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忧伤与沧桑感与逃避现实的精神交织——元末明初诗人的心理研究

一、沧桑感和避世心交织出的心灵悲吟 元末明初词人心态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蒋莹^[1]（2018）在《元代中后期道教词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元时期,是道教大放异彩的时期,道教的发展影响着当时文人的创作,同时,也出现了大批道教中人进行文学创作。所谓“道教词人”,指的是有词作存世且身份为道士的人群,道教词的写作也成为金元词史上的独特现象。进入元代中后期,道教中人进行词体写作的热情减退,道教词人数量及其词作数量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词作风貌相较金元之际的道教词亦有所变化,值得思考与研究。元代道教在发展中有南北之流别,北方以全真道为代表,南方则以正一道为代表,其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消长关系,元代中后期道教词人道派信仰的转变正好能反映出这一趋势。此外,元代中后期为数不多的道教词人,籍贯与活动范围大多集中于江南地区,他们交游广泛,且积极参与文人雅集,在身份上体现出了道人和文士兼备的共性。他们以道人之手写就文士之词,丰富了传统的道教词内容,且词作内容由金元之际的“传教是务”转变为元代中后期的“情志是写”。另外,他们对山水意象的使用以及选择体例的选择,也与金元之际的道教词人不同。两者词作的差异还体现在与当日词坛的关系,金元之际的道教词丰富了词史,而元代中后期的道教词,可视作当日词坛的代表,文学价值更甚,可以藉此窥见元代中后期词坛的整体风貌。元代中后期的道教词人词作,不仅体现着道教与文学的关联,而且元代道教的发展变化、释道与文人的交游、元词的风貌,都在元代中后期道教词人词作的研究中得到更为清晰的呈现。

曹仪敏^[2]（2017）在《谢应芳诗歌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谢应芳,元末明初的诗人、词人、理学家。横跨元、明两代的特殊时代背景以及理学家的学术背景,使得他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与承平时代诗人迥异的作品内容和艺术特点。这两个角度都有值得详细考察的价值,是本文的研究重点。谢应芳出生于曾经显赫的望族,良好的文化教养和成长环境使得忧国忧民的情怀根植于心;而易代的时代环境更加使得谢应芳的诗作摆脱了简单摹山拟水的桎梏,显示出心忧天下的情怀。身为理学名士,谢应芳导善之志不衰,在创作中自觉观照现实。这样的身世及创作背景,反映在诗歌内容上,是对道义性理的大声呼唤、有情岁月的深情表达、直面现实的勇敢担当;整体呈现出“雅丽蕴藉,别有意趣”、“严于法度,荟萃经史”以及“慕陶追杜,实近韦柳”的艺术特点。谢应芳身处江山易主、天下板荡之际,其诗作是对元末社会的真实记录,因此对谢诗的研究是对元代文学研究的补充和完善。此外,谢应芳一生颠沛流离,与文士、官吏、方外之人皆有唱和之作,通过对这类唱和诗作的分析,可以深入探究易代诗人群体的创作心态,进而透视其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本文致力于通过谢应芳的个案研究来窥探元末明初的诗人创作群体,丰富元末诗人研究的内容,扩大元末诗人研究的广度。

张慧^[3]（2017）在《《元音遗响》研究》文中指出《元音遗响》十卷为元末明初胡布、刘绍、张达三人的诗集,作为江西建昌路的遗民诗人群体,他们的诗歌反映了易代之际文人的政治态度与内心世界,也和元末明初的诗坛风尚有一定的关系。第一章,《元音遗响》作者的生平考和交游考。通过地方志和其他史料资料了解胡布、刘绍等人在元、明时期的活动轨迹,胡布曾随军出征入闽,后在张士诚幕府中做“军咨”,入明后归隐家乡,而刘绍也曾随军入闽,后出佐汝南王幕府,入明后出任过国子监助教,张达曾于年少时外出游历,曾到达过济南、南京等地。胡布等人多与隐士交往,虽然也同官员交往,但所交往官员的品级较低。胡布相比其他两人交游更为广泛,除隐士、官员外还多与道士、僧人交往。第二章,通过对诗歌内容的分析,其诗歌创作特点如下:一是创作了大量表现隐逸情怀的诗歌,通过分析三人对历来隐士的不同态度,了解到胡布是三者中遗民色彩最重的诗人,而刘绍、张达相对对明朝的接受程度较高;二是在理学氛围深厚的江西,封建纲常思想根深蒂固,他们无法以身殉元,内心实痛苦挣扎,所以对孝子、烈妇格外的欣赏;三是在动乱之际,他们更加注重自身道德的践履与完善,借梅兰竹菊的君子品格抒发对高洁志向的追求。第三章,将其诗歌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分析浙西“铁崖体”诗歌对胡布等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其相同点主要体现在诗歌体裁和题材的选择上,表现为多作古体诗,其不同点主要体现在诗歌风格上,相比杨维桢的奇异险怪,他们的诗风更为平和雅正。

彭曙蓉^[4]（2016）在《论元末行旅避难与流寓词的存史意识与词史价值》文中研究表明以词感事、纪实、存史的历史传统,深远地影响到元末明初词人的创作及行旅避难和流寓词的产生。这两类词的词序与内容,往往在纪事写实中体现出鲜明的存史意识和感事伤世的怀抱,共同呈现为一部个人流亡史、士人心灵变迁史与元末社会生活史相交织的词史。其词史价值,可主要总结为三点:词体变通、题材嬗变与开拓词境;以词证史、词史互补;战争景象词所蕴藏的词人忠于元室的政治立场与迷惘矛盾的情感态度。

董继兵^[5]（2016）在《晚清战争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中国,内外交困、战火频仍,频繁的战争冲突,不仅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与伤痛,更引起许多有识之士和爱国志士纷纷走向“救亡图存”的抗战救国之路。生长于这一时期的词人,由于政治环境的急剧恶化和内外战争的长年摧残,纷纷用“词”这种心灵的载体,细腻而深沉地表达着自己对国家的热爱、对时局的关切、对战争的思考,向后世展示着他们当时那种迷茫、彷徨、流离失所、无力回大的心情,这也促成了晚清战争词创作的繁荣。本文根据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词学资料,梳理晚清战争词百年的创作轨迹与辉煌实绩,力图脉络清晰地展现晚清战争词的历史演变过程,并深入考察其独特的“词史”价值与艺术成就。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第一章通过检索一些晚清词集汇编资料和史料文献,特别是相关的词话、词集汇编、词选本和清代人物传记资料等,按词人的姓名、生卒年、籍贯、科举、仕履、词集等项,整理出晚清战争词作者简况表。再结合词人的出生时间、区域分布、社会阶层等方面的统计与分析,来具体探讨晚清战争词作者的分布与构成情况,分析晚清战争词作者的主要阶层类型与艺术倾向表现等。第二、三章围绕晚清一些重大的战争事件,主要有政局动荡的嘉道前期、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血火纷飞的太平天国战乱、战火依然的同光中兴、惨烈悲壮的甲午战争、劫难深重的庚子国变、艰难前行的清末革命等七个专题,力求从战争词创作的角度来还原这些战争的真实面貌,并结合一些重要词人与词作的分析,认真梳理晚清战争词百余年的主要轨迹与发展脉络,归纳每个阶段战争词创作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第四章,结合晚清战争的不同性质与战争词创作的实际,主要分为反抗列强侵略战争与爱国主义的高扬、平定内部叛乱战争与政治秩序的维护、资产阶级革命战争与民主革命的号召等三种类型,来具体探讨每种类型战争词中的重要主题和价值取向,以及所呈现出的独特面貌。第五章是从艺术分析的层面,按照“词亦有史”的创作意识、蕴涵丰富的意象建构、“比兴寄托”的艺术手法、以“悲”为主的艺术风格等四个方而,来重点归纳晚清战争词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特质,努力发掘晚清战争词作的艺术魅力。

李茜茜^[6]（2014）在《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体研究》文中指出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主要由玉山文人群和北郭文人群组成,这两大文人群先后兴起于元末至正八年（1348）和至正十一年（1351）。其中,玉山雅集于至正二十年（1360）趋向衰歇,而北郭文人群的交往一直持续入明。元末明初的吴中地区是一个极其重视个体精神自由的地区,与此同时,吴中文人群的思想和创作皆表现出他们注重个体情性自适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界并未将此两大群体作为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的共同组成部分,忽略了此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此二者的诗作皆具有情性自适的创作趋向,同时亦表现了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所经历的雅集性质由“娱乐性”到“文学性”,雅集方式由形式上的精神追慕到内心世界的艺术研磨的发展路径。在诗论主张方面,以高启为代表的北郭文人群着重强调的以唐诗作为主要宗法对象的诗论主张,事实上开启了明代改革柔靡诗风的先声,而北郭文人群注重诗歌创作中情性自适的表达,亦使其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艺术的品味。尤其是高启所主张的“兼师众长,随事摹拟”是从性灵和格调两方面对诗歌提出的要求。在思想方面,玉山文人和北郭文人皆以个体情性自适作为其人生的精神趋向,玉山文人群的成员身份各异,顾瑛主凭借其雄厚的财力一手打造了文人倾慕的精神家园,而北郭文人群的思想世界涉及儒、释、道三方面内容,是一个思想矛盾的结合体。在诗歌创作方面,玉山文人和北郭文人皆因时局朝代的更替而表现出或对现实的逃避,或对当局的指斥,或对仕途的热情,或对隐逸的向往等。无论是何种诗风,皆体现了元末明初吴中文人注重于诗歌创作中表现情性自适的精神趋向,以及身处朝代更替之际难以避免的时代尴尬性。第一章介绍吴中文人群概况,即吴中文人群的界定、吴中地域人文概况及吴中文人群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其中,第一节主要根据史料梳理了“吴中”这一称谓的由来,并厘清了元末明初时它所指的具体范围。接着,分析了不能够将元末明初吴中文人视为“流派”,而是“文人群”的原因,并重新解释了对于“吴派”、或“吴中派”的理解。基于上述结论,结合相关史料,如《列朝诗集小传》、《明诗纪事》、《草堂雅集》、《玉山名胜集》等整理出160余位吴中文人。同时,认为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主要由玉山雅集和“北郭十友”两大文人群体组成,其中玉山雅集以顾瑛作为实质主持人,“北郭十友”以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为杰出代表。第二节分析了吴中的地域人文概况,经济、政治因素与吴中文人的人生趋向和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第二章分析玉山雅集的酬唱概况。主要考察玉山雅集的精神领袖和实质主持人、酬唱概况及活动内容。第一节指出杨维祯作为玉山雅集酬唱的精神领袖,他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崛起和发展阶段的古乐府运动,亦带来其重视情性的精神旨趣；顾瑛的个人性格、思想、家世等方面得天独厚的特点使之成为雅集的实质主持人。第二节通过对玉山文人身份的多元化、雅集场所的精致高雅、雅集的高频率、唱和诗作流传的完整的书写,体现了玉山雅集的鼎盛；同时,本节以元末玉山雅集的活动时间为线索,将其发展路径分为兴起、鼎盛、衰歇三个阶段,初步梳理玉山雅集的兴衰过程,并对其中部分的雅集时间作出修正。第三节针对玉山雅集的繁盛状况,分析其主要活动内容,如诗歌酬唱、书画音乐等。第三章论述顾瑛的思想、诗歌创作。第一节通过分析顾瑛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揭示其思想深处始终不变的本真情怀。玉山雅集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分析顾瑛对元朝、张吴、朱明三个政权的态度,可以把握到其思想轨迹的演变历程,及玉山雅集最终趋向衰歇的政治因素。同时,顾瑛为了保持个体情性自适,对于释、道亦是兼收并容。可以说,无论顾瑛对于当时变化多端的政局是持有支持,或拒绝征辟的态度,对于释道所倡导的精神世界是如何真诚地追慕,其思想世界中始终不变的是他的本真情怀。第二节分析了顾瑛诗歌的三种风格,即清绝冲淡、纤裱柔靡、悲悯质实,同时着力探讨顾诗中耽于享乐、令人诟病之处的原因,指出这是顾瑛的人生理想遭遇现实的阻隔,自觉远离外部世界的精神保护方式。第四章通过零星史料的爬梳,分析玉山文人与北郭文人之间隐秘的交谊,北郭文人们在古乐府创作和诗歌创作上对玉山文人的接受和批评,从而说明在元末明初吴中文化圈内,各个文人群体之间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交融、流动的过程。而不同文人群体之间的交谊,并由一个文人群体转移至另一个文人群体的行为,如周砥、杨基等与玉山文人和北郭文人皆有往来,恰恰说明了元末明初吴中文学的兴变历程,即由对外在形式的追慕到内心艺术的研磨。但是,贯穿始终的仍是吴中文人们不断地追求实现情性自适的最佳途径。第五章分析北郭文人群的酬唱活动。第一节厘清两个问题,即北郭唱和成员之名的由来和未能将北郭文人视为“流派”的原因。根据相关史料梳理,认为北郭文人群的唱和成员之名先后经历了“十友”、“十才子”、“北郭十友”及“北郭十子”的发展路径,其中隐含了对前贤雅集精神的追慕。“北郭十友”因缺少统一的诗歌理论、艺术风貌及文学盟主,不能够被视为文学流派。第二节通过梳理零散的史料,论述元末和明初两个阶段北郭文人的酬唱活动。认为元末北郭酬唱活动的兴起是逐渐兴盛发展的过程,考证其兴起时间约为至正十一年（1351）及其之后的几年之内,并主要基于西园雅集、绿水园雅集、张羽宅赏月、鹤瓢山房等雅集活动展开阐述。明初北郭酬唱活动虽渐趋衰歇,但却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以精神的契合作为其交流的根本。第三节分析了北郭文人思想的矛盾性,即儒家仕进情怀和山林隐逸思致,指出这是北郭文人保持个体精神独立、情性自适的有效途径。同时,亦分析了北郭文人犹宗唐诗的诗学主张,认为他们所努力宗法的盛唐诗歌实已开启了明代改革柔靡诗风的先声,而以高启为首的北郭文人群对个体情性自适的重视,实已令其诗作具有了性灵的色彩。第六章阐释高启的思想历程、诗论主张和诗歌创作。第一节主要基于高启少年时期、张士诚据吴时期、朱明王朝时期三个不同阶段的人生选择考察其思想演变历程,探讨其根本的人生价值取向,认为高启的肯定自我,重视个体精神的个性注定了他不能够实现其儒家仕进理想,惟有在逍遥无拘的生活中方能获得精神的超逸。第二节从兼师众长、随事摹拟,格、意、趣,以情性为主导精神等三方面分析高启的诗论主张,认为高启在兼师众长、随事摹拟的基础上,以格、意、趣作为其艺术创作的追求,将情性的真实抒发自觉地融入诗歌的创作之中,实已具有独立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元末纤秾诗风。第三节集中探讨以下三种高启的诗歌风格,即风人激刺、沉郁幽远,浪漫诡奇、雄健骋辞,清丽隽永、思致清远。指出高启的诗作或控诉当局,或抒写怀抱,或描写景致等,皆无一例外地表现了其内心的真实的精神趋向和情感需求。第七章分析杨基、张羽、徐贲等北郭文人的诗歌创作。第一节论述了杨基的诗歌题材取向和艺术特色,关于其生平经历,由于史料所载略微存在差异,故对之作初步的梳理。同时,分析杨诗尤其重视个体情性的自然解放,认为杨诗之纤秾色彩部分原因来自其个体情感的充分抒发,从而令其诗有纵情之嫌,被认为有纤裱的创作趋向。第二节分析张羽的三种不同体制的诗风,即歌行雄放、音节谐畅,五古的低昂婉转、沉雅质实,及部分律诗和绝句中的诗作。第三节分析徐贲的诗歌创作,并根据相关史料,整理出其他北郭文人的生卒、经历、着述及相关评价。结语从横向和纵向的不同角度,将元末明初吴中文人与同时期的浙东文人、闽中文人、江右文人、岭南文人,与明代文学史上的几个重要诗歌流派,如“吴中四才子”、前后七子、唐宋派的唐顺之及“童心说”的倡导者李贽等相比较,以凸显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体的文学史地位。

时晨^[7]（2013）在《贝琼诗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贝琼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一位着名文人,其作品诗、文、词、赋诸体兼备,质量俱臻上乘。在杨维桢“铁门”的众多弟子当中,贝琼是卓有成就的一位。本文主要以他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兼及其生平与思想心态。论文首先从家世、生平、交游诸方面向读者介绍了贝琼其人,确定了其生年为1312年,卒于1378或1379年,并落实了史料中所记载的贝琼“领乡荐”的具体年代,厘清了其生平经历及与杨维桢、张昌、邵氏父子诸人的交游情况。论文将贝琼的文章创作划分为避乱吴越、两赴金陵和分教中都三个时期,在论述中凸显了三个时期之间的差异。这一差异在入明前后主要体现为表现力的退化和情感的收敛,反映了明初官方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干预。贝琼入明后的创作部分地顺从了统治者在文学领域的要求,预修《元史》的经历和太学儒师的身份认同使得他在思想产生了一些变化,阐圣辅教和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文辞在他出仕明朝之后明显增加。最能够反映他在明初对统治者的迎合态度的,是其在明初所阐述的文章思想、对元末时期自己的思想、行为所持的批判态度,以及所表现出的“痛改前非”的决绝姿态。但是即便如此,他在中都凤阳创作的一些文章,仍然充满了对元末游宴生活的怀念之情,在那些文章里,贝琼曾经清雅细腻的文笔又复活了。贝琼虽然曾追随杨维桢创作“瑰诡奇绝”的古乐府,但于瑰奇诗风之外,他更加欣赏的乃是以虞集、欧阳玄等人为代表的元代中期的“大雅之音”。究其原由,除了二人在个性性格、学养根基方面的差异之外,还因为贝琼曾经受到论诗较为传统持正的贡师泰之指点,后者是元末着名儒臣,在当时的吴越地区亦颇有影响力。概括贝琼论诗之要旨,就是于瑰奇之外,别尚大雅之音。这两个互有矛盾的倾向统一在贝琼的诗歌思想之中。作为其内在逻辑的,乃是对整个元诗成就的高度肯定。与其宗尚“大雅之音”一脉相承,贝琼论诗标举“性情之正”。在“性情之正”思想的束缚之下,贝琼一些诗歌所体现出来的想象力及其所蕴情感的激烈程度,实不如乃师杨铁崖。但是,诗人对于诗歌思想的论述与其创作实际,常有不尽相符的现象。在贝琼的诗歌中,亦有很多不符合“性情之正”的内容。贝琼诗歌的主题取向,集中在丧乱纪怀、隐逸志趣、离合悲欢三个方面。其诗歌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表现出对个体情感的关注、对自我的珍视和对个性的尊崇。贝琼诗歌的情感内容以自我为中心,呈现出私人化的趋势,体现了贝琼的诗歌创作已经融入了元末明初以杨维桢“铁崖体”为代表的吟咏情性、尊崇自我的文学潮流之中。作为处在中国诗歌史末段的元代晚期诗人,贝琼的诗歌创作不可避免显示出较多地师法和模仿前人的痕迹,但在诗歌的思想和情感内容方面仍然不乏时代感和新意。贝琼的诗风尽力向平易流畅和瑰丽雄奇两端伸展,形成了较为宽阔的艺术空间,呈现出多变的风姿。另外,贝琼的词、赋创作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赋以情为本,是在元中后期辞赋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创作；清江词与他的诗歌一样,主要亦以抒发隐逸情怀、感慨人生淹蹇为主,体现了贝琼视词与诗为一体,以诗为词的创作思想。在结构和表现手法上承接宋元余绪,保持了词体规矩不隳。

阴玥^[8]（2013）在《瞿佑词研究》文中指出瞿佑是元末明初的重要文学家，着作繁富，集诗人、词人、小说家于一身。他一生坎坷，从早年的随父漂泊到中年的仕途坎坷，在晚年又被罪入锦衣狱而后编管西北，在八十三岁高龄才得以释回北京。其人生的起落也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目前学界虽然有不少研究论文涉及到他，但大多集中于其小说《剪灯新话》，而专注其词作研究的论文只有一篇。本文试图从瞿佑词的创作实际出发，在明代给予瞿佑相对准确的词坛定位。本文第一章结合不同的历史及文化背景，将瞿佑的创作心态根据其人生经历的重要转折为划分，使其不同时期的心态更加明晰和丰富。第二章侧重于瞿佑词创作内容探析。从瞿佑现存词作的文本内容入手，分为交游词、闺情词、记游词、抒怀词、咏物词五类，并对每一类词作重点的分析和研究，进而总结其不同词作的内容。第三章研究瞿佑词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笔法。明确其秾艳丽逸、清新婉转、慷慨超旷、凄清愁郁的词作风貌；在创作笔法上分别从以曲为词和以小说笔法入词这两方面进行了归纳概括。第四章研究瞿佑与明代词坛。把明代初期词坛和明中后期词坛具代表性的词人与瞿佑进行个案比较，更好地认识瞿佑词的艺术个性，进一步探明瞿词独特之处以及对明中后期词的曲化的影响。

纪晓华^[9]（2011）在《历代帝王对词体的文化参与及其形象被塑》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自帝王之治形成,便显现出帝王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与规范作用,皇权的张驰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文学的个性和自由度。作为封建政治的核心力量,帝王将政治触角延伸到社会文化、文学特别是诗学领域中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参与,文人不能不受其影响。当然,帝王对词体的“文事之举”强势影响到中国文人和作品的同时,他们自身的形象和心迹亦被文人词及民间词所关怀、所塑造,这些体现在帝王的诗词作品、其与文学相关的行为举措以及文人词对于帝王心与迹的理解和趋避描写中。首先应明确的是,帝王个人的喜好与对词的认知会影响到身边文人甚至整个词坛的发展走向。自唐至清,每朝的帝王对词体的兴趣各有不同,唐五代两宋君主对词体的重视和熟悉程度逐渐增加,从音乐到词体内容的拓展方面都有明显的发展,使词体发展趋于稳定。元代之后,虽有个别帝王善于填词,但在整体趋势上不再有大的发展,甚至因为政治因素而出现词体创作衰微时期,明清帝王大致将诗词之道视作游艺之举,认为虽要诗词传情言志,但应立足经学。其次,总体来说,历代帝王对词体进行文化参与的形式大致有四种。第一知音识曲的帝王常常与妃子、文臣、方外人士在宫廷宴集时进行唱和活动；第二有的帝王自度新曲、对词调进行修整和改定,与臣子讨论揣摩词艺等,客观上有利于词乐和词调的发展与完善；唐玄宗设立并亲自督导的梨园,促进了词体调式的正式确立。宋徽宗时的大晟乐府,聚集了一批词艺精湛的文人,增演新曲,丰富调式,使词体创作的规范更加严整精确,影响了当时和南宋词坛的审美标准和风格走向,并对此后出现的应制颂圣的台阁体词创作提供了摹本；对与词相关的文献进行有意识地整理与编辑主要在明清时期。除了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之类包融词类文献的综合性典籍之外,帝王敕编的专门文献则为《御选历代诗余》、《钦定词谱》等。这些敕编书籍保留了一部分珍贵的词学文献,在词学专门领域提供了较其他同类着作更为全面可靠的范式,展现了当时统治阶级及官方文人的词学观念及审美趣味,从中也可以看出出当时帝王意志与政治因素对文学领域的干预情况。唐代以来的帝王中,知音善曲者为数不少,有的还进行词体创作,但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散佚,不见真貌。至今帝王有词留存者唐三人七首,五代六人五十三首,宋七人三十七首,金三人七首,明四人十二首,清三人二十一首,共二十六人一百三十七首,使用词牌六十一个。唐五代帝王词为帝王词的萌芽与兴盛阶段,多用短调,艺术手法相对简单。有些帝王经历乱世,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词,对后来的词体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宋代帝王词在艺术风貌方面向纵深发展,技巧更纯熟,措辞更精湛,章法更严整,整体面貌比较成熟；金国帝王词体现了女真文化与汉文化高度融合并逐渐汉化的过程,是帝王词发展过程中的新变阶段；明代帝王词内容变狭,词艺衰退；清代帝王词多咏景之作,用传统描述方法表达美景闲情,有佳作但无深意,是回光返照后的永久沉寂阶段。君权系统设定的礼制规范加强了社会等级的强调和被认定,士人的主体自觉意识出现伊始就打上了政治烙印,处于被动的地位。帝王主要通过科举纳文、奉歌应制和党祸文狱的渠道把文化纳入政治管辖的范围,以在思想上稳定知识分子阶层,稳固自身的政治统治。词体逐渐走向主流文坛的过程,也是逐渐向政治题材靠近的过程,是创作主体关注政治的迹象逐渐明显的过程。小道末技观和尊体观之争围绕着同一个话题,即是否将词纳入承载了忠爱传统的诗道中来。君王的价值观念会给士大夫意识形态带来较大影响,君王对词的个人态度亦会给词坛带来影响。文人因一首词上达天听而改变命运在词史上较常见,大致分为因词见赏、得官、复职、擢迁与因词遭遇疏贬这两种情况。这表明帝王是词体与政治结合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帝王对词体的不同感受有时会影响到词人的命运、心态与创作的情感倾向。从文人词的反应这一方面来看,首先,出于对皇权的敬畏与试图靠近,以顺应和夸饰的言辞赢得帝王的好感,改善自己的政治处境；创作环境主要是节令、宫廷游宴和皇家礼祀丧葬等大型场合；应制词的情感倾向主要是歌功颂德、粉饰升平,也有一部分词作带有谐谑和讽谏色彩,有的咏物写景之作不带应制习气,是应制词中的优秀之作；应制词的语言尚富尚雅,意象发展呈现由疏朗到繁密富丽的倾向,后者是主流；章法上主要靠赋体铺陈表现盛大雍容的场面和气势,曲终奏雅,类似汉代大赋的章法安排；艺术风格张扬喜庆,大部分词作格调尘俗,亦有清新灵动者,有些特定的题材如丧葬类则稍显清疏肃穆。其次,文人词呈现出的词人对帝王与朝廷的政治与心理距离有多种表现情况,功名仕进题材的词作呈现出文人向皇权政治积极靠拢的传统价值观,贬滴题材的词作呈现出文人对皇权政治爱怨交织与重新审视,隐逸与闲适题材的词作呈现出文人对皇权政治的逃避与疏离,包含帝王与宫苑意象的词作呈现的文人对帝王与政治的情感与判断,包括敬畏与崇赞万乘之尊的帝王,嘲讽庸君弊政,伤悼或感慨帝王与朝廷的命运或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包括济世忧国、易代之际的遗民情结与抒发盛衰兴亡的历史感叹。

许秋群^[10]（2010）在《中晚明词的传承与新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致力研究明代中晚期词的风貌。中晚明词在明词发展史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上接元末明初词的余势,下开明末清初词创作的繁盛。本文以明中晚时期为切入点,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讨论与词创作相关的各个方面,包括中晚明词的文化背景、中晚明词发展的文化进程、词之题材取向与审美观念、词体角色功能与传播方式、词体之新变这五大内容。绪论部分首先对明词研究状况进行综述并分析研究盲点。其次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构想等作了阐述。第一至第五章为正文部分:第一章是中晚明词文化背景分析。本章主要从中晚明的文化探寻此期词人的文化性格、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变迁,正是这种变迁导致了中晚明词具有不同的意蕴,并且体现出了张扬人性、关注个体价值的文化内涵。第二章论述中晚明词发展的文化进程。本章主要从纵向梳理中晚明词发展演进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根据各个时期不同的文化特色将其分为四个阶段:1.成化、弘治为词的初兴期。时间是成化元年（1465年）至弘治（1505年）。随着政治环境恶化,此时士人已失去了永乐、仁宣之际,雍和闲雅,矜持从容的气度。大臣们在词中表达对平静生活的渴望,抒写对适意生活的追求,描绘山水与绘画之美,渐渐摆脱了歌功颂德、雍容平和的台阁词风。以沈周等人为代表的江南词人过着闲雅潇洒的隐逸生活。他们的词灵动多彩、充满个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理学体的枯淡无味与打油体的浅俗俳谐。马洪作为明代的专业词手,他的出现显示出明人创作词的自觉性。其秾艳的词风也正是明中期词的特色之一。2.正德至嘉靖时期是词的复兴期。此期词家辈出,佳作层现,风格多样。词呈现出教化之用与主情之说相交织的特征。以夏言为代表的京官群体,追摹苏轼、辛弃疾等宋词名家,以酬唱赠答的形式掀起了创作词的高潮,并给词坛注入刚健豪放之风。陈铎的《草堂余意》,代表了这一时期宋代词选《草堂诗余》对明代词风的影响。正德时期的刘瑾专权与嘉靖时期的“议大礼”案,造成了士人政治理想的破灭与愤激悲凉的心态。以陈霆、杨慎等人为代表的迁谪词家,在词中熔铸人世坎坷的体验,彰显了性情与才气。以文征明、祝允明、唐寅为代表的吴门词家,展示出明代中期张扬个性、雅俗交融的文化特性。张綖诸人瓣香北宋词,其词颇有婉雅之美。3.隆庆万历,词之嬗变期。这一时期,因词之曲化、俗化而被视为词之衰颓期。然而,这却是词史中颇有特色的发展阶段。词谱兴盛为创作词提供了方便。词人、词集的刊刻数量都呈现出继盛的局面。词之曲化与俗文化兴盛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花间》词风的盛行与尚情的时代风气密切相关。王世贞词带上朴素﹑清新的民歌色彩,是词家学习民间文学结晶。高濂、周履靖、夏树芳、陈继儒、施绍莘等山人词家的创作,与晚明小品文一脉相承,显示出闲适、自乐的艺术精神。4.天启、泰昌、崇祯这一时段为词之复振期。此期既是明词的收束,又是清词的开端,呈现出“老树着新花”的复兴局面。这一时期的词人具有较为复杂的文化性格。一方面,晚明人歌酒寻欢,闲逸自乐的生活方式仍然呈现在他们词中;另一方面,晚明国事危亡,浓郁的悲剧色彩,悲凉的末路情怀,写实写史的宏大叙事,为词坛带来特殊的审美价值,也开启词坛新局面。此期词人取径多样,众体兼备,多元化的词学格局与词体风貌,拉开清词中兴的序幕。王屋、易震吉诸人,追慕辛词,呈现出清刚、高旷的风味。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人,以古为新,瓣香南唐,北宋。他们具有尚情、尚真的“感性写实”倾向,以隐喻、托喻的方式表现家国之思,对明末清初的词风转变起了重要的影响。徐士俊、卓人月二人编辑《古今词统》婉约与豪放并重。既以情论词,认同婉丽流畅之美;又尚刚健词风,赞赏慷慨豪放之气,扭转了词风单一的局面。第三章主要探讨中晚明词题材取向的新变与时代审美观念的关系。中晚明词的题材与时人的文化性格、生活方式、审美观念,密切相关的。本章选取了咏花、山水、艳情、咏怀叙志四种有特色、有代表性的题材,论述中晚明词私人化、感性化、世俗化、艳情化、个性化的特征。第四章主要论述中晚明词体角色功能与传播方式之新变。本章从中晚明词的角色功能与传播方式论述其特点。中晚明词具有较为明显的交际、鉴赏、评论等非文学功能,伴随着这些功能的改变,词的传播方式也发生变化。就词体功能而言,一方面,承载这些功能的词,或带有程式化、庸俗化的特点,或处于附庸的艺术地位,词的文学色彩被淡化了,削弱了词的美感与抒情性。另一方面,这些功能又反映出词在中晚明人文化生活、日常交际的文化意义。就传播方式而言,一方面,书画、扇面、通俗小说成为新的传播途径,扩大了词的接受范围;另一方面,非传统的传播方式又反过来影响词的艺术特性。第五章探讨中晚明词体的新变。本章所论的词体包含词的体制与风格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第二节论述词的体制之变,即探讨构成词的诸要素的结构方式和词的艺术表现形式之变化。中晚明是词之体制的演进期。一方面,中晚明词体现了词“由乐而文”,走向案头化的过程。文字谱的出现使词成为一种只供阅读的单纯的文本形式。另一方面,词的体制与音乐特性密切相关,词乐衰亡意味着与音乐相关的词体性质发生改变。这一过程中,词与曲、诗、文、小说诸多文学样式的互动互渗,给词体带来了异质因素。这种异质因素具有两面性:其负面性在于破坏了词体原有的美感特征,甚至是体式上的特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词体的模糊不清。其积极作用在于破坏的同时也是一种重建,拓展了词体容量与美学内涵。第三、四节论述词的风格特征,阐述中晚明词对前代词风的继承与发展。中晚明时期,文学复古思潮也影响了词的风貌。中晚明词的复古风气,实际上体现出中晚明人对词之风格的理解,词风的好尚,也隐含着对某种文化的认同。

二、沧桑感和避世心交织出的心灵悲吟 元末明初词人心态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沧桑感和避世心交织出的心灵悲吟 元末明初词人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元代中后期道教词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谢应芳诗歌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元音遗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元末行旅避难与流寓词的存史意识与词史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战争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贝琼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瞿佑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历代帝王对词体的文化参与及其形象被塑（论文提纲范文）

（10）中晚明词的传承与新变（论文提纲范文）

四、沧桑感和避世心交织出的心灵悲吟 元末明初词人心态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元代中后期道教词人研究[D]. 蒋莹. 云南大学, 2018(01)
• [2]谢应芳诗歌创作研究[D]. 曹仪敏. 江南大学, 2017(02)
• [3]《元音遗响》研究[D]. 张慧. 山西大学, 2017(03)
• [4]论元末行旅避难与流寓词的存史意识与词史价值[A]. 彭曙蓉. 2016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6
• [5]晚清战争词研究[D]. 董继兵. 武汉大学, 2016(06)
• [6]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体研究[D]. 李茜茜. 复旦大学, 2014(12)
• [7]贝琼诗文研究[D]. 时晨. 南开大学, 2013(06)
• [8]瞿佑词研究[D]. 阴玥. 黑龙江大学, 2013(S1)
• [9]历代帝王对词体的文化参与及其形象被塑[D]. 纪晓华. 南京师范大学, 2011(05)
• [10]中晚明词的传承与新变[D]. 许秋群. 广西师范大学,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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