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探讨新世纪的国民经济

一、经济学家纵论新世纪国民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华清君^[1]（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冯斐^[2]（2020）在《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是现代服务业中极具发展潜力的产业部门,两者既具有内在差异,又具有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化属性是旅游业更具魅力的产业属性,其文化比重及其价值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效用不断扩大,是一种必然的积极的产业发展趋势。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信息,全世界旅游活动中约有37%涉及文化因素,文化旅游者以每年15%的幅度增长。“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文化事业繁荣拓展了传播途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经历了40年起飞、赶超和跨越式发展,旅游业通过“涓滴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2017年,我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9.13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4%。旅游直接就业2825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90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28%1,可以说,旅游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产业部门亟待通过模式创新与产业融合,打造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增长新引擎。因此,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既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向国际社会积极倡议“一带一路”愿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必由之路。长江经济带作为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在地理区位上横跨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覆盖全国21%的国土面积,GDP和人口占比均超过全国的40%,域内拥有以长江流域文化为载体,丰富多元、底蕴深厚的文旅资源。伴随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主的文旅经济也从单一扩张转向融合发展,开始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越来越突出的地位。然而,“实践之树常青,但理论却是灰色的”,相比于如火如荼的区域文旅融合发展实践,对于文旅融合产业的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将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对其文旅融合产业的体系性研究仍然较为匮乏。因此,本研究以资源创新理论为基础,采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特征分析—能力评价—区域差异—效率测度—影响因素—对策建议”为研究框架,对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1）通过详实的文献梳理与概念辨析,对文旅产业的资源系统和融合发展的协调性进行了阐释;（2）借助历史分析法与知识图谱可视化,对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分析,对该区域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识别;（3）基于专家访谈与统计分析,构建了系统而全面的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体系;（4）并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各要素维度的资源能级进行了有效评价,从而挖掘区域内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特征;（5）基于时空特征,对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6）基于研究结果对未来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的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通过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和系统地研究,本文研究发现:（1）我国区域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在资源端存在阶段性特征,包括2007年以前的项目带动阶段、2008至2010年的要素驱动阶段;2011至2013年的融合发展阶段以及2014年之后的创新驱动阶段;（2）区域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体系具有多层级结构,由基底层、中间层、潜力层三个层级以及条件性资源、主体性资源、发展性资源3大体系构成;（3）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能级的区域特征呈固化态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下游区域“多极均衡发展”、中游地区的“两翼互补拉动”、上游地区的“四川单极突进”总体发展态势;在时间序列上呈现稳态提升趋势,尤其是2011年进入融合发展阶段以来,文旅融合资源总体水平快速增长。（4）文旅融合产业资源利用效率时变性特征明显,且投入冗余情况较严重,具体表现为:1)总体层面及三大区域都表现出阶梯上升状的资源利用效率特征;2)主体性资源系统中的文旅企业规模、文旅人资规模以及发展性系统维度中的文旅生态资源、区域创新资源的投入冗余率较高;3)从区域来看,与上游和下游相比,中游地区的投入冗余情况相对较好,各项投入要素的冗余水平基本平衡。（5）资源要素对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影响程度及作用方向不尽相同。其中,文旅市场规模HB与文旅生态资源ML对于区域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具有显着的带动作用;相反,区域交通条件FCD、对外依存度FTD、文旅品质资源QRS对现阶段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则具有一定的消极阻碍作用。最后,提出了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协调发展5个方面的建议:（1）建立全域视角的要素协调平台,探索文旅融合产业新形象与新品牌;（2）注重区域资源开发与产品创新,促进文旅市场主体内新业态的形成;（3）协同旅游、经济与生态间关系,提升区域文旅产业耦合度与融合性;（4）正视沿线省区的空间差异特征,通过跨区合作实现优势资源的互补;（5）降低文旅融合过程的投入冗余,实现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高效发展。

陈景华^[3]（2019）在《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认为供给和需求作为经济学的最基本要素,两者相互关系决定或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时,市场供求达到平衡,社会产品得以实现,经济运行将处于健康有序的良好态势。当供求失衡时,生产受到抑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严重的供求失衡甚至还会引发经济危机。因为供给和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供求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思想家已经就农业生产、农产品供给等问题从理论层面作出阐述。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不断扩大,各个时期的经济学者对供给和需求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供求理论。这些供求理论犹如璀璨的星光,在经济理论体系的苍穹里熠熠生辉,其中有一颗最为耀眼,那就是马克思的供求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社会运行发展的必然规律。供求问题是融入在马克思上述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经济学者们分别从市场价值与价格关系、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研究供给和需求问题,但尚未将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体系化、系统化。因此,本文选此作为研究课题,着眼于经济思想的发展,试图梳理出马克思供求理论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理论特点、传承与发展,并基于马克思供求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当前市场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进行分析解读,并提出对策建议。首先,本文梳理分析了马克思之前的供求理论,总结古代思想家、古典经济学家有关供给和需求的思想,他们为马克思建立科学供求理论提供了思想源头和理论素材。然后,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考察马克思供求理论的主要内容,微观供求理论阐述了供给和需求的内涵特点及市场供求、市场价值、市场价格、市场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宏观供求理论包括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含义、总供求平衡、总供求失衡及其调控等内容,微观部分是宏观部分的基础,宏观部分是微观部分的发展,两者共同构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进而,本文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供给学派等西方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并与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更清晰地把握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理论特点、政治立场和时代价值。再而,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有关于供求问题的论述,可见其是对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供求理论中国化的成果。最后,本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供求的发展变化,并分析当前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在马克思供求理论的指导下,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市场供求平衡性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本文尝试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对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并结合相关学者关于供求理论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马克思供求理论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理论形成之路,这对新时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实际深化供求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第二,从政策指导的角度,基于马克思供求理论分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环境与科学依据,解读当前市场供求结构性不平衡的特征及成因,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又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节供求作用机制提供了政策指导,进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政策支撑。

赵玉华^[4]（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起与进步往往伴随着对外开放。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虽然发展路径有所不同,但均无例外地实行了对外开放。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对外开放已成为不可改变的潮流。正确认识和全面梳理我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经过数十年艰辛探索和实践开拓,经过规律总结和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辉煌理论成果。任何一个理论、思想体系都不会凭空产生,都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也不例外。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对外开放思想。首先,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莫尔、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在其作品中较早地表达了交往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吸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诸多着作中阐述了对外开放思想。他们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中,运用了大量的“分工”“交往”“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词汇对开放进行了定义和表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整个世界联为一个整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国际交往、民族交往和个人交往的扩大,从而构成了丰富的对外开放思想,这一切极其珍贵的思想,成为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渊源。再次,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事业中对马克思开放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实践,形成相关的对外开放理论,加上苏联及东欧国家探索社会主义开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一切都为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启迪和宝贵经验。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中,经过驰而不息、接力传承的努力奋斗,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寻求、不断改进、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外开放思想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型运用,是基于中国具体国情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完善丰富起来的思想理论。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主体看,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分别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袖人物和领导集体高瞻远瞩的伟大决策与深刻的开放思想、党的历史文献起草者的政治智慧、国内学界众多着名学者和广大研究专家的学术探索成果、勇于实践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劳动成果。从发展历程来看,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在中国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对外开放思想内容。从各个历史时期,全面梳理和总结对外开放思想的发展历程,能使我们清晰地把握对外开放思想的特征,促进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发展。在七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开放思想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想脉搏发展的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即建国初期的探索中的开放思想;历史转折时期的改革中的开放思想;21世纪前后的调整中的开放思想和新时代新常态中的开放思想这样的四个思想发展阶段。这四个阶段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开放思想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开放事业中的时间演进和思想传承。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对外开放思想宝库的不断丰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开放事业和思想的贡献。思想需要实践的验证和丰富,实践需要理论的支撑和发展。自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带来了开放观念的增强、对外贸易的繁荣、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开始深入融入世界经济,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自由贸易区,进而加速“互联互通”建设、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等,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丰富和发展对外开放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下,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与挑战,面临着改革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全面梳理和掌握对外开放的发展进程、规律、特征、成就,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认识中国现实国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动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在新的征程上更进一步的前进。

单新国^[5]（2018）在《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市场监管权和宏观调控权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两种手段,前者针对微观经济市场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保护合法经营者的利益;后者针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市场监管权对于宏观调控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市场监管权的行使可以为宏观调控权造就一个宏观调控的有序基础环境;二是市场监管权可以为宏观调控权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推行提供一种执行保障,将调控政策和指标具体化为对被监管对象的监管内容。由于市场监管权的行使直接作用于市场主体,其对市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影响更加的明显和有效,人们对市场监管权行使的结果感受也更为强烈。宏观调控权的行使由于具有间接性、引导性、软法性,其作用的发挥具有缓慢性、长期性、不确定性;而市场监管权作为行政权力的表现可以迅速的将行政经济管理的意志贯彻到经济市场的内部去。没有市场监管权对经济市场秩序的维护,就没有宏观调控的顺利实施,每一次宏观调控的失败都表现为市场竞争秩序的失控和市场监管权力的失职。有权力就有腐败,权力越大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市场监管权的异化即可以导致其违背公众对其“社会契约”的委托,也可能会误导市场经营者的经济决策取向。更为严重的是市场监管权的不当行使,在政治上既败坏了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和伤害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在经济上使市场公平合法竞争得不到保护并导致投机炒作行为横行,整个社会的经济创新活力受到严重压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和行政体制改革,在举措上大力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国家治理方式改革,旨在提高行政机关的社会服务效率,激发全社会的经济创新活力和积极性,将我国的现代化和法治化建设推向更高的阶段。这其中发出的信号就是依法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政府服务于市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决定资源配置的制度格局。治国在于治吏,发展经济在于减少行政干预,一切要点都在于行政权力的依法运行,减少腐败和权力滥用。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细节决定事物的成败。无论多么宏伟的社会愿景或者激情无比的变革动机,在缺乏详细的制度设计的情况下,最终都会流于形式或者导致一败涂地。对行政管理机关的市场监管权力的改革需要在经济法律制度上理清脉络,然后在具体的规则制定上做好准备。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对“如何从经济法的角度监督好市场监管权的正确行使”这一基本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研究探讨。第一章,关于市场监管权概念的界定。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市场监管权概念的界定的意义。法学研究需要界定好问题对象的基本概念,法律概念的明确在哲学认识论上可以使我们将研究对象与其他事务区分开来,使问题研究的背景变得明晰;其次法律概念的明确在社会认识论上可以使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加深对它的认识,并在以后发展和改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第二,对市场监管权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认为它是法律赋予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权力。第三,对市场监管权产生和发展的中外历史做了纵向梳理,揭示了市场监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的重要性。第四,对市场监管权的经济性、规则性等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五,分析了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含义以及进行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的意义.第二章,关于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对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对市场监管权依法监督的正当性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经济自由、经济民主和依法治国等理论之上的。第二,对典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监管权力监督模式进行了考察,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依法拥有对本国市场进行干预的权力,在此方面各市场经济国家的认识均无差别,但在对政府监管权力的监督上有所不同。美国议会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较大,独立监管委员会和议会审查制度使得政府监管权处处受限;德国更偏重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英国的行政监督依据三权分立原则,英国政府的自我监督机制也比美国大得多,而美国偏重于议会和司法监督。这告诉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有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对政府经济管理权力的监督,对政府经济管理职权的监督机制建设要依据本国国情。第三,分析了我国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模式的应有选择以及该选择对监管权规制立法的影响,强调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要围绕行政中心主义来加强立法对市场监管权的制度约束。第三章,关于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何为市场监管权主体,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特征,市场监管权主体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第二,依据不同的标准将市场监管权主体划分为政府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等类别。第三,要对市场监管权主体进行法律规制,就必须依法建立其市场监管权主体的资格取得、变更和丧失制度,使主体地位的取得有法可依。第四,进一步从预算和立法授权角度探讨了完善对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法律规制。第四章,关于市场监管权配置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论述了完善市场监管权力合理配置的理论原因,包括政治模式改革的需要和权力运行协调的需要。第二,分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市场监管权力分工上的基本原则以及分工方式。第三,研究了市场监管权在政府与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的分工协作问题,并对“如何对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监管权行使进行监督”进行了论证。第五章,关于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监管主体的权力大小和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的领域范围。第一,分析了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经验和经济法的法律性质三个角度。第二,分析论证了对市场监管权的行使范围进行法律规制的具体方法,包括依法明确其权力边界,切实推行中央规定的政府权利和责任清单制度。第六章,关于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促使法律主体守法的保障手段,没有法律责任的追究,市场监管权主体就会无所顾忌的滥用监管权。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分析了什么是市场监管权的不当行使以及其含义,接着对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下的法律责任与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法律责任的区别进行了分析。第二,论述了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表现形式有哪些。第三,论述了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具体内容。

钱路波^[6]（2018）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对实际经济生活中关于市场机制和市场组织结构等客观关系和实际作用的一种理论抽象。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就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市场及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这一中心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条主线。因此,学界有必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如何认识、运用、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系统性的梳理研究,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结合,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崭新面貌在21世纪中更加发展完善。论文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生产方式的客观实践出发,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寻求实践总结和理论跃升。首先,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以对中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思想渊源开篇,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论述与评价。随后,论文分别从实践、理论、时代、特色四个维度,分别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研究。从实践维度来看,中国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大致经历了历史前奏、起步试验、初步进展、持续推进、逐步完善、以及全面深化等历史阶段,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等经济实践,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从理论维度看,中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决定论、宏观调控模式和“五大发展理念”,并从经济基础、分配制度、服务目的、社会矛盾、上层建筑等方面,形成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从时代维度看,中国市场经济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既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体制基础,还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特色维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不是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简单地复制所谓西方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创造性地进行了制度选择与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契合,避免了那种强制性的制度移植输入和制度外部依附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的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归纳总结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基本特征。最后,论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提出了深化基本经济制度改革、推进产权制度的发展完善、加快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为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力供能。

张蕊^[7]（2018）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城市群已经成为全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资源要素的流通更加便捷,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是单个城市的“单打独斗”,而是朝着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间的竞争发展。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城市——区域”发展模式,“集合”发展越来越成为各大城市之间的共识。只有通过城市群才能更好地将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聚集起来,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增强企业竞争力,形成强强联合的经济、文化和命运共同体,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如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都是当地经济、文化、社会高度发展与集中的区域,也是全球城市发展的典范。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群不断崛起和发展壮大,呈现出新的发展面貌,之前普遍存在的省域和行政区经济正在逐步转向城市群经济。为了共同的利益诉求和谋求长远发展,区域合作成为广泛的共识,城市群也正在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各大城市群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其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处于我国地理空间的核心位置,发展潜力巨大,在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中部崛起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新常态下引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在交通区位、历史文化、合作基础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当把握当前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及历史文化资源受到空前重视的机遇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拓思路,利用资金、技术、创意等手段,促进区域内丰富多样、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积极寻求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将文化产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不断推动发展要素的交流互动,使区域内的文化要素互相流通,文化感情更加密切,文化传统得到传承,文化优势充分发挥,以更好地支撑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社会建设的和谐度和持续度,超越传统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促进城市群转型升级。本文分为七章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转化路径进行分析研究: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明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城市群的崛起是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完成由战略构想到国家战略的升格后,利用长江中游城市群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发展文化产业势在必发,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也因之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次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的概念进行界定,并阐述本文的理论基础,即比较优势理论、协同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和增长极理论。最后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交代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思路以及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第二章结合历史文化资源基本要素情况,将长江中游历史文化资源分为物质型和非物质型两大类,再以历史文化主题为分类标准,选取部分特色鲜明、内涵深邃、保存完整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分析。在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具有独特鲜明的价值内涵,是区域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由此提炼出其文化、经济和社会价值。第三章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背景与目标,即必要性与可行性。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面临中部崛起、新型城镇化、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文化产业将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以及历史文化资源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的历史机遇。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产业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雄厚的科技教育资源、密切的文化交流的基础,其产业化具有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等重大意义。第四章总结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基本情况,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特色产业如文博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民间工艺美术产业、动漫游戏产业、节庆会展产业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突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动态以及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重点与方向。第五章指出虽然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依然存在文化协同力度不够、文化资源内涵挖掘不深入、文化资源整合不充分以及文化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为此需要正视这些问题,将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继而探寻产生问题的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即文化认同感不足导致凝聚力缺乏、行政区划的阻隔影响了区域合作、农耕文化与内陆意识阻碍创新发展等。第六章在前文的基础上,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中需要坚持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保护与开发并重原则及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兼顾原则,并分析推动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文化、制度、技术、创意、人才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即:增强文化认同,促进交流合作;改革体制机制,激发文化活力;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集聚;实施创新驱动,提升科技含量;优化文化环境,吸引人才聚集等,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又好又快发展。第七章是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今后研究的方向。

刘慧^[8]（2017）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美经济关系,由于其发展之迅速和影响之深远,为国际社会所关注。深度融合和严重失衡构成了当今中美经济关系的最主要特征,并由此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认识到:此前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再适用;通过推进各自的结构改革,寻求经济的内外平衡,并最终实现两国经济关系的再平衡,对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危机后中美经济关系的再平衡,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国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使中美双边经济关系演变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与第二大经济体、亦即当今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一演变作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赋予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以新的涵义:当今的中美经济关系不仅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而且也是最为复杂的双边经济关系。其复杂性表现为这一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非对称性即失衡,特别是还突出地表现为“金融恐怖平衡”。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衡充分证明: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本质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已经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关系和投资关系转变为“贸易国家”与“金融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衡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双边经济关系失衡,而更多地具有全球意义,即它构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内容。研究中美经济关系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研究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衡和再平衡,揭示这一经济关系的本质,能够拓展有关中美经济关系研究的范围和视角,从而进一步推动国内学术界对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第二,有助于国内学术界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判断,从而为中国决策层如何进行结构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理论依据。其现实意义则主要体现在:通过对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路径选择及其目标的研究,能够为中国政府更好地开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为中国有关部门如何制定对美经济战略提供决策参考。论文第2章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美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与失衡进行了考察。导致中美双边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和双边投资关系日趋紧密的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美元本位制的影响。中国依据比较优势原理选择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使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从而推动了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由于美国长期固守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且个人消费主要依靠借贷实现,高负债和低储蓄因此成为其经济的特征之一,由此决定了严重依赖外部融资以解决其储蓄短缺;而中国作为以生产为主导的国家,国内储蓄率为全球最高,由此决定了美国需要通过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吸收中国的储蓄,从而形成了对中国储蓄盈余的严重依赖。美元本位制对中美经济关系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长期实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由美元的“间歇性贬值”所导致的人民币升值,从而推动了对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的迅速增长;而美元资产也成为中国货币当局可以有效“贮存”外汇储备的金融资产。中美贸易关系失衡,凸显了双边贸易关系存在显着的非对称性;而中美双边投资关系的失衡作为一种结构性失衡,则凸显了中美双边投资关系的二元结构即“斯蒂格利茨循环”。美元本位制对中美经济关系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作为“金融国家”,实际上是廉价使用了中国这一“贸易国家”的资金;而中国在外汇储备管理上则陷入了“美元陷阱”。论文第3章就全球金融危机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和分析。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自20世纪80年代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以来的首次全球金融危机,而且也是若干年来罕见的爆发于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金融危机。危机对中美经济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双边贸易关系方面,不仅影响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而且导致双边贸易摩擦加剧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政治化。在双边投资关系方面,一方面,自2009年起,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速度放缓并且连续两年出现投资存量负增长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许多金融机构在危机期间陷入流动性危机甚至破产倒闭,从而使中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机构债和金融债面临违约风险。至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实施的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对中国货币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导致中国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依赖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导致中国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加剧。为此,无论是从贸易的视角和投资的视角、还是从“金融恐怖平衡”的视角来看,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衡都是不可持续的。论文第4章基于全球经济格局的视角,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经济关系的再平衡进行了论述和分析。涵盖中美双边贸易、投资以及金融等领域的整个经济关系的失衡,都衍生于中美两国的经济失衡;而两国经济关系的失衡,又进一步强化了两国的经济失衡。如此循环往复,使两国都越来越逼近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的极限而难以为继。为此,扭转两国经济失衡,是实现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前提。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作为一支重要的稳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以及随后的缓慢复苏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拉动力;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美两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地位;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关系格局发生的最大变化;中美两国作为当今全球最具系统重要性的国家,正在构筑国际经济关系的两极格局。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长期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中互补大于竞争的状况也将逐步改变。只要美国对华贸易巨额逆差的状况不改变,长期以来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特点将继续存在,实现中美经济关系的再平衡具有一定的难度。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对国家安全这一因素的考量决定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审核会更加“严格”;在中美两国尚未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情况下,实现双边投资关系的再平衡也同样具有一定的难度。论文第5章对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路径选择与目标进行了分析和探索。如何实现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都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一度陷入低谷。但与此同时,中美两国都开始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本文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路径选择是:中国从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而美国则从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为此,中国应该加快经济结构转型与结构性改革,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以及扭转储蓄与投资的失衡和克服金融发展的瓶颈;而美国则应该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积极发展实体经济,以及摒弃借贷型消费模式。至于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目标,是实现从危机前的“消极依赖”向“积极依赖”转变。为此,应该引入制度化的双边合作机制（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双边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尽快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及加强双边金融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降低对美元本位制的依赖。论文第6章是全文的结论与展望。作者对特朗普执政后的中美经济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特朗普在双边贸易领域一意孤行,置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不顾,与中国展开全面贸易战的概率很小;但是中美两国在个别产业和个别产品上的贸易摩擦则有可能成为常态。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有关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第4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崛起与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无论是实现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再平衡、还是双边投资关系的再平衡,都具有一定的难度。第二,本文的第5章在对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路径选择及其目标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从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消极依赖’向‘积极依赖’转变,是实现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目标”这一观点;并且对“积极依赖”这一概念的涵义做了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这一转变应该着力于引入制度化的双边合作机制,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双边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尽快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及加强双边金融合作,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从根本上摆脱对美元本位制的依赖”这一观点。

文世芳^[9]（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叶龙祥^[10]（2016）在《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吴宣恭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吴宣恭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概括。吴宣恭经济思想主要涉及所有制与产权理论、我国社会的产权关系、西方现代产权理论、所有制改革理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些重要理论、现阶段重大经济社会关系及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等方面。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的研究与运用是吴宣恭经济思想的重中之重。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史论相结合、求实与创新相结合、调查与采访相结合和比较分析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对吴宣恭的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的结论。对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价值:第一,吴宣恭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研究、发展和运用,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和把握;第二,吴宣恭经济思想根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际,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后学之辈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历程和实践运用,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脉络;第三,吴宣恭的严谨治学精神、高度责任感和崇高的品格是广大经济学人终身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

二、经济学家纵论新世纪国民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学家纵论新世纪国民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10）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经济学家纵论新世纪国民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2]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D]. 冯斐.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3]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陈景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4]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发展研究[D]. 赵玉华. 兰州大学, 2019(08)
• [5]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D]. 单新国.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6]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D]. 钱路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7]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D]. 张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8]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D]. 刘慧. 吉林大学, 2017(03)
• [9]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10]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D]. 叶龙祥.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6)

标签：市场监管论文;  中三角论文;  长江经济带论文;  经济论文;  国民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