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经济增长减缓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模拟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丁辉[1](2021)在《双碳背景下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发展时期乃至今后长期低碳转型发展的战略方向。实现“双碳”目标,要以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为坚实导向,以系统化的政策标准、政策体系为支撑,创新模式、勇敢实践,大力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发展,引导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有序进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开拓新市场、设计新机制、完善标准,逐步建立起以能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源、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本文从针对我国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研究出发,采用因果推断和问卷调研的方法对现有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市场主体参与气候投融资的动因和障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根据一手的调研资料总结了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政策需求框架,总结了金融机构在政策层面所需求的准入机制、信息机制、绩效机制、激励机制等多种要素机制。研究在梳理国内外气候投融资发展演进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政策评估发现尽管我国气候投融资发展处于早期阶段,但相关政策举措已经在试点范围内对碳减排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针对政策发展,由于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尚在建设中,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成熟、一致、系统的结论,对于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构建的讨论尚不充分。本文进而梳理和总结大量国内外气候投融资政策研究和政策体系建设经验,结合调研结果,本文对系统化研究政策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进行归纳,明确了分析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理论框架;在总结和提炼有关政策体系要素分解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归纳了对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进行建构的六个要素机制并详细阐述了政策体系建设发展的方向和内容。最后,本文借鉴已有的政策体系结构化评价的理论方法,从六项要素出发设计了针对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进行评价的指标和方法,并具体讨论了其适用的范围和场景,以实现对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构建的过程和效果进行总体评价。通过上述研究,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气候投融资政策经验和思考的梳理和总结,提出了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具体路径和内涵,为发展我国气候投融资工作、形成气候投融资长效政策保障机制提供科学建议。
黄志[2](2021)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技术创新一直是推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各国抢占国际竞争高地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运算能力和运算速度大幅提升以及算法有效性取得极大突破,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迅速将人类社会送入了智能时代,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围绕人工智能展开了新一轮角逐,美、日、德、法等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期借人工智能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抢占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中国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31日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在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2019-2020年,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媒体、教育、社会治理以及疫情防控等领域深度融合。届此,中国的人工智能及其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踏上了新征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各种有形(机器人)和无形(算法、系统等)的技术创新。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从长期而言,是否会使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从国际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渗透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未来南北差距?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一系列问题具有相当重要性,但目前尚未有系统性研究,甚至在一些方面仍存在研究空白。为此,论文以经济学为主,结合计算机科学、哲学、数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按照“总-分-总”的结构谋篇布局,以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详细阐述理论基础以及清晰刻画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基础上,探析了人工智能在向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表现出的四大经济效应:智能渗透效应、边界延展效应、知识创造效应和自我深化效应,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四大经济效应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提出由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三条渠道构成的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总体分析框架。分论部分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逐一探讨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此外,由于数据不可得,无法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识别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以及未来南北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最显着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相似,能够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泉,显着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但与传统技术创新不同的是,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实现自动化知识生产,为经济提供更强的增长效应,长期而言,如果智能自动化技术进步与新任务边界延展规模一致,经济将实现指数级增长。但不容忽视,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导入阶段、拓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等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因此,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人工智能具有“当代与未来贯通的长期性”,经过导入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长期而言,经济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但同时伴随着南北差距的扩大。自主创新成为缩小未来南北差距的关键,而提升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效率仅能够缓解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新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断提升,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劳动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之一,劳动渠道主要通过劳动就业路径和劳动收入路径促进经济增长。从劳动就业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将劳动力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创造新的就业需求,拉动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从劳动收入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着的正向效应。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工作任务标准化、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以及智能渗透引致就业均能缩小技能收入差距,技能收入差距并未呈扩大趋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尚处于拓展初期,边界延展对技能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并未得到完全释放,未来仍然存在技能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同样潜伏着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会带来智能机器挤出劳动就业,降低劳动收入水平,并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只有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的经济增长效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第三,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的快速渗透将吸引更多的资本积累,增加资本投资,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支撑作用。资本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主要通过资本积累路径和资本结构路径发挥作用。就资本积累路径来看,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人工智能资本增加的同时挤出传统资本,由于增加的人工智能资本难以弥补挤出的传统资本,进而资本积累下降,抑制经济增长,但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且增长幅度大于下降幅度,进而资本积累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尚存在较大空间,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就资本结构路径来看,受行业工作任务特征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渗透难度存在行业差异。由于产品生产部门智能渗透相对容易,将吸引大量人工智能资本和部分传统资本流入,而服务部门智能渗透难度大,该部门新增的高技能岗位将吸引大量传统资本流入。在两种资本的流动过程中,无论是产品生产部门大量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还是服务部门部分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传统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都将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突破“索洛悖论”的怪圈,显着提升技术效率,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力量源泉。生产效率是除劳动和资本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包括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效率路径。但实证发现,生产率渠道主要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发挥作用,技术进步路径的作用并不显着。具体而言,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促进技术传播和扩散、科学发现与发明以及技术革新和改进等的作用并不显着,难以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但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然而,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样需要调整和技术积累的过程。人工智能在导入阶段,由于“索洛悖论”的存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人工智能在行业应用的逐渐成熟,“索洛悖论”将消失,全要素生产率显着提升,且提升幅度大于前期的下降幅度,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就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另外,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多角度、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补充和拓展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往往直接指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而缺乏作用机理分析,或者从某一方面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多视角、综合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多角度出发,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1)劳动渠道。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将带来技能溢价,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2)资本渠道。人工智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带来人工智能资本和传统资本在行业流动,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3)生产率渠道。人工智能在行业的应用过程中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第二,考虑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从理论上科学、全面地认识了人工智能在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社会的风险与机遇。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从导入到不断成熟的过程,因此,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效应也将存在阶段差异。Hémous&Olsen(2015)、王君等(2017)等研究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和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但在人工智能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因此,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均未考虑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进而忽略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调整过程,而调整过程往往伴随着风险与挑战。因此,缺乏这一考虑,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本文将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引入分析过程,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明确了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阶段存在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既有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从行业层面出发,探索出了一种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方法,弥补了目前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在数据选择上的不足。受相关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国内围绕人工智能的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工业或制造业机器人数据进行研究,并不能全面反映人工智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行业的渗透情况,得到的结论存在片面性。本文采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基于本文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分别以“人工智能”“算法”“专家系统”“机器人”为关键词,在Patenthub专利汇全球专利数据库搜索专利数据,将重复的数据进行剔除,并将得到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根据三个层次分入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第一个层次:按国际专利分类(IPC)主分类号归类;第二个层次:难以按IPC号分类的专利数据按照《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归类;第三个层次:剩余的专利数据按用途划分。最后形成2003-2018年19个行业人工智能专利绝对量的面板数据。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了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的渗透情况,以及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效应。基于此,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克服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在人工智能代理变量选取上的不足。
吴媛媛[3](2020)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结构变化的一个复合过程,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个层面、多个尺度和多种途径,具有中介性、动态性、开放性、空间性和反馈性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不断上升,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逐渐转化为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的持续推进,当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抚养比提高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时期,面临着未富先老、劳动力成本上升、城乡关系矛盾升级以及养老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对一些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以人口结构性迁移所形成的人口老龄化地域差异和城乡分异为主要切入点,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以人口经济相关理论、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揭示了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以中介效应分析、非参数估计、门槛效应回归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为研究手段,检验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阐明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与机制。研究得到如下基本结论:(1)中国人口老龄化整体处于加速发展状态,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和“城乡倒置”特征。这与大规模具有年龄选择性和方向性的人口迁移直接相关,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所形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这种人口大规模结构性迁移的主要动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会进一步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形成一系列的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2)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正效应)”与“减速(负效应)”效应并存。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了负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减速效应”,这种减速效应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加强,长期看会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愈加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水平、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加速效应”,但这种“加速效应”是短期的和特定的。(3)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一是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特征,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过程,即随着人口老龄化系数的提高,超过特定的门槛值后,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有所下降。二是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和空间依赖性,进而导致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即人口老龄化在对本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同时,还会对周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差异显着,老龄化越严重的区域,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的下降幅度越大,越容易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的东、中和东北地区的下降趋势较为突出,负向溢出效应显着,尤其是东北地区最为明显,而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对地区经济增长正向影响的加速阶段,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正向影响下降幅度较城镇地区更加明显,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强。(5)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具有正反馈效应。城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地区转移,一方面减缓了城镇地区老龄化、为城镇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愈发显着,进而减少了农村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存量,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减速效应”,进一步扩大了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与城乡发展不平衡之间的正反馈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调节劳动力供给和消费水平,缓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二是加大科教和老龄产业支持力度,稳定老龄化的“加速效应”;三是搭建人才合作的良好平台,激发老龄化的“正向溢出”;四是实施差异化的人口和经济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五是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地区均衡发展。
周晓雪[4](2020)在《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产业,也是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发展低碳农业是实现农业温室气体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发展低碳农业经济,关键在于促进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全面提升。农产品国际贸易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贸政策变动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日趋凸显。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在部分发达国家不断涌现,农业发展及其碳排放治理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显着改变。在此背景下,探讨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在对农业碳排放绩效进行测度和评价的基础上,对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和政策模拟。(1)为揭示我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总体变化特征,论文采用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农业碳排放绩效进行测度并将农业碳排放绩效指数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从时序动态变化和区域差异两个方面探究农业碳排放绩效的结构特征。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整体改善速度呈下降趋势,具有阶段性特征,区域差异明显。全国总体及区域的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广义的技术进步,部分地区农业碳排放绩效下滑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的恶化。(2)为研究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总体影响,本文构建了贸易环境变化、技术进步与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农业碳排放绩效受到贸易环境变化、农户生产规模和减排技术三种因素的共同影响。通过使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与农业碳排放绩效在长期和短期都存在一定的均衡关系和动态影响。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有利于维持农业碳排放绩效的长期均衡,短期内,农产品出口对农业碳排放绩效是负向抑制作用,农产品进口对农业碳排放绩效是正向促进作用。(3)为进一步探究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本文构建门槛模型对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人力投入、基础设施投入的单门槛效应,各区域不同的环境规制、人力投入、基础设施投入水平是导致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产生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各区域的适度规制及投入有助于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发挥正向作用。(4)鉴于近年来中美贸易冲突问题日渐复杂,为探究贸易政策改变对我国不同地区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本文利用动态GTAP-E模型进行模拟分析,采用降维技术探究了农产品贸易对各省(市、区)农业发展及其碳排放的影响,预期各区域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农业互征25%关税的情景下,2020—2030年中美两国累计GDP相比基准情景分别下降0.023%和0.001%,累计农业出口分别下降0.096%和0.331%,中美累计碳排放分别下降0.010%和0.024%,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经济区的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压力较大,大西南、黄河中游经济区的农业碳排放绩效具有较高的提升潜力,长江中游、大西北、东北经济区的农业碳排放绩效比较稳定。农业碳排放绩效提升是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具有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且具有区域差异,中美贸易冲突会对各区域农业碳排放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建议建立科学合理的农业碳排放绩效评价体系,制定绿色农产品贸易发展战略,各区域通过适度规制、差异化投入以及改进农业低碳生产技术来提高农业碳排放绩效,实现农业绿色经济增长。
吕飞[5](2020)在《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即趋势或离差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着变化。根据时间分为长期气候变化、年际间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人为因素被认为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进入21世纪,洪水、风雹、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共同的责任。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开始为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努力。《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义务的履行提供了联合履行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机制三种方式;《哥本哈根协议》将“共同减排”的理念和“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确定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模式;《巴黎协定》的谈判和落实一方面使全球气候治理由“强制温室气体减排”转型为“低碳竞争与合作”,另一方面使“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模式得以固定,开启了气候变化治理的新时代。在国际贸易领域,保护环境与WTO的目标和宗旨并不冲突。国际贸易重视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注重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坚持以减缓与适应并重的原则指导政策制定,引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在气候要素波动和极端气候事件爆发两方面。气温、降水、日照和空气相对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带气温和降水的上升幅度略高于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西部地带的日照时间比东部地带和中部地带增加得更快,中部地带相对湿度的上升速度快于东部地带和西部地带。极端气候事件中,旱灾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约占受灾总面积和成灾总面积的一半,水灾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约占受灾总面积和成灾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在新时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同时,实现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相适应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展现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责任与担当。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当前农产品出口贸易存在波动幅度较大,逆差逐步扩大,出口市场集中在亚洲,国内货源地相对集中等问题。气候变化影响农产品出口的机理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短期影响作用于农产品出口的供给侧,与农业弱质性、气候变化影响农产品的出口供给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成本增加有关。农业弱质性主要基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两个方面。自然风险是指技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舒缓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后果。市场风险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农产品缺乏供给弹性,价格信号无法调整当期的农产品供给;二是农产品缺乏需求弹性,价格机制无法对农产品需求进行有效调节;三是农产品缺乏收入弹性,农产品的支出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逐步变小;四是农业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低于其他产业,因而导致农业生产资源的流失;五是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对环境的贡献具有外部经济的特点,导致农业生产的成本并不能完全从农产品价格中得到回收。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供给的影响通过重新配置农业气候资源,改变农产品生产规律和影响农业生产潜力体现。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增加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三个部分。直接成本是指应用碳减排技术额外增加了农资、机械能源、雇工等方面的费用;间接成本是指应用碳减排技术改变了农业生产要素的技术系数,引起了成本的变化;机会成本是指实施碳减排技术增加了农业生产作业时间,减少了务工收入。长期影响体现在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和贸易壁垒两个方面。气候变化影响了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一是因为气候变化引起气候资源禀赋的变化和气候灾害的冲击,从而改变了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二是因为气候变化改变了生产要素的传导机制、关联产业的影响机制和产业集聚水平,从而影响了农产品出口国的竞争力。低碳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影响的经济效应与关税相似。本文选取了2001—2018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出口贸易总额作为响应变量,特征变量为经济资源、气候资源、气候灾害及农用化学品四类。从实证检验结果来看,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作物播种面积等经济资源和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等农用化学品对全国的农产品出口影响显着,且重要性排名均在前十位以内;塑料薄膜、农药和化肥等农用化学品对农产品出口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会带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不利于建设气候友好型农业。与气候灾害相比,气候资源对农产品出口的显着性水平更高,夏季的降水、气温和湿度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更加明显。为降低和消除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建议采用气候指数保险分散风险。在影响东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各项因素中,重要性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说明东部地带可以进一步加强农业技术改造,增强农资的利用效率。气候资源方面,春季的降水、湿度、日照对东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正面影响比较明显,水灾、风雹灾等气候灾害是次要的负面影响因素,说明东部地带需要更多地关注春季气候要素的变化,同时注意防范水灾和风雹灾,建议通过保险分散风险。经济资源和农用化学品对中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很大,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和化肥施用量的影响显着。冷冻灾害对中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较大且比较显着,这说明中部地带除了要加强农业资源投入,还需要加强冷冻灾害的防范。农用柴油使用量对西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排在首位且十分显着,排在第二的是化肥施用量,且有一定的显着性,这说明农机与农资的投入对于西部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出口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秋季降水量和夏季的平均湿度在重要性排名方面比较靠前,影响也十分显着,反映了西部地区农业发展受水资源缺乏的严重制约,建议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总之,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经济资源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举足轻重。气候资源对农产品出口重要性紧随其后。气候因素对不同种类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异质性较大,夏季平均气温的上升、冬季日照的增加和春季湿度的增加有利于茶叶的出口,但夏季日照的增加及秋冬二季气温的上升不利于茶叶的出口。夏季气温的上升对大米出口有积极的影响,秋季平均湿度的增加则不利于大米的出口。春季气温的上升和夏季平均湿度的上升有利于植物油出口,但冬季气温的上升则不利于植物油出口。农用化学品中柴油使用量和农药使用量的增加有利于茶叶的出口,但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带来气候变暖的压力,化肥的减量施用在增加茶叶出口的同时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塑料薄膜的使用有利于植物油的出口,但不利于缓解气候变化。根据研究结果,本文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实施对策,促进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一是要转变农业发展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建议在农业生产领域广泛应用低碳技术,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同时强化气象灾害预警和预防能力,完善农业气象灾害保险体系,优化农业气候指数保险机制,使农业生产能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二是要拓宽农业国际合作的渠道。建议加强国际低碳农业合作和国际涉农碳交易合作,充分利用国际低碳资金,规范中国农业碳交易机制。三是要完善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保障机制。建议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碳农业,强化低碳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同时积极应对国外低碳贸易壁垒,加快国内农业低碳产品认证体系建设和碳标签制度建设。
卢灿[6](2020)在《1.5℃约束下中国电力行业碳达峰后情景及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显示:人类必须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将全球温度升高控制在1.5℃以内,才能将各种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影响降到最低。因此,全球各国急需在各个行业和领域采取快速且深远的低碳转型变革策略。中国电力行业碳排放不仅在中国碳排放总量中占比最高,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也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其他行业。鉴于此,以碳排放达峰为分水岭,研究中国电力行业碳排放达峰后的变动趋势情景,不仅能为中国电力行业碳排放达峰后至净零排放前的中长期减排路径提供决策支持,还能为全球其他国家电力行业碳减排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结论如下:(1)对IPCC 1.5℃特别报告涉及的电力行业评估结果进行了针对性分析,将该报告中与电力行业能源结构调整和碳减排相关的评估信息量化分解到中国电力行业,并根据官方权威数据资料对中国电力行业碳排放量等相关指标进行了计算和处理。为全面阐述中国电力行业现阶段综合发展水平,对其基本经济指标、投资建设指标、技术效率指标、能源消耗指标的发展轨迹进行了动态分析。(2)通过国际间比较分析,结合已实现达峰国家峰值后碳排放的变动轨迹趋势特征,总结了其他国家达峰后出现的趋势类型,并根据中国碳排放特征,分析了符合中国电力行业达峰后趋势的情景。(3)构建了基于马尔可夫链的中国电源结构预测模型,预测了截至2050年之前的中国电力行业电源结构,依据模型结果设定了电力行业峰值后趋势技术减排情景;通过碳定价机制设定了电力行业峰值后趋势经济减排情景。为全方位揭示中国电力行业峰值后趋势情景对全球主要国家的综合影响,分别构建了以煤电技术进步为外生冲击和以碳定价机制为外生冲击的全球多部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4)结果分析表明:虽然电源结构技术进步比碳定价机制在中国电力行业产生的减排效果显着,但同时也会抑制本研究中分析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反之,尽管在中国全行业执行碳定价机制对全球各国的影响较平缓,但该种峰值后趋势情景达到的减排效果也完全满足全球温升目标的约束条件。因此,本研究认为,极端的煤电下降方式纵然能以最快速度和最显着的减排效果实现温控目标,但不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而碳定价机制导致的减排在短期内虽达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中长期来看,更符合全球经济—能源—环境协调统一发展的内在要求。
孙红杰[7](2020)在《能源系统转型对减缓气候变化设定目标的响应及模拟分析》文中认为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区域公平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全球关注的研究热点。造成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核心都集中于能源系统。目前关于已发生的气候变化与能源消费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已相对较为成熟,但能源系统对未来减缓气候变化不同设定目标响应的相关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阶段。本文基于以往研究,系统梳理了50多年来全球、区域、国家等不同空间尺度能源消费演变的经验事实,归纳发展规律及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设定基准情景(CPol)、国家自主贡献情景(NDC)、2℃、1.5℃等四种不同气候情景,选取AIM/CGE,IMAGE,MESSAGEix-GLOBIOM,POLES,REMIND-MAgPIE及WITCH-GLOBIOM等六个综合评估模型对全球及区域尺度能源相关指标进行不同时间尺度数值模拟,分析不同温升情景能源系统转变轨迹,判断趋势特征及差异,以及低碳经济指标的响应情况。通过假定2025年及以后全球各国在同一温升情景同一综合评估模型下,征收同一水平碳税,并将碳税作为能源投资的重要来源,以CPol情景为基准参照,测算不同温升情景各区域能源净投资缺口。同时进一步假定各区域能源净投资缺口全部自行解决,为方便不同经济水平区域的统一对比,将能源投资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值视为对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对贡献指标;同时将不同温升情景下区域的政策成本(GDP损失值)与GDP比值和区域的政策成本(GDP损失值)占全球的比例,也视作对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对贡献指标,从新的视角揭示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对气候变化减缓的相对贡献。并进一步考察对比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对未来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对贡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全球能源消费经验事实(1)19652018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增长了2.74倍,其中亚太地区增幅最大,对全球增长贡献了54.56%。发展中国家一次能源消费平均增速大于发达国家,部分发达国家呈负增长,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能源脱钩理论。50多年来,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规模及占一次能源的比例显着增大,同时核能、可再生能源(水能除外)的占比呈快速上升态势。(2)全球一次能源人均消费水平显着提高,但非洲、亚太地区、中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集聚的区域一次能源人均消费一直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一次能源人均消费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输出国和发达国家。中国一次能源人均消费,2000年之前一直低于亚太地区平均水平,2008年之前一直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8年中国一次能源人均消费也仅为美国同期的32.87%。(3)全球电力生产稳步增长,以煤炭为主的火力发电占绝对比重,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水能除外)发电占比呈上升态势。除亚太地区外,各地区发电能源均趋向以天然气为主的低碳能源。(4)过去的50多年,全球一次能源人均消费总体不平等程度呈减弱趋势。从地区来看,一次能源人均消费不平等程度,发达国家相对较小,发展中国家较大。化石能源中,全球天然气人均消费不平等程度最大,煤炭最小。全球非化石能源人均消费不平等程度显着大于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人均消费对一次能源人均消费的总基尼系数贡献率,发达国家高,发展中国家低。2、能源系统对不同温升情景的响应(1)全球未来一次能源供给规模,不同温升情景(NDC,2℃,1.5℃)相对于CPol(基准)情景,将会下降,越严格的温升情景,下降幅度越大。中长期来看,化石能源占比在CPol、NDC情景中呈上升态势,在2℃、1.5℃情景中呈下降趋势;非化石能源在所有情景中均呈上升态势。(2)一次能源供给规模从地区来看,相对于CPol基准情景,NDC情景LAM(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OECD90+EU(经合组织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地区的一次能源供给下降幅度大于全球平均水平;严格温升情景(2℃,1.5℃)呈相反状态,ASIA(亚洲的国家,不包括前苏联、日本和中东地区)、MAF(非洲和中东地区国家)、REF(前苏联的国家)地区一次能源供给下降幅度大于全球平均水平。(3)全球电力生产,CPol基准情景燃煤发电的首要地位一直未变;NDC情景全球电力生产总量略低于CPol基准情景,但燃煤发电的绝对量并没有绝对减少;严格温升情景(2℃,1.5℃)相对于基准情景,全球电力生产短期内会呈一定程度下降,中长期将明显提高。严格温升情景下,化石能源发电占比短期内将控制在30%40%,中期内将控制在1%4%,可再生能源占主导;长期到2100年全球太阳能、风能发电合计占比将达70%以上。(4)各地区未来电力生产构成来看,在CPol、NDC情景,化石能源发电的占比随时间推移呈下降态势,到21世纪末占比仍在30%以上,风能、太阳能合计占比到21世纪末仍不会超过50%。严格温升情景下,中长期,各地区发电均将以太阳能、风能为主导。(5)越严格的温升情景对应CO2排放量的减幅越大。严格温升情景(2℃,1.5℃),CO2排放量呈持续下降态势,LAM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率先实现CO2零排放,ASIA地区(除前苏联、日本和中东地区以外的亚洲国家)最晚实现CO2零排放;短期内大部分地区主要受能源强度影响,中长期主要受能源结构影响所致。3、不同温升情景能源投资缺口与政策成本(1)考虑碳税前提下未来能源投资缺口,从短期到中期来看,严格温升情景(2℃,1.5℃)全球能源投资缺口呈增大态势,全球能源投资缺口率最大点位于2050年左右,缺口率达47.24%(72.15%);中长期来看,全球能源投资缺口相对平稳。NDC情景全球能源投资缺口较小,长时间序列呈收敛态势,中长期全球能源投资缺口率小于1%。(2)从地区结合能源投资缺口角度来看,实现减缓气候变化预定目标,以ASIA为主的发展中地区难度更大。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投资国,约占全球能源投资的20.63%,但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高碳化石能源。中国与美国比较来看,CPol情景能源净投资基本皆能满足NDC情景能源净投资需求和短期2℃情景能源净投资需求;中长期来看,两国均存在较大的能源投资缺口,但中国能源投资缺口率明显大于美国及全球平均水平。实现2℃减排目标,从能源净投资角度来看,中国的相对付出远远大于美国及全球平均水平。(3)从相对政策成本视角来看:发达国家集聚的OECD90+EU地区仅在NDC(国家自主贡献)情景短中期承担全球64%左右的政策成本;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在严格温升情景(2℃,1.5℃)将一直承担全球80%左右的政策成本。(4)从相对政策成本国家视角来讲,中国在2℃情景、NDC情景(中长期)对全球GDP损失的贡献远远大于美国。这个分析结果应引起我们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减缓气候变化责任与义务承担划分的再认识。基于以上研究分析,本文认为:实现严格减缓气候变化预定目标(2℃,1.5℃),若无国际机制协调帮助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未来面临的相对付出与其经济实力、所处发展阶段和碳排放的历史累计等均不匹配;为保证全球公平、可持续发展和更好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的预定目标,发展中国家参与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理应得到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技术支持与资金帮助。本文研究有助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或国家筛选有效的能源发展策略,为制定适应气候变化减缓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依据,为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提供客观论据。
周玲玲[8](2020)在《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阶段,中国正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面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推进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与贸易大国,农产品贸易开放程度也在逐步扩张,农业全面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迄今我国已签订17个自由贸易协定,共涉及世界25个国家或地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自贸协定。其中,农产品贸易一直作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领域,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实施必将对我国农产品部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中澳FTA建立将引发思考如下问题:首先,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进一步,伴随全球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化,农业生产链条的延伸将不再桎梏于某个国家或区域内部,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又将产生怎样影响呢?更进一步,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气候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诸多因素差异悬殊,农业生产的区域非均衡性显着,且农业格局呈现高度集中特点。因此,中澳贸易自由化可能不仅对我国国家层面的农业经济产生强烈影响,而且还将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以中澳贸易自由化为研究对象,试图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文综合国际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与文献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以中澳FTA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国家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及区域视角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不同是,本文不仅采用最新的GTAP 10的数据库与高度细化的中国区域数据库(Sino-TERM Database),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以细致分解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效应;此外,还构建了GTAP模型与区域CGE模型(Sino-TERM模型)的链接,以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本文边际贡献则在于以下三大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以往文献主要侧重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端的影响研究,而本文重要区别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不仅考察了中澳FTA对农业经济生产端的影响,还进一步从消费端阐述了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其二,本文还从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视角深度挖掘了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阐释中澳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第二,数据方面。为尽最大可能与现实吻合,本文在数据库方面进行了核查与完善。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在国家层面。本文采用普渡大学于2019年7月发布的GTAP 10数据库,并运用Walmsley动态递归的方法将该数据库更新到2018年,基于该数据模拟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经济效应;其二,在区域层面。本文则运用最新版本的Sino-TERM数据库,并综合现有统计年鉴、海关数据等数据信息,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及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对Sino-TERM基准数据库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校准完善,以最大可能确保数据库的精准性。第三,模型方面。拓展了中澳FTA分析框架,首先,运用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模型,探究中澳FTA框架下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拆解了自贸区框架下总贸易的影响效应;其次,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深化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突破了标准GTAP模型评估国家层面经济效应的制约;最后,在标准Sino-TER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Fan分解”拓展为“FFZZ分解”,即由传统“Fan分解”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效应,而无法展示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故本文将其拓展为“FFZZ分解”的本地市场份额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国内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国内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来解构某个区域某种商品产出的变化效应,细化了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对部门产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紧紧围绕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业经济效应展开如下一系列研究:第一,本文采用了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中1992-2018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并依据Chen(2006)的五大类农产品分类,以细致刻画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研究发现:首先,分别阐释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谷物油籽植物油、园艺产品、动物产品、加工农产品及纺织原料农产品五大类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深度日趋增强,但我国一直长期逆差地位且贸易逆差状态在逐步扩大。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以加工农产品、园艺产品及动物产品为主;而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则主要为纺织原料。其次,测算了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MSR)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评估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鉴于中澳两国自然禀赋差异悬殊,中国以加工产品、园艺产品等农产品一直占据相对比较优势,而澳大利亚的纺织农产品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与中国-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结构保持高度吻合。再次,测度了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的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国出口澳大利亚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但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量的份额在逐年递减,表明我国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逐步向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格局过渡,这可能与我国“人口红利”总量渐趋缩小存在密切关系;而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则主要以土地密集型为主,这主要归因于澳大利亚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中澳不同要素禀赋农产品的结构演变规律,也揭示出伴随着中国农业的日益发展及居民需求的逐步提高,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结构有所转变。中澳农产品互补性日益凸显,这也将极大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第二,在中澳农产品贸易统计描述的基础上,本文继续运用了GTAP模型研究中澳FTA对农业经济效应,并重点从贸易结构、生产结构和供需结构考察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基于GTAP模型模拟结果,本文不仅从生产端分析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而且还从尝试从消费端出发探究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拓展了中澳FTA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澳FTA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无论是GDP、居民福利及贸易条件均有显着增进。从生产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部分农业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从消费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进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改善,主要表现为:中国家庭消费者进口大米、小麦、谷物等低附加值农产品的增幅要低于进口糖类、牛羊肉、猪肉、奶制品、水产品及加工食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此外,中国家庭消费进口的牛羊肉、猪肉、植物油、奶制品及加工食品等产品对福利增长贡献程度要远高于大米、小麦、谷物。因此,中澳FTA不仅对我国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促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善,以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的多元化需求。第三,为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该链接模型能够综合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双重优势,进而从贸易增加值层面深度解构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而非仅局限于整体贸易层面。本文主要从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以下三个层面考察。首先,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国别异质性。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影响具有较强的国别异质性,极大推进中澳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增长,同时对新西兰的优势农业部门造成了正向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农业部门则会受到负向抑制效应。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税削减后,直接造成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引致中国同日韩产生大规模的贸易转移效应,如:中国同东盟的水果蔬菜、其他作物、肉类制品及食物制品的不同贸易增加值部门均显着降低。其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的增加值分解。这里不区分贸易伙伴,将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贸易增加值具有显着影响,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存在显着异质性。从中国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最终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与中间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影响最为严重,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农产品国内价值链相对较长,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品为主;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农业部门贸易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要高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于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中澳农产品贸易一直呈现显着的逆差状态。此外,澳大利亚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农业部门的产业链相对而言更长,国内贸易增加值相对更高。最后,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重塑效应。这里区分贸易伙伴,仅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存在显着影响。具体地,从中国视角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棉花、动物产品、牛羊肉、奶制品和食物制品等部门具有重要影响。从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的谷物、棉花、动物产品及奶制品等农产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澳FTA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中澳重要的农产品部门。第四,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区域的农业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故本文继续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不仅修正完善了Sino-TERM数据库,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并拓展了Sino-TERM模型的分解范式,以期评估中澳FTA对区域层面的农业经济效应,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本文主要基于Sino-TERM的初始数据库进行数据库的完善与修正。主要通过收集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3)》、《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3)》及2012年海关数据库,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和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修正完善数据库,以确保数据库尽最大可能接近现实数据,并经过多次RAS调平处理,以确保数据库的平衡。其次,本文借鉴Mark Horridge与Zhai Fan(2006)的方法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的模型链接,以能够反映出政策冲击对我国区域层面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将标准Fan分解进一步拓展为“FFZZ分解”,将传统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部分,进一步拓展为本地市场需求效应、出口国外市场需求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产品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大部分,进而能够更加详尽分解出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对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基于上述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链接模拟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区域农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就整体层面而言,在短期内中澳FTA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性显着,无论从实际GDP变动、实际投资变动、实际消费变动、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均呈现出沿海各个省份受益较大,而内陆地区受益较小,甚至受到负面波及。但从长期而言,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均受到正向波及效应,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将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此外,从Fan分解视角来看,基于“传统Fan分解”发现,在短期内,除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谷物等部门外,其余主要农产品部门的销量有所提升,主要归因于中澳FTA进口效应的影响;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均有所提升,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不同区域农产品部门销量的提升。此外,本文在原有Fan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FFZZ分解”,发现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省份的不同农业部门的影响截然不同。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则表明不同区域不同产品部门的销量变化的分解效应大相径庭。限于篇幅,本文以中澳主要农产品部门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为例。在短期内,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虽然总体受到波及,但有些省份的奶制品产出也显示增长态势;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亦如此,虽然国家层面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但有些省份也受到正向溢出效应。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的销量均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归因于长期内生产要素可以实现区域间与部门间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的模拟结果发现省际间调入与省际间调出对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围绕“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的经济效应”展开一系列研究。首先,本文从国家层面出发刻画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并分析了双边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次,本文借鉴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探究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再次,为详细刻画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进一步对Sino-TERM数据库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并构建了Fan分解的拓展应用“FFZZ”分解,能够从本地市场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解构省际区域层面某种商品销量的变化,以期准确评估中澳FTA对我国不同省际区域农业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区域模型的有效衔接,探讨中澳FTA对我国省级区域层面的农产品的影响效应。本文还通过围绕中澳FTA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贸易增加值层面和区域层面三个维度展开一系列的模拟评估,在理论方面,能够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崭新视角与研究框架;在实践方面,基于对政策的量化研究为中国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王雪清[9](2020)在《环境规制对广东省工业库存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气候持续变暖,加之产业结构仍处于转型升级的持续阶段,中国的灰霾天气日数居高不下,大气环境不断恶化,由此国家加大了环境规制力度,人们也对赖以生存的空气环境质量日益重视起来,作为主要空气污染制造者的工业企业面临较大压力。广东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但空气污染是否会反向作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政府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减缓这种影响?这些措施反过来又会对工业经济发展和导致空气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带来什么影响?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厘清空气污染和环境规制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识别其作用于企业生产的具体途径和动态效应,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由于空气污染和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对农业和服务业影响不大,而国内工业库存占整体库存的70%以上,因此库存问题主要针对工业企业,并区别于单个企业或供应链上多个企业的库存研究,本文主要研究环境规制对广东省整体工业企业库存的影响效应。首先从存货需求、提前期、持有库存的资金成本等这些影响库存的因素出发,基于(S,s)库存模型,从理论上分析空气污染和环境规制与广东省工业库存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其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工业增加值、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空气污染、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科技投资和工业企业库存等变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VAR模型来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广东省工业库存的动态效应和作用机制。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构建空气污染与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库存产生效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2006-2018年广东省的相关数据进行仿真模拟分析,研究不同情景下减排政策、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科技投资对广东省工业库存和工业经济的影响效应。并根据上述研究的结论,为从环境规制和有关投资政策的角度降低工业企业库存,促进工业经济长远发展,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提出科学有效的政策建议。
刘素霞[10](2019)在《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工业集聚水平不断提高。工业集聚凭借其规模效应、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成为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工业集聚战略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然而,伴随着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工业集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也成为学术界关心的重要问题。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随着工业集聚程度的提升,资源能源消耗量增加,污染物排放量随之增加;另一方面,工业集聚区内通过环境污染治理规模效应、环境治理技术外溢和产业共生等正环境外部性而减少污染排放量。由于工业是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主体,那么究竟中国工业集聚带来何种环境效应则是亟待验证的一个研究课题。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不断提高的环境目标,各种环境规制措施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升级。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直接影响企业的排污行为,另一方面则影响着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将会重新考虑其生产和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而影响区域工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间接影响环境污染排放。因此环境规制是影响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基于此背景,本文尝试将工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纳入到统一研究框架,从理论上分析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发展的实际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工业集聚发展与生态文明和谐共赢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和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首先在新经济地理学“自由资本”模型基础上,借鉴Zeng and Zhao(2009)的研究思路,构建一个包含工业集聚、环境规制、污染排放、跨境污染、行业间负外部性等因素在内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并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影响下工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结果,提出本文的研究命题一到命题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环境规制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与政府、非政府环保组织和企业的行为博弈结果息息相关的现实,本文进一步构建包含政府、非政府环保组织和企业的三方博弈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各方在不同策略选择组合下的收益值,分析影响政府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的因素以及环境规制有效的边界条件,由此提出命题六。在实证检验方面,本文首先检验了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总体来看,我国工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为正,即工业集聚加剧了集聚地区的污染排放。但是工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呈现边际递减规律,即工业集聚产生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并且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不同工业集聚程度区间内,工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均显着不同,且随着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逐级下降,进一步说明工业集聚有污染排放减缓效应。从分区域检验结果来看,我国东部地区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从分时段检验结果来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显着小于新常态前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第二,本文基于环境规制调节效应和环境规制门槛效应两个角度,运用多种环境规制指标,检验了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是影响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且工业集聚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显着为负,说明我国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工业集聚达到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从不同环境规制指标的差异来看,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调节效应最强,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调节效应最弱。此外,环境规制也是影响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重要门槛变量。当环境规制程度低于门槛值时,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较大;而环境规制程度高于门槛值时,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较小。说明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能够抑制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但是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我国当前的环境规制政策直接减少污染排放的效果不明显,甚至起到相反的结果。第三,为了检验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影响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工业集聚、环境污染和绩效型环境规制均存在显着的空间自相关关系,且自相关程度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工业集聚是影响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一个地区的工业集聚会导致本地区环境污染排放总量的增加,但是对临近地区的环境污染影响系数为负,并且总效应为负。说明虽然工业集聚直接导致集聚地区的环境污染排放增加,但是其对其他地区带来的环境污染减排效应更大,所以其总效应为负。即一个地区的工业集聚虽然会导致本地区的污染排放增加,但是从我国全局减少污染排放的总目标出发,工业集聚能够实现全局减排效果。从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来看,投入型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而绩效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区的环境污染排放效应为负,但是其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最后,本文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快提升工业集聚水平、优化工业集聚质量、健全工业集聚区绿色协调发展机制、构建更为严厉和科学的环境规制体系,加强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提高社会公众的环境认知度,形成社会公众、环保人士、媒体对污染企业的监督网的政策建议。
二、世界经济增长减缓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模拟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经济增长减缓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模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双碳背景下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3.1 定性研究方法 |
1.3.2 定量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 |
1.4.1 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与政策绩效 |
1.4.2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发展与演进 |
1.4.3 气候投融资政策需求与设计 |
1.5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1.6 技术路线图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及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气候投融资 |
2.1.2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 |
2.1.3 面向低碳转型的气候投融资政策 |
2.2 气候投融资的内涵、测度和影响 |
2.2.1 气候投融资的内涵与概念演进 |
2.2.2 气候投融资的理论基础 |
2.2.3 气候投融资的管理 |
2.2.4 气候投融资的影响 |
2.3 气候投融资发展模式 |
2.3.1 气候投融资“自上而下”发展模式 |
2.3.2 气候投融资“自下而上”发展模式 |
2.4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发展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气候投融资发展与评价研究 |
3.1 理论基础 |
3.1.1 气候投融资发展动因 |
3.1.2 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 |
3.2 研究方法 |
3.2.1 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 |
3.2.2 气候投融资活动问卷调研 |
3.3 气候投融资发展动因分析 |
3.3.1 金融机构开展气候投融资现状 |
3.3.2 金融机构绿色(气候)金融产品和服务现状调研 |
3.3.3 金融机构气候风险管理 |
3.3.4 金融机构气候信息披露 |
3.3.5 研究结论 |
3.4 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分析 |
3.4.1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
3.4.2 计量模型和估计 |
3.4.3 假设检验 |
3.4.4 模型结果分析 |
3.4.5 稳健性检验 |
3.4.6 实证结论 |
第4章 气候投融资政策发展与演进 |
4.1 气候投融资政策的演进和研究现状 |
4.1.1 国外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研究现状 |
4.1.2 国内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研究现状 |
4.2 国际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发展现状 |
4.2.1 气候谈判下的资金机制 |
4.2.2 国际气候投融资体系现状 |
4.2.3 国际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制度 |
4.3 国内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现状概述 |
4.3.1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发展现状 |
4.3.2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发展现状 |
4.3.3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管理体制 |
4.4 国内外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经验对比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双碳背景下气候投融资政策需求与设计 |
5.1 总体政策需求 |
5.1.1 气候投融资政策需求量化分析 |
5.1.2 规范气候投融资准入的政策需求 |
5.1.3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政策需求 |
5.1.4 气候投融资市场发展的政策需求 |
5.1.5 完善气候信息的政策需求 |
5.1.6 强化协同机制的政策需求 |
5.2 政策体系建设路径 |
5.2.1 基于准入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5.2.2 基于绩效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5.2.3 基于激励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5.2.4 基于市场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5.2.5 基于信息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5.2.6 基于协同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路径优化 |
5.3 监督评价体系 |
5.3.1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评价思路 |
5.3.2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评价的方法 |
5.3.3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评价的应用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建议 |
6.2.1 加强气候投融资准入机制政策保障 |
6.2.2 强化气候投融资政策绩效和激励机制管理 |
6.2.3 优化气候投融资政策市场机制建设 |
6.2.4 完善气候投融资政策信息机制设计 |
6.2.5 打造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协同效应 |
6.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气候投融资金融机构与能源企业领导调查问卷及结果统计 |
附录二: 调研问卷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致谢 |
(2)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 |
1.2.2 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1.2.3 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1.2.4 研究述评 |
1.3 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1.3.1 内容结构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框架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技术创新 |
2.1.2 人工智能 |
2.2 相关理论 |
2.2.1 技术创新理论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3.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
3.1.1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
3.1.2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
3.1.3 国内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
3.2 人工智能的四大经济效应 |
3.2.1 智能渗透效应 |
3.2.2 边界延展效应 |
3.2.3 知识创造效应 |
3.2.4 自我深化效应 |
3.3 经济增长的三大影响因素 |
3.3.1 劳动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投入 |
3.3.2 资本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实现途径 |
3.3.3 生产技术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
3.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渠道 |
3.4.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3.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3.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3.5 本章小结 |
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4.1 分析基础 |
4.1.1 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厘定 |
4.1.2 基本理论假设 |
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就业路径 |
4.2.1 智能渗透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4.2.2 边界延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4.2.3 就业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收入路径 |
4.3.1 智能渗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4.3.2 边界延展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4.3.3 收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4.4 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路径的实证检验 |
4.4.1 研究设计 |
4.4.2 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实证检验 |
4.4.3 人工智能、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4.4.4 长期效应分析 |
4.4.5 作用渠道检验 |
4.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 |
5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5.1 分析基础 |
5.1.1 资本积累与资本结构的概述 |
5.1.2 智能渗透的行业差异 |
5.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路径 |
5.2.1 智能渗透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5.2.2 边界延展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5.2.3 资本积累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5.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结构路径 |
5.3.1 智能渗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5.3.2 边界延展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5.3.3 资本结构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5.4 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路径的实证检验 |
5.4.1 研究设计 |
5.4.2 人工智能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的实证检验 |
5.4.3 人工智能、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5.4.4 长期效应分析 |
5.4.5 作用渠道检验 |
5.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
6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6.1 分析基础 |
6.1.1 全要素生产率的解构 |
6.1.2 基于“生产率悖论”的争议 |
6.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6.2.1 智能渗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6.2.2 知识生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6.2.3 自我深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6.2.4 技术进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6.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路径 |
6.3.1 智能渗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6.3.2 边界延展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6.3.3 自我深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6.3.4 技术效率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6.4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路径的实证检验 |
6.4.1 研究设计 |
6.4.2 人工智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6.4.3 人工智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6.4.4 长期效应分析 |
6.4.5 作用渠道检验 |
6.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
7 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长期经济增长与未来南北差距 |
7.1 分析基础 |
7.1.1 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路径 |
7.1.2 基本理论假设 |
7.2 人工智能与长期经济增长 |
7.2.1 基本模型构建 |
7.2.2 模型分析 |
7.2.3 分析结论 |
7.3 人工智能发展与未来南北差距 |
7.3.1 基本模型构建 |
7.3.2 领先国家 |
7.3.3 追随国家 |
7.3.4 模型分析与结论 |
7.4 本章小结 |
8 结论及政策建议 |
8.1 基本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第三节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相关理论 |
一、人口经济相关理论 |
二、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三、其它相关理论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人口老龄化空间问题及影响因素研究 |
二、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三、研究述评 |
第三章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理论构建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及内涵 |
一、人口老龄化 |
二、区域经济增长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一、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口因素 |
二、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 |
三、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理论分析 |
一、门槛效应 |
二、空间溢出效应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区域经济增长及人口老龄化的演变特征分析 |
第一节 区域经济增长的演变特征 |
一、经济增长阶段性明显 |
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显着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的演变特征 |
一、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迅速 |
二、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明显 |
三、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显着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理论分析与现实依据 |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人口老龄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分析 |
第一节 分析流程与模型构建 |
一、中介效应分析流程 |
二、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一、变量解释与指标选取 |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
第三节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一、劳动力供给 |
二、居民消费水平 |
三、居民储蓄水平 |
四、人力资本积累 |
五、科技创新能力 |
六、产业结构升级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
第一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一、模型构建 |
二、数据说明 |
第二节 非线性关系拟合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第三节 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第一节 空间相关性检验 |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 |
二、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一、空间计量模型简介 |
二、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第三节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剖析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特征分析 |
一、中介性 |
二、动态性 |
三、开放性 |
四、空间性 |
五、反馈性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剖析 |
一、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减速效应” |
二、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效应”不稳定 |
三、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显着 |
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地区差异明显 |
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
第三节 政策建议 |
一、调节劳动力供给和消费水平,缓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 |
二、加大科教和老龄产业支持力度,稳定老龄化的“加速效应” |
三、搭建人才合作的良好平台,激发老龄化的“正向溢出” |
四、实施差异化的人口和经济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
五、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地区均衡发展 |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一、主要结论 |
二、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思路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数据来源 |
1.5 主要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概念界定与测度 |
2.1.1 农产品贸易开放 |
2.1.2 农业碳排放 |
2.1.3 农业碳排放绩效 |
2.2 理论基础 |
2.2.1 低碳农业理论 |
2.2.2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
2.2.3 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与假说 |
2.2.4 外部性理论 |
2.3 文献综述 |
2.3.1 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与影响因素 |
2.3.2 国际贸易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
2.3.3 文献述评 |
2.4 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理 |
2.4.1 贸易开放的劳动力效应 |
2.4.2 贸易开放的基础设施效应 |
2.4.3 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 |
2.5 本章小结 |
3 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与时空异质性分析 |
3.1 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 |
3.1.1 农业碳排放的测算 |
3.1.2 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 |
3.2 中国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
3.2.1 中国四大板块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
3.2.2 中国八大经济区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
3.3 中国省(市、区)农业碳排放绩效时空异质性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4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总体时序分析 |
4.1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 |
4.2 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历程与问题分析 |
4.2.1 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进程及现状分析 |
4.2.2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4.2.3 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发展历程 |
4.3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时间序列分析 |
4.3.1 单位根检验 |
4.3.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4.3.3 协整分析 |
4.3.4 脉冲响应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5.1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
5.2 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5.2.1 四大板块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5.2.2 八大经济区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5.3 门槛效应检验 |
5.3.1 门槛模型构建 |
5.3.2 门槛模型结果与分析 |
5.3.3 四大板块门槛效应的结果比较 |
5.3.4 八大经济区门槛效应的结果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6 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6.1 农产品宏观经济贸易模型建模 |
6.1.1 动态全球贸易能源-环境分析模型 |
6.1.2 全球贸易的区域影响降维方法 |
6.1.3 农产品出口贸易碳排放测算方法 |
6.1.4 GTAP-E数据库集成 |
6.1.5 政策情景设置 |
6.2 国别尺度模型结果及分析 |
6.2.1 各国及地区实际GDP的变动 |
6.2.2 各国及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变动 |
6.2.3 中国进出口去向变动 |
6.2.4 各国及地区碳排放及农业碳排放的变动 |
6.2.5 中美两国分行业产出变动对比 |
6.3 中国省(市、区)级尺度模型结果及分析 |
6.3.1 中国各省(市、区)经济总产出变化 |
6.3.2 中国各省(市、区)出口贸易总额变动 |
6.3.3 中国各省(市、区)农产品出口贸易及其碳排放变动 |
6.4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碳排放绩效评价体系 |
7.2.2 制定绿色农产品贸易发展战略 |
7.2.3 适度规制促进农业绿色转型 |
7.2.4 差异化投入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
7.2.5 引进农业低碳生产的成功经验与先进技术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致谢 |
(5)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 |
1.4.2 研究的不足 |
本章参考文献 |
2 理论依据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依据 |
2.1.1 税收与补贴经济效应理论 |
2.1.2 新要素禀赋理论 |
2.1.3 农业弱质性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关于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供给侧影响的研究 |
2.2.2 关于气候变化不均衡性对农产品比较优势影响的研究 |
2.2.3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研究 |
2.2.4 关于气候变化对农产品贸易模式的影响研究 |
2.2.5 文献评述 |
2.3 本章小结 |
本章参考文献 |
3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与中国农产品出口概况 |
3.1 全球气候变化及应对 |
3.1.1 全球温室效应 |
3.1.2 全球气候灾害 |
3.1.3 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应对 |
3.2 中国气候变化及应对 |
3.2.1 中国气候要素的波动 |
3.2.2 中国极端气候事件爆发情况 |
3.2.3 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 |
3.3 中国农产品生产及出口情况 |
3.3.1 农产品的统计范围 |
3.3.2 中国农产品生产情况 |
3.3.3 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情况 |
3.4 本章小结 |
本章参考文献 |
4 气候变化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机理 |
4.1 短期影响机理 |
4.1.1 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的弱质性 |
4.1.2 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供给的影响 |
4.1.3 农业碳减排的成本压力 |
4.2 长期影响机理 |
4.2.1 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4.2.2 低碳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
4.3 本章小结 |
本章参考文献 |
5 基于随机森林的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重要性分析 |
5.1 随机森林简介 |
5.1.1 人工智能算法简介 |
5.1.2 随机森林原理 |
5.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5.2.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5.2.2 影响农产品出口各项变量的重要性 |
5.3 本章小结 |
本章参考文献 |
6 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及预测分析 |
6.1 基于线性模型的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
6.1.1 线性模型简介 |
6.1.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2 农产品出口预测比较研究 |
6.2.1 模型拟合效果 |
6.2.2 模型拟合效果比较 |
6.3 本章小结 |
本章参考文献 |
7 气候变化对不同种类农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7.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7.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7.2.1 茶叶 |
7.2.2 大米 |
7.2.3 植物油 |
7.3 本章小结 |
本章参考文献 |
8 结论与建议 |
8.1 结论 |
8.2 建议 |
8.2.1 转变农业发展模式应对气候变化 |
8.2.2 拓宽农业国际合作的渠道 |
8.2.3 完善农业贸易保障机制 |
本章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成果 |
致谢 |
(6)1.5℃约束下中国电力行业碳达峰后情景及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温控目标相关研究 |
1.2.2 碳排放峰值预测研究动态 |
1.2.3 碳减排效应相关研究 |
1.2.4 电力行业碳排放相关研究 |
1.3 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总体思路 |
1.3.2 研究目标 |
1.3.3 研究重点 |
1.3.4 研究难点 |
1.3.5 研究技术路线 |
1.4 研究成果及创新之处 |
1.5 本章小结 |
第2章 中国电力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
2.1 引言 |
2.2 中国电力行业基本经济指标发展现状 |
2.2.1 全社会用电量 |
2.2.2 发电装机容量 |
2.2.3 电力行业工业增加值及其占比 |
2.3 中国电力行业投资建设指标发展现状 |
2.3.1 历年电源投资完成情况 |
2.3.2 历年电网投资完成情况 |
2.4 中国电力行业技术效率指标发展现状 |
2.4.1 电厂发电和供电标准煤耗 |
2.4.2 发电厂厂用电率 |
2.4.3 电厂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 |
2.4.4 供、售电量及线路损失率 |
2.4.5 历年发用电设备容量比 |
2.5 中国电力行业燃料消耗指标发展现状 |
2.5.1 发电消耗标煤量 |
2.5.2 供热消耗标煤量 |
2.5.3 电力生产与消费弹性系数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电力行业碳排放及电源结构的国际间比较 |
3.1 引言 |
3.2 碳排放总量现状 |
3.2.1 全球碳排放总量 |
3.2.2 中国碳排放总量 |
3.2.3 五大洲代表性国家碳排放总量 |
3.3 电力行业碳排放量现状 |
3.3.1 全球电力行业碳排放总量 |
3.3.2 中国电力行业碳排放总量 |
3.3.3 五大洲代表性国家电力行业碳排放总量 |
3.4 电力行业电源结构及对应碳排放现状 |
3.4.1 全球电力行业电源结构及其碳排放 |
3.4.2 中国电力行业电源结构及其碳排放 |
3.4.3 五大洲代表性国家电力行业电源结构及其碳排放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1.5℃约束下中国电力行业碳达峰后情景分析 |
4.1 引言 |
4.2 1.5℃约束下中国电力行业技术减排情景 |
4.2.1 1.5℃约束下电力行业电源结构 |
4.2.2 Markov Chain模型基本原理 |
4.2.3 中国电力行业电源结构预测的Markov Chain模型 |
4.2.4 无1.5℃约束下的中国电源结构基准情景预测 |
4.2.5 1.5℃约束下的中国电源结构技术减排情景预测 |
4.3 1.5℃约束下中国电力行业经济减排情景 |
4.3.1 1.5℃约束下中国电力行业碳排放剩余预算 |
4.3.2 1.5℃约束下中国电力行业经济减排情景预测 |
4.4 中国电力行业碳达峰后情景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电力行业碳达峰后情景综合效应评估模型构建 |
5.1 引言 |
5.2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原理 |
5.2.1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形式 |
5.2.2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应用领域 |
5.2.3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方程体系及数据基础 |
5.3 GTAP模型的框架体系 |
5.3.1 GTAP模型的基本结构 |
5.3.2 GTAP模型的应用领域 |
5.3.3 GTAP模型的数据基础 |
5.4 GTAP-E模型的构建 |
5.4.1 GTAP-E模型的基本结构 |
5.4.2 GTAP-E模型的改进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1.5℃约束下中国电力行业碳达峰后技术减排情景综合效应分析 |
6.1 引言 |
6.2 技术减排情景对宏观经济的效应分析 |
6.2.1 对GDP的效应分析 |
6.2.2 对投资的效应分析 |
6.2.3 对不同行业总产出的效应分析 |
6.3 技术减排情景对进出口贸易的效应分析 |
6.3.1 对进口的效应分析 |
6.3.2 对出口的效应分析 |
6.4 技术减排情景对能源消费水平的效应分析 |
6.4.1 对煤炭消费量的效应分析 |
6.4.2 对石油消费量的效应分析 |
6.4.3 对天然气消费量的效应分析 |
6.5 技术减排情景对碳排放水平的效应分析 |
6.5.1 对碳排放总量的效应分析 |
6.5.2 对电力行业煤电碳排放的效应分析 |
6.5.3 对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的效应分析 |
6.5.4 对重点行业碳排放量的效应分析 |
6.6 技术减排情景对居民生活的效应分析 |
6.6.1 对居民生活消费的效应分析 |
6.6.2 对居民福利的效应分析 |
6.7 基于技术减排层面的政策建议 |
6.8 本章小结 |
第7章 1.5℃约束下中国电力行业碳达峰后经济减排情景综合效应分析 |
7.1 引言 |
7.2 经济减排情景对宏观经济的效应分析 |
7.2.1 对碳定价的效应分析 |
7.2.2 对GDP的效应分析 |
7.2.3 对投资的效应分析 |
7.2.4 对部门总产出的效应分析 |
7.3 经济减排情景对进出口贸易的效应分析 |
7.3.1 对进口的效应分析 |
7.3.2 对出口的效应分析 |
7.4 经济减排情景对能源消费水平的效应分析 |
7.4.1 对煤炭消费量的效应分析 |
7.4.2 对石油消费量的效应分析 |
7.4.3 对天然气消费量的效应分析 |
7.5 经济减排情景对碳排放水平的效应分析 |
7.5.1 对碳排放总量的效应分析 |
7.5.2 对电力行业煤电碳排放的效应分析 |
7.5.3 对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的效应分析 |
7.5.4 对重点行业碳排放量的效应分析 |
7.6 经济减排情景对居民生活的效应分析 |
7.6.1 对居民生活消费的效应分析 |
7.6.2 对居民福利的效应分析 |
7.7 基于经济减排层面的政策建议 |
7.8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7)能源系统转型对减缓气候变化设定目标的响应及模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 |
1.1.2 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与经验事实 |
1.1.3 气候变化与能源的耦合关系 |
1.1.4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已采取的行动 |
1.1.5 中国经济增长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
1.2 研究问题及意义 |
1.3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1.5 研究的可能创新点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评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能源 |
2.1.2 能源系统 |
2.1.3 能源系统转型 |
2.1.4 气候变化 |
2.2 理论基础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2 外部性理论与科斯定理 |
2.2.3 脱钩理论 |
2.2.4 气候变化经济学模型 |
2.3 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的相关研究综述 |
2.3.1 数据来源与分析工具 |
2.3.2 文献数量 |
2.3.3 作者分析 |
2.3.4 研究机构分析 |
2.3.5 期刊分析 |
2.3.6 研究热点 |
2.3.7 研究进展评析 |
第三章 全球及主要区域能源消费经验事实 |
3.1 数据来源 |
3.2 全球能源消费演变特点 |
3.2.1 一次能源消费 |
3.2.2 二次能源消费 |
3.3 能源人均消费均衡性测度 |
3.3.1 均衡性测度方法 |
3.3.2 一次能源人均消费不平等演变趋势及分解 |
3.3.3 一次能源人均消费不平等分项分解测度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不同温升情景能源系统变化响应格局 |
4.1 研究基础 |
4.1.1 数据来源 |
4.1.2 预测模型 |
4.1.3 气候情景设定 |
4.1.4 研究区域 |
4.2 不同温升情景一次能源变化响应 |
4.2.1 全球一次能源的响应特征 |
4.2.2 主要区域一次能源的响应 |
4.3 不同温升情景二次能源变化响应 |
4.3.1 全球二次能源的响应 |
4.3.2 主要区域二次能源的响应 |
4.4 不同温升情景低碳经济指标的响应 |
4.4.1 不同温升情景碳排放变化影响因子贡献分解 |
4.4.2 不同温升情景碳排放量贡献分解测度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不同温升情景区域能源投资缺口和政策成本 |
5.1 主要区域能源投资现状 |
5.2 不同温升情景主要区域能源投资缺口 |
5.2.1 不同温升情景未来能源投资 |
5.2.2 考虑碳税前提下未来能源投资缺口 |
5.3 不同温升情景主要区域的政策成本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不同温升情景中国能源投资缺口及政策成本 |
6.1 数据来源 |
6.2 不同温升情景中国能源系统响应 |
6.2.1 一次能源响应 |
6.2.2 二次能源响应 |
6.3 不同温升情景中国能源净投资缺口 |
6.3.1 中国能源投资现状 |
6.3.2 不同温升情景中国未来能源投资 |
6.3.3 考虑碳税前提下中国的能源投资缺口 |
6.4 不同温升目标中国政策成本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主要结论 |
7.2 政策启示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中国农产品贸易开放格局 |
1.1.2 中澳自贸区典型特点及重要意义 |
1.1.3 中国农业区域发展非均衡性 |
1.1.4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技术路线 |
1.2.3 研究方法 |
1.2.4 数据资料 |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1.3.1 研究创新 |
1.3.2 研究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中澳自贸区经济效应评估 |
2.2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 |
2.3 自贸区框架下贸易增加值分解 |
2.4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 |
3.1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 |
3.2 中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 |
3.2.1 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
3.2.2 中澳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
3.3 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类型农产品贸易结构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 |
4.1 模型框架与数据处理 |
4.1.1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
4.1.2 数据处理、模型校准及情景设定 |
4.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生产端 |
4.2.1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宏观层面 |
4.2.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产业层面 |
4.2.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进出口贸易 |
4.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消费端 |
4.3.1 贸易自由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 |
4.3.2 标准GTAP模型家庭消费需求系统 |
4.3.3 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5.1 世界投入产出模型 |
5.2 贸易增加值分解 |
5.3 链接机制 |
5.4 贸易增加值分解测算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区域CGE数据库完善与分解拓展 |
6.1 Sino-TERM模型框架结构 |
6.2 Sino-TERM数据库构建与修正 |
6.2.1 Sino-TERM数据库构建 |
6.2.2 Sino-TERM数据库修正调整 |
6.3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拓展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中澳FTA对区域农业经济效应影响 |
7.1 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链接 |
7.2 Sino-TERM模型宏观经济闭合 |
7.3 Sino-TERM模型模拟结果 |
7.3.1 宏观经济变化——BOTE分析 |
7.3.2 宏观经济指标的区域异质性 |
7.3.3 主要农业部门产出波动的区域异质性 |
7.4 Sino-TERM模型Fan分解及拓展 |
7.4.1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 |
7.4.2 Sino-TERM模型中Fan分解拓展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启示 |
8.2.2 贸易增加值层面的政策启示 |
8.2.3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的政策启示 |
8.2.4 区域层面的政策启示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农产品部门分类 |
附录 B 标准GTAP模型主要机制 |
附录 C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 |
附录 D 中澳FTA对主要农产品产出的区域异质性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环境规制对广东省工业库存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大气污染问题 |
1.1.2 工业企业面临巨大的环境规制压力 |
1.1.3 工业经济保持稳定运行的库存压力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研究框架 |
1.5 论文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 |
2.1 系统动力学方法概述 |
2.1.1 系统动力学的特点 |
2.1.2 系统动力学建模的方法及步骤 |
2.1.3 Vensim建模工具介绍 |
2.2 库存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
2.2.1 需求不确定因素 |
2.2.2 金融相关因素 |
2.2.3 其他因素 |
2.2.4 研究述评 |
2.3 空气污染与环境规制于企业的影响研究 |
2.3.1 成本学说 |
2.3.2 创新补偿学说 |
2.3.3 不确定学说 |
2.3.4 研究评述 |
2.4 环境规制政策下的库存管理研究 |
2.4.1 基于经典的EOQ模型 |
2.4.2 考虑运输成本和减排投资 |
2.4.3 不同碳减排政策下多级供应链的研究 |
2.4.4 研究评述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环境规制对广东省工业库存的影响路径分析 |
3.1 (S,s)库存模型简介 |
3.2 企业库存水平的决定因素 |
3.2.1 存货需求 |
3.2.2 提前期 |
3.2.3 持有库存的资金成本 |
3.3 理论分析空气污染和环境规制对广东省工业库存的影响路径 |
3.3.1 空气污染和环境规制与交通运输 |
3.3.2 交通运输与工业企业库存 |
3.3.3 空气污染和环境规制对广东省工业库存的影响路径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对广东省工业库存的影响因素分析 |
4.1 方法选取和介绍 |
4.2 数据说明 |
4.3 模型构建及检验分析 |
4.3.1 单位根检验 |
4.3.2 VAR模型的构建 |
4.3.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4.3.4 脉冲响应分析 |
4.3.5 方差分解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环境规制对广东省工业库存的影响机制分析 |
5.1 模型构建 |
5.1.1 因果回路图 |
5.1.2 存量流量图及公式设置 |
5.2 模型检验及设定 |
5.2.1 模型检验 |
5.2.2 情景设定 |
5.3 仿真结果分析 |
5.3.1 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 |
5.3.2 环境规制政策交互作用的影响 |
5.3.3 其他投资政策的影响 |
5.4 政策建议 |
5.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10)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的背景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1.4.1 论文主要创新点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本文的相关理论 |
2.1.1 产业集聚理论 |
2.1.2 环境规制理论 |
2.2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2.2.1 工业集聚环境外部性研究 |
2.2.2 环境规制影响污染排放研究 |
2.2.3 环境规制影响产业集聚研究 |
2.2.4 环境污染治理博弈研究 |
2.2.5 简要评价 |
3 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理论分析 |
3.1 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分析 |
3.1.1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分析的理论基础 |
3.1.2 模型基本设定 |
3.1.3 环境规制政策下污染排放的决定 |
3.1.4 环境规制下工业集聚影响污染排放的数值模拟分析 |
3.2 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博弈论分析 |
3.2.1 企业、政府及社会环境非政府组织三方博弈假设及模型建立 |
3.2.2 三方博弈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3.2.3 三方博弈结果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4 我国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及环境污染的测度与时空演变分析 |
4.1 我国工业集聚测度及时空演变分析 |
4.1.1 产业集聚测度指标 |
4.1.2 我国工业集聚时空演变分析 |
4.2 我国环境规制测度及时空演变分析 |
4.2.1 环境规制的分类 |
4.2.2 环境规制测度指标 |
4.2.3 我国环境规制时空演变分析 |
4.3 我国环境污染时空演变分析 |
4.3.1 我国环境污染的总体状况分析 |
4.3.2 我国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环境规制下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基于污染减缓效应实证研究 |
5.1 模型设定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5.3 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实证检验与分析 |
5.3.1 全国285 个地级市全样本检验结果与分析 |
5.3.2 分区域样本检验结果与分析 |
5.3.3 分阶段样本检验结果与分析 |
5.3.4 稳健性检验 |
5.4 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排放减缓效应——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
5.4.1 门槛效应检验及门槛值确定 |
5.4.2 双门槛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环境规制下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实证研究 |
6.1 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环境规制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
6.1.1 调节变量及调节效应 |
6.1.2 计量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
6.1.3 环境规制调节效应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6.2 工业集聚环境污染效应:基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实证研究 |
6.3 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基于省级数据的再检验 |
6.3.1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6.3.2 环境规制调节效应检验与分析 |
6.3.3 环境规制门槛效应检验与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环境规制下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检验 |
7.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7.1.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
7.1.2 空间权重矩阵 |
7.1.3 我国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及环境污染排放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
7.2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设定 |
7.2.1 空间计量模型形式及选择 |
7.2.2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及空间计量结果 |
7.2.3 总效应分解: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测度 |
7.3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四、世界经济增长减缓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模拟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双碳背景下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发展研究[D]. 丁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2)
- [2]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黄志. 四川大学, 2021(12)
- [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吴媛媛.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D]. 周晓雪.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5]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D]. 吕飞.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6]1.5℃约束下中国电力行业碳达峰后情景及效应研究[D]. 卢灿.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6)
- [7]能源系统转型对减缓气候变化设定目标的响应及模拟分析[D]. 孙红杰. 兰州大学, 2020(01)
- [8]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D]. 周玲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环境规制对广东省工业库存的影响机制研究[D]. 王雪清.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10]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研究[D]. 刘素霞.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