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道德原则(论文文献综述)
吴嵘彬[1](2020)在《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是林育南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林育南长期从事青年教育实践的成果。林育南在教育思想方面主要涉及到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与改造社会的关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途径等。这些关于青年教育的思想观点为当时迷茫混沌的青年指明了革命的方向,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注入了活力,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为后来中国青年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林育南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是同广大青年群体共同成长起来的,他把教育青年和发动青年革命作为改造社会的主要实践手段。林育南对于青年教育的认识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和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对革命时期青年教育的目的、内涵做出了概括,从青年个人和国家意识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基本素质方面、革命修养方面、婚恋家庭方面等,对青年进行了思想教育。本文以林育南本人写过的所有文章为基础,结合收集到的有关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的资料,同时参考了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从而梳理出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以及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重点挖掘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实践方法,总结出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的基本经验和现实意义。在学习研究林育南文集、传记等文献资料后,发现林育南教育思想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对青年群体影响深远。对于青年教育,要坚持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让广大青年树立强烈的爱国意识,形成正确的人生观。此外,在教育青年的方式方法上,要采取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的形式,采用多种教育途径让青年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教育实践活动中来,同时要注重培养青年良好人格品行的养成和道德修养的建立。要把握好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的内涵和主要内容,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青年的方针政策,有效的教育引导当代青年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郭鹏[2](2020)在《梁启超公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学家,其公德思想不仅丰富了近代中国的伦理思想,而且对现代社会进行公德建设、塑造人民群众理想人格具有重要价值。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为挽救民族危机,探索民族出路,梁启超等中国先进人士睁眼看世界,开始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文化。通过对比中西方文化,梁启超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而要新民则必须要培养国民的公德。他重视公德的探讨,并把公德问题上升到救亡图存、爱国保种的高度。梁启超的公德思想是在中西方思想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他是我国最早把道德划分为公德与私德并探讨公德和私德关系的思想家。梁启超把公德看做“合群之德”,认为公德是“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的精神桥梁。梁启超公德思想的目的与灵魂就在于利群,公德的条目都以利群为主旨。梁启超表示要培育国民的公德,就应重视国民的国家思想、合群观念、进取冒险精神、自由、自治、权利、义务等公共意识的培养。只有这样,国人才会形成健全的人格,国家才会摆脱危机、富强稳定。培养公德、造就新人是梁启超为救国救民开出的一剂药方,其影响深远。当然其公德思想也存在着局限性与不足:如梁启超公德思想的生成路径存在唯心主义色彩,其公德思想存在“群利”与“私利”失衡的问题。但我们重品梁启超的公德思想,仍可发现其对于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启示:如启示我们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责任感和义务意识的人;启示我们注重各领域的道德建设,成为服从法律和具有自治意识的人;启示我们培育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做具有国家思想和利群观念的人;启示我们在构建德育体系过程中,传承创新中国传统德育文化,吸收借鉴先进国家德育经验。
阴玥[3](2020)在《梁启超公德观及其对当代道德建设的启示》文中认为对道德的人以及道德的社会的关注是梁启超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力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契入点。其"利群"的伦理观围绕时代主题,服务于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奋斗目标,致力于宣扬"公德"。梁启超的公德观是在"公德——私德"框架中展开的,他分析公德与私德的辩证关系,提出修私德以致公德的建设路径。他一方面借鉴西方伦理思想中国家、权利、自由等观念,另一方面挖掘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合理成分,为培养国民的公德思想、解决近代中国的道德危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梁启超公德观的影响至今仍余绪未已,对当代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蔡凯文[4](2020)在《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中认为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广泛时期,这种传播力度和效果同进步社团群体组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五四时期进步社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由于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中心问题的探索屡次失败,中国先进分子意识到要救国光靠个人力量是不可行的,必须进行大联合;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思想启蒙,打破了人们精神上的枷锁,思想得到空前解放,中华大地掀起一股结社、集会风潮;“主义”的兴起和流行,使得人们纷纷选择成立社团组织以作为传播“主义”的载体。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之所以能从五花八门的“主义”中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非在短时间就能实现的,而是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下所决定的。主要缘于: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和俄国十月革命导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对资本主义的“心仪”变为“心疑”,最终转向走“俄国人的路”;进步社团中骨干成员的思想转型;马克思主义契合进步社团改造社会的诉求。进步社团成立后,通过搜集、译介马克思主义着作和创办刊物;举办一系列社团活动;建立社团图书馆和开办书社等多元方式,积极主动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步社团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并结合实际需要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选择和传播的主要内容有:传播俄国革命道路理论;传播无产阶级建党理论;传播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传播唯物史观;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呈现出以书信为社团成员人际交流的主要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开展政治斗争相结合;学习、研究与传播的多重协奏等鲜明特点。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搭建了新的平台,进一步优化了传播效果,如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先锋战士、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以史鉴今,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对于当前深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和现实意义,立足新时代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需要发挥理论社团的传播作用;需要培养造就一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需要借助通俗化的表达形式。
杨四海[5](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提出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代训锋[6](2016)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伦理变革研究 ——以义利观的嬗变为视角》文中提出社会转型时期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与成长的过程。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转型。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推进,传统的道德文明受到了挑战。一方面,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化呼唤着现代道德文明;另一方面,传统的道德文明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道德需要完成以道德理论的现代转型为目标的伦理变革。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也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在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进程中,存在着从“传统社会”的“德性论”到“现代社会”的“规范论”。德性论是传统道德哲学的理论形态,规范论是现代道德哲学的理论形态。其中,规范论发展为两个纬度,也即:道义论和功利论。从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理论学说来看,传统社会主流的道德理论是儒家的道义论,它属于德性论伦理学理论形态,由孔孟开创,义利观是传统道义论思想的核心。一般而言,“义”主要是指行为之应当,是对道德规范的总称;“利”主要是指利益、功利、包括社会利益(公利)和个人利益(私利)。先秦儒家高扬着道德理想的旗帜,围绕理想人格及其培养之道,论说着人性的完善和德性的养成,强调“义”的优先性和至上性,要求人必须保有和富养“义”这种内在的道德品性而不应受到外在的“利”的干扰,表现了出把道义与功利对立起来的倾向。两汉和宋明时期,后世儒家把先秦儒家道德学说中反功利的倾向发展到极端,在“义利之辩”的基础上强调“理欲之辩”,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从而使儒家道德学说脱离了现实生活,成为道义至上、“唯义无利”的“圣人之学”,并构建起一种博大精深而又精致细微的德性论理论体系。鸦片战争后,中国从传统社会被迫进入了近现代历史的圈子,中国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转型变革。在民族任务和历史主题面前,传统的德性论道德学说也随着社会的变革发展而转型,首先表现为戊戌时期的“乐利学说”,但是,“乐利学说”转型的并不完善,实质上,它只不过是包含了功利原则的道义论或者德性论而已,并没有取得现代规范论伦理学的形态。在批判地继承近代道德革命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革命的功利主义”的主张,这标志着中国道德理论形态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步,初步实现了从传统的德性论到现代的规范论的历史变革。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革命的功利主义”发展为集体主义道德。但是,无论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道德,在道德的现代转型上并不是那么彻底,它们都是以中国传统的德性论为依托和基础的,所以,在道德实践中往往受传统的德性论所影响,表现在义利观上就是强调整体利益的至上性,这种影响最终使集体主义道德在文革时期演变成绝对主义道德。绝对主义道德的产生阻碍了道德的现代转型。1978年,随着新时期的来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人们开始从绝对主义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一系列的社会思潮和伦理思潮冲击下,人们对“义”与“利”关系的理解有了新的发展,对待“利”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义”与“利”不再是绝对对立的两极,“利”成为被鼓励和肯定的,其标识首先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一个评价谋“利”的利益标准;其次就是谋“利”手段的道德要求,这是对谋利正当性的是非认识,是一种公正感,这些变化都是体现了现代规范论伦理学的要求。至此,中国社会的道德已从“传统社会”的“德性论”基本转到“现代社会”的“规范论”、从道义价值转向功利价值演变。中国社会的伦理变革随着社会转型也已逐渐转向了现代化的方向。当然,中国社会的伦理变革和道德的现代转型目前还不完善,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道德理论体系,但我们已看到曙光。
郑朝静[7](2012)在《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不断变化,大学生志愿行动正广泛地开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当前大学生志愿行动还远没有达到常态化的程度,存在着断续性、应付性、盲目性、随机性等不足之处,尚未融入到经济社会生活中,无法形成社会道德风尚和长期的行动机制。整个社会还没有充分理解志愿行动的内在力量以及志愿精神的内涵价值,而行动只有具备了合理的精神基点,才能长久地发挥其作用和价值。因此,重视和支持大学生志愿行动,更需要关注行动背后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志愿精神所反映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核心价值,承载了个人对自己的责任,更有对他人、对社会的高尚情感,是以人为本价值观的体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现代社会公民精神的表现、是个体社会性本质的呈现、是人类在反思现代性问题之后所追求的价值。在弘扬雷锋精神的时代背景中,更需要理解志愿精神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感,这种精神和价值有利于重塑社会道德,其行动力量能够成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辅助。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梳理了志愿精神的理论经纬,回顾欧美、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从中得出有借鉴意义的理论启示,并结合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现状,分析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各种不同的影响因素,为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提出了若干路径选择。
田成义[8](2012)在《中国近代合理利己主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是社会大转型时期,也是传统伦理观念的转型时期,合理利己主义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反封建、抵御外辱侮、求强求富的思想武器。本文主要叙述分析了合理利己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发展的思想资源、经济和社会条件、历史动因;同时探讨了中国近代合理利己主义的思想特点,并对合理利己主义最终未能成为中国近代主导性伦理思想进行了辨析;最后对中国近代合理利己主义思想进行了评价。成熟的合理利己主义思想体系出现在近代欧洲,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虽也有着一些合理利己主义思想因子,但还远远没有形成完整的合理利己主义思想体系。因此,近代中国合理利己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外来的思想资源。正是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和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落后的根源的探索,中国近代思想家才在有限的外来思想资源中发现合理利己主义并开始重视其价值。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等也为合理利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经济、社会条件。中国近代的合理利己主义同时受传统伦理思想和西方伦理思想的影响,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大背景下,有着其自身的思想特点。通过对人性的重新定位,中国近代合理利己主义凸显了其与传统伦理思想的不同;通过对“利群”、“合群”的强调及在求强求富的社会责任下所形成的强烈的现实取向,又彰显出其与西方近代合理利己主义的差异。因为近代中国面临救亡图存、求富求强等特殊的历史问题,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不成熟,合理利己主义在行动中难以做到利己与利群的统一,中国近代的合理利己主义最终未能成为伦理思想的主导性思想。但它也在近代社会变革中起着一定的观念革新作用;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思想遗产。当然,受时代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近代合理利己主义思想家难以彻底摆脱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也无力对西方的利己主义予以彻底改造,中国近代合理利己主义因其无法超越的内在局限而造成一些消极影响。
慕景强[9](2008)在《生利——利群:一个旧话重提的职业教育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几年,高职教育在我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从十六届六中全会的职教精神到16号文件,再到十七大报告,职业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此紧要关头,职业教育应该走什么样道路,以何种教育观为指导是个需要厘清的问题。文章就此提出了生利——利群的职业教育观,在对职业教育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生利——利群的必要性,对"生利——利群"进行了历史考察及比较,阐述了生利——利群职业教育观的现实意义。
蔡立雄[10](2008)在《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文中研究说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变迁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包含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所有领域深刻变化,各种制度变迁是市场化动态演进的具体体现。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市场化水平不同,人的行为模式也不同,制度的形成来自于利益最大化的人的行为选择。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市场化发展与制度变迁的中介。本文综合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等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绩效进行系统的考察,探索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所带来各利益相关方行为的变化以及由此所诱发的农村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总结农村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规律,为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1978年的中国农村制度变迁表面上是饥荒引起,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差异的存在,市场交易使这种差异显性化,为获取这种差异带来的潜在收益使制度变迁得以扩大和维持,这是农地制度变迁的个人需求因素。与此同时,集体化监督成本的高昂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下的低效率也使集体和国家有参与获取公共领域价格差的需求,这是农地制度变迁的组织和国家需求因素。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在于市场化条件使个人和组织的选择集合扩大、知识的增长、技术进步、组织成本改变与政治支持的变化使制度供给成本下降或收益增加。需求和供给的合力使制度变迁成为多方一致的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相对价格差异进而导致制度变迁,反过来制度变迁使生产要素从低收入领域转入高收入领域,形成正反馈促进了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从而推动中国农村市场经济进一步高级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不仅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而且由于各地区改革进程和发展条件的差异,各地区市场化水平是不平衡的,农村经济各部门、各方面的市场化进程也是不均衡的。市场化的演进不是单调递增或平滑演进,在某些时间会出现跳跃,如1998年与1997年相比,市场化指数净提高3.76%,在某些年份也可能出现指数下滑现象,如1999-2000年市场化下降了0.68%;各指标的市场化演进速度也是不同的,表现为非平衡性特征,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水平较高,表现为高水平均衡;而农村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换和市场环境建设是农村市场化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对2002-2004年各地区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横向测度中发现: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普遍偏低,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乡镇企业发展不足、劳动力的市场化水平不高、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的发展有限、农村市场环境建设水平较低等;政府多予少取政策对农村市场化发展有重要作用,为此政府在推进农村市场化过程中应建立相应的支持机制。根据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理论,制度变迁表现为制度失衡与制度均衡交替出现的过程,当制度变迁发生时,旧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断,新制度的代替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秩序,因而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表现为阶段性的跃进过程;由于路径依赖和知识积累、集体学习的渐进性与持续性,制度变迁条件的积累与局部的小规模的制度变迁可能是一个渐进的持续的过程。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同时并存的过程。农业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的产业,它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气候等自然环境,具有在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内分散分布和多变性的特征,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必须适应自然力作用过程,农业的产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的制度或组织特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家庭、合作经济组织和非合作性经济组织,家庭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组织形式;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兴起是农户为应对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的一种制度创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生产物;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户基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削弱工业对农村的产品垄断而产生的又一种经济组织。对农村经济市场化与制度变迁绩效的基本衡量标准是帕累托标准,它更强调是农户在市场化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绝对收益地位的改善,可以分成两个维度进行测量,一个效率维度,二是公平维度。在利用前沿生产函数对第一产业生产效率的衡量中,本文发现,市场化对第一产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起主要作用,而教育因素与技术效率的改进无明显相关。在对公平的测算中,从绝对收益的改善上看,农户的收入水平提高与市场化水平有正相关关系,农村市场化的发展还大量减少了农村的绝对贫困化程度;从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看,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在初期缩小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而在市场化发展的中后期,扩大了农村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教育性因素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提高有正相关关系,越是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工资与教育的相互诱致机制越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经济市场化发展到较高级阶段所进行的又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市场化发展使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发生变化、各经济主体对风险的防范要求更强烈、对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有更高的期待,由此诱致相对价格变化,使制度变迁成为多方一致的意愿,而经济的发展、知识的积累、加入WTO所产生的倒逼机制使这种变迁成为可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多方利益一致的结果,在实施过程中特别要尊重农民的意愿,按农业、农村发展规律办事,顺势而为,防止这场变迁落入高成本、低收益的强制性变迁陷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关键在于培育更高级的市场经济主体——新农民和农村新型经济组织。
二、利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道德原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利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道德原则(论文提纲范文)
(1)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基本思路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第一节 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
一、时代背景 |
二、理论来源 |
第二节 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的发展阶段 |
一、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的萌芽 |
二、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的初步形成 |
三、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的发展成熟 |
第二章 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的体系构成 |
第一节 林育南青年教育的目的及内涵 |
一、林育南青年教育的目的 |
二、林育南青年教育的内涵 |
第二节 林育南青年教育的主要内容 |
一、个人和国家意识教育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
三、青年基本素质教育 |
四、青年“革命修养”的教育 |
五、青年婚恋家庭教育 |
第三节 林育南青年教育的实现途径 |
一、组织成立进步团体开展自我教育 |
二、通过青年刊物和创办教育社进行宣传教育 |
第三章 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 |
第一节 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的特点 |
一、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 |
二、立足现实和思想创新相结合 |
第二节 为中共独具特色的青年教育思想的形成做出一定贡献 |
一、提出要从青年本身出发进行正面引导教育 |
二、提出青年教育要注重人格品质和能力的培养 |
三、提出青年教育要坚持理论教育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 |
第三节 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的意义 |
一、为当代青年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 |
二、推动了党的青年教育实践的发展 |
三、为当前青年及青年教育工作提供了宝贵思路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梁启超公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梁启超公德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及思想渊源 |
(一)梁启超公德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
1.内忧:公德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力 |
2.外患:公德思想产生的外部压力 |
(二)梁启超公德思想的思想渊源 |
1.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公德观念 |
2.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道德”二重划分思想 |
3.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西方的国家观念 |
二、梁启超公德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梁启超对公德内涵的界定 |
(二)梁启超对公德主要条目的论述 |
1.国家思想 |
2.合群观念 |
3.进取冒险精神 |
4.自由和自治 |
5.权利和义务 |
(三)梁启超对“公德”和“私德”关系的分析 |
1.“公德”和“私德”的联系 |
2.“公德”和“私德”的差异性 |
三、梁启超公德思想的评价与当代启示 |
(一)梁启超公德思想的评价 |
1.梁启超公德思想的历史合理性 |
2.梁启超公德思想的局限性 |
(二)梁启超公德思想的当代启示 |
1.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公民公共意识 |
2.注重各领域的道德制度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民主法治意识 |
3.弘扬爱国主义,培养“国家观念”和“利群观念” |
4.传承创新中国传统德育文化,吸收借鉴先进国家德育经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梁启超公德观及其对当代道德建设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一、融合中西的“群”及“利群” |
二、“公德”的伦理精神 |
三、公德私德之辨 |
第一,公德与私德是并行不悖的。 |
第二,公德与私德是相属之名词。 |
第三,公德与私德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利群。 |
第四,公德与私德是可以转换的。 |
第五,私德是公德的基础。 |
四、对当代道德建设的启示 |
(一)新民:一个仍未完结的问题 |
(二)利群:培育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
(三)修私德致公德:涵育个人道德修养 |
(四)公私兼顾:新时代的理想人格 |
(4)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背景及其意义 |
二、研究现状及趋势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方法和可能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五四时期进步社团的出场境遇及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动因 |
一、五四时期进步社团的出场境遇 |
(一)“中国向何处去”:对时代中心问题的艰难探索 |
(二)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 |
(三)主义的导引:五四时期“主义”的兴起与流行 |
二、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动因 |
(一)国际背景:从学习西方转向“走俄国人的路” |
(二)主体条件:进步社团中骨干成员的思想转型 |
(三)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契合进步社团改造社会的诉求 |
第二章 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式 |
一、搜集、译介马克思主义着作和创办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 |
(一)搜集、译介马克思主义着作传播马克思主义 |
(二)创办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 |
二、开展社团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 |
(一)参加留法、赴俄勤工俭学运动 |
(二)举行辩论会、讲演会 |
(三)举行纪念活动 |
三、建立社团图书馆和开办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 |
(一)社团图书馆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
(二)书社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
第三章 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特点 |
一、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
(一)传播俄国革命道路理论 |
(二)传播无产阶级建党理论 |
(三)传播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四)传播唯物史观 |
(五)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
二、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
(一)以书信为社团成员人际交流的主要方式 |
(二)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开展政治斗争相结合 |
(三)学习、研究与传播的多重协奏 |
第四章 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效果和启示 |
一、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效果 |
(一)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先锋战士 |
(二)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
(三)推动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
二、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需要发挥理论社团传播的作用 |
(二)传播马克思主义需要培养造就一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
(三)传播马克思主义需要借助通俗化的表达形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缘由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1.4.1 个体化 |
1.4.2 公民精神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6)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伦理变革研究 ——以义利观的嬗变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三、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 |
五、可能的创新 |
第一章 道德理论形态及其演变向度 |
一、社会转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
二、从“传统社会”的“德性论”到“现代社会”的“规范论” |
1、何谓“德性论”和“规范论”? |
2、规范论的两个维度:功利论和道义论 |
三、从“德性”到“规范”的困难与挑战 |
第二章 传统“义利之辩”与道义论传统 |
一、先秦义利之辨与道义论的奠基 |
1、孔子:义以为上 |
2、孟子:“何必曰利”与“惟义所在” |
3、荀子:以义制利 |
二、两汉义利之辨与道义论的发展 |
1、“以义正我” |
2、正义不谋利 |
三、宋明“义利(理欲)之辨”与道义论的强化 |
1、二程:“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 |
2、朱熹:“存天理,灭人欲” |
3、朱陈义利之争 |
四、明清之际的“义利之辩”与价值重心的转换 |
1、李贽:夫欲正义,是利之也 |
2、王夫之:天理“必寓于人欲以见” |
五、传统“义利之辩”下的道义论传统 |
第三章 近代民族危机与“乐利学说” |
一、民族蒙难与价值观的变革 |
1、民族蒙难与救亡意识的兴起 |
2、变法图强下的价值观变革 |
二、乐利学说的提出 |
1、利益原则的溢出与独立 |
2、戊戌时期的“乐利学说” |
三、德性论的回应 |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的功利主义” |
一、五四时期功利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展开 |
1、陈独秀: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群 |
2、李大钊: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的统一 |
二、毛泽东与革命的功利主义的提出 |
1、“革命的功利主义”的提出 |
2、“革命的功利主义”的形成过程 |
3、革命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新型的义利观 |
4、革命功利主义的理想性及其局限 |
第五章 “十七年”时期与集体主义道德 |
一、从革命功利主义到集体主义 |
1、集体主义视域下之“义”与“利” |
2、集体主义与革命功利主义的异同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与集体主义的确立 |
1、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
2、集体主义的源流 |
3、计划经济与集体主义的契合与冲突 |
三、共产主义理想视域下的“理欲之辩” |
1、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追求 |
2、纯“理”绝“欲”运动 |
四、对集体主义实践的理性思考 |
1、认知的偏失 |
2、“义”与“利”的对立 |
3、乌托邦化的趋势 |
第六章 “文革”时期与绝对主义道德 |
一、阶级斗争扩大化下的集体主义 |
二、集体主义之“义”的绝对化转向 |
三、绝对主义道德的展现 |
1、“斗私批修” |
2、“草”与“苗”的对立 |
第七章 新时期及其伦理思潮 |
一、颠覆中的追问:“义”与“利”是对立的吗? |
1、“潘晓来信”:为自己之“利”还是为他人之“义”? |
2、蛇口风波:为淘金之“利”还是为创业之“义”? |
二、新时期的伦理思潮和道德理论现代转型的先声 |
1、功利主义的勃兴与“社会主义功利主义” |
2、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与道义论 |
3、新时期集体主义的发展演变 |
4、伦理思潮与道德理论现代转型的先声 |
三、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倡导” |
1、“三个有利于”“利益”标准 |
2、谋“利”的正当性与公正 |
3、“三个倡导”价值标准 |
四、走向现代的道德转型 |
结语:合着现代化的节拍前进 |
致谢词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7)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Abstract 中文文摘 目录 Contents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综述 |
三、概念解释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第一章 志愿精神的理论经纬 |
第一节 志愿精神的“以人为本”思维范式 |
一、现代性问题批判促动对精神的深刻反思 |
二、精神重建中人文主义的范式转换 |
三、志愿精神中“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
第二节 志愿精神的传统道德传承 |
一、仁爱观念是志愿精神的道德背景 |
二、行善积德观念是志愿精神的朴素动力 |
第三节 公民意识培养的现实诉求 |
一、志愿精神是公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 |
二、志愿精神是培养公民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
第四节 志愿精神的唯物史观向度 |
一、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理解志愿精神 |
二、从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理解志愿精神 第二章 志愿精神培育的历史回顾和理论启示 |
第一节 美英德法志愿精神培育的历史回顾和理论启示 |
一、美国社区志愿服务和志愿精神的发展历史 |
二、英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历史 |
三、德法两国关于青少年参与志愿服务的相关规定 |
四、美英德法等国家关于志愿精神的理论研究及启示 |
第二节 新日韩志愿精神培育的历史回顾和理论启示 |
一、新加坡青少年志愿服务状况 |
二、日本青少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历史 |
三、韩国青少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历史 |
四、新日韩志愿精神培育的经验总结 |
第三节 我国大陆地区志愿精神培育的历史回顾和理论启示 |
一、我国古代慈善救助的结构层次分析 |
二、我国近代慈善救济事业的变化及特征 |
三、新中国成立后青年志愿精神的发展脉络及总结 |
第四节 我国港台地区志愿精神培育的历史回顾和理论启示 |
一、香港义工事业的发展及经验 |
二、台湾志工事业的发展及经验 |
三、港台地区志愿精神发展对大陆志愿精神培育的理论启发 第三章 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现状调查分析 |
第一节 调查资料来源与调查对象分析 |
一、调查资料来源 |
二、调查对象分析 |
第二节 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调查内容分析 |
一、对志愿精神的认知倾向分析 |
二、志愿行动的运作管理分析 |
三、志愿组织的角色作用分析 |
四、志愿者的行为动机分析 |
第三节 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志愿行动在物质保障上存在不足 |
二、志愿行动在主导模式上的利与弊 |
三、志愿组织在管理运作上存在缺陷 |
四、志愿者在能力素质上的薄弱环节 第四章 影响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因素分析 |
第一节 影响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客观因素分析 |
一、经济发展对志愿精神培育的影响 |
二、政治改革对志愿精神培育的影响 |
三、文化建设对志愿精神培育的影响 |
四、社会变迁对志愿精神培育的影响 |
第二节 影响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主观因素分析 |
一、主体意识是志愿精神培育的导入条件 |
二、道德人格是志愿精神培育的伦理基础 |
三、内在动机是志愿精神培育的着力点 第五章 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发展经济,夯实必要的物质前提 |
一、改革经济体制,为志愿精神培育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
二、筹集与管理资金,为志愿精神培育提供直接的物质保障 |
第二节 推进民主,完善社会治理结构 |
一、改革政治体制,为志愿精神培育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
二、健全制度安排,为志愿精神培育确立规范,解除体制性障碍 |
三、促成统一的志愿服务法,为志愿精神培育确定正当性基础 |
第三节 创新设计,强化志愿组织的能力 |
一、设计科学的激励机制,直接推动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成效 |
二、建设高水平的组织阵地,巩固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成效 |
第四节 注重培养,提升大学生志愿者的素质 |
一、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大学生公民意识和道德修养 |
二、营造志愿文化氛围,提亮志愿精神的文化底蕴 |
三、引导志愿者自我教育,提升志愿服务质量 结语 附录1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致谢 个人简历 |
(8)中国近代合理利己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 研究创新与研究难点 |
第一章 合理利己主义概述 |
第一节 合理利己主义与相关概念辨析 |
一、 合理利己主义与利己主义 |
二、 合理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 |
第二节 合理利己主义的理论特征 |
一、 人性自利——合理利己主义的人性论 |
二、 为己利他——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 |
第二章 中国近代合理利己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条件 |
第一节 合理利己主义在中国近代发展的传统思想资源 |
一、 明朝以前的伦理思想中的合理利己主义思想因子 |
二、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对前人伦理思想的继承与突破 |
第二节 合理利己主义在中国近代发展的外部思想资源 |
一、 西方近代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二、 “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伦理思想的传播 |
三、 进化论的传播与影响 |
第三节 合理利己主义在近代中国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
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与缓慢发展 |
二、 民族危亡是使利己主义转向“合理”的时代诉求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合理利己主义的思想特点 |
第一节 人性的重新定位成为中国近代合理利己主义的理论基础 |
一、 对传统德性主义人性论的颠覆与超越 |
二、 对近代西方“求乐免苦”的自然人性论的认同 |
三、 肯定“人欲”的合理性 |
第二节 “利己利群”是中国近代合理利己主义的价值核心 |
一、 利己是人性的要求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
二、 “利群”是道德的标准 |
第三节 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使得中国近代合理利己主义具有强烈的现实取向强烈的现实取向 |
一、 “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与国家利益 |
二、 “利己”、“利群”与国家富强 |
第四章 合理利己主义最终未能成为中国近代主导性伦理思想的辨析 |
第一节 近代中国面临特殊的历史问题 |
第二节 近代中国难以为合理利己主义的发展提供社会土壤 |
第三节 其他思想资源的冲击 |
第五章 中国近代合理利己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影响 |
第一节 促进中国近代社会思想的变革作用 |
一、 为批判封建旧道德提供了理论武器 |
二、 以资产阶级新道德取代传统的旧道德 |
第二节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
一、 合理利己主义的积极因素不容否认 |
二、 合理利己主义为当下的社会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 |
第三节 对传统伦理思想和“利己主义”改造不彻底而带来消极影响 |
一、 未能彻底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糟粕的影响 |
二、 对利己主义改造不彻底带来消极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逻辑思路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逻辑思路 |
1.2 相关概念 |
1.2.1 制度 |
1.2.2 制度安排、制度结构 |
1.2.3 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与制度变迁 |
1.2.4 农户 |
1.2.5 经济市场化 |
1.3 基本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结构安排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1.5 本文主要的创新点与不足 |
1.5.1 主要的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2 制度经济学及其对农村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文献评述 |
2.1 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 |
2.2 制度的经济功能 |
2.3 制度产生与演化的逻辑 |
2.3.1 制度是如何产生的 |
2.3.2 制度为何而产生 |
2.3.3 制度变迁的一般知识基础 |
2.3.4 制度变迁的主体与模式 |
2.3.5 制度变迁的原因与动力 |
2.3.6 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 |
2.3.7 制度变迁的方式 |
2.3.8 制度变迁的过程、时滞与路径依赖 |
2.4 制度经济学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理论中运用和发展 |
2.5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中运用和发展 |
2.5.1 关于农户行为的研究 |
2.5.2 制度变迁依据的研究 |
2.5.3 制度变迁效率的研究 |
2.6 现有研究的不足 3 市场化、价格差异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 |
3.1 经济市场化及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1.1 经济市场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
3.1.2 经济市场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2 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市场化发展与制度变迁的中介 |
3.2.1 市场化的发展改变了要素或产品的时间、空间等方面的相对价格 |
3.2.2 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 |
3.3 在转型经济中,政府是制度变迁的第一驱动力和保障力量 |
3.4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理论考察 |
3.4.1 市场化与农村制度变迁:过程描述与理论解析 |
3.4.2 市场化与农村制度变迁:比较与分析 4 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发展的测度 |
4.1 现有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测度的研究评述 |
4.1.1 市场化水平测度的理论 |
4.1.2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测度研究的进展 |
4.1.3 目前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定量分析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
4.2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指标体系构建 |
4.2.1 主要经济指标选取 |
4.2.2 各项经济指标的分值分配及计算方法 |
4.3 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的具体计算方法 |
4.4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测定(1996-2005年) |
4.5 2004年各地区农村经济市场化的相对进程 5 中国农村市场化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析 |
5.1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演进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
5.1.1 农村市场化的启动阶段(1978-1984年) |
5.1.2 大力引进市场经营机制阶段(1985-1988年) |
5.1.3 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徘徊阶段(1989-1991年) |
5.1.4 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1992-2000年) |
5.1.5 农村市场化的深化与完善阶段(2001年至今) |
5.2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与制度变迁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
5.2.1 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5.2.2 农村市场化与制度变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变迁方向 6 中国农村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与制度选择 |
6.1 人的行为与制度的起源和变迁的一般描述 |
6.1.1 制度人的行为假设 |
6.1.2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制度的起源与变迁 |
6.1.3 制度约束下的人的行为 |
6.2 农地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可能选择集与收益成本分析 |
6.2.1 农业的制度属性 |
6.2.2 农地产权制度 |
6.2.3 农地经营制度 |
6.3 中国农村经济主体的制度选择与行为 |
6.3.1 农户的制度选择与行为 |
6.3.2 农村经济组织的制度选择与行为 |
6.3.3 政府的农村制度选择与行为 |
6.3.4 中国农村制度中利益冲突与协调 7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 |
7.1 主要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制度供求的基本理论 |
7.2 影响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分析 |
7.2.1 市场规模的变化 |
7.2.2 技术进步 |
7.2.3 各经济主体对收入预期的改变 |
7.3 诺斯与樊纲模型的改进与影响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分析 |
7.3.1 知识的积累 |
7.3.2 技术进步 |
7.3.3 组织成本变化 |
7.3.4 政府支持的变化 |
7.4 制度变迁理论的修正与补充——时滞与路径依赖 |
7.4.1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中的时滞 |
7.4.2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7.5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阶段性与连续性 8 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经济组织变迁 |
8.1 农户间合作与农村经济组织 |
8.1.1 农户间的合作行为与合作效益 |
8.1.2 合作与农村经济组织 |
8.1.3 国际农业经济组织及其发展的考察 |
8.2 市场化与中国农村传统的非正式组织的演进 |
8.2.1 关于中国农村宗族制度演进的一个争议 |
8.2.2 农村宗族制度的主要功能 |
8.2.3 1949-1978年的中国宗族制度的演化轨迹 |
8.2.4 1978年后中国农村宗族制度的演化轨迹 |
8.3 市场化条件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变迁 |
8.3.1 家庭经营组织 |
8.3.2 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 9 以市场化为基础的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 |
9.1 经济绩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
9.1.1 帕累托效率及其对农村制度变迁的启示 |
9.1.2 经济效率的测量方法 |
9.1.3 效率与公平的对立统一关系 |
9.1.4 公平的计量 |
9.2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绩效的基本描述 |
9.2.1 基本情况与可能的解释 |
9.2.2 近三十年中国农村分省经济增长特征与影响因素描述 |
9.3 制度变迁与农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
9.3.1 生产函数设定 |
9.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9.3.3 估算与结果 |
9.4 中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分解 |
9.4.1 1978-2005农村不平等的测度 |
9.4.2 收入来源结构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1984-2005) |
9.5 制度变迁与中国农村反贫困 |
9.5.1 制度变迁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反贫困的成就 |
9.5.2 市场化与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 10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场新的大规模制度变迁 |
10.1 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关的理论问题评述 |
10.2 经济市场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条件和原因 |
10.2.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背景 |
10.2.2 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提出与实施的基本条件 |
10.2.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原因 |
10.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10.3.1 在理论上,有效率的制度变迁主要是一种诱致性变迁 |
10.3.2 建国以来农村有效率的制度变迁主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 |
10.3.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应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 |
10.4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培育新农民、新组织 |
10.4.1 培育新农民 |
10.4.2 培育新型农村经济组织 |
10.5 2006年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分析 |
10.5.1 生产方面 |
10.5.2 生活方面 |
10.5.3 城乡统筹情况 11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展望 |
11.1 结论 |
11.2 进一步研究展望 附录一: 陈宗胜计算的中国农业市场化程度 附录二: 程国强计算的中国农业市场化指数 附录三: 习近平计算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水平 附录四: 乡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分类 附录五: 部分地区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情况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利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道德原则(论文参考文献)
- [1]林育南青年教育思想研究[D]. 吴嵘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2]梁启超公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D]. 郭鹏.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3]梁启超公德观及其对当代道德建设的启示[J]. 阴玥. 学术交流, 2020(05)
- [4]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D]. 蔡凯文.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5]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6]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伦理变革研究 ——以义利观的嬗变为视角[D]. 代训锋.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7]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D]. 郑朝静. 福建师范大学, 2012(12)
- [8]中国近代合理利己主义研究[D]. 田成义. 黑龙江大学, 2012(09)
- [9]生利——利群:一个旧话重提的职业教育观[J]. 慕景强.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05)
- [10]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D]. 蔡立雄. 西北大学, 2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