间结构的形态基础 |
二、 移民活动与文化交流促进城镇发展 |
三、 资源开采与重化工业战略造就城镇功能 |
四、 交通系统建设促成城镇体系的轴线结构 |
五、 区域政策指明空间结构优化的发展导向 |
第四章 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测度与问题分析 |
第一节 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现状格局 |
一、 吉林省层面的空间结构现状 |
二、 分地区影响下的空间结构现状 |
三、 自然地理单元主导下的空间结构现状 |
四、 交通线路组织下的空间结构现状 |
第二节 现状区域空间结构的测度 |
一、 区域城镇竞争态势 |
二、 区域城镇空间形态 |
三、 区域城镇空间极化 |
第三节 现状区域空间结构的问题评价 |
一、 城市生态位与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存在偏差 |
二、 城镇空间形态的多中心性发育不良 |
三、 区域城镇空间极化的中心城市指向性明显 |
第五章 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优化重组 |
第一节 空间结构重组的基本思路 |
一、 响应全球化与再地域化趋势 |
二、 实施区域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策略 |
三、 通过产业分工协作带动区域发展与空间分区 |
四、 通过重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开放格局形成 |
五、 加强空间格局重构的交通网络与节点建设 |
六、 预留空间结构重组的生态安全体系 |
第二节 空间结构重组的趋势导向 |
一、 “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镇化”的城镇化发展导向 |
二、 “点状块状”拓展向“轴线片区”开发的城镇空间发展导向 |
三、 “零散化”向“功能板块”转化的产业空间发展导向 |
四、 “点状保护”向“线域保护”转化的生态空间导向 |
五、 “纵向联系”向“网络结构”转化的交通发展导向 |
第三节 空间结构重组的格局体系 |
一、 城镇空间重组 |
二、 产业空间重组 |
三、 生态空间重组 |
四、 交通结构重组 |
第四节 重点次区域结构重组 |
一、 长吉一体化次区域 |
二、 延珲一体化次区域 |
第六章 长吉图区域空间协调发展的管治实施 |
第一节 区域管治的尺度重点 |
一、 跨区域管治尺度——区域性协调 |
二、 长吉图区域管治尺度——发展建设指导 |
三、 市县级管治尺度——行政管理与服务提供 |
第二节 区域管治的制度建设 |
一、 已有管治制度模式分析 |
二、 已有管治制度体系分析 |
三、 区域空间管治制度建设 |
第三节 区域管治的实施安排 |
一、 区划调整与空间整合 |
二、 空间分区与分级管治 |
三、 区域协调与补偿机制 |
第四节 区域管治的先期行动 |
一、 区域合作模式构建 |
二、 区域合作部署 |
第七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一、 论文结论 |
二、 创新与特色 |
三、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在中国情境中的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相关核心概念及学科理论 |
1.3.1 核心概念 |
1.3.2 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主张与核心概念体系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数据来源 |
1.5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论文整体架构 |
1.5.1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1.5.2 本文的逻辑框架图 |
1.6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1.6.1 本文的创新 |
1.6.2 本文的不足 |
2. 相关文献综述 |
2.1 社会资本文献综述 |
2.1.1 社会资本的提出及其最新研究进展 |
2.1.2 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
2.2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综述 |
2.2.1 尚未成型的经济增长理论 |
2.2.2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2.2.3 增长理论研究的消失与某些例外 |
2.2.4 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开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
2.2.5 内生化增长模型的开始:索罗—斯旺模型 |
2.2.6 内生化增长模型的发展:内生化储蓄率 |
2.2.7 内生化增长模型的发展:内生化生产率 |
2.2.8 内生化增长模型的新发展:内生化人口变动、分工和政府支出 |
2.3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综述 |
2.3.1 区域经济增长的文献梳理 |
2.3.2 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
2.4 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
2.4.1 国外有关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 |
2.4.2 国内有关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 |
2.4.3 简评 |
3. 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
3.1 引入社会资本解释区域经济增长的缘由 |
3.1.1 弥补新古典经济学之缺失 |
3.1.2 经济增长理论中非经济要素的探寻 |
3.1.3 社会资本是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 |
3.2 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
3.2.1 区域经济增长中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其分析层次 |
3.2.2 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机制:区域企业发展 |
3.2.3 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中观机制:以区域产业集群为例 |
3.2.4 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机制:区域环境优化 |
4. 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机制:区域企业发展 |
4.1 企业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其分析维度 |
4.1.1 企业社会资本的内涵 |
4.1.2 企业社会资本的分析维度 |
4.2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 |
4.2.1 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
4.2.2 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
4.2.3 企业家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
4.3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融资 |
4.3.1 企业社会资本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信用水平 |
4.3.2 企业社会资本有利于改善企业的融资条件 |
4.3.3 企业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减少融资风险 |
4.4 企业社会资本与公司治理 |
4.4.1 企业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公司代理成本 |
4.4.2 企业社会资本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
4.4.3 企业社会资本有利于推动广义上公司治理目标的实现 |
5. 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中观机制:以区域产业集群为例 |
5.1 产业集群的内涵、特征及其分类 |
5.1.1 产业集群的内涵 |
5.1.2 产业集群的特征及分类 |
5.2 社会资本与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 |
5.2.1 有关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观点 |
5.2.2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形成观 |
5.3 社会资本与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 |
5.3.1 产业集群社会资本的概念 |
5.3.2 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的发展 |
6. 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机制:区域环境优化 |
6.1 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 |
6.1.1 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内涵及其分类 |
6.1.2 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 |
6.2 社会信任与区域市场经济环境 |
6.2.1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 |
6.2.2 社会信任的内涵及其分析维度 |
6.2.3 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市场经济环境 |
6.2.4 社会信任与区域市场经济环境 |
6.3 社会文化与区域创新环境 |
6.3.1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社会文化 |
6.3.2 社会文化的内涵及其分类 |
6.3.3 区域创新环境的内涵 |
6.3.4 社会文化与区域创新环境 |
6.4 社会制度与区域制度环境 |
6.4.1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社会制度 |
6.4.2 社会制度的内涵及构成 |
6.4.3 制度环境的含义 |
6.4.4 社会制度与区域制度环境 |
7. 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实证检验 |
7.1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跨国检验 |
7.2 基于国内调查数据的跨省检验 |
7.3 基于温州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
7.3.1 温州模式:简要介绍 |
7.3.2 微观区域社会资本促进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 |
7.3.3 中观区域社会资本促进温州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
7.3.4 宏观区域社会资本为温州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
8.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社会资本培育对策 |
8.1 培育微观区域社会资本,促进区域企业绩效的提高 |
8.1.1 重视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培育 |
8.1.2 重视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的培育 |
8.1.3 重视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培育 |
8.2 培育中观区域社会资本,促进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 |
8.2.1 培育区域集群网络 |
8.2.2 培育集群中介组织,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
8.2.3 强化区域集群身份的认同,培育集群品牌优势 |
8.3 培育宏观区域社会资本,优化区域环境建设 |
8.3.1 培育区域社会信任,营造区域信任环境 |
8.3.2 培育区域社会文化,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 |
8.3.3 完善区域社会制度,营造良好的区域制度环境 |
9. 全文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对苏温地区发展模式“趋同”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制度学习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一、模式“趋同”:苏温地区经济转型中的新现象 |
二、苏温两地发展模式“趋同”的背景与原因 |
1.宏观经济背景。 |
2.区域及微观层面的原因。 |
(1) 制度优势的弱化给两种模式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危机。 |
(2) 反映出地区经济遵循不同路径融入区域发展的开放要求。 |
(3) 出于弥补比较劣势的动态治理需要。 |
三、苏温地区发展模式转变中的制度学习动机 |
1.制度变迁视角下的苏温模式演变: |
2.制度学习是为了满足经济组织演化的需要。 |
3.模式转变中的两类制度学习动机。 |
(1) 以竞争为目的的制度学习。 |
(2) 为谋求经济区域化的合作动机与制度学习。 |
4.两种模式制度学习的理性出发点和对“单边嵌入”的治理。 |
四、对制度学习局限性的认识与政策展望 |
四、“新温州模式”的双重任务(论文参考文献)
- [1]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2]长三角经济增长赶超珠三角及其原因研究(1992-2008)[D]. 余倩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3]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发展研究 ——以民权制冷产业集群为例[D]. 潘少奇. 河南大学, 2015(11)
- [4]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研究[D]. 王子林. 吉林大学, 2014(09)
- [5]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历史演进研究[D]. 倪楠. 西北大学, 2013(05)
- [6]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D]. 曹伟. 浙江大学, 2013(12)
- [7]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D]. 李艳. 南开大学, 2013(07)
- [8]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重组与管治研究[D]. 刘继斌.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9]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在中国情境中的运用[D]. 金丹. 西南财经大学, 2012(01)
- [10]对苏温地区发展模式“趋同”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制度学习的视角[J]. 胡彬. 财经研究, 2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