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财政状况恶化及前景分析

一、欧元区财政状况恶化及前景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金川^[1]（2020）在《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风险评估与预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历史上曾出现的五次并购浪潮,银行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仅为产业并购创造了条件,自身并购活动也在蓬勃发展,推动全球银行业不断壮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快速发展,各国政府采取较为宽松的金融管制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大力创新,银行间的资本逐步集聚,并购事件层出不穷,并购数量与并购规模屡创新高。目前,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发展尚显稚嫩,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并购的规模、数量、复杂程度等方面还有着不小的差距。跨国并购的全过程面临的风险无论从复杂性、多样性,还是对结果的影响程度都远甚于国内并购。因此,作为中资银行,在跨国并购中如何有效地评估、预警各种风险,如何提升自身的风险防控能力和并购质效,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现有文献对银行并购,以及与并购相关的风险方面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大量研究的重点比较集中于银行并购动因、绩效水平、风险识别和量化、风险防控等方面,而且许多传统的理论研究更偏重于考察东道国的主权信用风险和政治风险等,无法覆盖影响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全面风险因素。新形势下中资银行面临着更加复杂多样的风险形势,随着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兴起、危机之后全球银行业的深刻调整,许多新问题的出现都需要在理论研究上有所回应。基于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以及知名风险评估机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纳入影响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特色因素——双边关系和行业风险,构建了一个包含5个一级指标和36个二级指标在内的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指标体系,进一步拓展了跨国并购风险理论的内涵。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的动态赋值方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增加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解释力。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量化跨国并购风险,并对风险等级进行划分,采用BP神经网络构建风险预警模型,结合人工智能的算法,实现跨国并购风险的动态预警,较大程度减少人为主观判断的误差和局限性。研究的主要发现:（1）中外银行业在跨国并购的动机、战略、主体和支付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中资银行的跨国并购在政策支持和实践发展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离不开内外部动因的驱动。（2）双边关系和行业风险对跨国并购综合风险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是构成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的重要因素。五个子风险对综合风险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双边关系、行业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3）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风险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其中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双边关系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新兴经济体,而风险较低的国家则主要以欧洲、大洋洲、北美洲等发达经济体为主,但是行业风险的评估结果则相反,新兴经济体的银行业的整体风险要小于发达经济体。跨国并购综合风险从大到小依次是南美洲、非洲、亚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4）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维度来看,以高收入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风险较低,新兴经济体的风险较高,跨国并购的综合风险与国家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的关系。（5）从2017年的预警结果来看,政治格局变化及政策的不确定性、全球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地缘政治因素、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与东道国双边关系、全球银行业的行业风险及竞争格局的改变等因素都对中资银行实施跨国并购产生了较大影响。

郝飞飞^[2]（2020）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货币政策工具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基础媒介,是中央银行为达成货币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政策手段,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关键。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货币政策框架和政策工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贴现、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信贷控制、窗口指导等常规政策工具无法满足危机应对和经济复苏,流动性支持工具、紧急注资国有化、量化宽松政策、零利率、负利率、前瞻性指引、逆转操作以及货币互换等创新型政策工具层出不穷,在流动性补充、危机应对和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差异化的有效性。据此货币政策工具大致分为常规政策工具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主要包括此前一般性工具和选择性工具,后者则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工具创新,旨在应对“零利率”约束下限的货币传导问题并推动金融中介的信贷释放。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欧元区都进行了重大的政策创新和工具匹配,流动性支持、零利率、量化宽松及结构性资产购买计划等都是两个货币当局的共同工具选择,在流动性危机应对和最后贷款人功能履行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都较好地发挥了创新政策工具的作用。但在经济复苏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则呈现明显的分化。中国同样实施了重大的货币政策框架改革与创新,正逐步走向一个“多目标、多工具”的政策体系,货币发行从外汇占款主导到便利工具主导,多样化的便利工具在中国货币政策体系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需要重点考察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等环节的政策传导有效性。在以变量工具为代表的新型结构性政策工具有效性的考察中,便利工具的规模和利率在货币市场传导中发挥了差异化的功能。整体而言,便利工具更多是价格型政策工具,这对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导的货币政策体系转向带来实质性的支撑,即便利工具在货币市场的传导,特别是价格传导上基本是有效的,当然不同便利工具的量和价传导效应存在差异化。但是,在信贷市场传导中,在考虑表外信用的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后,SHIBOR市场利率变化在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在考虑2016年后的金融监管强化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后,市场利率在信贷市场或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开始有所显现,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表现较为凸显,但房地产投资对市场利率变化、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等都不甚敏感。在便利工具成为货币发行主导力量后,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绩效有所弱化,数量型政策框架向价格型政策框架转型或是一个重大趋势,但是,存在中间目标工具空缺、传导机制不顺畅以及中央银行职能多样化等制约,未来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以及创新型政策工具匹配仍然任重道远。在走向“多目标、多工具”的政策框架过程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体系或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可有效缓释多目标工具匹配性和部分工具有效性的矛盾性。

周旺旺^[3]（2020）在《中国与欧元区货币合作研究 ——基于协商货币视角》文中提出国际货币政治中,国际货币的发展过程近年逐渐成为学界众多研究关注的主题。一国货币要穿越国界成为国际领域通用的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既需要货币发行国的政治支持,也离不开其他国家对这种货币的需求。当然,一国货币若最终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必然是受市场力量的推动。但是,国际政治经学研究更关注国际货币发展初期背后的政治推动因素。尤其是发行国在本国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政策举动和其他国家对这些政策举动的回应研究,对于理解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和未来都是有重大意义的。根据协商货币理论视角,协商货币的发行国和合作方会进行讨价还价的政治经济协商。发行国会进行政策吸引,以鼓励他国对本币的支持,合作方将根据自身条件和需求,回应这些吸引。国内政治体制和经济金融需求将影响合作方对协商货币政策吸引的具体回应。本文专注于欧洲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回应研究,发现欧元区的几个央行和成员国均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与中国建立了大同小异的人民币合作项目。通过采用内容分析、深度访谈和案例对比等研究方法,本文发现,关于中欧本币互换合作:欧洲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的本币互换协议。一方面,中国与欧元区之间庞大的经贸、投资体量成为中欧本币互换协议建立的市场前提。因此市场的发展决定欧元区必须要设置好人民币流动性安全网,避免欧元区出现人民币流动性不足而导致内部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将建立本币互换协议视为关乎自身重大利益的成员国如法国、德国政府,向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施压,积极推动中欧本币互换协议的高效落实;中德货币合作:是地方政府主导推动,由德国工商业组织、人民币倡议小组、德国央行和联邦政府高层协助推动的。人民币的政策吸引可促进中德双边贸易结算、法兰克福金融中心发展和提升德国整体的实体经济利益。德国联邦政府认为中德货币合作有利于德国实体经济发展,在人民币合作过程中主要发挥了背书作用。法兰克福怀有建设全球金融中心的愿景,自2013年开始,黑森州地方政府作为法兰克福金融中心所在地,在整个中德货币合作过程中发挥了主导者角色;中法货币合作:法国政府在合作中发挥了主导者角色。法国总统、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均参与其中。法国央行在合作过程中发挥了先锋作用,一开始即内部施压欧洲央行将本币互换协议纳入优先议程。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从2010年开始就鼓励法国企业在中法之间的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并推动中法之间的金融交流。法国政府需要以金融中心建设实现融资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中卢货币合作:卢森堡在与人民币货币合作之前已属于国际一流的专业性金融中心。金融危机后,面对国际金融监管压力和长远发展要求,卢森堡回应与人民币长期合作的收益,提升金融多样性,发展人民币离岸投资中心、RQFII基金中心和人民币债券交易中心。作为仰仗金融业生存的欧洲小国,卢森堡动员了大公、政府财政部和金融推广署等重要力量,支持卢森堡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产品发展。加深对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发行国的政策行为和支持国的回应政策研究,既有学理意义,又存有现实政策意义。学理角度,本文假设协商货币的政策吸引可以推动货币合作,对政策吸引的收益需求强的国家倾向与中国高效建立货币合作。在现实政治角度,通过欧元区主要国家与中国货币合作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地区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提升。

王珏帅^[4]（2019）在《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诱发的金融风暴、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救市”实践显示:尽管核心发达经济体、小型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各不相同的实际经济周期,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表现出被称之为“全球金融周期”的高度相关性。而驱动全球金融周期根源即是流动性外溢（Monetary Spillover）。在过去10年里,由发达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和溢出效应所驱动的全球经济高度相关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副作用。那么,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整体性的,还是局部性的?这些重大问题目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地区的经济形势、政策立场及政治走向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流动性外溢风险是中国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亟待解答一个的重大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为题,尝试从宏观经济、产业活动以及金融市场三个方面,就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进行系统研究。本文首先回顾了有关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影响效果,以及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影响的文献资料:而后考察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金融危机发展历程（互联网泡沫危机、美国次级贷款泡沫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危机前后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的历史;接着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四大经济体的GPM-4模型,分析了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3种流动性管理手段对我国9个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随后利用FAVAR模型,研究了 G7经济体的流动性对我国工业、农业、房地产业、消费品零售业、对外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六种主要产业活动的溢出影响,以及各行业中流动性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最后,基于由15个主要经济体构成的GVAR模型,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分析、反事实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流动性变化是塑造全球经济金融走向的重要因素。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不仅存在协同性,而且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方向多次转向、手段丰富,且流动性管理规模庞大。第二,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是主导因素。不同类型的流动性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货币冲击的瞬时效果最强,信贷条件和基准利率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长期贡献度更大;G3经济体中美国的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最大,欧元区次之,日本的影响最小;流动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20个季度之后影响基本被完全吸收。第三,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主要产业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短期内以扩张效应为主,但部分行业表现出一定的滞后和反复;瞬时冲击对我国主要产业活动的影响大约在6个月左右达到稳定状态,长期来看流动性冲击对我国各产业活动变量预测方差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起主导作用;流动性冲击对大类产业部门影响的传导机制总体上遵循从初始生产资料价格和生产活动向最终产品价格和生产活动传递的过程,但对细分产业活动影响的传导机制具有较大差异。第四,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果。不同经济体、不同的流动性管理方式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瞬时冲击和长期贡献有较大差异,其中,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波动的贡献度更高,中国长期债券利率对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冲击更敏感。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系统研究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分别从宏观经济、产业活动、金融市场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弥补了现有国内外研究的不足。第二,本文尝试拓展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发的GPM分析框架,构建了中美欧日四大经济体构成的GPM-4模型,并首次将其用于分析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第二,本文基于FAVAR模型探讨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主要产业活动的溢出效应,首次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溢出领域的研究内容。第四,本文对全球15个国家构建了 GVAR模型,系统讨论了美国、欧元区经济体、亚洲经济体、其他经济体的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股、债、汇三个市场的溢出效应,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样本覆盖等方面完善和补充了现有的文献资料。

齐明杰^[5]（2019）在《论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人权状况的冲击及其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重点探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人权状况造成的冲击及其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很快演变成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严重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并最终演变成为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文章首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发展进行回顾。为了应对危机的发生,美国政府奉行“太大而不能倒”的方针向那些大型金融机构提供巨额财政援助,欧洲国家则在欧洲稳定机制的强力推动下,实施了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文章还对西方人权运动的发展历程、西方人权思想的演变以及这一人权思想近年来遭遇的挑战进行回顾和梳理,并列举出危机期间受到冲击的系列具体人权问题。在危机的应对过程中,西方国家在大力援助金融机构、大幅削减政府的公共预算以求度过危机之时,却忽视了普通民众衣食住行等民生保障问题。尤其是随着财政紧缩政策的实施,大幅削减正常的政府公共开支和各项民生保障支出,引发失业率大幅攀升,中下层民众的收入大幅减少,民众无法有效获取社会保障,普通民众的生活陷入窘境。与此同时,因实行财政紧缩政策而限制粮食补贴,很多困难家庭对粮食最低限度的需求也受到冲击,从而导致慢性饥饿和营养不良。又由于食品的生产线拉长且监管难以跟上,食品问题频发,使民众获得体面、健康食物的权利遭到侵害。因为许多民众无法支付抵押贷款、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甚至房屋被重新分配等原因,而导致越来越多人的房屋被银行收回,无家可归者大量增加。由于教育投入遭到大幅削减,大量学校关闭而直接影响到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因为大量教师被解聘,教师薪资被大幅削减,这些又间接影响到民众及其子女受教育权的实现。财政紧缩政策还导致很多西方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预算大幅减少,这一方面致使公立医院开始降低医疗从业人员的薪资,推迟人员更替,延迟基础设施的更新;另一方面加快了西方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私有化进程,卫生问题由“政府保障的人权”逐渐演变成为了只有那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才能承担得起的付费商品。这自然使民众的利益与私人资本之间出现了紧张,而且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化,这种紧张关系也进一步升高。危机的发生发展,不仅使民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民众多项权利遭受冲击。由于民众对通过常规的民主政治途径改善自身生活状况的期望逐步幻灭,他们开始走上街头集会游行,批评政府“被金融机构绑架”,抗议政府通过财政紧缩措施将危机结果转嫁给自己。随着抗议示威不断扩大,警察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也不断激化,民众的公共事务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均遭到冲击和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和平示威因为政府的强力镇压而演变为骚乱甚至暴力冲突,经济危机也因此逐渐演变成为西方国家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此外,由于国家人权机构的预算被削减,其发挥自身职能作用进行人权救助的空间被大幅压缩,这进一步加剧了民众遭受的人权问题。又由于司法体系和司法救助能力随着危机的发生而大大减弱,当民众遭受各项不公正对待时,作为权利保障最为关键防线的司法救济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这无疑加剧了西方民众各项权利遭受的侵害。危机中,由于民众的人权遭受严重冲击,奉行反精英、反建制、反代议制、反全球化主张的民粹主义开始广泛蔓延,有些国家民粹主义政治人物甚至上台执政,这又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民粹主义政党执政造成的执政能力不足、政治僵局不断涌现以及社会对立、排外主义不断增多的局面,则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民众遭受的人权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入发展还触及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深层次问题,同时还对西方的人权思想和人权发展模式造成严重冲击。因为西方的传统民主政治难以有效应对危机的发生发展,民众在危机中民生福祉和各项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一度被资本主义奉为“圣经”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也随之遭遇严重挫折。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想基本价值理念并被西方国家奉为“普世价值”的天赋人权思想,也因此遭受到来自西方思想界深刻的批判、质疑和反思。在民粹主义风潮的裹挟下,西方国家的身份政治大行其道,各身份群体往往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来主张自身权利、维护自身利益诉求。由于不同身份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往往并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这难免会进一步加剧西方社会的对立和分化,社会治理出现诸多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大多在“人权”外衣的包装下呈现在世人面前。西方国家出现的这一系列人权问题的新趋向,内部治理中的新问题,以及当今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新变化,必然反映到外交领域和国际人权治理领域。因此,西方国家对自身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危机意识不断增加,这也更加促使他们在对外关系中倚重其自身在人权议题上的话语优势。他们在西方国家之间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的共同性,而对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则更加强调人权政策上的对抗性。可以说,西方国家在其内部不断将政治问题“人权化”的同时,其在对外政策中则不断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国际人权治理领域也随之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曹晓云^[6]（2019）在《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欧美关系是大国关系中最密切同时又正经历着剧烈变动的一对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和欧洲安全局势均发生变化。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下降,大西洋联盟的核心基础动摇,欧美外交政策和跨大西洋关系均受到巨大冲击。欧美关系在冷战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上升,欧盟希望摆脱冷战时期一直受美国控制的状态,与美国发展平等的伙伴关系。而美国的反应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不得不重视欧盟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新角色和新地位,并谋求在继续保持跨大西洋联盟和推进北约转型的同时,重视与欧盟发展关系,欧美先后通过《跨大西洋声明》、《跨大西洋新纲要》等文件和机制。与此同时,由于欧盟在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影响力的增大,欧盟在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进程中的发言权也在增大,这使得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产生疑虑和担心。美国认为,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与美国对欧政策和战略利益相冲突。事实上,欧盟的发展给美国霸权和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新的挑战。由此,欧美特殊关系在冷战后调整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双方在各领域矛盾分歧日渐凸显。通过梳理和总结冷战后欧美关系的演变,本论文认为,冷战后欧美在保持合作的前提下,双方在地缘安全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竞争和分歧构成了冷战后欧美关系的重要内容,也将作为影响未来双方关系的主要因素延续存在下去。欧美地缘安全关系一直以来被视为欧美关系的晴雨表,也是欧美同盟一直得以保持的最主要原因。冷战后欧美地缘安全状态和战略目标出现分化,为了应对冷战后国际格局和欧洲安全秩序发生的变化,欧盟加强一体化和独立防务能力的建设,试图取得在欧洲安全领域更大的话语权,然而,美国仍将将北约继续作为维护美国欧洲霸权的工具,主导北约进行东扩和战略调整,欧美在欧洲安全主导权、俄罗斯的崛起和地区重大国际问题等方面摩擦和分歧不断。欧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的分歧也影响和牵动着欧美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冷战后,欧盟通过东扩和统一货币,成员国增至28个,欧盟的经济实力也随之大增,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欧美在农产品、工业制成品以及围绕拓展国际市场等方面的竞争不断加剧,尤其是欧盟推出统一的货币欧元,欧元的正式诞生和运行对美元和美国金融霸权形成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诱使欧债危机发生以来,欧美也因应对危机的路径和举措方面发生分歧,合作受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冷战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全球经济治理、全球气候治理,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成为国际关系和欧美关系的新内容。欧盟试图通过全球治理来推广欧盟“善治”的理念和强化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但美国将全球治理作为自己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欧美对全球治理存在认识上的“温差”,在应对全球事务的手段和措施也不同,导致欧美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摩擦和分歧也不断。冷战后,欧美在地缘安全、经济领域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分歧的增大,给欧美关系和国际格局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跨大西洋联盟日益走向松散化。欧美政治联盟裂痕扩大,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外交安全政策不同步性凸显,决定了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欧美分歧的扩大也将推动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继续发展。欧盟和美国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对象。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与欧美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欧美分歧有利于中欧合作范围和共同利益扩大,也有利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互动,因此我们既要客观理性认识欧美存在的分歧,利用欧美之间的分歧,充分认识到中美欧三边关系的重要性,运作和管理好中美欧三边关系,又要进一步提高战略定位,发展综合国力,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中国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力,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董在东^[7]（2016）在《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文中提出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仅次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重创影响至今。这一危机不仅带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转型,也引发了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学界的反思。自危机爆发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哲学界的各流派纷纷对危机的成因、后果进行探讨研究。本文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构架,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的深层解读与评析,包括危机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政策的经济伦理取向及其论争,并通过系统回顾经典马克思主义、近代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危机伦理观、公平效率伦理观以及资本主义前途命运观等经济伦理观念,对比和评析了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关于引发危机的外因——自由放任抑或国家干预、内因——效率优先抑或公平优先的伦理思想,继而揭示出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后果——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评析与判断。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针对危机救市政策、对危机成因的解读以及对危机后果的论争中,其经济伦理思想产生新的发展,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分别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失灵,两大主流经济学派在其主阵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同时两大学派有部分观点出现了融合的趋势。第二、西方经济学说的新发展由强调市场效率优先转向重视社会分配不平等及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伦理问题。第三、资本主义体制结构性危机显现,其前途和命运遭到怀疑,但是各派经济学说的经济伦理思想本质仍然以对资本主义的维护和改良为目的。在此次危机中,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以及赤字福利的国家模式均已失灵。诚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我们已经在另一条路上走得太远,在这条路上,我们构建的社会,物质主义战胜了道德承诺,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取得的快速增长并不是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的”。面对危机后亟待重建的国家经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束手无策,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和质疑。可以说,此次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是一场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产生的新的经济伦理思想和观点既代表了西方经济伦理的最新发展,又为我国社会避免和化解经济危机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和借鉴。

孙涵^[8]（2016）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特殊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随即蔓延到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塞浦路斯等欧元区国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从危机的爆发至今,已经超过7年。在此期间,虽然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先后启动了多种救助机制,债务国自身也为缓和危机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外部援助和债务国内部紧缩努力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演化,已经成为困扰整个欧盟经济复苏的关键问题。不仅如此,危机还引起了世人对于欧元前景和未来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担忧,可以说,这场主权债务危机成为了事关欧盟前途的重大事件,在经济政治领域对世界将产生深远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多次债务金融危机,但一般经过一到二年就解决了,为什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这是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特殊性所决定的。1980年在韩国,1985年左右在拉丁美洲国家,1997年在东南亚国家,和2001年在阿根廷先后发生的金融危机,都具有外债危机的特点;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具有内债危机的特点;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似乎是外债危机,但又不像外债危机。之所以像外债危机,是因为希腊等债务国所借的债务是来自德国、法国等其他国家。之所以不像外债危机,是因为债务是用欧元计价的,而欧元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家所使用的本国货币。与此相对应,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似乎又是内债危机,但也不像内债危机。因为,希腊等国的债务虽是欧元计价,但不是从本国企业和家庭筹集的,而是从外部筹集,本国政府也没有能力发行和管理欧元。所以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即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外债危机,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内债危机。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两不像”的特点,尝试用解决外债危机的方法来化解欧债危机难以奏效,同样,用解决内债危机的方法也难以奏效,这是欧债危机至今未能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一特殊性,本文首先从马克思经典债务理论入手,以债务危机反应的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合作与对抗关系为视角,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行全景式研究。通过分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特殊性,揭示债务危机与债务国货币主权丧失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举债、生产、贸易和偿债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到债务危机治理的根本出路,为我国合理利用外债提供参考。通过对不同债务危机进行比较研究,探寻这些危机的异同点,揭示债务危机的本质,对我们全面认识债务危机,防范危机发生提供有益的借鉴。马克思的债务理论认为,债务关系体现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合作与对抗关系。如果债务人通过对外举债,能够有效的实现提高生产、增加贸易、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偿债就有保证,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就可以进行良好的循环合作;反之,则债权与债务双方就会发生对抗,直至以极端的债务危机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关系在希腊债务危机中表现最为明显。希腊政府的对外负债,未能用来有效地发展生产、贸易和推动本国经济增长,而是用来增加国民福利、提高收入水平,最终导致无力偿债,从而引发了债权国与希腊的对抗,爆发债务危机。同时,债权国对希腊救助所附加的严格紧缩性条件,又引发了希腊国内民众与政府,希腊与欧盟的对抗。欧元区各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一般有两类,一类是本国政府为维护金融稳定,防止经济衰退而使用财政资金救助本国银行业,使银行业危机转化为主权债务危机;另一类是政府受历史债务和经济疲软拖累,财政赤字飙升,债务居高不下,最终导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欧元区成员国的政府财政赤字,无法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缓解,只有求助于债权国的宽限和援助,虽然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多轮救助,但只是暂时缓解,而未能彻底解除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是欧元区货币制度和政治制度缺陷的集中反映。欧元区各成员国使用的欧元,是由欧洲央行发行的超主权信用货币。货币的统一给欧元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却无法满足各国政府调节各自经济的需要,当各成员国面对非对称经济冲击时,财政政策成为唯一调节手段。欧元区国家各自独立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之间出现巨大矛盾。欧元的制度设计,突出了统一的货币权力对分散的财政权力的制约,却忽视了两者相互的配合。同时,欧盟治理结构的缺陷,也导致成员国财政纪律松弛,道德风险频发,联盟内部政策协调不足,金融监管不力。在危机发生后又出现决策行动迟缓,央行救助不力,成员国之间对立加剧等一系列问题。欧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阶段运行良好,但是运行到经济货币联盟阶段,则遭遇重大挑战,从根本上来看,这是经济联盟与国家主权的冲突。因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本质上是政治经济学危机。欧元区统一了货币和中央银行体系,进而统一了区内经济,但完全的货币经济解决不了各成员国现实存在的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需要依靠各国政府自行调节。欧元区的各成员国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丧失了货币主权,失去了利率、汇率等调节宏观经济的杠杆,只能依靠财政扩张和举借外债来解决本国失业和收入问题。经济统一,而政治仍独立的矛盾,是欧元区的根本矛盾,欧债危机的最终解决,也要通过推进欧盟政治一体化来实现。对比以往发生的几次主要债务危机,我们能进一步看清欧债危机的特殊性。尽管债务危机本质上都是信用危机,但以往发生过危机的韩国、拉美国家、泰国和阿根廷等危机国,都是主权国家,有自己的货币主权,发生危机时,可以利用汇率、利率调节其国际收支,抵御来自外部的冲击。而此次深陷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的希腊等国,则由于加入欧元区而丧失了货币主权,不再有能力通过调节本国国际收支化解危机,只能依靠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全面支持和合作。进一步对比中国和希腊利用外债的效果,我们发现,我国有效的利用外债发展生产,扩大贸易,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实现了债权债务关系的和谐;而反观希腊,其在利用主权债务方面未能实现以上目的,从而造成了债务国和债权国的严重对抗。因此,如何有效利用外债,如何防范债务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我国带来了重要启示。

陈欣^[9]（2015）在《多元冲突下的欧债危机:根源、演变与应对》文中认为随着2015年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欧债危机再次引起全球关注。厘清危机产生的根源性因素,将其划分为欧元区和各国两个层面。从应对危机措施有效性及现状对比角度对每个因素的消解程度进行评估,认为根源性因素尚未完全消除。此外,欧元区及各国存在经济协调性不足、增长乏力与削减财政支出矛盾等多元冲突。欧债危机基本前景判断为:危机已得到有效缓解,但债务短期难以消除并存在再次爆发危机可能;多元冲突化解程度及财政一体化、各国改革措施推进力度决定了欧债危机化解程度及未来走向。欧债危机后的演变前景虽然还面临一些变数,但中国应坚持不轻视、不恐慌。

林斯郁^[10]（2014）在《中美两国信用利差定价的实证研究 ——基于金融工程模型及其宏观经济要素》文中认为本文主要研究信用利差的动态过程,并基于金融工程模型与宏观经济因子作出中美两国信用利差的实证分析。首先构建马尔科夫状态转换跳跃扩散模型,并基于2008年至2013年的数据资料,对中国的银行间信用类债券的信用利差提出一个拟合的波动过程,从而构建具有跳跃扩散性质,且跳跃频率服从马尔科夫调控泊松过程的信用利差模型,接着利用该模型对其波动过程动态特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入马尔科夫状态转换的跳跃扩散模型可以较好拟合信用利差过程,且波动过程依照信用等级的不同、期限的长短,存在不同程度的特征如：跳跃性、动差型态以及波动聚类性质。因此在假设驱动跳跃的泊松分配系由两状态的马尔科夫链所支配下,实证支持中国的信用利差跳跃行为较常发生于非常时期。其次构建宏观经济基础下的信用利差定价模型,对中美两国信用利差给予理论性的定价,并借由与市场实际价格的差异,以及当时宏观经济走势做出综合判断。由于使用大量的经济数据以及金融市场信息模拟信用利差动态走势,信用利差可以作为信用风险的具体衡量指标,而且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信用利差是公司债务工具和到期日相同的无风险政府债券的利率差距,适合说明当时信用风险状况。所以借由宏观经济因子对信用利差做定价的金融工程模型,除了量化宏观经济因子对信用利差所隐含违约强度的影响,还需要从中选取宏观经济因子去整合经济数据与金融讯息。宏观经济因子常伴随着新讯息而变化,本文为了解变化起因,将经济数据和金融指标汇集成三大类的宏观经济决策因子,然后对作为信用风险指标的信用利差作出定价。其中信用利差的决定因素,宏观经济决策因子的分类决定信用利差可以分解成三种类型信用风险来源,即系统性风险、紧缩风险以及失衡风险。不仅包括实体经济变量和金融市场的数据序列,还加入发展模式的考量。实体经济变量可以分解成消费和投资行为,以及这两者行为对应的价格指数如消费者、生产者物价指数以及房屋价格指数,借此得以区分实际与名义经济变量。金融市场则可以分解成股票市场、利率市场及汇率市场,后者可以恰当地反应出国家或地区货币政策的方向、货币升贬值和宽松紧缩与否的环境,而股票市场则是带有经济前瞻性。最后讨论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模式对信用利差的潜在影响,考虑经常账户和储蓄率两者因经济模式的不同,将失衡风险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作为重点。简言之,本文是宏观经济基础下的金融工程定价模型,解释能力优于信用利差分解理论,可以简约量化出违约强度的评估值,以及分别检视出实体经济、金融市场或是发展模式带来的风险。最终目的是为了要提早得到发生信用危机的线索。本文研究发现早在2006年与2010年的宏观经济金融模型已对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与2011年美国主权债务危机发出讯号。

二、欧元区财政状况恶化及前景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欧元区财政状况恶化及前景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风险评估与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与欧元区货币合作研究 ——基于协商货币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人权状况的冲击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6）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7）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特殊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多元冲突下的欧债危机:根源、演变与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10）中美两国信用利差定价的实证研究 ——基于金融工程模型及其宏观经济要素（论文提纲范文）

四、欧元区财政状况恶化及前景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风险评估与预警研究[D]. 金川.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2]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D]. 郝飞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3]中国与欧元区货币合作研究 ——基于协商货币视角[D]. 周旺旺.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4]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D]. 王珏帅.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5]论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人权状况的冲击及其影响[D]. 齐明杰.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D]. 曹晓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D]. 董在东. 武汉大学, 2016(01)
• [8]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特殊性研究[D]. 孙涵. 吉林大学, 2016(08)
• [9]多元冲突下的欧债危机:根源、演变与应对[J]. 陈欣. 学习与实践, 2015(10)
• [10]中美两国信用利差定价的实证研究 ——基于金融工程模型及其宏观经济要素[D]. 林斯郁. 南开大学, 20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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