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经营中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柳直[1](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认为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认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吴明怿[3](2020)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在敌人侵略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下,粮食损失非常严重,在此情况之下,如何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粮食问题,支持边区军民与日伪顽军进行频繁的大小战斗,解决边区军民的吃饭和生存问题,并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值得探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考察边区政府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各方互动的具体历史过程,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根据复杂多变的历史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应对粮食困境,从而推动根据地发展的内在原因。本文运用河南、山东两省以及部分地方市县档案馆馆藏史料和《冀鲁豫日报》等报刊史料,分为五个部分进行探讨边区的粮食工作:第一章主要从“人祸”和“天灾”两个角度探讨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粮食困境产生的原因。第二章主要从救灾和加强农业生产两个方面,讨论冀鲁豫边区如何实现生产自救,以及加强农业生产在根据地进行自救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具有的历史地位。第三章主要讨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府如何解决根据地民众的土地问题和减轻农民的农业税负担问题。第四章主要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通过贸易、金融以及藏粮等措施加强粮食管护,同敌人开展粮食经济斗争,保障粮食正常交易活动的进行、稳定粮食价格、确保粮食安全等问题。第五章主要论述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完善粮食供给制度上所采取的努力。结语部分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抗战时期,冀鲁豫边区在粮食工作中体现出了以农业为主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并注意利用商业、贸易、金融等手段,积极支持边区粮食工作的开展。这种经济思维使中共和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各种粮食政策措施在实际推广过程中取得了积极效果,对保障困难环境下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粮食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冀鲁豫根据地得以在残酷条件下依旧能够得到巩固、发展、壮大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第二,冀鲁豫根据地开展粮食工作的过程,并非简单的“政策-效果”之间的线性演进关系,群众在对待政策的态度上,更倾向基于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的权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坚持“政策的群众利益指向”,不断根据民众反映对政策和工作方法进行符合群众利益的调整,进而推动了粮食工作的切实开展。而这一过程实则反应的是抗日根据地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层面与群众所代表的“社会”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妥协、改进的“互动”过程。通过冀鲁豫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所开展的粮食工作,我们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新发现和值得思考的地方:第一,边区的粮食工作,突破了单纯依靠国家力量的传统救济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边区各级政府培养并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在参与中共的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共也借此实现了政权向基层的延伸。其次,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封建统治力量被削弱,农村中的阶级成分发生改变,农民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中农力量得到壮大,加强了中共革命的群众基础。再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非常重视发挥中共的政治宣传优势,注意依靠人民,打消了基层民众的思想顾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成为抗战时期边区的粮食工作能够得到切实开展的关键。
肖霄瑶[4](2020)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观研究》文中指出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劳动,也最热爱劳动的一个时期。因此,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观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延安时期的“劳动光荣”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中国传统劳动文化融合后产生的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丰富的理论成果。本文以1935年—1948年延安时期出版发行《陕甘宁边区实录》《中国工人》《中国妇女》《中国青年》等珍贵史料为考察对象,进行了文献的梳理整合,力求系统、客观、全面地分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观。运用文献研究法——笔者通过对1935年至1948年延安时期出版发行的珍贵史料及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整合,以便系统、客观、全面地得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观;运用历史研究法——不同历史时期会展现出不同的理论景观,所以必须秉承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思想加以解读,必须将其置于“延安时期”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因此,将本文的参考文献及其受众置于当时的整个社会历史大背景当中,如此才能做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客观全面分析;运用分析归纳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并非只是针对单独群体的理论,而是对于不同的劳动群体具有不同的劳动理念,笔者在认真阅读延安时期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进行侧重点上的选取,通过对资料分类整理,划分出工农劳动研究资料、妇女劳动研究资料、青年劳动研究资料三类。使研究更具体并更有针对性。本文主要由八大部分组成:一是绪论部分,分析了本文的背景,目的和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二是相关概念及理论渊源,采用先宏观后微观的形式,在宏观层面上界定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及延安时期劳动观;在微观层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及中国传统劳动文化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提供了理论渊源;三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传播内容;四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的产生背景;五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的主要内容,本文选取了工农劳动群体、妇女劳动群体、青年劳动群体三类劳动群体进行研究;六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践行的四类特点;七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旧中国劳动问题的破解,包括劳资问题、妇女劳动问题等;八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劳动观的宝贵价值与当代意义。通过研究,论文的创新之处有:一是对于延安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内容进行了简要梳理。从而证实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传播较为发达的一个时期;二是浅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的产生背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除了有“二源”理论支撑背景之外,还有现实与意识层面的外部因素;三是浅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四是阐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的宝贵价值与当代意义。
张育群[5](2020)在《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文中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伟大实践,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同的理论依据和历史背景下,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陕西从本省经济和工商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恢复和调整,并进行个别企业的试办公私合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开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从1953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陕西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面和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深入开展对总路线的宣传学习,另一方面,对工业和商业以及工商业者进行改造,1956年,陕西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陕西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了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推进了工业基地的建设和国营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为陕西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陕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通过对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考察,为现今我国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姬旭辉[6](2020)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公营经济的历史经验研究——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文中提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各项经济工作,创建了以公营工业为主体的公营经济,为党政机关部队和抗战事业提供了基本保障,为我们党积累了在一定区域内独立执政并领导公营经济的宝贵经验。党在领导公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总方针,确立了公营工厂领导一元化体制,在经营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延安时期党领导公营经济的历史经验展现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方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我们今天更深入地认识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和依据。
张健康[7](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研究说明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郭少飞[8](2020)在《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工业化的。”[1]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工业建设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思想。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即开始了边区工业的初步建设。全面抗战初期的前三年,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占边区整个经济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7.2%、51.96%、85.97%。[2]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摩擦与蚕食,边区所需的工业必需品被一概禁绝。特别是1940年冬,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调动几十万军队加紧了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军事、经济等封锁力度,边区的所有经济援助、工农业用品的渠道陷入困境,日寇、伪军也对我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和“蚕食”,再加上当时边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为反“扫荡”和反“蚕食”,打破“包围”和“封锁”,发展与改善民生,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工业。1939年1月,党中央发出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呼吁,成立了生产运动委员会,制定了相关生产制度。1940年2月,党中央提出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号召,边区工业政策也得到进一步完善。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确定经济建设是边区发展最中心的任务之一,提出要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奖励私人工商业,积极发展合作事业和私营手工业,走生产自救的道路。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之后,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当年实现在财税比例中工业超过农业。1943年,边区的公营工业、民营工业、私营工业等得到全面发展,多种基本工业品实现了基本自给。[1]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类型主要包括纺织业、煤炭工业、盐业、兵器工业、造纸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炼铁工业等八种工业。边区的工业不仅是当时重要的财税来源,也促成了边区与外地贸易的平衡,这进而支撑了边区的各方面建设。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经济委员会;积极保护和奖励工业生产;大力引进科技人才,提倡技术创新;不断加大对工业的投入力度;主张公私兼顾,平衡公营与私营之间关系;等。从历史作用来看,这解决了当时边区工业必需品缺乏的实际困难,提供了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激发了根据地的生产主动性与革命积极性;平衡了边区的内外市场,稳定了边区金融与市场秩序,保证了边区财政供给的可持续性。在精神层面上,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工业建设中所形成的“新型工人”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不仅奠定了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基本格局,也为建国后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借鉴。
王天丹[9](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指明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吴盛杰[10](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经营中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经营中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学术史评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一、“旅大”简介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一、创建与整理 |
二、成效与不足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一、改革的背景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结语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一) 经济层面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AR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目的与创新、意义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 |
五、史料运用说明 |
六、论文思路与逻辑框架 |
第一章 冀鲁豫根据地出现粮食危机的原因 |
一、冀鲁豫边区的建立与发展 |
(一)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成立 |
(二)根据地的行政区划 |
二、冀鲁豫根据地环境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一)边区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 |
(二)旱灾害所造成的民力与粮食损失 |
(三)蝗虫灾害对粮食的危害 |
三、敌人侵略活动对边区所造成的民力和粮食损失 |
四、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努力提高粮食产量,生产自救 |
一、积极救灾,克服灾荒 |
(一)政府筹粮,实施急赈 |
(二)向地主豪绅借粮 |
(三)开展赎地运动 |
(四)提供优惠的救灾借贷政策 |
(五)开展灭蝗斗争 |
二、开展广泛的农业生产建设活动 |
(一)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 |
(二)劳动互助,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
(三)边区合作社发展对缓解粮食困境所发挥的作用 |
(四)为扶持农业生产提供贷粮贷款 |
(五)促进生产发展的其它措施 |
三、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推动减租减息,减轻民众税负 |
一、冀鲁豫边区农民的受剥削情况 |
(一)几种租佃形式与剥削情况 |
(二)地主对承种人的超经济与高利贷剥削 |
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
(一)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 |
(二)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逐渐走向完善 |
(三)边区减租减息政策的逐渐完善与推广 |
(四)开展集体倒粮运动,保护减租减息成果 |
(五)与地主豪绅的减租减息斗争 |
(六)边区减租减息政策所取得的效果 |
三、推行合理负担,采取累进征税制度 |
(一)政策的制定和推广 |
(二)负担的计算方法 |
(三)累进等级与累进率的制定 |
(四)加强合理负担政策的领导和组织工作 |
(五)土地调查评议工作 |
(六)负担的减免 |
(七)公粮征收的一般过程 |
四、开展清查黑地的斗争 |
(一)抗战时期边区的黑瞒地情况 |
(二)清查黑地的措施方法 |
(三)查黑地斗争中的困难和取得的成果 |
五、本章小节 |
第四章 加强粮食管控,保证粮食安全 |
一、对粮食贸易采取统制政策 |
(一)“对内自由,对外统制”贸易政策的确立 |
(二)通过“贸易统制”调节需用,保护边区粮食安全 |
(三)采取粮食专卖政策 |
(四)公营商店在边区粮食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 |
二、加强集市管理,保障粮食交易 |
(一)冀鲁豫边区集市管理的背景 |
(二)对中心区和游击区采取不同的集市管理政策 |
(三)建立集市交易所,开展粮食等特殊商品的交易 |
(四)适时转移集市,保证粮食交易的安全 |
三、开展金融斗争,支持农业生产 |
(一)抗战初期冀鲁豫边区的货币金融情况 |
(二)抗战中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
(三)抗战后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
四、做好粮食的管护工作 |
(一)加强粮食存储 |
(二)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敌人的抢粮行径 |
五、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完善边区财粮制度,保障党政军民粮食供应 |
一、加强财粮工作机构建设和组织领导 |
二、建立健全根据地的财粮供给制度 |
(一)采取统筹统支和分区财粮统一供给制度 |
(二)建立健全边区的财粮审计制度 |
(三)完善根据地的财粮预决算制度 |
(四)实行粮票制度 |
(五)清理尾欠,掌握现粮 |
三、对各级党政军民的粮食供给制度和标准 |
(一)冀鲁豫边区各级政府机关的财粮供给 |
(二)对各级群众团体的粮食供给 |
(三)对军队和抗属的财粮供给 |
四、边区党政军民的粮食供给情况 |
五、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致谢 |
(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理论研究背景 |
1.1.2 现实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研究意义 |
1.2.2 现实研究意义 |
1.3 研究目的及方法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方法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1.4.2 国外研究综述 |
1.4.3 研究现状评述 |
1.5 研究内容及框架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框架 |
1.6 研究可能创新点 |
2.相关概念及理论渊源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宏观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
2.1.2 宏观层面上的延安时期劳动观 |
2.2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的理论渊源 |
2.2.1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重要的理论源头 |
2.2.2 中国传统劳动文化的优秀因素是深厚滋养 |
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传播 |
3.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 |
3.2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中劳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
3.3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中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 |
3.4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劳动是资本增值的源泉 |
3.5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合格劳动人必须接受教育 |
3.6 对列宁妇女劳动观的宣传和发展 |
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的产生背景 |
4.1 现实背景:边区缺乏支持抗战需要的物质条件 |
4.1.1 区域层面:边区地广人稀且自身发展落后 |
4.1.2 经济层面:大力支援抗战及改善人民生活 |
4.1.3 政治层面:经济建设的有力保障后盾 |
4.2 意识形态背景:劳动文化及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在中国的传播 |
4.2.1 文化层面:劳动与文化相辅相成 |
4.2.2 思想层面:思想自由化发展提升了生产的效率化 |
5.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的主要内容 |
5.1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工农劳动观 |
5.1.1 成立工人联盟以保障工人权益 |
5.1.2 建立延安工人合作社以团结散漫工人 |
5.1.3 改善劳动工人的生活以维持工人生产积极性 |
5.1.4 签订劳资双方平等的劳动合同并尊重工人意见和建议 |
5.1.5 提升工人的文化道德素养以丰富工人的教育知识 |
5.1.6 用农民能够接受并听懂的方式引导农民进行生产 |
5.1.7 分配农民土地使农民具有劳动的必要条件 |
5.2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妇女劳动观 |
5.2.1 解放妇女是民族解放及社会解放的重中之重 |
5.2.2 妇女必须进行劳动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地位和价值 |
5.2.3 男同志必须要尊重女同志以保证男女平等 |
5.2.4 妇女必须参加生产合作社以保证妇女的劳动生产效率 |
5.2.5 确保妇女地位:妇联组织的产生 |
5.2.6 建立女子大学:对妇女进行生产教育 |
5.3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青年劳动观 |
5.3.1 自觉发挥青年自身拥有的高度劳动热情 |
5.3.2 建立活跃的青年联盟以激励青年生产热情 |
5.3.3 建立陕甘宁边区学校:对青年进行劳动教育 |
6.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践行的特点 |
6.1 劳动与战斗结合 |
6.2 劳动与民生结合 |
6.3 劳动与教育结合 |
6.4 劳动与宣传结合 |
7.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错误劳动观的破解 |
7.1 针对当时工业方面缺少资本和技术人才问题的解决 |
7.2 统一战线下的劳资关系及其应对 |
7.3 批判了针对妇女劳动者的压迫及剥削 |
8.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的宝贵价值与当代意义 |
8.1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的宝贵价值 |
8.1.1 极大程度地改善了边区经济状况 |
8.1.2 劳动妇女大众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
8.1.3 人民生活的改善,工人工资的大幅上涨 |
8.1.4 边区受教育劳动人群大大增加 |
8.1.5 边区的“二流子”得到了劳动改造 |
8.1.6 劳动者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 |
8.1.7 热爱劳动、热衷生产成为时尚 |
8.1.8 树立劳动模范、发挥劳动模范的榜样作用 |
8.2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观的当代意义 |
8.2.1 尊重劳动、保护劳动的长远意义 |
8.2.2 促进社会主义劳动和谐关系 |
8.2.3 发挥妇女劳动者能顶半边天作用 |
8.2.4 “劳动光荣”理念的持续 |
8.2.5 尊重体力劳动与实现脑力劳动 |
8.2.6 弘扬劳模文化和英雄精神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附录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5)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的背景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1.2.2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难点和创新点 |
1.4.1 难点 |
1.4.2 创新点 |
第二章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依据和历史背景 |
2.1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依据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设想 |
2.1.2 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理论 |
2.1.3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 |
2.1.4 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的必经之路的理论 |
2.2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背景 |
2.2.1 五种经济成分并存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 |
2.2.2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现实需要 |
2.2.3 资产阶级固有本性倒逼社会主义改造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工商业的恢复和调整概况 |
3.1 新中国成立前陕西工商业概况 |
3.1.1 陕西国统区工商业概况 |
3.1.2 陕甘宁边区对私营工商业的帮扶与公私合营雏形 |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工商业的恢复和调整 |
3.2.1 以没收官僚资本为先导向社会主义过渡 |
3.2.2 打击投机,稳定市场 |
3.2.3 以生产为中心市场为导向的工商业调整 |
3.2.4 以西安、宝鸡和南郑为重点专搞五反运动 |
3.2.5 重点试办公私合营企业 |
第四章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内容 |
4.1 “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宣传学习 |
4.2 对工业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扩展的改造 |
4.2.1 公私合营四经验与加工订货三原则 |
4.2.2 整顿现有、先大后小扩展公私合营工业 |
4.3 对商业按照行业分为批发商和零售商的改造 |
4.3.1 对私营批发商采取逐步排挤、代替的办法 |
4.3.2 对私营零售商采取批购、经销、代销代购的形式 |
4.4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 |
4.4.1 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
4.4.2 妥善地进行清产核资 |
4.4.3 实行以发展生产经营为中心的方针 |
4.4.4 慎重地进行生产改组 |
4.5 对工商业者的改造 |
4.5.1 短期讲习与经常学习相结合的多种形式教育 |
4.5.2 对私方人员量才使用的安排 |
4.5.3 调整公私共事关系,贯彻赎买政策 |
第五章 个案考察:安康私营木帆船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5.1 安康私营木帆船运输业的历史概况 |
5.2 加强航运管理,建立航运秩序 |
5.2.1 建立航运管理机构 |
5.2.2 进行民主改革 |
5.2.3 组织联合运输社 |
5.3 分阶段建立运输合作社试点 |
5.4 对私营木帆船运输业整体的社会主义改造 |
第六章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评析 |
6.1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 |
6.1.1 抓重点,运用试点示范的工作方法 |
6.1.2 宝鸡对回民工商业“因民族制宜”特殊差异化的对待 |
6.1.3 重视对企业并厂工作的总结,却没能较好避免盲目性 |
6.2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 |
6.2.1 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了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
6.2.2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6.2.3 推进工业基地建设和国营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 |
6.3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存在的不足 |
结语: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公营经济的历史经验研究——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延安时期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概况 |
二、陕甘宁边区公营经济的建立与发展 |
三、延安时期党领导公营经济的历史经验 |
(一)总方针:“集中领导、分散经营” |
(二)工厂领导一元化:厂长负责制 |
(三)改革经营管理制度:“克服机关化,实行企业化” |
(四)树立劳动模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
四、历史启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7)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文献梳理 |
(一)国内方面 |
(二)国外方面 |
四、研究方法 |
(一)定性分析法 |
(二)文献研究法 |
(三)对比研究法 |
(四)实地考察法 |
五、创新之处 |
六、不足之处 |
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借鉴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建设的理论 |
(一)马克思恩格斯奠定无产阶级工业建设的理论基石 |
(二)列宁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实践探索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业建设的历史探索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业建设思想“萌芽” |
(二)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业建设探索实践 |
三、陕甘宁边区发展工业的优势条件 |
(一)陕甘宁边区有先进的政治环境 |
(二)陕甘宁边区有丰富的资源条件 |
(三)陕甘宁边区成立时的工业基础 |
第三章 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历程 |
一、陕甘宁边区工业的摸索阶段(1937-1940 年) |
二、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初步奠基(1941-1942 年) |
三、陕甘宁边区工业的成型阶段(1943-1946 年) |
四、陕甘宁边区工业的继续发展(1947-1950 年) |
第四章 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坚持党对工业工作的领导 |
(一)开展大生产运动,奖励劳动英雄 |
(二)主导工业建设,成立专门委员会 |
(三)执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基本原则 |
二、遵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正确的工业政策 |
(一)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 |
(二)以纺织业为中心,发展基本手工业 |
(三)工农相互促进,以工业推动农业 |
三、引进科技人才,提倡技术创新 |
(一)重视科学技术,培养专门人才 |
(二)倡导技术改造,推动技术革新 |
(三)尊重技术人才,推广技术成果 |
四、确立企业化原则,完善制度化管理 |
(一)建立核算制度,实施一元化领导 |
(二)改革工资制度,实施股金分红 |
(三)调整劳资关系,提高劳动效率 |
第五章 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的历史作用 |
一、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的微观作用 |
(一)解决了资金缺乏的实际困难 |
(二)提高了边区群众的生活水平 |
(三)培养了工业建设的干部人才 |
二、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的宏观作用 |
(一)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政权 |
(二)奠定了地区工业的基本格局 |
(三)丰富了永载史册的延安精神 |
(四)积累了工业建设的实践经验 |
(五)形成了共和国工业制度的“雏形”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 |
(9)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军事体制与军事活动 |
(二) 军事教育与部队整风 |
(三) 军事经济与军工生产 |
(四) 军事与民众动员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史料运用 |
第一章 边区武装力量的建制和职能 |
一、边区创建前的军事系统 |
二、中共中央军事系统 |
(一) 中央军委的组建与人事调整 |
(二) 八路军系统的军事力量 |
(三) 边区留守部队的统编与职能的转变 |
(四) 留守部队兵力的扩大和防卫任务的增加 |
(五) 扩编成立警卫部队 |
三、边区的地方武装力量 |
(一) 保安司令部及保安部队 |
(二) 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力量 |
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
(一) 联防军组建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
(二) 联防军的职能和建制 |
(三) 联防军成立的意义 |
第二章 边区部队的军事教育 |
一、抗日军政大学与军政人才培养 |
(一) 中共军事教育沿革与抗大建立 |
(二) 抗大军事教育及其演变 |
(三) 抗大招生工作 |
(四) 抗大军事教育的主要内容 |
(五) 抗大军事教育的特点 |
二、边区留守部队军事教育与训练 |
(一) 边区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军事教育和训练 |
(二) 联防军军事教育和训练 |
(三) 边区留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斐然 |
三、其他专门军事院校的军事教育和训练 |
(一) 八路军军政学院 |
(二) 八路军军事学院 |
(三) 延安摩托学校 |
(四) 八路军炮兵学校 |
(五) 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学校 |
四、边区军事教育的成效 |
(一) 吸收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抗战道路 |
(二) 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增强了抗战力量 |
(三) 大练兵运动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
第三章 边区部队的政治工作 |
一、政治机关建制演变与职能 |
(一) 政治部(处) |
(二) 政训处 |
(三) 恢复政治工作制度及建制 |
二、边区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 |
三、边区部队政治工作主要内容 |
(一) 坚持党的领导 |
(二) 开展政治教育和宣传动员,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战斗力 |
(三) 推行在职干部学习运动 |
(四) 加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时事政治的学习,提高干部战士政治素养,增强团结意识 |
(五)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第四章 边区军事系统的整风运动 |
一、抗战初期中共军队中的错误思想倾向及其危害 |
(一) 存在的问题和表现 |
(二) 王明错误思想倾向的危害 |
二、边区部队整风运动的开展 |
(一) 中央军委开展普遍整风的部署 |
(二) 边区部队的整风 |
三、整风运动使中共军队思想作风改变、政治意识提高,形成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成果 |
(一) 肃清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 |
(二) 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三) 结出了累累硕果 |
(四) 形成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
(五)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 |
第五章 边区的军事斗争 |
一、抗击日军,保卫河防 |
(一) 日军的进攻和目的 |
(二) 河防兵力的部署和河防守卫 |
(三) 河防战斗情况 |
(四) 河防保卫战胜利的成效和意义 |
二、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
(一) 边区匪患猖獗的原因和危害 |
(二) 剿匪的政策和策略 |
(三) 大规模清剿行动 |
(四) 边区剿匪成效 |
三、反磨擦斗争,保卫边区 |
(一) 边区发生磨擦的原因和表现 |
(二) 中共处理磨擦的政策和应对策略 |
(三) 反磨擦的主要军事斗争 |
(四) 边区反磨擦斗争胜利的成效 |
第六章 边区的军事经济问题 |
一、军工机构建制与军工生产 |
(一) 八路军建立军工的原因 |
(二) 军工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
(三) 边区主要军工企业的分工和生产 |
(四) 军工生产中的赵占魁运动和劳动竞赛 |
(五) 边区军工发展的成效 |
二、经济问题与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一) 边区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 |
(二) 边区财政经济发生困难的原因 |
(三) 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四) 部队大生产运动的成效 |
(五) 边区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 |
第七章 边区的军事与社会 |
一、边区的兵役制度 |
(一) 边区兵役制度的缘起 |
(二) 边区兵役制主要内容 |
二、边区农民参军 |
(一) 农民参军的动机 |
(二) 农民参军的优抚政策 |
(三) 各种抗战民众组织的宣传动员 |
三、开展“归队运动” |
(一) “归队运动”的背景和原因 |
(二) 归队法令和“归队运动” |
(三) “归队运动”的成效 |
四、边区“双拥”运动 |
(一) 边区“双拥”工作存在的问题 |
(二) “双拥”政策的制定及主要内容 |
(三) “双拥”运动的开展及主要形式 |
(四) 边区“双拥”运动的成效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结语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参考资料 |
后记 |
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经营中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D]. 吴明怿. 上海大学, 2020
- [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观研究[D]. 肖霄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5]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D]. 张育群. 西北大学, 2020(08)
- [6]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公营经济的历史经验研究——以陕甘宁边区为例[J]. 姬旭辉. 教学与研究, 2020(05)
- [7]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基本经验研究[D]. 郭少飞.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20(08)
- [9]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
- [10]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