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入世 ABC

一、专家会谈入世ABC（论文文献综述）

韩佶^[1]（2021）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析论（2017-2021）》文中提出

丁新颖^[2]（2021）在《纪录片《河西走廊》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了我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才的有效培养,教育部从21世纪初就适时启动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课程标准的更新。《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要求学校和教师充分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历史纪录片是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学术性强、动态直观、感染力强等特点,适合高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心理特征。运用历史纪录片进行教学能够突出历史细节,再现历史面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历史视野,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历史纪录片《河西走廊》立足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历代经略河西走廊为主题,学术水平高。《河西走廊》横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以文化为切入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层面,运用情景再现的叙事手法展现了河西走廊的发展历程,勾画出了中国西部历史的深刻变迁,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精神,是一部厚重的民族史诗。《河西走廊》与统编高中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联系紧密,对高中历史教学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概述了历史纪录片的概念和分类,说明了历史纪录片的史料价值和教学价值。第二章对纪录片《河西走廊》的整体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四个层面的分类。第三章在对高中学情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河西走廊》的五大教学功能。第四章梳理了《河西走廊》与统编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在内容方面的密切联系。第五章分析了《河西走廊》的内容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具体应用。第六章探究了《河西走廊》在课时教学中的整体应用。最后一章反思了《河西走廊》的教学应用。

侯宛辰^[3]（2020）在《双层心理机制作用下的首脑外交 ——以里根、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会晤为例》文中指出本文试图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处于谈判僵局的两个国家在首脑外交之后会发生行为偏好的转向,或行为偏好重新排序?首脑外交是通过怎样的心理机制来实现行为偏好变化或逆转的,心理因素起到怎样的作用?处于谈判僵局互动双方在首脑外交之后形成行为偏好变化甚至行为偏好逆转例子不在少数,戈尔巴乔夫和里根高层会面是冷战的双方关系的晴雨表。僵局的状态是双方虽然有可谈判空间,但是双方都不愿意做出让步,即使是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都较高的一方也不愿意努力促成谈判。作者引入双层心理机制来分析上述问题,虽然这种方法已用于多个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但是其来解释首脑外交的互动国行为偏好确是第一次。本文提出基于归因认知的意图认知和基于算计的理性心理的双层心理机制来分析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在首脑外交开展的过程中,决策者会依据归因心理这种基本的心理机制构成对战略试探中的意图认知,而在意图认知的基础上根据第二层理性战略思维进行行为偏好设定。偏好的即时结果为双方形成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协议,延时行为偏好的结果反映在双方基于意图认知形成的战略布局调整中。这种双层心理机制的建立有赖于两方面的基本假设。第一假定前提是,互动双方所处的政治沟通环境由不完全信息战略环境转变为不完美信息的心理环境,从双方具有很强的信息不对称性到双方形成一定的共同知识。在不确定国际条件下,行为者对意图认知更容易受认知偏见影响,而这种偏见就是往往会夸大对方意图中的敌意。本文认为,随着相互不断的高层政治沟通,信息的不对称性逐渐转变,相应地行为人逐渐形成理性回归。第二个假设是,行为人是遵循满意原则而非最优原则的有限理性的心理人。考虑到决策者在信息不完备和认知能力局限的情况下,会一定程度的偏离“理性原则”,行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有限理性指的是根据理性原则行事,是有一定的目标取向的。但是只能按照认知形成行为偏好的排序,在此基础上作出政策决定。实际上,即使是有最完备的情报信息系统和政治沟通渠道,都不可能做到对对方的信息的全覆盖,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偏好排序是基于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其偏好结果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最优解,但是一定是在能被双方接受的满意的结果。本文中,第一章将着重总结“首脑外交”这一核心概念,以及框定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的研究范围,并简单地与“战略对话”、“治国之道”等概念做类比,对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有一个架构性的理论认识。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按照行为链条的顺序进行组织的。这几章节把链接自变量和结果的因果联系的环节解开,分成更小的步骤,探求每一个环节可观察的证据。第二章引入关键变量意图认知,并明确意图认知变量如何变化,其中包含意图认知依托于什么样的信息系统存在,作为意图认知的主要的认知工具的归因认知的理论规律是如何,有没有回归理性的理论可能性。第三章针对重要的首脑外交中重要的中介变量——信号可置信性进行分析。意图是潜藏在行为和语言表征之之下,依靠中介变量外交信号传递,意图是通过对接收信号方对外交信号的解读而被认知到。第四章提出一个基于意图认知与理性算计的双层心理机制对首脑外交行为偏好分析框架假设,双层心理机制研究试图构建一个以归因认知为基础,理性战略思维为主导的首脑外交行为偏好的分析框架。第五章是本研究的假设验证部分,本文用最为经典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外交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将双层心理机制运用于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系列首脑外交案例中,观察双层心理机制如何作用于行为偏好的结果。最后在结论从概念走向实践。通过总结本文主体内容对双边外交关系管理提出策略性启示以及继续研究的方向。

张锋学^[4]（2020）在《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增长,犯罪特点出现了新的变化,现行犯罪预防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未成年人犯罪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从过分强调报复、报应的刑罚功能转变为注重教育、挽救的预防功能;从事后惩治、震慑转变为事前预防、以人为本,需要理论和实践创新。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人格预防理论,探讨一条有效的途径。从“人格刑法理论”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进行探讨,通过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构建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设计我国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指标体系,旨在探索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新思路,降低犯罪率和社会教育、矫治成本,并为理论和实务部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参考。内容包括: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成因和预防现状、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构建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包括:网络犯罪亚文化和不良信息成为犯罪低龄化的重要诱因、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逐渐增多、城市社区未成年人和农村留守儿童犯罪增多、犯罪动机简单且手段残忍、侵犯财产和涉毒案件逐渐增多。犯罪成因为:社会不良环境容易诱发思想偏差和行为失范、传统家庭教育环境未足够重视人格塑造、学校教育环境过于看重分数、文化商业市场监管失灵、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难以解决、专门学校的运行面临困境、传统帮教制度和理念有待创新。我国目前犯罪预防现状为:网络环境的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家庭环境预防没有突出人格预防、学校环境预防不够重视人格预防、社区环境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改善、心理预防尚未成为人格预防的重点、未成年人的道德思维塑造乏力、社会团体的防治潜能尚未发挥。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要提高网络环境的预防水平。通过净化网络环境和技术创新,科学引导未成年人合理使用网络,防范网络不良行为影响未成年人的人格塑造。家庭环境预防应突出人格预防,建立以“爱”为核心的家庭环境预防模式,重视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学校德育教育要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育教育,要突出健康人格的塑造。社区应优化功能和环境条件,创新社区教育和帮教模式。农村应加强留守儿童犯罪防治,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建立强制监护制度,完善农村社会救助有效机制。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的构建新思路是:积极防范未成年人在社会化进程中形成犯罪心理,加强未成年人社会交际的心理引导,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道德观,科学运用“认知疗法”进行教育、矫治,创造良好环境条件促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生物学治疗是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新路径,人格调查是生物学治疗的前提和基础,应当以新技术手段提升生物预防水平。道德思维水平对塑造道德思维影响较大,道德思维教育应超越犯罪本身。道德思维能力培养是道德思维教育的核心,道德思维教育应融入“爱的教育”、“平等教育”和“独立教育”。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有利于及时防治道德偏差,应当构建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指标体系。创新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综合预防体系,重视体育运动干预的作用,发挥社会团体对不良行为的防治潜能,提升自我预防能力。

穆春唤^[5]（2020）在《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也是美国建立和维持全球统治地位必然要涉足的重点区域。美国自冷战时起,就试图通过和中东地区各种类型政治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来参与这个地区的事务,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之间的关系。多年来,美国始终关注中东地区不同国家的库尔德武装组织,并根据自己与这些库尔德武装组织所在国家的关系或局势,来制定针对这些库尔德武装组织的不同政策。本文主要是从威胁认知理论的视角,来分析美国在规避威胁、遏制威胁以及消灭威胁等动机的驱使下,对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作为一种客观现实,美国对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是多元的。既有正向关系的支持、合作以及接触,也有反向关系的打压与制裁。在此基础上,政策实施的深度和广度也存在差异。而这些政策的形成与差异的产生,都和美国的威胁认知具有重要的内在联系。首先,威胁认知是导致美国对不同国家库尔德武装组织开展合作、支持和接触,或是打压、打击和制裁等基本政策的主要原因。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的积极支持与合作政策,主要源于美国对冷战时期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对伊拉克的影响,还有伊拉克极权主义政权在海湾地区的扩张以及穆斯林什叶派势力在伊拉克的增长等一系列威胁认知。同样,美国积极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是感受到了叙利亚内战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崛起在中东地区对美国构成的巨大威胁。小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将伊朗视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安全威胁,而与伊朗库尔德武装组织进行了接触。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伊朗的威胁评估显着下降,同时对库尔德武装组织自由生活党的威胁认知相对上升,因此,将该组织列入了恐怖主义组织名单进行制裁。对于土耳其库尔德武装组织,美国主要是考虑到与土耳其的同盟关系,因而支持土耳其政府镇压库尔德工人党,并将该组织列入恐怖主义名单予以制裁。其次,威胁认知对美国的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具有限制作用。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所追求的违反国家主权原则的民族分离主义目标,影响着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威胁认知,因此,美国在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采取支持与合作政策时,谨慎把握对这些组织的支持限度,尽量降低库尔德民族主义对地区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威胁。最后,威胁认知也影响到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的性质。就美国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合作而言,考虑到伊拉克的地缘重要性和伊拉克什叶派威胁的长期存在,因而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合作政策更具有战略性;而由于“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短期性和非关键性,因此美国基于反恐战争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形成的合作关系则侧重于战术性。本文通过威胁认知理论对美国针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所做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美国作为国家行为体对于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所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制定政策时的威胁认知考量。并从中认识到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之所以存在如此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对待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并非是为了支持库尔德民族的自治与独立,而是从威胁认知出发来更加有效地维护美国自身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从论文研究的创新来说,这种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结果,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探讨,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冲佩璇^[6]（2020）在《智库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克林顿政府作为后冷战时期美国真正意义上的首届政府,其形成的对华外交政策奠定了整个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总基调。纵观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形成过程,可以发现美国各类智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智库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制定这个角度出发,进行中美关系研究,可以重视智库在中美交往中的作用,从新视角厘清美国对华政策脉络、掌握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精髓。智库能够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制定,是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所促成的。以白宫和国会斗争为主形成的去中心化、各自为政的政治体制,以及政党组织体系松散和动员大众能力的下降造成的宽松政治环境,为美国智库提供了进行政策建议的真空地带。同时,经过保守主义运动之后,美国智库开始带有党派色彩,他们积极为自己归属的党派提供政策建议来进行党派斗争,自此加大了智库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程度。伴随着智库“中国学”研究的深入,以克林顿政府时期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为契机,美国智库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产生的影响开始凸显。奉行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且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智库和奉行自由主义外交理念且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智库,以及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无党派色彩的中立智库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三大派别的智库在各自外交理念指导下分别提出对华“威慑接触”、“弹性接触”和“遏制并接触”政策,三种形式迥异但目的都是以美国利益至上的政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克林顿政府官方对华政策倾向的形成。三大派别智库依据各自的政策倾向,在对华经贸问题、涉台问题和如何应对中国能源、环境发展问题,中国军力发展问题、民主人权问题上提出意见建议。总的来说,保守主义智库政策建议表现出遏制成份多于接触成份的特点,自由主义智库政策建议表现出接触成份多于遏制成份的特点,中立智库政策建议是视中国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是否在美国接受范围内,来决定对华采取遏制为主、接触为辅还是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政策。不管三大派别智库在各自信奉思想、理念指导下总体政策倾向和具体政策建议如何,其最终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使美国在美中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三大派智库作为可以影响美国政策成型的权力二层,他们通过“旋转门”机制、充当候选总统政策设计师和政策营销手段,动员权力内层和权力外层来共同影响政府决策,通过各种政策营销方式促成克林顿政府对华“遏制+接触”政策的形成。

张丽^[7]（2019）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文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被提出以来,受到沿线沿路国家积极响应,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随着丝路基金设立、《愿景与行动》实施方案出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以及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被普遍视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创始成员国的印度却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倡议,引起国内外关注和研究。中印共同崛起成为21世纪亚洲甚至国际政治新动向。作为世界人口基数最大、毗邻而居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面临着市场、资源、地区影响力竞争等诸多挑战。两大新兴经济体能否打破冲突魔咒实现和平共处,对双边关系、亚洲乃至全球稳定至关重要。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印合作,而且加剧了南亚地区安全紧张局势。分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切、态度及应对,探究印度对华认知影响因素,厘清错误知觉产生的根源,对于中印两国增进互信互谅、形成良性战略互动将起到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身份理论及国际政治错误知觉两个理论假设的有效性进行充分验证。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从尼赫鲁到英迪拉再到人民党执政期间印度国家身份认知对其南亚政策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2000年至2018年间18份印度外交年报,尤其是莫迪执政以来相关外交文档文本分析,论述印度外交战略布局及其对华政策定位转变。第三、四章为本文主体论证部分,对包括2013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112组议会相关问答、30组新闻发布会相关记者问答、38份外交部相关新闻通告、6份政要演讲在内的192份印度外交文档进行话语及潜在语义分析,研究文本对象的立场、观点、价值、利益等,推断其背后的意图和目的,并据此系统梳理总结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态度、关切及应对。第五章探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影响因素及印度视角下中印关系走向。本文研究表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及经济博弈下国家利益的权衡,大致经历了观望争议、不合作、抗衡抵制、竞争合作四个阶段,目前仍处于动态建构中。印度致力于追求大国地位,视中国为市场资源及地区主导权竞争对手,尤其忌惮中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加大存在。随着南亚国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取得显着合作成效,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出现从摇摆到抵制的较大转变。2018年1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单边主义及对伊制裁使印度国家利益受损,印度重新审视对美政策,提升印俄及印中关系,逐渐回归大国平衡外交,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随之“柔化”。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领土主权关切及对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增大的关切,本质上都体现了印度的安全焦虑。一方面,印度担心巴基斯坦在中国经济及军事援助下获得对印战略优势,从而威胁印度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印度唯恐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不断增加,危及印度地区主导权。因此,印度通过“邻国优先”政策加强与南亚次大陆国家互联互通、通过“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南亚国家、通过伊朗恰巴哈尔港经阿富汗联通中亚国家、通过印日联盟打造“亚非增长走廊”等战略举措,初步构建以印度为中轴向四周辐射的印度版“一带一路”规划,并借力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影响力。印度对华认知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研判、自我定位及对中国角色身份定位等基础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错误知觉主要受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包袱等三个维度因素影响。自我与他者身份是动态建构的产物,国家间通过行为互动确定敌人、对手或朋友关系。中印之间缺乏战略相互保障,印度将中国在南亚防御性安全行为解读为进攻性战略,在此棱镜下,印度对华负面认知不断集聚,加之历史偏见的现实影射以及西方舆论的激化,从而导致洞朗对峙发生。中印互信缺乏根源在于人文交流动能不足,民众间沟通渠道不够畅通,更遑论培养相互认同感。长远来看,自下而上的民间模式比自上而下的政府模式更具可持续性,更有利于中印关系发展。

魏永艳^[8]（2019）在《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地处东亚地区,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成员,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繁荣与中国休戚相关,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探索东亚安全共同体蓝图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也是践行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需要。“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外交蓝图对21世纪中国国家繁荣与稳定,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区域安全宏观建构的重要转向,强化东亚安全共同体之中国构想的学术研究,对于思考将东亚经济共同体迈向东亚安全共同体的路径和可行性,破解东亚安全困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1世纪初,东亚区域力量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较为明显,区域秩序与区域安全框架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区域内生的共同体秩序与域外同盟秩序形成对比,区域秩序的多元化建构正在形成。以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理论与东亚区域安全一体化进程相结合,中国提出了符合自身利益与区域共同发展需求的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中国应以建构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作为破解东亚安全困局的现实选择。本文对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特征、理念、目标及功能进行了多维探索,试图为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搭建结构性框架。在对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区域资源依托和制约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路径。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东亚区域秩序的建构开启了全新的视角,东亚力量多元化和利益多样化的区域现实在安全共同体的秩序框架内能够实现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以期实现东亚走出“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与“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叠加的安全困局。建设东亚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为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实现路径。在日韩对东亚区域安全建设助力有限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与东盟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驱动力。中国与东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实施,争取打造成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区域典范。2018年《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公布,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显。在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的路径选择上,以中国+东盟为核心驱动力,遵循中国+东盟+X的扩展模式,实现中国+东盟+蒙俄与中国+东盟+朝韩的两翼合围,在可以推进的领域进行共同安全利益的务实合作,重拾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优势空间。传统的观点认为10+3（中日韩）是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国家,其中10+2（中韩）的阻力略小,如果日本加入东亚安全共同体变得遥遥无期,10+3（中俄韩）也可以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核心国家的替代选项。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规划,国际格局风云变幻,针对客观时局的变化,审时度势,合理布局,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还是可以预期的。只有实现东亚区域安全的总体建构才能最终实现区域的繁荣与稳定。

黄心顶^[9]（2019）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破格接待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等和无差别原则一直是外交外事活动的重要原则。但在近现代外交史中,一国政府官员对另一国来访的人员进行突破行政级别的接见,或者给予高于来访人员行政级别的礼遇也并不罕见。这一破格接待的外交行为是接待方释放重要信号的举措,其背后往往有非常重要或者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因此,依据当时的背景,解读和分析破格接待行为的含义,就显得尤其重要。可以说,破格接待是对外交外事活动中对等和无差别原则的补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领导人破格接待外宾的情况也比较多,例如1959年毛主席会见巴西桑巴约州长、1979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华盛顿州州长再到2017年习近平会见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州长等等。本文通过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最高领导人破格接待外宾的情况。发现每一个时期领导人对外宾的破格接待均有不同的特点,与这一时期我国的外交任务和领导人人格特点高度相关。本文也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去看到我国领导人破格接待外宾的目的。对于破格接待的产生,本文认为来源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双方在交往领域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二是外宾有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和潜力,三是领导人个人重视。最后,本文再以毛泽东1970年两次破格接待美国记者斯诺为例,分析了破格接待无法发挥作用的可能原因。

王宁^[10]（2019）在《美国跨国公司的话语权建构 ——基于中美经济外交的视角（200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对于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而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2018年不仅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最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作为21世纪初以来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和美国多变的对华外交政策,经济关系从1998年至今在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成为维护两国双边关系向良性发展的“压舱石”。而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经济却已经有从“压舱石”向“政治武器”演变的趋势,因此,在当前多变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中美经济外交的地位不言而喻,对中美经济外交的现实和历史研究尤为必要。从21世界初经济外交这个理念被提出以来,中美两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在重大的经济议题上积极通过斡旋、谈判和利用国际机制等外交手段来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这就为掌握经济权力和希望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经济权力主体和利益集团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争夺话语权的新的领域,其中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主要代表。本篇论文首先在理论层面上通过阐释福柯的“话语权”理论来解释话语如何产生权力,以及话语权力的构成,话语实践的语境,并逐步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国际话语权及其建构的五个维度。在理论上确定话语可以产生权力以及如何产生权力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关系中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来提出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中成为话语主体的理论和制度保证。在宏观制度层面上,通过分析中美经济外交机制的双层博弈机制和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权力结构,找到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机制框架下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制度依据,即“话语语境”,再进一步在微观层面上采取传播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美国跨国公司的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五个维度: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内容、话语平台和话语效果来在“话语实践”维度进一步探讨美国跨国公司这一非国家行为体是如何在2008-2018年历时十年的中美经济外交中作为话语主体建构起自己的话语权力路径,并探讨该话语路径和机制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人民币汇率”、“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关税”三个案例进一步检验和探讨这一话语建构机制,并发掘影响其话语效果的因素。为了回答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十年间不同阶段的变化,笔者通过对媒体的内容分析找寻变化背后的原因。最后,基于研究结果,笔者指出了该项研究对于当代中美经济外交的重大意义。

二、专家会谈入世ABC（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专家会谈入世ABC（论文提纲范文）

（2）纪录片《河西走廊》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双层心理机制作用下的首脑外交 ——以里根、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会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智库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最高领导人破格接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美国跨国公司的话语权建构 ——基于中美经济外交的视角（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四、专家会谈入世ABC（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析论（2017-2021）[D]. 韩佶. 吉林大学, 2021
• [2]纪录片《河西走廊》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 丁新颖.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3]双层心理机制作用下的首脑外交 ——以里根、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会晤为例[D]. 侯宛辰. 外交学院, 2020(08)
• [4]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D]. 张锋学.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5]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D]. 穆春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6]智库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冲佩璇.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7]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D]. 张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D]. 魏永艳. 吉林大学, 2019(10)
• [9]中国最高领导人破格接待研究[D]. 黄心顶. 外交学院, 2019(01)
• [10]美国跨国公司的话语权建构 ——基于中美经济外交的视角（2008-2018）[D]. 王宁.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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