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湘学原道意识的成因（论文文献综述）
刘振乾[1]（2021）在《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湖湘骈文的存在和发展,自有其独特的生成环境和发展背景。晚清湖湘骈文的崛起,属于清代骈文复兴的一个局部区域现象,同时也属于湘学或者湖南之学的一个伴生现象。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以李星沅、曾国藩、周寿昌、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阎镇珩、皮锡瑞、叶德辉、易顺鼎为主体。其中,李星沅、曾国藩、周寿昌、郭嵩焘、王闿运是前期的核心成员,曾国藩是湘军的统帅和创始人,是湖湘骈文作家群体前期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湖湘骈文作家群体后期的精神领袖。王先谦、阎镇珩、皮锡瑞、叶德辉、易顺鼎是后期的核心成员,王先谦是岳麓书院的山长,是后期湖湘士绅群体的领袖,在湖湘骈文作家群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仕途并非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的唯一追求,从曾国藩、郭嵩焘、周寿昌、王先谦等人经历就可以看出,仕途立功只是人生三不朽之一,在立言的基础上立德才是最终的目标。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都重视文化的传承和传播,都立足于书院和书局,以教育和出版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李星沅是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的先驱人物,其骈文正处于晚清湖湘骈文成型的关键期。李星沅的骈文具备了晚清湖湘骈文的一些基本元素,属于湖湘骈文走向崛起的一个过渡期。曾国藩是湖湘骈文群体的领军人物,其骈文创作方面的成果不多,但是在骈文批评方面的理论具有纲领性指导作用。周寿昌的骈文,丰富了湖湘骈文群体的创作成果,指明了湖湘骈文群体的师法路径,成为晚清湖湘骈文崛起的重要标志。郭嵩焘在骈文理论上主张思古复雅,创作上追求古雅遒逸。虽然骈文不是郭嵩焘文章写作的主流,但是其对骈文标准的定位具有引导性,尤其是对湖湘骈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王闿运的辞赋体骈文不只是对汉魏晋宋体的一种简单模拟,王闿运创造性地运用以骚为赋的手法,既纾解了内心的怀才不遇之感,也寄寓了晚清内忧外患的时代之悲,堪称清代骈文的殿军。王先谦《骈文类纂》的选编和刊刻出版,是骈文从先秦到晚清的一次重要的选本总结。王先谦在骈文创作中将雅、洁二字奉为圭臬,词气兼资是骈文创作的关键。阎镇珩骈文在内容和题材方面:一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关注程度比较高;二是吴越、湖湘一带的地域文化色彩比较浓厚;三是阎镇珩的骈文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治国理政、经世致用的思想。阎镇珩的骈文史论结合、文质彬彬;坚持骚雅传统,文情并茂;以义理为本,刚柔并济。皮锡瑞的骈文已经打通文学与经学的界限,既属于骈文作品,也属于学术论着。皮锡瑞的史论不是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而是在评定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易顺鼎对清代骈文作家的点评具有开创性,为清代骈文史的书写打下基础。易顺鼎的骈文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佛教经义入骈文,以名士风流入骈文,以纵横家言入骈文。叶德辉谨守骈文章法,其思想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叶德辉以考据入骈文,扩大骈文的包容性;以散句为枢纽,理顺骈文的逻辑性;以戏拟为公文,解构骈文的权威性。骈散理论的探索与实践是通过探索骈文与经学、骈文与史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在骈散分工上达到默契。义法理论的拓展与创新既得益于骈文与散文之间的文体融合,也得益于湖湘骈文群体在古文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得益于清代骈文理论批评的进步。词气理论的梳理与定位是王先谦在《骈文类纂》选本基础上对“潜气内转”理论的深化,具有经验总结性和实践操作性。“词气兼资”说解决了骈文词气雍滞的问题,提高了骈文的气格,还使骈文在骈散融合中保持文体独立性。情文理论的阐释与建构,对晚清湖湘骈文的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王先谦、王闿运对情文关系的阐释,进一步推动了湖湘骈文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周丽艳[2]（2020）在《宋代传状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宋代传状文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正史传记,总集、别集中的传体文、行状文,也包含一定的墓志铭、神道碑以及传状变体文等。以“记载一人之始终”为功能表征,以存史补史、请谥为价值定位的应用文体,如何具有文学性为思考点,总结其文学价值与文体特点,借以透视宋代传状文体的新变,注重重回历史语境,结合两宋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加深对宋代作家、散文流派的理解,对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理论价值进行评估。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宋前传状文源流》从传状文的界定、分类、题材内容、格式、发展演变及创作实绩,进行考量,廓清宋前传状文的发展水平。第二章《“抗汉唐而出其上兮”,两宋传状文的新变》,系统考察目录学史上的传状载录情况,梳理史传与传状的内容关系,加深对传状文体归类的认识。传状题材的日常化、世俗化书写,再现了宋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史。南渡前后,和、战国是的选择,一方面反映了遗民心曲,另一方面以文为戏成为风尚,暗含兴寄。第三章《“肇振斯文”,宋代传状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具体勾勒两宋散文发展史上代表作家的传状创作,从句式选择、风格变化、“古文运动”与理学思潮影响等方面提炼传状发展史上各流派的特色。两宋“学统四起”,蜀学、新学、道学此消彼长,选择代表作家文章家苏轼、经学家王安石、理学家朱熹析论之,展现其文士之文、治术之文、学者之文的不同特征。第四章《尊体与破体,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及特质》,从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选着眼,评述传状着录情况,总结其选编特质。突出传状作为文学文本的可能性分析,总集所选宋代传状的特色,传状变体之文对传统的突破。第五章《“范式转型”,宋代传状文的影响》,宋代传状文多为同时代人写同时代人的作品,以文存史、补史,成为《宋史》书写的文献来源。与其说宋代传状对明代传状的影响,不如说明代在继承宋代传状书写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了平民化视角,对道德精英立场的反拨,对家国情怀的超越,文化书写权力下放,知识世俗化等,传状书写变得更加自由、开放,从而实现了宋代所确立的传状范式的新的转型。宋代传状文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真实与虚构成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分界点,传状的虚构体现在对事实真相的有意遮蔽,对传状主的有意回护,从实录走向创作,文与质、文与道、情与理、叙事与议论等,都在这里交融。宋代传状文创作处在“由古代进入近代的转折点”上,在传记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更为关键的是对中国文体学研究意义重大,既有承接汉魏晋六朝,又有开启明代文体学盛世的理论开新价值。
徐艳兰[3]（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徐艳兰[4]（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席中亚[5]（2020）在《宋代洛学命运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洛学”虽然缘自于北宋二程及其弟子的传道、讲学活动,但是“洛学”语汇的转出却贞定在南宋洛学的传道时期。从历史视角来看,洛学在两宋时期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二程创建的时期。此时程颢、程颐独创“天理”学说,借助于贡举制度与司马光、吕公着等人的政治引荐逐渐走进了帝王经筵之学。然而二程这种道德主义式的儒学政治并没有得以推广,反而受到了哲宗皇帝与王安石新学的双重打压,几乎处于禁学困顿的境遇。在这种党禁之下,许多洛学弟子背离了宗门,只有杨时、游酢、谢良佐、吕大临等一些少数守道者持续着“洛学”体系的构建。其二,程门弟子传道的时期。程颐在晚年虽然遭遇“党禁之祸”,但也成为了“洛学”彻底走向学术路向的重要转机。程颐及其弟子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在洛阳等地着书立说、收徒授学,这为“道学的南传”提供了文本与思想上的遗产资源。在这种薪火相传之中,“洛学”不仅在湖湘、川蜀、浙东、闽中等地区有所发展,还在朝廷中央受到了宰相赵鼎的推崇。由于洛学学人触动了高宗与秦桧的“求和”政治,所以又一次遭受禁学之厄,然而洛学“遍地开花”的文化格局已初步形成,这次禁学活动的实际影响力较为有限。其三,朱熹、张栻、陈亮等人分化、转出的历史时期。随着洛学在地方上学术影响力的提高,闽学朱熹、湖湘学张栻、吕氏之学吕祖谦、永嘉学陈亮等人纷纷投身于洛学振兴的宏业中。在这种洛学共建的背景之下,程朱之学成为士子们追捧的学术文化,理学一时居于大宗的文化地位。此后,信道者赵汝愚（宰相）与大儒朱熹分别从朝廷政治与经筵教育的双向维度展开洛学的传道活动,最终这场政治文化改革胎死于外戚韩侂胄等人之手。直至理宗时期,洛学才得到皇帝与朝廷的首肯和重视,形成了一统天下之学的政治、文化格局。总而言之,“洛学”为宋学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因,其不仅在思想上提供了一套新的儒学诠释范式,还在两宋朝政变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从另一方面而言,两宋政治的起伏变化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洛学在当时的历史命运。
周毅[6]（2019）在《楹联书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楹联书法是中国文化史上独有的形态,它集文学、艺术和公共展示文化于一体,具有多重的学术研究意义。在文学上,它与中国古典诗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书法史上,楹联书法是可以与甲骨、钟鼎、简帛、碑刻书法等相并列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说,楹联书法往往呈现于儒、释、道文化的一些重要的公共环境中,如庙堂、宫廷、官署、学校、园林、苑囿等,明清以来尤为鼎盛,遍及南北东西,远播海外。长期以来,对楹联的研究较多,对书法的研究也不少,但对楹联书法的研究相对薄弱,“繁者弥繁,阙者仍阙”。本文结合文学、艺术学和文化学等多重视角,从楹联书法的源流、文化指向、地域表现、技法表现、艺术创作等几个层面展开研究,史论结合、图文互证,既重视其学理探讨,又强调其现实实践意义。一般而言,楹联是镌刻在石、木、竹、金属等材料上或者悬挂、张贴在楹柱等建筑物件上的书法对联。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楹联书法与书法对联的界限有交叉模糊的情况。本文所涉楹联书法并不一定全是指楹联实物形式意义上的书法作品,还包括文字记载、图片形式等其他类似作品。因而,本文重点研究传统意义上的楹联书法,也研究与之相关的书法对联。楹联书法与文字、书法及文学的发生发展相互承继、相互成就。相应于书法与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楹联书法起源亦可推及于爻画。本文以为,楹联书法萌芽于先秦,形成于汉晋,成熟于唐代,完善于五代,普及于宋元,繁盛于明清。本文认为,目前可见南宋高宗、理宗所书团扇中的诗联以及马麟题画联、福州市博物馆所藏的南宋帛幡可以证明,至迟在宋代,书法对联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表现形式。明清时期建筑式样的变化促进了楹联书法的普及与繁荣。皇宫殿宇、儒家庙堂、佛寺道观、公私园林的装饰需要与公众教化功能的凸显,使得楹联书法在雅俗兼有、形式多变的文化格局中独树一帜,成为文人雅士与市民大众共赏共享的文化流行形式。近现代以来,民间延续的春联、婚联等习俗,以及保留下来的古建筑和新建的楼堂馆所、道观佛寺的实用楹联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文学是楹联书法的基础和内在形式,也是催生楹联书法产生的根基之一。因此,研究楹联书法首先应该观照其与文学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楹联学的相关知识及其文化渊源。由于楹联学的研究汗牛充栋,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本文以《声律发蒙》与楹联书法的关系为切入点,简要梳理了《声律发蒙》的版本及其为楹联书法提供的基础价值。楹联书法是书法史上特有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它在形式上的对称性决定了它在内容和技法的表现上具有相应的规定性,它在公共空间展示上的视觉文化需求决定了它独有的集艺术审美与传统文化教育传播价值于一体的特殊性,它在对立统一的形式中集真、草、隶、篆,颜、柳、欧、赵于一体,取得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融合。楹联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有的表达方式,以非常通俗的、可视的样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孔庙楹联书法、宫廷楹联书法、世家园囿楹联书法的教义宣扬、政观表达、德商隐逸,它们共同营造了儒家政教的文化和艺术氛围。儒家楹联及其书法是儒家文化的体现,在文化表达与功用上具有传播教化的功能,在传播学上具有动态性、序列性、系统性等特征。天下名山佛道多,峨眉山、九华山、五台山、武当山、青城山等地的宗教传播离不开其随处可见的楹联书法,它们营造了一种佛道的庄严与逍遥的文化与审美之境。寺庙里镌刻或悬挂的佛教楹联,其目的在于增加人们对佛教文化的了解。从内容上看这些楹联或宣扬佛教教义,或歌颂佛法功德,或揭示修行法门。道观楹联书法以道教思想为依托,劝导人们积德行善、自由豁达、移风易俗,最后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具体而言,皇宫殿宇、儒家庙堂、佛庙道观的公共展示空间为楹联书法的常态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故宫楹联是宫廷楹联的代表。统治者身份的不同与庙堂之气的需要,宫廷楹联书法取法唐楷为主要风格之一。康乾时代,康熙的“崇董”与乾隆的“崇赵”使赵、董书风楹联成为宫廷书法主流。孔庙楹联是纪念性庙堂楹联的代表,西湖、苏州楹联是楹联书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演进的代表。商宅楹联以商人聚居地或者故里为展示空间。商业追求的不同取向与楹联书法的内容、书法密切相关。晋商以商养商,其楹联内涵丰富,既有立德修身、承传教化的实用观念,又有以德领商、信义生财的商业气息。徽商以商养文,以文哺商,赞助扬州八怪、乾嘉学派,践行以商养文的理想追求,文商融合,体现以文哺商的经商之道。苏州园林以文养人,诗文兴情以造园,体现文人的闲趣归真、理趣盎然、逸趣幽深、禅趣超妙等情结。官署、庙堂、商宅、园林等所留存的历代楹联书法,均具有文学与书法双美的特点,具有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和教化功用。在艺术表现上,楹联书法也具有丰富的时代性、地域性和书家个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书家,不同的书写方式,共同促进了楹联书法风格的多样化。就地域性而言,清代以来楹联书法的地域性风格就非常明显,如湖湘的崇唐正大之风,海上的“二王”温雅之风,河南的中原雄强之风,堪为代表。滇、渝、浙地区长联书法彰显了楹联文化和书法艺术的持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具体的技法层面而言,楹联书法在书体选择、笔法技巧、工具材质等方面也殊为考究。书体上,楹联书法更适宜于选择篆、隶、楷等正书,以彰显其公共教化功能。在审美取向上,不同书体指向也不同,可以清晰地看出书法家艺术表现的群体意识与个人追求。楷书的中正之风更适于彰显楹联的庙堂之气,篆隶的古朴雄浑更能彰显楹联的高古之风。书家所创作的作品既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每种书体的共性,又呈现出书法家个人风格与个性色彩。楹联书法的技法选择与其式样有关。因楹联书法多选择正书,故用笔上,平直之笔多于斜曲之笔,点画之间断笔多而连笔少,粗笔多而细笔少;结体上,偏于平划宽结,平正多而斜势少;章法上,强调上下联对称,突出行气;墨法上,刊刻对楹联书法在墨法上的表现有一定的影响。楹联材质的多样性与书法的风格、用途有着联系。常见的楹联材质以木、竹、石为主,也有铜铸、瓷烧、镶嵌等特殊工艺。楹联的书写者通常是书法家,而镌刻者往往是专门的匠人。从对书法家作品的还原度而言,刻手所表现出来的书风往往与书手有着一定的一致性。不过,书刻的不同理解导致楹联的刊刻也难免失真。失真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学者的取法。撰写者与书写者的关系也比较复杂,明清时代撰写者大多也是书写者,这也表明书法与文学关系的进一步加深与融合。集字是书法学习与创作的常见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楹联书法,成为了楹联书法创作的重要手段。近100余年来,甲金集联较为常见,以“甲骨四堂”的书法实践为代表。金文集联多取自钟鼎彝器铭文,以罗振玉为代表。隶书集联以汉碑为主,楷书集联以魏碑、唐碑为主。汉碑和魏碑的集联尤其丰富,对近现代书法创作影响巨大。清人的行草集联以集《兰亭》联为多。相比较而言,以对联形式出现的草书集字作品比较少见。无论是甲、金、篆、隶集字创作,还是楷、行、草等集字创作,都不能简单地食古不化,而应守正创新。
刘玉杰[7]（2018）在《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话语的崛起——基于《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集》的文献研究》文中提出基于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集所收录的约150篇论文的文献研究,旨在指出,尽管仍然存在诸多尚待完善之处,自2011年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建立以及文学地理学作为学科获得广泛认同以来,作为中国话语的文学地理学已然崛起。并对会议论文从文学地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与文学区研究,文学景观、文学地理空间与文学地理意象研究,文学地理研究新拓展等四大领域进行梳理、分析。文学地理学在坚持中国话语属性的基础上,积极与域外相关思想展开交流与对话,使自己的话语体系更趋完善。
汤浩[8]（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指出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孟新东[9]（2018）在《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清易代之际,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思想文化变动不居的时代。处在具有无限变数时代的知识分子,其现实生活、精神世界和学术研究都充满着内在张力。本文的研究对象清代浙东学派即是诞生于此种语境下的一个学术流派。该派由黄宗羲在清初创立,一直延续至清中叶,代表学人主要有黄宗羲、李邺嗣、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以经史之学名世,但研究领域又广泛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伦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是一个有着独立学术精神和鲜明学术个性的学术派别。清代浙东学派虽不以文学为主业,但却有着数量不菲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并形成了系统化的成熟的文学思想,这在清代学术流派中并不多见。受其经史之学成就的遮蔽,学界对该派文学思想的关注明显不够。现有研究中,对该派文学思想的综合研究更显薄弱,对该派在文学思想上的独特贡献、其在清代文论史上的地位、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等问题均缺少系统化探讨。基于此,本文以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在对该派学者文学思想的全面把握中寻绎其共同的文学旨趣,展示其同中有异的文学观念,并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各部分的内容具体如下:导论部分阐明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以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清代浙东学派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术流派,拥有丰硕的文学成果,他们对文学问题的系统讨论和思考为清代文论提供了经史学家的独特只眼,是清代文论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是当前学界对该派文学成就和文学思想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之后,梳理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研究现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基本框架。第一章系统梳理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和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了该派的学术谱系、学术定位和学术精神,探讨了文学活动在该派学术系统中的地位。清代浙东学派在学术渊源上远绍南宋浙东学派,近承王阳明、刘宗周之心学。该派诞生于明清鼎革的时代剧变中,动荡的社会现实、尖锐的民族矛盾、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构成了该派产生的社会背景,清初返经归本思潮和经世致用观念的风行是其存在的文化语境,实学的勃兴与考据学的蔚起提供了该派生存的学术背景。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视野广阔,是一个以经史之学为主的民间学术流派,其学术精神主要体现为经世致用、经史汇通、注重创新、求真求是。文学活动是该派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文写作不仅是遗民的生存方式与交流场域,也是其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文学还发挥着存史、补史的功能。第二章侧重论述清代浙东学派在文道关系上的主要观念“文道合一”论,揭橥其所论之“道”与所推崇的“见道之文”的思想内涵。第一节梳理了“道”含义的历史演变,重点分析理学之“道”与史学之“道”的不同,揭示清代浙东学派的“道”论思想中既包含着形而上的气之道,也包含着形而下的政道、治道等人之道,呈现出切于现实、立足当下的价值指向。第二节主要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文道关系的两种形态做了阐述,其一是文道分离,以“载道”“害道”说为代表;其二是文道合一,以“明道”“文便是道”为代表。从文道观念的流变中可见清代浙东学派“文道合一”观与韩愈的“明道”说、朱子的“文道一体”观念一脉相承,但其又是建立在经世致用之道基础上的一种新思想。第三节对清代浙东学派推崇的“见道之文”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见道之文”将“道”作为文章的本原,道是文的起点,也是为文的旨归,其实质是一种经天纬地、有着强烈的现实性与功利色彩的文章。“见道之文”的创作路径是由道至文,为文者应先体道后作文,走一条经、史、文相结合的文道合一之路。“见道之文”是一种文道一体、内在圆融的至文,文道融合的程度体现着文章的优劣。“见道之文”作为清代浙东学派为文的最高理想,其哲学根基在于“道不离器”的道器合一思想。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清代浙东学派在社会学维度上提出的“元气之文”的内涵,探寻文章和“元气”的关系。从明清易代的时代语境出发,浙东学派倡导“元气之文”,并赋予其特定的含义。第一节梳理了中国古代“元气”理论的流变,从汉代的元气生成论,到宋代的元气本体论,再到明清时期元气的主体化、精神化,中国古代元气论走了一条从客观物质性到主观精神性的演变之路。这一演变对建构元气和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节分析浙东学派赋予“元气”的特定含义,忠义精神是“元气”的基本内涵,“元气”中张扬的阳刚精神和浩然正气实为浙东学派豪杰人格的生动呈现。第三节具体论述“元气之文”的生成机制,它实际上是“厄运危时”阴阳二气相搏相争的结果。浙东学派更推崇“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的迅雷之文,这类文章更富阳刚之气和悲壮色彩,也更能体现反抗邪恶、不向厄运屈服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正气。但浙东学派对“元气之文”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相比全祖望,黄宗羲之论流露出更多的遗民气息。第四章重点分析清代浙东学派的“性情”诗学观,阐释该派对“性情”内涵的创造性发展。“诗以道性情”是浙东学派诗论的核心观念,这一看似陈旧的说法却被该派赋予了新的内涵。第一节分析了明末清初的“重情”倾向以及此倾向在诗学领域的体现,即性情诗学的高扬。明末性情诗学尊情、重情,把情提到了文学本体的高度,但其所论之“情”是摆脱了社会伦理束缚的个体性情、世俗之情。易代之后的性情文学观有了明显变化,云间、西泠派和虞山诗派均性情与格调并重。第二节围绕黄宗羲的性情之辨展开,黄宗羲将“性”规定为心之“不忍”,确立了“性”的道德属性,这与阳明后学挺立的自然人性有所不同。在性、情关系上,黄宗羲主张“性情是一”,认为情是心的自然流行,性是情感流行的“中和”状态,性寓情中,离情无以见性。黄宗羲倡导的“性情”实为一种合于儒家伦理道德的道德情感。第三节具体分析清代浙东学派的“诗以道性情”,性情是诗之“道”即诗的本原,也是诗歌创作成败的关键。黄宗羲对“性情”做了严格的规范,他区分了“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其推崇与性合一的“情至之情”,更看重具有群体性、公共性的“万古之性情”。浙东后学在黄宗羲性情论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性情之正”,并从“人各有情,情各可言”的角度为女性写作争得了一席之地。第五章论述清代浙东学派的文源思想。浙东学派以经史百家之学为文章本源,把“学力”作为创作的必要条件。第一节分析浙东学人的“文源六艺”说,黄宗羲强调“作文以经术为根柢”,章学诚则从六艺之文——诸子之文——文集之文的文章演变的角度申述此旨,文章所传之道、文章的性质与手法、文体的变迁等均彰显出文章与六艺的渊源关系。第二节阐述文章与史的关系,浙东学派从史学立场出发,强调文章写作要参之于史。章学诚认为“古文辞出于史”,其着述原则、方法包含在史学之中,其兴衰与史学盛衰同步,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文章与史的密切关联。第三节论述了浙东学派对文与学关系的认识。该派所说的“学”既指经、史、子、集的大家之学,也包括“竹头木屑”式的杂学。他们以读书积学为学文的正路,但强调文本于学问,并非要在文章中搬用学问,而是以学育文。章学诚从道、学、文三者合一的角度提出了“学为立言之本”,推崇以自得之学作着述之文,体现了学者化的为文理想。第六章对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变思想进行探析,分别从“文变系于时”“文变关乎势”“文学的古今之变”三个角度展开论述。第一节探究了文变与时代、世风等社会性因素的关系,浙东学派把文学的盛衰关联于世运,认为乱世衰时为文学繁盛提供了条件。文体亦随时代而变,章学诚以赋和小说为例,论证了这两种文体的数变与时代变化的关联。风雅正变揭示了文学体貌、风格与时代的关系,与易代背景相联系,浙东学人推崇书写哀怨愤怒之情的变风变雅之作。第二节讨论了文变的内在动因,浙东学派关注到盛极而衰是文学演变的必然之势,文弊也是导致文变的重要原因。从六艺之文到诸子之文再到文集之文的变化,呈现出的正是文学审美性不断提升的规律。尽管在章学诚看来,此为文章愈变愈衰的征兆,但其确实捕捉到了文学的演变之势。第三节重点分析了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古今观。与尊古而不略今的历史古今观相连,浙东学派在文学上秉持“文求其是,不论古今”的态度,其所言之“是”,在黄宗羲、郑梁等为人的真性情,在章学诚则为创作者的“别裁心识”。在学古问题上,浙东学派力主“师其意而不袭其迹”,反对追求形似的摹仿,强调学习古人的“真精神”,即性情和识见,并由此出发,对复古模拟的文学倾向给予批判。结语部分分析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局限性。置身清代文论的整体格局来看,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在助推清初文论的儒学转向和经世转向、开启古文风气方面有着不可抹杀的价值。同时,该派文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从整体来看,其文论思想仍局限在传统儒学的框架内,儒教伦理色彩浓重;偏重文学的外部研究,对审美规律关注、探讨不够;侧重对传统文论话题的继承、深化,未能提出开创性的新问题。尽管如此,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一笔丰厚的理论资源,值得我们今天回顾与重访。
田思怡[10]（2018）在《杨树达先生的两汉史学研究》文中指出杨树达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着名的国学大师,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他就在语言学、文字学等领域颇负盛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史学领域的成就也很大,特别是在两汉史学研究上,他被陈寅恪先生称为“汉圣”。他的治学渊源是根植于清代朴学的传统,以考证古书为主,但他所生活的年代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民国。所以在学风上,既有扎实严谨的一面,又可窥见其与众不同、独具一格的思路与方法。然而,近些年,研究他语言学、文字学的着作层出不穷,而在史学领域,却鲜有人问津。对他的史学研究成果挖掘得还不够深入全面,这是与其史学地位极不相称的,所以本文以他在两汉史学上的研究为题,对他的研究成果、治学方法等进行初步探究。本文涉猎了杨树达先生相关两汉史学研究的全部着述,对他的两汉史学研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文章第一章简单介绍了杨先生的生平事略和他的治学背景,他的治史受到了乾嘉考据史学、湖湘学术传统以及清季“新学”思想的影响;本文的重点章节放在杨树达先生两汉史学成果的介绍以及他的治学思想方法上,杨先生的两汉史学成就包括他对《汉书》《后汉书》等史部志乘、《淮南子》《盐铁论》等两汉诸子学的勘正、两汉社会史的研究三个方面的内容;杨先生的史学思想虽没有系统的理论,既有清代朴学家们一贯相承的传统思想,也有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关于他的治史方法,杨先生曾多次提到过他的学术研究研究方法是继承了段王之学,同他们一样,先生在治史上也用到了文字训诂、制度考证、疏理前人旧注等方法,但同时,时代的进步也给他的方法带来了革新,例如他在考证古籍时善用文法修辞来分析。杨先生的两汉史学研究同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一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不足,但这也是时代的局限性所导致,在史学研究上,随着史料有新发现,史观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先生的终究还是瑕不掩瑜,学术研究本就要不断修正与开拓,这样才能保证学术保持源源不断的动力,不断进步。
二、湘学原道意识的成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湘学原道意识的成因（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范畴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晚清湖湘骈文概念萌芽 |
| (二)民国时期的湖湘学研究 |
| (三)学术专着涉及的湖湘骈文研究 |
| (四)学术论文涉及的湖湘骈文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地域与文学的结合 |
| (二)时代与文体的结合 |
| (三)群体与个体的结合 |
| 四、创新与突破 |
| 第一章 晚清湖湘骈文的发展背景 |
| 第一节 湖湘人文景观的涵养 |
| 一、屈原辞赋中的湖湘景观 |
| 二、杜甫诗中的湖湘景观 |
| 三、王夫之词中的湖湘景观 |
| 第二节 湖湘士绅阶层的崛起 |
| 一、曾国藩与郭嵩焘:创立湘军 |
| 二、王先谦与叶德辉:维护名教 |
| 三、王闿运与皮锡瑞:讲学四方 |
| 第三节 湖湘书院文化的熏陶 |
| 一、湖湘书院的分布 |
| 二、儒家道统南移 |
| 三、王夫之从祀文庙 |
| 第四节 湖湘辞赋传统的积淀 |
| 一、屈子之词为俪体之先声 |
| 二、贾谊《吊屈原文》《鵩鸟赋》:湖湘骈文之祖 |
| 三、王夫之《九昭》:旷世同情 |
| 第二章 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特征 |
| 第一节 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的骈文 |
| 一、李星沅《李文恭公文集》 |
| 二、周寿昌《思益堂骈体文》 |
| 三、王闿运《湘绮楼文集》 |
| 四、王先谦《虚受堂文集》 |
| 五、阎镇珩《北岳山房骈文》 |
| 六、皮锡瑞《师伏堂骈文》 |
| 七、易顺鼎《丁戊之间行卷》 |
| 八、叶德辉《观古堂骈俪文》 |
| 第二节 曾国藩与湖湘骈文作家群体 |
| 一、曾国藩与李星沅:乡贤救助开先路 |
| 二、曾国藩与郭嵩焘:同学莫逆成至交 |
| 三、曾国藩与周寿昌:南归一序鉴知音 |
| 四、曾国藩与王闿运:若即若离名士谋 |
| 第三节 王先谦与湖湘骈文作家群体 |
| 一、王先谦与郭嵩焘:激流勇退归耆旧 |
| 二、王先谦与周寿昌:亦师亦友承余绪 |
| 三、王先谦与王闿运:湖南二王分秋色 |
| 四、王先谦与叶德辉:着书只为稻粱谋 |
| 五、王先谦与阎镇珩、皮锡瑞:汉宋之争各其表 |
| 第四节 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特征 |
| 一、官绅、士绅家国情怀 |
| 二、立德、立言价值追求 |
| 三、书院、书局传播策略 |
| 第三章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前期骈文作家群体 |
| 第一节 李星沅:骈散分工、以情纬文 |
| 一、李星沅的骈散观 |
| 二、李星沅骈文的湖湘元素 |
| 三、李星沅骈文的骚楚情结 |
| 第二节 曾国藩:奇偶互用、形散神骈 |
| 一、曾国藩的骈文批评理论 |
| 二、曾国藩的选本批评理论 |
| 三、曾国藩的骈文创作实践 |
| 第三节 周寿昌:雅赡有余、奇趣迭生 |
| 一、《思益堂骈文》概况 |
| 二、周寿昌骈文的湖湘特征 |
| 三、周寿昌骈文的传播及其影响 |
| 第四节 郭嵩焘:涵濡六经、思古复雅 |
| 一、郭嵩焘的骈文批评理论 |
| 二、郭嵩焘骈文的特征 |
| 三、郭嵩焘对湖湘骈文的贡献 |
| 第五节 王闿运:以骚为赋、惊世绝俗 |
| 一、王闿运骈文中的人生际遇之悲 |
| 二、王闿运骈文中的晚清时代之悲 |
| 三、王闿运辞赋中的骚楚情结 |
| 第四章 以王先谦为代表的后期骈文作家群体 |
| 第一节 王先谦:词气兼资、情文互本 |
| 一、王先谦骈文创作概况 |
| 二、王先谦的骈文选本思想 |
| 三、王先谦骈文创作成就 |
| 第二节 阎镇珩:贯穿经史,容与百家 |
| 一、阎镇珩骈文创作概况 |
| 二、阎镇珩的骈文思想 |
| 三、阎镇珩骈文的特征 |
| 第三节 皮锡瑞:通经致用、讽古喻今 |
| 一、《师伏堂骈文》三序 |
| 二、《师伏堂骈文》之连珠 |
| 三、《师伏堂骈文》之史论 |
| 第四节 易顺鼎:沉博奥衍、惊才绝艳 |
| 一、易顺鼎骈文批评理论 |
| 二、易顺鼎的骈赋创作 |
| 三、易顺鼎的骈文成就 |
| 第五节 叶德辉:谨守骈规、遗世独立 |
| 一、叶德辉的湘楚情怀 |
| 二、《观古堂骈俪文》的主题归类 |
| 三、叶德辉的骈文创作成就 |
| 第五章 湖湘骈文群体的骈文理论成就 |
| 第一节 骈散理论的探索与实践 |
| 一、骈文与经学的关系 |
| 二、骈文与史论的关系 |
| 三、骈散文内外分工 |
| 第二节 义法理论的拓展与创新 |
| 一、义法理论探源 |
| 二、曾国藩的义法观 |
| 三、王先谦的义法理论 |
| 第三节 词气理论的梳理与定位 |
| 一、从“潜气内转”到“词气兼资” |
| 二、朱一新与王先谦词气理论对比 |
| 三、词气兼资理论的价值定位 |
| 第四节 情文理论的阐释与建构 |
| 一、“情文兼胜”的理论渊源 |
| 二、湖湘骈文情文关系的建构 |
| 三、情文关系对湖湘骈文的影响 |
| 结论: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的骈文成就及历史地位 |
| 一、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的骈文成就 |
| 二、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的历史地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有关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2）宋代传状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宋前传状文源流 |
| 第一节 传状文的界定 |
| 一、传记的分析 |
| 二、行状的解读 |
| 第二节 宋前传状文的形成与流变 |
| 一、由传经到记人的题材型塑 |
| 二、由量变到质变的创作实绩 |
| 第二章 “抗汉唐而出其上兮”:两宋传状文的新变 |
| 第一节 质与文:史传与传状的叙事差异 |
| 二、传状与史传的内容联系 |
| 第二节 题材拓展:日常化的世俗书写 |
| 一、亲友间的生活交往史 |
| 二、社会风尚的微缩景观 |
| 三、儒释融通的僧传创作 |
| 第三节 文人心态:南渡题材的重构 |
| 一、“文字狱”与遗民心曲 |
| 二、以文为戏与传记兴寄 |
| 第三章 “肇振斯文”:宋代传状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 |
| 第一节 “气全理正”,宋代传状文的发展 |
| 一、骈散对峙:北宋前期的传状创作 |
| 二、古文鼎盛:北宋中期的传状创作 |
| 三、文不少衰:南渡前后的传状创作 |
| 四、事功义理:南宋中兴的传状创作 |
| 第二节 “学统四起”,宋代传状文的代表作家 |
| 一、斯文:文章家苏轼的传状创作 |
| 二、尊王:经学家王安石的传状创作 |
| 三、明道:理学家朱熹的传状创作 |
| 第四章 尊体与破体: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及特质 |
| 第一节 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着录 |
| 一、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述评 |
| 二、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文体识要 |
| 第二节 破体与《文选》类总集所选宋传状文体特征 |
| 一、传状作为文学文本何以可能 |
| 二、《文选》类总集选宋代传状的特色 |
| 三、“破体为文”与宋代传状的变体之作 |
| 附录 历代《文选》类总集传状文收录一览表 |
| 第五章 “范式转型”:宋代传状文的影响 |
| 第一节 补史存史,宋代传状文的价值 |
| 第二节 简明有法,宋代传状文体思想的影响 |
| 第三节 平民视角,明传状对精英立场的反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宋代传状文篇目一览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宋代洛学命运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两宋洛学史的研究 |
| (二)二程洛学及其中州后学人物研究 |
| (三)洛学研究前瞻与学术走向 |
| 三 解决的主要问题 |
| 四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洛学发轫:学派形成与元佑之祸 |
| 第一节 嘉佑之际:道学上的觉识 |
| 一 卜葬先茔与伊洛定居 |
| 二 嘉佑贡举与京师论学 |
| 第二节 熙丰之际:学派间的颉颃 |
| 一 熙宁变法下的扬避 |
| 二 哲学体系上的鉴戒 |
| 三 从私学走向学派:收徒与讲学 |
| 第三节 哲宗时代:朋党下的祸端 |
| 一 朝廷侍讲 |
| 二 讲学江湖 |
| 三 党禁祸事 |
| 小结 |
| 第二章 南传分化中的兴废:党禁政治与薪火再传 |
| 第一节 党禁下的另向突破 |
| 一 晚年程颐的布衣生涯 |
| 二 坚守道学的程门弟子 |
| 第二节 宗师的陨落与遗产的继承 |
| 一 崇宁年间的病逝 |
| 二 程氏文本的继承 |
| 第三节 靖康之变与道学南传 |
| 一 国难下的南迁 |
| 二 程门的分化与传学 |
| 第四节 新皇统治下的解禁 |
| 一 秦桧初相下的政治工具 |
| 二 “尊魂”赵鼎的政治推崇 |
| 第五节 秦桧政治下的禁学 |
| 一 拉拢失败后的打压 |
| 二 “专门曲学”的指控 |
| 小结 |
| 第三章 困境与高扬:伪学还是道学 |
| 第一节 花开在东南:崛起的东南三贤 |
| 一 续传东南诸儒 |
| 二 启蒙永嘉之学 |
| 第二节 历史的重演:再现学禁 |
| 一 赵汝愚与朱熹的双向联动 |
| 二 韩、赵争执下的伪学判定 |
| 三 庆元时期的党禁之厄 |
| 四 解禁与平反 |
| 第三节 理宗皇帝的高扬:大宗地位的确定 |
| 一 “治道补救”的政治契机 |
| 二 朝野上下的推崇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姚明达《程伊川年谱》订补 |
| 一、姚谱之概述 |
| 二、姚谱之校订 |
| 三、姚谱之增补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楹联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 |
| 三、楹联分类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方法、意义、价值 |
| 六、本文要解决的问题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楹联书法的源流 |
| 第一节 楹联书法的起源 |
| 一、推及于爻画 |
| 二、萌芽于先秦 |
| 第二节 楹联书法的发展 |
| 一、形成于汉晋 |
| 二、成熟于唐代 |
| 第三节 楹联书法的普及与繁荣 |
| 一、普及于宋元 |
| 二、兴盛于明清 |
| 第二章 楹联书法的文化指向 |
| 第一节 楹联书法与传统文化思想 |
| 一、楹联书法的儒家思想 |
| 二、楹联书法的佛家思想 |
| 三、楹联书法的道家思想 |
| 四、楹联书法的儒佛道杂糅思想 |
| 第二节 楹联书法的教化功用 |
| 一、官署楹联书法的政观表达 |
| 二、庙宇楹联书法的教义宣扬 |
| 三、商宅楹联书法的德商理念 |
| 四、园林楹联书法的隐逸情怀 |
| 第三章 楹联书法的地域表现 |
| 第一节 湖湘楹联书法的崇唐书风 |
| 一、取法颜真卿 |
| 二、取法欧阳询 |
| 第二节 海上楹联书法的“二王”书风 |
| 一、代表之一沈尹默 |
| 二、代表之二白蕉 |
| 三、代表之三潘伯鹰 |
| 第三节 滇、渝、浙长联书法的正书情结 |
| 一、长联的地域分布 |
| 二、云南大观楼长联与颜体选择 |
| 三、重庆钟云舫长联与行楷表现 |
| 四、浙江俞樾长联与隶书彰显 |
| 第四节 中原书风与楹联书法地域性的当代流变 |
| 一、中原书风对于楹联书法地域性的凸显 |
| 二、流行书风对于楹联书法地域性的削弱 |
| 第四章 楹联书法的艺术表现 |
| 第一节 楹联书法的书体选择 |
| 一、楷书楹联:庙堂之气与中正之风 |
| 二、篆隶楹联:尚古取法与高古之风 |
| 三、行草楹联:抒情表现与率意之风 |
| 第二节 楹联书法的技法选择 |
| 一、笔法:直与曲的变奏 |
| 二、章法:对称与行气的氤氲 |
| 三、墨法:浓淡与润枯的交响 |
| 第三节 楹联书法的材质选取 |
| 一、竹木楹联书法 |
| 二、石刻楹联书法 |
| 三、其他材质楹联书法 |
| 第四节 镌刻对楹联书法艺术性的影响 |
| 一、刻手优劣的直接影响 |
| 二、墨迹与刻铭的自然差异 |
| 第五章 楹联书法的艺术创作:以集字楹联为例 |
| 第一节 篆书集联 |
| 一、甲骨集联 |
| 二、金文集联 |
| 第二节 隶楷集联 |
| 一、汉碑集联 |
| 二、魏碑集联 |
| 三、唐楷集联 |
| 第三节 行草集联 |
| 一、行书集联之《兰亭序》集联 |
| 二、草书集联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7）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话语的崛起——基于《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集》的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话语的崛起 |
| 二、文学地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
| 1. 文学地理学研究范式新探索 |
| 2. 文学地理学核心概念辨析 |
| 三、地理分布与文学区研究 |
| 1. 地理分布研究 |
| 2. 文学区研究 |
| 四、文学景观、文学地理空间与文学地理意象研究 |
| 1. 文学景观研究 |
| 2. 文学的地理空间研究 |
| 3. 文学的地理意象研究 |
| 五、文学地理研究新拓展 |
| 1. 地理迁徙与文学书写 |
| 2. 地理交通与文学的内在双向关联 |
| 3. 文学的语言地理研究 |
| 4. 其他方面的文学地理研究 |
| 六、问题与展望 |
（8）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三、 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1章 湖湘理学发展与晚清湘系集团的兴起 |
| 1.1 湖湘理学的传播和在清代的发展 |
| 1.2 晚清湘系理学经世集团的集结 |
| 第2章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及建军思想 |
| 2.1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 2.2 湘军与团练勇营 |
| 2.3 湘军建军思想初析 |
| 2.4 湘军早期建军思想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
| 第3章 湘军：淬砺理学精神的新军 |
| 3.1 理学自救的产物 |
| 3.2 湘军理学经世思想来源的几个侧面 |
| 3.3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
| 第4章 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理学导向下独特的湘军军事思想 |
| 4.1 儒学的转向：兵儒合流的豪侠气象 |
| 4.2 明耻教战：湘军建军治军思想的核心 |
| 4.3 湘军“兵争”思想中的儒学向度 |
| 4.4 湘军对传统兵学的继承与扬弃 |
| 第5章 湘军军系与理学 |
| 5.1 湘军军系文化表征 |
| 5.2 湘军军系文化中的“气节观” |
| 5.3 湘军发展重心转移及后期湘军军事实践 |
| 5.4 湘军军事实践中对理学的疏离 |
| 第6章 湘军创制与理学 |
| 6.1 湘军集团的理学经世思维 |
| 6.2 湘军的主要经世实践：创制 |
| 6.3 湘军创制评析 |
| 第7章 湘淮军集团的同源异流：一个理学文化视角的比较 |
| 7.1 湘淮军理学文化背景的异同 |
| 7.2 湘淮军集团价值文化取向差异 |
| 7.3 湘淮军集团不同的历史际遇 |
| 第8章 湘军集团对咸同理学的影响 |
| 8.1 湘军集团对于晚清理学融合发展的影响 |
| 8.2 湘军经世文化对理学思想的扩充和完善 |
| 8.3 湘军人物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 |
| 8.4 重建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人文信仰 |
| 第9章 湘军理学经世的历史地位 |
| 9.1 晚清理学复兴是儒学自身运动的结果 |
| 9.2 湘军崛起成为晚清政治格局转捩的重要枢纽 |
| 9.3 湘军集团与晚清“国运”相终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价值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的研究 |
| (二)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清代浙东学派的形成与学术概貌 |
| 第一节 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和文化背景 |
| 一、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 |
| 二、清代浙东学派存在的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谱系、学术定位与学术精神 |
| 一、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谱系 |
| 二、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定位 |
| 三、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精神 |
| 第三节 文学活动在清代浙东学派学术系统中的地位 |
| 一、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 |
| 二、诗文写作作为遗民的生存方式 |
| 三、文学作为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 |
| 四、文学的存史、补史之功 |
| 第二章 “见道之文”：清代浙东学派的文道观 |
| 第一节 从理学之“道”到史学之“道” |
| 一、“道”涵义的历史演变 |
| 二、清代浙东学派之“道”论 |
| 第二节 从文道分离到“文道合一” |
| 一、文道分离：“载道”与“害道” |
| 二、文道合一：“明道”与“文便是道” |
| 第三节 “见道之文”：为文的最高理想 |
| 一、“见道之文”的本原 |
| 二、“见道之文”的创作路径 |
| 三、“见道之文”的衡量标准 |
| 四、“见道之文”的哲学根基 |
| 第三章 “元气生至文”：清代浙东学派的文气论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元气”理论的演变 |
| 一、“元气”的提出与汉代的元气生成论 |
| 二、宋代的元气本体论 |
| 三、元气论在明清时代的新变 |
| 第二节 黄宗羲“元气”论的独特内涵 |
| 一、黄宗羲的气论思想 |
| 二、黄宗羲“元气”的独特内涵 |
| 三、“元气”论与黄宗羲的豪杰人格 |
| 第三节 “元气”之文的美学特质与生成机制 |
| 一、元气论文学观的两种取向 |
| 二、“元气”之文的生成机制 |
| 第四章 “万古”之至情：清代浙东学派的性情论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的“重情”倾向与性情论诗学的高扬 |
| 一、明末清初的“重情”倾向 |
| 二、性情诗学的高扬 |
| 第二节 黄宗羲的性、情之辨 |
| 一、人之性为“不忍” |
| 二、基于善性的“性之情” |
| 第三节 “万古之性情”：性情之文的最高层次 |
| 一、诗之原本在于道性情 |
| 二、“情至之情”与“不及情之情” |
| 三、“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 |
| 四、清代浙东后学的“性情”诗学 |
| 第五章 经、史、学问：清代浙东学派的文源论 |
| 第一节 文与经：“文源六艺” |
| 一、“文本于经”：一个古老的话题 |
| 二、清初的返经归本思潮 |
| 三、浙东学人的“文源六艺”说 |
| 第二节 文与史：“诗文同源于史” |
| 一、诗史同源与清初的尊史之风 |
| 二、黄宗羲：文章本于经史之学 |
| 三、章学诚：“古文辞出于史” |
| 第三节 文与学问：“学问为立言之主” |
| 一、“文之行远,必本于学” |
| 二、章学诚的文、学关系论 |
| 三、学问：养气、炼识、充才之路径 |
| 第六章 “时”与“势”：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变观 |
| 第一节 文变系于“时” |
| 一、“诗心之妙在能变” |
| 二、诗之盛衰,“时为之也” |
| 三、文体升降,与世推移 |
| 四、风雅正变,“亦言其时” |
| 第二节 文变关乎“势” |
| 一、明后期对文变之“势”的探求 |
| 二、盛衰迭变与因弊生变 |
| 三、六艺之文—诸子之文—辞章之文：文变之走势 |
| 第三节 文学的古今之变 |
| 一、明代复古主义大潮下的文学古今之辩 |
| 二、浙东学派的文学古今观：文求其是,不论古今 |
| 三、学古之径：“师其意而不袭其迹” |
| 结语：清代浙东学派文论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
| 一、清代浙东学派文论的历史意义 |
| 二、清代浙东学派文论的局限性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10）杨树达先生的两汉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和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杨树达先生生平事略及其治史的学术背景 |
| 第一节 杨树达先生生平事略 |
| 第二节 杨树达先生治史的学术背景 |
| 一、乾嘉考据史学的赓续 |
| 二、湖湘学术传统的承接 |
| 三、清季以来“新学”的影响 |
| 第二章 杨树达先生在两汉史研究上的主要成就 |
| 一、《汉书窥管》的成就与贡献 |
| 三、其他着述中对两汉正史研究的创获 |
| 第二节 《淮南子证闻》和《盐铁论要释》 |
| 一、《淮南子证闻》的成就与贡献 |
| 二、《盐铁论要释》的成就与贡献 |
| 三、《汉代老学者考》 |
| 四、其他着述有关两汉经学、诸子学的创获 |
| 第三节 《汉代婚丧礼俗考》和《秦汉座次尊卑考》 |
| 一、《汉代婚丧礼俗考》的创获 |
| 二、《秦汉坐次尊卑考》的创获 |
| 三、其他着述中有关两汉社会礼制风俗的探讨 |
| 第三章 杨树达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 |
| 第一节 杨树达先生的史学思想 |
| 一、枝叶扶疏,源自根柢坚实 |
| 二、无征不信,务求实事求是 |
| 三、涉猎广博,方能游刃有余 |
| 四、循名责实,不妨好学深思 |
| 第二节 杨树达先生的治史方法 |
| 一、以文字音韵训诂立根基 |
| 二、以制度礼俗考证明纲纪 |
| 三、以文法修辞分析释疑难 |
| 四、以古语追本溯源明隐义 |
| 五、以载籍参伍互证相发明 |
| 六、以前人旧注疏理知得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湘学原道意识的成因（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湖湘骈文作家群体研究[D]. 刘振乾. 广西师范大学, 2021
- [2]宋代传状文研究[D]. 周丽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3]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4]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
- [5]宋代洛学命运的历史考察[D]. 席中亚. 郑州大学, 2020(03)
- [6]楹联书法研究[D]. 周毅. 西南大学, 2019(05)
- [7]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话语的崛起——基于《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集》的文献研究[J]. 刘玉杰. 社会科学动态, 2018(12)
- [8]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9]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D]. 孟新东.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1)
- [10]杨树达先生的两汉史学研究[D]. 田思怡.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