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辩证法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和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齐磊磊,吴思柳[1]（2020）在《陈珪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文中研究指明陈珪如学习自然辩证法缘于她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找到了自然科学与革命的结合点。1949年,陈珪如编译了我国最早一本以《自然辩证法》为书名的着作,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成果。陈珪如创立了我国高校中第一个自然辩证法教研组、是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首任主任、培养了20多名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弥补了当时国内自然辩证法专业人才不足的情况。她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领导成员、是首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在讲授"自然辩证法"时,她坚持"百家争鸣、克服教条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生致力于实现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结合。
徐冠华[2]（2020）在《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研究（1902—1912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积累时期迫切向海外扩张进行的。早期传播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传教士个人介绍和引进,中国接受西学呈现出被动、零散的状态。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学特别是西方科学的重要性,试图通过主动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得国富民强,呼吁清政府从国家层面开展了一系列变革,筹办新式学堂以开展科学教育便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国家层面开始创办大学堂开展科学教育活动始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士人反思单纯学习西方技术的局限性,从政治改革的角度提出改革传统书院教育模式,仿照西方国家教育模式开展科学教育,以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由此,山西大学堂等一批新式大学堂陆续成立并开展了科学教育活动。在1904年清政府颁布新学制后,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成为清末时期仅存的三所国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成立于1902年,是按照清政府“新政”改革要求创办的首批新式大学堂,同时又是解决“山西教案”问题、英国人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大学,学堂创办之初便有着西方文化的深深烙印。从1902年创办到1912年根据民国教育宗旨将山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校近10年时间中,中西文化在大学堂内部的碰撞、交流、融合成为一大特色。本文在整体架构上,将山西大学堂开展的科学教育活动放置于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整体进程中,重点考察从创办到改校将近10年的时间内所开展的相关科学活动,对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背景、学堂科学教育的组织、实施和影响进行历史脉络的整理。论文既从学堂围绕科学教育而开展的科学课程制订、科学教材编译、科学知识普及、科学人物活动、科学人才培养等微观层面进行考察,力求厘清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科学,从传统书院教育向新式高等教育转型的具体历程,又从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和影响的宏观层面,考察大学堂科学活动在学习引进西方科学中的作用,对科学本土化和近代山西科技、经济快速发展所起到的积极影响。在细节研究上,专注于大学堂学习引进的西方科学内容、科学专业设置与变迁过程、科学仪器设备和实验室的建设、科学人物及开展的具体活动、国外留学活动专业选择、毕业生从事科技工业行业的贡献等,深入梳理西方科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普及过程中由浅入深、由边缘而主体、由被动而主动的历史变迁,以细节佐证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在改变社会和民众对西方科学的认识所发挥的作用,阐述科学教育活动在促进科学本土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注重历史文献搜集与考证,广泛搜集了清末民初关于山西大学堂的史料,包括奏折、办学合同、使用的科学教材、授课科目、教习目录、毕业生目录等资料和档案文献,实地考察山西大学堂原办学地址和遗留建筑、历史实物等,配合当时报刊等关于山西大学堂的招生招聘、办学影响、科学活动的报道,呈现西方科学在大学堂普及和传播的历史;注重有效利用口述史研究方法,针对历史实物遗失多、搜集不易的难点,采访和聆听大学堂外国教习后人、毕业生后人讲述,与历史记载和文献相互印证,力求尽可能真实还原大学堂开展科学活动的历史,客观研究山西大学堂在西方科学普及和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全文共分为八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说明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文章整体设计和构架、当前研究现状、研究目的、创新之处和关键问题。在分析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和普及的现状后,提出国家开展科学教育之于科学本土化的重要意义。山西大学堂作为近代国家创办的首批国立大学堂之一,研究其开展科学教育及科学活动的情况和影响,对于研究和理解西学传播和科学本土化是极为合适的案例。第二部分为“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与山西大学堂的创建”。介绍近代中国学堂开展科学活动的整体情况,主要是在教育“新政”制定前后学堂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的模式,在中西学交流碰撞的背景下梳理山西大学堂从筹办到正式创办的曲折历程。第三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围绕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重点从学科设置、科学课程进行梳理,对办学的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西学教习延聘、学生招生与培养方式等情况进行考察,对大学堂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模式从整体上进行介绍。第四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考察山西大学堂的科学教材及学习引进的科学知识,对大学堂专门的教材编译机构——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山西大学堂活版部等进行考证,系统整理译书院从国外翻译的最新科学书籍,并对大学堂科学教材的内容、使用、影响进行研究。第五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群体及活动”。考察山西大学堂的科学人物及科学活动的开展情况,研究科学人物的科学思想、在大学堂内部、外围开展的具体科学活动及贡献。第六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留学活动开展及成效”。对山西大学堂毕业生的留学情况进行考证,主要是在当时留学浪潮下赴日本和英国留学的情况、所学专业及回国后的贡献,为山西地方科技、工业发展发挥的作用等,总结山西大学堂留学活动的成效。第七部分为“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特点及价值”。比较同时期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总结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特点,分析科学教育活动对于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总结大学堂科学科学教育活动对于科学本土化的作用。第八部分为结语。总结文章研究得失。创办新式学堂开展科学教育活动虽然未能挽救清王朝覆亡的结局,但围绕新式学堂科学教育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对西学特别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和传播意义重大。山西大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开展的科学课程制订、科学教材编译、科学人才培养、科学考察研究等一系列科学活动,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认识和普遍接受西方科学有着重要的作用。山西大学堂中西结合的教育方式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纪元,而且有效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对推动中国科学体制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同时,在高等教育中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深刻影响了近代山西科技、政治、文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
张豹[3]（2020）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日本渠道研究（1899-1921）》文中指出日本渠道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早渠道,在为中国传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促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十月革命之前,早期的留日学生和革命流亡者,在日本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作为一种先进学说通过翻译活动传播到国内,日本渠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其他社会思潮一样开始在国内传播。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随着日文着作翻译事业和中国革命运动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新阶段。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日本渠道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时代背景。主要介绍了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大环境,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救亡图存的民族觉醒,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以及中国留日学生和流亡革命者在日本学习的情况。第二部分阐述了日本渠道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和特点。以十月革命为分界线,将该段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通过数据统计,反映这一时期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真实情况,并归纳了特点。第三部分介绍了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文章重点介绍了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内容和大致转化、运用的过程。第四部分总结了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基于传播学“5W”模式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对这段传播史进行总结。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这一过程,具有值得重视的当代价值。回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史,并作出客观的理性分析,为新时代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有效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崔瑾[4]（2020）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39年春,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组织下,十几位科学家与教授、知名社会文化人士在重庆中央大学大学发起成立“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1945年,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华农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等学术组织和111位科技人员代表正式发起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8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协会章程完善,各项事业和组织日趋发展。1950年,协会在历史使命结束后宣告解散。在民国时期着名科学社团中,中国工作者协会虽成立时间最晚,但却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事业影响最直接且颇具贡献的综合性科学社团。通过对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展的缘起、组织与活动、国际交流与影响及社团实质的考察,本文力图用宏观研究结合微观具体事件探究,纵向梳理结合横向分析,一方面对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发展历程作全景式勾画,另一方面对协会相关活动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寻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与当时国际国内科学共同体发展变化及中共科技知识分子政策变迁运作之间的深刻联系,揭示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科学家工会”的组织构成与实质,突出了它作为中共外围组织,提倡和平、民主的本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走向世界,在美组织“留美科协”,为留美学生归国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同时积极参与世界科协的创立,加入二战后科学团体左转的进程。在发展历程中,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立足于自身角色,进行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民主等等发挥科技团体社会功能的探索,主动进行左翼化的科学传播,这个模式也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科协的组织化雏形。
董波[5]（2020）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本选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试图以艾思奇哲学思想为切片,去观察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变迁。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同时期经历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论战（方克立先生语）。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艾思奇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也有利于应对新时代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当前一股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浪潮袭来,公开挑战辩证法,不仅仅限于学术争鸣,而且渗透到网民大众之中。新挑战的特点是新平台、新话语、新包装。国内反对势力用互联网上的隐蔽身份作掩护,对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新的更加恶毒的攻击,他们“戏侃马克思”、虚无辩证法、贬低辩证法、恶搞辩证法,在大众中传播唯物辩证法有害论、无用论。面对挑战,我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获取力量和智慧,以新大众化策略反击妖魔化唯物辩证法,在青年中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内外学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关注和研究并不丰富,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或关键性问题上还颇有争议。本选题旨在通过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以论战中的艾思奇为纵线,以相关论题为横线,以若干理论问题为暗线展开论述。本课题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方法、比较与归纳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混乱不堪,思想界分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其二,苏联的哲学论战在外部对中国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影响。艾思奇参与论战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第二阶段是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第三阶段是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本选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在世界观方面,艾思奇通过反对迷信、反对庸俗的唯物论、反对观念论、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通过真理问题的辩论、与直观主义论战、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探讨、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通俗化劳动观、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艾思奇通过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在论战中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通过论战澄清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批判折衷主义、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辨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通过论战澄清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关系的论战给我们一些启示,包括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而在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部分的错误”或小错看待之,它是可以改正的而且已经被艾思奇自己改正了;还要认识到,艾思奇将形式论理学视为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确是论战期间的立场使然,他在不同程度还是肯定了和使用了形式逻辑的,不然,他不可能在1950年公开承认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点错误。在历史观方面,艾思奇通过驳斥分割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唯武器论”、批判“国情论”、批判“一盘散沙论”、批判生物学主义与调和论、批判汉奸投降理论调和论、反对空讲大众化、揭露叶青的汉奸嘴脸、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批判“例证主义”等理论斗争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战意志;通过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批判了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通过反驳张东荪的“未来不可测”论、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唯心史观、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理清了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使唯物史观在论战中革命化。《大众哲学》等是艾思奇在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成果。《矛盾论》《实践论》等是毛泽东的对论战的阶段性总结,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艾本”哲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
张文毓[6]（2020）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文中研究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举足轻重的事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考察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于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传播具有借鉴价值。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发展史角度,考察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恩格斯的着作《自然辩证法》是其自然辩证法思想最主要的文本体现,因此,本文以这一着作为主线进行考察。按照事物的发生学原理,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及其早期传播（19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主要在党内和先进分子中传播,传播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传播范围相对狭窄。二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在我国的初步建制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初步建制化,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形成了服务国家的优良传统。然而,由于“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阻碍,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建制化进程被迫中断。三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全面制度化和规范化（1978年至今）。相对于上一阶段开启的建制化进程,我们把此阶段称为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再建制化。在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奠基于现代科技发展成果之上,吸收融合了系统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最新研究成果,由恩格斯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为主的内容体系,逐渐扩展到以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技术观和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新框架。此外,自然辩证法思想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相结合,奠定了我国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传播和发展历程的研究表明:（1）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具有历史必然性。一方面,我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自然辩证法思想有迫切的时代需求,为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是科学的理论,它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是自然科学上升为哲学的典范;它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品质,在内容上适合我国国情。（2）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是相互交织的过程。思想在传播中发展,同时在发展中传播,很难将思想传播与思想发展二者截然割裂开来。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受众群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等不断扩大,传播方式从偶然性、不确定性逐渐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3）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是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我国持续的现代化进程要求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为指导。进入新时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仍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指导意义。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这更需要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赵晓云[7]（2019）在《传统与现代：山西医科大学前身的医学教育（1919-1937）》文中指出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数理化逐渐融入世界科学大潮,中医却因为其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路径,其与西医的对抗伴随着整个民国。山西医科大学前身产生于民国前期,最初是一所中医学校,后来却转型为西医教育机构。放眼全国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同时,由于该校是国内唯一一所由省级官员创建的中医学校也是民初山西省创建的唯一一所公立医学校,所以对该校的医学教育转型进行研究无论在山西省内还是全国范围内均兼具稀缺性和典型性,该研究对于当前高等医学院校尤其是中医院校的管理改革有很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本文在语境论的指导下,吸收管理学中的治理理论和组织结构理论,采用内外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发展（1919-1937）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发现其教育转型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转型过程中该校从微观到宏观多层面都发生了转变。本文认为,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教育转型从外部因素看,是由于西医教育的全面渗透,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军政事件的冲击以及新教育运动的影响。其中,西医教育全面渗透是外部主要原因。从内部因素看,是因为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开展中医研究效果不理想,学校内部集权与自治间的冲突,学生对中医教育的不认同。中医研究效果不理想是内部主要原因。这些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教育转型。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教育转型从不同层面进行,首先是微观层面的课程设置与教员组成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中观层面办学理念的变化,最后是受外界影响较大的宏观层面的治理模式发生了变化。学校内部组织结构受以上多因素影响,先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微调,之后随着治理模式的变革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微观的改变比较温和,课程设置与教员组成从以中医为主转变为完全的西医属性;办学理念从“以西医促中医”的教育转变为完全西医教育。宏观层面的治理模式变革则比较激进,在学潮推动下从官员治校转向教员治校。内部组织结构的转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与中微观变化有关的渐进转变,另一种是与治理模式转变有关的快速而彻底的变革。本研究填补了山西医学教育领域的空白,成为国内研究中西医教育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
黄自立[8]（2019）在《《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因“其功不在禹下”的典故,展开《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哲学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治思”价值的分析。为此,文中考据了建国前的9个《反杜林论》译本,并将这9个译本梳理为四类具有标志性的译本（群）,即首译文《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1930年代译本、吴亮平全译本、建国前夕译本,其中吴亮平全译本同时隶属于1930年代译本。这四类译本（群）在翻译主体、传播特点、时代价值上各有不同,在不同层面上为中国革命的哲学而治思。本文通过对这些译本翻译出版信息的具体考察、对《反杜林论》哲学内涵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规律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回顾,拟定了四个层面的哲学“治思”之义,并分为四章论述。前言首先对文章论题的选定进行了论证,说明可以从治思的层面谈《反杜林论》哲学及其汉译传播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同时,简要介绍了本文的内在关联、内在层次。一方面,本文意在说明《反杜林论》汉译本在传播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上的相互呼应。《反杜林论》的汉译出版提供了《反杜林论》传播的物质载体。《反杜林论》的翻译出版顺应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潮流,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指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既为现实革命提供理论武器,也为观念革命提供思想更新。第一章从《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翻译出版说明《反杜林论》哲学在早期治思的层面: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是对《反杜林论》的节选,该部分主要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相关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是文章的核心论点,唯物史观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汉译底本来自河上肇的日译文,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方世界的传播潮流;《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译者为中国国民党人徐苏中,体现了资产阶级对社会改造理论的早期探索。《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原典来源,其汉译出版丰富了唯物史观的材料,参与了时代理论的发展。第二章分析了《反杜林论》在1930年代的集体问世,凸显了作为方法论的文本价值,展现了《反杜林论》在1930年代之后的治思层面: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在1930年代成为传播潮流,中国知识界展开唯物辩证法论战,这使得《反杜林论》的唯物论哲学和唯物辩证法被深入探讨和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展开对社会性质和历史等问题的讨论,中国革命需要进一步解决共产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的问题,《反杜林论》等理论原典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提供方法依据;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所面临的急迫形势更是需要对革命的方法论进行探索,《反杜林论》1930年译本为中国共产党人贡献了方法论资源。第三章围绕建国前得到广泛流传的唯一一个全译本即吴亮平译本展开论述,因《反杜林论》鲜明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同时阐述了完备的哲学理论,故认为该译本在哲学治思上:疏通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该章对比分析了吴亮平译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主要内容,表明《反杜林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理论源泉,《反杜林论》全译本的汉译出版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丰富。《反杜林论》全译本的理论完备性决定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疏导价值,《反杜林论》的哲学内涵为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予了充分的借鉴。第四章从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总体意义来看,《反杜林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的汉译传播发挥了哲学治思的价值,是:中国化的革命武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评价《反杜林论》文本,注重对《反杜林论》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在革命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反杜林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反杜林论》世界性传播的一部分,《反杜林论》哲学在中国革命中不断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渐确立起学习《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具体思路,通过对《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情况的具体结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本文的写作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注重实事与实证。这意味着在世界观上首先放弃自我心智,尽可能融入事实主体,以事实为心灵、智慧、知识的出发点,由真我而论真知,以自我之衰微观历史之宏大。二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也近似于胡适所说的“学问如造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这两点是行文的初念,间以传统为学路径和西方学术方法杂而用之。同时还出于对论文格式要求和读者视角的考虑,从材料中挖掘出了相应的时间性关联,在行文中进行了一点诗意的筑造。但由于能力和时间有限,没有尽善尽美。
黄晟鹏[9]（2019）在《“天才”概念的实在与建构》文中研究说明“天才”是现代天才研究的主要对象和核心概念,一般指标准智力测试得分多140的个体。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在人才成为第一资源的历史大背景下,天才和作为交叉科学领域的天才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均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是近来年,在其学术共同体内部却开始出现了关于“天才”概念的争议,并已经深度影响到天才研究的未来发展和社会价值。厘清天才概念争议的产生原因,对天才的本质存在加以界定,不仅对于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解决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与之类似的概念争议提供了可参考的研究路径。本研究以“天才”的符号实在性为理论原点,指出了符号是承载观念的技术人工物,而术语则是符号在科学知识生产和传播中的应用形态。由此,得以确定本研究主体部分的论述框架,即从“天才”符号的意义和“天才”作为术语实在的定义两条线入手,先解决日常语境下“天才”的观念承载,也即意义结构问题,再就其在西方哲学和近现代天才科学研究中的术语化定义进行考察,进而对文化约束下的“天才”加以论证。最后在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回答本研究的两个核心研究问题:（1）什么是导致天才研究中实在论与建构论相对立的根本原因?（2）什么是“天才”作为符号和符号对象的本质存在?通过将意义特征分析、历史文献分析、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语义网络分析等多种实证方法应用于大量与“天才”符号相关的经验事实,本研究揭示了“天才”符号的历史和含义,及其在实践中的象征意义;考察了“天才”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不同阶段的解读,特别是浪漫主义思想对现代天才研究的影响;回顾了近现代“天才”的科学定义的诞生,并对科学哲学视角下的科学和“天才”之间的二重关系进行了探讨;比较了同时期中西方天才观念的异同,对天才概念在稳定社会文化环境约束下的整体统一性和变化连续性进行了验证,正面证明了与“天才”有关的观念承载的确有受到社会文化的建构;最后,基于不同历史文化时期“天才”符号存在的恒定性以及“天才”所涉及的不同观念和术语化定义之间的共性特征,建立了关于“天才”符号及其对象的同一化理论表达。本研究提出并论证的“天才”的符号实在性,既肯定了天才作为客观事实的存在,又解释了不同文化环境下“天才”定义的差异化存在,为“天才”的实在性与建构性争议找到了以符号实在性为基础的解决路径,也为人才研究及教育实践的未来发展拓宽了视野。作为符号和符号对象的“天才”,其社会价值不仅在于天才个体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借由符号的象征功能指示当今社会应该受到重视和关注的能力领域和成就类型,从而促进各类人才的培养。
付如男[10]（2019）在《李达《社会学大纲》中的唯物史观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诸多专家学者中,李达堪称先驱,他不仅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初期的领导工作,而且凭借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以唯物史观思想研究贯穿他的整个学术之路,《社会学大纲》是李达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着,这部着作对唯物史观思想做了全面的介绍和宣传,能够代表李达多年以来研究唯物史观思想的最优水平。本文将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总结的唯物史观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在对李达前期翻译和撰写的唯物史观着作进行充分阅读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李达的唯物史观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了《社会学大纲》中唯物史观思想的主要内容,分析了《社会学大纲》中唯物史观思想的理论特色,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客观评价了书中唯物史观思想的理论贡献及其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厘清李达唯物史观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唯物史观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入手,分析了李达的唯物史观思想形成、发展并走向成熟的过程。第二部分主要是总结《社会学大纲》中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先从整体入手,介绍李达撰写这部着作的时代背景,分析这部着作的科学体系和辩证方法,再将书中历史唯物论的部分当作重点,对书中阐释的唯物史观思想的内容和结构作具体分析。第三部分主要是分析《社会学大纲》中唯物史观的理论特色,李达将实践作为研究唯物史观的基础,借助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他把唯物史观思想看作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以此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第四部分主要是评析《社会学大纲》中唯物史观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及其历史地位。本书对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做了系统的分析和阐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意义重大。
二、自然辩证法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和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自然辩证法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和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陈珪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从学生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
| 二、对自然辩证法的早期探索 |
| 三、对自然辩证法的持续研究 |
| 四、对自然辩证法事业的新贡献 |
| 结 语 |
（2）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研究（1902—1912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价值 |
| 0.4 研究设计和研究内容 |
| 0.5 研究方法 |
| 0.6 创新之处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与山西大学堂的创建 |
| 1.1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的发端 |
| 1.1.1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 |
| 1.1.2 近代中国的科学活动 |
| 1.1.3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活动开展 |
| 1.2 清末山西大学堂的创建 |
| 1.2.1 山西大学堂的历史沿革 |
| 1.2.2 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进程 |
| 1.2.3 山西大学堂的办学款项筹备和基础设施建设 |
| 1.3 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与西学专斋 |
| 第二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
| 2.1 山西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
| 2.1.1 中学专斋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
| 2.1.2 西学专斋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
| 2.2 山西大学堂科学仪器购置及实验室建设 |
| 2.3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来源 |
| 2.4 山西大学堂课程教习聘任 |
| 2.5 山西大学堂学子招生与培养 |
| 2.5.1 学子招生——西学薄弱 |
| 2.5.2 授课方式——中西迥异 |
| 2.5.3 学子培养——注重实践 |
| 2.5.4 毕业考核——出身奖励 |
| 第三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 |
| 3.1 山西大学堂初创时期科学教材编译 |
| 3.1.1 清末科学教材编译活动的兴起 |
| 3.1.2 山西大学堂对科学教材的需求 |
| 3.2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机构设置 |
| 3.2.1 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的创建 |
| 3.2.2 山西大学堂活版部的创建 |
| 3.3 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教材编译及内容 |
| 3.3.1 高等学堂用书 |
| 3.3.2 中等学堂用书 |
| 3.3.3 师范学堂用书、参考用书等 |
| 3.3.4 科学教材编译人员组成 |
| 3.3.5 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编译活动的特点 |
| 3.4 山西大学堂活版部编译教材 |
| 3.5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材编译活动影响 |
| 3.5.1 对中国科学教材的充实 |
| 3.5.2 编译科学教材的传播 |
| 3.5.3 编译活动之于近代中国科学启蒙 |
| 第四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群体及活动 |
| 4.1 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考 |
| 4.1.1 西学专斋的科学人物 |
| 4.1.2 中学专斋的科学人物 |
| 4.1.3 上海译书院的科学人物 |
| 4.1.4 山西大学堂的管理人员 |
| 4.2 山西大学堂科学人物活动考 |
| 4.2.1 山西大学堂创办者的科学活动 |
| 4.2.2 山西大学堂教习群体的科学活动 |
| 4.2.3 其他教习的科学活动 |
| 4.3 科学人物的待遇及奖励 |
| 第五章 山西大学堂留学活动开展及成效 |
| 5.1 清末留学教育浪潮中的山西官派留学活动 |
| 5.1.1 清末留学教育的起步 |
| 5.1.2 山西地方留学活动 |
| 5.2 山西大学堂学子赴日留学考证 |
| 5.2.1 留日学生批次及人员 |
| 5.2.2 留日学生的专业特点 |
| 5.2.3 留日学生的活动及影响 |
| 5.2.4 赴日留学兴起的原因分析 |
| 5.3 山西大学堂留英学生群体 |
| 5.3.1 留英学生批次及人员 |
| 5.3.2 官派西斋留英学生专业分析 |
| 5.3.3 西斋留英学生对山西科技发展的贡献 |
| 5.3.4 赴英留学取得成效的原因分析 |
| 第六章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特点及价值 |
| 6.1 同时期国立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开展 |
| 6.1.1 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活动 |
| 6.1.2 北洋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活动 |
| 6.2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的特点 |
| 6.3 .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对科学本土化的价值 |
| 6.3.1 推动近代教育体制变革 |
| 6.3.2 提升山西科技工业水平 |
| 6.3.3 影响山西政治文化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日本渠道研究（1899-192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现有研究不足之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时代背景 |
| 2.1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 |
| 2.2 中日甲午海战的影响 |
| 2.3 日本社会主义知识仓库的形成与发展 |
| 2.4 国人赴日留学与流亡 |
| 2.4.1 留学日本学生 |
| 2.4.2 革命流亡类赴日知识分子 |
| 第三章 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及特点 |
| 3.1 传播过程 |
| 3.1.1 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899-1917) |
| 3.1.2 十月革命至中共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7-1921) |
| 3.1.3 日本渠道传入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代表人物 |
| 3.2 传播数据统计情况 |
| 3.2.1 书籍报刊情况 |
| 3.2.2 作者与译者情况 |
| 3.2.3 出版机构的情况 |
| 3.2.4 地域分布的情况 |
| 3.2.5 着作、文章类别的情况 |
| 3.3 传播特点 |
| 第四章 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 |
| 4.1 马克思、恩格斯之生平自日传入中国的情况 |
| 4.2 日本渠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 |
| 4.2.1 日本渠道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术语 |
| 4.2.2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运用 |
| 4.3 日本渠道唯物史观原理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 4.3.1 十月革命前日本渠道传入的唯物史观内容 |
| 4.3.2 十月革命至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日本渠道传入的唯物史观内容 |
| 4.3.3 中国知识分子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与传播 |
| 4.4 日本渠道剩余价值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 4.4.1 十月革命前日本渠道传入的剩余价值学说内容 |
| 4.4.2 十月革命至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日本渠道传入的剩余价值学说内容 |
| 4.4.3 中国知识分子对剩余价值学说的接受与传播 |
| 4.5 日本渠道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 4.5.1 十月革命前日本渠道传入的科学社会主义内容 |
| 4.5.2 十月革命至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日本渠道传入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 |
| 4.5.3 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接受与传播 |
| 第五章 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 |
| 5.1 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经验总结——基于传播学的“5W”模式 |
| 5.1.1 基于控制分析的总结:主体信仰明确 |
| 5.1.2 基于内容分析的总结:中国化与整体性齐飞 |
| 5.1.3 基于媒介工具的总结:宣传手段的创新及宣传队伍的扩大 |
| 5.1.4 基于受众分析的总结:牢牢抓住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 |
| 5.1.5 基于传播效果的总结:总体向好,有待向纵深发展 |
| 5.2 对当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
| 5.2.1 传播主体要牢牢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
| 5.2.2 传播内容要积极把握中国化和整体性方向 |
| 5.2.3 用好信息革命成果,活用传播媒介 |
| 5.2.4 积极让马克思主义为群众掌握 |
| 5.2.5 强化传播能力,扩大传播效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中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着作的书籍(1899-1921) |
| 附录B 《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中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着作的书籍(1899-1921) |
| 附录C 《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着作的书籍(1899-1921) |
| 附录D 《全国总书目》中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着作的书籍(1899-1921) |
| 附录E 期刊情况(1899-1921)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前身:“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 |
| 一、“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创立探源 |
| 二、中共中央南方局与“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 |
| 三、“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主要活动 |
| 第二章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历史演化 |
| 一、从“座谈会”到“协会” |
| 二、协会发展与活动 |
| 三、使命完成 |
| 第三章 组织结构变迁 |
| 一、协会内部结构变迁 |
| 二、领导层与会员分析 |
| 第四章 走向世界 |
| 一、参与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活动 |
| 二、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 |
| 结语组织化实质与功能 |
| 一、左翼性质及政治化成因 |
| 二、社会功能与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表格 |
| 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大事记 |
| 致谢 |
（5）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选题原因及选题意义 |
| 1.1.1 相关概念 |
| 1.1.2 选题原因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创新点 |
| 第2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过程与主题 |
| 2.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 |
| 2.1.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内背景 |
| 2.1.2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外背景 |
| 2.2 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及人物介绍 |
| 2.2.1 关于论战的性质、起止和分期 |
| 2.2.2 论战主要人物介绍 |
| 2.3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 |
| 2.3.1 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 |
| 2.3.2 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 |
| 2.3.3 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 |
| 2.4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相关主题 |
| 2.4.1 论战的焦点内容 |
| 2.4.2 论战的主题演进 |
| 第3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
| 3.1 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 |
| 3.1.1 反对迷信,宣传进化论 |
| 3.1.2 反对庸俗的唯物论 |
| 3.1.3 反对观念论,坚持唯物论 |
| 3.1.4 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主张哲学独立 |
| 3.1.5 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坚持辩证唯物论 |
| 3.1.6 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坚持真正唯物论的“颠倒” |
| 3.2 在论战中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 |
| 3.2.1 关于真理问题的辩论 |
| 3.2.2 与直观主义论战 |
| 3.2.3 反对实用主义,重视中国化的实践 |
| 3.2.4 关于意志自由问题 |
| 3.2.5 反对经验主义,把科学理论和“做”打成一片 |
| 3.2.6 用通俗化的劳动观阐明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
| 3.2.7 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主张从具体事实出发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辨清和运用唯物辩证法 |
| 4.1 在论战中强调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 |
| 4.1.1 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强调事物间的相互联系 |
| 4.1.2 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强调发展的观点 |
| 4.1.3 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澄清运动/静止的辩证关系 |
| 4.2 在论战中辨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 |
| 4.2.1 通过论战澄清外因/内因的辩证关系 |
| 4.2.2 批判折衷主义,强调决定性因子 |
| 4.2.3 通过论战澄清形式/内容的辩证关系 |
| 4.2.4 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强调抓住“主要事实”和问题的本质 |
| 4.3 在论战中弄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
| 4.3.1 通过论战弄清对立统一律 |
| 4.3.2 通过论战弄清否定之否定律 |
| 4.3.3 通过论战弄清质量互变律 |
| 4.4 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论战的几点启示 |
| 4.4.1 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
| 4.4.2 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
| 4.4.3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 |
| 4.4.4 如何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使唯物史观革命化 |
| 5.1 通过理论斗争传播革命思想、坚定抗战意志 |
| 5.1.1 驳斥分割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
| 5.1.2 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空讲文化大众化理论 |
| 5.1.3 批判抓不住关键的唯武器论和例证主义 |
| 5.1.4 批判“国情论”,扞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5.1.5 批判“一盘散沙论”和“人心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 5.1.6 批判汉奸投降理论和调和论,坚持抗争到底 |
| 5.1.7 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 |
| 5.2 批判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 |
| 5.2.1 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 |
| 5.2.2 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坚持民众利益的立场 |
| 5.2.3 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主张接近群众，关心群众实际利益 |
| 5.2.4 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推进哲学大众化 |
| 5.3 批判唯心史观,理清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 |
| 5.3.1 批判中国特殊论,指出中国社会是一般发展法则的特殊表现 |
| 5.3.2 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 |
| 5.3.3 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 |
| 5.3.4 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揭示历史不断发展的规律 |
| 5.3.5 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
| 5.3.6 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成果及影响 |
| 6.1 艾思奇的论战成果:以《大众哲学》为代表 |
| 6.1.1 从精英哲学到《大众哲学》:艾思奇的转变 |
| 6.1.2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
| 6.1.3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6.1.4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 |
| 6.2 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 |
| 6.2.1 艾思奇的哲学论战受到毛泽东的支持 |
| 6.2.2 毛泽东关注并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 |
| 6.2.3 艾思奇哲学思想给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启迪 |
| 6.3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建设的贡献: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 |
| 6.3.1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背景 |
| 6.3.2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
| 6.3.3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使用方法 |
| 6.3.4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贡献 |
| 余论:论战时期艾思奇的理论贡献、理论特色及局限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及内容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及理论品质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及其早期传播和发展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条件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和《自然辩证法》着作译介 |
| (三)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 |
| 三、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与社会主义初步结合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初步建制化 |
| (三)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曲折中传播和发展 |
| 四、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规范化 |
| (一)现代科技促进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再建制化 |
| (三)在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中促进社会和科技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传统与现代：山西医科大学前身的医学教育（1919-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研究内容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教育转型的外因 |
| 1.1 西医教育的全面渗透 |
| 1.1.1 中医教育权的丧失 |
| 1.1.2 “向西学”的教育 |
| 1.2 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 |
| 1.2.1 高等教育体系的规范 |
| 1.2.2 对立案的强制性要求 |
| 1.3 军政事件的冲击 |
| 1.3.1 易帜事件 |
| 1.3.2 中原大战 |
| 1.4 新教育运动的影响 |
| 第二章 教育转型的内因 |
| 2.1 中医研究效果的不理想 |
| 2.1.1 研究与教育的关系 |
| 2.1.2 研究效果的不理想 |
| 2.2 集权与自治间的冲突 |
| 2.2.1 集权的正负效应分析 |
| 2.2.2 “驱逐校长案”及影响 |
| 2.3 学生对中医教育的不认同 |
| 2.3.1 医学教育基础 |
| 2.3.2 西医课程的设置 |
| 第三章 微观层面的变迁 |
| 3.1 中医教育时期 |
| 3.1.1 中医为主的课程 |
| 3.1.2 西学化的教员队伍 |
| 3.2 中西医教育时期 |
| 3.2.1 混杂的课程设置 |
| 3.2.2 高比重的中医教员 |
| 3.3 西医教育时期 |
| 3.3.1 完全西医课程的安排 |
| 3.3.2 重视留日教员的结构 |
| 第四章 中观层面的变革 |
| 4.1 以西医促中医的教育 |
| 4.1.1 普及性的教育 |
| 4.1.2 研究型的教育 |
| 4.2 中西医共存的教育 |
| 4.3 完全西医的教育 |
| 4.3.1 教育部立案 |
| 4.3.2 首次尸解课 |
| 第五章 宏观层面的改变及影响 |
| 5.1 学校治理模式的骤变 |
| 5.1.1 官员治校的形成 |
| 5.1.2 官员治校到教员治校 |
| 5.2 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 |
| 5.2.1 组织结构的形成与转变 |
| 5.2.2 简单到复杂结构的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 附录 |
（8）《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传播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呼应 |
| 二、从现实革命到观念革命的哲学治思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的东方探源：《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首译传播 |
| 第一节 从传播渠道看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方的传播 |
| 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日译与汉译 |
| 二、河上肇译本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 |
| 三、汉语译本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 第二节 从译者主体看中国各阶级基于社会改造的理论探索 |
| 一、徐苏中选择《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个人经历 |
| 二、中国国民党刊载《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现实背景 |
| 三、科学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的探索与论争中传播 |
| 第三节 从文本内容看《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唯物史观传播 |
| 一、作为唯物史观对近代历史观的革命性推进 |
| 二、作为原典哲学对早期阶级史观传播的完善 |
| 三、对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说明 |
| 第四节 《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源引 |
| 一、引入于无产阶级革命晨曦初照时 |
| 二、在救亡思潮中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 |
| 三、体现出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思想光辉 |
| 第二章 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阐释:《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的翻译传播 |
| 第一节 《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的翻译出版 |
| 一、1927 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环境 |
| 二、《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的翻译出版 |
| 第二节 《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的比较分析 |
| 一、类比分析:《反杜林论》1930 年代翻译出版的时代性 |
| 二、对比分析:《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的内容分析 |
| 第三节 《反杜林论》在1930 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传播 |
| 一、《反杜林论》唯物论思想的运用 |
| 二、《反杜林论》唯物辩证法的论争 |
| 第四节 《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哲学阐释 |
| 一、1930 年后进一步解释中国革命性质的现实需求 |
| 二、1930 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对《反杜林论》哲学的运用 |
| 三、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社会调查的方法指导 |
| 第五节 《反杜林论》1930 年代译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贡献 |
| 一、在革命危局中彰显暴力革命论的理论价值 |
| 二、为中国共产党肃清错误思想建立方法论前提 |
| 三、为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道路提供唯物辩证法依据 |
| 第三章 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总体蓝本:《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的翻译出版 |
| 第一节 《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的翻译出版 |
| 一、社联与《反杜林论》全译本的问世与传播 |
| 二、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主体准备 |
| 三、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历程 |
| 第二节 《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充实 |
| 一、吴亮平译本问世前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与认识状况 |
| 二、《反杜林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课书的对比分析 |
| 三、《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 |
| 第三节 《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对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疏通价值 |
| 一、表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
| 二、坚持以科学原则认识自然的唯物哲学 |
| 三、表明以事实为前提的价值哲学 |
| 四、阐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行动哲学 |
| 第四章 中国化的革命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对《反杜林论》哲学的理论创新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重视对《反杜林论》哲学的学习 |
| 一、《反杜林论》及相关文本的翻译出版 |
| 二、中央苏区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传播 |
| 三、各地方组织的《反杜林论》学习与传播 |
| 第二节 毛泽东赞誉、研读与融造《反杜林论》哲学 |
| 一、考析毛泽东赞誉吴亮平“其功不在禹下” |
| 二、毛泽东对《反杜林论》的研读与推介 |
| 三、毛泽东对《反杜林论》哲学的融合创造 |
| 第三节 其他中国共产党人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哲学借鉴 |
| 一、艾思奇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哲学借鉴 |
| 二、徐特立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反杜林论》的学习与哲学借鉴 |
| 第四节 《反杜林论》哲学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 |
| 一、从世界革命到中国革命的火种传递 |
| 二、《反杜林论》哲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开创提供源流 |
| 三、《反杜林论》哲学为建党、建军、统一战线提供理论依据 |
| 四、《反杜林论》哲学为解决革命进程中的难题提供思维参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天才”概念的实在与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天才”和西方现代天才研究的兴起 |
| 1.1.2 国内的天才研究与实践 |
| 1.1.3 天才研究的建制化发展及其困境 |
| 1.2 “天才”概念之争 |
| 1.2.1 实在的“天才” |
| 1.2.2 建构的“天才”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的天才概念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的天才概念相关研究 |
| 1.3.3 国内的社会建构论相关研究 |
| 1.3.4 国内外研究小结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理论原点与研究问题 |
| 1.4.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3 研究的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4 研究的意义和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符号是观念的载体 |
| 2.1.1 定义“观念” |
| 2.1.2 从观念到概念 |
| 2.1.3 符号是承载观念的技术人工物 |
| 2.2 术语是术语化的符号 |
| 2.2.1 符号在科学活动中的功能与价值 |
| 2.2.2 符号的术语化 |
| 2.3 符号实在性视角下的“天才”概念之争 |
| 2.3.1 与“天才”符号表意的四个命题 |
| 2.3.2 “天才”符号的无限衍义和分岔衍义 |
| 2.3.3 “天才”概念的符号实在性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天才”符号的历史与意义 |
| 3.1 对“天才”符号的历史追溯 |
| 3.1.1 古汉语中的“天才”原形 |
| 3.1.2 近代“天才”概念的再引进 |
| 3.1.3 民国时期“天才”符号的扩散 |
| 3.2 基于实际语例的意义结构分析 |
| 3.2.1 意义结构分析的KF模型及其实现路径 |
| 3.2.2 “天才”在实际语例中的意义结构 |
| 3.2.3 汉语“天才”与相关英语词汇的比较 |
| 3.3 “天才”在实践中的象征意义——来自少年班社会形象分析的证据 |
| 3.3.1 研究数据的采集 |
| 3.3.2 语义网络分析与内容分析 |
| 3.3.3 研究的主要结果 |
| 3.3.4 少年班社会形象与“天才” |
| 第四章 哲学语境下的“天才”实在 |
| 4.1 天才是超自然的非理性状态 |
| 4.1.1 诗神凭附的迷狂“天才” |
| 4.1.2 体液决定的忧郁“天才” |
| 4.2 天才是神圣的恩典和赐予 |
| 4.2.1 天才与恶魔(Daimon) |
| 4.2.2 新柏拉图主义对“天才”概念的重塑 |
| 4.2.3 从神性“天才”到人性“天才” |
| 4.3 天才是天然的美的创造力 |
| 4.3.1 浪漫主义思潮与“天才”的美学化 |
| 4.3.2 浪漫主义“天才”的存在、构成、来源和领域 |
| 4.3.3 浪漫主义“天才”对现代天才研究的影响 |
| 第五章 科学语境下的“天才”实在 |
| 5.1 天才是可遗传的个体成就 |
| 5.1.1 “天才”符号与科学关系的二重性 |
| 5.1.2 优生学与现代天才研究的诞生 |
| 5.2 天才是可测量的生理属性 |
| 5.2.1 现代天才研究心理测量学范式的建立 |
| 5.2.2 分子遗传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意义上的天才测量 |
| 5.3 科学与哲学在“天才”概念上的交锋 |
| 5.3.1 重审康德对科学天才的否定 |
| 5.3.2 科学哲学领域的科学天才之争 |
| 5.3.3 科学天才与科学文化的传播 |
| 第六章 社会文化对“天才”的建构 |
| 6.1 “天才”社会建构的理论梳理与实证路径 |
| 6.1.1 社会建构与文化约束 |
| 6.1.2 基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证明思路 |
| 6.2 十九世纪中国的儒家天才观——对《养蒙金鉴》的考察 |
| 6.2.1 林之望与《养蒙金鉴》 |
| 6.2.2 案例编码与统计分析 |
| 6.2.3 “德”与“智”并重的儒家天才观 |
| 6.3 天才观念的纵向演化——基于古代史书中天才事例的统计分析 |
| 6.3.1 史料选择与编码结果 |
| 6.3.2 不同历史时期的天才观念建构 |
| 6.3.3 中国古代天才观念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
| 第七章 “天才”的符号本质及其价值 |
| 7.1 “天才”概念争议的成因梳理 |
| 7.1.1 西方精英主义思想与当代价值观之间的矛盾 |
| 7.1.2 哲学的理论痕迹和科学研究范式之间的矛盾 |
| 7.1.3 复杂意义结构与术语单义性要求之间的矛盾 |
| 7.2 “天才”作为符号的本质存在 |
| 7.2.1 “天才”在不同语境的表意同一性 |
| 7.2.2 “天才”符号本质的形式化推导 |
| 7.3 “天才”社会价值的重新认识 |
| 7.3.1 天才的社会建构不等于解构天才 |
| 7.3.2 天才教育的意义不止于造就天才 |
| 7.4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李达《社会学大纲》中的唯物史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李达唯物史观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
| 第一节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 一、二十世纪初叶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 第二节 李达唯物史观思想的历史分期 |
| 一、形成时期 |
| 二、成熟时期 |
| 第二章 《社会学大纲》中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社会学大纲》写作的时代背景 |
| 一、政治大环境和革命实践的推动 |
| 二、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 |
| 第二节 确立历史唯物论的研究对象 |
| 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关系 |
| 二、实践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统一的基础 |
| 第三节 构建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为核心的历史唯物论 |
| 一、社会的经济构造 |
| 二、社会的政治建筑和意识形态 |
| 三、历史唯物论是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认识方法的统一 |
| 四、历史唯物论是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
| 第四节 批判资产阶级的历史观 |
| 一、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以唯心论为基础的伪科学 |
| 二、唯物史观和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斗争 |
| 第三章 《社会学大纲》中唯物史观思想的理论特色 |
| 第一节 借助唯物辩证法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 |
| 第二节 把唯物史观既作为世界观,又当作方法论 |
| 第三节 以实践为基础开展唯物史观研究,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
| 第四节 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寻找中国社会发展之路 |
| 第四章 《社会学大纲》中唯物史观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
| 第一节 《社会学大纲》中唯物史观思想的理论贡献 |
| 一、以唯物史观研究为基础,构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
| 二、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
| 三、保持时代高度,对反唯物史观的学说展开批判 |
| 第二节 《社会学大纲》中唯物史观思想的历史地位 |
| 一、唯物史观思想在《社会学大纲》中的地位 |
| 二、《社会学大纲》中唯物史观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自然辩证法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和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陈珪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J]. 齐磊磊,吴思柳.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0(12)
- [2]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活动研究（1902—1912年）[D]. 徐冠华. 山西大学, 2020(12)
- [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日本渠道研究（1899-1921）[D]. 张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4]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D]. 崔瑾.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4)
- [5]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D]. 董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D]. 张文毓.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7]传统与现代：山西医科大学前身的医学教育（1919-1937）[D]. 赵晓云. 山西大学, 2019(02)
- [8]《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D]. 黄自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9]“天才”概念的实在与建构[D]. 黄晟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9(02)
- [10]李达《社会学大纲》中的唯物史观研究[D]. 付如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