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回眸——关于《克鲁泡特金在中国》（论文文献综述）
穆希琳[1]（2021）在《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各级工会组织实施的正式制度中,工会互助制度属于工会保障职能中兼具职工集体福利和困难职工帮扶双重主题的制度形式。该制度的生成是结构互构与个体需求的复合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制度的表现样态呈现区别化,本文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阶段的划分将厘清制度的发展脉络,对各阶段制度内容和运行实际效果的分析是归纳制度阶段特征的依据。而在工会互助制度变迁的逻辑体系中,原有的制度生成结构发生变化,作为工会组织“自我赋能”的中层力量崛起发挥着创新工会互助制度组织形态的作用。对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将原本呈现为割裂状态的工会互助制度典型阶段融汇为一脉相承的制度发展过程,并且将静态的制度呈现以动态演进的方式开展研究。通过构建“结构—需求—制度”的分析框架,将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的动力要素划分为“宏观制度—单位组织”的多重制度逻辑结构,又将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使用“认同—行动”双重维度进行类型划分。通过分析强化了“中层组织”在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中层组织呈现单位组织“退场”、上级工会组织“入场”。工会组织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尝试达到“自我赋能”,这一外在突生的力量为工会互助制度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组织形态。本研究选择东北地区国有大型企业YZ厂作为田野调查点开展实证研究。YZ厂建厂历史悠久,工会互助制度发展历程完善,并且当下YZ厂仍保留单位内外多种互助制度并行,在参与上级工会职工互助保障的主流互助制度之外,在单位内部按年度职工仍开展向厂内互助基金会捐款。本研究采用社会学定性分析方法中的实地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将该厂1955年建厂初期至1995年间在工会会员之间实行的以“互助储金会”为代表的经济互助制度,结合“生活服务小组”、“思想互助小组”等为代表的劳力互助制度和思想互助制度,统称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将1995年后参与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组织的以职工医疗互助为主要内容的“职工互助保障”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低位时期,收入分配制度遵循平均主义基础上的按劳分配,职工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客观现实。社会管理领域国家以单位体制将个体纳入单位组织中便于管理及整合,单位组织也成为国家向个体提供福利待遇的中间组织。本论文所研究的国有企业在单位体制时期是典型的能够为单位成员提供近乎全覆盖福利、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依附黏性较强的单位组织。从自上而下的结构角度而言,国家经济社会的宏观制度要求单位组织承担国家意志的传达者、国家资源的提供者角色,纳入代表着“国家”的单位组织中的个体依靠单位解决自身的困境成为该历史阶段下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是国家制度对单位组织内部成员互助行为的社会建构。从自下而上的结构角度而言,在企业与国家“同构”之下的国有企业工会,听从党委领导并为行政部门分忧是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国家总体资源供给量不足的局限下,动员群众力量展开互助互济活动成为工会的理性选择。把单位成员的问题在单位组织的场域内解决,这是单位组织“向上负责”的反馈表现。在国家宏观制度与中层单位组织的互构结构之外,大量职工存在临时性经济借贷需求这样微观个体的实际需求也是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要素。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发展过程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变迁是对原有互助制度中呈现正反馈递增的设置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式变迁的方式,符合职工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的预期惯性,也符合制度制定的主体工会组织的功能定位。由于工会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功能侧重有所区别,工会互助制度也随之呈现了从“解群众之困”到“筑风险补充保障”的功能偏重转向。在单位体制之下,工会是生产性行政单位的企业同盟者或建设伙伴。因此工会组织为单位行政减轻负担的同时还要为职工群体缓解压力,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工人的生活福利工作,将出现临时经济困难的职工“揽”到工会职责份内,采取广泛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自身问题的方式设立“互助储金会”,这是工会对稳定单位体制的有效的助益方式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职工互助保障的群体边界相较单位体制时期工会互助制度范围扩大。职工互助保障将一事一时的工会“送温暖活动”转变为覆盖全年的帮扶救助长效机制,将工会单向“施惠”转变为职工双向多元互助参与。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为职工提供风险补充保障,更在于“重塑”单位内部职工间相互关爱的凝聚力。“在内”有单位组织对“单位人”的关怀,“单位人”以尽心完成职业目标作为对单位组织的回馈;“在外”利用大数法则的职工互助保障,是低投入的非营利性的风险补充补充保障。笔者认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发展进路应在维护职工保障权益的原则上拓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互助保障体系,配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过程中的下岗职工、人数日渐增加的离退休职工、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职工等群体设置有工会特色的互助保障制度,这也将是工会迎合职工民意需求增强持续创新能力持续“赋能”的表现。
刘定慧[2]（2020）在《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文中提出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根本动因。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其从学科发展到理论建设也都日臻完善。而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演变现象更是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不过,由于语言接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学界对语言接触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均衡现象。主要表现为对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接触、普通话与方言接触着力较多,研究得也更为深入。而对汉语与外语之间相互接触的研究稍显薄弱,而就汉语与外语接触的研究而言,也主要集中于对汉语与英语、日语的接触研究,对汉语与其他外语的接触研究则关注不够。“五·四”时期开始,很多充满时代色彩的俄源词开始批量进入到汉语中,其所携带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我国学者关于汉语外源词的论着中,大多比较重视英源词和日源词的研究,而对俄源词的研究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基于此,本文在先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汉语中的俄源词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出发对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的引进特点、本土化规律和动因以及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本文共分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通过对已有语言接触研究、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结构演变研究、语言演变中的词汇借用研究、汉俄语言接触中的汉语俄源词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后,指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对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的引进特点进行了研究。本章以重要的中俄（苏）交往历史事件为时间节点将俄源词的引进大致分为五个时期:恰克图边境贸易兴起时期、中东铁路修筑时期、“五·四”至解放前时期、中苏友好时期、苏联解体至今的新时期。通过参阅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检索俄源词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BCC语料库》中的最早出现时间,界定了现有俄源词出现在汉语中的大致时间范围,从而将其归并到本文所划定的相应历史时期对其引进特点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汉俄语言接触范围、接触方式和接触主体的不同是造成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呈现不同特点的主要原因。第三章主要对俄源词语音本土化及其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本章在汉俄语音对比的基础上,对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音节结构演变及汉俄音系匹配方面呈现出的规律和特征进行了全面地分析研究。俄源词语音本土化首先体现在其进入汉语后发生了十分普遍的音节结构演变现象。本文发现,不仅俄语中独有的音节结构发生了演变,而且汉俄语言中共有的音节结构也发生了演变。据本文分析,增加音位和删减音位是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主要方式,并且呈现出以增加音位为主的特点。汉俄音系匹配则是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又一重要体现。本文发现,用汉语声母匹配俄语词首辅音、用汉语韵母匹配俄语元音的现象在汉俄语言接触中十分普遍。并且本文还发现了用汉语韵母匹配俄语辅音的特殊情况。通过对具体匹配形式进行归纳整理后,本文分析出了汉俄音系匹配的两种主要方式:相似匹配和条件匹配。结合对具体语言事实的分析后,本文认为,汉俄语音差异是促使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因。而词汇借用过程中的知觉映射、音系知觉原则等汉语母语者的认知因素则是促成汉俄音系出现多种匹配形式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同时也是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主要动因。第四章主要对俄源词词汇本土化及其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本章利用汉俄两种语言的大型综合语料库对俄源词在汉俄两种语言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比,对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结构和表意方面的本土化规律和特点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结构方面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产生了几种特殊的构词方式。这些构词方式不仅为汉语带来了全新的构词语素、构词模式,还将特殊构词中所蕴含的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心理特征、文化背景和认知方式等也同时带到了汉语中,从而对汉语产生了影响。俄源词进入汉语在表意方面的本土化主要通过音义相兼、词义变化、语用意义变化、影响汉语固有词词义等多种方式来实现。通过一系列适应汉语语言体系的变化,俄源词在实现表意本土化的同时,也在填补汉语语义空缺、促使汉语语义系统重新调整方面影响了汉语。本文通过对具体语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俄源词进入汉语后词汇本土化的动因既有适应汉语语言环境的语言内部原因,也有社会、心理及文化因素等语言外部的原因。第五章主要从共时角度对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进行了研究。本章结合几个大型语料库的检索结果对筛选出来的近1000个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总体活力状态进行了宏观界定。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俄源词在汉语中已经失去活力,只有少部分俄源词继续在汉语中维持活力。为了进一步考察俄源词在汉语中的具体活力状态,本文从存有活力的俄源词中甄选出了被201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录的俄源词作为考察样本,结合其在《人民日报》（2015-2019）中的使用情况,对其活力程度和活力特征进行了研究。本文发现样本中的俄源词虽然都属于本文所界定的有活力状态,但是其在汉语中的具体活力程度却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对具体语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使用频次、语义表达、语法功能、语用范围和语用领域等语言因素以及相关的社会因素均会对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产生影响。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语。主要对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的研究价值和存在的不足。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不仅对汉语中的俄源词演变规律有了更全面、科学、客观地认识,而且对汉俄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也有了更系统地把握。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非亲属语言之间词汇借用规律的理解和认识。词汇借用现象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常新课题,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不断完善和深化。
查芳灵[3]（2020）在《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思想转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初是中国思想史上各种社会思潮激荡不已的时代。陈独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代表人物与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创始人,两种真正发生重大影响的西方文化思潮——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同样对其思想演变产生显要作用,使其主体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经历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重要转变。进化论在欧洲具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形态多样。由于近代中国客观实际的现实需要,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更为关注在社会历史发展领域具有充分解释力和适用性的社会进化论。进化论在中国的发展肇始于严复意译的《天演论》,历经维新派、革命派等不同主体的理解、传播和发展,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满足了希冀和主张“变革”的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全新意识形态的需要。进化论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其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人传统世界观、历史观的冲击,成为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以及激发自由、科学、民主、理性等启蒙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作为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力最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化论同样对陈独秀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思想具有浓厚的进化论色彩,彰显出强烈的革命性。青年陈独秀带着真挚的爱国热忱踏上救国征程,将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时局作为其思考的核心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极力推崇进化论,认为进化论是“宇宙之根本大法”,是“人心划然一新者”,进化论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的主要理论依据,他围绕历史观、伦理观、人生观等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在运用进化论探究中国出路,抨击旧思想、旧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进化论的唯物性和能动性原则。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陈独秀的思想经历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演进与转变。这是环境、社会、实践等外部原因和个人阅读、研究、经历等内部原因合力之作用。根据对陈独秀文集、书稿等史料的梳理与研究,力求刻画清楚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实现的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的轨迹。在《劳动者底觉悟》中,陈独秀高度评价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彰显出群众史观的萌芽。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中,陈独秀初释剩余价值思想并运用剩余价值思想研究中国工人问题。《谈政治》则表明陈独秀已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中,陈独秀论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选择怎样的社会主义。在1922年4月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中,陈独秀系统阐释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与理解,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着重论述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说的内在统一性,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中,把握马克思的两大真精神。思想转变有其复杂的原因,离不开特定的外部历史环境,同时,追求个体解放和社会民主的前后贯通性、新文化运动对进化论的反思、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是陈独秀实现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陈独秀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理论要义,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要旨有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人类文化与社会制度变化的规律、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国家论、政党学说等形成较为深刻的认识,总体上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原意,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的最初认识与理解,促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发展,与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等共同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通过解析陈独秀对于唯物史观的阐释,以点带面,试图勾勒出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传播的图景。与此同时,陈独秀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分析和探索。一是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国情,剖析中国社会问题,正确定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二是关于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认为中国革命须分两步走,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三是运用唯物史观剖析当时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各派别,在道路之争中,明确指出中国应选择与实行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四是关于推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主导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和唤醒无产阶级的觉悟,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以及联络革命的资产阶级展开民主革命等。作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人物,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实现的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不仅影响了个人的人生轨迹,更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这一思想转变作历史评价,可以看到,不论是价值理想层面上赋予启蒙新的精神内容,促进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或是学理层面上阐释和宣传唯物史观,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还是实践层面上领导创建中国共产党,拉开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的帷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受到个人、时代、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限制,其思想转变还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认知还存在简单化、机械化之处等等。但从整体上看,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实现的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与中国革命的结合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已经百年有余。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早已不同往日,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回望历史,如果没有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积极选择和阐释,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客观实际的结合,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成就。在新时代的今天,重新理性审视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转变的这段历史,厘清其思想转变的脉络和轨迹,努力展现出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面貌和内在规律,从一个维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丰富思想资源。
王深会[4]（2020）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及其“文学丛书”研究（1935-1949）》文中认为文化生活出版社是1935年创办于上海的一家中等规模的民营出版机构,运营时间长达19年,出版了大量颇具艺术性的“文学丛书”,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本论文既聚焦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理念与编辑策略,更聚焦于该社出版的“文学丛书”的作者群体、这些“文学丛书”的特色、这些“文学丛书”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关系以及它们的历史贡献。这五个方面基于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的主编、“文学丛书”的作者群、作品特色与现代文学发展之关系及其历史贡献,形成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文化生活出版社主要由巴金与吴朗西两人主持,巴金负责编务和组稿工作,吴朗西则主要负责资金的筹备和出版发行等业务。该社负责编务的核心人物是巴金,尽管他早期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在编辑方针上他采取“兼容并包”的主张,编辑“文学丛书”时打破地域之隔,破除门户偏见,广泛选取出版了不同类型、不同派别的图书。同时,巴金关注“现实人生”的题材倾向,还延续了《文学季刊》的编选风格。作为主编,巴金认为文学编辑活动是“把理想变成现实”的一种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都把自己视为作家和读者的“朋友”,他也始终重视“作者”和“读者”。该社建国前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抗战前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和抗战后艰难恢复的重建期。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的作者群体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即涵盖面很广,既有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其他一些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左翼文学青年,如胡风、萧红、萧军、周文、张天翼、沙汀、艾芜、叶紫等;也有京派作家,特别是为《水星》和《文学季刊》等刊物投稿的作者;另外,还有巴金在上海的朋友,如丽尼、朱洗、吴朗西、陆鑫等。总之,“南北”两地的青年作家显得十分突出。许多作家拥有多重身份,如丽尼既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翻译家,又是出版社编辑;许多作者既是作家,又是译者,他们的创作与译作为文生社“文学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提供了充沛的稿源。除了青年作家群外,该社的“文学丛书”还拥有像鲁迅、茅盾等人,他们形成一个“文坛老将”作者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书”多达24套。这些“文学丛书”总体特点是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在思想内容上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文化,在艺术上体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特征。《文化生活丛刊》与《译文丛书》中的大量译作源自苏俄文学,这些作品内容上更多地偏向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想,表现出了编者对现实主义类文学作品的青睐。该社出版的“文学丛书”的大量也表现出突出的现实主义特色,如《文学丛刊》中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路》和张天翼的《团圆》等,大都是以表现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为主要思想内容。此外,诸多“文学丛书”的诸多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既有时代内涵,又有审美特质,如《呐喊小丛书》《烽火小丛书》等战时“文学丛书”。这些“文学丛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刊物的发行上主张平民价格,在装帧设计和包装上力求朴素典雅,并对当时身处于底层的青年作家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与“关照”,出版了诸如陆螽的散文、李广田的随笔、曹禺的戏剧、何其芳的诗歌等作品,这些主张总体上表现出了文生社在出版特色上“平凡人”的哲学追求。巴金在主持《译文丛书》的出版工作时,凡是外国的佳作,他都组织人有计划性、有重点地进行翻译,这体现出文生社在出版上还讲究计划性、系统性的外国文学译介这一特点。此外,巴金自己还对《屠格涅夫选集》这一套文学名着进行了计划性、系统性的翻译和出版整理,由此可见出文生社“文学丛书”独有的文化个性与出版特色。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化贡献不仅体现在其注重社会效益与文化效益并举,实现了以广告设计来带动出版发展,而且其文学作品对五四新文学精神有着极大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出版社不仅出版了大量的新人新作,主张所出版的作品要中西文化并包;另外,巴金、陆蠡等人还亲自撰写广告词,这些广告词具有散文化、随笔化的语调,既便于读者理解全文大意,而且精练的语言、优美的文笔,也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推进了图书的宣传推广。此外,这些“文学丛书”还团结了一大批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家,促进了对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这为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其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宇[5]（2020）在《巴金早期旅途散文版本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巴金是一名多产的作家,也是一位喜欢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其作品在历史时代的变迁中诞生了诸多版本。在巴金的散文作品中,《海行杂记》和《旅途随笔》是最早的两部散文集,并且有着很强的相似性:文体一致;创作时间早;创作背景在旅途之中;都着重表达巴金在人生旅途中的感悟。本文将在对《海行杂记》和《旅途随笔》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对的基础上,理清版本变迁过程,分析文本变化内涵,探讨版本修改原因,为巴金早期散文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论文主要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对两部散文集进行版本谱系的梳理。两本散文集问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半个多世纪的出版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版本,《海行杂记》的主要版本有初版本、开明重排本、文集本、选集本和全集本等;《旅途随笔》的版本计有初刊本、生活初版本、开明修订本、平明社本、新文艺本、文集本、全集本等近十种。理清两部作品的版本脉络,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也为下一章节的文本变化研究提供了最直观的依据。第二章:对《海行杂记》和《旅途随笔》主要版本之间的内容异同进行比较,探讨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巴金对自己的文字究竟做出了怎样的修改。从文本内容的微观角度出发,将版本变化中上至政治、时代大背景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下至字词修改的细枝末节都具现出来,并对修改的条目、类别进行归纳整理。第三章:在文本变化的基础上,结合巴金个人的经历和主要思想流变过程,力求剖析版本修改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针对《海行杂记》和《旅途随笔》的版本修改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巴金身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对作品艺术性进行不断优化和完善。第二,巴金由于家庭教育和“五四”文学精神的熏陶,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对思想表达独立性和自由的追求。第三,巴金在人生很早的时候就确立了自己追求光明、为群体大众谋幸福的伟大理想,在漫长的生命中他虽历经无数风霜,但自始至终都未曾改变初心,坚持在作品中传达着自己的信仰。
黄培钰[6]（2019）在《战火中的安那其 ——巴金全面抗战时期文学行为研究（1937-1945）》文中提出从法归国以后,巴金在现实革命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使他开始怀疑作为政治信仰的安那其主义,面临身份认同的巨大困境。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成立为巴金缓解精神的痛苦带来新的转机,巴金将在现实中难以付诸实践的政治信念转化为一种工作精神、岗位意识,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坚守安那其主义“正义、互助、奉献自己”的价值追求,坚持为青年出版能读、可读的书籍,构建知识分子的新的民间价值系统,传递思想的火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巴金看来,抗日战争同西班牙内战一样,是民众与法西斯之间的较量,是自发的民众运动,亦是对旧有政治机构的改革,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民众的自由和平等,这激起了巴金内心深处重新参与政治的激情。于是,巴金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战争中。他响应出版界号召,出版更适应抗战时期特定文化需求的《烽火》;他集中翻译与西班牙内战相关的文章、着作、画册,宣传抗战,声援西班牙内战,为国内前方忠勇之战士和后方义愤之民众呐喊、助威,给予他们启示,亦为国际乃至国内的安那其主义者及其事业正名;同时,巴金还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在与各种抗战思潮、主张的论辩中坚持“联合战线”中安那其主义者的主体性,在他的部分散文书写中足见他树立了根植于安那其主义的独树一帜的抗战观。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战初期的激情高涨、乐观自信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相持不下的战争局势、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长期漂泊不定、世事沧桑、前路渺茫的生活,再加上不惑之年、中年返“家”,催生了疲惫思归、渴望安稳的心境,也修正了根植于安那其主义思想的“废家”倾向。这些思想、心态、生命体验的变化体现为:在翻译选择上“由俄国虚无主义者的英雄故事转向斯托姆的爱情小说和王尔德的童话”;在小说创作上“由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转为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的揭示”,《憩园》、《火》三部曲等小说中“家”、“家长”的形态悄然发生着变化,与“激流三部曲”相比,“家”不再只有冰冷的秩序,不再只是压抑青年幸福和意志的囚笼与枷锁,“家长”也不再是愚昧、不义、绝对地“对立”,“家”开始有了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温情,是栖息身心的居所;在散文书写上也开始出现平和闲适、充满日常情思趣味的文风等等。
赵玮[7]（2019）在《《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马克思主义认知研究》文中指出《新青年》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早期译介、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媒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初步译介、解读、研讨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等思想以及俄国革命成功经验、列宁主义带入中国。《新青年》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看似其个体主观志趣,但实际上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所有具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革命性,使得《新青年》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同时,受动荡的时代背景、救国的迫切要求等因素的影响,《新青年》知识分子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运用难免有所局限。通过分析《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早期马克思主义认知的演变以及局限性,以期对现今中国在新时代如何坚定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保持其先进性和时代性、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方面有所启示,并起到借鉴作用。
张立军[8]（2019）在《中国早期（1915—1930）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已经步入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是相互伴随的,文论接受的路径总体呈现单一的特点,即主要是取道于俄苏,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最初是“以俄为师”的。然而,这种学习和借鉴在为中国文论引入全新的科学的理论资源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现代甚至当代文论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当然究其原因自有在接受过程中中国自身存在的盲从和曲解的问题,但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接受内容、接受语境密不可分的。本文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作为研究对象,站在百年后的立场回望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情况,重新审视中国当时的接受语境和当时所接受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源头上探寻起初接受过程中的艰难和窘境,希望通过一番尝试性地检视从中揭示造成中国文论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出现俄苏文学理论接受瓶颈现象的内在原因或影响因素,从而为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提供镜鉴。本文采用一种断代式和语境还原的方式展开研究,截取了1915—1930年这15年间中国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历程作为考察的对象,即将关注的时间段放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伊始到1930年“左联”成立,这一历史阶段纠缠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各种复杂因素,蕴蓄了中国传统文论朝现代文艺理论的转向,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萌发的重要历史时期。对这一时段内中国接受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境况进行梳理和描述,力争以一种回到文论接受现场的方式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萌生阶段的复杂性,从而呈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成期的现实境况。面对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这样一个课题,摆在我们前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一是中国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如何接受的,在纷纭复杂的“西学”之路上,中国接受者为什么会将选择的目光转向俄苏而不是其他?二是在接受过程中,接受的内容是什么,接受过程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三是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影响和启示是什么?本论文着重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具体的探讨和论述。在考察中国文论接受如何转向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时,本文主要对两个环节进行考察,一是接受背景,二是译介与接受概况,前者主要探讨了在“西学东渐”大的思潮下,中国文人是如何将关注的焦点从日本、欧美转向俄苏的;后者则主要考察了在对俄苏文化与文学的接受中,中国的接受是如何把焦点聚集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在考察接受背景时,本文特别是将研究对象放置回“西学东渐”的大历史背景进行关照,使带有微观性的具体分析与宏观的大背景考察相结合,力图从接受背景中发掘出某种被惯常思维误读的选择和转变机制。在此问题域中,本文着重关注中国早期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接受过程中的几种关系转变,一是“西学东渐”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如何引入中国,而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马克思主义文化乃至文学领域的接受;二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接受路径如何从欧洲、英美转向日本,再转向苏俄;三是促成中国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较为直接的文化因素是什么。通过对历史、政治、文化背景的梳理,力求描述出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转变路径,从而厘清中国文论接受过程中如何从西潮思想中选择马克思主义,而又因何从欧洲中心的思想和文论视角转向俄苏。关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接受概况的介绍,本文梳理了中国文论接受的关注点如何转向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过程。中国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在俄苏的政治和文化进入中国视野之后,中国文化界大量引入俄苏文学与文论,但是从俄苏文学到俄苏马克思文论的接受并非单一的线性过程,实际上存在着几重重要的转变关系,其中隐含着各种的淘洗与摩擦。在此着重梳理了文论接受的转变过程,即从中国对俄苏文学接受到俄苏文论接受、从俄苏马克思主义思想到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接受、从俄苏文论接受再到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三个复杂交叠的过程,以此来描述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选择性机制。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内容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在对接受内容进行讨论前,首先对接受的具体路径和主要的译介平台进行了必要性的介绍。日文转译成为中国早期接受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要途径,而《新青年》《小说月报》以及各种社团流派创办的期刊成为中国当时译介外来文艺思想的主阵地和重要平台,特别是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通过对译介路径的考察,不难发现,在中国早期,曲道日本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使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因素始终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相互伴随。诚然,我们没有办法剔除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因素的影响,但事实证明也没有这个剔除的必要,尽管其中存在许多问题,但从实质上看,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也是传入中国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构成,它的传入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接受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在对中国早期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内容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本文特别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为个案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中国文论接受情况的分析,尝试性地勾勒出当时中国对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概况。论述过程中,侧重从文本出发,以当时文论界通行的文章版本作为研究对象,不回避当时文本的缺陷以及译介中对原文的更改,而以实际产生的影响为选取文本的重要参照,通过尝试性地分析希望能够还原当时接受的实际境况。不仅如此,还具体分析了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过程中同时引入的其他被时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但事实上又并非真正意义上马克思文论的文论内容,通过梳理与尝试性地剥析力求从中探究其后将中国文论发展引向曲折的内在原因。面对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带给中国文论的影响以及留给我们的启示,本文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一直影响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苏联文论模式”相连接,一方面探究这种后来使中国现代文论陷入困境的“模式”,初现中国时的样貌和根源所在,另一方面也对接受过程中如何对待外来文论的问题进行思索。在讨论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给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论界带来的影响时,本文以直接影响效果为探讨的对象,未作过多的拓展。中国早期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直接影响了一种文论观念和两个文论事件的确立和发生,两个文论事件是指“革命文学”论争和“左联”成立,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入催动了中国“革命文学”论争的发生,并为“左联”的成立做出了充分的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与此同时,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直接影响了中国一些文艺思潮的出现与发展,中国文艺理论观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映论文艺观在接受和论争的过程中得到了确立。围绕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研究,不仅引发我们就中国对外来文论的接受问题进行思索,其中隐含了中国在接受过程中的自主性、选择性等问题,同时又使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展开进一步的思考,特别是关涉到如何汲取外来文论的养分建设中国特色文论等问题。总体而言,本文对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探讨是充满局限和不足的,但这一问题却值得我们展开深入而持久的探索。
冯春[9]（2019）在《托尔斯泰与有岛武郎创作特质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众所周知,列夫·托尔斯泰是俄罗斯乃至驰名世界的文豪。有岛武郎是日本着名进步作家。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中,盛赞有岛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觉醒者”。二人鲜明的进步思想渗透于各自作品中。有岛的思想与文学创作上一定程度受到托尔斯泰影响,被称作“日本的托尔斯泰”。本文属于影响研究,使用了“誉舆学”、“渊源学”、“媒介学”等研究方法,有岛在“农民文学”与“贵族文学”两个方面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本文围绕这两个方面比较两位作家的创作特质。本文第一章简论托尔斯泰与有岛武郎正式进入文学创作生涯之前的各自生活土壤,分析二人宗教观,为深度探究二人作品特质异同铺垫基础。第二章针对托尔斯泰与有岛的“农民文学”做比较探究。托尔斯泰有多部作品属于农民文学,有岛也有一些作品是农民文学,他的许多论文随笔深论农民悲运及其社会原因。第二章选托尔斯泰《一个地主的早晨》、《波利库什卡》,与有岛《该隐的后裔》、《父子俩》进行比较。托尔斯泰与有岛都是大地主,通过比较二人的地主观、农民观,以及土地解放问题,论证两位作家人道思想（之各自）特色。有岛对托尔斯泰思想有取有舍,他超越托尔斯泰,将自家辽阔土地无偿送给农民。如此有岛光辉形象,出现在中国作家梁山丁《绿色的谷》之中。托尔斯泰与有岛皆非象牙塔内的作家,作品都高度关注社会,随着创作领域的扩展,都由早期的“农民文学”创作逐步发展到“贵族文学”创作。关注女性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意识,这是托尔斯泰与有岛文学的共同特色。第三章就《安娜·卡列尼娜》与有岛《叶子》的女性自我意识进行比较研究。有岛读《安娜·卡列尼娜》产生共鸣,将其某些构思移植到《叶子》之中。两部作品特质明显差异,表现在《安娜·卡列尼娜》突出以神为本“上帝至上”;《叶子》突出以人为本“个性至上”。
高华梓[10]（2017）在《建国前《国家与革命》汉译传播的研究 ——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文中提出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圣经”,《国家与革命》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一方面,它是列宁基于世界与俄国双向维度所阐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成果;另一方面,它所传递的以“革命”解读“国家”的新路也成为激励世界无产阶级民族的“精神旗帜”。与之相应,《国家与革命》先后在欧美、日本、中国、朝鲜等诸国“落地生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历史的客观效果而言,何以只有中国成功内化了这一思想资源?何以只有中国将这一“革命圣经”改铸为国人的“革命行动”?何以只有中国绘就了《国家与革命》的2.0版——《新民主主义论》?我们认为,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建国前《国家与革命》的汉译传播作动态的还原,从而挖掘出这一“原料”是如何变得鲜活而富有灵性的。同时,这一过程的生发既要从宏观上爬梳文本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关联,亦须从微观上审思文本与翻译者（传播者）的结点。基于此,笔者旨在以“四大问题”（共七章）为出发点继而开启《国家与革命》在中国传播的新航程（1921-1949）。第一个问题（第一章）:作为俄国革命实践的产物,《国家与革命》自20世纪20年代就以欧美为传播渠道流向世界各国,那么,为何只有中国内化了这一理论武器?这就让我们联想到是否中国有“独一无二”的传播土壤?而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则构成了论文的第一章。第二个问题（第二、三章）:据现有资料表明,20世纪20年代是《国家与革命》汉译传播的初期阶段。那么,它是如何被选介的?它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有何种关联?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发挥了何种效用?我们认为,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国家与革命》沈雁冰译本和柯柏年译本作出全面而立体的剖析。据笔者研究,20世纪20年代,《国家与革命》的汉译本大约有6个,而之所以选取沈译本和柯译本是因为前者是首译本,而后者代表了该译本的最高品质（毛泽东在长征的马背上仍然爱不释手的马列主义书籍之一）。那么,沈雁冰为何会选译这一革命文本?在日本为主要传播渠道的前提下,该底本缘何来自欧美?该译本的品质如何?该译文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建设有何关联?同样,年仅19岁的沪江中学生柯柏年为何会选译《国家与革命》?该译文质量如何?该译文为何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该译文与中国社会的三次论争有何关联?而关于上述问题的思索则构成了论文的第二、三章。第三个问题（第四、五、六章）:如果说早期革命知识分子对《国家与革命》的选介更多是基于爱国情怀和革命信仰,且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与时代课题的“间接对话”（从历史的客观效果言）,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依照中国的现实逻辑创造性地重构了这一文本,将它由无产阶级的“革命圣经”改铸为中国人民的“革命行动”,而这一过程的生发得益于毛泽东对“阶级”“革命”“国家”这三个时代观念的动态演绎。在阶级这一问题上,基于民间文化传统与中国革命现实,毛泽东不断从理论上、思想上和实践上回应和引领农民阶级的心理,从而实现了农民阶级由自在到自为的飞跃。在革命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并未拘泥于《国家与革命》所预设的革命主体、革命对象以及革命道路。相反,在历经了革命实践的洗练后,他适时扩大了“工农联盟”的外延,并“因地制宜”地处理了与“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买办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关系,从而缩小了“敌”而扩大了“友”,最终,另辟蹊径地创造了从工农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国家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王明等教条主义的前提下,为国人逐渐探索出了崭新的国家政权模式,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从实践上宣告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正式形成。由此可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未拘泥于《国家与革命》的文本逻辑,也未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逻辑,而是依照中国的现实逻辑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阶级观、革命观、国家观上的新里程。这一新里程不仅是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在相同思维向度下的衍生,更是共产主义理想从“梦想”照进“现实”的缩影。同样,对于上述问题的探究也构成了论文的第四、五、六章。第四个问题（第七章）:为何我们将《新民主主义论》视为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国家说学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什么是国家?二、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三、如何建设国家?《国家与革命》是为了解决“俄国向何处去”而问世的,因此它既包含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内核”,又具有俄国所特有的“基本国情”。同时,“《国家与革命》可称为是影响毛泽东,从而也影响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书。”因此,它应该是毛泽东续写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历史源头。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历经了无数次的革命洗练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基本内核”与“中国国情”的对接,并创造性地从逻辑上、文本上、文化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其中,《新民主主义论》的问世就是代表。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中国版的《国家与革命》,而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论也构成了论文的第七章。
二、世纪回眸——关于《克鲁泡特金在中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纪回眸——关于《克鲁泡特金在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1）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工会 |
| 1.2.2 工会会员与单位成员 |
| 1.2.3 互助互济 |
| 1.2.4 工会互助制度 |
| 1.3 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 |
| 1.3.1 理论基础:制度生成与变迁理论 |
| 1.3.2 解释框架:“结构—需求—制度”分析框架 |
| 1.3.3 论文篇章结构 |
| 1.4 研究对象情况介绍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意义 |
| 1.6.1 理论意义 |
| 1.6.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国内文献回顾 |
| 2.1.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1.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1.3 互助价值传统与互助实践研究 |
| 2.1.4 工会互助保障研究 |
| 2.2 国外文献回顾 |
| 2.2.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2.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2.3 互助思想与互助组织研究 |
| 2.3 既有学术贡献与局限 |
| 2.3.1 学术贡献 |
| 2.3.2 研究局限 |
| 第3章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背景分析 |
| 3.1 制度下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催生互助“刚性需求”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水平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局限 |
| 3.1.2 单位制初期国有企业“纵横交错”管理体系下的工会组织 |
| 3.1.3 单位制初期的工会保障职能 |
| 3.2 组织反馈:单位成员团结模式的有机形塑 |
| 3.2.1 发挥工会“政治动员”组织者的作用 |
| 3.2.2 互助行为优化单位成员社会互动结构 |
| 3.2.3 集体主义思想成为单位体制时期价值取向 |
| 3.3 个体需求:满足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成员基本生活保障需求 |
| 3.3.1 脱离剥削性质的旧时民间借贷组织的需求 |
| 3.3.2 大量单位成员存在应急借款的需求 |
| 3.3.3 缓解单位成员家属“后顾之忧”的需求 |
| 第4章 计划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 |
| 4.1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运行和功能 |
| 4.1.1 建国初期工人阶级互助实践 |
| 4.1.2 工会互助制度的运行过程 |
| 4.1.3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功能 |
| 4.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内容和特点 |
| 4.2.1 “互助储金会”——经济互助制度 |
| 4.2.2 “生活服务小组”——劳力互助制度 |
| 4.2.3 “思想互助小组”——思想互助制度 |
| 4.2.4 由“输血”到“造血”的互助基金会 |
| 4.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行动回应 |
| 4.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4.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4.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4.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5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 |
| 5.1 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特点和功能 |
| 5.1.1 从路径依赖视角解析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 |
| 5.1.2 职工互助保障区别于商业保险的独特价值 |
| 5.1.3 互助制度助力工会打造全方位保障“品牌” |
| 5.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表现形式 |
| 5.2.1 YZ厂参与职工互助保障的必要性 |
| 5.2.2 双轨互助制度并行的YZ厂特色 |
| 5.2.3 对制度目标和成效的认同激发参与动力 |
| 5.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行动回应 |
| 5.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5.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5.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5.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6章 工会互助制度的变迁逻辑分析 |
| 6.1 宏观制度对中层赋能和个体需求的决定作用 |
| 6.1.1 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用 |
| 6.1.2 单位由行政性整合转向利益性整合 |
| 6.1.3 “国家—单位保障”进阶“国家—社会保障” |
| 6.2 中层赋能的“强化”促生互助组织新形态 |
| 6.2.1 向上贯彻:上级工会“在场”重塑互助边界 |
| 6.2.2 向下回应:发挥工会组织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 |
| 6.2.3 自我赋能:工会组织市场化“跨界” |
| 6.3 微观个体为宏观结构和中层赋能提供经验建构 |
| 6.3.1 “搭便车”的群体惰性助推互助行为制度化 |
| 6.3.2 “由借到挣”的行为逻辑嵌入互助基金会的运营理念 |
| 6.3.3 “风险自担”的制度常态激发工会互助保障的转型 |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复合因素 |
| 7.1.2 工会互助制度变迁不可忽视的“中层力量” |
| 7.1.3 工会互助制度的现实意义 |
| 7.2 研究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访谈提纲 |
| 附录2:受访者基本信息表(以访谈时间先后排序) |
| 附录3:《互助储金会组织通则》 |
| 附录4:《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章程》 |
| 附录5: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开展的职工互助保障类型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2）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0 选题缘起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语料来源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已有成果研究综述 |
| 1.6.1 语言接触研究 |
| 1.6.2 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结构演变研究 |
| 1.6.3 语言结构演变中的词汇借用研究 |
| 1.6.4 汉俄语言接触与俄源词研究 |
| 第二章 不同历史时期汉俄语言接触与俄源词的引进 |
| 2.1 恰克图边境贸易兴起时期俄源词的引进 |
| 2.1.1 “恰克图混合语”的形成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1.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2 中东铁路修筑时期俄源词的引进 |
| 2.2.1 “哈尔滨汉俄混合语”的形成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2.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3 “五·四”至解放前时期俄源词的引进 |
| 2.3.1 大批俄苏译着出版发行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3.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4 中苏友好时期汉俄语言接触与俄源词的引进 |
| 2.4.1 自上而下的“苏联热”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4.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俄源词语音本土化及主要动因 |
| 3.1 俄源词音节结构类型演变及方式 |
| 3.1.1 俄语A类音节结构在汉语中的演变 |
| 3.1.2 俄语C类音节结构在汉语中的演变 |
| 3.1.3 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方式 |
| 3.2 汉俄音系匹配类型及方式 |
| 3.2.1 汉语声母匹配俄语词首辅音 |
| 3.2.2 汉语韵母匹配俄语元音 |
| 3.2.3 特殊匹配 |
| 3.2.4 汉俄音系匹配方式 |
| 3.3 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主要动因 |
| 3.3.1 汉俄语音差异 |
| 3.3.2 汉语母语者的认知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源词词汇本土化及主要动因 |
| 4.1 俄源词结构演变类型 |
| 4.1.1 音译语素组合构词 |
| 4.1.2 汉俄混合式构词 |
| 4.1.3 借俄重组式构词 |
| 4.1.4 喻义仿造式构词 |
| 4.1.5 汉语简缩式构词 |
| 4.2 不同结构类型在汉语中的竞争 |
| 4.2.1 意译形式取代音译形式 |
| 4.2.2 意译形式与音译形式并存 |
| 4.2.3 音译形式独立 |
| 4.3 俄源词表意本土化 |
| 4.3.1 音义相兼 |
| 4.3.2 词义变化 |
| 4.3.3 语用意义变化 |
| 4.3.4 影响汉语固有词词义 |
| 4.4 俄源词词汇本土化的主要动因 |
| 4.4.1 适应汉语语言系统 |
| 4.4.2 社会、心理、文化等因素的促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 |
| 5.1 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总体活力 |
| 5.1.1 失去活力俄源词的分布 |
| 5.1.2 有活力俄源词的分布 |
| 5.2 有活力俄源词的特点 |
| 5.2.1 活力程度 |
| 5.2.2 活力特征 |
| 5.3 影响俄源词活力的因素 |
| 5.3.1 语言因素对俄源词活力的影响 |
| 5.3.2 社会因素对俄源词活力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思想转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总体架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总体架构 |
| 五、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进化论与中国近代启蒙运动 |
| 一、进化论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 |
| (一)进化论及其在欧洲的发展 |
| (二)进化论传入近代中国的社会背景 |
| (三)进化论传入近代中国的思想背景 |
| 二、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进化论的译介与传播 |
| (一)严复的天演进化思想 |
| (二)维新派的进化论思想 |
| (三)革命派的进化论思想 |
| (四)互助主义进化论传入中国 |
| 三、进化论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
| (一)对传统世界观、历史观的冲击 |
| (二)奠定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 |
| (三)激发自由、科学、民主、理性等近代启蒙精神 |
| 第二章 陈独秀前期思想中的进化论因素 |
| 一、陈独秀对进化论的总体认识和唯物论发展 |
| (一)青年陈独秀的人生经历 |
| (二)“宇宙之根本大法” |
| (三)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唯物论 |
| 二、陈独秀进化论的历史观 |
| (一)“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 |
| (二)“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 |
| (三)“所不同者,吾人有自动的发展力耳” |
| (四)“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谓也” |
| 三、陈独秀带有进化论色彩的伦理观 |
| (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
| (二)“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 |
| (三)“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 |
| 四、陈独秀人生观中的进化论因素 |
| (一)“青年之精神界欲求此除旧布新之大革命,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 |
| (二)“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
| (三)“幸福之为物--必兼个人与社会以为量” |
| 第三章 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 |
| 一、“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
| (一)群众史观的萌芽 |
| (二)初释剩余价值学说 |
| (三)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
| 二、“我是相信唯物史观的” |
| (一)论证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选择怎样的社会主义 |
| (二)形成较完整的唯物史观思想体系 |
| (三)把握马克思的真精神 |
| 三、陈独秀思想转变原因的理性审视 |
| (一)外部环境带来的省思 |
| (二)追求个体解放和社会民主的前后贯通性 |
| (三)新文化运动对进化论的反思 |
|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 |
| 第四章 陈独秀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解说 |
| 一、唯物史观“要旨有二” |
| (一)“人类文化之变动” |
| (二)“社会制度之变动” |
| (三)“唯物史观派”的巨子 |
| 二、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
| (一)阐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
| (二)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内在统一 |
| 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
| (一)劳工专政思想 |
| (二)国家观 |
| (三)政党论 |
| 第五章 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
| 一、对中国特殊社会性质的定位 |
| (一)剖析中国社会问题 |
| (二)定位中国社会性质 |
| 二、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 |
| (一)中国革命须分“两步走” |
| (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分析和选择 |
| (一)社会主义道路之争 |
| (二)选择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 |
| 四、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推进 |
| (一)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 |
|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无产阶级觉悟 |
| (三)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 |
| (四)联络革命的资产阶级展开民主革命 |
| 第六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思想转变的历史评价 |
| 一、启蒙的革新:促进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在中国的确立 |
| (一)赋予启蒙新的精神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 |
| (二)以思想论战促进中国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辨明和追求 |
| 二、从零星到聚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
| (一)总体把握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 |
| (二)组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
| 三、由理论到实践:拉开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的帷幕 |
| (一)领导创建中国共产党 |
| (二)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 |
| 四、思想转变的历史局限 |
| (一)尚未彻底摆脱进化论因素的影响 |
| (二)忽视对辩证法的学习与研究 |
| (三)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缺乏深刻、科学的认识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主持参与的科研项目 |
（4）文化生活出版社及其“文学丛书”研究（193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成果的不足与新视角 |
| (三)选题理由及研究意义 |
| 一、文化生活出版社发展概观 |
| (一)文化生活出版社开办始末 |
| (二)巴金及其编辑出版理念 |
| (三)经营策略:重视“作家与读者” |
| (四)建国前的发展历程:两个阶段 |
| 二、文化生活出版社知识分子群体研究 |
| (一)巴金与“南北”青年作家 |
| (二)文生社知识分子群体的多重身份及关系 |
| (三)鲁迅等“文坛老将”与文生社的发展 |
| 三、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
| (一)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概观 |
| (二)《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
| (三)《译文丛书》与“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 |
| (四)战时“文学丛书”的文学审美性追求 |
| 四、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的出版特色 |
| (一)“平凡人”的哲学 |
| (二)计划性、系统性的外国文学译介 |
| (三)巴金与《屠格涅夫选集》的译介 |
| 五、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的文化贡献 |
| (一)文化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 |
| (二)以广告设计带动出版发展 |
| (三)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出版书目及版本整理(1935-1949年) |
| 附录 B:文化生活出版社非文学类“丛书”出版情况 |
| 附录 C:晚清民国时期我国出版50种以上文学书籍的出版机构排名表 |
| 附录 D:文化生活出版社部分“文学丛书”出版情况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巴金早期旅途散文版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巴金早期旅途散文的版本谱系 |
| 第一节 《海行杂记》的版本谱系 |
| 第二节 《旅途随笔》的版本谱系 |
| 第二章 巴金早期旅途散文文本变迁 |
| 第一节 《海行杂记》的文本变化 |
| 一、初版本到开明重排本 |
| 二、开明重排本到文集本 |
| 三、文集本到选集本,再到全集本 |
| 四、《序》的改动 |
| 第二节 《旅途随笔》的文本变化 |
| 一、初刊本到生活书店本、开明修订本 |
| 二、开明修订本到平明本、新文艺本和文集本 |
| 三、文集本到选集本、全集本 |
| 四、《序》的改动 |
| 第三章 《海行杂记》和《旅途随笔》修改研究 |
| 第一节 精益求精的创作追求 |
| 第二节 独立、自由的人格表达 |
| 第三节 对初心和理想的坚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战火中的安那其 ——巴金全面抗战时期文学行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章节概要 |
| 2 信仰与现实之间:巴金抗战爆发前后的编辑出版工作 |
| 2.1 “共同的事业”: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
| 2.2 “为理想脚踏实地做些事”:“文化生活丛刊”与“文学丛刊” |
| 2.3 “为抗战做点事”:《呐喊》、《烽火》 |
| 3 一种迂回的政治参与:巴金抗战前期的翻译工作 |
| 3.1 “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巴金的翻译观 |
| 3.2 在战争中重拾安那其主义的政治信仰 |
| 3.3 在论争中重申安那其主义者的主体性 |
| 4 政治争鸣与生命哲思:巴金抗战中期的散文书写 |
| 4.1 “自发的民众运动”:巴金的抗战观 |
| 4.2 巴金的战时生命哲思 |
| 5 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返家:巴金抗战后期的小说创作 |
| 5.1 《家》与《憩园》、《火》:“家”与“家长”在变化 |
| 5.2 战时漂泊与中年返家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参考书目 |
| C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7）《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马克思主义认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言 |
| 1.1 选题根据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5 相关概念阐述 |
| 2 《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马克思主义认知的历史演进 |
| 2.1 创刊初期从传播民主科学到关注十月革命 |
| 2.2 五四运动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译介 |
| 2.2.1 初步介绍马克思个人生平 |
| 2.2.2 初步译介马克思主义若干基本理论 |
| 2.3 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状,解决劳工等问题 |
| 2.3.1 深化唯物史观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认识 |
| 2.3.2 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分析中国现状,解决劳工等问题 |
| 2.3.3 译介、研究俄罗斯社会各方面状况 |
| 2.4 与各思想流派展开辩论,逐步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 |
| 2.4.1 “问题”与“主义”之争 |
| 2.4.2 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 |
| 2.4.3 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 |
| 2.5 研究、借鉴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经验,提升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
| 2.5.1 对共产国际及世界革命相关信息的译介 |
| 2.5.2 对列宁主义的译介与研究 |
| 2.5.3 进一步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中国革命 |
| 3 《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马克思主义认知的历史局限性 |
| 3.1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知不够深入 |
| 3.2 对马克思主义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不够准确 |
| 3.3 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存在某些教条主义 |
| 4 《新青年》及其知识分子群体对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及启示 |
| 4.1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必须与时代相结合 |
| 4.2 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警惕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
| 4.3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8）中国早期（1915—1930）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对象界定 |
| 1.3.1 研究对象界定 |
| 1.3.2 研究时间界定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相关性”研究方法 |
| 1.4.2 接受研究方法 |
| 1.4.3 文本细读法 |
| 1.5 相关研究概述 |
| 第2章 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时代语境 |
| 2.1 西学东渐：西方思潮裹挟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入 |
| 2.1.1 清末外交与进入中国视野的“巴黎公社”运动 |
| 2.1.2 政治制度的引入与麦喀士的“安民新学” |
| 2.1.3 “民生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 |
| 2.2 俄苏时刻：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政治境况 |
| 2.2.1 从欣羡到决裂：“二十一条”与日本野心的暴露 |
| 2.2.2 从追捧到失望：“巴黎和会”与美国的妥协背弃 |
| 2.2.3 从厌憎到师法：“对华宣言”与列宁时刻的到来 |
| 2.3 相似性：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契机 |
| 2.3.1 中俄文化“相似性”的提出 |
| 2.3.2 中俄文学“相似性”的表现 |
| 2.3.3 “相似性”与他者想象 |
| 第3章 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转换过程 |
| 3.1 从俄苏文学到俄苏文论的接受 |
| 3.1.1 中俄“文字之交” |
| 3.1.2 俄苏文学批评与文论接受 |
| 3.2 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同到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萌生 |
| 3.2.1 俄苏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 |
| 3.2.2 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萌生 |
| 3.3 从俄苏文论到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 |
| 3.3.1 中国早期俄苏文论接受 |
| 3.3.2 从俄苏文论到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 |
| 第4章 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路径与平台 |
| 4.1 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的主要路径 |
| 4.1.1 从日文转译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 |
| 4.1.2 从俄文直译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 |
| 4.2 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主要平台 |
| 4.2.1 作为接受主要阵地的期刊 |
| 4.2.2 俄苏马克思主义译着的出版 |
| 4.3 渠道对中国早期接受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 |
| 4.3.1 日译与俄译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并生 |
| 4.3.2 阵地与俄苏马克思译介的兴替 |
| 第5章 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主要内容 |
| 5.1 马克思列宁文艺思想的接受 |
| 5.1.1 马克思恩格斯文论的接受 |
| 5.1.2 列宁文艺思想的接受 |
| 5.2 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接受 |
| 5.2.1 普列汉诺夫及其文论译介概况 |
| 5.2.2 唯物主义文艺观与“劳动说” |
| 5.2.3 “为艺术而艺术”与艺术的社会价值 |
| 5.3 卢那察尔斯基文艺思想的接受 |
| 5.3.1 卢那察尔斯基及其文论译介 |
| 5.3.2 艺术的阶级属性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 |
| 5.3.3 文艺与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 |
| 5.4 影响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其他文论 |
| 5.4.1 作为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资源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
| 5.4.2 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中的干扰因素 |
| 5.4.3 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前在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 |
| 第6章 中国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直接影响 |
| 6.1 苏俄文艺论战与“革命文学” |
| 6.1.1 苏俄文艺论战概况 |
| 6.1.2 苏俄文艺论战在中国的传播 |
| 6.1.3 苏俄文艺论战与中国“革命文学” |
| 6.2 反映论文艺理论观的确立 |
| 6.2.1 俄苏反映论文艺观的理论基础 |
| 6.2.2 俄苏反映论文艺观在中国的传播 |
| 6.2.3 反映论文艺观与写实文学在中国的确立 |
| 6.3 “左联”对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性共识 |
| 6.3.1 作为“左联”接受性共识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观 |
| 6.3.2 “左联”时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的延续 |
| 余论文论接受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托尔斯泰与有岛武郎创作特质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2 本文的研究意义 |
| 1 托尔斯泰与有岛武郎的成长历程与初期创作 |
| 1.1 托尔斯泰的成长历程特质 |
| 1.1.1 托尔斯泰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文化环境 |
| 1.1.2 托尔斯泰的两个创作情结：“高加索情结”与“塞瓦斯托波尔情结” |
| 1.2 有岛武郎的成长历程特质 |
| 1.2.1 赴美留学前的有岛武郎 |
| 1.2.2 美国留学与有岛的思想质变 |
| 1.3 有岛武郎邂逅托尔斯泰 |
| 1.4 上帝的信徒与上帝的叛徒 |
| 2 托尔斯泰与有岛武郎的“农民文学”特色比较 |
| 2.1 俄国与日本的农民悲运比较 |
| 2.2 托尔斯泰的“农民文学”特色：对农民关爱又无奈 |
| 2.3 有岛武郎“农民文学”特色：肯定农民的反抗精神 |
| 2.4 两位作家“农民文学”的同与异 |
| 2.4.1 两位作家“农民文学”的相同点 |
| 2.4.2 两位作家“农民文学”的相异处 |
| 2.5 有岛武郎本人形象对梁山丁的影响 |
| 2.6 两位作家的创作共性：从“农民文学”到“贵族文学” |
| 3 托尔斯泰与有岛武郎的“贵族文学”比较——以《安娜·卡列尼娜》与《叶子》为例 |
| 3.1 两部“贵族文学”作品的创作缘起 |
| 3.2 有岛武郎接触《安娜·卡列尼娜》的时期 |
| 3.3 《安娜·卡列尼娜》与《叶子》的相似点 |
| 3.3.1 安娜与叶子的出身、教养与品貌的相似 |
| 3.3.2 两部作品悲剧结局伏笔设定的相似 |
| 3.3.3 恋情发展起承转合的相似 |
| 3.3.4 安娜与叶子最终毁灭的直接原因相似 |
| 3.3.5 列文与古藤的人物对称 |
| 3.4 《安娜·卡列尼娜》与《叶子》的相异处 |
| 3.4.1 两部作品结构的相异 |
| 3.4.2 性欲观的相异 |
| 3.4.3 两位作家宗教观的相异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建国前《国家与革命》汉译传播的研究 ——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国家与革命》之历史定位 |
| 二、《国家与革命》之“古文今谈” |
| 三、《国家与革命》之“我”的书写 |
| 第一章 《国家与革命》传播的土壤 |
| 第一节 主题契合:“中国向何处去”的内生渴求 |
| 第二节 文化接洽:传统习俗与国人认知的对接 |
| 第三节 主体选择: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情怀感召 |
| 第四节 物质载体:白话文的兴起和印刷业的繁荣 |
|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沈雁冰译本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
| 第一节 《国家与革命》沈译本的问世过程 |
| 第二节 《国家与革命》沈译本的文本剖析 |
| 第三节 《国家与革命》沈译本的历史镜鉴 |
| 一、文本的选择与马列主义传播路径的多样化 |
| 二、文本的汉译与马列主义传播主体的历史性 |
| 三、文本的传播与国共两党的政党建设 |
|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柯柏年译本和中国社会的三次论争 |
| 第一节 《国家与革命》柯译本的问世过程 |
| 第二节 《国家与革命》柯译本与五四时期的三次论争 |
| 一、《国家与革命》和“如何改造中国”之争 |
| 二、《国家与革命》和“走什么样的道路”之争 |
| 三、《国家与革命》和“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之争 |
| 第三节 《国家与革命》柯译本的历史价值 |
| 一、文本的选择与马列主义传播内涵的时代化 |
| 二、文本的品质与马列主义传播主体的专业化 |
| 三、文本的传播与马列主义传播载体的多元化 |
| 第四章 《国家与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观 |
| 第一节 从《国家与革命》看中国共产党人阶级观的转变一 |
| 第二节 从《国家与革命》看中国共产党人阶级观的中国化 |
| 第三节 从毛泽东阶级观的演绎看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复归” |
| 第五章 《国家与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 |
| 第一节 从《国家与革命》看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革命主体的探究 |
| 第二节 从《国家与革命》看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革命对象的探析 |
| 第三节 从《国家与革命》看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革命道路的探论 |
| 第四节 从毛泽东革命观的演绎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复归” |
| 第六章 《国家与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观 |
| 第一节 从《国家与革命》看中国共产党人国家观的形成 |
| 第二节 从《国家与革命》看中国共产党人国家观的中国化 |
| 第三节 从毛泽东国家观的演绎看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复归” |
| 第七章 《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版的《国家与革命》 |
| 第一节 从逻辑层面看《国家与革命》的演绎 |
| 第二节 从文本层面看《国家与革命》的推演 |
| 第三节 从文化层面看《国家与革命》的纵深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世纪回眸——关于《克鲁泡特金在中国》（论文参考文献）
- [1]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D]. 穆希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D]. 刘定慧. 吉林大学, 2020(01)
- [3]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思想转变研究[D]. 查芳灵.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4]文化生活出版社及其“文学丛书”研究（1935-1949）[D]. 王深会.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5]巴金早期旅途散文版本研究[D]. 王宇. 广西大学, 2020(07)
- [6]战火中的安那其 ——巴金全面抗战时期文学行为研究（1937-1945）[D]. 黄培钰. 重庆大学, 2019(09)
- [7]《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马克思主义认知研究[D]. 赵玮. 浙江大学, 2019(02)
- [8]中国早期（1915—1930）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研究[D]. 张立军. 辽宁大学, 2019(12)
- [9]托尔斯泰与有岛武郎创作特质比较研究[D]. 冯春. 辽宁大学, 2019(01)
- [10]建国前《国家与革命》汉译传播的研究 ——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D]. 高华梓.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