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患者的禁忌症

一、春节期间病人的禁忌（论文文献综述）

乔英^[1]（2021）在《大理宾川白语词汇研究》文中指出宾川县隶属于大理州,位于云南省西部,面积为2627平方千米,辖区内人口约为35.194万,宾川县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县,境内居住着25个民族。现在关于宾川白语词汇的研究成果还很少,本文选择宾川白语的词汇和语义作为研究对象,既可以更多的记录和保存逐渐减少,甚至消失的语料,还可以加深对宾川白语结构特点的认识。因此,对于宾川白语词汇和语义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文一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说明了宾川县的地理情况,宾川白语词汇的研究历史和现状、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以及宾川白语的声韵调系统。第二部分主要描写的是宾川白语词汇的结构,对宾川白语的组成和构成方面进行了描写。第三部分主要描写的是宾川白语词汇的音节数量、语素构成以及词缀等方面的描写。第四部分是从宾川白语词汇的直接造词理据和间接造词理据两方面展开的研究。第五部分是从宾川白语词汇的词义方面进行了研究,将词义的类聚以及义素的分析进行了阐述。第六部分为结语。本文以白语词汇为主,在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宾川白语进行了描写分析。最后得出,宾川白语词汇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自身的发展和变化规律。

木粲成^[2]（2020）在《实践中的时间 ——方南苗族多样时计与时间性的民族志研究》文中认为时间是人类在生活中必须倚赖的基本观念之一。人类的实践既建构着时间,也展开于时间中,受时间形塑。时间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时计与时间性。时计是人类在人与人、人与物的互动中习得或创造而成的各式各样用于标定过去、现在、未来的手段。时间性则是由回忆、感知、预期三种机能触发的统一于当下的过去、现在、未来意识。时计既展开于时间性中也影响人们的时间性,时间性既化育时计也受时计牵动。时计与时间性统一于时间实践。时间实践与社会文化互构。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时间实践会所有不同,同一社会文化群体内部的时间实践也会因社会身份与实践场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本文是一项以时间为中心论题,以聚居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清水江中上游两岸的苗族方南支系为考察对象的民族志。通过考察方南苗族的基本时间概念,时计类型,不同社会角色的时间实践方式,不同社会场景的时间特点,以及不同社会角色在不同场景之中时间交叠、时间冲突、时间协调的具体过程,本文既从方南苗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来理解时间,也以时间为核心论题来呈现方南苗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本文依照如下框架展开。第一章系统梳理了百余年来社会文化人类学时间研究的主要脉络,明确随之形成的主要问题、概念、理论、方法,确认当前社会文化人类学时间研究的主要趋势为探究多样场景中不同行动者在实践中牵涉的多样时计、时间性及其相互关系,并强调,本文涉及的时计主要是方南苗族在生活中频繁使用且与其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具有密切关联的时间参照,并将对时间性的呈现锁定在方南苗族运用时计而展开的具体实践之中。第二章,从生态人文区位、生计方式、亲属制度、社会组织、信仰观念等层面勾勒方南苗族的社会文化概况,强调方南苗族的核心社会理想是在祖先、神灵护佑下,维系家户、宗族、村落团结,建设跨家户、跨宗族、跨村落交换,实现并延续物与人的丰产。第三章,概要呈现方南苗族的基本时间概念,时间起源论,主要时计类型,各类时计的内容、来历、功能、意义,不同时计掌握程度与运用状况的社会差别,多样时计划分的各级时间单位及其内部多样性,彰显方南苗族的时计愈发数值化、便携化的代际趋势。接下来,以多个民族志个案剖析嵌合着时计与时间性的时间实践过程,讨论方南苗族时间实践的社会差别与场景特征,呼应方南苗族社会文化图景与多样时计概貌。第四章讨论生计场景中的多样时计与时间性,呈现由基本社会分工带来的老年男性、中青年男性、妇女、儿童的时间实践之别及其交叠、冲突、协调,其中可见中青年男性的市场经济时间如何强势于老年男性的务农时间,在校儿童的国民教育时间如何强势于妇女的家务时间,体现出生计时间的可变性。第五章讨论仪式化场景中的多样时计与时间性,一类为仪礼时间,以一个葬礼为例,呈现仪礼时间的突发阈限性与宗教专家的时间权威;另一类为节庆时间,以三个节庆为例,呈现方南苗族节庆的时间特点,突出本地节庆时间的固定阈限性与集体惯习的时间效力;两类时间共同体现仪式化时间的固定性。第六章,以龙舟节这一既与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又具备高度仪式化特征的大型区域性丰产节庆为个案,呈现方南苗族的生计时间、仪式化时间,家户时间、村落时间,以及不同社会角色的时间,通过一系列协调混溶到趋于一致的区域时间之中的具体过程,其中不仅分析了龙舟节时间之区域性、周期性与复杂性的由来,也呈现了村民集体议定的出龙之时的强制力,村领导的时间纪律监督权威,以及宗教专家的时间权威,并强调,这种足以将多样时间实践混溶为一的根本动因,乃是方南苗族希望在祖先与神灵的护佑下,维系秩序稳定,延续两种丰产的社会文化理想。

孙桃竹^[3]（2020）在《泰国海南籍华裔“水尾圣娘”信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南四面环海,海就成为海南居民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与之相似的地理环境,国外的有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内的有福建、广东和台湾等,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海神信仰体系。明清时期就有大量包括海南人在内的华人移居泰国,在同一时期,海南籍华裔在泰国建立起了民间信仰神庙——水尾圣娘庙。海南人最崇信的神祗有水尾圣娘、妈祖、108兄弟公、冼夫人等。在泰国海南籍华人诸多信仰当中,水尾圣娘信仰不仅起源于海南岛,还是海南籍华人首要信仰的神祗,水尾圣娘信仰是海南岛传统文化的符号,而带有浓厚的海南文化色彩的水尾圣娘信仰,以地缘、亲缘、血缘分布于各个地区。历经不断地继承与发展,在泰国的水尾圣娘庙宇的数量甚至多于海南。在泰国,海南人所建的庙宇当中,水尾圣娘一般处于主祀地位,且也被供奉于海南会馆里,证明了圣娘在海南人心目中的地位,表达了他们对圣娘的无比崇敬。神庙的最大特点是公馆合一,泰国海南会馆是庙宇最大的“投资者”和“建设者”。在继承与发展进程中,水尾圣娘信仰逐渐地受佛教的影响,其功能作用也得到延伸,信仰人群和神庙分布不断扩大。本文总共以五章的形式来对水尾圣娘在泰国传播情况进行研究。第一章先介绍泰国华裔的民间信仰,总结出泰国华裔信仰的类别;第二章论述水尾圣娘的起源,追溯水尾圣娘发展的历史踪迹;第三章对水尾圣娘在泰国的发展和传承展开研究,寻找水尾圣娘文化在泰国的足迹;最后第四、第五章探讨信仰水尾圣娘的目的、原因和功能,深度挖掘水尾圣娘在泰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杨睿天^[4]（2020）在《东北乡村的祖先崇拜研究 ——以J省H镇“老祖宗”民间信仰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祖先崇拜在我国具有普遍性,而东北地区的祖先崇拜由于东北社会移民背景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通过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研究分析发现,当前对于东北地区祖先崇拜的系统性研究较少。虽说东北地区的祖先崇拜氛围没有南方地区浓厚,但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有许多问题也尚待明晰,例如,东北地区的祖先崇拜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与移民的社会背景具有怎样的联系,其在当今社会又具备怎样的价值。因此,本文选取J省H镇的“老祖宗”民间信仰为个案,运用文献分析法以及半结构式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对东北地区的祖先崇拜进行系统的探究。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考察,首先从时间上对祖先崇拜的起源以及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发现祖先崇拜是建立在“家本位”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们为了凝聚力量共同抵抗外力的需求上发展起来的。从先秦到改革开放之后,祖先崇拜经历了盛行——衰落——复兴的过程,国家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本文以“老祖宗”民间信仰为个案进行系统的阐述。“老祖宗”民间信仰作为祖先崇拜的具体表现形式,对于其形成和发展要将其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整体的考察。因此首先对H镇的自然经济状况以及信仰秩序进行了阐述,再对“老祖宗”民间信仰的仪式展演进行深描。通过对H镇的考察,供奉“老祖宗”的信众具有三个显着特征:第一个特征即为家中祖辈曾经是地主、富农等比较有名望的家庭,比较重视并且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进行祖先的供奉;第一个特征即为家中祖先曾是从关内移民过来;第三种特征则为家中有人患病,家族中并没有该病的遗传史,通过正规的医学治疗没有明显的成效,或者人们会两种方式兼选,一边进行科学的治疗,一边求助于超自然力量。关于“老祖宗”民间信仰的崇拜对象,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其一,无疑就是以父系氏族为基础的家族祖先;其二,就是崇拜从关内移民过来的祖先;其三,就是崇拜这个信仰所认为的创造人类的高祖公和高祖婆。所以,从老祖宗的信仰对象中可以看出H镇“老祖宗”所指对象较为宽泛,具有多元性。但当地人认为对于自己生活产生主要影响的便是家谱上所记录与自己具有血缘以及亲缘关系的祖先。能够供奉“老祖宗”的基本条件有三点:第一,经济条件要允许,第二,需要对家族祖先姓名的记载足够完整,第三,一般情况下,有直系的男性后代。关于“老祖宗”民间信仰的仪式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即为“烧香”仪式,其次请“老祖宗”,再次,供“老祖宗”,最后,送“老祖宗”,一系列的禁忌也贯穿其中。本文运用特纳的仪式象征论以及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论对“老祖宗”民间信仰的仪式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以及其在当代社会的功能进行剖析。认为当前的“老祖宗”民间信仰具有神圣性以及世俗性,终极关怀、本族认同性、不可选择性以及惩罚性的属性。“老祖宗”民间信仰中所供奉的家谱是家族血脉及身份的象征符号,仪式中对于“老祖宗”的供奉,所供的祭品以及对于“老祖宗”的跪拜都象征着子孙后代将祖先在世时对其所尽的孝道延续到了“彼岸”,供奉“老祖宗”也象征着人们面对生活的积极心态。“老祖宗”民间信仰在当今社会发挥着道德教化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整合功能以及文化传承功能。运用涵化的理论,从空间的维度,分析“老祖宗”民间信仰所呈现出当下特征的原因及其形成过程。认为“老祖宗”民间信仰与东北移民社会的背景具有密切的联系,是萨满教与儒家文化中的敬祖敬宗思想涵化的结果,并且东北地区祖祠的缺失也与移民社会的背景具有直接关系。通过分析当下的“老祖宗”民间信仰的特征以及其呈现式微趋势的社会根源,认为其当下主要呈现出自发传承模式的状态以及具有明显的俗信化趋势,此外长子继承制也呈现出松动的状态,信仰圈也具有流动性。其式微的社会根源与当前社会原子化以及基督教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当前70后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的淡漠具有密切关系。最后对“老祖宗”民间信仰在当代的影响力进行反思,认为其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可能造成家庭的经济负担、使人们错认供奉祖先即为对于孝道的传承以及致使或强化人们的重男轻女观念。

张美书（Patthamasewi Nannaphat）^[5]（2020）在《泰国汉语学习者使用汉语祝福语的调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祝福语是表达友好意图的重要交际用语,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在汉语教学中是实用性较强的教学内容。通过开放式和封闭式问卷调查发现:泰国汉语学习者使用祝福语成功交际的原因在于熟悉、理解或学习过相关的祝福语,且这些祝福语易于理解。而发生一些普遍性偏误,其原因是母语负迁移以及汉泰语言文化差异。具体是泰国汉语学习者对汉语祝福语中成语或四字词语的理解较为困难,因为泰国祝福语中通常不包含四字词语。同时,两国语用文化差异也是汉语习得者出现偏误的原因。因此,为了解决以上谈及的在应用汉语祝福语时出现的偏误及提高泰国汉语学习者在学习汉语祝福语时的学习效率,本文提出了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语祝福语教学策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关于汉语祝福语中四字词语和成语的教学策略,第二是句子结构组成的教学策略,第三是汉语祝福语的交际教学策略。此外,提出了泰国汉语学习者在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针对泰国汉语学习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并正确地应用汉语祝福语给出了一些建议。

熊浚^[6]（2020）在《社：一个古老节俗的当代形态 ——恩施土家族春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节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节日文化。在中国的典籍,如《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等,都有许多有关社日的记载。“社祭”作为一种官方和民间共同的礼俗,在中国延续了至少两千多年之久。“社”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与节日礼俗,在中国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人们至今仍然沿用“社”的名称,命名“社会”“社团”“社区”等当代社会组织,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今日之中国,传统的社节早已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全面萎缩,只有极少数地区保存着这种古老文化的遗留。湖北省恩施州土家族的春社,就是社节以活态形式在民间生活中存续的一个节日。传统社节是一种怎样的节日文化?其运作方式和文化表征是怎样的?她要实现什么样的社会功能?为什么恩施土家族人在现代生活中仍能保存甚至激活这种古老的节俗?他们的春社习俗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今天应该如何保护和传承土家族社节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民众广泛参与的传统节俗呢?这些问题,就是笔者作为一个从小在“春社”节俗中长大的土家族人,同时又是正在学习民俗学的博士生,以局内和局外两种眼光、感性和理性两种情感,通过亲身参与和田野调研后,所要作出的答卷。本论文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六个章节。第一部分是绪论,阐明论文的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重难点、创新点。论文对本课题相关的研究现状,从社神社主、社祭形式、社文化内涵三个方面进行了学术史的追溯和研判,决定将研究重点放在厘清恩施地区土家族春社习俗的主要形态,并以此为基础发掘春社习俗中的民族文化内涵之上。提示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是通过对三个村落中春社节俗的调查,重构“社祭”节俗的演变形态,再现古老社节的当代形态,对社节的仪式过程、象征符号、社会功能、核心价值和女性文化等作出深描与阐释。第二部分为主体部分,包括第一、二、三、四、五章。第一、二章从地理环境、民族历史、民俗传统三个方面阐述恩施地区土家族春社的文化源流。首先对武陵山区的地理环境和土家族传统文化作了简要分析。其次对恩施地区土家族春社的来源展开辨析。从“社”的中原汉民族文化的来源,考察移民迁徙过程的影响,理解春社习俗是以简化的汉族社祭为外在表现形式,以汉文化与土家文化相交融产生的独特习俗为内容,由此可以确认汉文化的“社祭”是春社的源头,土家族的春社习俗是支流。第三章在源流研究基础上,运用田野民俗志的方式,分别以恩施地区的金龙坝、楸木园、双堰塘这三个古村落作为研究个案,通过村落传说对春社习俗的差异性展开具体的描述与分析。金龙坝保留了较原始的以山神、土地龙神为中心的春社习俗传统;楸木园有保存完好的社神象征,形成了以社主为中心的春社习俗传统;双堰塘村地处城乡结合处,形成了以娱人为中心的春社习俗传统。春社习俗的防疫与巫术心理揭示出土家族生态健康智慧与亲情伦理智慧。第四章主要从春社习俗的具体形态来讨论恩施地区土家族的文化内涵问题。主要体现在承载原始生命观、包含多神信仰、崇尚女性价值等三方面。拦社习俗体现出恩施地区土家族丧葬礼俗的豁达乐观、圆融新生的原始生命观。多神信仰是土家族群原有信仰在儒、道、释三种宗教影响下而产生的独特民族信仰。社饭习俗是一场充分体现恩施地区土家族女性价值与地位的展演,拦社习俗也展现出女性在土家族群中所拥有的崇高地位,是女性氏族社会的历史遗风。第五章讨论土家族春社的文化功能。春社习俗作为体现土家族人独特文化内涵的一项民俗事项,具有补偿与治癒功能、认同与整合功能,以及传承与教化功能。这些文化功能在现代文化传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笔者对此做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辨析。第三部分是第六章及结语,总结恩施地区土家族春社的源流、习俗、个案、特征和功能问题,延伸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来思考春社习俗的传承与保护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春社习俗不仅是一项单纯的民俗事项,它更是土家族丧葬文化、性别文化的实际载体,它在具体施行过程中成功演绎了亡者由人变神的具体过程,同时揭示了土家女性主体在性别文化和婚姻关系之间所处的地位与意义。本文通过全面解读当代恩施土家族春社习俗的文化特质,认识到当代春社习俗所蕴含的土家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传承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本真与自我的日渐沦丧。思考如何在政府主导下,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制度,把握春社习俗的现代传承规律,使春社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更好地传承,为新时代的民族文化建设提供富有现实价值的生活智慧。

郭周卿^[7]（2020）在《西物东语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故事》文中提出现代世界体系中,作为全球化饮品的咖啡在各国家和地区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咖啡文化。咖啡自清末进入中国社会后因其“洋物”属性而长期被放置于中国饮食文化体系的边缘,仅被少数群体所接触和消费,这种“身份区隔”是理解咖啡在中国的文化意涵之背景之一。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大理市宾川县平川镇的一个彝族村落——朱苦拉为田野对象,考察咖啡这种西方“西来物”从1904年被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偶然引入种植至今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生命历程。朱苦拉咖啡社会生命故事的书写,关涉人类学的历史叙述、全球化与本土化、物性与身体感、物的市场化与符号化等多个面向,展现物与社会通过人的生产生活实践而混融一体的历史过程。研究得出以下基本认识:（一）咖啡在传入朱苦拉后百余年间经历了从他者向我者的身份转换,从自在的物质资源向具有“符号价值”的文化资源的角色转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咖啡树每年产出的咖啡主要满足传教士群体的日常消费需要,作为传教士世俗生活中的“必需品”,并未以饮品的形式出现在地方民众日常生活中,也未被外界社会知晓和重视,一直处于幽居深山的自然缓慢发展状态。1950年代初期传教士离开朱苦拉后,咖啡因与当时云南省农垦外贸经济的某种“耦合”才逐渐以经济作物的身份在朱苦拉地区发挥经济价值。虽然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以“中国咖啡发祥地”之名进行过实地考察,但随后咖啡仍默默无闻数十载,只在朱苦拉地方社会充当“土特产”的角色出现在大众的社会交往生活中,直到21世纪初,才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朱苦拉咖啡“重新被发现”与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和中国咖啡产业及文化发展的特殊性相关联,其后走向市场化与符号化的重要前提也正是其积攒了百余年的咖啡历史文化。（二）朱苦拉咖啡成为地方资源的过程既是“被发现”、被市场化的过程,也是各方力量凝视、操控和使之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朱苦拉地方社会关于西方传教士群体的陈年往事的“小历史”借助咖啡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的“大历史”相勾连;百年咖啡种植历史使得朱苦拉这个偏远民族村落的“小地方”与中国云南咖啡产业乃至世界咖啡版图的“大世界”相对接;在一系列市场化开发行为中,朱苦拉咖啡被学者、专家、政府、市场等多方力量持续包裹着并形成一股合力,也促使其被形塑为一种“文化符号”,各种力量通过对朱苦拉咖啡的符号操纵和运用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作为“符号”的朱苦拉咖啡的小社会与整个现代市场体系相融入;越来越多关于朱苦拉咖啡的文字书写将咖啡连带朱苦拉地区的历史传说、人物故事放置于更庞大的历史书写框架中。由此显现出物的地方历史与国家历史、地方村落社会与国家大社会、自在历史与书写历史形成某些互动与互构。（三）论文从朱苦拉咖啡的历史叙述与传播轨迹、朱苦拉咖啡文化的生成、咖啡产业市场化开发、市场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且始终秉承一个重要观点,即承认物性的存在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反馈功能。在朱苦拉咖啡市场化进程中,朱苦拉地方社会也必然被卷入到现代市场体系中,咖啡直接或间接的带来地方社会的文化再生产、再结构,以及朱苦拉人生计观念的不断变迁。朱苦拉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套传统咖啡加工制饮工艺并就地代代传承,使咖啡成为兼具凉药、茶饮、经济作物、地方土特产等多重身份的物,正是当地人对咖啡的认知观念及身体感规训与把握的结果,造就了朱苦拉咖啡物性的特殊性。在此意义层面,咖啡这种“西来”物在朱苦拉这个“东方”具体社会中实现了新的文化实践与话语表达。作为地方文化特色的朱苦拉咖啡与国际统一标准体系下的咖啡形成对比并形塑着朱苦拉地方的咖啡文化以及市场消费者的品味需求,事实上这也是全球化进程中本土文化发展的某种可能的取向。

赛哈娜^[8]（2020）在《内蒙古东部敖包祭祀的象征人类学研究 ——基于翁牛特旗村落的田野调查》文中认为敖包祭祀作为蒙古族重要的传统仪式,源于萨满教的祭祀仪式。祭祀仪式起初由萨满主持,后因藏传佛教的传入改由喇嘛主持。因此,敖包祭祀既有佛教文化色彩,也有地方文化特色。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的敖包祭祀拥有自己的固定仪式,祭祀仪式包括恢复敖包、打扫整理、桑塔力比呼（sang talbihv）、供祭祀品、达拉拉嘎阿布呼（dalalga abhv）、享受敖包合石格（hesig）、举行那达慕等内容。敖包祭祀包含丰富的象征符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其象征意义随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敖包祭祀随时代发展的同时,依然保留着原有的文化功能。近20年间,国内外对敖包祭祀的研究有许多,但目前还没有对翁牛特旗的布囧黑敖包和布拉嘎敖包的祭祀研究。本文根据对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两个村落的田野调查,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讨论了翁牛特蒙古族敖包祭祀的象征意义,以期深入了解蒙古族民俗宗教文化,呈现翁牛特蒙古族敖包祭祀的象征意义及价值。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了研究缘由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为全文作铺垫;第二部分对田野点的概括描述,更好的了解当地敖包习俗的背景;第三部分描述了翁牛特敖包祭祀的历史,方便理解当地敖包的来源以及祭祀状况;第四部分详细的记录了翁牛特两个敖包祭祀仪式,以便下一章的分析;第五部分运用象征的理论,分析翁牛特蒙古人生活中的象征体现以及敖包祭祀的象征意义;第六部分总结文章,翁牛特敖包祭祀象征研究在蒙古族敖包祭祀研究的价值、敖包祭祀对象征人类学的启发以及保护和传承以敖包为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提出建议。

赵雪^[9]（2020）在《詹姆斯·弗雷泽的艺术起源观研究》文中认为艺术起源研究属于美学的研究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弗雷泽受人类学家泰勒的“万物有灵观”思想的影响,并且在此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完成后世的人类学巨着《金枝》,并且从中提出艺术起源于巫术的观点。研究者对于《金枝》的关注前期主要集中在人类学方面,但是对于后期影响颇为深刻的,主要是涉及到人类学美学领域。纵观前面针对弗雷泽人类学思想的研究,涉及到弗雷泽艺术领域的研究较少,以美学的角度关于艺术起源研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事实上,正是因为早期以泰勒为代表的人类学家的影响,从而总结出“万物有灵观”,并且弗雷泽在“万物有灵观”思想的影响下进行升华写出人类学着作《金枝》。《金枝》作品产生之初主要是作为一部人类学着作进行研究,艺术起源问题后期才逐步从纯粹人类学研究延伸到美学研究领域,成为当代文化思想研究的一种新的动向。不同于早期泰勒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普遍兴起的“万物有灵论”人类学思想观念的研究,弗雷泽的《金枝》作品中主要涉及到有浪漫瑰奇的想象以及充满诗意化的语言,本身可视为文学作品进行阅览欣赏,他还以人类学美学的观点将巫术引入艺术美学的相关视角,并且他还整理总结前代许多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从而将《金枝》从人类学研究出有美学研究的相关价值。后期对于人类学美学解读影响十分深远。弗雷泽作为人类学美学中艺术起源研究的代表人物,并且弗雷泽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化人类学家以及当代人类进化的代表学派的倡议人之一,他主要在《金枝》中通过折取金枝等神话故事提出艺术起源于巫术的观点,在原始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而得出艺术起源于巫术的观点。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巫术-宗教-科学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通过神话以及各地原始部落故事的实际例子,让我们易于理解和掌握其艺术起源观点。《金枝》里面的故事虽然离我们相去甚远,但是人类追求美好并且希望通过努力达到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愿望是共同的,不会因为时间而发生改变。在论文中会分析到前期艺术作品的产生是物质的实际功用目的,为其自身生存服务的这一观点本身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巫术是原始人处理社会周遭环境的一种方式,并且艺术作品作为一种载体反映出来,进而通过这种手段来达到物阜民丰的目的。随着时代的继续,从原始社会最初发展以来,审美目的在后期日益突显,但是针对审美这方面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人们关于艺术审美的追求不会改变。关于弗雷泽的艺术起源观点,笔者主要集中在《金枝》这部作品来进行分析,其中《金枝》给予我们的精神价值即对于旺盛的生命力的追求,对于生生不息精力的一种体现。例如在原始社会,折取金枝的人被授予国王和巫师的职权,受到人们的尊敬,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人们在给予其厚望时候也需要在关键时期为人民谋福利。例如在大旱时期需要国王兼巫师的身份为百姓祈求雨水等,如果其作用失效,那么人的地位以及生命将会受到威胁换取优秀的人加以替代。例如林中之王可替代性或者说其更替性极大,为保卫自身地位,他们需要守护圣树,林中之王的获得只要是将其更为优秀或者说是更狡诈的人杀死为止。弗雷泽将这种习俗从罗马帝国以及古希腊罗马来看,我们能够对照发现我们暂且可以推论出罗马帝国吸取了其中的文化特性,具有扩张以及粗暴和野蛮的特性。全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首先讨论人类起源源起问题、人类起源的物质以及精神需求从而促进艺术起源产生并结合泰勒的“万物有灵观”寻找人类学发展基本脉络,从而为后续阐述弗雷泽的艺术起源观点做作铺垫。第二部分主要是针对历史上所产生的艺术起源观点做出概述从而总结到艺术起源的产生是几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仅仅是一个因素而为之,从而提出弗雷泽艺术起源于巫术的观点,证明其合理性以及分析相应的不可避免的时空局限性。第三部分是全文的核心部分,从弗雷泽的代表作《金枝》中进一步阐述主要内容,分析艺术类型并进一步分析艺术起源于巫术的相关思想。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以中国以及西方当代艺术作品分析为例,弗雷泽艺术起源于巫术的影响,提出其历史发展是沿着巫术-宗教-科学这一阶段进行展开,在当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于文化向前发展也影响颇深。

松芳^[10]（2020）在《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青稞糌粑为中心的藏族饮食文化为研究对象,主要从饮食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在地化观察与研究,对青稞糌粑文化的特征、价值和意义进行探讨。重点考察了在饮食生活中,藏民族如何运用相关青稞糌粑的内部知识体系,理解并调适人同所处特殊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尝试通过地方性知识及“生长于斯”的经验性的“深描”,完成关于青稞糌粑的食物民族志写作。同时,从糌粑文化的个案研究出发,探索藏族传统饮食文化的整体研究构架,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路径,并试图与文化生态学、象征人类学等多种研究范式进行对话。藏区至今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围绕青稞糌粑的技艺、制度、信仰等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形态,藏族饮食文化的综合特点在于:单一的食材、极简的烹制和规模化的生产,朴素与实用的形态背后却隐含有人类精神中更多的文明指数,并拥有与之相应的一套文化意义体系。论文首先梳理了藏人对青稞生成环境的认知和糌粑原料的获取过程;描述糌粑的生产制作与食用方式以及饮食制度;围绕在不同空间展开的各种仪式中糌粑作为信仰食物所呈现出的象征意义;探讨了糌粑作为藏人主食具有的感官、记忆与自我认同功能;以及在现代性实践中的现状及可能的未来走向。论文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饮食文化中,食物原料的生产环境决定人们的生计方式和饮食形态,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是决定饮食文化的主要因素,因此,整体对青稞糌粑文化的把握,应从“地理和人文的结合部”的角度去理解,方法论方面应注重饮食实践层面的综合考察。第二,作为生物性营养需要的糌粑和作为精神需求的糌粑之间相互转化,贯穿于藏文化的方方面面,使藏人对糌粑有着习惯性的忠诚,成为维系统一藏族传统文化的纽带。第三,藏人与青稞糌粑的互动,和与其所处青藏高原特殊环境之间相互调适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饮食文化对象征符号的运作,使食物的意义进入象征系统并成为破译文化的符码,在广泛的时空中扮演着连接人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中介角色。不同文化赋予具有永恒功能的食物以不同的意义,生活在藏文化中的人们,在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和逻辑的象征体系之中,形成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认知。同时,借助于象征符号的能动性运作,人与其所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调适终以和谐实现。第四,外来的饮食及其文化,扩大了藏族原有的饮食体系,丰富了本土糌粑为主食的饮食结构,而未替代糌粑酥油在藏族饮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糌粑酥油为核心的饮食文化系统,在整体的藏文化中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体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边界。论文力求把对青稞糌粑文化的探讨,贯穿一条鲜明的人文思想主线,糌粑为主兼及其他的饮食结构、“医食同源”的藏人饮食保健养生思想、生命平等的生态法则、尚“善”的人文观念和“尊老”的传统。

二、春节期间病人的禁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春节期间病人的禁忌（论文提纲范文）

（1）大理宾川白语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实践中的时间 ——方南苗族多样时计与时间性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泰国海南籍华裔“水尾圣娘”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东北乡村的祖先崇拜研究 ——以J省H镇“老祖宗”民间信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泰国汉语学习者使用汉语祝福语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社：一个古老节俗的当代形态 ——恩施土家族春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西物东语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故事（论文提纲范文）

（8）内蒙古东部敖包祭祀的象征人类学研究 ——基于翁牛特旗村落的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9）詹姆斯·弗雷泽的艺术起源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春节期间病人的禁忌（论文参考文献）

• [1]大理宾川白语词汇研究[D]. 乔英.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2]实践中的时间 ——方南苗族多样时计与时间性的民族志研究[D]. 木粲成.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泰国海南籍华裔“水尾圣娘”信仰研究[D]. 孙桃竹. 云南民族大学, 2020(07)
• [4]东北乡村的祖先崇拜研究 ——以J省H镇“老祖宗”民间信仰为例[D]. 杨睿天. 吉林大学, 2020(08)
• [5]泰国汉语学习者使用汉语祝福语的调查研究[D]. 张美书（Patthamasewi Nannaphat）. 西北大学, 2020(08)
• [6]社：一个古老节俗的当代形态 ——恩施土家族春社研究[D]. 熊浚.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7]西物东语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故事[D]. 郭周卿. 西南民族大学, 2020(11)
• [8]内蒙古东部敖包祭祀的象征人类学研究 ——基于翁牛特旗村落的田野调查[D]. 赛哈娜. 兰州大学, 2020(01)
• [9]詹姆斯·弗雷泽的艺术起源观研究[D]. 赵雪.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10]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D]. 松芳.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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