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美国饲料销售及分布状况（论文文献综述）
孙彤彤[1]（2021）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受农业经营规模、技术进步程度、国际环境形势等条件变化影响,中国农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仍然面临很大挑战。当前,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把握新的趋势和格局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趋势,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是关键,而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农业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均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中,美国的农业发展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美国农业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塑造了世界一流的农业强国,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对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及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为研究对象,在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确定了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及分析框架,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理论为基础,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为背景,综合评价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详细分析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深入探讨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困境提出对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回顾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1）1860年至1945年是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美国农业先后经历了农业半机械化（1860-1914年）与农业机械化（1915-1945年）阶段,美国农业完成了由手工到半机械化、基本机械化、再到全面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简单机械化来维持。（2）1945年至2000年间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以后,美国形成了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结构,美国农业区域化和专业化更加明显,并实现了农业科学化,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来提升。（3）2000年以后美国农业进入“新时代经济”。在此期间,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农业贸易迅速扩张并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外部市场需求来支撑。本文建立了包含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分别对应竞争力结果、竞争力维度、竞争力来源三个层面。第一部分从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方面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与评价。基于显示性指标的评价: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看,美国农业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但有减弱趋势,其中植物产品比较优势最为突出,其次是活动物及动物产品、食品及饮料等;从净出口情况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因为美国对农业进口依赖程度也很高,其中谷物产品、稻草秸秆及饲料具有较强净出口能力。基于解释性指标的评价:从建立的国际竞争力“基础——形成过程——结果”三个层面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结果来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在18个观察对象中排名第一,其中,美国农业在国际竞争力形成过程指标上表现最好,可以发现美国充足且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及雄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效地将美国现有技术和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同时美国在农业适用技术和专利开发方面具有显着优势,这大幅提升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第二部分从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两个维度探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优势的获取路径。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较高的农业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更高产量所抵消,同时较低的内陆运输成本和装卸成本弥补了其较高的农场价格劣势,促使美国农业获得成本优势,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第二,美国在食品供应安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各种农产品质量附加值均较好,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专业化的农业营销方式促进美国农业差异化优势快速形成,农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第三部分根据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从基本因素和辅助因素两方面讨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基本因素包括农业生产要素、农业需求条件、农业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和农业经营主体,辅助因素包括政府因素和历史机遇。通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获得由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健全的相关支持产业和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等多个方面综合决定。然而,美国农业仍面临长期产能过剩、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农业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启示。相较于美国农业,中国农业尚面临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有许多不足、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等问题。基于中国农业发展困境及上述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入研究,现阶段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来实现。
齐智鑫[2]（2019）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共赢草贸易模式探究》文中研究指明“粮改饲”是中国农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引导种植优质饲草料,发展草食畜牧业。我国实行“粮改饲”后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推动了草产业供给侧改革,但牧草依赖进口的现状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转变。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我国牧草供求关系更加紧张。与此同时,我国粮食安全还担负着巨大的肉类需求压力。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在深化原有生产、加工环节供给侧改革的同时,还应该重视流通环节的供给侧改革。本文从我国粮食安全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我国草产品交易模式的发展变化过程,结合现阶段农业保障因素及国际农产品通用交易手段,提出将“保险+期货”模式应用于草产品交易的构想。借鉴美、日等国农业海外投资经验,提出一种供求双方参与度高、互信共赢的“供应链金融+保险+期货”交易模式设想。首先,这种交易模式利用期货工具、保险工具及供应链金融工具规避供求双方的风险;其次,该交易模式通过国际贸易通用的期货工具形成草产品国内外行情,进而促进现货生产,有利于草牧业实体经济发展;再次,该交易模式为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模式选择,可为人民币国际化实践增加“阵地”。本文通过介绍大宗农产品的交易手段,引申到大宗草产品的交易手段,尝试利用农产品交易的成熟经验解决草产品交易的问题;从美国农业保障出发对比我国农业保障,找出一种既符合WTO农业补贴要求,又可以保障农民收入的助农措施;从美国农产品交易模式与我国农产品交易模式的比较中总结美国的优势、提炼可供借鉴的长处,找出我国农产品交易的不足并总结经验;通过分析美国牧草的交易形式和生产、加工、流通方式,为未来中国草产业发展探究新的交易模式;通过总结我国农产品流通的历史经验和不足,寻找优化解决的思路;通过介绍美国谷仓电梯交易模式,展现谷物交易中电梯交易模式在农民与期货市场间发挥的纽带作用,为解决我国农民与期货市场对接困难问题提供思路;通过归纳世界主要需草国的国际布局,为中国草牧业企业走出去积累经验;通过概括现阶段人民群众肉类需求特点,分析我国粮食安全的症结所在,提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建议;回顾国内外农业收入保险的研究进展,结合我国2014年至今发展“保险+期货”模式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问题,构想大宗牧草“保险+期货”交易模式,并提出“供应链金融+保险+期货”交易模式的设想;通过期货品种筛选和牧草期货可行性研究,发现我国苜蓿具备期货上市条件。结合国家现阶段一带一路合作情况,最终提出建立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全球草产品生产、加工、储运及交易中心的构想。随着农业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入和“一带一路”合作的全面开展,国际化的交易模式有助于草牧业协同效率提高,合作共赢的草贸易也必然在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赵悦[3]（2019）在《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文中指出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量齐增”、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为了缓解粮食生产出现的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吉林省作为我国的粮食大省,玉米核心产区,一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基地。然而,随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玉米价格高位运行,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呈刚性增长,大豆、杂粮等其它作物播种面积日益削减,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单一种植结构。这种结构带来的效应却是一方面玉米的高库存积压,下游加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大豆、水稻、玉米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形成了国内库存积压与国外进口并存的逆向市场困境。而造成这种结构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忽视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调控农业生产的结果。因此,只有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市场经济的思维,对管理农业的体制、机制和手段进行改革,才能实现种植业供给结构的优化。本文以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特征的变化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为背景分析,得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厘清了我国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基本内容,得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往种植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入到结构变化的制度变革,其要义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结构的加减法,而是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来实现结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是手段,结构优化是目标。之所以提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思路来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更加尖锐。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种植业结构演变历程发现,经过40年的发展,吉林省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中以粮食作物内部结构变化为主,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的玉米、大豆为主、水稻、高粱多元发展的作物结构,最终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一粮独大”格局。然而,这种结构是否合理?本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合性评价。结果显示:虽然这种结构在宏观种植业投入产出上、在微观农民收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却拉大了作物间的比较收益,不利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虽然吉林省在粮食商品率上为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过高的粮食进口依存度表明当前结构未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同时这种结构释放出的生态负效应令人堪忧。由此,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是,结构调整却面临着贸易格局复杂、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的市场困境,农业用水资源紧缺、耕地质量与数量下降的生态困境以及农产品育种技术发展缓慢、农业技术推广供需不匹配的技术困境,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制约着结构的优化,以往调整的思路俨然无法破解,唯有用改革的手段才能推动结构的优化。2004年以来,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惠农政策在实施方式上,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由此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和农业资源配置的扭曲。之所以要用改革的方式实现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优化,就是因为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是造成结构失调的首要原因。基于此,从资源配置方式、价格形成机制、粮食市场结构以及农村组织制度四个维度构建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转变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思维,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市场价格机制,使粮食价格由市场决定。而粮食价格信息在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产业链条中通过流通市场进行传递,以指导农民的种植行为。但是,当前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一支独大”的局面,扭曲了粮食收储市场。提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发挥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政策性收储功能,与其它收储主体在收购市场中具有平等的经营地位,从而推动收储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实现粮食收储市场的顺畅。运行顺畅的粮食收储市场需要健全的农村组织制度作保障。我国目前的农村组织尚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有序地将亿万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嵌入市场经济方面却效率甚微,并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软肋。以整合当前农村经济组织为路径,实现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使市场的“无形之手”来指挥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而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基于上述制度改革框架,确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种粮合理收入、产业协调发展以及生态可持续为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之所以提出这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原因如下:首先,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我国粮食供给压力仍然存在,人地关系趋紧的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主产区生产功能在日益下降。吉林省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其结构调整必须坚持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动摇,必须保证种粮农民和粮食产区两个积极性,以巩固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其次,合理的种粮收入是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持续的支撑条件。吉林省以玉米为主体的种植结构决定了合理种粮收入的主要指向是围绕玉米种植获取收入。而玉米支持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农民种植玉米收入的起伏与玉米种植积极性的不稳定,呼吁将玉米纳入主粮范围,与稻谷和小麦具有同等地位,使玉米具有一个主粮生产应有的利润空间,进而实现玉米种植的合理收入。作物间收益水平相当,从而实现相互替代的效应,促进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再次,玉米作为产业链条最长的作物,其饲用和加工用途与下游的加工业与畜牧业紧密衔接。因此玉米三元作物的属性决定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以产业协调发展为价值取向。最后,种植业结构调整应尊重自然规律与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布局。去除赤色产能、恢复玉米大豆轮作制度、种地养地有机结合以及科学施用化肥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遵从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进行选择。吉林省种植业结构不论怎样调整,保证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结构不可改变,保证玉米核心产区优势不可改变。现阶段粮食作物比例偏高是由于粮食作物内部玉米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玉米粮经饲三元作物结构属性,片面强调了玉米粮食作物品种的一元结构,忽视了玉米作为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品种的结构。所以降低粮食作物用途的籽粒玉米比例,提高饲料作物青贮玉米比例,是粮食作物的调整方向,也表明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粮食作物与饲料作物之间的调整。因此,建立玉米三元作物结构,呼吁核心产区推动“粮改饲”,以“种养”结合的微观农户经营结构为行动支点,从而促进粮食作物向饲料作物调整。大豆则在进行合理区划布局基础上,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保护传统大豆纯度,不受转基因大豆的侵犯。在中部地区适当进行转基因大豆种植,与玉米合理轮作,从而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水稻以扩大优质品种稻米的种植为调整方向,杂粮杂豆以建设优质杂粮基地为依托,发展精深加工。经济作物的调整方向以东中西区域划分,打造东部特产、中部蔬菜、西部多种作物的发展格局。饲料作物的调整以形成增加玉米核心产区与镰刀弯地区青贮玉米种植以及西部地区牧草种植,协调畜牧业发展的农牧格局。最终实现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由单一玉米种植向多元作物发展,由过分强调经济社会效益转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统一发展的种植业结构。
周杰灵[4]（2019）在《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研究（1910-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百年来,美国生猪养殖粪污的治理观念、制度与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观念上,从将生猪粪污当作废弃物到将其视为资产,经历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转变;制度上,从粪肥还田到综合养分管理,经历了种养结合到种养分离,再到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综合养分管理的制度转换;治理方式上,从小规模生猪牧养粪肥治理方式到大规模粪污泻湖系统,再到环境优先技术的应用,经历了经济与环境相互平行、相互冲突、以及协调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根据生猪养殖方式的不同,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阶段大致分为四个时期:1910-1958年间的小规模家庭农场养殖时期;1959-1971年间的集约化生猪养殖萌芽时期;1972-1998年间的集约化生猪养殖快速发展时期;1999-2010年间的农工商垂直一体化养殖发展时期。20世纪初,受到资源保护及荒野保护运动的影响,美国人开始从原来那种建立在以“征服自然”为价值导向,以疯狂破坏和浪费自然资源为表现形式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中转向对自然的欣赏和对其内在价值的肯定,并试图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崭新关系模式。这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在美国生猪牧养阶段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生猪养殖和作物生长都依靠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作物——土地——猪粪尿之间形成密闭的养分循环,能有效防止养分流失和环境污染问题。然而,战争打破了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氛围,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猪养殖方式和粪污治理方式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二战之后的二十多年间,美国军工行业开始大批转向民用,农业领域产生新的分工,农业生产全面进入机械化和化学化阶段。原本在战争期间应用哈伯-博施的大批量工业合成氮素方法制造炸药的化工厂纷纷转向生产农用化肥;同时,二战期间被实验证明可以促进农业增产的杀虫剂和除草剂也开始被大规模地生产和使用。化肥的大量使用割裂了养殖业与种植业之间通过动物粪便还田形成的传统养分循环链条,猪粪被完全当做一种废弃物进行处理。农户处理生猪养殖废弃物所造成的污染问题根据《妨害法》由具有物产保护权的农户自行解决,政府很少干涉,监管上几乎是空白。随着生猪养殖规模的扩大,新的生猪清粪方式也开始出现。1951年,挪威首次发明使用了漏缝地板技术来取代人工清粪。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这种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清粪方式被介绍到美国并被广泛应用于美国的生猪养殖业。漏缝地板技术的出现对于生猪养殖粪污处理来说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技术变革,不仅大大减少了人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也为规模化生猪养殖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59-1971年间,大规模养殖粪污清粪技术的出现促进了养殖设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1000头以上的养殖场,集约化养猪开始萌芽。然而,清粪方式改变后的储粪池管理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储粪池随着猪舍建设的扩大而扩大,成为了猪舍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种替代传统储粪池的泻湖储粪系统开始得到开发和应用。随着集约化生猪养殖的发展,美国养殖污染问题开始显现,美国社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其以往的价值观念。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从生物学的角度,用自然选择理论阐述农业过度使用化学产品而人为创造“超级昆虫”和“超级细菌”的恶果,批判了“人类中心论”的自大观点——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而不惜与万物竞争,甚至破坏生态系统,成为现代环保运动诞生的导火索。环保运动的推进唤醒了一些普通民众的环保意识,人们更多地提倡与万物协调共生的理念而不是通过诸如消灭不利于人类的物种等利己行为来获得短视的利益。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探索经济制度的新思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和鲍尔丁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环保制度建设的新观念。科斯通过运用“社会成本”这一概念,考虑了受害人和加害人的主客观因素,用控制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分析方法来确定环境污染中的责任比重,希望通过最缜密的制度设计来使得稀缺的自然资源流动到能够最有效使用这些资源的人手中。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每年从工厂、城市居民、和畜禽养殖场排出的大量污水造成河流湖泊的严重污染。1972年美国颁布《清洁水法》,首次在全国层面将养殖粪污作为监管的对象。由于当时大部分污水来自于工厂和城市居民的污水排放,美国政府便将工厂、城市居民的污水连同畜禽养殖场的粪污按照点源污染进行政策规范和治理。20世纪80年代,尽管美国废水排污点源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水体的质量并未发生重大改善,非点源污染代替了点源污染成为美国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1982-1997年间,美国大规模生猪养殖农场中只有25%左右的饲料养分转化为动物产品,另外约75%的饲料养分存在于生猪粪污中。这些粪肥被施用在养殖场内部有限的农田后,大约有51%的氮素养分和64%的磷素养分超出其农田需用量,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由于污染治理政策的偏差,环境不公现象开始显现,成为环境正义运动关注的焦点。为应对养殖污染形成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1999年美国农业部和环境保护局联合发布畜禽养殖粪污治理统一国家战略,并推出畜禽粪便综合养分管理计划（CNMP）,要求规模化养殖场将粪污作为养分还田的管理对象,以减少养殖粪污通过农田径流和氨挥发形成的农业面源污染。综合养分管理计划的推行将粪污养分管理从养殖业延伸到了种植业,将种植土地的粪肥施用养分管理也纳入了综合养分管理的范围。在美国农业部的督导下,化肥行业率先引入一种全球通用,具有科学开创意义的4R养分管理制度。这种养分管理制度将化肥养分管理又延伸到了粪肥管理领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农业生产禀赋来不断完善各层面养分管理水平,促使农户采用适合当地条件的最佳肥料管理实践措施,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21世纪初,原来在美国东南部地区被广泛应用的泻湖或露天厌氧化粪池（泻湖）系统,因产生氨气排放、臭味、病原体传播、以及水质污染等环境与健康问题而广遭诟病。2000年7月,在环境正义运动的影响下,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企业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与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同意开发和使用新的生猪养殖粪污处理技术来改变原有的储粪系统,集约化养猪环境优先技术（EST）应运而生。环境优先技术是在推行综合养分管理计划过程中所形成的以环境优先为原则的技术系统。它由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养猪实验基地负责开发并被州政府指定为用来淘汰露天厌氧化粪池的生猪养殖粪污处理系统。而环境优先或环境保护优先原则主要是指“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以环境利益为优先,使主体对环境的保护行为优先于对环境的开发利用行为。”在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的百年变迁中,资源禀赋与经济因素、社会环境与政策导向、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以及市场环境等因素都起到了重要的驱动作用。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养殖大国及养殖粪污最多的国家,中国应充分借鉴美国的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经验,从观念、制度和技术上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满足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生猪养殖粪污治理道路。美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最主要是在观念上要树立环境优先的理念即在处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时,坚持以环境利益为先的原则;在制度上要推行综合养分管理计划,即将养殖业与种植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政策规范;在技术上要倡导环境优先技术,实现绿色养殖的目标。
石慧[5]（2018）在《大豆在美国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豆是最早起源于中国的栽培作物之一,自古以来,大豆不但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主要粮食来源和优质植物蛋白来源,还在农作物种植、植物油脂补充、牲畜饲养等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历史上大豆在中国经历了从野生生长到人工栽培、从成为人们的主食到转向副食、从主要向世界出口到依靠从美洲进口的历史变迁,大豆也在此发展过程中先后通过不同的路径被广泛地引种传播到世界各地,到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多重利用价值的重要作物品种。相比大豆在中国可以追溯千年的悠久发展历史,大豆被引入美国则是在近几个世纪左右发生的。18世纪中期大豆传入美国后并没有很快地发展起来,而是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缓慢发展后,主要作为一种牧草作物开始被广泛地推广并发展起来。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新大豆品种的引入、大豆加工技术进步和大豆新用途的不断被开发等,美国大豆开始进入快速产业化发展阶段,并于20世纪50年代超过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此后,美国大豆开始全面产业化发展,在不断满足美国国内大豆加工需求的同时,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进行大豆及其制品的对外出口贸易。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美洲国家巴西和阿根廷大豆产业相继发展,对美国大豆的世界市场占有率造成了影响,但美国仍然保持着世界最大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的地位。美国大豆最大的输送地是历史上的大豆起源地和主产国中国,随着20世纪末期中国大豆进口市场的放开,大量美洲大豆开始进入并逐渐占领了中国的大豆市场,中美两国大豆生产和出口的相对优势地位完全发生了逆转。鉴于历史时期大豆在美国取得的让人瞩目的发展成果,把中国原产作物大豆在美国的发展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历史文献法、定量分析法、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并在大量一手英文文献和统计数据资料的支撑下,将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分期。通过绘制多个相关的图和表,对大豆在美国本土化的发展和动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中美大豆发展比较中为中国大豆产业未来发展提出建议,研究主体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背景。中国有着丰富的野生大豆资源,经过人类不断地采集和驯化,大豆最早在中国有了栽培品种。此后几千年的栽培和利用过程中,大豆通过与不同国家间的农业交流互动,曾先后在不同时期被引种种植于亚洲、欧洲、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大豆在美国的传入是在地理大发现与海外贸易兴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早期主要通过四条海上路径分别从不同国家传入美国。第二部分分别从大豆生产、栽培技术、加工利用、组织制度四个方面对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的具体发展情况展开追溯。首先,对大豆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期。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和官方统计数据的整理,将大豆生产在美国的发展进程大致划分为:早期引种和缓慢发展时期、快速发展时期、波动发展时期以及稳步发展时期。在四个发展时期中,因为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政策、技术水平、社会背景等因素不同,大豆生产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上看,大豆生产在美国经历了从一种新奇作物发展成为国家重要经济作物的变迁。其次,从大豆生产技术的进步展现其本土化进程。在大豆育种和品种发展上,美国的大豆品种在美国经历了由少到多的过程,早期世界范围内的引种活动为美国大豆传统育种和新品种的开发提供了大量的亲本原料,20世纪末以后则开始转向转基因大豆品种的开发和种植;在大豆栽培和收获技术发展上,整地、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和贮藏等都有不同的变化;在大豆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发展上,也形成了针对美国大豆病虫害类型的主要防治手段。再次,从大豆加工利用的变化展现其本土化进程。大豆在美国的利用方式,从主要作为牧草作物发展为主要作为豆粒收获进行加工利用。作为牧草作物期间可当作青绿饲料、青贮饲料、干草饲料、放牧或肥田等多种方式利用。而作为大豆加工则主要制成豆油、豆粕和大豆食品等。最后,大豆在美国的本土化发展还表现在包括政府机构和高校、相关企业公司和行业协会等方面的组织机构发展上。第三部分是对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的动因进分析和探讨。通过对大豆在美国本土化发展过程的梳理,指出历史时期内美国大豆产业的兴旺发展并不是只由单一因素导致的,应该说大豆在美国的发展是以自然为前提、以政策为引领、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支撑和以合作为依托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而作用的结果。第四部分通过梳理中国和美国大豆生产地位的转换,以及对相对优势地位转变的动因分析,结合大豆在美国本土化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努力从多个方面对中国大豆产业乃至现代农业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通过对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进程的历史探究,试图从多方面分析和总结大豆在美国本土化和快速产业化发展的动因,为农作物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带来启发,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大豆发展之路提供借鉴。
阮冬燕[6]（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的历程、动因与趋势》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后,生猪散养作为中国成千上万小农户的传统家庭副业,在保障猪肉供给、提供就业、增加收入乃至应对生存风险冲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小农户生猪散养为主力军,中国畜牧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直至20世纪90年,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开始发生变化,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大量农户逐渐退出生猪散养。小农户大量退出生猪散养为专业化和规模化养殖腾出空间,推动生猪产业现代化;生猪养殖业已经完成从小农向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转变。然而,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当前中国仍是小农经营为主的国家。2018年中央1号文件肯定了小农户及小农户维持生计的传统生产方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是中国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生产的主体。面对与种植业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生猪散养的这种变化是否违背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发展大政方针?是否该保护和维持小农户生猪散养?如何看待小农户生猪散养的变迁,其趋势如何,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我们把握生猪养殖业未来发展,科学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已有少量的研究认识到上述问题的重要性,它们对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的变迁进行分析后发现小农户生猪散养随经济增长呈现一种“先扩张后退出”的现象,并基于这一特征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探讨这两个阶段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原因。然而,本文认为现有研究仅从特定时期或特定阶段小农户生猪散养行为进行解释,过于零散;现有关于1978-1995年间小农户生猪散养“此消彼长”原因的研究值得商榷;1990年代中期作为小农户生猪散养的临界点具有特殊性,应该作为单独的一个阶段阶段进行分析和讨论;从价格波动、机会成本、生存风险等多角度解释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影响因素相互割裂,应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另外,现有研究还缺乏对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未来走向的判断。鉴于此,本文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进行系统分析和描述;其次提出生计功能、生计突破和生计依赖等概念,构建了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强化或退出这一生计活动演化的分析框架;随后基于新构建的特定分析框架探讨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驱动力;最后根据不同地区小农户生猪散养退出速率来预测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趋势。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历程后发现其变迁特征符合发展中国家小农户畜禽散养与经济增长之间“倒U型”关系的这一普遍规律,但具有特殊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农户散养生猪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5年,小农户生猪散养地区间“此消彼长”;1996-2000年,小农户生猪散养开始全面退出;2001以来,小农户生猪散养在全国范围内加速退出。此外,小农户生猪散养的功能讨论也发现不同阶段的小农户生猪散养的生计功能分布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进一步利用宏微观数据,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各个阶段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动力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后发现:1978-1995年,劳动力市场发育和粮食增产是此期间小农户生猪散养地区间“此消彼长”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市场开放和非农就业相互交织,弱化或替代东部地区小农户生猪散养的生计功能,驱动小农户形成生计突破并退出生猪散养;生猪市场开放、劳动力市场发育迟缓、生猪价格上涨、粮食大幅度增产和农业就业相互交织,触发和增强中西部地区小农户强化生猪散养的动机和可行能力。1996-2000年,生猪价格波动以及生猪养殖物质成本上涨共同压缩生猪散养利润空间和非农就业机会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是1990年代中后期中西部地区小农户开始退出生猪散养的主要原因,生计背景因素中的劳动力市场开放、生猪价格波动、粮食价格上涨和升级策略因素中的非农就业相互交织,弱化了生猪散养的收入多样化功能,驱动中西部地区部分小农户开始退出生猪散养的主要原因。2001年以来,以不同生计功能为主要目标的小农户退出的驱动因素不同。有利的地理和交通条件、户主低龄化、耕地资源短缺和非农就业等因素是收入多样性小农户退出的主因;交通条件、非农务工、非农经营和总收入的增长引起的消费偏好改变是自给型农户退出的主因;生存风险显着降低是风险防范型小农户退出的主因。此外,针对前人认为生猪价格波动对散养户退出起到加速作用的观点,本文结合宏微观数据检验后发现价格波动并未对中国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的速度造成显着的推动作用,而造成此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的市场参与程度相当低下。最后运用宏微观数据对未来中国和生猪主产省份生猪散养户占比的变化趋势测算发现,到2030年中国绝大部分小农户将完全放弃生猪散养,但不同地区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的速率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以湖北省为例探讨特定类型小农户生猪散养的持久性发现,山区小农户由于其特殊的地形条件导致的经济发展水平缓慢、消费习惯依赖性强、交通条件不变、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维续生猪散养。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研究以时间轴系统性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过程、动力和趋势。而现有研究实际上各自对不同阶段小农户生猪散养进行研究,缺乏在一个长时间跨度内对小农户生猪散养行为变迁进行动态和系统性研究。第二,本研究基于经典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建立以特定生计活动为中心的局部生计系统,提出生计功能、生计依赖和生计突破等概念,构建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分析框架。这一局部分析框架是对经典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改进和拓展。这一分析框架可将已有研究小农户强化、维持或退出生猪散养的动因分析囊括进来,为今后研究小农户其他生计活动变迁提供了一个较系统、全面的分析框架。第三,本文在新的分析框架下结合宏微观数据,对各阶段小农户生猪散养特征的形成原因进行更加合理和全面的解释,弥补现有文献不足。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结合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的基本事实,指出现有关于小农户生猪散养地区间“此消彼长”动因研究的不足,提出粮食增产促进中西部小农户强化生猪散养的新解释;第二阶段,生猪价格波动和生产成本的上升压缩生猪养殖的利润空间,多因素相互交织才是中西部小农户开始退出生猪散养的主要原因;第三阶段,价格波动并没有对中国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的速度造成显着的推动作用。当然,囿于数据可获得性和数据结构特征,本文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由于缺乏改革开放以前小农户生猪散养相关数据指标,本研究无法将研究时间段扩展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更无法进一步延伸至近代和古代历史时期。因此,本研究考察的时间范围仅为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发展历程。第二,由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对1990年代中后期中西部地区小农户开始退出生猪散养的驱动因素的分析,仅使用了宏观分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而缺少微观小农户调查数据的运用。宏观数据表明,1996年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大幅度缩水,意味着大量小农户退出了生猪散养,然而我们可得到的国家统计局湖北省农调队的数据缺少了 1995年和1996年的农户调查数据,不能从微观角度考察价格波动对小农户生猪养殖决策的影响。第三,由于数据结构特征,本文使用2005和2010年以及2013和2015年的数据构造散养户退出的截面数据考察诸多因素对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的影响,无法考察价格波动这一动态特征,微观调查数据中也无法考察价格波动对新世纪以来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的影响。只能借助宏观统计数据对价格波动的影响进行补充分析。
李亚茹[7]（2018）在《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基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文中研究指明最低收购价与临时收储政策连续实施多年,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价格调控机制面临国内外价格倒挂、进口量与库存量齐增、仓容压力巨大及种植结构失衡等困境。我国政府于2014年推出农产品价格形成与政府补贴相脱钩的价格机制改革,其核心是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即目标价格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政策。目标价格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近5年,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着农产品面积核实成本较高、难以调整种植结构及政府财政资金压力较大等困境。随着农产品市场化定价的形成,价格风险已成为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农产品“保险+期货”主要包括“价格保险+期货”和“收入保险+期货”两种形式,作为保险与期货的跨界融合,既克服了农民难以进入期货、期权市场的困难,又弥补了农产品价格保险目标价格厘定困难和缺乏系统性价格风险转移机制的两大内生缺陷,其自推出之日起便受到国家高度重视,2016年、2017年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稳步扩大“保险+期货”模式。与目标价格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政策相比,农产品“保险+期货”具有相似的运作机制,但国家财政资金压力相对较小,保险公司完善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可显着提高运行效率,且属于WTO绿箱政策,比较优势明显,故其在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值得探讨。尽管农产品“保险+期货”发展如火如荼,但现行试点方案采用“保险+场外看跌期权+场内期货”单一的运作模式,存在农户承担较大基差风险、保险公司“中介”地位尴尬与期货公司对冲压力较大等问题。鉴于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方案的现存问题,特别是基于方案设计与定价在“保险+期货”中的缺失及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基于价格调控机制视角研究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问题。本研究具体章节的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绪论。首先分析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接着初步界定了农产品价格保险、农产品收入保险、农产品“保险+期货”（包括“价格保险+期货”与“收入保险+期货”）、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及价格风险管理的相关概念;进而给出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2章,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首先分别梳理和评述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价格调控政策、“保险+期货”及农业保险定价的相关文献,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然后阐述了农产品价格波动、农产品风险管理、价格调控、“保险+期货”及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既引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又奠定了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第3章,农产品价格风险及“保险+期货”的引出。首先以玉米和鸡蛋为例,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与影响因素。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周期性、季节性、地区差异性、金融化、集聚性与非对称性等特征;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四大类因素为供给、需求、政策与国际市场因素。其次,采用基于历史模拟、极值理论POT模型的Va R法,评估全国七大玉米主产区与六大鸡蛋主产区的价格波动风险,结果发现,玉米与鸡蛋价格波动风险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需分地区向农户提供价格风险保障。最后,通过梳理国内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的演进历程引出农产品“保险+期货”。农产品“保险+期货”作为保险与期货的跨界融合,既克服了农户难以进入期货、期权市场的困难,又弥补了价格保险的两大内生缺陷,比较优势明显,但仍面临基差风险、制度风险、违约风险与定价风险。尽管农产品价格风险是不可保风险,但保险人通过不断改进自身的技术条件能将不可保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农产品“保险+期货”利用现有技术可将赔付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可行性强。第4章,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比较借鉴。本章首先以育肥母牛风险保护保险（LRP）、生猪毛利润保险（LGM）为例,分析美国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具体实践方案,得出有益于我国“价格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经验启示,如完善的再保险体系是推行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前提、较短的理赔款计算周期可有效保障农户实际损失等;以玉米（排除收货价格）收入保障保险（RP（HPH））与大豆（排除收货价）区域收入保障保险（ARP（HP））为例,介绍“收入保险+期货”实践方案,得出多种保险补贴政策分别是经营“收入保险+期货”的基础和前提等经验启示;以奶牛利润保障项目（MPP-Dairy）为例,介绍运用保险运作机制代替传统牲畜价格支持政策的实践,得出基于保险机制的价格支持政策,可显着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启示。其次,详细分析了国内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大连”方案、“北票与法库”方案、“桦川”方案及“重庆”方案四个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方案。尽管四个试点方案各具特色,但存在“保险+场外看跌期权+场内期货”三个环节的操作流程、交易所与期货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及完全基于期货市场价格设计产品的共同特点;面临农户承担较大基差风险、保险公司“中介”地位尴尬及期货公司对冲风险压力大等问题。最后,从基本运作模式、参与主体、产品内容与市场环境四个方面比较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得出我国需加大力度推进农产品期货与期权发展、加快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步伐、完善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体系与重构“保险+期货”运行机制的启示。第5章,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与总体方案。本章首先梳理了我国现行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现状,发现其主要面临国内外价格倒挂、进口量与库存量齐增、仓容压力巨大、农产品种植结构难以调整与种植面积核实成本高等困境。其次,阐述了农产品“保险+期货”作用于价格调控机制的理论逻辑,即价格调控政策通过作用于调控对象以达到政策目标。若农产品“保险+期货”是一种价格调控政策,其调控对象包括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消费者及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故从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关企业四个方面分析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可能作用。接着,通过比较农产品“保险+期货”与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得出其可作为大宗农产品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补充、现代价格补贴政策的替代与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重要工具的政策定位。最后,从运行机制、方案设计与农产品适用范围三个方面,初步构建我国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总体方案。即从运行机制方面,中央财政给予资金补贴、财政部与农业农村部主导、银保监会监督指导、商业保险公司运作、期货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农业农村部与银保监会牵头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再保险管理机构提供再保险。从方案设计方面,坚持可复制、可持续与简单易懂的原则;短期方案仍采用与现有试点相似的三个环节的运作模式;长期方案采用两个环节的运作模式。从农产品适用规则与范围方面,本文研究认为养殖业适用于“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种植业适用于“收入保险+期货”方案;具体而言,农产品“保险+期货”适用于稻谷、小麦、棉花、玉米、大豆、鸡蛋等农产品。第6章,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本章设计的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仍采用与现有试点类似的三环节模式,但每个环节的具体内容与现有模式不同,此方案具有显着降低农户基差风险与保险公司是风险承保主体两大特色。设计方案中农产品现货价格保险与场外看跌期权的本质是固定执行价格离散算术平均欧亚期权,本章主要运用期权定价模型厘定其费率。农产品价格波动呈现出明显的随机波动与跳跃特征,故采用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拟合其价格波动路径。首先,运用基于M-H算法的贝叶斯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模拟（MCMC）方法估计Bates模型的参数;其次,运用方差减少技术的Monte Carlo方法模拟农产品价格波动路径,最后,基于固定执行价格离散算术平均欧式亚式期权定价公式计算得出保费。本文选取河南、山东、河北、江苏、湖北、四川六大鸡蛋主产区价格数据厘定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费率,实证结果发现:基于期货市场价格的鸡蛋价格保险不能满足养殖户价格下跌风险保障的需求;基于现货市场为农户提供价格保险,运用场外看跌期权为保险公司提供的再保险保障非常有限,远不能满足保险公司分散风险的需求,尤其是不能满足保险公司分散极端风险的需要;设计的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中保险公司承担的场外期权对冲风险较之现行“价格保险+期货”试点,有助于降低养殖户的基差风险。为确保期权定价法费率厘定结果的准确性,本章分别运用农业保险定价的参数法与非参数法厘定设计方案的费率。由实证结果可知,期权定价法的费率厘定结果均略高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的费率厘定结果,但都小于0.01,可见,本文运用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厘定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费率是可行的。第7章,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本章首先设计保险公司向农户提供的收入保险,且采用区域收入保险的形式,价格指数与产量指数分别是农产品省级现货价格与亩均产量;保险公司向期货公司购买分散部分价格风险的场外看跌期权产品;期货公司通过复制场内期权分散场外看跌期权的价格风险三个环节的基本运作模式。选取国内玉米七大主产区即河北、内蒙古自治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与河南,进行“收入保险+期货”方案定价的实证研究。首先选择Weibull（3P）、Burr（4P）、Log-Logistic（3P）、Logistic、Lognormal（3P）、Normal与Gamma（3P）七类分布分别模拟玉米七大主产区的价格对数收益率与产量波动率数据,以K-S、A-D与卡方检验三类方法选取七大主产区价格与单产风险的合适分布。接着以欧式距离最小为选择标准,在五种Copula函数中选出最优相关函数。最后依据收入保险费率厘定公式计算保费。由费率厘定结果,我们发现同一保障水平下,不同地区的区域收入保险费率差异较大,全国玉米七大主产区费率高低的排序与各地区价格、产量风险的相关性并不直接相关;同一地区不同保障水平下,区域收入保险的费率差异较大。第8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出本文研究得出的七大基本结论,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尝试探讨了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作用及政策定位。首次基于我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面临的困境,分析农产品“保险+期货”作用于价格调控机制的理论逻辑,即价格调控政策通过作用于调控对象以达到政策目标。农产品“保险+期货”作为价格调控政策的调控对象包括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消费者及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故从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及相关企业四个方面初步分析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可能作用。通过比较农产品“保险+期货”与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初步得出其可作为大宗农产品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补充、现代价格补贴政策的替代与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重要工具的政策定位。第二,从运行机制、方案设计、农产品适用范围三个方面,初步构建我国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总体方案。即从运行机制来看,本文认为需由中央财政给予资金补贴、财政部与农业农村部主导、银保监会监督指导、商业保险公司运作、期货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农业农村部与银保监会牵头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再保险管理机构提供再保险。就方案设计而言,本文认为应坚持可复制、可持续与简单易懂的原则;短期方案可采用与现有试点相似的三个环节的运作模式,但每个环节的具体内容较现行试点方案有所改进;长期方案则采用两个环节（即保险公司提供农产品价格或收入保险,再保险机构向保险人提供相应的再保险方案）的运作模式。从农产品适用规则与范围来看,本文研究认为养殖业适用于“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种植业适用于“收入保险+期货”方案;具体而言,农产品“保险+期货”适用于稻谷、小麦、棉花、玉米、大豆、鸡蛋等农产品。第三,基于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地区差异的评估结果,尝试探讨分地区承保农产品的价格波动风险。本文分别采用基于历史模拟和极值理论POT模型的Va R法,评估全国七大玉米主产区与六大鸡蛋主产区的价格波动风险,结果发现,玉米与鸡蛋价格波动风险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需分地区向农户提供价格风险保障。故设计的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与“收入保险+期货”方案中价格保险与收入保险的农产品价格指数不再是现行试点方案的农产品期货价格,而是农产品的省级现货价格。省级现货价格与农户实际售卖价格的差异小于农产品期货价格与农户实际售卖价格的差异,可见,本文探讨的分地区承保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可显着降低农户承担的基差风险。第四,尝试运用期权定价法,厘定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费率。本文初步设计的“基于现货市场的价格保险+对冲部分风险的场外期权+场内期货”的方案中,农产品现货价格保险与场外看跌期权的本质是固定执行价格离散算术平均欧亚期权,故尝试运用期权定价法厘定其费率。农产品价格波动呈现出明显的随机波动与跳跃特征,采用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拟合其价格波动路径。且分别运用农业保险定价的参数法与非参数法厘定设计方案的费率,以确保期权定价法费率厘定结果的准确性。由实证结果可知,期权定价法的费率厘定结果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的费率厘定结果差异均较小,可见,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法是可行的。
祝辉明[8]（2018）在《TS饲料公司销售团队薪酬体系优化研究》文中认为2010年起饲料行业进入中低速发展,需要企业做出相应的战略转型以适应行业中低速发展的现状。组织架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等管理也随着企业的战略转型需要而发生变革,因而科学有效地构建、应用企业薪酬体系,成为企业进行人才管理和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本研究通过对近现代薪酬理论的内涵、模式等深入研读和分析,对于TS公司销售人力资源现状、薪酬体系现状和员工满意度调查结果进行了剖析,归纳总结了在TS公司在销售团队薪酬体系存在的问题,包括薪酬体系未能够与销售员工的工作价值相区配以及薪酬分配的公平性有所欠缺。针对TS公司销售团队薪酬体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确立了薪酬体系优化方案的总体原则,结合企业销售业务市场开拓价值的创造流程,将市场开拓逐步分解为标准的工作项,并对于标准的工作项予以评估。通过分析公司新客户三年的销量情况预估机会价值,按照一定量化规则将机会价值转换成贴现当期的有效价值。基于财务管理的净现值决策策略给予销售员工相应的投资薪酬,该薪酬体系给予销售团队的专业服务能力人力资本投资,期望最大程度做到精准公平。
白华艳[9]（2018）在《产业链视角下中国猪肉价格波动机制研究》文中认为猪肉是中国城乡居民第一大肉类消费品,也是中国畜牧业生产中产业链最长、涉及面最广的居民必需品,不仅涉及到近5000万生猪养殖户的经济利益,还直接影响着生猪产业的平稳运行。然而,在生猪产业链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猪肉价格呈现巨大的波动性,“猪贱伤农”和“肉贵伤市”的现象交替发生,使得整个生猪产业链陷入剧烈变化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不仅影响到城乡居民的正常生活消费,而且影响到中国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进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因此,深入探讨猪肉价格波动机制,对于稳定中国猪肉市场价格,保障猪肉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确保生猪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现实意义。为此,本研究以对生猪产业链和价格波动的深刻把握为基础,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从供给、需求子系统探明影响猪肉价格波动的关键环节。随后进一步从各环节的关键因素出发,重点研究猪肉价格产业链纵向传递机制,以及市场信息、国际因素等对猪肉价格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稳定发展中国生猪产业,抑制中国猪肉价格波动的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1）对中国猪肉价格波动基本特征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波动仍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猪肉价格的内涵特征。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加入WTO后,中国猪肉价格波动更为频繁且波动幅度加大;另一方面,猪肉价格波动幅度明显大于羊肉、牛肉等同类产品,也远大于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猪肉价格波动频率和幅度。另外,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猪肉价格季节性涨跌幅度更为明显,而且波动周期长度要大于美国猪肉价格周期。（2）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中国生猪产业链价格动态影响系统,探究了育种、养殖、屠宰和销售环节之间关键因素的相互耦合作用。研究表明,能繁母猪规模、投入品价格、屠宰供给量和国际因素都会导致猪肉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比例失衡,进而造成猪肉价格的剧烈波动。另外,系统构建之后,通过对政府储备参数的仿真模拟,发现国家储备肉政策由于其数量、次数和范围都非常有限,对猪肉需求和价格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3）在前文内容基础上,通过运用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中国猪肉价格波动的内在逻辑。首先考察了育种环节能繁母猪规模和能繁母猪补贴因素对生猪价格的影响。发现,能繁母猪规模与生猪价格之间存在双向反馈关系,即当期能繁母猪存栏量对滞后10期的生猪价存在显着的负向关系,当期生猪价格对当期能繁母猪存栏量存在显着的正向推动作用。能繁母猪补贴政策尽管鼓励了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增加,但对于生猪养殖户在养殖技术、养殖技能的实质性提高不存在激励效应。（4）从成本传导路径出发,深入剖析养殖环节饲料原料价格、饲料价格和生猪价格之间逐级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生猪养殖环节价格系统中各种价格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且时滞关系。在长期关系中,玉米对生猪价格的作用最强,豆粕价格作用最弱;在短期内,滞后一期的生猪价格对当期生猪价格影响最强,玉米价格次之。（5）运用非对称价格传导理论探究了养殖、屠宰和零售三个环节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探讨市场信息对屠宰环节的价格放大效应。结果表明屠宰环节割裂市场产生的不对称传导加剧了生猪产业链价格波动;市场信息使屠宰环节猪肉价格上涨的“正向信息”大于使屠宰价格下跌“负向信息”的影响,且“正向信息”对于猪肉价格波动具有明显放大效应。（6）分析了中国猪肉进出口贸易及其主要构成的变化情况,并考察了中国猪肉价格与国际猪肉价格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中国猪肉进口量从2009年起快速增长以后,中国猪肉市场对国际猪肉市场的影响力在持续扩大。2005年1月至2008年12月,中国猪肉市场与国际猪肉市场的关联性较弱,但2009年1月至2016年12月,中国猪肉市场与国际猪肉市场的关联性快速增强。（7）最后对中国与美国生猪产业链养殖状况、价格波动特征、生产组织模式及利益分配、期货市场对生猪价格的影响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认为,美国生猪产业链生产高度规模化、组织化减少了生猪价格波动幅度和频率,期货交易又有效熨平了生猪现货价格的剧烈波动。因此,中国应发展生猪规模养殖和生产环节集中度高的猪肉市场,确保猪肉市场零售价格和销售收益的稳定性,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内猪肉期货市场。
马苏[10]（2015）在《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的现状及趋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动物源细菌耐药性涉及全球性公共卫生,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已经成为兽医和人类健康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发达国家已陆续建立了抗菌药物耐药性监测系统,其监测数据的运用对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改善耐药性状况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现状,并研究了丹麦、美国等发达国家细菌耐药性监测方面的经验,分析了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对2008年～2014年我国动物源沙门氏茼、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耐药性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并与丹麦（DANMAP）、美国（NARMS）监测数据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问题严重,不同动物对不同类型抗菌药物的耐药性不同。调查1992株沙门氏菌对9大类13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检测数据显示,猪源沙门氏菌的耐药性明显高于鸡源沙门氏菌。猪源沙门氏菌对四环素、磺胺类、氨苄西林的耐药性较高,而对头孢噻呋的耐药率最低;鸡源沙门氏菌对多粘菌素E、磺胺类药物的耐药率较高,对氧氟沙星、氟苯尼考最敏感。调查1638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对8大类13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检测数据显示,猪源、牛源金黄色葡萄球菌对β-内酰胺类耐药率最高,对大环内酯类和磺胺类药物次之,对头孢类（头孢西丁、头孢噻呋）和糖肽类（万古霉素）敏感。调查18805株大肠杆菌对9大类13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检测数据显示,猪源、鸡源大肠杆菌对磺胺类、四环素类和p-内酰胺类的耐药性最高,其次是氟苯尼考和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对头孢类和多粘菌素类敏感。通过调查研究发现2008年～2013年间,丹麦猪源沙门氏菌、猪鸡源大肠杆菌对四环素、氨苄西林、磺胺类药物的耐药率逐年上升;2008年～2011年间,美国猪源沙门氏菌耐药率逐年降低,鸡源大肠杆菌耐药率变化不大。我国猪、鸡源大肠杆菌对这些药物的耐药率处于高水平状态,变化不明显。3个国家对不同类型抗菌药物耐药率变化趋势相似,但与丹麦和美国相比,我国动物源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的耐药率处于较高水平。为借鉴发达国家细菌耐药性监测的做法和经验,本文选取了丹麦、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对其细菌耐药性监测管理体系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表明虽然抗菌药物耐药性监控系统在许多国家已经实施,但只有少数国家拥有全国监控网络,能实现定期、及时报告耐药性和抗菌药物使用趋势。这些国家的监测系统开展工作的范围和规模各不相同。部分在国家层面、部分在地区层面,部分国家实现了跨国合作。大部分国家均监测鸡、猪、牛,美国和丹麦还对火鸡进行监测。多数国家监测的细菌为致病菌和指示菌两大类,包括沙门氏菌、弯曲杆菌、大肠杆菌、肠球菌等。美国每年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监测抗菌药物的种类,2010年对沙门氏菌监测的抗菌药物包括16种。丹麦监测的抗菌药物共有29种,其中对沙门氏菌监测18种。本研究通过调查比较美国、丹麦等国家和我国的动物源细菌耐药性情况和监测体系发现,我国的动物源细菌耐药性问题相对严重,尤其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对兽医临床常用的药物如p-内酰胺类、四环素类和磺胺类药物耐药率较高。我国的耐药性监测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尽管近年来有一定发展,但在监测范围、区域合作、资金投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差距。本文基于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现状,结合国外发展经验,认为需要着重在建立健全耐药性监测法规制度、落实管理和监测职能、优化监测网络、科学制定监测计划、正确运用监测结果和保证工作经费等方面加强工作,提高我国细菌耐药性监测水平,为指导抗菌药物合理应用、促进健康养殖和保障食品安全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依据。
二、2001年美国饲料销售及分布状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美国饲料销售及分布状况（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基本概念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 |
| 1.2.4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的研究 |
| 1.2.5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6 关于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
| 1.2.7 研究述评 |
| 1.3 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文章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的内涵 |
| 2.1.2 农业的内涵 |
| 2.1.3 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1.4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竞争优势理论 |
| 2.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
| 2.3.1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
| 2.3.2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
| 2.3.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2.3.4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 |
| 3.1 农业机械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860-1945 年) |
| 3.1.1 土地制度改革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大发展 |
| 3.1.2 农业半机械化与农业基本机械化的实现 |
| 3.1.3 以简单机械化维持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2 农业现代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945-2000 年) |
| 3.2.1 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主体 |
| 3.2.2 农业机械化全面进步与农业科学化的实现 |
| 3.2.3 以农业科技创新提升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3 新时代经济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2000 年以后) |
| 3.3.1 新世纪以来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 |
| 3.3.2 农业贸易迅速扩张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 |
| 3.3.3 以外部市场需求支撑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 |
| 4.1 基于显示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1.1 显示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测定 |
| 4.2 基于解释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评价指标数据的处理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4 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
| 4.2.5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6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1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分析 |
| 5.1.1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总体变化 |
| 5.1.2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构成分析 |
| 5.1.3 美国农业成本优势分析——以大豆和玉米为例 |
| 5.1.4 一个案例:美国与巴西大豆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优势分析 |
| 5.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2.1 以农业质量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2 以农业安全保障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3 以农业专业化营销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生产要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1.1 丰富的天然资源为美国农业提供竞争基础 |
| 6.1.2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提高美国农业生产效率 |
| 6.1.3 技术创新是美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
| 6.2 需求条件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2.1 国内需求助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快速形成 |
| 6.2.2 国际需求驱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
| 6.2.3 新兴市场促使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得以维持 |
| 6.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3.1 种子培育体系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
| 6.3.2 农产品加工业使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得到强化 |
| 6.3.3 冷链物流业促进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扩张 |
| 6.4 农业经营主体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4.1 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经营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 |
| 6.4.2 独资经营是美国农场类型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 |
| 6.4.3 专业化农场经营创造和保持美国农业竞争优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辅助影响因素分析 |
| 7.1 政府因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1.1 美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 |
| 7.1.2 美国农业资源支持政策 |
| 7.1.3 美国农业出口市场计划 |
| 7.1.4 美国农业信贷和税收政策 |
| 7.1.5 美国农业保险补贴机制 |
| 7.2 历史机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2.1 西进运动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契机 |
| 7.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美国农业发展提速 |
| 7.2.3 科技革命加快了美国农业科技创新步伐 |
| 7.2.4 世界人口暴增使美国农业继续蓬勃发展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
| 8.1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经验 |
| 8.1.1 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
| 8.1.2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
| 8.1.3 强势的相关支持产业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
| 8.1.4 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
| 8.2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教训 |
| 8.2.1 长期产能过剩易使美国爆发农业经济危机 |
| 8.2.2 农业企业垄断使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 |
| 8.2.3 农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与环境的破坏 |
| 8.3 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困境 |
| 8.3.1 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
| 8.3.2 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 |
| 8.3.3 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 |
| 8.3.4 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 |
| 8.4 对提升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 |
| 8.4.1 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 |
| 8.4.2 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 |
| 8.4.3 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8.4.4 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保障中国粮食安全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共赢草贸易模式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研究数据来源 |
| 1.2.5 技术路线 |
| 1.2.6 主要研究内容 |
| 2 大宗商品、农产品及草产品流通概述 |
| 2.1 大宗商品 |
| 2.1.1 我国大宗商品发展历史 |
| 2.1.2 国外大宗商品发展历史 |
| 2.1.3 我国商品草交易历史 |
| 2.1.4 国外大宗草产品交易 |
| 2.2 大宗商品批发市场交易 |
| 2.3 大宗商品电商交易 |
| 2.4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现货交易 |
| 2.5 期货交易 |
| 2.5.1 国外期货交易发展 |
| 2.5.2 国内期货交易发展 |
| 2.5.3 期货市场的功能 |
| 2.6 农业保险及农业保障 |
| 2.6.1 美国农业保险 |
| 2.6.2 我国农业保险 |
| 2.7 拍卖交易 |
| 2.8 保险+期货 |
| 3 美国农产品交易、草产品交易及主要饲草进口国国际布局 |
| 3.1 美国农产品交易 |
| 3.1.1 合同农业销售 |
| 3.1.2 合作社销售 |
| 3.1.3 现货销售 |
| 3.1.4 期货销售 |
| 3.1.5 美国的农产品仓储及谷物电梯交易 |
| 3.2 美国草产品交易 |
| 3.2.1 美国草产品国内交易 |
| 3.2.2 美国草产品国际贸易 |
| 3.3 饲料饲草大型进口国全球布局 |
| 3.3.1 阿联酋的饲料饲草布局 |
| 3.3.2 日本的饲料饲草布局 |
| 3.3.3 沙特阿拉伯的饲料饲草布局 |
| 4 我国农产品交易、草产品生产交易及我国饲草全球布局 |
| 4.1 农产品现货交易 |
| 4.2 农产品订单交易 |
| 4.3 农产品合作社交易 |
| 4.4 农产品期货交易 |
| 4.5 草产品交易 |
| 4.5.1 草交易现状 |
| 4.5.2 以X牧草公司交易模式发展谈我国草产品交易 |
| 4.6 拍卖交易 |
| 4.7 中国饲草全球布局 |
| 5 我国肉类需求、粮食安全与饲草贸易的关系 |
| 5.1 我国肉类需求 |
| 5.1.1 我国肉类需求产生的原因 |
| 5.1.2 我国肉类需求遇到的问题 |
| 5.2 我国粮食安全到饲料安全 |
| 5.3 依托草产品生产加工及草贸易发展食草型动物养殖 |
| 6 新型牧草交易模式——“保险+期货” |
| 6.1 保险+期货 |
| 6.1.1 开展“保险+期货”交易的必要性 |
| 6.1.2 “保险+期货”可行性 |
| 6.2 “保险+期货”研究进展 |
| 6.3 牧草“保险+期货”交易初探 |
| 6.3.1 牧草“供应链金融+保险+期货”交易模式的构想 |
| 6.3.2 牧草期货品种筛选及可行性实证研究 |
| 6.4 牧草拍卖模式 |
| 7 基于“一带一路”的粮食安全布局 |
| 7.1 中国农业海外投资 |
| 7.2 USDA视角下的中国农业海外投资 |
| 7.3 中欧班列与我国粮食安全布局 |
| 7.4 基于“一带一路”的共赢牧草贸易 |
| 8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创新点 |
| 8.4 研究的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3）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文献评述 |
| 1.2.1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 |
| 1.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 |
| 1.2.3 关于种植业结构评价的研究 |
| 1.2.4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 |
| 1.2.5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研究 |
| 1.3 理论基础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5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数据来源 |
| 1.6.3 技术路线图 |
| 1.7 本论文的学术贡献 |
| 第二章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
|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 |
| 2.1.1 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供给快速增长(1978—1984 年) |
| 2.1.2 粮食供给呈多元化发展(1985-1998 年) |
| 2.1.3 推进农业供给战略性调整(1999-2003 年) |
| 2.1.4 农产品供给全面提升与结构性失衡(2004-2015 年) |
| 2.1.5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2.2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现状及问题 |
| 2.2.1 供求结构性矛盾凸显 |
| 2.2.2 粮食市场竞争力丧失 |
| 2.2.3 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加重 |
| 2.3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内容 |
| 2.3.1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 |
| 2.3.2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演变 |
| 3.1 种植业结构快速调整阶段(1978-1984 年) |
| 3.2 种植业结构缓慢调整阶段(1985-1988 年) |
| 3.3 种植业结构调整徘徊阶段(1989-1998 年) |
| 3.3.1 第一阶段:1989-1993 年全面增长时期 |
| 3.3.2 第二阶段:1994-1998 年波动发展时期 |
| 3.4 种植业结构高速调整阶段(1999-2015 年) |
| 3.4.1 第一阶段:1999-2003 年粮食生产下滑 |
| 3.4.2 第二阶段:2004-2008 年粮食生产持续增长 |
| 3.4.3 第三阶段:2009-2015 年粮食生产超常增长 |
| 3.5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合理性评价 |
| 4.1 种植业结构合理性评价客观依据 |
| 4.2 种植业结构经济效益评价 |
| 4.2.1 种植业投入产出比分析 |
| 4.2.2 种植业结构变动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 |
| 4.2.3 不同作物间比较收益分析 |
| 4.3 种植业结构社会效益评价 |
| 4.3.1 粮食商品率 |
| 4.3.2 粮食进口对外依存度 |
| 4.4 种植业结构生态效益评价 |
| 4.4.1 不同农作制度的使用频率 |
| 4.4.2 化肥施用强度 |
| 4.4.3 秸秆还田率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困境 |
| 5.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市场困境 |
| 5.1.1 国际贸易环境错综复杂 |
| 5.1.2 玉米临储价格政策逆向而行 |
| 5.1.3 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 |
| 5.1.4 农产品收益增长乏力 |
| 5.2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生态困境 |
| 5.2.1 农业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 |
| 5.2.2 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 |
| 5.2.3 非耕地资源滥垦严重 |
| 5.3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技术困境 |
| 5.3.1 优良品种技术研发滞缓 |
| 5.3.2 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不匹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 |
| 6.1 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
| 6.1.1 我国农业资源配置方式分析 |
| 6.1.2 农业资源配置的改革方向 |
| 6.2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 |
| 6.2.1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
| 6.2.2 建立目标价格形成机制 |
| 6.3 粮食市场结构的改革 |
| 6.3.1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
| 6.3.2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改革方向 |
| 6.4 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改革 |
| 6.4.1 农村组织制度的发展现状 |
| 6.4.2 农村组织制度的改革方向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 |
| 7.1 国家粮食安全的价值取向 |
| 7.1.1 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可动摇 |
| 7.1.2 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急需巩固 |
| 7.2 农民种粮合理收入的价值取向 |
| 7.2.1 合理收入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支撑条件 |
| 7.2.2 保证玉米生产的合理收入 |
| 7.2.3 建立合理的作物比较收益结构 |
| 7.3 产业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 |
| 7.3.1 与下游产业结构相适应 |
| 7.3.2 有利于构建下游产业成本竞争优势 |
| 7.4 生态可持续的价值取向 |
| 7.4.1 退出“赤色”产能 |
| 7.4.2 恢复轮作制度 |
| 7.4.3 种地养地结合 |
| 7.4.4 科学施用化肥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 |
| 8.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选择 |
| 8.1.1 坚持粮食主产区应有的结构属性 |
| 8.1.2 积极发展经济作物 |
| 8.1.3 加快开发饲料作物 |
| 8.2 吉林省粮食作物结构调整的方向 |
| 8.2.1 优化玉米内部种植结构 |
| 8.2.2 逐步激发大豆种植活力 |
| 8.2.3 提升优质水稻种植比例 |
| 8.2.4 增加优质杂粮杂豆种植面积 |
| 8.3 吉林省经济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3.1 做强东部特产作物 |
| 8.3.2 做大中部蔬菜作物 |
| 8.3.3 开发西部多种经济作物 |
| 8.4 吉林省饲料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4.1 加快发展青贮玉米 |
| 8.4.2 建设优质牧草基地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研究（191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内容与文章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美国生猪养殖发展背景及历史分期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背景 |
| 第二节 1910-2010年间美国农业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阶段的大致分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1910-1958年间的美国生猪粪污治理 |
| 第一节 1910-1958年间的美国生猪养殖方式 |
| 第二节 牧养方式下的粪污治理观念及政策导向 |
| 第三节 美国早期生猪养殖粪污的资源化利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1959-1971年间的美国生猪粪污治理 |
| 第一节 集约化生猪养殖方式的动因及初期发展 |
| 第二节 观念及法律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粪污治理的具体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1972-1998年间的美国生猪粪污治理 |
| 第一节 集约化养猪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及政策驱动 |
| 第三节 环境正义追求下的生猪养殖粪污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99-2010年代的生猪粪污治理(一) |
| 第一节 生猪养殖的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粪污治理的困境与综合养分管理概念的提出 |
| 第三节 综合养分管理计划与4R养分管理制度 |
| 第四节 综合养分管理的变革措施与管理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1999-2010年代的生猪粪污治理(二) |
| 第一节 环境优先技术的产生及基本规范 |
| 第二节 环境优先技术的升级换代 |
| 第三节 环境优先技术中的无害化处理方法 |
| 第四节 环境优先技术的应用推广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粪污治理百年变迁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资源禀赋与治理范式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与政策导向 |
| 第三节 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驱动 |
| 第四节 市场环境与经济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经验及教训 |
| 第一节 政策制度层面经验总结 |
| 第二节 资源化利用层面经验总结 |
| 第三节 各国/地区生猪养殖粪污治理方式比较 |
| 第四节 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的失败教训 |
| 第九章 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价值取向与道德风险的防范 |
| 第二节 粪污治理方式与环境正义的实现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5）大豆在美国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四、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五、创新及可能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大豆的起源与传播 |
| 一、大豆起源于中国 |
| 二、大豆在世界传播 |
| 第二节 大豆传入美国的背景与路径 |
| 一、大豆传入前的历史背景 |
| 二、大豆传入美国的路径 |
| 第二章 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早期引种和缓慢发展时期(1898年以前) |
| 一、1898年以前的引种 |
| 二、1898年以前的试种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时期(1898年-1969年) |
| 一、生产的迅速发展 |
| 二、主产区的形成 |
| 第三节 波动发展时期(1970年-1995年) |
| 一、生产的起伏波动 |
| 二、主产区的发展 |
| 第四节 稳步发展时期(1996年至今) |
| 一、生产的稳步提高 |
| 二、主产区的现状 |
| 第三章 大豆在美国生产技术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大豆育种与品种资源发展 |
| 一、1898年以前的大豆品种 |
| 二、品种采集与传统育种发展 |
| 三、生物技术与转基因大豆 |
| 第二节 大豆栽培与收获技术的发展 |
| 一、整地 |
| 二、播种 |
| 三、田间管理 |
| 四、收获和贮藏 |
| 第三节 大豆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发展 |
| 一、大豆病害及其防治 |
| 二、大豆虫害及其防治 |
| 第四章 大豆在美国加工利用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大豆利用方式的改变 |
| 一、从大豆制品到牧草作物 |
| 二、从牧草作物到粒用大豆 |
| 第二节 大豆作为牧草作物的利用 |
| 一、青绿饲料 |
| 二、青贮饲料 |
| 三、干草饲料 |
| 四、放牧和肥田 |
| 五、豆粒喂养 |
| 第三节 粒用大豆的加工和利用 |
| 一、大豆加工业的发展 |
| 二、豆油的利用 |
| 三、豆粕的利用 |
| 四、大豆食品 |
| 第五章 大豆在美国组织机构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大豆相关政府机构与高校 |
| 一、美国农业部及相关工作 |
| 二、农业高校及试验推广站 |
| 第二节 大豆相关企业公司 |
| 一、产品加工公司 |
| 二、工业制造公司 |
| 三、作物种子公司 |
| 四、产品贸易公司 |
| 第三节 大豆相关协会组织 |
| 一、美国大豆协会 |
| 二、联合大豆基金会 |
| 三、美国大豆出口协会 |
| 第六章 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大豆与美国自然条件的相互适应 |
| 一、大豆的植物生理特征 |
| 二、大豆适宜美国农业环境 |
| 第二节 大豆相关法案的推动 |
| 一、大豆补贴政策 |
| 二、大豆品种保护政策 |
| 第三节 大豆产业经济利益的驱动 |
| 一、美国国内市场的大豆产业 |
| 二、大豆及其产品的出口贸易 |
| 第四节 大豆相关技术体系的完善 |
| 一、大豆育种技术的发展 |
| 二、大豆种植的机械化 |
| 三、大豆加工技术的进步 |
| 四、大豆运输系统的健全 |
| 第五节 大豆相关组织制度的建设 |
| 一、大豆相关组织体系的构成 |
| 二、大豆相关组织体系的协作 |
| 第七章 美国大豆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中美大豆相对优势地位的转换 |
| 一、中国大豆的历史优势 |
| 二、中美大豆的现代转变 |
| 第二节 相对地位转变的原因分析 |
| 一、生产效率因素 |
| 二、产销体系因素 |
| 三、政策导向因素 |
| 四、消费结构因素 |
| 第三节 中国大豆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一、政策上给予关注和支持 |
| 二、进行大豆生产技术创新 |
| 三、不断完善大豆产业链发展 |
| 四、推进大豆组织与制度优化 |
| 五、发展特色非转基因大豆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的历程、动因与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发达国家农场结构变化相关研究 |
| 二、发展中国家（地区）小农户畜禽散养变迁的研究 |
| 三、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研究 |
| 四、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和研究局限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研究局限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关键概念界定 |
| 一、小农户 |
| 二、生猪散养 |
| 三、小农户散养生猪变迁 |
| 四、小农户生计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农户行为理论 |
| 二、机会成本理论 |
| 三、可持续生计理论 |
| 四、事件史分析理论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小农户生猪散养历程及生计功能变迁 |
|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小农户畜禽散养变迁的一般规律 |
| 第二节 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阶段划分 |
| 一、1978-1995年小农户生猪散养地区间“此消彼长” |
| 二、1996-2000年中西部地区小农户开始退出生猪散养 |
| 三、2001年以来全国小农户加速退出生猪散养 |
| 第三节 小农户生猪散养的生计功能变迁 |
| 一、1978-1995年的生计功能 |
| 二、1996年代中期以来的生计功能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小农户生猪散养地区间“此消彼长”的动因分析(1978-1995年)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一、东部地区小农户退出的理论解释 |
| 二、中西部地区小农户强化的理论解释 |
| 第二节 东部地区小农户退出的动因实证 |
| 一、基于1988年CHIP分县截面数据的检验 |
| 二、基于1988年CHIP农户调查数据的检验 |
| 第三节 中西部地区小农户强化的动因实证 |
| 一、生猪价格上涨对小农户强化生猪影响的检验 |
| 二、粮食增产对小农户强化生猪散养影响的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小农户生猪散养开始全面退出的动因分析(1996-2000年)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一、现有文献的解释 |
| 二、本文的解释 |
| 三、研究推论 |
| 第二节 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一、指标和数据 |
| 二、回归估计 |
| 三、农户退出生猪散养各因素贡献率计算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小农户生猪散养加速全面退出的动因分析(2001年至今)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价格以外相关因素对小农户退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农户类型划分及其退出状况 |
| 二、应用微观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 |
| 第三节 价格波动对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的影响 |
| 一、小农户生猪散养市场参与情况 |
| 二、计量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小农户生猪散养的趋势预测 |
| 第一节 中国生猪散养户占比变化趋势预测 |
| 第二节 特定类型小农户生猪散养的持久性 |
| 一、不同地形区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时空差异 |
| 二、地形条件对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的作用机理 |
| 三、地形条件对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
| 四、地形条件对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中国生猪散养与经济增长符合“倒U型”规律 |
| 二、绝大多数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是历史必然 |
| 三、小农户生猪散养各阶段的特征及其动因各不相同 |
| 四、小农户生猪散养退出速率受地形条件影响较大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以规模化养殖为核心保障城乡居民猪肉供给 |
| 二、建立覆盖城乡的猪肉供应系统 |
| 三、分阶段对特定类型小农户的生猪散养进行指导 |
| 四、以食品安全为指导思想,引导山区小农户生猪散养行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7）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基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相关概念 |
| 1.2.2 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相关概念 |
| 1.2.3 农产品价格风险及其管理的相关概念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 |
| 1.4.2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4.3 随机模拟与仿真研究相结合 |
| 1.5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研究的创新点 |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2.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与价格调控政策的相关文献 |
| 2.1.2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相关文献 |
| 2.1.3 农业保险定价的相关文献 |
| 2.1.4 国内外研究简评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蛛网理论 |
| 2.2.2 农产品风险管理与价格调控的相关理论 |
| 2.2.3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相关理论 |
| 2.2.4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农产品价格风险及“保险+期货”的引出 |
| 3.1 农产品价格风险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
| 3.1.1 农产品价格风险的特征 |
| 3.1.2 农产品价格风险的影响因素 |
| 3.2 农产品价格风险地区差异的VaR度量:以玉米和鸡蛋为例 |
| 3.2.1 农产品价格风险评估模型:历史模拟法与极值理论POT模型 |
| 3.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3.2.3 农产品价格风险地区差异评估的结果与分析 |
| 3.3 中国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的演进 |
| 3.3.1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期货(1990) |
| 3.3.2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价格保险(2011) |
| 3.3.3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期权(2013) |
| 3.3.4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保险+期货”(2015) |
| 3.4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引出:比较优势及可行性 |
| 3.4.1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优势:与期货、期权及价格保险的比较 |
| 3.4.2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可行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比较借鉴 |
| 4.1 美国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1.1 牲畜“价格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1.2 农作物“收入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1.3 牲畜利润保障项目(MPP)的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2 中国农产品“保险+期货”的试点方案与问题 |
| 4.2.1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大连”方案 |
| 4.2.2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北票与法库”方案 |
| 4.2.3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桦川”方案 |
| 4.2.4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重庆”方案 |
| 4.2.5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方案的共同点与问题 |
| 4.3 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的中美比较及借鉴 |
| 4.3.1 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的比较分析 |
| 4.3.2 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中美比较的启示借鉴 |
| 4.4 本章小结 |
| 5.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与总体方案 |
| 5.1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现状及困境 |
| 5.1.1 中国现行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概况 |
| 5.1.2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现状 |
| 5.1.3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面临的主要困境 |
| 5.2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作用分析 |
| 5.2.1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作用的理论逻辑 |
| 5.2.2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可能作用 |
| 5.3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 |
| 5.3.1 作为大宗农产品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补充 |
| 5.3.2 作为大宗农产品现代价格补贴政策的替代 |
| 5.3.3 作为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的重要工具 |
| 5.4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总体方案 |
| 5.4.1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运行机制 |
| 5.4.2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短期与长期方案 |
| 5.4.3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种植、养殖业适用规则及范围 |
| 5.5 本章小结 |
| 6.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
| 6.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 |
| 6.1.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运作模式 |
| 6.1.2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特色 |
| 6.2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期权定价方法 |
| 6.2.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模型的选择: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模型 |
| 6.2.2 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 |
| 6.2.3 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的参数估计:MCMC法 |
| 6.2.4 方差减少技术的Monte Carlo模拟定价 |
| 6.3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法的实证研究:以鸡蛋为例 |
| 6.3.1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3.2 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
| 6.3.3 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核心内容 |
| 6.3.4 鸡蛋“价格保险+期货”的定价结果与分析 |
| 6.4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法的稳健性检验:基于参数法与非参数法 |
| 6.4.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定价的参数法:基于GARCH类模型 |
| 6.4.2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定价的非参数法:核密度估计 |
| 6.4.3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三类定价方法的比较 |
| 6.5 本章小结 |
| 7.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
| 7.1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 |
| 7.1.1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基本运作模式 |
| 7.1.2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具体内容 |
| 7.1.3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特色 |
| 7.2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定价模型 |
| 7.2.1 农产品价格与单产风险相关性测度的Copula函数 |
| 7.2.2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费率测算过程 |
| 7.3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定价的实证研究:以玉米为例 |
| 7.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3.2 玉米单产与价格风险分布模型的选择 |
| 7.3.3 玉米单产与价格风险联合分布的选择 |
| 7.3.4 玉米“收入保险+期货”的定价结果与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8）TS饲料公司销售团队薪酬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薪酬文献综述 |
| 2.2 国内薪酬文献综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TS饲料公司销售团队薪酬体系情况 |
| 3.1 TS公司的基本情况 |
| 3.1.1 公司简介 |
| 3.1.2 TS饲料公司组织架构 |
| 3.1.3 TS饲料公司销售人力资源情况 |
| 3.2 TS饲料公司的销售团队薪酬体系现状 |
| 3.2.1 TS公司销售部团队薪酬的一次分配 |
| 3.2.2 TS公司销售绩效薪酬的内部二次分配 |
| 3.3 薪酬体系满意度调查 |
| 3.3.1 薪酬水平满意度 |
| 3.3.2 薪酬结构满意度 |
| 3.3.3 薪酬制度公开满意度 |
| 3.4 TS公司销售团队薪酬体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TS饲料公司销售团队薪酬体系优化方案 |
| 4.1 薪酬体系优化方案的目标及原则 |
| 4.1.1 明确薪酬体系优化方案设计的目标 |
| 4.1.2 销售团队薪酬体系优化原则 |
| 4.2 销售团队绩效薪酬体系人力资本投资路径设计 |
| 4.2.1 确认适合加入人力资本投资薪酬体系的业绩变量 |
| 4.2.2 确认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贴现率 |
| 4.3 人力资本投资回报财务模式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薪酬体系优化方案的效果评价 |
| 5.1 与企业战略的一致性 |
| 5.1.1 与企业战略的方向一致性 |
| 5.1.2 与企业战略的时间一致性 |
| 5.1.3 与企业战略的作用一致性 |
| 5.2 薪酬结构的差异性 |
| 5.2.1 不同工作项的价值评价的差异性 |
| 5.2.2 销售员工薪酬结构的差异性 |
| 5.3 能否为企业增加价值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结论 |
| 6.2 实施薪酬体系优化研究的阻力分析 |
| 6.2.1 企业的财务压力 |
| 6.2.2 销售团队阻力 |
| 6.2.3 行业大环境限制 |
| 6.2.4 公司产能限制 |
| 6.3 需深入研究的方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产业链视角下中国猪肉价格波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猪肉价格波动周期研究 |
| 1.4.2 猪肉价格波动原因 |
| 1.4.3 生猪产业链价格传导波动 |
| 1.4.4 猪肉非对称价格传导的相关研究 |
| 1.4.5 生猪生产支持政策对猪肉价格的影响 |
| 1.5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1.5.4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之处 |
| 2 农业产业链价格理论与分析框架 |
| 2.1 价格机制理论基础 |
| 2.1.1 劳动价值论 |
| 2.1.2 均衡价格理论 |
| 2.1.3 不完全竞争价格理论 |
| 2.1.4 信息经济学理论 |
| 2.2 理论分析框架 |
| 2.2.1 产业链理论 |
| 2.2.2 农业产业链 |
| 2.2.3 生猪产业链 |
| 2.2.4 产业链中价格波动与增值机制 |
| 2.2.5 研究界定及分析框架 |
| 3 中国猪肉价格波动特征分析 |
| 3.1 中国猪肉价格波动特点 |
| 3.1.1 中国猪肉价格长期波动特点 |
| 3.1.2 加入WTO后中国猪肉价格波动特点 |
| 3.2 基于时间序列分解的猪肉价格波动规律分析 |
| 3.2.1 TRAMO/SEATS季节调整方法 |
| 3.2.2 数据来源与分析 |
| 3.3 基于H-P滤波的中国猪肉价格波动周期测定 |
| 3.3.1 研究方法 |
| 3.3.2 H-P滤波法结果测定 |
| 3.3.3 基于国际比较的猪肉价格波动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生猪产业链价格波动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模型 |
| 4.1 猪肉价格波动机制及各环节关键因素分析 |
| 4.1.1 猪肉价格波动机制分析 |
| 4.1.2 影响猪肉价格的需求因素 |
| 4.1.3 影响猪肉价格的供给因素 |
| 4.2 猪肉价格波动系统建模 |
| 4.2.1 猪肉价格波动系统的假设界定 |
| 4.2.2 猪肉价格波动的系统结构分析 |
| 4.2.3 猪肉价格形成模型建立以及指标解释 |
| 4.3 猪肉价格波动的系统动力学仿真与对策分析 |
| 4.3.1 需求模拟与分析 |
| 4.3.2 供给模拟与分析 |
| 4.3.3 猪肉价格模拟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育种环节对生猪产业链价格波动的影响 |
| 5.1 能繁母猪存栏量对生猪价格的影响分析 |
| 5.1.1 能繁母猪的内在周期 |
| 5.1.2 实证分析 |
| 5.2 能繁母猪补贴效率分析及政策评价 |
| 5.2.1 实证研究理论与模型 |
| 5.2.2 能繁母猪补贴政策实施前后中国生猪生产效率变化分析 |
| 5.2.3 中国能繁母猪补贴政策对生产效率变动的影响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养殖环节对生猪产业链价格波动的影响 |
| 6.1 生猪、饲料生产波动与价格波动 |
| 6.1.1 生猪生产波动 |
| 6.1.2 饲料生产波动 |
| 6.1.3 饲料原料、饲料及生猪价格波动 |
| 6.2 养殖环节价格引导关系分析 |
| 6.2.1 价格序列平稳性检验 |
| 6.2.2 协整检验 |
| 6.2.3 价格序列短期关系方程 |
| 6.2.4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6.3 养殖环节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
| 6.3.1 模型与估计结果 |
| 6.3.2 生猪养殖环节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屠宰环节对生猪产业链价格波动的影响 |
| 7.1 生猪产业链各环节收益分析 |
| 7.1.1 养殖环节收益分析 |
| 7.1.2 屠宰环节收益分析 |
| 7.1.3 零售环节收益分析 |
| 7.1.4 生猪产业链各环节收益调研分析 |
| 7.2 屠宰环节猪肉价格不对称传导实证分析 |
| 7.2.1 研究方法 |
| 7.2.2 数据说明 |
| 7.2.3 实证分析 |
| 7.2.4 价格非对称传导原因分析 |
| 7.3 市场信息对屠宰环节价格波动的影响 |
| 7.3.1 市场信息对猪肉价格波动的作用机制 |
| 7.3.2 实证分析 |
| 7.3.3 屠宰价格对信息的非对称效应曲线及解释 |
| 7.4 本章小结 |
| 8 国际市场对生猪产业链价格波动的影响 |
| 8.1 全球猪肉及生猪贸易变化分析 |
| 8.1.1 全球猪肉及生猪生产和消费变化分析 |
| 8.1.2 全球猪肉及生猪贸易变化分析 |
| 8.2 加入WTO以后中国生猪和猪肉贸易构成变化分析 |
| 8.2.1 中国生猪贸易变化分析 |
| 8.2.2 中国猪肉贸易变化分析 |
| 8.2.3 中国加工猪肉贸易变化分析 |
| 8.2.4 小结 |
| 8.3 国际猪肉市场价格与中国猪肉市场价格的影响关系分析 |
| 8.3.1 中国猪肉市场价格与进口价格倒挂现象分析 |
| 8.3.2 国际猪肉市场价格与中国猪肉市场价格的影响关系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9 中美生猪产业链价格波动对比研究 |
| 9.1 美国生猪养殖业波动分析 |
| 9.1.1 美国生猪养殖变动趋势 |
| 9.1.2 美国生猪存栏结构波动分析 |
| 9.1.3 美国生猪出栏率及死亡率变动分析 |
| 9.2 美国生猪产业链价格及效益波动分析 |
| 9.2.1 美国生猪价格波动分析 |
| 9.2.2 美国猪粮比价波动分析 |
| 9.2.3 美国生猪生产成本收益变动分析 |
| 9.3 美国产业链生产组织模式及利益分配对波动的影响 |
| 9.3.1 美国产业链生产规模化程度变化 |
| 9.3.2 美国产业链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及对波动的影响 |
| 9.3.3 美国生猪产业链利益分配 |
| 9.4 美国期货对生猪价格的影响 |
| 9.4.1 数据及分析说明 |
| 9.4.2 美国生猪价格与期货价格影响关系分析 |
| 9.5 本章小结 |
| 10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10.3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的现状及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对照缩略词表(Abbreviations)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背景 |
| 1.1.2 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的影响 |
| 1.1.3 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的现状 |
| 1.1.4 我国兽用抗菌药物发展现状 |
| 1.1.5 我国兽用抗菌药物生产情况 |
| 1.1.6 我国兽用抗菌药物经营情况 |
| 1.1.7 我国兽用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 |
| 1.2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选题意义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现状分析 |
| 2.1 我国人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现状 |
| 2.1.1 中国细菌耐药性监测协助组(CHINET) |
| 2.1.2 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Mohnarin) |
| 2.1.3 相关管理制度和规定 |
| 2.2 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管理现状 |
| 2.2.1 组织机构 |
| 2.2.2 监测和检测机构 |
| 2.2.3 耐药性监测计划 |
| 2.2.4 监测的细菌和药物类型 |
| 2.2.5 工作流程 |
| 2.3 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管理相关规定 |
| 2.3.1 法律依据 |
| 2.3.2 标准和技术规范 |
| 2.3.3 农业部令及公告 |
| 2.4 2008～2014年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状况分析 |
| 2.4.1 我国动物源沙门氏菌耐药状况分析 |
| 2.4.2 我国动物源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状况分析 |
| 2.4.3 我国动物源大肠杆菌耐药状况分析 |
| 2.4.4 2014年不同细菌多重耐药状况分析 |
| 2.5 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中存在的问题 |
| 2.5.1 监测管理职责不明确 |
| 2.5.2 缺乏相关法规制度 |
| 2.5.3 兽用抗菌药物管理不严格 |
| 2.5.4 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不全面 |
| 2.5.5 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数据运用不够 |
| 2.5.6 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经费不足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国外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现状分析 |
| 3.1 丹麦 |
| 3.1.1 丹麦抗菌药物耐药性监测国家系统 |
| 3.1.2 耐药性监测的细菌及动物 |
| 3.1.3 细菌耐药性监测结果 |
| 3.2 美国 |
| 3.2.1 国家抗菌药物耐药性监测系统 |
| 3.2.2 细菌耐药性管理机构 |
| 3.2.3 细菌耐药性监测结果 |
| 3.3 韩国 |
| 3.3.1 韩国国家抗菌药物耐药性计划 |
| 3.3.2 韩国国家抗菌药物耐药性监测 |
| 3.3.3 细菌耐药性管理机构 |
| 3.4 澳大利亚 |
| 3.4.1 细菌耐药性管理机构 |
| 3.4.2. 成立耐药性管理委员会 |
| 3.4.3 澳大利亚农药与兽药管理局耐药性的管理 |
| 3.4.4 其他细菌耐药性监测相关机构和系统 |
| 3.5 加拿大 |
| 3.5.1 加拿大抗菌药物细菌耐药性整合监测计划(CIPARS) |
| 3.5.2 细菌耐药性管理机构 |
| 3.5.3 成立细菌耐药性管理委员会 |
| 3.6 英国 |
| 3.6.1 细菌耐药性管理机构 |
| 3.6.2 细菌耐药性监测状况 |
| 3.7 德国 |
| 3.7.1 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BfR) |
| 3.7.2 联邦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局(BfR) |
| 3.8 日本 |
| 3.8.1 兽用抗菌药物耐药性监控系统的建立背景及目标 |
| 3.8.2 兽用抗菌药物耐药性监控系统的职责框架 |
| 3.9 其他国家情况 |
| 3.10 欧盟耐药性管理及监测状况 |
| 3.10.1 细菌耐药性管理机构 |
| 3.10.2 细菌耐药性管理工作组 |
| 3.10.3 细菌耐药性监测结果 |
| 3.10.4 欧洲反抗生素耐药性行动计划 |
| 3.11 国际组织针对抗菌药物耐药性管理相关工作 |
| 3.12 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外细菌耐药性监测比较分析 |
| 4.1 管理机构及监测体系比较 |
| 4.2 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数据与丹麦和美国的比较 |
| 4.2.1 2012年丹麦监测数据和我国的比较 |
| 4.2.2 2010年美国监测数据与我国的比较 |
| 4.2.3 2008-2013年丹麦和美国部分监测数据与我国的比较分析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的趋势及建议 |
| 5.1 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的优化建议 |
| 5.1.1 建立健全耐药性监测法规制度 |
| 5.1.2 落实管理和监测职能 |
| 5.1.3 成立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专家委员会 |
| 5.1.4 建立全国耐药性监测网络 |
| 5.1.5 科学制定监测计划 |
| 5.1.6 正确运用监测结果 |
| 5.1.7 保证工作经费 |
| 5.2 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的发展趋势 |
| 5.2.1 开展兽用抗菌药物使用监测 |
| 5.2.2 开展细菌耐药性风险评估 |
| 5.2.3 实施耐药性管理战略规划 |
| 5.2.4 建立国家动物源细菌耐药性菌种库 |
| 5.2.5 统筹全国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 |
| 5.3 其他强化措施 |
| 5.3.1 提高监测检验的能力和技术水平 |
| 5.3.2 规范我国兽用抗菌药物的生产经营 |
| 5.3.3 规范我国兽用抗菌药物使用管理 |
| 5.3.4 强化耐药性宣传教育工作 |
| 5.3.5 加大新型兽药研发力度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创新 |
| 6.1 结论 |
| 6.2 创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四、2001年美国饲料销售及分布状况（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孙彤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2]保障中国粮食安全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共赢草贸易模式探究[D]. 齐智鑫.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9(08)
- [3]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D]. 赵悦.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4]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研究（1910-2010）[D]. 周杰灵.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5]大豆在美国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D]. 石慧.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2)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的历程、动因与趋势[D]. 阮冬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7]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基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D]. 李亚茹.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
- [8]TS饲料公司销售团队薪酬体系优化研究[D]. 祝辉明. 苏州大学, 2018(04)
- [9]产业链视角下中国猪肉价格波动机制研究[D]. 白华艳. 华南农业大学, 2018(08)
- [10]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的现状及趋势[D]. 马苏. 中国农业大学,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