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科学和神学

一、认真对待科学与神学（论文文献综述）

郭栋^[1]（2021）在《法学的科学性何以可能——评舒国滢教授着《法学的知识谱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学的科学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科学性标准;二是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所确立的科学性标准。二者分别代表着演绎科学和归纳科学两种不同的科学性立场。在第一个标准之下,法学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作业,着力概念体系和规范体系的理论建构,将逻辑演绎发挥到了极致。与此同时,一方面,法律论题学、修辞学等通过问题思维消解了法学逻辑演绎的体系思维极端化弊端;另一方面,藉由法律诠释学方法,通过理解的前理解结构,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关于社会的科学知识带入法学,不至于使法学逻辑演绎走向封闭的体系。在第二个标准之下,传统法学（法教义学）站在了经验实证主义的对立面,以诠释学为方法论基础,坚守精神科学的阵地,完成法学科学性的自证。但这并不妨碍法学这门古老的知识在自然科学的作用下催生出新兴法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人类学等学科）的新枝。传统法学与新兴法学界限清晰、各美其美、功能互补,共同形塑了现代法学的学科格局。

魏京翔^[2]（2021）在《闵明我及其着述研究 ——以《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与宗教论集》为中心》文中指出

王慧^[3]（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林孝斌^[4]（2021）在《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文中研究指明《天主实义》作者在文本中设置了“中士”和“西士”作为对话双方,就本原观、灵魂观、为善论和伦理观等论域展开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发现西士的宣教立场虽然十分鲜明,但却诉诸于推理-论证;中士,似乎是被设计而生,但在与西士的对话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质疑-自卫。从这个角度上看,如若简单的将中士界定为被着者设计而生的话,显然有失偏颇。但中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时人的立场则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的史实考证和文本辨析。这并非本文的主要旨向。本文仍将此对话双方视为源始于中西不同生存处境、经验和思维方式的主体,并在文本分析中呈现各自的思想视角和生存秩序,即中士的感通视角及其天命-性-理的生存秩序,以及西士的理性视角及其天主-理性的生存秩序。由于《天主实义》文本内容所涉及的天主、灵魂等论域归属于宗教问题,而对该论域的呈现方式又是在哲学意义上给出的,故对该文本的理解和分析既需要宗教的观察视角也不能忽视哲学的思维方法。从方法上看,宗教更多的是关注生存中的信仰-情感问题,哲学则多注重理性-观念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关注人生存中理性与信仰这两种面向之间的交织与张力,并着力分析生存中涌现出的各种情感和观念在生存中的意义。在内容上,本研究围绕“中西士间思想出发点与生存秩序之争”的问题展开。为此,本文从双方在本原论,及其他目前研究者鲜有系统进入文本的灵魂论、为善论和伦理观这四方面,基于详实的文本研究,呈现中西士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交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呈现文本主体内容的时候,更侧重于呈现中西双方在相关问题中“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以试图推进探索中西间思想性对话如何能进深到更具有实质性的程度。文章将认识论问题贯穿文本分析的始终,在分析的基础上,逐渐呈现出中西士间认识论路径的差异和所呈现对象在不同意义上的实在性问题。在强调认识论的同时,也突显了中西士间的思想性对话在生存论上的意义和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文并不是在简单意义上勾勒中西思维方式的迥异,而是借助文本的梳理,呈现双方在思想起点上的差异,并以此贯穿全文。致力于呈现双方对话的关键不是观念之争,乃是生存出发点之争。只有回到这个原始争论的起点,才能更好廓清中西士双方的对话究竟是在怎样的层面上以及所可能进入的深度和广度。在努力跳出以往从“调适论”、“策略说”和“矛盾论”等研究视角的同时,努力补益以往研究中对中士认识论问题探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士“感通认识论”的认识论维度。同时亦对当下世界频发关于“主体间”对话中存在的生存张力和困境予以关注,在反思中西士间这一原始性对话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当下观照,试图给出这样的答案:对话不能仅停留在观念性的对决或辩争上,更需要有意识的去觉察和推进双方在情感维度上所呈现对象的认识论问题和生存论关注,如此或许能有助于中西间的对话进入到“实质性”层面。

陈中梅^[5]（2019）在《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文中认为内容提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基本结构形态,而这一基本结构形态一经大致形成,就会以其形成本身,在哲学、宗教、法律、政治、语言、文艺和社会等视角以外,提供考察该文化历史发展进程并会旁及上述视角的另一个重要、有时甚至是关键的切入点。有鉴于此,对于研究西方文化的中外学者来说,把它的基本结构揭示出来并赋予其尽可能贴切的概念表达,便是一份不应推辞的责任。在笔者提出的秘（索思）—逻（格斯）理论中,秘索思（■）和逻格斯（■）是构成西方文化基本框架的两个配套的根源性结构要素,也是认知与解析这一基本框架的两个元概念。秘索思和逻格斯既对立冲突,又互补合作,二者都有各自的存在价值和独立品格。纵观历史,我们得知西方文化的秘—逻品质会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主流表现样式。较之其他配套词语和二元模式,秘索思和逻格斯更为贴近西方文化的词源学和古典学根基,具备更强的掌控力、更好的学理对称性和更丰富的学术含量,发挥了前者难以替代的总括性表义功能。在本文提出的概念谱系中,统括性非元概念二元术语的叙事地位有所变动,却依然不可或缺。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启示与实证、神话与逻辑、文学与科技、诗与哲学、诗性真理与科学真理、唯灵论与机械论、浪漫主义与启蒙精神、耶路撒冷与雅典、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超越的传统与理解的传统、价值理性（或精神和道德因素）与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及其人文图谱中的关系和作用,依然是西方主流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其他二元模式理论设计上的包容者和总括性代表,秘—逻模式受益于自身的元概念地位和构成系统性,拥有很强的分辨效能和更精致的解释效力。在该模式的细密爬梳比对下,西方思想和人文脉络的可思辨格局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一些西方着名学者所持观点的展开态势,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以前不曾有过的智性体验。事实表明,一个对西方文化基本架构以及评判它的一些主要理论成果进行认真梳理与重新评估的重大学术机遇,很可能已经悄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西方文化崇尚"力",因此也容易造成对立。一部西方思想史既是一部二元冲突的历史,也是一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断尝试将对立的双方调和与综合起来的历史。如同帕斯卡尔以降的许多伟大思想家一样,怀特海牢牢抓住了影响近当代西方文化发展进程的宗教与科学这两个基本要素,通过长期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在西方乃至全球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然而,尽管他很正确地看到了冲突所造成的负面结果,但对它的正面或积极作用却似乎略显估计不足。为了多角度解析西方文化的二元构成,有时亦会有意无意地借此扩展宗教的概念外延,他采用了包括机体论与机械论以及美学与理性在内的各种配套术语,却因为心仪于冲突的化解与事态的终极谐和,而始终未能形成一种周全且层次分明的系统表述。

苏彬^[6]（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尹璐^[7]（2020）在《“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 ——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研究》文中提出伊拉斯谟被誉为16世纪教育史上最为伟大的人。伊拉斯谟所提出的儿童教育方法和教育精神的影响力远超他在宗教方面的影响力。因此,教育思想,尤其是儿童教育思想也成为认识伊拉斯谟真正价值的重要视角之一。本研究力图拓展伊拉斯谟儿童教育思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探寻其经典文本字里行间所承载思想信息的显与微,找寻伊拉斯谟思想在欧洲教育思想史,乃至欧洲社会变迁中的应有地位与价值,并找寻可资我国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借鉴之处。本文第一章探讨教育观念之生发。本文将在整个人文主义教育的视域下透视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哲学与观念,探索其人文主义儿童教育的特质。从其时代的宗教、社会思想背景叙说伊拉斯谟一生的主要经历,偏重于对其学术和教育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那些人生经历。随后,从共时与历时维度,探讨了古典教育思想与时代思潮对伊拉斯谟教育观的成形,了解构成他思想观念的古代传统或思想脉络的基础。第二章主要从人性、宗教、美德、政治与社会等方面探讨伊拉斯谟对儿童教育目的论的深度思考。伊拉斯谟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予以重塑,凸显出伊拉斯谟对人的重视,对人的可教性的肯定以及对人的身心和谐统一的重视,进而探讨了伊拉斯谟的宗教人的终极目标,以及他对美德的追求、对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追求。本章中,笔者探讨了伊拉斯谟重新发现儿童教育的价值,系统阐释了其试图以儿童教育为手段实现人类进步、社会改造的宏伟理想。第三章探讨伊拉斯谟基于儿童性别的教育内容论。首先,针对伊拉斯谟儿童教育的主要教育对象——精英阶层的男童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进而讨论伊拉斯谟儿童教育,尤其是男童教育所倡导的主要教育内容,包括知识上以语言和文学训练为主轴的文雅教育和重视外在举止行为的礼仪教育等。尤其是他以礼仪教育为核心,提出了“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的儿童礼仪教育,对后世教育思想和主张对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促进了欧洲人文明化和礼仪规范的标准化。此外,本章还就伊拉斯谟在性别教育方面针对女孩的一些划时代教育内容进行了专题讨论,揭示出其女孩教育的实质和价值。第四章探讨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方法论。本章具体总结分析了伊拉斯谟主要阐述的数条重要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如早教与循序教育,游戏教学与寓教于乐,团体竞争、奖惩等,以此了解其儿童教育精神。第五章探讨伊拉斯谟所倡导的儿童教育环境论。这是一个特殊专题式探究,也是伊拉斯谟儿童教育思想中颇具特色的一个主题。本章分别从伊拉斯谟揭示出的教育活动中的几个儿童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身边人:父母、教师、同伴等主要角色入手,展示几者之间相对的关系与责任,并将人的活动带入到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观念中。天性与教养共同雕琢儿童的“成形”。对照中古时代的教育方法,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整体教学状况,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思想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开启了那个时代教育改革的契机。

李娜^[8]（2020）在《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费尔巴哈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影响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对费尔巴哈哲学解读的重要性,直接造成且影响着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与定性。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出场需要真实的费尔巴哈哲学为根基,准确解读其哲学思想,对于论证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开启旧哲学的理论转向、实现哲学思维的根本性变革至关重要。目前,费尔巴哈哲学在国内研究较少,在有限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误区,也就是说,传统视阈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解读存在着多重误读,真正的费尔巴哈,不是我们所分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费尔巴哈,而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是其哲学革命视域中的费尔巴哈。本文将立足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视阈对费尔巴哈问题进行研究,来重新认识费尔巴哈,澄清其哲学的本质所在,还原其真实面貌,同时厘清他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首先,澄清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不是作为宗教批判的哲学批判,而是作为哲学批判的宗教批判。通过对其双重面孔即宗教批判与哲学批判的误读分析,阐明费尔巴哈宗教批判与哲学批判的本质性关联,即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目的是哲学批判,宗教批判服务于哲学批判,来说明影响马克思思想的是费尔巴哈的作为哲学批判的宗教批判;其次,澄清费尔巴哈影响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自然唯物主义,而是社会唯物主义,通过对其自然唯物主义路向的误读分析,说明费尔巴哈哲学的意义不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原则,而是创立了人本学唯物主义,通过探究唯物主义历史谱系来还原费尔巴哈,说明这种人本学唯物主义是终结了整个近代哲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视阈中所看到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唯物主义;然后,紧接着要说明的是这种社会唯物主义哲学又是在何时真正影响了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脉络的把握来指明费尔巴哈在克罗茨纳赫时期才真正影响到了马克思,影响的本质在于费尔巴哈的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进而,厘清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是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首先对传统的理解进行分析,然后提出质疑,并在质疑中澄清: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出版后不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在《44年手稿》时期已经达成了对费尔巴哈的实质性超越。以此来论证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马克思之所以高度评价费尔巴哈是因为对费尔巴哈的理论定位产生了误判;那么,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中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到底何在,传统观点对其哲学缺陷的指证是直观唯物主义,但这种直观唯物主义却误解了费尔巴哈的根本缺陷,我们提出对这一理论缺陷的传统解释的质疑,进而以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来重新解释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缺陷。最后呈现的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本质性超越,分别在学术性向度与现实性向度中展开,最后综合起来,全面系统地厘清马克思自《手稿》到《形态》中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阐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革命性与超越性所在,指出马克思的哲学具有超越一切旧哲学的理论高度,即站在实践的高度上完成了主体与实体的统一。

杜海涛^[9]（2020）在《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在研究“伦理”理念下的正义形态,及其之于西方正义论诸形态演进的关联线索。在黑格尔概念体系中,“伦理”被定义为个体与普遍物的统一。但当用伦理作为现代性诊断的工具时,黑格尔赋予它更为丰富的含义。伦理正义是指诸伦理实体中的正义实践要求,它既体现为伦理实体维持自身所需要的诸美德,也体现为个体与伦理实体中的伦常或美德统一的精神,前者是个人德性的正义,后者是伦理实体的正义。伦理正义既体现在家庭、社团等私人共同体领域,也体现为政治共同体中公民伦理认同的参与精神。在私人领域它对应的是包含着多元善观念的实践要求;在政治领域它体现为伦理精神与公共生活的统一,以完成社会伦理整合与制度系统的统一。以“伦理”看待西方正义论史诸形态,旨在考察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当正义与伦理对立会否产生一种时代自我诊断的精神自觉。因此,以“伦理正义”作为西方正义论诸形态的关联线索去考察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正义论的传统形态包括希腊传统的德性正义形态与基督教传统的神学正义形态,传统正义论具有明显的“伦理性”与“本质主义”特点。希腊伦理世界的正义以个体德性与共同体本质的同一性为基本特质,柏拉图据此概括出“理性—灵魂和谐—个人正义”与“伦理精神—城邦正义—美德正义”两种正义范式,后者就体现出早期共同体社会伦理正义的一般形态。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正义和具体正义的德性主义建构,以及对政治与共同体至善同一性理解,也都保留着希腊世界的伦理正义气质。但在基督教神学世界中,世俗共同体不再是人的本质,人在超越层面上获得平等的身份。而在神圣关系中,个体通过信仰向上帝“称义”,“义人”的确认来自于一个外在本质,因而伦理正义又体现个体为回归本质实体的神学诸德性。就“现世”的伦理实体而言,教会和国家虽有不同的世俗正义形式,但它们的正义终极依据都来自于向上帝的称义。政教合一的异化促使正义论转向神圣与世俗相对独立的正义理解。而新教的神学个人主义此世化也为现代正义精神奠定了开端。古今正义论之别的辨证在于德性、城邦、上帝与财产、利益何者为根本善的问题。现代正义以契约论为开端,它一方面体现为个人权利的平等要求,一方面体现为政治体的合法性。契约主义虽然完成了对人的自由的论证,但它同时也将现代世界带进了一种原子化状态,自我利益与消极自由成为社会最高善理想。而且,就精神发展而言,启蒙把效用性当作人的本质,不可避免地导向时代伦理精神的失落。这为契约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当代分歧奠定了基础。但以契约主义为主的现代正义论在自由、权利取得的成就,为现代政治文明开辟了发展的根基。在当代分配正义以及正义与伦理的论证上,启蒙无疑都扮演着过渡作用。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可区分为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共同体主义多元正义、互主体的程序正义。当代正义论开端于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进一步论证,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的共同点是自由权利为分配基础,它总体上要求普遍正义优先于伦理生活。社群主义代表了时代精神的自我诊断与自觉,即纯粹将正义对立于良善生活,只会产生抽象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精神。由此,社群主义主张共同体、善较正义更具优先性。在自由主义者的回应中,罗尔斯和德沃金提出一种政治社会的“伦理共同体”,它要求个体认同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原则的伦理价值,并愿意为其付出“德性努力”与“生活理想”。而一种偏社群主义的主张则认为社会伦理性体现在个人认真对待自己的幸福理想,也能在社会多元的共同事业中形成包含着不同价值内容的共同体。虽然两者在个人善与共同善统一的观点上不同,但就社会伦理正义精神而言,它们都是一种克服消极、包含精神与崇高的当代探索。交往理论下的程序正义形态与承认正义形态,是当代正义论的又一重要形态。哈贝马斯将正义、伦理、道德的规范合理性表现在互主体理想的话语环境中,正义体现为形式性、合法性、程序性,伦理认同的本真性也要遵循“伦理商谈”原则。在霍耐特看来,哈贝马斯互主体理论没有考量主体之间的情感和道德态度问题,他主张以主体间“承认”作为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正义标准,“承认”作为一个规范标尺,具有爱、团结等互主体的规范要求,社会正义和伦理生活的正义性都将以此为诊断标准。由此,他在承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等理念,在“横向”上重建了一种伦理性正义的标尺。一种“合伦理”的正义包含着基于伦理关系、具体生活的境遇性正义要求。伦理的理念提出是为诊断现代伦理学诸问题,它要求一种“处境式”的实践理念,这对于注重抽象正义和消极正义的现代正义理解是有针对作用的。正是基于此,伦理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以一种精神自觉的形式在正义诸形态中起到关联或辨证作用。

林浩超^[10]（2019）在《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提出宗教批判必然要指向人的解放这一任务并通过人的解放来完成,因为宗教是人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奴役状态的表现,并且通过建立虚妄的超越性来为现实的不幸辩护;人的解放必然要立足于对现实关系及其否定性发展做出深入说明的唯物史观,因为人是现实的存在物,他的解放只有在现实关系中并且通过改变现实关系才能实现。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唯物史观统一于人的解放这一主题:唯物史观是宗教批判的基本方法,宗教批判是与人的自我解放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建基于对启蒙哲学的批判继承,后者确立了宗教批判的主要问题和基本方法:卢梭克服了原罪论的神学倾向,在社会生活和现代文明中探求人间苦难和渴求宗教的原因,以社会批判为重心把人的解放与宗教问题联系起来;无神论者继承了经验主义与天赋观念论的斗争成果,用人的情感——因欺诈和无知产生的恐惧来说明宗教的根源,使宗教问题从理论问题转变为一个与人的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与17世纪受神学支配的形而上学作斗争,推动人们走向法国唯物主义,它把人与自然物质统一起来进行考察,彻底否定一切超验世界的可能性。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全面展开黑格尔宗教哲学中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催生了把主体性推向极端以取代神性的自我意识哲学,深刻地塑造了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理论主题——人的解放。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思辨哲学的范式,因此遭到费尔巴哈的批判,后者立足于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唯物主义,指出了思辨哲学与宗教神学的一致性:试图通过设定超验实体摆脱经验生活。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启示下,揭穿自我意识哲学的神学前提:以思想领域的理论批判和精神解放取代对现实的对象性关系的重视和实际斗争。人的解放这一思想主题,推动马克思把宗教批判与国家批判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完成于他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争论中。鲍威尔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认为人的自由只有通过废除宗教的统治并建立无神论的真正国家才能完成,从而把国家本身视为现实的自由。与之相对,马克思则指出,国家与宗教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关系,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其原因在于:国家与宗教一样,都是通过建立一个与现实苦难相分离的独立领域回避真正的问题,这种独立性正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国家与宗教从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转变为与剥削关系分离开来并为其提供保障的外在要素。通过对犹太人问题的争论,马克思把宗教批判深入到市民社会批判中,用经济生活的时代特征说明金钱崇拜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现实基础,并且指出:犹太教的狭隘性根源于金钱在前现代社会中的从属地位;金钱在现代社会的支配作用则使得基督教能够突破各种界限并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宗教。与此同时,马克思提出“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以宗教信仰的特征说明市民社会的缺陷:人的创造物——神圣形象、商品、金钱具有与人分离开来的独立性质,并且反过来支配人的意志和行动。市民社会处于金钱的统治下,现代确立的信仰自由原则与人的自由无关,不过是经济生活中自由竞争机制在精神生活上的反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明了宗教在现代社会长盛不衰的原因:作为社会分工的历史产物,货币扭曲和颠倒了生产生活的社会性质,阻碍人们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理解自己的生命活动,从而为宗教提供可能性的土壤;雇佣劳动制度、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以及资本的无限扩张造成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生产过程受资本的支配,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危机和失业,给人们带来沉重的苦难并迫使他们向宗教寻求慰藉,从而为宗教创造现实需求。因此,宗教消亡只有通过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才有可能,这场运动消除必要劳动和自由发展的冲突,意味着人能够在社会生活而非彼岸世界中实现自我解放。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不断发展:工人政党与宗教保守派势力的政治斗争要求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阐述清楚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运动之间表面相似背后的根本差异:阶级差异、所代表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对革命行动的不同态度;资本主义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灾难、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这使得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宗教的世俗倾向和意识形态功能时,不断在宗教信仰那里寻求理想性、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体系造成民族国家的冲突,并且以宗教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要求我们汲取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原则和方法,摆脱局限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讨论宗教问题的理论框架,戳穿文明冲突论的骗局,立足于第三世界,站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回应和反思宗教冲突及其背后的问题。

二、认真对待科学与神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认真对待科学与神学（论文提纲范文）

（1）法学的科学性何以可能——评舒国滢教授着《法学的知识谱系》（论文提纲范文）

（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论文提纲范文）

（5）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6）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 ——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四、认真对待科学与神学（论文参考文献）

• [1]法学的科学性何以可能——评舒国滢教授着《法学的知识谱系》[J]. 郭栋.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21(06)
• [2]闵明我及其着述研究 ——以《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与宗教论集》为中心[D]. 魏京翔.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4]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D]. 林孝斌. 山东大学, 2021(11)
• [5]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J]. 陈中梅. 文学, 2019(02)
• [6]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7]“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 ——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研究[D]. 尹璐.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问题研究[D]. 李娜.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9]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D]. 杜海涛. 东南大学, 2020(01)
• [10]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林浩超. 武汉大学,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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