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西出土隋唐铸铜工具陶匜（论文文献综述）
陈康[1]（2019）在《周代卫国考古学文化研究 ——以卫地遗址和墓葬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卫国于西周初年始封,至秦代而亡,卫国的兴衰几乎是周王朝的兴衰的一个缩影。卫国的疆域在康叔时仅在今安阳一带,到康伯在位时,卫国向南已扩张至今新乡附近。卫国初都“康丘”应在今安阳殷墟周边地区,而“淇卫”应在辛村墓地周边的淇河沿岸,且“淇卫”和朝歌城并无关系。卫国自康叔时由“康丘”迁往“淇卫”,至卫懿公东迁前,一直以“淇卫”为都,卫国之所以称“卫”也即源于此。帝丘作为卫国唯一一个经过考古发掘的都城,在春秋中期卫国迁都于此即已修筑大城城墙,并在战国中期进行了加固。至春秋中期,狄人不断入侵,卫人对原西周至春秋早中期的统治中心地区即今鹤壁、安阳、新乡一带的控制力应大为减弱。至春秋晚期,随着三晋的崛起,卫国成为其附庸。到了战国晚期,卫国统辖范围只剩濮阳一地,其所辖城邑可能仅有帝丘城及其临近的戚城、铁丘、咸等。根据典型陶器的类型学分析,并结合层位关系,可将卫地周代遗存分为九期。各期年代分别为西周早、中、晚、春秋早、中、晚、战国早、中、晚,初步建立了卫地周代分期年代体系。卫地周代遗存出土日用陶器的文化因素分为主要文化因素和次要文化因素。其主要文化因素包括商文化因素、周文化因素及本地创新文化因素,次要文化因素包括李家崖文化因素、东夷文化因素等。辛村墓地作为西周至春秋早期卫国的公室墓地,埋葬有康叔至惠公之间的卫国国君、夫人等高等级墓葬。辛村墓地可分为三期,年代分别为西周早、中及春秋早期。辛村大墓M21墓主为卫康叔,M1、M6为卫康伯及其夫人之墓,车马坑M25应为卫考伯祔葬的车马坑,M42墓主为卫嗣伯的可能性较大,M2墓主当为卫嗣伯以后至卫厘侯之间的某位卫君,而M17、M5为卫庄公及其夫人,M24墓主为卫桓公。从辛村墓地的布局来看,每位国君均有其茔域,整个墓区尤其是西周时期以卫康叔之墓M1为中心,符合《周礼·春官·冢人》的记载,且具有昭穆制度的意味。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卫君茔域陪葬宗族成员墓葬数量由多变少,最后基本不再陪葬,国君及其夫人的墓葬与宗族成员墓葬逐渐分离,反映了周代宗法制度的松弛及血缘关系逐渐弱化。通过对周代卫地各阶段考古学文化特征的分析,认为墓葬中A1和A2组存续时间及分布地地域也与卫国在该地区的统治时间及统治区域接近,A1和A2组墓葬可看做卫国考古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提出了A2组墓葬出土的典型器物即本文划分的Ca、Cb、Cc型陶鬲为“卫式鬲”的观点。“卫式鬲”综合了商文化因素盘口、饰戳印纹及周文化因素平裆、柱足高领等特色形成了高领、高裆的风格,是卫国考古学文化的典型和代表性器物。在西周早中期,卫国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于今鹤壁地区及今安阳地区,遗址方面,其文化因素主要有商、周两种文化因素构成,其文化特征表现出强烈的二元结构。墓葬方面,既含有明显的商、周文化因素二元结构,又含有二者融合产生的本地文化因素。到了西周晚期,卫国考古学文化已扩张至新乡辉县及焦作温县一带,突出表现在卫式鬲在当地的发现。到了春秋早期,A1组和A2组墓葬以周文化因素及本地创新文化因素为主,表明卫国考古学文化在卫地已经确立。春秋晚期偏早阶段,卫国考古学文化开始衰落,表现在日用陶器组合仅剩A1组,三晋文化因素在该地区开始出现。春秋晚期偏晚阶段,卫国考古学文化基本退出新乡、鹤壁等地区,仅在今安阳地区的C2组墓葬中有所残余。到了战国时期,卫国考古学文化因素在卫地仍然有少量留存,应为卫国遗民的考古学文化。卫国考古学文化由商、周两周两种因素及二者融合形成的本地创新文化因素的构成,这一特征与西周时期卫地以殷遗民为主且封卫时周王授与卫国殷民、卫国统治者采取“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统治策略相关。东周时期,卫国墓葬中陶器朴素原始的作风应与文献记载的“文质之辨”有关,是卫国严格遵守周礼的又一个反映。卫国考古学文化的形成、发展、扩张及衰落与卫国政治历史演进密切相关。卫国考古学文化在卫地的衰落虽然与狄灭卫这一事件直接相关,但其根源却是卫文公改革的不彻底性及卫国严守“周礼”相关。同时,也应看到卫国考古学文化的遵循周礼的传统是孔子长期在卫及秦、西汉以卫为周文化正统的根本原因。
鲁海峰[2]（2017）在《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研究》文中指出与西方设计相比,中国古代设计自成体系,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具有东方特色的设计批评体系。和西方设计批评多维体系不同,中国古代批评体系为“仁、礼、度、和”体系。该体系的核心价值标准是“仁”。“礼”制在思维层面控制人们的造物活动;“度”指中国特有的度量衡制度,“度”在现实操作层面控制人们的造物活动。“和”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礼”和“度”的干预下达成“仁”,进而实现“和”。本文从设计学的角度,从“度量工具制约、礼乐制度制约、工具条件制约、设计思潮影响”审视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的主体、客体、价值标准,分析受其制约的古人造物历时性与共时性特征。立足于馆藏文物、考古发掘报告、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类型分类研究,结合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以实地考察、出土文物、历代考工典文献为基本依据;在思想和技术、技术与形式、形式与功能、设计与评价中展开。努力探讨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的理论体系。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章节。该部分引入课题,总结设计批评研究学术史,阐明概念限定及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要点;第二部分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为论文主体部分,分别从度量衡制度（尺度体量规则）、礼乐历时制度（精神层面）、造物工具（技术条件制约）、典型器物上的体现（设计显性批评）、设计批评的价值标准（设计批评之核心要素）、古代设计思潮（批评主体）六个核心研究范畴展开。体现自身研究的发现与思考,对中国独特的度量衡体系发展、礼乐制度的变革作用、制造工具革新的作用、设计批评影响下的典型器物嬗变、中国古代设计批评价值标准体系、历代设计思潮对造物影响等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第三部分为结论部分,总结出中国古代设计批评体系为仁、礼、度、和体系,为论文的提升与升华。
杨瑞[3]（2015）在《东周铸铜遗址初探》文中提出青铜器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其中,对于青铜器产地即铸铜遗址的研究是中国青铜器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也是冶金考古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文章研究的是全国东周时期的铸铜遗址,研究范围是除西藏、海南和台湾地区以外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包括港澳地区。为了更好地阐述东周时期各个铸铜遗址所代表和体现区域性的青铜文化的特点,文章按照文化属性对全国进行区域划分,采用李伯谦先生在《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一文中所提到的分区方法。中原青铜文化区分为齐鲁文化区、燕文化区、周郑晋卫文化区、秦文化区、楚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非中原青铜文化区分为巴蜀文化区、百越文化区、西南夷文化区、北方青铜文化区、甘青青铜文化区以及新疆青铜文化区。文章分成十四个章节进行论述。其中,第一章为绪论,第十四章为结语;第二章至第十三章分别论述中原青铜文化区和非中原青铜文化区的各文化区的相关特点,包括该文化分布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及历史沿革、该文化区青铜文化的特点、该文化区铸铜遗址的发掘情况以及对该文化区铸铜遗址相关特点的小结。文章的重点在于分析铸铜遗址所反应的该文化区是否具备独立铸造青铜器的能力。另外,在如何确定一个遗址是铸铜遗址的问题上,文章做了简化处理。在这里文章确定遗址是铸铜遗址的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为有铸范出土,间接证据为有其他的相关遗物出土,如出土铜渣、坩埚等。有直接证据出土可以明确说明此遗址就是铸铜遗址;而有间接证据出土则只能说明此遗址有可能是铸铜遗址。文章通过对东周时期各青铜文化区青铜文化的特点以及该文化区铸铜遗址的发掘情况的叙述和相关探讨,认为在东周时期的各青铜文化区内,都应该有其相对独立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王迪[4]（2014）在《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制陶作坊研究》文中提出制陶作坊是陶器生产活动发生的地点,最可能保存着当时陶器生产活动的相关证据。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已经大量发现了这些古代陶器生产活动的直接证据,为制陶作坊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考古材料。显然,要从考古上研究陶器生产,制陶作坊的发现是无价的。从制陶作坊角度研究制陶手工业生产,在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这一时空范围内还是空白。但这一空间是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区域,这一时间也是华夏文明进入国家阶段,并向帝国阶段转变的阶段,而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程度和形式被认为是衡量社会复杂化程度和文明进程的重要指标,且制陶是人类最早学会和操作时间最长的手工业技能,和社会复杂化的进程自然密切相关,究明这一阶段制陶手工业生产的形态和变化过程,对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制陶作坊的考古学辨识和研究能为我国古代制陶作坊的准确辨识和研究找到一条考古学上可操作的辨识方法,提供研究的实例并证明此方法的可操作性和研究的必要性。这一辨识方法可以指导我们在我国的田野发掘中发现更多的制陶作坊,从而让寻找商周时期以及商周之前的陶器生产地点的企图成为可能,进而为陶器生产技术、手工业专业化、古代社会和古代经济等研究提供更加准确、可信的研究基础；第二,本文的研究可以获取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关于制陶工具、制陶工艺、制陶禁忌与祭祀等方面的信息。从制陶作坊角度获取的这些信息是前人未知或者理解尚待深入的,将加深我们对商周时期制陶状况和社会状况的理解；第三,本文对几个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有实践和检验意义,具体体现在对聚落考古理论和方法、遗址内部空间考古理论、语境考古理论、考古上制陶作坊辨识方法等的实践和检验上。考古学上的制陶作坊不是不证自明的,需要一套辨识的方法。本文的研究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为从考古上辨识制陶作坊确立原则。第二步,依据这些辨识的原则,从已经出版的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材料中辨识出制陶作坊。第三步,以辨识出的制陶作坊为基础,探讨这一时空范围内制陶工具、制陶工艺和制陶禁忌与祭祀。第一章为制陶作坊的辨识。考古学上要研究制陶作坊,首先要解决如何从考古遗存辨识制陶作坊的问题。制陶作坊的遗存要经历转化过程才能为考古学家今天所见,影响转化过程的因素可概括为：（1）制陶遗存的耐腐蚀性；（2）制陶遗存的移动性；（3）制陶遗存的特征性；（4）制陶活动的空间受限性。考古学上的制陶作坊应该被定义为：占据聚落空间构成的一部分,至少制坯和烧陶的生产步骤在这里完成。陶窑是辨识制陶作坊的最显着特征。考古学上要辨识制陶作坊,是研究遗存之间的关系,所以必须要解决考古上如何确定陶窑和其他遗迹遗物之间共时关系的问题。本文从考古类型学和功能两方面判断遗存之间的共时性：首先,以基于考古地层学和器物形态特征的考古类型学的遗存年代作为判断共时的基础,属于同一个文化期、段的遗存将被视为共时；其次,对于属于同一文化期、段的遗存,以遗存的集中分布情况,作为判断当时可能行为的基础；第三,对于每个遗存集合内部以及遗存集合之间的关系,从功能上考虑它们空间分布背后的规律。在考虑制陶作坊遗存转化过程和满足共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辨识制陶作坊的几个原则：1.陶窑周围出现制坯相关的典型遗迹、遗物,则认定陶窑和制坯相关遗迹、遗物构成制陶作坊。2.区域性中心聚落中陶窑集中分布,则认定陶窑集中区域为制陶作坊（区）。3.陶窑附近有同期的房屋遗存,则认定陶窑所在地是一处制陶作坊。4.同期的陶窑与居住区在空间上相分隔,且居住区中罕有陶垫等制陶工具出土,则认定陶窑所在地是一处制陶作坊。5.发现烧制特殊的或者精致陶器的窑,则认定陶窑所在地是制陶作坊。一个制陶作坊的范围,应以同期制陶相关遗迹的集中分布范围为基础,结合与这一遗迹集中分布范围附近制陶相关遗迹、遗物的分布范围确定。制陶工具、制陶禁忌与祭祀等内容的辨识,也要以制陶作坊的辨识、制陶作坊范围判断为基础。以这一制陶作坊的辨识原则为基础,本文辨识出了属于二里岗下层之前时期的制陶作坊（区）11处,商时期制陶作坊（区）22处,西周时期制陶作坊（区）9处,东周时期制陶作坊（区）24处,总计66处。第二章讨论制陶工具。以辨识的制陶作坊为基础,本文讨论了制陶工具的问题,指出石杵、陶筛与陶土的处理有关,纺轮、镞类、刀、镰、骨匕、鹅卵石、刮板、鹿角锥等都和陶坯的成形、刮削、磨光有关,石板和细练有关,陶小圆锥是窑具。到了东周时期,在都城的制陶作坊中,专门制造的制陶工具开始普遍出现,比如郑韩故城制陶作坊出现玉石刮板、陶筛,东周王城制陶作坊出现桃形拍打工具、磬形磨光工具,几处都城制陶作坊都出土陶盘、陶垫圈、各种窑具,它们都有专门的用途,显然是制陶专业化进一步提高的结果。陶小圆锥在都城制陶作坊中的普遍使用是在东周时期,体现了当时最先进的烧制技术水平,也表明窑具支钉的肇始可以早到商代。更多专门工具的出现表明单从制陶工具上看,东周时期各国都城制陶的专业化程度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第三章探讨制陶工艺。以辨识的制陶作坊为基础,本文探讨了制陶取土方式、陶泥存储方式、淘洗和练泥设备、存坯和干坯房、制陶用水等制陶工艺。研究发现：制陶取土方式丰富多样,不同的制陶作坊以什么样的方式取土很大程度上是由所处的具体环境决定的。兖州西吴寺的隧道S1应该是地下制陶取土的巷道。东周时期秦雍城豆腐村的袋状坑能允许存储更多的泥条,也能允许坯泥条存储更长的时间,这样不仅能改进坯泥条的质量,更让制陶的进一步分工成为可能,能够允许一部分人专门搓制泥条,再由另一部分人专门盘筑成形。同时,存泥坑的存在,在制陶的工序链条中增加了一环。这些都是生产专业化提高的表现。专门的淘洗和练泥坑池、存坯和干坯房的发现都是东周时期生产专业化提高的直接证据。部分专门的淘洗、练泥坑池通过陶水管和水源连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反映制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同时也说明到了东周时期,制陶进一步关注陶土的选择和处理,制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新技术的使用应该是背后的主要动因。制陶用水方式的选择应和制陶作坊所处的水土环境息息相关。既能满足烧窑所需要的干燥环境,又能高效地获得稳定的、大量的水资源是制陶作坊选择用水方式的平衡点。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制陶用水的主要方式是挖水井取水。部分水井的位置选择应该是出于溵窑的考虑。溵窑的出现至少可以早到二里岗下层之前,而专门的溵窑水窖早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了。第四章研究制陶的禁忌与祭祀。以辨识的制陶作坊为基础,本文探讨了制陶的禁忌与祭祀。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制陶禁忌与祭祀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祭祀坑、以制陶工房为中心的祭祀、窑内放置人骨、卜骨和卜甲、陶器上的数字卦等。祭祀的对象可大体归为三类：（1）临事而卜,对象难以确定；（2）窑神和火神；（3）社神。祭祀的目的可归为两个：（1）为了陶器生产的成功；（2）遵循社会习俗与信仰,凸显自身价值。当时制陶作坊中已经被有意识地规划神圣空间。部分制陶经验丰富、制陶技术高超的陶工可能已经成为沟通人神的媒介——巫。从制陶作坊的视角,本文已经发现了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制陶作坊反映出来的制陶工具、制陶工艺和制陶禁忌与祭祀三方面的信息。这证明了从制陶作坊角度研究陶器生产的有效性和重要性。这一方法的潜力是无穷的,对于陶器生产研究的深入以及以此为基础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程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孙洪伟[5]（2014）在《《考工典》与中国传统设计理论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立足《考工典》个案研究以深入考察中国传统设计理论形态问题。《考工记》是中国传统设计理论的源头文献，而《考工典》则是中国传统设计理论文献的总结。《考工典》以其独特的体例和文献编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文献之间关系以及中国传统设计理论形态的绝佳范本。除第一章导论和第二章外，本文研究的主体主要由两大部分五章组成，亦即“一大原理、四大分疏”。这就是第三至七章内容，即观象制器：中国传统设计的基本原理、百工制度：中国传统设计的管理模式、能主之人：中国传统设计的主体类型、材美工巧：中国传统设计的基本领域、巧法造化：中国传统设计的基本方法。其中，第三章“观象制器：中国传统设计的基本原理”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作为中国传统设计的基本原理，“观象制器”融入于中国传统设计的各个方面。本文重点从四个方面考察了“观象制器”原理的分疏问题。即“观象制器”原理塑造了中国传统设计的管理模式、中国传统设计的主体类型、中国传统设计的基本领域以及中国传统设计的基本方法。本文的核心观点：一、中国传统设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形态。中国传统设计理论形态实质上是一种“考工学”设计形态。这种设计理论形态集中体现在从《考工记》到《考工典》的历史发展之中。这一设计理论形态的独特价值、核心问题及其体系结构究竟如何，都有待于我们深入系统展开思考与研究，本文就是这一观念驱动的成果。二、中国传统设计理论形态研究是当代中国设计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尽管目前设计艺术学在中国发展迅猛，但作为学理性的理论建设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然而，任何的理论体系都不会是无根之木，都是在一定基础上的发展。只有对传统认识得更清楚，我们才能更好的发现脚下道路延伸的方向。我们对于传统设计理论形态的研究，必然会为当代设计理论体系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的创新点：一、首次系统研究《考工典》设计思想与中国传统设计理论形态问题。二、第一次以“观象制器”作为中国传统设计的第一原理或基本原理，并尝试性的深入考察了中国传统设计理论形态核心问题。本文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对中国传统设计史内容的拓展。《考工典》作为中国设计史研究的重要文献，长期被忽视。本文对《考工典》的研究，其意义并不只是将其直接纳入设计史研究视野，还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文献线索。二、对传统设计理论研究领域的深化。得益于《考工典》，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宏观历史框架基础上的研究。这就避免了设计史论研究中局限于某一领域或者某一时代的缺憾，从而可以从中国传统设计的整体着手，探讨设计理论的形态问题。本文有待深入的地方主要有：一、由于《考工典》十分庞大，虽然我们做了大量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但仍感觉还有诸多文献有待深入研读与阐释。尤其是《考工典·考工总部》之外的文献，并没有很好的在本文中得以展现。二、由于时间关系，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如：对“观象制器”这一基本原理的发掘还不够深入，对中国传统设计中各领域的研究尚显单薄，对中国传统设计中各种不同方法的研究，也还有继续深入的空间。
李雪艳[6]（2012）在《《天工开物》的明代工艺文化 ——造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天工开物》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晚明时期中国的传统造物工艺，本文通过对于《天工开物》文本与图像资料、相关文献史料、实地考察与工艺试验结果的整理与分析，初步提出《天工开物》着者宋应星的思想之源，分析《天工开物》诞生的主客观原因；围绕《天工开物》文中的手工艺记录，着重探讨了明代工艺文化的文化结构与文化特点，提出明代工艺造物的宗教信仰具有关注民生、进行社会整合、强化政权统治的特点与功能；提出明代造物观中，凝结于物，政权意味浓厚的天地观的强化，传统天人观、道器观的颠覆；描绘以物为载体，由简入奢的明代生活习俗的转化现象与动因；完善、补充、阐释《天工开物》中相关手工造物的工艺环节与技术要素。通过以上研究力图勾画出明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手工造物的整体文化面貌及明代工艺造物技术、工具、物质形态、品质发展演变的状态、动因、受限因素与明代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内在关联。
李强[7]（2011）在《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的纺织技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涉及纺织技术的图像信息十分丰富。从技术史的角度看,一部中国古代美术史就是一部包括纺织技术史在内的中国古代技术史。中国现有的纺织技术史专着、论文,很多是以古代美术作品中纺织技术的图像信息为基础进行证史和断代研究。然而,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纺织技术图像信息的选取缺乏必要的甄别,不时导致写史的失真。本文以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纺织技术的图像信息为研究对象,采用田野考古、历史文献、民俗调查的方法,对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起源、纤维处理技术、纺纱技术、织造技术等进行尽可能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以期更加客观地展现一幅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图史。论文内容分为十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基于技术史视角下的研究背景,阐述本文选题的意义。其次,通过对数据库相关文献的分析,阐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同时对国内外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和评述。最后,对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范围进行简单的介绍。第二章为起源篇,即中国原始纺织技术起源图考。基于中国纺织技术史学界惯用的《投石索狩猎图》中原始人的打猎姿势和创作原型情况的研究,本章对该图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进而考证这一时期石球利用技术中的纺织技术因素,从而提出关于中国纺织技术起源的新解。第三章为纺前纤维加工篇,即中国古代纺织原料的纺前初加工。基于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纺用纤维处理技术的图像信息,本章首先对蚕丝生产的起源、茧蛹处理技术、缫丝工艺、络丝工艺、并丝工艺进行再审视；其次,对植物茎皮纤维的应用时间和初加工进行重新断代和阐述；最后,对棉花纤维的名词进行考辨,再对中国古代棉花纺前加工进行介绍,进而探讨棉花向中国大陆内地传播缓慢的原因。第四章到第七章为纺纱篇,即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纺纱图像信息的研究。基于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纺纱技术的图像信息,这四章对中国古代纺专纺纱、手摇纺车纺纱、脚踏纺车纺纱、大纺车纺纱的机器结构、工艺和时间断代、纺纱工艺的历史意义进行系统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纺纱技术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呈多维的发展趋势,并且认为中国古代纺纱工艺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产生巨大的影响。第八章到第十章为织造篇,即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织造图像信息的研究。基于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织造图像信息,对原始腰机、双轴织机、手提综竿式斜织机、综蹑织机、小花楼提花织机、大花楼提花织机的结构、发展谱系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织机的发展沿着两条路径发展：贵族化发展路径和平民化发展路径。通过研究,本文有以下认识：1、纺织技术在人类进化和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原始纺织技术（兽皮的应用就是原始纺织技术的萌芽）的发明和应用,就不会有人类的进化。原始纺织技术的出现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产物,原始纺织技术伴随着人类从猿人到人的发展过程；没有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辉煌和独特性,就不会有中国古代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产生,就不会有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甚至世界文明的进展也会大大推迟；没有元代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的改革,就不会有今天上海地区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的局面。2、关于中国古代纺织工艺断代的新观点。我们认为,西周时期中国不可能出现沸水煮茧法。我们认为沸水煮茧的发展顺序为：冷水缫丝工艺（春秋战国时期之前）→沸水煮茧缫丝工艺出现（春秋战国时期）→沸水煮茧缫丝工艺普及（西汉）→沸水煮茧缫丝工艺中温度控制的总结,出现热釜缫丝法（北宋）→冷盘缫丝法（元代）→冷盘缫丝法很少用,出现“连冷盘”工艺（明代）；中国古代缫丝工艺的演变大致为：以绕丝架取茧丝,纺专合股茧丝（战国之前）→以绕丝架取茧丝,出现纺车合股茧丝（西汉）→手摇缫车同时抽丝、合股（唐、北宋）→脚踏缫车同时抽丝、合股（南宋）。此外,我们不认同灰治法出现于西周的传统观点。通过对《礼记》、《仪礼》、《考工记》的相关研究,我们认为灰治法出现于春秋战国之交比较可信。3、关于与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相关的一些古代美术作品、文献、文本的新鉴别。通过对棉花传入中国内陆的研究,我们可断定网络上、相关书籍中关于“闵损芦衣”解读的错误。传统观点是：闵损为春秋时鲁国人,后母给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棉衣穿,却仅在继子闵损的寒衣中添芦花。显然,这段解读是元以后文人的错误解读；《西京杂记》、《列子·汤问》、《机妇赋》中关于织机的相关介绍存在一些问题,其可信度不高,我们认为参考价值不高；着名机械史学家刘仙洲先生所藏的《手摇纺车图》可能是今人的伪作。4、关于对中国古代纺纱、织造谱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纺纱史的发展谱系并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简单地沿着“纺专→手摇纺车→脚踏纺车→大纺车”的线性路径发展,而是沿着一个多维的发展谱系发展。如下：中国古代织机的发展谱系也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发展。根据古代美术作品中织机的相关信息,我们认为其发展呈两维发展路径：一是贵族化发展路径,以提花织机为主；另一个是平民化发展路径,以织平纹为主。织机的平民化发展路径：原始腰机（新石器时代）→双轴织机（春秋时期）→手提综竿式斜织机（西汉）→单综单蹑织机、单综双蹑织机（东汉）→踏板立机（唐）→单动式双综双蹑织机（南宋）→互动式双综双蹑织机（清）织机的贵族化发展路径：综竿提花、挑花（新石器时代）→多综多蹑织机（东汉）→小花楼提花织机（唐）→大花楼提花织机（明）
贺世伟[8]（2011）在《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的聚落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聚落的研究是复原和认识人类生存状态的一个重要视角。过去,由于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的文献资料缺乏,学界对该地区历史关注不够,对人们的生存方式与状态的认识较为单薄,对其变化的探索也不够深入。近二十年来,随着三峡地区的大量的考古资料的刊布,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材料和契机。本文就是运用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现结合的方法对汉六朝三峡地区聚落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新成果。聚落研究的前提是对聚落资料的时空框架的建构。本文在附录中运用较大篇幅对三峡地区已经报道了资料的七百多个遗址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期研究,初步建立了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及其基本面貌。分析的结果是把三峡地区汉六朝的遗存分为十段三期,分别代表西汉、东汉和六朝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各自具有特征鲜明的文化特征,十段的细化初步勾勒了变化的细节与过程。本文第二章对以上三个时期的聚落的特点与变化进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典型聚落个案材料入手,分析和复原个案的构成和基本特征,然后进行分类,归纳各类聚落的特征,最后观察各类聚落的空间布局、关系及其变化。分析的结果表明,郡类、县类和村类聚落是三个基本的类别,它们在基本设施的构成、布局以及规模上有显着不同。最显着的差异是城的数量的差异,郡城往往有大小城,县城有单城,多数村落无城。我们看到汉六朝蛮人居住的山区往往也会局部修城,有些村落本来就被安排在外形颇似“城”的高山盆地或平地,这一认识补正了一些学者的看法。郡城往往登高据险,以朐忍城为代表的县城则把重要的衙署类建筑安排在临江的台地中央一带,而不安排在靠山的高坡地带,择地时也并未将其选在澎溪和与长江的交汇处,这颇有特色。墓地普遍被安排在城外或村侧。由于地质、水文以及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各类聚落中心经常处于移动中。郡县城表现为郡县治的迁移,如巴东郡、宜都郡之类。显着的证据是各个遗址的各个时段的遗存普遍缺乏连续性堆积,年代断裂现象很普遍。在村落的一些大墓中,六朝人往往被埋入东汉墓中,其年代的连续性也很差。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仅仅用由于地质条件恶劣而导致保存状况差来解释是不充分的,其背后还应有人文的原因。从聚落的空间分布看,郡县城附近往往分布很多居址和墓葬,形成不少人口聚居区,但这并不妨碍在其他土地和资源状况较好的、非郡县治所的地方形成聚居区,万州武陵镇一带从西汉、东汉到六朝聚落—直很密集,另一方面,几处峡谷地带则一直人烟稀少,或仅有规模很小的散村。通过对城、房屋、窑炉、灰坑、墓葬等要素及其空间、区域布局上的分析与观察,以上三类村落在三个时期中变化很大。各要素中,墓葬变化最大,由西汉流行的以土坑、岩坑墓为主变化为东汉六朝以砖室、石室、崖墓为主。这一变化带来了聚落布局、手工业生产的变化。城的变化也很明显,六朝时期,关津镇戍类的城有明显增加。其背后的政治军事背景是各类政权的割据、征伐和蛮汉的冲突。我们还看到,六朝时期尤其是南北朝州郡县建制的增加,并未带类聚落数量的增加。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六朝时期瓷器的广泛使用是区别于两汉的重大变化,它表明三峡地区六朝较两汉对于长江上游和中下游的经济文化影响程度明显加强。更明显的变化的聚落数量的变化,东汉较西汉数量增加迅速,而六朝则迅速回落,这一变化趋势与三峡地区着籍人口的变化同步。如何理解汉六朝三峡聚落的上述特点与变化?本文第三、四章从人口增减、经济各门类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探索。我们认为人口的变化是造成聚落变化的主要原因,经济的发展则是内在动力,政治军事以及民族等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变化的范围和程度。本文还用较大篇幅对三峡的内外交通状况做了研究,认为交通格局的特点与变化是聚落发展变化的反映,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反映。三峡考古的新发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邹晓明,王绍雄[9]（2001）在《江西出土隋唐铸铜工具陶匜》文中研究指明本报讯（通讯员邹晓明 记者王绍雄）江西吉安市最近出土一件大小如拳，似罐非罐，似壶非壶的灰褐色无彩无釉陶器。经有关专家考证，确认其为距今约1400年前的隋唐之际，用于浇铸铜制器皿的工具陶匜。
邹晓明[10]（2000）在《江西出土隋唐铸铜工具陶匜》文中指出本报讯：江西吉安市郊一农民在菜园中掘出的一件大小如拳、似罐非罐、似壶非壶的灰褐色无彩无釉陶器，最近经有关专家考证，确认其为距今约1400年前的隋唐之际，用于浇铸铜制器皿的工具陶匜。 匜是我国?
二、江西出土隋唐铸铜工具陶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西出土隋唐铸铜工具陶匜（论文提纲范文）
（1）周代卫国考古学文化研究 ——以卫地遗址和墓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时空范畴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时空范畴 |
| 第三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一 研究历史 |
| 二 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卫国都城与城邑 |
| 第一节 西周时期卫国都城及其疆域 |
| 一 康叔始封年代及始封地 |
| 二 卫初都“康丘”地望及康叔时卫国疆域 |
| 三 “淇卫”地望及其与朝歌城的关系 |
| 第二节 东周时期卫国都城 |
| 一 曹、楚丘 |
| 二 帝丘 |
| 第三节 一般城邑与东周卫国疆域 |
| 第二章 卫地周代遗址的分期 |
| 第一节 考古发现 |
| 第二节 陶器的器类分析 |
| 第三节 典型陶器的类型学分析 |
| 一 陶鬲 |
| 二 陶盆 |
| 三 陶簋 |
| 四 陶罐 |
| 五 陶瓮 |
| 六 陶豆 |
| 七 陶盂 |
| 第四节 遗址的分期 |
| 一 层位学依据 |
| 二 遗址的分期 |
| 第三章 卫地周代墓葬分期研究 |
| 第一节 考古发现 |
| 第二节 陶器的种类与数量 |
| 第三节 陶器组合 |
| 一 一种陶器 |
| 二 二种陶器的组合 |
| 三 三种陶器的组合 |
| 四 四种陶器的组合 |
| 五 五种陶器的组合 |
| 六 六种陶器的组合 |
| 七 七种及以上陶器的组合 |
| 第四节 典型陶器的类型学分析 |
| 一 陶鬲 |
| 二 陶簋 |
| 三 陶罐 |
| 四 陶豆 |
| 五 陶盂 |
| 六 陶鼎 |
| 七 陶盖豆 |
| 八 陶壶 |
| 九 陶小壶 |
| 十 陶盘 |
| 十一 陶匜 |
| 十二 陶舟 |
| 第五节 墓葬分期 |
| 一 层位学依据 |
| 二 分期 |
| 第四章 卫地周代遗存的年代体系及文化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遗址和墓葬综合分期 |
| 第二节 各期年代推定 |
| 第三节 出土陶器的文化因素分析 |
| 一 日用陶器 |
| 二 仿铜陶礼器 |
| 第四节 辛村墓地的分期年代及相关研究 |
| 一 分期及年代 |
| 二 大墓墓主推断及墓地特征 |
| 第五章 卫国考古学文化的形成及变迁 |
| 第一节 卫地各期考古学文化特征 |
| 第二节 卫国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及其变迁 |
| 第三节 相关问题探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图一 周代卫地遗址分期图（一） |
| 附图二 周代卫地遗址分期图（二） |
| 附图三 周代卫地遗址分期图（三） |
| 附图四 周代卫地遗址分期图（四） |
| 附图五 周代卫地遗址分期图（五） |
| 附图六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一） |
| 附图七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二） |
| 附图八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三） |
| 附图九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四） |
| 附图一〇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五） |
| 附图一一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六） |
| 附图一二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七） |
| 附图一三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八） |
| 附图一四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九） |
| 附图一五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一〇） |
| 附图一六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一一） |
| 附图一七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一二） |
| 附图一八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一三） |
| 附图一九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一四） |
| 附图二〇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一五） |
| 附图二一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一六） |
| 附图二二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一七） |
| 附图二三 周代卫地墓葬分期图（一八）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四、概念界定 |
| 五、主要研究内容 |
| 六、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规矩为度--尺度体量的批评 |
| 第一节 度---方寸之间的工具批评 |
| 第二节 量--容实之间的批评 |
| 第三节 衡--公平之间的批评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天人合礼--礼乐秩序的批评 |
| 第一节 时制 |
| 第二节 礼制 |
| 第三节 乐教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宜人之制--造物之具的批评 |
| 第一节 砍伐之具--斧 |
| 第二节 解木之具--锯 |
| 第三节 平木之具--刨及与其它平木工具 |
| 第四节 文明之具--火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施用有宜--设计之显性批评 |
| 第一节 衣之礼 |
| 第二节 食之度 |
| 第三节 住之宜 |
| 第四节 行之便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度礼仁和--设计批评之价值标准 |
| 第一节“和”是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目标取向 |
| 第二节“仁”是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的价值核心 |
| 第三节“礼”是培育和践行仁的外显形式 |
| 第四节“度”是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的现实依据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诸说归仁--设计批评之思潮 |
| 第一节 争鸣--先秦时期设计批评思潮 |
| 第二节 独尊--儒家独尊时期设计批评思潮 |
| 第三节 隐逸--玄学盛行时期设计批评思潮 |
| 第四节 融合--理学体系确立时期的设计批评思潮 |
| 第五节 革新--西风东进过程中的设计批评思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主持科研项目 |
| 附录 |
| 附表一 原始石制工具功能辑要 |
| 附表二 历代斧器辑要 |
| 附表三 中国古代设计批评思潮一览表 |
| 附表四 明代文、武官职补子对照表 |
| 附表五 清代文、武官员职位与朝服补子纹饰 |
| 致谢 |
（3）东周铸铜遗址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东周铸铜遗址研究的问题来源及其研究意义 |
| 1.2 课题指导思想及研究方法 |
| 1.3 研究综述 |
| 2 齐鲁文化区铸铜遗址研究 |
| 2.1 齐鲁文化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和历史沿革 |
| 2.2 齐鲁文化区青铜文化的特点 |
| 2.3 齐鲁文化区东周时期铸铜遗址的发现情况 |
| 2.4 关于齐鲁文化区铸铜遗址的探讨 |
| 2.5 小结 |
| 3 燕文化区铸铜遗址研究 |
| 3.1 燕文化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及历史沿革 |
| 3.2 燕文化区青铜文化的特点 |
| 3.3 燕文化区东周时期铸铜遗址的发现情况 |
| 3.4 关于燕文化区铸铜遗址的探讨 |
| 3.5 小结 |
| 4 周郑晋卫文化区铸铜遗址研究 |
| 4.1 周郑晋卫文化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及历史沿革 |
| 4.2 周郑晋卫文化区青铜文化的特点 |
| 4.3 周郑晋卫文化区东周时期铸铜遗址的发现情况 |
| 4.4 关于周郑晋卫文化区铸铜遗址的探讨 |
| 4.5 小结 |
| 5 秦文化区铸铜遗址研究 |
| 5.1 秦文化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及历史沿革 |
| 5.2 秦文化区青铜文化的特点 |
| 5.3 秦文化区东周时期铸铜遗址的发现情况及相关探讨 |
| 5.4 小结 |
| 6 楚文化区铸铜遗址研究 |
| 6.1 楚文化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及历史沿革 |
| 6.2 楚文化区青铜文化的特点 |
| 6.3 楚文化区东周时期铸铜遗址的发现情况 |
| 6.4 关于楚文化区铸铜遗址的探讨 |
| 6.5 小结 |
| 7 吴越文化区铸铜遗址研究 |
| 7.1 吴越文化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及历史沿革 |
| 7.2 吴越文化区青铜文化的特点 |
| 7.3 吴越文化区东周时期铸铜遗址的发现情况 |
| 7.4 关于吴越文化区铸铜遗址的探讨 |
| 7.5 小结 |
| 8 巴蜀文化区铸铜遗址研究 |
| 8.1 巴蜀文化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及历史沿革 |
| 8.2 巴蜀文化区青铜文化的特点 |
| 8.3 巴蜀文化区东周时期铸铜遗址的发现情况及相关探讨 |
| 8.4 小结 |
| 9 百越文化区铸铜遗址研究 |
| 9.1 百越文化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及历史沿革 |
| 9.2 百越文化区青铜文化的特点 |
| 9.3 百越文化区东周时期铸铜遗址的发现情况及相关探讨 |
| 9.4 小结 |
| 10 西南夷文化区铸铜遗址研究 |
| 10.1 西南夷文化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及历史沿革 |
| 10.2 西南夷文化区青铜文化的特点 |
| 10.3 西南夷文化区东周时期铸铜遗址的发现情况及相关探讨 |
| 10.4 小结 |
| 11 北方青铜文化区铸铜遗址研究 |
| 11.1 北方青铜文化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及历史沿革 |
| 11.2 北方青铜文化区青铜文化的特点 |
| 11.3 北方青铜文化区东周时期铸铜遗址的发现情况及相关探讨 |
| 11.4 小结 |
| 12 甘青青铜文化区铸铜遗址研究 |
| 12.1 甘青青铜文化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及历史沿革 |
| 12.2 甘青青铜文化区青铜文化的特点 |
| 12.3 关于甘青青铜文化区的相关探讨 |
| 12.4 小结 |
| 13 新疆青铜文化区铸铜遗址研究 |
| 13.1 新疆青铜文化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及历史沿革 |
| 13.2 新疆青铜文化区青铜文化的特点 |
| 13.3 新疆青铜文化区东周时期铸铜遗址的发现情况及相关论述 |
| 13.4 小结 |
| 14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制陶作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插图目录 |
| 表格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时空范围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前人研究成果 |
| 五、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制陶作坊的辨识 |
| 第一节 制陶作坊辨识原则 |
| 第二节 认定的制陶作坊 |
| 第二章 制陶工具 |
| 第一节 前人对制陶工具的观点 |
| 第二节 商周时期制陶工具的辨识方法 |
| 第三节 制陶工具辨识 |
| 小结 |
| 第三章 制陶工艺 |
| 第一节 制陶取土方式 |
| 第二节 陶泥存储方式 |
| 第三节 淘洗和练泥设施 |
| 第四节 存坯和干坯房 |
| 第五节 制陶用水 |
| 小结 |
| 第四章 制陶禁忌与祭祀 |
| 第一节 相关记载和考古发现 |
| 第二节 辨识原则 |
| 第三节 制陶禁忌与祭祀的表现形式 |
| 第四节 制陶禁忌与祭祀的解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件 |
（5）《考工典》与中国传统设计理论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释“考工” |
| 1.2 研究对象与目的 |
| 1.3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1.3.1 《考工典》研究现状 |
| 1.3.2 中国传统设计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考工典》结构体系阐释 |
| 2.1 《考工典》结构阐释 |
| 2.1.1 先总后分：编纂的基本逻辑 |
| 2.1.2 从天下到国、家：政治的逻辑 |
| 2.1.3 从“礼”到“用”：社会的逻辑 |
| 2.1.4 从“器”到“具”：生活的逻辑 |
| 2.2 《考工典》设计体系阐释 |
| 2.2.1 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 |
| 2.2.2 交通工具设计 |
| 2.2.3 视觉设计 |
| 2.2.4 器皿设计 |
| 2.2.5 家具设计 |
| 2.2.6 生活用具设计 |
| 2.2.7 农业生产工具及机械设计 |
| 2.2.8 服饰设计 |
| 第三章 观象制器：中国传统设计的基本原理 |
| 3.1 引言 |
| 3.2 “观象制器”解说 |
| 3.2.1 “观” |
| 3.2.2 “象” |
| 3.2.3 “制” |
| 3.2.4 “器” |
| 3.3 “观象制器”的逻辑结构 |
| 第四章 百工制度：中国传统设计的管理模式 |
| 4.1 从“工”到“司空”：设计制度与机构的萌芽（先秦时期） |
| 4.2 从“司空”到“将作大匠”：设计制度与机构的发展（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106 |
| 4.2.1 两汉时期的设计制度与机构 |
| 4.2.2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设计制度与机构 |
| 4.3 从“将作大匠”到“工部”与“诸监”：设计制度与机构的成熟（隋唐至宋元时期） |
| 4.3.1 隋唐时期的设计制度与机构 |
| 4.3.2 宋金时期的设计制度与机构 |
| 4.3.3 元朝时期的设计制度与机构 |
| 4.4 归一“工部”：设计制度与机构的简化（明代） |
| 第五章 能主之人：中国传统设计的主体类型 |
| 5.1 从公输盘到马钧：“全能型”设计师的兴与衰 |
| 5.1.1 设计师的神话：公输盘与墨子 |
| 5.1.2 走向世俗：秦汉时期的设计师 |
| 5.1.3 盛极而衰：马钧和他的时代 |
| 5.2 从宇文恺到蒯祥：“职业”设计师的成与立 |
| 5.2.1 “复古运动”：“职业”设计师的形成 |
| 5.2.2 多元融合：“职业”设计师的发展 |
| 第六章 材美工巧：中国传统设计的基本领域 |
| 6.1 相材运斤：木工设计领域 |
| 6.1.1 匠梓有别：木工设计的基本分类 |
| 6.1.2 诸作制度：木工设计的基本方法 |
| 6.2 镕金开铁：金工设计领域 |
| 6.2.1 青铜与铁：金工设计的基本材料 |
| 6.2.2 金工制度：历代金工设计的基本内容与管理 |
| 6.3 如琢如磨：石工设计领域 |
| 6.3.1 可观可玩：以“石”为材料的石工设计 |
| 6.3.2 可识可用：以“玉”为材料的石工设计 |
| 6.4 掬攘焚蒸：陶工设计领域 |
| 6.4.1 陶与瓷：陶工设计的基本分类与制作 |
| 6.4.2 陶工制度：明代陶工设计的基本内容与管理 |
| 6.5 载玄载黄：染工设计领域 |
| 6.5.1 黑黄苍赤：染工设计的基本色彩体系 |
| 6.5.2 植蓝种红：染工设计中染料的制作与使用 |
| 6.5.3 染工制度：染工设计的基本内容与管理 |
| 6.6 髹黑剔红：漆工设计领域 |
| 6.6.1 漆器释义 |
| 6.6.2 红与黑：漆器设计的基本分类与制作方法 |
| 6.6.3 漆之用：漆器的使用方法与效用 |
| 6.7 机动梭跃：织工设计领域 |
| 6.7.1 织工制度：历代织工设计的基本内容与管理 |
| 6.7.2 织之以机：织工设计中的人与工具 |
| 第七章 巧法造化：中国传统设计的基本方法 |
| 7.1 规矩准绳：中国传统设计的基本工具 |
| 7.1.1 揆平取证：“规矩准绳”的基本功能 |
| 7.1.2 定平立桩：“规矩准绳”的基本应用与方法 |
| 7.2 度量权衡：中国传统设计的度量体系 |
| 7.2.1 则天法人：“度量权衡”的来源与依据 |
| 7.2.2 历史与现实：历代“度量权衡”的演变与考证 |
| 7.2.3 斛斗秤尺：明代“度量权衡”的制造与管理 |
| 结语 |
| 表格目录 |
| 图表目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的课题 |
| 附录：《考工典》结构与体例示意表 |
| 致谢 |
（6）《天工开物》的明代工艺文化 ——造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外研究的总体状态 |
| 二. 研究成果 |
| 三. 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缺点 |
| 第三节 研究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的创新 |
| 第四节 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宋应星、“天工开物”与明代社会 |
| 第一节 宋氏宗族与生存之乡 |
| 一. 盛衰之间：明帝国兴衰荣辱的历史缩影 |
| 二. 宋氏宗族族训中的儒学与实学思想 |
| 三. 宋氏宗族的宗教信仰与民俗生活 |
| 四. 宋氏宗族的生存与发展之乡 |
| 第二节 宋应星：家、国、天下 |
| 一. 科举入仕：幻灭的理想 |
| 二. 实学的走向 |
| 三. 传统士人情怀、时代与阶层的烙印 |
| 第三节 天工开物的诞生与科学实证精神 |
| 一. 时代造就的《天工开物》 |
| 二. 科学的实证精神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多元的明代文化 |
| 一. 大明帝国的立与覆 |
| 二. 儒学的平民化 |
| 三. 明代的商业文化 |
| 四. 明代的手工业 |
| 第二章 明代工艺造物与宗教信仰 |
| 第一节 造物缘起的神话传说：祖先崇拜及其现实意义 |
| 一、 神人、圣人造物 |
| 二. 《天工开物》中的造物神话与传说 |
| 第二节 火纸的抄造：民间多神信仰及对民生的关注 |
| 一. 奉新九仙一带山区土纸制作的历史渊源 |
| 二. 土纸抄制：多神崇拜及关注民生的信仰心态 |
| 三. 成品纸的使用-贯穿于民俗信仰体系中的象征物 |
| 第三节 窑与窑祭：窑神的形成及其社会整和功能的实现 |
| 一. 明窑 |
| 二. 窑神的形成 |
| 三. 祭拜仪式及仪式中的社会整和功能 |
| 第四节 钟、鼎、佛像铸造：神权与政权的统一 |
| 一. 九鼎的神化 |
| 二. 政、教之声 |
| 三. 仙佛铜像 |
| 第三章 凝结于物的哲学观念 |
| 第一节 天人合一：造物中的生态伦理观 |
| 一. “天与人”的学说 |
| 二. 天工与开物 |
| 三. “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 |
| 第二节 天圆地方：通宝钱币铸型中的君权与神权 |
| 一. 天圆地方的空间结构观 |
| 二. 通宝钱币：“形”与铸造工艺 |
| 三. 政权与神权相统一的货币符号 |
| 第三节 百姓日用为道：江南稻作用器及“中”与“至善”的成器之道 |
| 一. 道器观的演化 |
| 二. 百姓日用为道 |
| 三. 稻作器具的用器之道 |
| 四. “中”与“至善”的成器之道 |
| 第四章 明代造物的等级制约与僭奢之风 |
| 第一节 由敦朴到好美 |
| 一. 皇权的盛衰 |
| 二. 工匠的创造 |
| 三. 发达的商业 |
| 四. 工艺的成熟 |
| 第二节 尊卑贵贱，望而知之 |
| 一. 草木染色与色之尊卑 |
| 二. 丝裘棉麻与料之贵贱 |
| 三. 砖瓦、陶、瓷器皿中的等级制 |
| 第三节 僭礼越制与奢侈之风 |
| 一. 服饰的时尚之风 |
| 二. 房舍的由简入奢 |
| 三. 乘舆张盖的泛化 |
| 四. 笺纸与工艺墨：文房雅玩之奢 |
| 第五章 成熟的明代手工技艺 |
| 第一节 草木染色与纺织工艺 |
| 一. 草木染色工艺 |
| 二. 纺织工艺 |
| 第二节 砖瓦、白瓷的成型与烧制 |
| 一. 砖瓦成型与烧制 |
| 二. 白瓷成型与烧制 |
| 第三节 造纸工艺 |
| 一. 竹纸的制作 |
| 二. 皮纸的制作 |
| 第四节 制墨工艺 |
| 一. 制墨工艺的发展 |
| 二. 松烟墨与油烟墨的制作技艺 |
| 第五节 金属的铸造与锤锻工艺 |
| 一. 青铜铸造 |
| 二. 铁的捶锻工艺 |
| 三. 熔铸器具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 苎麻与夏布织造 |
| 二. 桑树种植与蚕的养殖 |
| 三. 扩丝绵与制丝绵被 |
| 四. 龙袍织造 |
| 五. 富阳的竹料制作 |
| 六. 草木染红 |
（7）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的纺织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技术史视角下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数据库相关文献分析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方法 |
| 1.3.2 实物研究 |
| 1.3.3 比较方法 |
| 1.4 研究范围 |
| 1.4.1 时间范围的界定 |
| 1.4.2 研究对象的分布 |
| 参考文献 |
| 起源篇 |
| 2 中国原始纺织技术起源图考 |
| 2.1 对《投石索狩猎图》的疑问 |
| 2.1.1 对图中抛甩投石索的疑问 |
| 2.1.2 对图中创作原型的疑问 |
| 2.2 从石球利用技术中考证原始纺织技术 |
| 2.2.1 石球功用的新考 |
| 2.2.2 基于石球利用技术的纺织技术之起源考 |
| 参考文献 |
| 起源篇小结 |
| 纺前纤维加工篇 |
| 3 中国古代纺织原料的纺前初加工 |
| 3.1 蚕丝纤维的纺前初加工 |
| 3.1.1 蚕业生产的起源 |
| 3.1.2 茧蛹的处理技术 |
| 3.1.3 缫丝工艺 |
| 3.1.4 络丝、并丝、整经器具及工艺 |
| 3.2 纺织用植物茎皮纤维的种类及初加工 |
| 3.2.1 植物茎皮纤维的种类 |
| 3.2.2 植物茎皮纤维的初加工 |
| 3.3 棉花纤维的初加工 |
| 3.3.1 中国古代棉花植物的名辨 |
| 3.3.2 中国古代棉花的纺前加工 |
| 3.3.3 棉花内传的路径及长时期传播受阻的原因 |
| 参考文献 |
| 纺前纤维加工篇小结 |
| 纺纱篇 |
| 4 纺专纺纱 |
| 4.1 纺纱起源与纺专的工作原理 |
| 4.1.1 纺纱的起源与编织 |
| 4.1.2 对纺纱起源的时间、特点的考证 |
| 4.1.3 纺专的发明思想 |
| 4.2 纺专的构成、操作及定名的争议 |
| 4.2.1 纺专的构成及操作 |
| 4.2.2 "纺专"定名的争论 |
| 4.3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纺轮 |
| 4.3.1 纺轮的形制及其变迁 |
| 4.3.2 纺轮的空间分布与华夏文明的起源 |
| 参考文献 |
| 5 中国古代小纺车的图证和新论 |
| 5.1 对刘仙洲先生所藏《手摇纺车图》的献疑 |
| 5.1.1 对《手摇纺车图》的出处的疑问 |
| 5.1.2 对《手摇纺车图》中纺妇坐姿的疑问 |
| 5.1.3 对《手摇纺车图》中纺妇发式的疑问 |
| 5.1.4 对《手摇纺车图》近代性的疑问 |
| 5.1.5 对《手摇纺车图》中曲柄使用的疑问 |
| 5.2 中国古代手摇纺车史的新解 |
| 5.2.1 手摇纺车的出现 |
| 5.2.2 手摇纺车的变迁 |
| 5.3 关于脚踏纺车的再研究 |
| 5.3.1 脚踏纺车的基本构造和操作 |
| 5.3.2 脚踏纺车出现时间的再审定 |
| 5.3.3 对古代美术作品中脚踏纺车版画的疑问 |
| 参考文献 |
| 6 水转大纺车和丝大纺车的图考 |
| 6.1 对元明两代水转大纺车形制的争论 |
| 6.1.1 基于大纺车结构复原的水转大纺车 |
| 6.1.2 关于水转大纺车形制的两种争论 |
| 6.2 水转大纺车及大纺车式纺棉机的衰亡 |
| 6.2.1 水转大纺车发展的主要阻碍 |
| 6.2.2 大纺车式纺棉机无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
| 6.3 丝大纺车的兴起 |
| 6.3.1 大纺车的继承和发展——江浙丝大纺车 |
| 6.3.2 丝大纺车的出现和持续发展的原因 |
| 参考文献 |
| 7 中国古代纺纱工艺历史意义之古版画考 |
| 7.1 中国古代造纸工艺中的纺纱工艺考 |
| 7.1.1 纸定义中的纺纱工艺考 |
| 7.1.2 中国古代造纸工艺中的纺纱工艺思想 |
| 7.2 中国古代纺纱和制绳的工艺关系新解 |
| 7.2.1 "纺纱、制绳共源说"的假设 |
| 7.2.2 中国古代制绳工艺中纺纱根源 |
| 参考文献 |
| 纺纱篇小结 |
| 织造篇 |
| 8 织机之母——原始腰机的起源、织法的图考 |
| 8.1 原始腰机的产生和出现时间的界定 |
| 8.1.1 纱线的"硬化"与原始腰机的产生 |
| 8.1.2 中国原始腰机出现的时间界定 |
| 8.2 原始腰机复原的评述和平纹织物的织造 |
| 8.2.1 对原始腰机复原的简述 |
| 8.2.2 原始腰机与筘的前身 |
| 8.2.3 原始腰机上平纹织物的操作 |
| 8.3 原始腰机的提花 |
| 8.3.1 原始腰机的多综竿提花 |
| 8.3.2 原始腰机上的挑花 |
| 参考文献 |
| 9 综蹑织机的起源、发展 |
| 9.1 综蹑织机的起源——双轴织机、手提综竿式斜织机 |
| 9.1.1 《东国传丝公主画版》中的双轴织机 |
| 9.1.2 《列女传·鲁季敬姜》中的双轴织机 |
| 9.1.3 手提综竿式斜织机的假说 |
| 9.2 综蹑织机的出现 |
| 9.2.1 对传统观点关于综蹑织机出现时间的疑问 |
| 9.2.2 综蹑织机出现时间的再界定 |
| 9.3 综蹑织机发展的图解 |
| 9.3.1 单综单蹑织机 |
| 9.3.2 单综双蹑织机 |
| 9.3.3 踏板立机 |
| 9.3.4 单动式双综双蹑织机 |
| 9.3.5 互动式双综双蹑织机 |
| 9.3.6 多综多蹑织机 |
| 参考文献 |
| 10 花楼提花织机与提花技术的新发展 |
| 10.1 花楼提花织机起源之谜及其发展 |
| 10.1.1 对东汉起源说的献疑 |
| 10.1.2 小花楼提花织机出现的假设 |
| 10.1.3 大花楼提花织机的出现 |
| 10.2 花楼提花织机的结构及操作 |
| 10.2.1 小花楼提花织机的结构 |
| 10.2.2 大花楼提花织机的结构 |
| 10.3 花楼提花织机的挑花结本 |
| 10.3.1 挑花工艺 |
| 10.3.2 倒花工艺 |
| 10.3.3 拼花工艺 |
| 10.3.4 同花工艺——拼花工艺和倒花工艺的结合 |
| 10.3.5 挑花结本制作举例 |
| 10.4 花楼提花织机的投纬 |
| 10.4.1 投纬的方法 |
| 10.4.2 投纬工具 |
| 10.4.3 打纬工具 |
| 10.4.4 投纬工具和打纬工具的变迁关系 |
| 参考文献 |
| 织造篇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专着目录 |
| 致谢 |
（8）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的聚落及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言 |
| 一、研究的内容与意义 |
| 二、研究状况 |
| 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第二章 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聚落的分期研究 |
| 第一节 西汉时期的聚落 |
| 第二节 东汉时期的聚落 |
| 第三节 六朝时期的聚落 |
| 第四节 汉六朝时期三峡聚落的特点 |
| 第五节 汉六朝时期三峡聚落的变化 |
| 第三章 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人口的研究 |
| 第一节 三峡地区人口的变化 |
| 第二节 三峡地区人口变化分析 |
| 第四章 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生业经济的研究 |
| 第一节、农业的发展 |
| 第二节、手工业的发展 |
| 第三节、商品的流通——以瓷器和铜器为主 |
| 第五章 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的区域交通 |
| 一、巴郡的对外交通 |
| 二、乌江道 |
| 三、澎溪道 |
| 四、汤溪道 |
| 五、巫溪水道 |
| 六、神农溪-官渡河道 |
| 七、香溪道 |
| 八、宜昌的对外交通 |
| 九、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一、三峡聚落的类型与特点 |
| 二、三峡聚落的主要变化 |
| 三、三峡聚落变化的历史背景 |
| 附录 |
| 第一章 墓葬的分期 |
| 第一节 随葬品的类型学研究 |
| 第二节 墓葬形制的类型学研究 |
| 第三节 墓葬的分期研究 |
| 第二章 居住址的分期 |
| 第一节 典型遗址的分析 |
| 第二节 三峡地区居住址的综合分期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江西出土隋唐铸铜工具陶匜（论文参考文献）
- [1]周代卫国考古学文化研究 ——以卫地遗址和墓葬为中心[D]. 陈康. 郑州大学, 2019(07)
- [2]中国古代设计批评研究[D]. 鲁海峰. 苏州大学, 2017(04)
- [3]东周铸铜遗址初探[D]. 杨瑞. 重庆师范大学, 2015(04)
- [4]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制陶作坊研究[D]. 王迪. 山东大学, 2014(04)
- [5]《考工典》与中国传统设计理论形态研究[D]. 孙洪伟. 上海大学, 2014(02)
- [6]《天工开物》的明代工艺文化 ——造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D]. 李雪艳. 南京艺术学院, 2012(01)
- [7]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的纺织技术研究[D]. 李强. 东华大学, 2011(06)
- [8]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的聚落及相关问题研究[D]. 贺世伟. 武汉大学, 2011(07)
- [9]江西出土隋唐铸铜工具陶匜[N]. 邹晓明,王绍雄. 光明日报, 2001
- [10]江西出土隋唐铸铜工具陶匜[N]. 邹晓明. 中国文化报,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