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介入公众营养的理论根据（论文文献综述）
李泽明[1]（2021）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保健食品安全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保健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关系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平稳运行。时至今日,保健食品安全已经成为衡量国家治理水平、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成为衡量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方面。与其它可控性疾病不同,保健食品安全问题不会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得到有效的控制。恰恰相反,随着保健食品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机械生产的集约化,保健食品安全事故在近几年不断涌现。历史经验表明,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保健食品安全事故都有可能出现。因此,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保健食品安全,应该建立完善的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是一个涉及多种因素的系统工程,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应该全面考量保健食品监管的各个方面,这是因为,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任何环节都能直接对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产生重大的影响。虽然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目前来看,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具体来说,我国保健食品风险评估制度尚不完善;保健食品监管部门监管手段单一;保健食品内部举报人制度尚不完善;保健食品行业协会、社会公众以及企业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以解决上述问题为出发点是建立现代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核心,也是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重中之重。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建立,应该强调理论基础、应该重视理论建设。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理论是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基石,也是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重要保障。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是一个涵盖多个学科的重大课题,因此,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应该深入探索相应的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管理学理论以及法律价值理论。在研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建构还应该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总结出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应该坚持的原则和思路。通过对国内外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实践的考察,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建立应该坚持法治原则、效率原则和信息化原则,应该重视法律制度建设、监管主体建设和社会公众的作用。具体而言,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应该健全保健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在确立保健食品监管法律法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明确保健食品监管法律法规的路径选择。除此以外,还应该从技术层面完善保健食品监管风险评估制度。监管主体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建立应该重视监管主体监管能力的提高,因此,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应该转变保健食品监管部门的监管理念、应健全保健食品监管问责制度、应完善保健食品监管信用体系、应健全内部举报人制度。企业以及保健食品行业协会和社会公众等也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建立应提高企业自我监督的意识、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社会公众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中的监督作用。
单文顶[2]（2020）在《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历史演进研究（1933-2019）》文中认为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和目标。伴随着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持续关注,加强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基本共识。由是,世界诸多国家纷纷通过立法推进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发展,有效维护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的教育权益。虽然近年来我国日益重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均要求发展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但我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起步较早,历经近九十年的发展,业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本研究将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作为考察对象,以教育公平为主线,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文本分析法,追溯与诠释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剖析其演进的影响因素、历史经验与现存不足,以期为正在发展中的我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提供有益启示与借鉴。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是一个逐步发展与深化的过程。根据教育公平取向的变化,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分为四个历史阶段:（1）1933年至1963年,突出权利公平的肇始滥觞期。大萧条的冲击、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儿童科学的发展共同促成了权利公平取向的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产生,同时实现了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在权利公平的价值导向下,联邦政府围绕紧急保育学校项目出台了系列政策,有效保障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的教育权利。联邦政府的初次干预既确认了其发展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责任,也促进了社会对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认可。（2）1964年至1987年,聚焦机会公平的确立发展期。受反贫困战争、民权运动、智力变化论与贫困文化理论影响,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得以确立和发展,并把重心定位于教育机会公平,即让处境不利学前儿童享有公平入学机会的同时对他们在资源配置上予以倾斜和补偿,使他们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学前儿童处于平等的起点。为此,联邦政府通过《经济机会法》、《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提前开始计划法》等法案创建了提前开始计划、第一条款等针对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的补偿教育项目。一系列法案的颁布,既实现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有法可依,也推进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公平的进程。然而,因过度追求平等和资源投入,教育质量在该阶段受到了忽视。（3）1988年至2001年,探寻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的调整延伸期。面对陷入质量危机的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联邦政府对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作出调整与修正,转向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之路。就兼顾机会而言,为覆盖所有符合资格的处境不利学前儿童,联邦政府一是加大了对提前开始计划、第一条款等原有项目的资金投入力度,二是推出了儿童保育与发展专款项目等新的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就质量公平而言,为让每个处境不利学前儿童享有有质量的教育,联邦政府通过设置质量改进资金、明确教师最低要求、修订绩效执行标准等强化了质量管理。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取得了较大成效,保证了学位的有效供给和质量的稳步提升。（4）2002年至2019年,追求结果公平的深化转型期。进入世纪之交,困囿于悬殊的学业成就差距以及居高不下的学前儿童贫困率,联邦政府再次提高了对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要求,并把目光转向结果公平,以达到入学准备要求。为此,联邦政府构建了“蜘蛛网式”的政策干预体系,涉及课程、教学、质量监测、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如制定学习结果标准、实施专项家访计划、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构建质量评级与提升系统、创新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在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演进过程中,政治经济气候的变化、学前教育价值理论研究的推进、问题源流的持续建构、域外国家的示范效应压力是影响政策演进的主要因素,以立法完善为机制保障、以专项项目为主要载体、以综合干预为内容构成、以家庭发展为重要辅点、以效果评估为促进手段则是政策演进的主要历史经验。虽然联邦政府在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上倾注诸多努力,且成就可观,但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仍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与问题,如政出多门的政策法规体系、薪酬无力的师资队伍建设、后继乏力的财政投入机制、阻滞效力的府际利益博弈。基于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经验,结合我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实际存在的问题,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秉持公平取向,建立倾斜补偿机制;加快立法推进,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借助专项行动,精准靶向弱势儿童;引入家庭视角,筑牢儿童发展根基;强化绩效评估,动态优化精准施策。
吕延刚[3]（2020）在《小型食品企业应对职业索赔策略研究 ——基于博弈论分析方法》文中提出2009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开始实施,惩罚性赔偿原则开始正式引入食品生产领域。伴随着食品领域中惩罚性赔偿原则的广泛宣传和日渐深入人心,一支对小型食品企业影响深重的“职业索赔人”队伍应运而生。本文将通过对职业索赔人定义,明确应对对象,然后论述职业索赔问题中各方关系,通过博弈论理论分析和实例印证,为小型食品企业应对职业索赔寻找可行策略。本文以发现问题、理论分析、实例分析、解决问题为主要思路,将全文分为七章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第一、二章,通过查阅文献,研究职业索赔问题存在的基础和国内外的相关理论,定义职业索赔人,明确应对对象。第二大部分:第三章主要分析职业索赔问题中参与各方的关系,明确企业定位。第四章主要内容是建立小型食品企业与外部监督者、外部监督者内部的博弈模型,分析博弈结果。第五章通过调查问卷、访谈记录和典型案例进行实例分析。第三大部分:第六章主要论述了小型食品企业应对职业索赔的策略,第七章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职业索赔问题己经严重影响到了小型食品企业的生存发展,本文创造性的将职业举报人分类定义为职业打假人和职业索赔人,明确了应对对象。为应对职业索赔人,我们应当采用“堵疏结合”的策略:一方面提升自身产品质量,加强信息共享,采取有力措施,压缩其获利空间;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投诉建议体系,主动接受监督,分化职业索赔人队伍。同时与政府加强互信,争取政府支持;畅通社会公众维权渠道,防止社会公众向职业索赔人转化。
王冬雪[4]（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是造成人类生活不幸的罪恶本源,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障碍和藩篱。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努力实现的理想,是国际社会一致认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承诺。开发式扶贫是党和政府在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中始终坚持的根本方针。开发式扶贫的本质在于将自食其力和社会帮扶结合起来,将扶贫资源与贫困群体需求有效对接,更大程度地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帮助贫困群体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冲破贫困藩篱,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由内而外彻底摆脱贫困。要想从根本上彻底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单纯地进行物质救济式帮扶是有限的,而且容易助长贫困群体等靠要的思想。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只有通过发展贫困地区教育,提高贫困群体科学文化素质,帮助他们树立自力更生的意识和脱贫致富的信心,通过坚持学习、努力奋斗才能彻底改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教育扶贫作为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体系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断显现,并被赋予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历史使命。一直以来,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兴学赈灾是民间社会的应尽责任。作为社会扶贫的重要主体之一,社会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参与教育扶贫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国农村扶贫开发也相应地进入到脱贫攻坚阶段,社会组织扶贫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对于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中的作用有着不言而喻的深远影响。为此,论文围绕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选题,运用历史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详细论述了我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理论资源、实践探索、实践模式等内容,以此明确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扶贫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深刻探讨了我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基本经验、发展机遇、发展挑战和发展路径等问题,以助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实现教育扶贫教育脱贫的总体目标。具体来说,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现状、论文研究思路及在此过程中运用的研究方法、论文框架结构及论文创新和不足之处,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概述。本章主要阐释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概念、现实背景、发展脉络、总体成效。以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现实背景为出发点,爬梳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发展脉络,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1989年探索阶段、1990年—2000年展开阶段、2001年—2011年深化阶段、2012年以来攻坚阶段。并从缓解了政府教育扶贫财政压力、填补了政府教育扶贫工作空隙、促进了政府教育扶贫效率提高、减轻了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负担等四个方面阐释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取得的总体成效。第三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理论资源。本章主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以及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相关理论四个方面对论文的理论资源进行归纳,为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实践探索、模式分析和未来展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第四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探索。本章主要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以资育人、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六个方面概括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涉足的主要领域和实践的具体内容。第五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本章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实践模式大体划分为三种基本模式,即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其中,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又包括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又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又包括社会企业模式、公益创投模式、影响力投资模式。第六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趋向。这一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明确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论文科学合理地将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为扶贫资源的链接者、扶贫服务的提供者、扶贫能力的建设者、扶贫行动的倡导者和扶贫工作的合作者。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提出要发扬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经验。论文从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四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四十年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经验,为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第三部分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发展机遇,即经济与社会转型激发社会组织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提供发展时机、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社会组织承接工作、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创造发展环境四大机遇。第四部分检视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所遇到的挑战。论文分析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存在法律缺失、社会组织外部管理僵化、普遍资源短缺和内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亟需尽快解决。第五部分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优化性路径选择。论文提出,为继续推进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良性发展,必须构建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法律体系、改善社会组织外部治理环境、落实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并加强社会组织内部能力建设。总之,通过全面总结和分析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情况,论文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归纳概括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包括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三种基本模式。其中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包括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包括社会企业模式、公益创投模式、影响力投资模式。二是鉴于社会组织在大扶贫格局下社会扶贫中的重要主体地位,明确定位了中国社会组织在2020年后农村教育扶贫中的五种角色,即资源链接者、服务提供者、能力建设者、行动倡导者和扶贫工作合作者。三是高度总结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四十年来的基本经验,包括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四个方面,为2020年后解决农村相对教育贫困问题提供了指导意见。四是全面分析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在当前以及2020年后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建设性地提出了优化性路径选择。
陈忠明[5]（2019）在《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数量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满足数量需求后,农村居民对食物的质量需求逐渐增加。而当前农村食物市场安全问题严重,引起了农村居民的广泛关注,农村居民的食物安全消费意识不断增强,安全性已经成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过程中的安全行为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果的安全性,因此,研究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重点是研究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过程的安全行为。通过研究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现状、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选择、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路径,能够梳理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特征和规律,找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利于改进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中国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既有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又有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通过对这两种行为的研究,能够丰富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研究。论文首先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演进入手,总结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演进的规律和特征,并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现状进行分析。其次,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效用理论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选择进行分析,阐述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和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产生的机理,并分析两种行为选择的食物品种的差异。再次,分析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消费的演变以及不同个体特征、不同家庭类型和不同地域类型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的变动趋势;从购前、购中和购后等几个阶段来分析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然后,基于前人的研究,并结合实地深度访谈,找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模型;对相关变量进行界定并设计量表,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传导路径进行分析。最后,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改进进行分析。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演进来看,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安全性已经成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一个主要特征。通过微观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村居民对食物安全处于关注的状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居住地点、家庭婴幼儿情况和收入等因素影响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关注程度。农村居民对自身健康与食物安全认知情况会影响其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当农村居民对食物安全与自身健康认知充分时,就会积极主动地获取食物安全方面的信息;当农村居民对食物安全与自身健康的认知不足时,平时就不会太关注食物安全方面的信息。另外,农村居民对安全性食物和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认知存在不足。（2）农村食物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商品性食物市场不安全问题的出现,商品性食物市场不安全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会增强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意识,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农村居民出现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这样,农村居民就出现了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和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行为的选择需要考虑预期总效用最大化,总预期效用等于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的乘积。当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都高时,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总的预期效用才高;当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有一个较低时,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总的预期效用就会低;当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都处于中等时,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总的预期效用处于中等。在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时,个人风险偏好不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决策不同。风险规避型农村居民在购前、购中和购后行为均表现出较高的安全性,风险中性的农村居民在购前、购中和购后行为表现的安全性一般,喜欢冒风险的农村居民在购前、购中和购后行为表现的安全性较弱。对于生产技术要求较高、生产周期较长、本地气候不适宜、耗费大量劳动等类型的食物需要靠市场予以满足,对于生产技术简单、周期较短、本地气候适宜和耗费劳动较少等类型的食物往往靠自给性生产予以满足。（3）当前农村居民对自给性食物的消费一共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种层次的需要,安全需求是现阶段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消费中表现最广泛、最迫切的需求。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劳动力兼业程度、家庭婴幼儿情况、家庭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从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来看,主要受到城镇化进程的负向影响。进一步从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比重之间的相互影响来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未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因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需要重点关注。（4）对于不同类型商品性食物,农村居民在决策过程中介入的程度不同,进而行为的安全性程度也不同,高介入购买决策、一般介入购买决策和低介入购买决策这三种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购买决策类型受到食物的价值、消费习惯和食用食物人群对家庭的重要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同一类的食物在不同情境,不同时间的购买决策类型又有所差异。在商品性食物购买前,农村居民意识到商品性食物存在安全问题后,会主动从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媒体、政府、商业宣传等渠道搜集食物安全信息,也会通过个人过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来获取食物安全消费信息,农村居民还通过比较辨别来获取食物安全信息。在商品性食物购买中,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主要体现在渠道的选择、品牌的关注和标识的关注等方面,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消费渠道的选择行为、品牌关注行为和标识关注行为主要受到商品性食物价值、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的变化、临时情况、商家促销活动、商家导购宣传以及消费某一食物人群对家庭的重要程度的影响。农村居民对于价值较高、食用者对家庭较为重要的商品性食物的食用与保存能够按照食用说明及保存要求来做,对于价值较低的商品性食物食用与保存很少或者不能按照要求来做。在商品性食物购买后,农村居民如果发现有质量安全问题,不同情况采取的行为不同。对于一次购买数量较多并且单价低的食物来讲,由于数量较大,一般不会选择丢掉,而是要求赔偿或者换货。而对于单价低并且购买数量少的食物来讲,如果发现有质量问题,大部分农村居民选择丢掉,其次选择换货或者赔偿。对于价值较高的商品性食物来讲,购后发现质量问题,大部分会要求赔偿,有些会选择投诉,有些会要求换货。（5）通过文献综述法和深度访谈法确定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构建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模型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行为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显示:态度、主观规范、习惯和知觉行为控制都显着影响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意向。其中,主观规范的路径系数最大。行为意向、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习惯对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有显着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和习惯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行为,部分直接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过去行为和知觉行为控制都显着影响了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意向。其中,行为态度对行为意向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最大。行为意向、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行为对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有显着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行为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行为,部分直接影响行为。（6）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是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的主要方面,而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是在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一种被迫选择。因此,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改进的重点是对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改进。首先应该改进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其次应该改进农村食物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再次应该改进农村食物市场结构,最后应该改进农村食物市场公共服务。与己有的研究相比,本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新探索和尝试:第一,本文主要研究了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安全行为,给出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概念,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分为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和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分析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形成机理,为学术界研究中国特色的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提供一个思路。第二,基于恰亚诺夫农民模型构建了农村居民家庭商品型农业生产—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模型和农村居民家庭获取收入型劳动投入—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模型,进一步丰富恰亚诺夫农民模型。将激励理论运用到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效用分析中,丰富和扩展了预期效用理论和风险偏好理论。第三,将习惯这一变量引入到计划行为理论中,增强了计划行为理论用于分析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能力,将过去行为这一变量引入到计划行为理论中,增强了计划行为理论用于分析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能力。分析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与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路径,丰富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理论。
郭锳洁[6]（2019）在《生态介入空间 ——生态学原理在景观规划设计应用中的三种典型途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以来,风景园林学科发展迅速,被赋予从空间上改善生态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使命,作为风景园林重要研究方向的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其研究实践的方法与流派众多,难以清晰把握生态学与空间规划的关系,造成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体系的混乱,导致生态学原理无法有效应用于景观规划设计领域。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试图回答生态学可以通过哪些途径介入到景观规划设计中（What）?这些途径是如何使用的（How）?本研究的现实意义是为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实践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与途径,理论意义是为认知生态学与景观规划设计的关系提供了更广泛的视角。本文的主要内容有三部分:（1）梳理了生态介入空间（生态学应用于景观规划设计）的理论基础,包括生态介入空间的不同梳理方式（横向对比）和生态介入空间的内在发展变化（纵向发展）,根据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提出了生态介入空间的三种途径,即模型法、流程法和图式法。（2）介绍了三种途径的定义、理论基础、发展沿革、操作步骤、项目应用和子方法。（3）在比较三种途径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途径的综合使用框架。生态介入空间的三种途径包括:（1）模型法,是把生态学模型的研究结果应用于景观规划设计领域的途径,包括景观适宜性评价模型、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模型、应用景观生态学模型三个典型子方法。（2）流程法,是在景观规划设计过程中结合生态学知识或方法的途径,包括人文生态系统设计法、地理设计法、综合生态规划法三个典型子方法。（3）图式法,是总结图式并将其直接应用于景观规划设计领域的途径,包括原型提取法、原理推导法、综合图式法三个典型子方法。
施州[7]（2019）在《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大规模的总体战争,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美国凭借其强大国力和武装力量领导同盟国赢得最终胜利。其胜利的原因,除了正义战争之性质这一主因之外,离不开战时国家意志的凝聚,更离不开战时人民力量（包括大规模战争物资生产）的动员。二战期间,美国政府积极开动国家宣传机器,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报刊、广播、海报等媒介进行战时动员,其中尤以海报为重要宣传工具。海报宣传发挥强大效果,深刻影响了战争进程。同时,二战还对传播学产生巨大影响,传播学几位奠基人都参与战时宣传研究,开创重要理论体系,为传播学奠定理论基础。二战是近代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战争,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并输出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时至今日世界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格局依然深受二战影响,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的意义深远。本研究以战时宣传理论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对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活动进行个案分析。本研究挖掘了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有关海报宣传的重要文献,收集整理了651张政府海报样本,以宣传研究方法论为基础,结合经典传播学理论,采用文献分析法建构历史语境,采用定量内容分析法对海报样本作整体规律分析,用定性符号学文本分析法对单张海报进行意义解读。本研究分别从政府海报的“宣传组织运作机制”、“宣传渠道和媒介景观”、“宣传策略、宣传内容和宣传形式的流变”、“国家精神宣扬”、“战争逻辑建构”、“军事神话塑造”、“社会身份认同”、“文化价值输出”互为有机关联的八个方面对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活动进行全面透彻的解析。本研究发现,战时宣传组织并不一定是官方垄断式,也可以采用官民协作机制,充分调动全社会资源,进行创作、发布,并通过事件配合、媒体联动等方式,共同营造媒介景观。战时宣传策略、宣传内容和宣传形式要避免抽象说教,而要具象化、通俗化。战时宣传的内容可以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宣扬国家精神和爱国主义;建构战争的性质和目标;塑造正义之师和强大武装力量的形象;促进国民身份认同,缓解社会矛盾;输出本国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本研究继承了传播学先驱的研究传统,是对战时宣传理论的延续和补充。本研究认为战时宣传研究首先要关注宣传组织,同时要分析宣传渠道、媒介事件、媒介景观、宣传策略、宣传内容、宣传形式;具体宣传内容分析不仅要从国家、战争和军事层面,也要从社会和文化角度切入。本研究为后续战时宣传研究供了新的框架和思路。同时,本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我国政府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加以凝聚国家意志、团结民心、动员全民参与;在重大历史转折期对内对外加以宣传国家精神、军队形象、国家软实力等重大问题供极其鲜活的典例和范式。
崔一冰[8]（2019）在《20世纪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社会史的勃兴与全球癌症问题的日益突出,英国作为最早建成的“福利国家”,公共卫生政策和预防医学研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因此,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医学、社会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视域研究英国的癌症问题变得尤为重要。论文选取20世纪英国癌症三级预防作为个案,将其置于政府、产业部门、社会组织和个人四个层面进行综合考量,历史地“深描”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的形成、演进和特征。“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根据癌症病理发展的不同时期,将预防分为一级“病因学预防”、二级“临床前期预防”以及三级“临床预防”三种类型。这三级预防分别从狙击致癌因子、筛查诊断癌症临床前期表现以及控制术后复发等三方面实现对癌症的预防控制。三级预防是英国癌症预防控制的核心内容,其在降低英国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和延长患者寿命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回顾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的演进历程,20世纪是癌症三级预防建设的关键时期。19世纪,受英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影响,人们在平均寿命、生活方式和疾病健康观念等方面均发生了显着地变化,癌症作为一种“文明病”逐渐成为公共卫生领域关注的焦点。医学社会化的转型是癌症疾病观“现代化”的直接结果,使癌症的病因解释逐步摆脱了纯医学的解释路径,并让医学界开始重新思考外部环境与生活方式对癌症发病产生的影响。“公共卫生运动”和“妇幼保健运动”催生了通过阻断致癌因子来预防“生活方式癌”的癌症一级预防观念的形成。一级预防是真正符合“上医治未病”预防医学思想的预防策略。但是,随着“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和“大英帝国癌症运动”等癌症研究机构对癌症医学研究的深入,缺乏学理依据的病因学一级预防开始向临床预防过渡。医学界在癌症的临床前期,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预防方法来实现预防癌症的发展和恶化的目的。此外,针对癌症已患病人,医生则是通过手术、化疗、综合治疗方案以及姑息疗法等措施来实现对癌症复发和术后伤残的三级预防。本文通过对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的研究,希冀建构一幅20世纪以来英国癌症防控实践活动中的“临床医学模式”向“临床—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再由“临床—生物医学模式”向“临床—生物—社会医学模式”的二次转向的图景。其次,“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和“大英帝国癌症运动”作为英国最重要的癌症医学研究机构,其在癌症病因、病理结构、临床治疗等方向上的研究为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成为本文关注的重点。最后,健康教育特别是防癌教育贯穿了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的各阶段和各个层面,其主体涉及民众个体、社会组织和政府三方面,内容更是包括防癌意识的培养、建立在流行病学基础之上的癌症等登记制度以及控烟等多个方面,其开展的纵深直接影响着英国癌症预防体系建设的成败,也是本文重点着墨的内容。
薛峰[9]（2018）在《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文中研究表明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以来,综合监管一直是中国市场监管领域的热门词汇。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明确写道: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方案的颁布出台,正式拉开了中国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序幕。本文的产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希望以经济法的视角全面审视市场综合监管,为党和国家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添砖加瓦。首先第一章,笔者将从监管的概念分析到市场监管的概念,再延伸到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逐级阐明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定位。监管的通常含义是监督和管理,但其含义既不同于监督,亦不同于管理,它是现代管理的一个独立的从属概念。市场监管,指的是市场的监管主体对于市场上的活动参与主体以及对于参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等这些干预活动的总和。但是市场监管又可以区分为对证券、金融等要素市场的监管和对于生产资料、消费品等商品市场的监管。我国现行的市场监管机制是由证监会等专业监管部门实施要素市场的监管,而由工商局作为综合监管部门、质监局和物价局等作为专项监管部门共同实施商品市场的监管。所谓市场综合监管,这一理论发源于管理学中的集成管理理论,即在组织行为学与科学监管理论的指引下,合理布局监管组织系统内部的机构、职能和人员等内部资源,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信息等智力资源,建立起“全过程”、“集约化”的全新市场监管模式。市场综合监管总体上以机构整合为方向,以分类监管为目标,以专业运作为手段,以社会监管为支撑。之后第二章再从经济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入手,分析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选择和理论基础。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有几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一是计划经济时代纯粹的“政府全能、市场无用”的政府主导阶段;二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互动型阶段;三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开始,至今天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主导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其中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是一种实际的物质存在。而根据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是有形的存在,而是以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出现,这两只手共同构成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源泉。现阶段更要求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增加市场的自由度,减少缩小政府的监管机构,实施综合监管。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同样可以用于分析市场综合监管。该理论中心在于围绕交易费用节约,把交易作为分析对象,寻找到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运用什么样的机制来进行最为合理。交易成本根据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可以区分为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等。市场综合监管同样可以套样“交易成本”理论,综合分析进行市场监管的各项成本,得出综合监管为交易成本最低的选择的结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选择要“将分析扩充到市场外的另一选择——政治力量1”,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必须通过公共选择的理论来审视政府监管的不足,而后即可通过政治制度的修改完善来弥补不足。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有三项:第一、在政治活动之中进行运用的经济人假设。第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国家机构作为一个主体,但是构成机构的是一个个部门和一个个政府工作人员,每一个部门或者工作人员在进行政府决策和实施政府行为时,首先考虑的往往是部门或者个人的利益得失;第三、政治的可交易性。即认为政府的决策、实施过程与经济市场中的交易行为相类似,政治过程就可以直接理解为在解决政治冲突时进行利益交易（交换）从而达成协议的过程。由于对域外市场监管情况的研究可以很好的作为我国市场综合监管理论的映证和补充,所以在第三章笔者专门就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市场监管的历史发展、立法进程、重要监管法律等内容进行分析,从中总结出美国食药市场监管的综合监管方式、综合监管理念,作为最后解决监管路径措施问题的比较法依据。美国的市场综合监管理论依据最早可以追溯到撰写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的限制政府干预思想。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的“自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要受到自身的科学法则的约束。只要让市场竞争机制起到完全的应有作用,市场机制会比运用强制力的政府机制的调节作用更有效,也更加有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对于美国市场综合监管的实证分析主要针对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1906年通过《食品与药品法案》并成立食品药品监管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从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市场监管的历史进程（从建立到强化,从加强到放松）的发展分析,希望能够促进对于市场综合监管的进一步认识。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监管实证对于我国未来建立科学的市场监管体制、树立先进的监管理念有哪些启示呢?第一,中国应树立逐步放松政府监管的理念。“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究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1”第二、建立合适的市场监管体系,运用多方力量,充分发挥综合监管的作用。第三、创新监管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科技的力量,达到既提高监管效率,又节约监管的人力、物力成本的监管效果。第四、要培育科学的市场监管理念,注重风险的预防和控制。中国国内在2018年3月开始确立实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而在此之前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所以第四章着重分析国家实施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市场监管现状情况。此前长期的监管法律理念发展过程中,普遍重管理而轻培育,重事前监管轻事中、事后监管,重危机应对轻风险预防,重传统监管轻高科技监管,强面上监管弱精准监管。笔者以所居住的城市上海作为分析样本,从市场监管立法、市场监管机构设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总结出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监管问题主要有:一、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二、监管机构繁多、规模庞大。三、监管机构权责不清、界限不明,相同事项多头管理、职能交叉。四、监管效率不高,行事拖沓。五、监管的信息化手段运用不充分,科技含量不足。六、监管人员专业素养不足,监管专业人员欠缺。总之,现有的市场监管机构立法不足、规模庞大、效率不高、人手不专、监督不够,有限的机构改革也不能完全克服系统的缺陷,结果就会容易陷入“缩小了又膨胀,压缩了又扩张”的怪圈。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最后第五章对于中国市场综合监管的立法、机构设置和市场综合监管的全面完善等方面提出了解决路径与措施,希望能在经济法领域中为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推进与发展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撑。笔者认为,市场综合监管的总体路径框架应包括:一、市场综合监管立法要有力。必须迅速及时,抓紧进行市场综合监管类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同时市场综合监管立法必须体现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有机统一。立法必须注重前瞻,增强市场综合监管立法的趋势引领力。同时确保制度完备,加强立法内容表述的可执行性。更要加强整体设计,预防市场综合监管立法中的钱穆制度陷阱。立法时应注重层级清晰,该由法律规定的内容交给法律,该由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交给行政法规和规章。立法程序上应适当引入更多市场活动参与者以及利益相关方进入立法环节,充分的听取各市场主体的实际需要和诉求。二、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设置必须做到“有效”。市场综合监管机构设置时必须遵循统一性、权威性、独立性、协调性、严密性相结合的法律原则。机构监管权的配置必须清晰化、程序化、透明化,必须注重监管权配置中的宽进严管。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塑造任重而道远,既要强化监管之手,充分运用各种科技先进手段提升监管能力,又要丰满监管之手,通过社会组织、个人监管等社会共治方式以及引入监管机构竞争机制等方法,加强市场综合监管的力量。最后还要约束监管之手,需要从监管立法、监管制度设计、监管机构制衡以及加强市场主体、社会各方面对于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监督等方向加以努力,做到监管之手的可控可约束。总而言之,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要使原有市场监管中错位的正位,缺位的到位,越位的归位,通过实施市场综合监管,使得监管的权威得以彰显,监管的脉络得以理顺,监管的效率得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不断增强。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市场综合监管的合理模式。
练燕[10]（2018）在《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和家庭照护者支持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研究目的1.探讨开展我国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的可行性及有效方法。2.探讨以社区护士为主导的痴呆症患者家庭照护者支持干预的效果。二、研究方法本研究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采用质性与量性研究相结合的混合性研究方法开展。第一部分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的实证研究,采用行动研究方法框架及伽达默尔解释学研究方法,通过半结构式个体访谈和目标团体讨论的质性研究同描述性研究的量性研究相结合的混合式研究方法开展;第二部分以社区护士为主导的痴呆症患者家庭照护者支持干预效果研究采用类随机对照研究,以评价由护士为主导的痴呆症患者照护者支持干预的效果。1.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的实证研究本部分研究依据行动研究方法框架,通过确定问题、制定实施方案、方案实施与调整、结果评价的方式开展。在确定问题过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23名痴呆症患者及照护者、12名医生和10名护士分组进行半结构目标团体讨论或个体访谈,听取他们在痴呆症及时诊断过程的感受与观点,探讨影响痴呆症及时诊断的因素以及改善痴呆症及时诊断的方法,伽达默尔解释学方法被用于此部分的质性研究中以加深对研究内容的理解。在制定、实施及调整实施方案过程,研究人员以前期研究为基础,结合文献检索与专家咨询等结果,拟定我国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的实施方案,由经过培训的13名社区（军队干部休养所）医务人员按照实施方案对2个社区及1家军队干部休养所（社区与军队干部休养所以下统称为“社区”）的361名65岁以上和有主观记忆障碍的居民开展痴呆症及时诊断,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情况进行实施方案的调整优化,对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的可行性及实施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实证检验。在结果评价过程,方案实施后,研究人员采用量性与质性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对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的可行性及其实施方案进行评价。通过描述性研究方法,对参加研究的社区医务人员认知功能障碍筛查能力情况及及时诊断路径是否通畅进行量性评价;通过对参与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实证检验的13名社区医务人员进行半结构式目标团体讨论的方式,对社区开展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情况及选取的认知功能障碍筛查量表使用情况进行质性评价。最终对本研究关于开展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及实施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评价。2.以护士为主导的痴呆症患者家庭照护者支持干预效果研究采用类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开展社区护士为主导的痴呆症患者家庭照护者（以下简称“照护者”）的支持干预效果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61名照护者根据本人意愿分配到干预组或对照组,最终58名研究对象完成本研究,其中对照组28名,干预组30名。人员分组前对研究对象基线资料进行收集,分组后对干预组研究对象支持需求进行调查。研究通过组建技术支持团队,制定照护支持计划并实施每月一次家庭访视指导,每周一次电话沟通,举行知识讲座,发放资料,照护者经验交流会,提供咨询电话和建立照护者《家庭照护者日志》等形式开展干预组照护者支持干预;对照组保持原有支持方式,不进行特殊干预。干预时间为12个月,在干预前、干预后6个月和12个月三个时间点,分别对两组研究对象的照护工作胜任感（SSCQ量表）、所照护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s量表）、患者行为精神症状严重程度（NPI量表-严重程度）、照护者的苦恼程度（NPI量表-苦恼度）、照护者生活质量（含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两部分,SF-36量表）进行测评。采用线性混合效果模型对两组研究对象三个不同时间段的重复测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最终获得对本研究开展的以护士为主导的家庭照护者支持干预效果的评价。三、研究结果（一）、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研究1.本研究在社区痴呆症及时诊断的影响因素方面,提取出五个主题:（1）记忆丧失可以被早期识别;（2）社区公众对痴呆症的看法和观念;（3）社区医务人员的痴呆症知识与观念;（4）痴呆症诊断经历存在差异;（5）对顺畅的痴呆症诊断历程的期盼。2.在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及实施方案可行性方面,研究发现:（1）社区研究对象的认知功能障碍筛查阳性率为11.4%,说明:经过培训与支持的社区医务人员具备开展认知功能障碍筛查的能力;（2）社区认知功能障碍筛查阳性人员经医务人员指导到三级综合医院后,最终得到诊断的过程说明:研究设计的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路径及实施方案是可行的。（3）本研究选取的三种认知功能障碍筛查量表（GPCOG、MES和MMSE）均符合社区环境使用。（二）、以社区护士为主导的痴呆症患者家庭照护者支持干预的效果研究1.支持干预能够显着提高照护者的照护能力（F=4.45,p=0.04）;2.支持干预能够减轻照护者对患者痴呆症行为精神症状的苦恼程度（F=4.60,p=0.03）;3.支持干预能够提高照护者包括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在内的生活质量（心理健康:F=7.57,p=0.01;生理健康:F=34.57,p<0.001）;4.支持干预对患者BPSD严重程度及日常生活能力未发现明显影响。5.支持干预有助于缓解照护者的疼痛和疼痛产生的日常活动受限,提高照护者的精力、社会活动参与度、减少照护者负性情绪。四、结论1.在社区开展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是可行的;研究制定的及时诊断实施方案能促进社区痴呆症患者的及时诊断。2.由社区护士主导的痴呆症患者家庭照护者支持干预,可有效提高照护者的照护能力、提升生活质量,减轻照护者心理负担,是促进社区痴呆症患者家庭照护者支持的可行方式。
二、政府介入公众营养的理论根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府介入公众营养的理论根据（论文提纲范文）
（1）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有利于完善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法律体系 |
| (二)有利于完善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理论 |
| (三)有利于提高保健食品安全标准、减少保健食品安全事故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 |
| (一)保健食品的定义 |
| (二)保健食品与其它相似概念的区分 |
| (三)保健食品的特征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六、创新点 |
| 第一章 保健食品安全风险及法律控制机制 |
| 一、保健食品风险控制的基础——保健食品的多元价值 |
| (一)保健食品的文化价值 |
| (二)保健食品的经济价值 |
| (三)保健食品的社会价值 |
| 二、保健食品的特殊风险 |
| (一)一般食品的风险特性 |
| (二)保健食品风险的特殊性及分类 |
| 三、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概念 |
| (一)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的含义 |
| (二)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的内容 |
| 四、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的意义 |
| (一)保障人体健康和产业发展的需要 |
| (二)构建有效的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的需要 |
| (三)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法治化的需要 |
| 第二章 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一、保健食品相关制度上存在的问题 |
| (一)保健食品风险评估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二)保健食品广告宣传存在的问题 |
| (三)保健食品质量安全标准存在的问题 |
| 二、政府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
| (一)监管手段相对不足 |
| (二)多元监督机制尚未建立 |
| 三、行业协会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
| (一)保健食品行业协会缺少规范性 |
| (二)保健食品行业协会缺少正当性 |
| (三)保健食品行业协会缺少自律性 |
| 四、社会公众及企业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
| (一)社会公众无法有效参与保健食品安全立法 |
| (二)社会公众无法有效参与保健食品监管决策 |
| (三)社会公众无法有效参与保健食品监管执法过程 |
| (四)企业缺少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 |
| 第三章 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的理论基础 |
| 一、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法律价值基础 |
| (一)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秩序价值 |
| (二)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效益价值 |
| (三)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公平正义价值 |
| (四)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对生命健康权的保障价值 |
| 二、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政治学基础 |
| (一)保健食品安全风险的控制需要行政权力介入 |
| (二)消费者权利需要行政权加以保障 |
| 三、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经济学基础 |
| (一)保健食品交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 |
| (二)保健食品的市场失灵理论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的思路与原则 |
| 一、域外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措施及借鉴 |
| (一)美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措施 |
| (二)欧盟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措施 |
| (三)香港地区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措施 |
| (四)域外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经验的借鉴价值 |
| 二、完善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思路 |
| (一)完善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制度建设的思路 |
| (二)完善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具体思路 |
| (三)加强企业自我监督 |
| (四)发挥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的协同作用 |
| 三、完善我国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应坚持的原则 |
| (一)安全性原则 |
| (二)社会整体效率原则 |
| (三)坚持法治原则 |
| 第五章 完善政府主导下控制保健食品安全风险的具体措施 |
| 一、健全保健食品监管的法律制度体系 |
| (一)健全中国特色保健食品监管法律体系 |
| (二)完善保健食品监管法律的重点 |
| 二、保健食品相关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
| (一)强化保健食品的风险评估 |
| (二)保健食品广告宣传机制的完善 |
| (三)健全保健食品质量安全标准 |
| 三、提高监管部门监管能力的相关措施 |
| (一)转变保健食品监管部门监管理念 |
| (二)健全保健食品监管问责制度 |
| (三)建立约谈机制 |
| (四)完善保健食品监管信用体系 |
| (五)健全内部举报人制度 |
| 第六章 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辅助性措施 |
| 一、完善企业自我监督的相关措施 |
| (一)提高企业在经营中的守法意识 |
| (二)增强企业在经营中的社会责任 |
| 二、发挥行业协会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中的监督作用 |
| (一)明确行业协会性质,保障行业协会的规范性 |
| (二)理清行业协会关系,保障行业协会的正当性 |
| (三)健全行业协会制度,保障行业协会的自律性 |
| 三、发挥社会公众在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中的监督作用 |
| (一)健全社会公众参与保健食品监管立法的途径 |
| (二)提升社会公众参与保健食品监管决策的能力 |
| (三)提高社会公众参与保健食品监管执法的水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2）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历史演进研究（1933-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 |
| (二)我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法规亟待完善 |
| (三)美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具有借鉴价值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的研究 |
| (二)关于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研究 |
| (三)关于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研究 |
| (四)已有研究述评 |
| 三、概念界定 |
| (一)学前儿童 |
| (二)处境不利学前儿童 |
| (三)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 |
| 四、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突出权利公平: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肇始与滥觞(1933-1963年) |
| 一、美国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嚆矢 |
| (一)个人慈善与公共支持:昙花一现的幼儿学校 |
| (二)工业化、城市化与工作母亲:短暂辉煌的日托所 |
| (三)社会改良与公民培养:异军突起的免费幼儿园 |
| 二、权利公平取向的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肇始 |
| (一)经济危机促使国家干预理念兴起 |
| (二)新政立法实现联邦政府权力扩张 |
| (三)儿童科学蓬勃发展激发干预动力 |
| 三、权利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内容 |
| (一)明确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权利 |
| (二)厘定具体事项管理以及教师培训 |
| (三)组建专业指导委员会 |
| 四、权利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实施 |
| (一)兴建紧急保育学校,精准保障不利儿童 |
| (二)构建师资培训体系,有效破解供给困境 |
| (三)建立专人监督制度,强化政策执行体系 |
| 五、权利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影响 |
| (一)确认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政府责任 |
| (二)促进了社会对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的认可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聚焦机会公平: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确立与发展(1964-1987年) |
| 一、社会危机与“伟大社会”改革 |
| (一)贫困战争奠基教育平等改革运动 |
| (二)民权运动下社会公众认知的转变 |
| (三)智力变化论和贫困文化论的指引 |
| 二、机会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内容 |
| (一)明确教育机会公平的核心旨趣 |
| (二)制定项目运行与实施具体事项 |
| (三)关照师资队伍培育与建设 |
| 三、机会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实施 |
| (一)建立提前开始中心,打破贫困代际传递 |
| (二)借助增量资金支持,激励增加学位供给 |
| (三)应对教师数量挑战,保障基本师资水平 |
| (四)出台绩效执行标准,推进保教规范运行 |
| 四、机会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影响 |
| (一)促使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有法可依 |
| (二)推进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公平进程 |
| (三)忽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质量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探寻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延伸(1988-2001年) |
| 一、危机呼唤教育改革 |
| (一)质量危机催生教育优异改革运动 |
| (二)学前教育质量研究新进展推进干预理念转型 |
| (三)女性独立意识崛起促进学前教育需求再增长 |
| 二、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内容 |
| (一)确立提升质量的核心目标与纲领 |
| (二)明晰扩大教育机会的发展方向 |
| (三)扩大处境不利学前儿童年龄范围 |
| 三、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实施 |
| (一)落实投入增长机制,增加保教需求供给 |
| (二)低龄延伸扶助对象,科学破解贫困危局 |
| (三)设立专项改进资金,探寻质量突围路径 |
| (四)明确教师最低资格,多举提升师资质量 |
| (五)修订绩效执行框架,监管保教过程质量 |
| 四、兼顾机会的质量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影响 |
| (一)实现保教质量的稳步提升 |
| (二)形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格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追求结果公平: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深化与转型(2002-2019年) |
| 一、弥合差距与新世纪蓝图设计 |
| (一)理想现实鸿沟推动改革再出发 |
| (二)社会投资理论引领治理新战略 |
| 二、结果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内容 |
| (一)强化学前教育的地位属性 |
| (二)明确学习结果的政策指向 |
| (三)推进政策间的协调与整合 |
| 三、结果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实施 |
| (一)强化学习内容要求,制定学习结果框架 |
| (二)推进专项家访计划,构建良好家庭生态 |
| (三)应对入学准备挑战,引导师资水平提升 |
| (四)建立质量评级系统,助力缩小学业差距 |
| (五)创新联邦地方关系,强化区域治理能力 |
| 四、结果公平期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影响 |
| (一)推动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走向实质公平 |
| (二)实现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体系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演进的审思与启示 |
| 一、探根究底: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演进的影响因素 |
| (一)政治经济气候变化的形塑 |
| (二)域外国家的示范效应压力 |
| (三)价值理论研究推进的牵引 |
| (四)问题源流建构的本源诉求 |
| 二、规律寻绎: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演进的历史经验 |
| (一)以立法完善为机制保障 |
| (二)以专项项目为主要载体 |
| (三)以综合干预为内容构成 |
| (四)以家庭发展为重要辅点 |
| (五)以效果评估为促进手段 |
| 三、透视现实: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的现存问题 |
| (一)政出多门的政策法规体系 |
| (二)薪酬无力的师资队伍建设 |
| (三)后继乏力的财政投入机制 |
| (四)阻滞效力的府际利益博弈 |
| 四、经验借鉴: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演进对我国的启示 |
| (一)秉持公平导向,建立倾斜补偿机制 |
| (二)加快立法推进,健全政策法规体系 |
| (三)借助专项行动,精准靶向弱势儿童 |
| (四)引入家庭视角,筑牢儿童发展根基 |
| (五)强化绩效评估,动态优化精准施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小型食品企业应对职业索赔策略研究 ——基于博弈论分析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 研究对象界定 |
| 2.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3.1 职业索赔在我国食品经营领域存在的基础 |
| 2.3.2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国外的研究与适用 |
| 2.3.3 我国理论界对职业索赔问题存在的分歧点 |
| 2.3.4 职业索赔问题的权威发声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职业索赔问题参与各方关系论述 |
| 3.1 小型食品企业与职业索赔人关系 |
| 3.2 小型食品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 |
| 3.3 小型食品企业与社会公众的关系 |
| 3.4 政府部门与职业索赔人的关系 |
| 3.4.1 政府部门对职业索赔人态度的演变历程 |
| 3.4.2 职业索赔人给政府部门带来的帮助与困扰 |
| 3.5 社会公众与职业索赔人的关系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职业索赔问题的博弈分析 |
| 4.1 小型食品企业与外部监督者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1.1 合理性分析 |
| 4.1.2 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 |
| 4.1.3 演化稳定策略求解 |
| 4.1.4 演化博弈结果分析 |
| 4.2 外部监督者之间的博弈分析 |
| 4.2.1 职业索赔人与普通社会公众的博弈 |
| 4.2.2 政府部门与职业索赔人之间的博弈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对象实例信息分析 |
| 5.1 研究对象简要介绍 |
| 5.2 调查问卷 |
| 5.2.1 调查问卷设计 |
| 5.2.2 调查问卷统计分析 |
| 5.3 访谈记录 |
| 5.4 典型案例 |
| 5.4.1 贾某诉山东乐家客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调味料未标注贮存条件案 |
| 5.4.2 于某诉山东乐畅食品有限公司在生产销售的“禹记王中王大盘鸡调料”中添加非食品物质桂枝案 |
| 5.4.3 陈某诉山东华畅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炖肉料中添加非食品物质木香案 |
| 5.5 博弈指标在研究对象中的体现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小型食品企业应对职业索赔的策略 |
| 6.1 研究理论与研究对象结合分析 |
| 6.1.1 降低外部监督者实施寻求合作策略的成本 |
| 6.1.2 增加外部监督者采取继续对抗策略的惩罚成本 |
| 6.1.3 增加外部监督者寻求合作战略的收益 |
| 6.1.4 降低小型食品企业实施寻求合作策略的成本 |
| 6.2 研究对象应对职业索赔时的问题及改进方法 |
| 6.3 小型食品企业应对职业索赔的策略 |
| 6.3.1 提高产品质量,保证食品安全 |
| 6.3.2 采取强力措施,增强应对能力 |
| 6.3.3 建立互信,加强与地方政府协作 |
| 6.3.4 加强沟通,降低被索赔风险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附录B 访谈记录 |
| 附录C 个人简历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框架结构和创新及不足 |
| 1.4.1 框架结构 |
| 1.4.2 创新之处 |
| 1.4.3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概述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社会组织 |
| 2.1.2 教育扶贫 |
| 2.1.3 社会组织教育扶贫 |
| 2.2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现实背景 |
| 2.2.1 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有待开发 |
| 2.2.2 社会组织服务社会优势凸显 |
| 2.2.3 精准扶贫要求多元力量参与 |
| 2.3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历史进程 |
| 2.3.1 1978 年—1989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探索阶段 |
| 2.3.2 1990 年—2000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展开阶段 |
| 2.3.3 2001 年—2011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深化阶段 |
| 2.3.4 2012 年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攻坚阶段 |
| 2.4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总体成效 |
| 2.4.1 缓解了政府教育扶贫财政压力 |
| 2.4.2 填补了政府教育扶贫工作空隙 |
| 2.4.3 促进了政府教育扶贫效率提高 |
| 2.4.4 减轻了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负担 |
| 第3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理论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1.1 发展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3.1.2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
| 3.1.3 教育同生产劳动实践相结合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2.1 发展教育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举措 |
| 3.2.2 发展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 |
| 3.2.3 发展教育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根本之策 |
| 3.3 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 |
| 3.3.1 人力资本理论 |
| 3.3.2 文化贫困理论 |
| 3.3.3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3.4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相关理论 |
| 3.4.1 有教无类——教育的普惠性 |
| 3.4.2 治乱学说——教育的教化性 |
| 3.4.3 经学致用——教育的实用性 |
| 3.4.4 教养兼施——教育的公益性 |
| 第4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探索 |
| 4.1 基础教育 |
| 4.1.1 学前教育 |
| 4.1.2 义务教育 |
| 4.1.3 普通高中教育 |
| 4.1.4 特殊儿童教育 |
| 4.1.5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
| 4.2 职业教育 |
| 4.2.1 发展农村中高等职业教育 |
| 4.2.2 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
| 4.2.3 抓好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
| 4.2.4 培养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
| 4.3 普通高等教育 |
| 4.3.1 扶持大学生就业创业 |
| 4.3.2 指导城市返乡青年创业 |
| 4.4 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
| 4.4.1 学前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2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3 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4 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5 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5 以资育人 |
| 4.5.1 通过社会实践培养学生自立自强 |
| 4.5.2 通过人文助困树立学生积极心态 |
| 4.5.3 通过感恩教育培育学生责任意识 |
| 4.6 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
| 4.6.1 改善农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
| 4.6.2 提高农村学校信息化水平 |
| 第5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 |
| 5.1 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 |
| 5.1.1 筹款工具模式 |
| 5.1.2 项目运行模式 |
| 5.1.3 组织资助模式 |
| 5.2 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模式 |
| 5.2.1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
| 5.2.2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
| 5.3 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 |
| 5.3.1 社会企业模式 |
| 5.3.2 公益创投模式 |
| 5.3.3 影响力投资模式 |
| 第6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趋向 |
| 6.1 明确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 |
| 6.1.1 扶贫资源的链接者 |
| 6.1.2 扶贫服务的提供者 |
| 6.1.3 扶贫能力的建设者 |
| 6.1.4 扶贫行动的倡导者 |
| 6.1.5 扶贫工作的合作者 |
| 6.2 发扬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经验 |
| 6.2.1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
| 6.2.2 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 |
| 6.2.3 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 |
| 6.2.4 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 |
| 6.3 抓住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机遇 |
| 6.3.1 经济与社会转型激发社会组织发展 |
| 6.3.2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提供发展时机 |
| 6.3.3 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社会组织承接工作 |
| 6.3.4 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创造发展环境 |
| 6.4 正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挑战 |
| 6.4.1 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法律缺失 |
| 6.4.2 社会组织外部管理僵化 |
| 6.4.3 社会组织普遍资源短缺 |
| 6.4.4 社会组织内部能力不足 |
| 6.5 优化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路径选择 |
| 6.5.1 构建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法律体系 |
| 6.5.2 改善社会组织外部治理环境 |
| 6.5.3 落实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 |
| 6.5.4 加强社会组织内部能力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5）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概念框架 |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演进分析 |
| 2.1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数量不足到基本充裕阶段(1978—1985 年) |
| 2.2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基本充裕到充裕阶段(1986—2000 年) |
| 2.3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充裕到多样化阶段(2001—2012 年) |
| 2.4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多样化到安全阶段(2013 年至今)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分析 |
| 3.1 农村市场食物安全现状分析 |
| 3.2 农村居民对食物安全的态度及其与自身健康的认知 |
| 3.3 农村居民安全性食物认知水平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选择分析 |
| 4.1 信息不对称下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选择 |
| 4.2 消费与生产双重身份的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决策分析 |
| 4.3 预期效用与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决策分析 |
| 4.4 农村居民自给性和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选择差异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分析 |
| 5.1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消费行为的演变分析 |
| 5.2 不同个体特征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差异分析 |
| 5.3 不同家庭类型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差异分析 |
| 5.4 不同地域类型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差异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影响因素及变动趋势分析 |
| 6.1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变化 |
| 6.2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4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变动趋势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分析 |
| 7.1 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过程:购前行为 |
| 7.2 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过程:购中行为 |
| 7.3 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过程:购后行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解释模型的构建 |
| 8.1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确定 |
| 8.2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解释模型的构建 |
| 8.3 变量的定义与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传导路径分析 |
| 9.1 样本特征分析 |
| 9.2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传导路径分析 |
| 9.3 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传导路径分析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改进 |
| 10.1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的改进 |
| 10.2 农村食物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改进 |
| 10.3 农村食物市场结构的改进 |
| 10.4 农村食物市场公共服务的改进 |
| 10.5 本章小结 |
| 第十一章 研究结论及研究展望 |
| 11.1 研究结论 |
| 11.2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11.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6）生态介入空间 ——生态学原理在景观规划设计应用中的三种典型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课题来源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概念界定 |
| 1.5.1 “生态介入空间” |
| 1.5.2 生态学原理 |
| 1.5.3 景观规划设计 |
| 1.5.4 景观生态规划设计 |
| 1.6 文献综述 |
| 1.6.1 国内外文献梳理 |
| 1.6.2 相关研究评述与展望 |
| 1.7 研究方法 |
| 1.7.1 文献综述法 |
| 1.7.2 案例研究法 |
| 1.7.3 多学科交叉研究法 |
| 1.7.4 比较研究法 |
| 1.8 写作内容 |
|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生态介入空间的不同梳理方式 |
| 2.1.1 以原理范式为主导的梳理方式 |
| 2.1.2 以时间范式为主导的梳理方式 |
| 2.2 生态介入空间的内在发展变化 |
| 2.2.1 生态思想的呼吁 |
| 2.2.2 时代背景的推动 |
| 2.2.3 生态学学科的建立 |
| 2.2.4 生态介入空间的综合发展 |
| 2.3 生态介入空间三种途径的提出 |
| 2.3.1 文献综述及基础理论的延伸 |
| 2.3.2 “程序性理论”和“实质性理论”的延伸 |
| 2.4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技术路线 |
| 2.5 本章小结 |
| 3 模型法 |
| 3.1 模型法简介 |
| 3.1.1 模型法的定义 |
| 3.1.2 模型法的发展 |
| 3.1.3 模型法的特点 |
| 3.2 模型法的理论基础 |
| 3.2.1 系统论 |
| 3.2.2 多学科的合作 |
| 3.3 模型法的操作步骤 |
| 3.4 典型模型法 |
| 3.4.1 景观适宜性评价模型 |
| 3.4.2 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模型 |
| 3.4.3 应用景观生态学模型 |
| 3.5 小结 |
| 4 流程法 |
| 4.1 流程法简介 |
| 4.1.1 流程法的定义 |
| 4.1.2 流程法的发展 |
| 4.1.3 流程法的特点 |
| 4.2 流程法的理论基础 |
| 4.2.1 多学科交叉 |
| 4.2.2 人类生态学 |
| 4.3 流程法的操作内容 |
| 4.4 典型流程法 |
| 4.4.1 约翰·莱尔与人文生态系统设计法 |
| 4.4.2 斯坦尼兹与地理设计法 |
| 4.4.3 斯坦纳与综合生态规划法 |
| 4.5 小结 |
| 5 图式法 |
| 5.1 图式法简介 |
| 5.1.1 图式法的定义 |
| 5.1.2 图式法的发展 |
| 5.1.3 图式法的特点 |
| 5.2 图式法的理论基础 |
| 5.2.1 结构主义 |
| 5.2.2 语言学 |
| 5.3 图式法的操作步骤 |
| 5.4 典型图式法 |
| 5.4.1 原型提取法 |
| 5.4.2 原理推导法 |
| 5.4.3 综合图式法 |
| 5.5 小结 |
| 6 结论 |
| 6.1 三种途径的对比 |
| 6.2 三种方法的综合使用 |
| 6.3 生态介入空间途径的发展趋势 |
| 6.3.1 从经验导向到科学导向 |
| 6.3.2 从专家决策到公众参与 |
| 6.3.3 从简单分析到综合分析 |
| 6.3.4 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综合发展 |
| 6.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Ⅰ读研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Ⅱ图片索引 |
| 附录-Ⅲ表格索引 |
（7）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与成果综述 |
| 一、中外文献综述 |
| 二、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三节 理论辨析与概念界定 |
| 一、宣传理论问题辨析 |
| 二、研究对象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基本框架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第一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公共协作机制 |
| 第一节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组织机构流变 |
| 一、政府海报的主要需求方 |
| 二、政府海报官方主导机构的流变 |
| 三、官方与民间机构合作机制 |
| 第二节 政府海报的创作与采购模式 |
| 一、明星海报回购模式(1941-1945年) |
| 二、海报大赛征集模式(1941-1942年) |
| 三、协调机构原创模式(1942-1945年) |
| 四、专家协同创作模式(1943-1945年) |
| 第三节 政府海报印刷和媒体投放模式 |
| 一、政府海报的指定印刷方 |
| 二、民间公司组织捐赠和分发 |
| 三、基层志愿者分发和张贴 |
| 小结 |
| 第二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媒介景观营造 |
| 第一节 海报分发渠道策略和趋势 |
| 一、海报渠道系统设计 |
| 二、海报分发与张贴技巧 |
| 三、海报数量与年份趋势 |
| 第二节 海报在各类生活场景的运用 |
| 一、海报在户外场景 |
| 二、海报在工厂场景 |
| 三、海报在校园场景 |
| 四、海报在社区场景 |
| 第三节 海报相关媒介事件与媒介景观 |
| 一、杂志国旗封面运动 |
| 二、海报与视觉艺术大赛 |
| 三、海报与战时宣传展览 |
| 四、海报与真人宣传活动 |
| 五、海报与战时宣传电影 |
| 小结 |
| 第三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宣传策略流变 |
| 第一节 二战前海报宣传的历史演变 |
| 一、二战前海报宣传简史 |
| 二、一战中美国政府海报宣传 |
| 三、一战与二战海报宣传策略对比 |
| 第二节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宣传理念博弈 |
| 一、政治艺术派的理想主义 |
| 二、商业广告派的专业主义 |
| 三、政府海报的商业化趋势 |
| 第三节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宣传内容流变 |
| 一、美国政府总体宣传策略 |
| 二、政府海报宣传主题分析 |
| 三、从抽象爱国到说服行动 |
| 第四节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宣传技巧嬗变 |
| 一、正反两面理诉求 |
| 二、温和的恐惧诉求 |
| 三、大众视觉艺术 |
| 四、人物情感共鸣 |
| 五、乐观主义基调 |
| 小结 |
| 第四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国家精神宣扬 |
| 第一节 政府海报中的国家精神溯源 |
| 一、独立宣言中的自由精神 |
| 二、开国元勋的精神图腾 |
| 三、四大自由的对外传播 |
| 第二节 政府海报中国家精神的战时表述 |
| 一、国内外民主统一战线 |
| 二、外交关系的政治宣言 |
| 第三节 政府海报的爱国主义图形符号象征 |
| 一、国旗的爱国主义象征 |
| 二、国旗的爱国主义背书 |
| 三、国旗的爱国主义隐喻 |
| 第四节 政府海报的国家精神图像符号象征 |
| 一、国家精神的人格符号象征 |
| 二、国家精神的物化符号象征 |
| 小结 |
| 第五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战争逻辑建构 |
| 第一节 政府海报中的战争定性 |
| 一、敌方谬论的批判 |
| 二、屠杀行为的揭露 |
| 三、难民问题的态度 |
| 第二节 政府海报中的战争场景 |
| 一、我方军事装备的损失 |
| 二、我方军事人员的伤亡 |
| 第三节 政府海报中的战争目标 |
| 一、敌方的图形符号象征 |
| 二、敌方的人物符号建构 |
| 小结 |
| 第六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军事神话塑造 |
| 第一节 政府海报中的军事武装力量 |
| 一、武装力量霸权主义 |
| 二、军需补给强力威慑 |
| 三、出征场景仪式渲染 |
| 第二节 政府海报中的军队集体人格 |
| 一、乐观主义的军营纪实 |
| 二、实用主义的战地纪实 |
| 三、英雄主义的战场奇观 |
| 第三节 政府海报中的英雄神话塑造 |
| 一、平民式真人英雄 |
| 二、古典式战斗英雄 |
| 三、人道主义式光环 |
| 小结 |
| 第七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社会身份认同 |
| 第一节 政府海报中的军民统一战线 |
| 一、全民认同和集体主义 |
| 二、前后方工作的同一性 |
| 第二节 政府海报中的性别身份认同 |
| 一、战时女工与女权主义 |
| 二、家政事务与爱国主义 |
| 三、巾帼英雄的国家认同 |
| 第三节 政府海报中的种族平等意识 |
| 一、少数裔形象的缺席 |
| 二、刻意凸显的平等幻象 |
| 小结 |
| 第八章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的文化价值输出 |
| 第一节 政府海报中的国家传统价值观 |
| 一、国土情怀与乡民情结 |
| 二、血缘情愫与情感需求 |
| 三、宗教信仰与精神寄托 |
| 第二节 政府海报中的国民战时价值观 |
| 一、为国牺牲精神 |
| 二、勤劳奋斗信念 |
| 三、公平与诚信观 |
| 四、节俭与环保意识 |
| 第三节 政府海报中的战后和平憧憬 |
| 一、安全感的获得 |
| 二、丰衣足食的乐土 |
| 三、乌托邦式的幸福 |
| 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海报量化内容分析法详细步骤说明 |
| 附件二:本研究所有海报样本清单 |
| 附录三 :本文各章节所有图表清单 |
| 附录四 :二战时期美国着名艺术家和插画师 |
| 附录五 :重要历史海报文献及来源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20世纪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概念的厘定 |
| 二、学术史的梳理与研究 |
| 三、研究的思路与学术价值 |
| 四、研究的框架与内容 |
| 第一章 癌症控制的早期尝试 |
| 第一节 医学界对癌症的早期认识与诊疗实践 |
| 第二节 医学社会化转型与英国癌症预防的起步 |
| 第三节 “文明病”与癌症预防内涵的延展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健康主义”与癌症病因学预防的建立 |
| 第一节 “生活方式癌”与“新健康主义”的诞生 |
| 第二节 “新健康主义”与社会健康提升计划 |
| 第三节 “新健康主义”的外延与病因学预防的新突破 |
| 小结 |
| 第三章 “三早”原则与癌症二级预防 |
| 第一节 “大英帝国癌症运动”的建立与癌症防控模式的转型 |
| 第二节 大众防癌教育与“三早”原则的推广 |
| 第三节 大众防癌教育、病灶自检与癌症二级预防的早期特点 |
| 第四节 高危筛查、社会普查与癌症二级预防的演进 |
| 小结 |
| 第四章 手术、化疗和综合疗法与癌症的三级预防 |
| 第一节 根治性乳房切除手术的式微与肿瘤外科手术的转型 |
| 第二节 化疗与第三级预防事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基因治疗、内分泌治疗和姑息疗法 |
| 小结 |
| 第五章 三级预防视域下英国政府“控烟运动” |
| 第一节 吸烟致癌与“控烟运动”的兴起 |
| 第二节 “二手烟”问题与“控烟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地方“控烟运动”的复杂性与挑战 ——以北爱尔兰地区的控烟实践为例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的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难点及主要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本文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市场综合监管概说 |
| 第一节 监管与市场监管的概念 |
| 一、监管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的概念 |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 |
| 一、市场综合监管的法律含义 |
| 二、市场综合监管主体的法律分析 |
| 三、市场综合监管客体的法律分析 |
| 四、市场综合监管行为的法律分析 |
| 第三节 市场综合监管应有的法律理念分析 |
| 一、树立精准监管的法律理念 |
| 二、树立注重风险防控的法律理念 |
| 三、树立注重事中事后监管的法律理念 |
| 四、树立加强柔性监管的法律理念 |
| 第二章 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概论 |
| 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内在要求 |
|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进 |
| 四、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交易成本理论 |
| 一、科斯为代表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 |
| 二、政府监管的成本分析 |
| 第三节 公共选择理论 |
| 一、对以布坎南为主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认识 |
| 二、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对市场综合监管的审视 |
| 第三章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产品市场监管的理论和立法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 一、美国 FDA 的发展与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监管演变情况 |
| 二、美国食品药品监管立法进程分析 |
| 三、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剖析 |
| 四、美国FDA注重防控的监管理念分析 |
| 五、美国FDA的综合监管方式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前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试点情况分析 |
| 一、2014年起全国各主要地区(上海以外)市场综合监管试点情况分析 |
| 二、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机构改革试点情况 |
| 第三节 改革前国内市场监管领域的主要问题——以上海为例 |
| 一、监管立法繁多而缺乏统一性 |
| 二、监管机构平行分列而缺乏综合性 |
| 三、监管理念陈旧而缺乏先进性 |
| 第五章 我国实施市场综合监管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立法要“有力” |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有效” |
| 一、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的综合性分析 |
| 二、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监管权的配置 |
| 三、市场综合监管机构体制应当确保激励相容 |
| 第三节 塑造市场综合监管之手 |
| 一、强化监管之手 |
| 二、丰满监管之手 |
| 三、约束监管之手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和家庭照护者支持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英文摘要 |
| 中文摘要 |
|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理论基础 |
| 第一部分 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的实证研究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方法学基础 |
| 1.3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方法 |
| 2.1 研究设计 |
| 2.2 研究路线 |
| 2.3 研究实施 |
| 2.4 医学伦理 |
| 2.5 质量控制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3.1 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影响因素 |
| 3.2 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实施方案的制定 |
| 3.3 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方案的调整 |
| 3.4 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及实施方案的可行性评价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患方是启动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的重要因素 |
| 4.2 公众痴呆症知识和及时诊断意识是促进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的关键 |
| 4.3 社区医务人员是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的适宜执行者 |
| 4.4 国家对社区医务人员的有效支持是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的基础 |
| 4.5 及时诊断支持体系是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的重要保证 |
| 4.6 在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中应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
| 4.7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4.8 小结 |
| 第二部分 以护士为主导的痴呆症患者家庭照护者支持干预效果研究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3.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
| 3.2 干预组痴呆症患者照护者支持需求调查 |
| 3.3 干预前两组SSCQ、ADLs、NPI-Q和 SF-36 基线比较 |
| 3.4 干预后两组SSCQ、ADLs、NPI-Q及 SF-36 比较 |
| 3.5 生活质量各维度比较 |
| 3.6 家庭照护者日志记录举例 |
| 3.7 干预组照护者对服务的满意度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加强对社区医务人员的培训与支持 |
| 4.2 重视照护者对患者BPSD症状处置能力的培养 |
| 4.3 建立符合我国社会文化及服务背景的照护者支持方式 |
| 4.4 建立我国社区痴呆症患者照护者支持体系 |
| 4.5 发挥社区医务人员在痴呆症患者诊断后支持中的作用 |
| 4.6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4.7 小结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痴呆症照护工作现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文章 |
| 致谢 |
四、政府介入公众营养的理论根据（论文参考文献）
- [1]保健食品安全风险法律控制机制研究[D]. 李泽明. 中国政法大学, 2021(08)
- [2]美国联邦政府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教育政策历史演进研究（1933-2019）[D]. 单文顶.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小型食品企业应对职业索赔策略研究 ——基于博弈论分析方法[D]. 吕延刚. 天津科技大学, 2020(08)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D]. 王冬雪. 吉林大学, 2020(08)
- [5]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研究[D]. 陈忠明.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6]生态介入空间 ——生态学原理在景观规划设计应用中的三种典型途径[D]. 郭锳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9(06)
- [7]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海报宣传研究[D]. 施州. 上海大学, 2019(03)
- [8]20世纪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研究[D]. 崔一冰. 上海大学, 2019(02)
- [9]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D]. 薛峰. 华东政法大学, 2018(02)
- [10]社区痴呆症患者及时诊断和家庭照护者支持的实证研究[D]. 练燕.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