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风云 战后岁月1945-1959(5)(论文文献综述)
陈永华(Chan Wing Wah)[1](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周立民[2](2007)在《五四精神的叙述与实践 ——以巴金的生活与创作为考察对象》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对“五四精神”的叙述策略即“五四”是怎样被叙述、又是如何被叙述的考察为线索,以巴金七十余年的思想、创作的变化流程为考察对象,从不同时间的推移和多层次的思想层面展开等纵横两个方向,全面梳理了巴金的思想变化与五四精神不同叙述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通过个案研究来探讨关于“五四”的不同阐释对于文学发展进程、作家创作和人生实践的影响,并藉此返观五四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及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本论文的重点不在于研究五四精神的形成、内涵和构成上,而是探讨它在更长的历史时间段内的“流变”情况。以巴金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是五四新文学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的一代,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同时,他这一代人又是将这种文学精神通过创作和实践真正转化为社会意识的一代。其次,巴金是从“五四”到新时期文学几乎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所有重要阶段并长期居于文坛中心的作家,这样便于在一个长时间段中考察作家的创作、思想变化与各种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第三,巴金一直是一个坚持五四启蒙文学精神的作家,一生中虽然不断调整自己的姿态但这个基点一直未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更能体现出五四的精神价值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所经历的沧桑沉浮。本文正试图沿着巴金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变化,通过对巴金的创作、精神历程和生活状况的考察来显示五四精神在20世纪的流变历程;通过对于巴金在作品中表现“五四意象”(即对“五四”的描述和记忆)的考察来研究“五四”在不同文学描述和记忆中的不同指向和内涵。同时,通过探讨作家人生实践中五四精神的作用来看五四精神在现实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由作为个案的巴金返观“五四”,作者认为“五四精神”虽然有着它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原点,但也是一个被塑造的传统,在“传播—接受—再传播”的过程中其不同的层面会被不同程度强调,实际上这是通过对“五四”的改写形成自己现实立场和行动依据。但这种“改写”未必就意味着“五四”被抛弃,恰恰反证出它强大的精神磁场和影响力,因此还不能轻言解构五四、消解五四,而应当看到“五四”的复杂、变化,从而认识到:这一传统不是一个封闭的传统,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传统,它的内核还在不断裂变,尚需不断丰富和发展;同时,对于接受这个传统影响的作家或知识分子而言,这个传统不是一个精神教条,而是一个精神种子,需要以自己的实践去培育它,并以自己的实践去检验、丰富和完善它。基于以上的主要观点,本文共分五部分:引言部分主要简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五四”叙述,并由此引出本论文关注的主要问题;上篇“巴金叙述中的五四精神”,以不同时期巴金对于“五四”的叙述考察他的思想变化脉络以及关于“五四”阐释的不同侧重点中体现出的作家个人思想与不同社会思潮之间的微妙纠结。中篇“巴金叙述中的五四意象”,通过对于巴金小说创作中的新书刊、女学生、“家”与街头、新与旧等意象的考察,来梳理作家的个人记忆与五四精神的不同侧面的关系;同时也在研究五四时代的一般事物在作家记忆和叙述中的不同形象和不同指向。下篇“巴金人生实践中的五四精神”,是考察五四精神对于巴金人生实践的影响和巴金通过个人的实践是如何承传五四精神。结语“超越五四,还是重申启蒙”是对于以上所探讨问题的一个总结,并将五四精神放在当代思想文化语境下来评估它的价值、意义,反思它的历史作用,以及总结巴金一代知识分子的“五四遗产”将如何转化为我们当代的思想和行动的资源。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和民族现代化的最重要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而新文学运动作为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不仅肩负着中国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转换的使命,同时也肩负着启蒙思想、开启民智、塑造民族理想、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思想任务。对于五四新文学精神正本清源,特别是考察其在后来的影响和流变,从理论意义上讲也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的梳理和反思。立足当代,深入历史语境的梳理其意义是面向未来,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作为今后的文学发展提供镜鉴。这些虽然是本文难以完全实现的任务,但却是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需要梳理和为之努力的意愿。
刘煊[3](2000)在《百年风云 战后岁月1945-1959(5)》文中认为 二战前,意大利的汽车普及率并不高,但意大利人的艺术天赋,使他们在赛车运动上独占鳌头。战争的硝烟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嗜好。战后,当其他欧洲国家艰难地恢复汽车生产时,意大利人首先想到的却是恢复汽车比赛!也正是这种痴迷,造就出一些最伟大的汽车商标,和一批世
刘煊[4](1999)在《百年风云 战后岁月1945—1959(4)》文中研究指明 英国 奥斯汀·希利 唐纳德·希利是一名优秀的赛车手兼汽车设计师。1948年起,他设计制造了一些“夺冠机器”,从而享誉车坛。1952年,奥斯汀公司找到希利,双方决定合作开发超级跑车。同时的伦敦汽车展上,奥斯汀·希利100正式亮相。它装有奥斯汀公司的2.66升发动机,直列四缸,单顶置凸轮轴,最大功率110马力。这种奥斯汀·希利100生产到1956年,被所谓的奥斯汀·希利100-6型所代替。后者改装了
刘煊[5](1999)在《百年风云 战后岁月1945—1959(3)》文中认为 1945年,驻德英军遇到了一个麻烦。英国占领区内的沃尔夫斯堡,希特勒一手创建的大众汽车厂毁坏严重,上万名工人生活无着。英国人急于甩掉这个包袱,他们提出把工厂交给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作为给美国的战争赔偿,可美国人一口回绝。据称亨利·福特二世说,那座工厂屁也不值。在美国老板们看来,这种叫“甲壳虫”的丑
刘煊[6](1999)在《百年风云 战后岁月 1945—1959(2)》文中研究说明 克莱斯勒 战后的头15年也是克莱斯勒的黄金时节。1949年,凯勒出任公司总裁,他带来一名天才的造型设计师--艾克斯那。艾克斯那勾画出一批动人心魄的汽车,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克莱斯勒300型。 克莱斯勒300 1951年,克莱斯勒在发动机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他们率先研制出采用半球形燃烧室的发动机,并给它起名为赫姆发动机(Hemi,英文Hemisphere--半球形的缩
刘煊[7](1999)在《百年风云 战后岁月 1945-1959(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争终于结束了! 士兵们可以回家了! 在美国, 这意味着市场能量的迸发; 在欧洲则意味着艰难重建的开始。
二、百年风云 战后岁月1945-1959(5)(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百年风云 战后岁月1945-1959(5)(论文提纲范文)
(1)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一) 选题缘起 |
(二) 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思路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目录 |
附录 |
论文後记 |
(2)五四精神的叙述与实践 ——以巴金的生活与创作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1、历史纠结中的"五四" |
2、重估"五四"及相关问题 |
3、"五四"视角下的巴金 |
上篇_巴金叙述中的"五四精神" |
第一章 "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 |
1、梦境中的事业:关于信仰的叙述 |
2、一个不需要任何强制的社会 |
3、新与旧:关于"家"的叙述 |
4、生命的开花:道德的追求 |
5、在文学与信仰之间 |
第二章 "我当时思想的浅薄和混乱不问可知" |
1、抗战与改革:五四精神的反思 |
2、朝鲜的梦:个人与国家 |
3、面对过去,告别自我 |
第三章 "古老的民族就不需要新的血液吗?" |
1、时代共名与青春记忆 |
2、奴在心者与寻找自我 |
3、假话、空话与真话 |
4、"理想"与"商品" |
中篇_巴金叙述中的"五四"意象 |
第一章 新书刊 |
第二章 女学生 |
第三章 "家"与"街头" |
第四章 "新"与"旧" |
下篇 人生实践中的"五四精神" |
第一章 新文学空间的开拓:从《文学季刊》到《收获》 |
第二章 新文学精神的传承:文化生活出版社 |
第三章 历史的悲剧绝不能忘记:建立两个资料馆的倡议 |
结语_超越五四,还是重申启蒙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百年风云 战后岁月1945-1959(5)(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2]五四精神的叙述与实践 ——以巴金的生活与创作为考察对象[D]. 周立民. 复旦大学, 2007(07)
- [3]百年风云 战后岁月1945-1959(5)[J]. 刘煊. 交通世界, 2000(01)
- [4]百年风云 战后岁月1945—1959(4)[J]. 刘煊. 交通世界, 1999(12)
- [5]百年风云 战后岁月1945—1959(3)[J]. 刘煊. 交通世界, 1999(11)
- [6]百年风云 战后岁月 1945—1959(2)[J]. 刘煊. 交通世界, 1999(10)
- [7]百年风云 战后岁月 1945-1959(1)[J]. 刘煊. 交通世界, 199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