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林郭勒草原之旅

一、锡林郭勒大草原纪行（论文文献综述）

米彦青^[1]（2021）在《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上都书写》文中认为元代草原丝绸之路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发达通畅,经过的地区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多样,民俗独特丰富,游牧文化的都邑也随着从"蒙古国"至"元帝国"的转换而在兴起。上都既是流动的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静止点,又是农牧文化集中交融之处,它所体现出的中国古代王朝中最具独特性的都邑范式,昭示了它所具有的纪念碑性的城市建筑群的意义。文人在对以上都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织而成的新型都邑文化的图解中,渐变式地交融、接受草原游牧文明。解读隐含在上都诗作背后的文人心态,可以进一步考察丝绸之路诗歌背后所蕴含的汉文化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真实理解,并由此谛视元人的历史观、社会观和人生观。

刘俐^[2]（2020）在《锡林郭勒草原生态治理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锡林郭勒草原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中东部,是距离我国首都最近的草原牧区,生态系统类型多种多样,其草原系统、典型草甸、溪边湿地等生态系统,都举世闻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构建政府为核心的环境治理体系。可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热点话题。但是目前,锡林郭勒盟的草原生态治理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优化其生态治理,对其进行生态保护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在对锡林郭勒草原生态治理现状进行考察研究后,了解到当前锡林郭勒草原生态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目前锡林郭勒草原仍然存在着草原面积退化严重,草原违法案件多,非法侵占草原面积广,牧民收入不高,牧民执行草原补奖政策的积极性弱,政府不合理“招商引资”带来污染等问题。通过对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锡林郭勒草原生态治理存在草原生态法律法规不健全、草原补奖机制不完善、政府利益推动下的唯GDP政绩观、基层政府草原生态治理监管缺位、政府部门草原生态执法保护不足、“乡财县管”背景下的基层财政活力不足等原因严重制约了锡林郭勒草原生态治理的发展。本文运用马克思生态理论、善治理论对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治理进行审视,认为当前情形下,应尽快完善草原生态法律体系,优化生态草原补奖机制,此外政府应该树立科学绿色的政绩观,不断强化草原执法监督,提高基层乡镇政府的财政活力,完善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作用,不断优化锡林郭勒草原生态治理,这对于全盟、全自治区乃至全国的草原生态治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丽伟^[3]（2019）在《近代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文中认为有关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与文化的研究,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东北民族民间音乐与文化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本文发挥笔者专业知识结构特长与地域文献资源的优势,运用历史学与音乐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方法与视角,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与尝试,较系统、全面、深入地探究近代东北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以利于东北区域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本论文内容如下:一、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与东北社会环境。主要阐述近代东北社会环境对东北边疆民族与民间音乐文化的影响,包括民族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民族构成与分布,分析东北区域社会环境与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影响成因,以对近代东北区域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形态及特征进行理论阐释,对主体内容加以客观把握。二、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历史考察。运用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东北古代与东北近代民族民间音乐。有关东北古代民族民间音乐,即古代东北的肃慎、挹娄、勿吉音乐;渤海国的靺鞨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及“渤海乐”在后世的流传;金代女真音乐、金代民间音乐。自清代以来,随着东北民族的发展,与各民族间的文化相互渗透、各民族杂居的地区风俗互染,形成了蒙古族草原音乐文化、满族的萨满音乐文化、朝鲜族的音乐文化等等,将东北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音乐呈现出来。三、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种类。包括东北民族民间歌曲;东北民族民间歌舞音乐;东北说唱音乐（曲艺音乐）;宗教信仰与民族音乐:东北民族民间戏剧音乐（戏曲音乐）;东北民族民间器乐。阐释与分析各类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内在艺术形式、音乐本源艺术特色、多元文化特徵,以及艺术中的意蕴之美、审美情趣与追求;通过列举个案,再现其旋律音乐中的“吟、柔”之美;通过对东北边疆民族与民间音乐丰富的内涵情感及客观性分析与描述,展现东北区域本土的音乐文化,在东北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不可割舍的情感与审美表达,以及思想与文化相互间的联系。四、东北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艺术特征。较深入探究了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地方性、共性与特殊性,世界历史性,以及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韵味。地方性,体现东北历史悠久,各民族间相互吸收融合文化的精华,形成地方特色的东北民歌、东北秧歌、东北二人转等民族民间音乐。共性或普遍性,即是指东北民族音乐艺术之“族性”与“个性”之诸多交叉圆圈之“叠合域”、审美意象之“共识区”、理想与进步的“大方向”。特殊性,是指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多态性、多样性艺术,以及艺术的个性、艺术差异性。世界性,体现“跨界民族”俄罗斯、朝鲜等境外民间歌舞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中国俄罗斯族、朝鲜族音乐等艺术特色;日本以日本音乐为“介质”,将日本所接收的西方音乐传入中国。东北民族音乐之美独具特色,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之中。五、东北民族民间音乐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族音乐与民间文化,满族音乐与萨满文化,重点考察萨满神歌的“音乐特征”和“文学特色”,萨满乐器的依姆钦、西沙、嚓拉器、托力、单鼓、同肯等;蒙古族音乐与游牧文化,经历了森林文化、草原文化、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并存三个时期的音乐文化。其分布形成为五个色彩区域。蒙古族民族音乐包括蒙族民歌、乐器与乐曲、民间歌舞、歌舞音乐等;朝鲜族音乐与农耕文化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宫廷音乐文化、民间音乐文化、宗教音乐文化。鄂伦春族、赫哲族音乐与渔猎文化,以民歌为主,大体分为“柬达仁”、“吕日格仁”、“萨满调”三类。通过历史“事实叙述和问题分析”,体现出东北各民族民间音乐与文化的融合、各民族民间音乐域内、域外之间交流关系,以及东北民族独特音乐风格与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六、东北民族民间音乐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东北民族民间音乐遗存——即诸多少数民族各类民间歌舞音乐、民歌说唱、民间民谣、戏曲剧种、民族史诗、民间曲艺及民间乐器等等,笔者将多次深入民族聚居地进行田野考察和走访调研。本研究论文选择东北区域音乐文化中,比较典型个案中的两类:东北地方性民间戏曲剧种——吉林农安黄龙戏、朝鲜族说唱艺术“盘索里”等民族文化艺术进行探究,希望在详实、客观的理论依据和史料文献基础上,能够再逐步将具有东北地域民族文化艺术特色之瑰宝,不断深入发掘、研究和整理,以此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地方性剧种、曲种等传统民族民间音乐艺术之体系建设并加以保护和弘扬中国东北边疆民族与民间音乐文化。

庆歌乐^[4]（2019）在《蒙古族当代传统器乐合奏的分布格局与风格流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蒙古族器乐音乐的发展与蒙古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互间发展是同步的,相辅相成的,即形成了社会发展——歌曲、歌舞体裁发展——器乐发展的紧密逻辑关系。从人类乐器产生和发展的进程来看,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弹拨乐器——弓弦乐器,依次产生并发展进步,呈现出共同规律,蒙古族自不例外,但蒙古族的乐器进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从乐器方面来看,蒙古族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代表性乐器,深深镌刻着时代烙印与风格特征。笔者正是在总体认识和把握上述蒙古族乐器演变的前提下,按照历史朝代顺序,重点梳理蒙古族器乐尤其是合奏形式的发展演变线索。全文由绪论、正文（分为上篇与下篇）、结语和附录组成。上篇共分四章:以“蒙古族传统器乐合奏发展的历史轨迹”为总题目。第一、第二、第三章分别通过史书、游记、文人诗作,诸如《蒙古秘史》《元史·礼乐志》《清会典图》等重要历史文献以及考古学成就,回顾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与器乐文化现象,以找寻与蒙古族器乐合奏文化基因上的联系;了解蒙古部落的器乐合奏音乐活动和蒙古汗国时期“汗·斡耳朵”音乐的踪迹;梳理元朝、北元时期“汗·斡耳朵”音乐体制下规模化的元朝宫廷乐队、北元林丹汗宫廷音乐《番部合奏》《笳吹乐章》,对色彩斑斓的乐器种类、乐曲创作以及演奏家等做全面阐述,不乏与人文的、宗教的、民俗信仰的事项相联系;第四章在近现代蒙古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梳理蒙古族宫廷音乐——王府音乐——民间音乐之间器乐文化嬗变的历程。从民国初期蒙古族王府音乐与民间乐队两个社会音乐文化主流,到经济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背景下蒙汉音乐交流、融合,是近代以来促进蒙古族器乐继续发展的主因;以当代乡村（牧区）、城市为两大音乐文化载体,概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农村（牧区）——城市——舞台——学校的存承空间里民间艺人与专业演奏家的互动、民歌改编与器乐曲创作、器乐演奏形式的新变化以及器乐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下篇共分四章:以“近现代内蒙古地区民间器乐合奏的风格流派”为总题目。对内蒙古三个地区的蒙古族器乐合奏展开调查与研究,是本文的写作重点,全文的核心,是论文形成最终结论的重要依据和前提。第五、六、七章分别论述当代蒙古族民间器乐合奏在科尔沁、察哈尔、鄂尔多斯三个典型色彩区的风格流派归属、分布格局特点,结合当代田野考察,整体描述各个部族的社会历史变迁、人文语境,具体分析各地的音乐形态、乐队编制、乐器组合、演奏技法、演奏风格、曲目面貌、演奏传统等;第八章通过蒙古族器乐文化的传承渠道、特殊机制以及现代学校教育传承渠道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与建议,探讨蒙古族器乐艺术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通过横向比较找出蒙古族器乐合奏在三个地区的共性与差异,从民歌器乐化、变奏手法以及乐队形态三个方面进行规律性的总结。本文的论述从上篇的历时性考察到下篇的共时性比较,紧紧围绕乐器——乐队——合奏这条主线。重视蒙古族器乐音乐史料的梳理,关注当代蒙古族器乐合奏的现状;注重蒙古族乐器以及乐队合奏在其当代所属的文化语境中的涵义与定位。观照蒙古族器乐音乐的发展与社会转型、人文语境、社会功能、表演形态、音乐形态以及审美价值等方面的深层联系;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的结合,以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的写作方式为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研究方法主要以历史学、资料学、形态学方法为主,辅以比较音乐学、乐种学、民族音乐学、文化地理学、美学的研究方法。本文的创新之处:1、首次全面论述蒙古族器乐合奏的古代历史、近现代发展嬗变及对其当代内蒙古三个典型地区在曲目形态、乐队形态、风格特色、演奏技法、音乐美学内涵等方面的比较研究;2、对察哈尔器乐曲《阿斯尔》、科尔沁器乐曲《八音》的变奏手法进行形态学比较研究。以上对于蒙古族器乐艺术的研究领域、“后集成时代”少数民族器乐资料库建设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对当今的民族器乐曲创作、理论研究、民族器乐表演实践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

松岱扎布,尹自先^[5]（2019）在《清代察哈尔三次西迁新疆起程地考辨》文中指出18世纪60年代,察哈尔蒙古八旗部分丁壮西迁新疆。西迁者分两批携眷迁入,不久第三批义婚妇女入疆。两次西迁的起程地均在今张家口口外地区,本文就起程地及相关地名作考辨。

韩璐^[6]（2019）在《杨允孚《滦京杂咏》校注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杨允孚,字和吉,江西吉水人,元代後期纪行诗歌的代表诗人。杨允孚曾任尚食供奉之官,多次扈从顺帝巡幸滦京,“江山人物之形状,殊产异俗之瑰怪,朝廷礼乐之伟丽,尤喜以咏歌记之”,所到之处,皆纪于诗。今仅存《滦京杂咏》一卷,诗存共108首。然学界对杨允孚其人及其学术成果的关注却相对较少,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运用文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滦京杂咏》进行校注与研究。除了绪论和结语,本文可分为文献学校注、文学研究上下两编。上编文献学部分以1921年上海古籍流通处影印《知不足斋丛书》为底本,以曹寅藏清钞本、1694年顾氏秀野草堂刻《元诗选初集》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等版本为参校,对《滦京杂咏》所存诗歌进行分首校勘,并逐一进行注释,方便学者查阅使用。下编对杨允孚诗歌的文学研究可分为四部分:第一章论述杨允孚的生平经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散见于杨允孚同时期的文人罗大已、郭钰等人的作品对其生平经历进行重新整理与考辨。第二章论述《滦京杂咏》的诗歌题材内容。按照诗歌内容,将《滦京杂咏》分为咏上都驿路风光、咏上都宫廷生活、咏上都风土人情等几个部分,并深入分析每一部分的思想内涵。第三章是对《滦京杂咏》艺术特色的研究。杨允孚诗歌的主要风格是清新平易;在表现手法上运用详细具体的诗歌自注以及对典故恰到好处的灵活运用;在炼字技巧上,他好用数字、巧用色彩、活用叠字,表现了杨允孚诗歌创作的语言能力。第四章论述《滦京杂咏》的价值意义。杨允孚作为元後期描写北部边疆自然风光及少数民族生活习俗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是研究元代诗歌及北方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潘海莉^[7]（2019）在《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的沙毕纳尔为主要考察对象,以该乡的呼吉尔特村、库热村、巴合勒克村（多勒肯村）为田野调查点。从民族学的视角出发,以文化变迁、社会记忆和族群认同等相关理论为依据,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将他们的历史迁徙轨迹进行详细的梳理,力图清晰的还原其历史过程。重点考察这一群体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变迁过程,尝试分析其发生变迁的轨迹、原因等,最终完成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民族志的写作。希望本研究能为其他与之类似的群体,在研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提供参考。地处伊犁腹地的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境内,保存了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生活、艺术、生计方式、藏传佛教、民间信仰等内容的文化形态。本研究首先厘清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历史源流及发展过程,力图呈现其详细的发展轨迹。在其历史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文献资料最大程度的还原其各历史节点的文化镜像。最终,本研究通过对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和思考。文化变迁作为一种绝对存在的文化状态,是文化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动态过程。独特的文化无疑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据,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与周围的民族或其他外来文化接触,出现文化涵化现象。在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四苏木沙毕纳尔的传统文化发生一定的变化,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人们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对文化进行传承或改变。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一、在笔者之前学术界尚无人对此群体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学者了解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这一群体;二、纵观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面临着如何在现代化浪潮中生存,并与其他民族在文化互动过程中保存自我,达到共同繁荣的问题。本研究中展现出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在现代化转换中面临的挑战,传统民族文化如何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可以启发我们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民族文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一条生存之路。

白叶茹^[8]（2018）在《新时期蒙古族汉语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蒙古族作家的汉语创作现象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从元到清,有百余名蒙古族作家曾用汉语进行创作。直到建国以后,这种现象进一步得到发展,形成了各个文体完善的创作体系。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整个文坛散文热度的回升,蒙古族汉语散文也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形成了蒙汉双语共存的新格局。有百余名蒙古族作家在用汉语进行着散文创作。然而,蒙古族作家汉语写作一直处于中国文学史和蒙古族文学史的边缘位置,两种文学视野均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为了真实地反映蒙古族散文的全貌,也为了给汉语创作散文的蒙古族作家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学界理应脱离传统的文学史观,保持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将这些作家、作品纳入到研究视野中。这也正是笔者撰写这篇论文的初衷。学界对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划分问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所以创作主体的框定是本论文研究的首个议题。笔者以“作家族属”和“作品题材”做为准则,首先确定了研究对象的范围。而后根据出生地、生活环境、创作语言的不同,将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进行了划分。并从生活环境与工作环境两方面入手,详细研究了作家创作背景,挖掘其汉语创作的原因。进而研究了其作品中的民族情感与蒙古元素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蒙古族汉语散文在平行与交叉中体现了灵活多变的题材类型。回忆性散文、纪实性散文和记游性散文是蒙古族汉语散文的主要题材类型。其中,回忆性散文占有很大的比重。敖德斯尔、朋斯克和安柯钦夫等老一辈作家在拾回的记忆中再造纯清的孩童世界、塑造真与诗之间的人物、用二维的时间感知,在回忆中表达自己的情感。蒙古族汉语纪实性散文在新时期呈现出了小说化倾向。具体体现为人物性格典型化、叙述结构情节化、题材内容细节化。记游性散文是蒙古族汉语散文主体行走中的心灵自传。他们利用还乡机制,亲近乡村、游走自然、踏足故乡,记述着别样的还乡感触,展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探寻着民族文化的根源。蒙古族汉语散文在情感方面主要呈现出了“颂赞”与“批判”的二元话语。颂赞性话语建立在历史寻根书写的基础上。作家在身份的确认、族群的认同、原乡的溯源中显示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转化成颂赞话语呈现在文本中。批判性话语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与生活状态的批判中。批判性话语是赞颂性话语的升华,是这些作家做为蒙古民族的主人公对于蒙古大地的破坏与骨肉同胞生活状态的深切关心。颂赞性话语和批判性话语虽然分而述之,实则密不可分,这两种话语深度配合,不仅表现了作家独特的设计,更深层的展现了作家心灵世界与民族历史。蒙古族汉语散文整体来说遵循了散文的写实传统,追求创造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意味的真实。同时,他们也注重散文的意象美,通过意象建构自己的散文世界,抒发自己的情感。原型式意象注重传承,保持了蒙古族符号世界的原汁原味。象征式意象则通过文学手段,赋予了意象更深层更艺术的表达。理性是蒙古族汉语散文自律的选择。新时期以来,随着作家艺术视野的开拓和自我意识的强化,形成了以哲理来追求理性的审美风格。他们以个体生命与外在现实的相互关系作为审视的对象,用感悟自然生命与社会文化丰富了其散文世界。新时期蒙古族汉语创作是历代汉语创作实践的延续,也是蒙古文学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主流母语文学之外的一种特殊现象,蒙古族汉语创作拓展了蒙古文学的边界,丰富了蒙古文学的文化精神内涵。

韩巧玲^[9]（2018）在《蒙古族当代汉文小说创作影响力研究》文中认为论文全面统计分析了蒙古族当代汉文小说家所发表、出版作品,发表期刊及出版机构,编入文学史及其它着作,评论文章和学位论文及获得奖项。并且通过对作家、评论家和普通读者进行采访及问卷调查,用大量可靠数据来展现蒙古族当代汉文小说创作在社会和读者中的影响力。并用文艺学研究法、数据分析法及田野调查作为辅助研究。通过统计分析蒙古族作家所发表、出版作品总数,归纳出其发表期刊及出版机构的总体特征。从而总结出在期刊和出版社发表或出版作家作品总数、分布状况。在文学史及其它书目研究中,统计分析了蒙古族汉文小说家入选文学史及其它书目情况。进而阐述蒙古族汉文小说创作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在评论文章及学位论文研究中,概括论述了蒙古族作家汉文小说创作研究论文。评论家们对蒙古族作家汉文小说创作给予较高的评价。在作家及作品获奖情况分析中,统计论述了蒙古族当代汉文小说创作获得奖项的详细情况。从而整理出蒙古族作家共获得国家、自治区及其它奖项总数及分布状况。在蒙古族当代汉文小说创作调查及采访分析中,探究蒙古族汉文小说创作在社会及读者中的影响程度。并通过对蒙古族汉文小说家本身、蒙古文作家、评论家及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进行采访和问卷调查来完成。蒙古族当代汉文小说创作在社会及读者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蒙古族当代汉文小说创作是蒙古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族作家用汉文及蒙汉双语创作,有利于他民族,乃至全世界认识本民族的文化。

赵延花^[10]（2017）在《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元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蒙古族建立的统—封建王朝,元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游牧——农耕二元文化、蒙——汉二元文化碰撞最为剧烈、交融最为深入的时代。元代诗歌作为蒙汉民族文化交流的媒介和纽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诗史互证理论,对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诗歌作宏观研究和个案分析,试图梳理诗歌在元代蒙汉文化交融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元代诗歌中关于蒙古族接受汉族文化的诗歌众多,除了已有的研究,可以开拓的空间巨大。论文第一章研究元代诗歌与蒙古族对儒家文化的崇尚。在中原庞大的文化体系中,儒家文化居于核心位置,是维系政统所必需的道统。为了适应统治中原的需要,蒙元统治者逐步将尊孔崇儒演变为元朝的基本国策,元代诗歌演绎了蒙古族崇尚儒家文化的历史进程:诏请汉族儒臣,学习儒家思想,祭祀孔子,建立儒学教育体系,实施科举考试制度,促进了儒家文化的播迁,加强了汉族文人对蒙古族统治的认同,元代诗歌也表现了蒙古族诗人的儒者情怀。第二章研究元代诗歌与蒙古族对道教文化的青睐。蒙元王朝占领金宋故土的同时,也据有了金宋人民。金宋故地的道教掌教及弟子进入蒙元政权,道教文化获得蒙古族的青睐,直接推动蒙汉文化及文学的交融。元代诗歌既表现了全真、正一等道派受到蒙古族的青睐,同时也表现了蒙古族诗人对道教文化的接受。第三章研究元代诗歌与蒙古族对汉传佛教文化的认同。蒙元政权虽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但对汉传佛教也优礼有加,耶律楚材作为禅宗居士,是最早将禅宗思想传播到蒙古族上层的诗人,其诗歌中对元初佛道之争的描写,具有重要的意义;刘秉忠是忽必烈重要的谋士,也是禅宗临济宗的僧人,他在描写忽必烈征讨大理的诗歌中,书写了蒙古族对佛禅戒杀思想的接受;元代的诗僧描写了蒙古族对汉文化的重视,蒙古族诗人与诗僧多有交往,也留下诸多涉佛创作。元朝建立之后,文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参加上都巡幸。关于参加上都巡幸的诗人及其创作,自元代开始已有相关研究。论文第四章从蒙汉文学交融的视域出发,将两都巡幸制放在元代实施的“蒙汉二元”制度之下进行重新审视,发现这类诗歌新的文化内涵。主要论述了元诗对两都巡幸意义的思考、对驿路风情的描写、对巡幸期间元朝皇帝在上都举行的皇家宴会的吟咏等。民俗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定的民族群体中产生、发展和演变,是规范一个地域生活群体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基本力量。蒙元政权的建立,尤其是两都巡幸制度的实施,蒙古族从历史舞台的幕后走向了前台,草原民俗文化也开始受到诗人的关注。论文第五章通过研究元代诗歌对草原民俗的书写、草原民俗诗内容上的新变以及草原民俗诗中的蒙古语等内容,拓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在近百年的岁月里,蒙古族统治集团通过战争结束了自五代十国以来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大江南北,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统一的时期。宋金元文人目睹了蒙元政权通过战争结束分裂,统一大江南北的史实,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丧乱诗。论文第六章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关注由金入元和由南宋入元的众多文人,以他们记录兵连祸结的时代、记录文人充满创伤和矛盾的心灵的丧乱诗为对象,研究这些诗作对家园残破、生灵涂炭的书写,研究诗人对战争的思考、对参战各方的褒贬,对蒙古族统治者接受仁民思想的称颂以及慷慨悲怆的风格。中华多民族形成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诗歌在这部历史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是独特的,是政治、经济、军事等交流手段不能比拟的。研究蒙汉诗歌交融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能为研究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学交流提供范式。

二、锡林郭勒大草原纪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锡林郭勒大草原纪行（论文提纲范文）

（1）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上都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2）锡林郭勒草原生态治理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近代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蒙古族当代传统器乐合奏的分布格局与风格流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察哈尔三次西迁新疆起程地考辨（论文提纲范文）

（6）杨允孚《滦京杂咏》校注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期蒙古族汉语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蒙古族当代汉文小说创作影响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元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锡林郭勒大草原纪行（论文参考文献）

• [1]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上都书写[J]. 米彦青. 西北民族研究, 2021(01)
• [2]锡林郭勒草原生态治理优化研究[D]. 刘俐.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3]近代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研究[D]. 王丽伟. 吉林大学, 2019(06)
• [4]蒙古族当代传统器乐合奏的分布格局与风格流派研究[D]. 庆歌乐. 中国音乐学院, 2019(06)
• [5]清代察哈尔三次西迁新疆起程地考辨[J]. 松岱扎布,尹自先. 集宁师范学院学报, 2019(05)
• [6]杨允孚《滦京杂咏》校注与研究[D]. 韩璐. 辽宁师范大学, 2019(12)
• [7]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D]. 潘海莉. 兰州大学, 2019(08)
• [8]新时期蒙古族汉语散文研究[D]. 白叶茹. 内蒙古大学, 2018(12)
• [9]蒙古族当代汉文小说创作影响力研究[D]. 韩巧玲. 内蒙古大学, 2018(01)
• [10]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元诗研究[D]. 赵延花. 内蒙古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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