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作语言的仿效与创造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罗浩春[1]（2020）在《白居易诗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学界一般将诗序定义为处于诗题后和诗正文前的一段文字,然而这样的划分忽视了从魏晋就开始的题序合一、诗题序化现象以及一些虽没有明确标明“并序”“并引”等字样而与诗序作用、内容一致的题注,尤其是在对个体诗人的诗序研究时,长题、题注中的“序”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白居易诗序研究》是以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题、诗序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诗序及白居易诗序研究概述”。由两汉至唐代,单个“序”字发展为“序体”,再进一步发展为“诗序”,诗序这一文体经历了由简至繁的漫长发展演变历程。本文所说的“诗序”,是指包括长题、题注和明确标有“并序”“并引”等字样的诗前序文。长题是11字以上的诗题;后两者是诗题与诗作间的一段说明性文字,具体来说,包括诗人在诗题中明确标有“并序”“并引”等字样的诗序,以及诗人未明确标明诗序字样的内容,也即题注。白居易诗歌中诗序共719篇,数量居唐朝首位,其中长题398篇,题注289篇,明确标明“并序”“并引”的诗序有32篇。这些诗序有长篇亦有短制,形式不一,题材多样。散落在诗人人生各个时期的题序,很好地记录了诗人的人生经历、仕宦沉浮。白居易诗序创作风格往往随着诗人的仕途沉浮和人生态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笔者以白居易仕宦经历的起伏为依据,将诗人诗序创作划分为五个时期,分别是追寻仕途时期的诗序,袭官显赫时期的诗序,贬谪外放时期的诗序,自求外任时期的诗序,晚年独善时期的诗序。第二章为“白居易诗序主旨分类”。根据白居易诗序所表现的主旨差别,可将其分为五类:一是酬唱赠答类诗序。这类诗序在写作程式上大多表现为:赠/送/寄+人或是来诗云、同用某字、和某人、用次韵或本韵等;在内容上则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宴饮唱和,一是日常唱和,还有异时唱和,反映了诗人的社交风向。二是史实载记类诗序。史实记载类主要存在于题注与长题中,其在题注中最明显的标志为“时……”;在内容上则主要分为三大部分:记述诗人个人历史,记述社会时代背景,记述生活实事。史实载记类诗序分散在诗人人生的各个时期,对了解诗人的人生轨迹具有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还起一定补史作用。三是咏怀类诗序。诗人在诗序中呈现出的情感抒发方式主要包括因物感怀、因人伤怀、游历有感三种,情感上则分为怀人、感旧、悲己三种情绪,它们展现了对外物的审美与选择以及细腻丰富的情感世界。四是效体类诗序。这类诗序共展示了对四种已有文学风格的仿效,表现了诗人对仿效对象的认同和追拟,在情感表现上趋向一致。五是杂体类诗序。诗序虽然很难进行名目清晰的划分,但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记创作地点,二是明一篇之旨,三是解题中之意。此类诗序对读者解读诗歌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同时,诗人在总结某一时段诗歌创作地点时常有重复的“差错”现象,这是诗人对不同类型诗歌的分别划分,体现后世留名的思想。第三章为“白居易诗序的特征”。白居易诗序的特征主要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文体特征。诗人一方面极力表现对序体和诗体要求的遵循,即“尊体”;一方面又追求文体间的融合、序体范围的扩大,且诗序凸显的文学成就也表现出诗文本主体位置的挑战,表现“破体”特征。二是语言特征。谏诤语“不识时忌讳”,日常语追求“老妪能解”,诗语中既有诗意的语言表达又有理论建构的论诗语,然白氏语言中词犯文繁的弊病又呈现理论建构的不完善。三是文学特征,体现在时空内蕴、视觉转换和文化承袭三方面。第四章为“白居易诗序的创作个性”。为了突出白居易诗序的创作个性和中唐诗人“各竭才智竞求超胜”的创作风气,选取与白居易唱和最为频繁的元稹、刘禹锡诗序与白居易诗序进行比较研究。在元白诗序的比较中,可以发现,白居易与元稹在创作风格上表现出一元性与二元性的差别。白氏一路贯彻的现实主义风格,我们称为风格的一元性,对于元稹既关注社会又重视自我感官体验的表现,可称为二元性。这种风格的一元性与二元性区别在二人诗序中体现为:题材选择上,白氏选材注重关注现实,元稹则在关注社会的同时展现尚奇趋新的特征;语言上,白氏以俗为美,元稹雅俗兼具;形式上,白居易以散体诗序为主,元稹则韵散互用。通过划分和对比刘禹锡与白居易不同仕宦时期的诗序,可以发现,刘白不同的生命姿态:前者显示了生命的倔强与斗争,后者在蜕变中彰显了人格的成熟。第五章为“白居易诗序与中唐‘古文运动’之关系”。结合时代背景、文学发展等分析诗序为白居易大量创作的原因,可以发现,党争迭起、变动不居的政治局势,尚俗趋易、平民风尚的社会风习,古文运动、诗序散文化的文化变革是导致白居易诗歌中序体文化范围扩大,出现大量长题、题注,诗序数量达到高潮的主要原因。其中,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提出的文以明道、文从字顺、气盛言宜的主张与白居易诗序中提倡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以及辞质而径、直歌其事的理念存在关联性。同时,白居易诗序体现的平易文风与古文运动也相互呼应,诗序形式上的散文化、内容上的充实化、创作本质上的实用性都与古文运动在文学创作上的要求相符合。
苗江磊[2]（2020）在《战国拟托文本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与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研究概念的界定与厘清。首先,介绍了论文研究题目的内涵、意义;其次,针对前代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分门别类地梳理与概述。“拟托”是依托于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相关事迹或言辞的一种创作现象,运用拟托手法创造出的相关故事作品便是拟托文本。论文的正文部分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题为:《“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该章主要介绍拟托此名的基本概念内涵,以及促使拟托作品产生的时代因素。“拟托”一词,就其字义而言,应有“揣度而托言”之内涵,即假托于所寄寓之人,并揣摩其特点,模拟其人,替其说话、代其发声。题中所指的“拟托文本”,并非文体之含义,而是就其内容而言的文本作品。由此观之,论文所研究的“拟托文本”,便是托名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言辞、编造相关故事的文本作品。战国之世,社会变革,诸侯纷争,学派并起,众说纷纭,诸子骋词辩难,士人竞逐游说。带来了此时期作品创作目的多样,以及创作手法的繁复。拟托作品正是紧紧伴随着战国的变革与纷争潮流而孕育生长起来的,具有其产生的时代性。而且拟托文本有其产生的普遍性,无论从此时期作品的数量还是内容方面,都呈现出繁荣、丰蔚之貌。时局的改变、经济的改变以及士人地位的改变,带来了利益的相争、列国的相争以及学派的相争。这一时期作品创作中的虚构化倾向,是紧扣战国“变”与“争”主题的必然产物。由于拟托文本主要是假托于历史实有人物进行创作,这就有一个作品是属于拟托虚构还是历史实录的判定问题。用来判断拟托作品的迹象大致可以概括为错置年时、抵牾思想、脱离环境、乖悖史录、文辞荒诞、情理难通、重复叙事等七种。此外,就作品本身的内涵分析,因为拟托作品具有拟虚而托实的基本特征,致使它们与史籍、小说等许多作品之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存有区别,既有颇多的共通性,又存在着一定的相异性。论文第二章题为:《<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先以国别为类,分节考证《战国策》一书中某些文章所含的拟托性质,继而就相关篇目的创作动机、文本内涵等方面进行分析。战国尚辩,游说论辩既已成为当时士人晋阶的必要途径。士人为欲驰骋其说,取合诸侯,游士便须研习揣摩之术,以工于游说论辩。于是,一批关于纵横与权变的故事便随之产生了。《战国策》中为数众多的拟托故事,是于战国揣摩风气的推进下产生的。而细究这些作品的具体创作目的,则动因不外乎两者:一方面乃是出于士人的遵效与模仿,另一方面,则是缘于士人的研习与演练。虽然《战国策》之中诸篇拟托纵横家游说的策文,当时只是为士人游说提供学习底本,但此书中拟托作品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们不仅为战国这一历史时期下特殊的士人游说现象,提供了文字资料的参考;更因其自身所呈现出的虚构与模拟性质,与后世戏剧作品的剧本创作具有了极为相通的契合因素。论文第三章题为:《<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节考辨书中某些故事所含的拟托性质。《晏子春秋》一书记的多是晏子设言进谏的故事。此书中为数不菲的拟托作品,大都与稷下学士议政论政的创作训练密切相关;尤其是“同题拟作”一类作品,据同题、据类事而拟作,强化了文中的议论部分,令“说”的创作特征在文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彰显。这些拟作更能于作品的情节、主旨中体现出鲜明的模拟演练意味。有基于此,该章又针对《晏子春秋》一书的思想内涵,以及文本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论析。关于《晏子春秋》体现的思想问题,前贤多所论争,有儒家、墨家、非儒非墨、亦儒亦墨等四种说法。而此书中那些拟托晏子而演绎的故事,多有切合儒家、墨家抑或纵横家思想的内容。这些故事,不论是阐发儒家重礼乐及疑鬼神的观念,或是论述墨家节用、爱民的思想,抑或是借鉴纵横家的论辩与游说技巧,它们都没有远离维护政局、安抚民众等现实施政方面。可以说,《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本正是利用不同学说而塑造出的贴合现实的议政作品,相关作者已经将抽象思想观念应用于模拟政治生活的创作之中。论文第四章题为:《<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三节对《庄子》一书多篇故事进行拟托性质考辨。《庄子》书中确实有数量斐然的拟托作品,它们大抵产生于创作者的托名附会过程中。《庄子》中的拟托作品,借重了大量的古圣先贤等人物,概括古今、超逸流俗。这其中既有德行昭彰的远古帝王,也有声名远播的诸子学者,还有闻名遐迩的狂狷隐士等,所在多有。《庄子》之中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自然是为了恰如其分地阐释道家理论与思想。故事的创作者依托于闻名人物进行编造,能够更加强化庄子及其后学的说理立论效果。从拟托文本的内涵而论,《庄子》一书的行文多以荒诞不羁、不拘一格的想象而为人所知。因为拟托作品本来就是基于真实人物而虚构创作产生的,所以想象性、夸张性的创作技巧都可谓是相关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论文第五章题为:《<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这一章第一节首先探寻《穆天子传》的非纪实内容,以考察此书所含的拟托创作属性。从《穆天子传》书中诸多异于传载、脱离年代、背离环境、古奥深隽、行文语言等许多因素中,可以发现此书具有并非实录作品的文本特征。不独于此,此书行文中又带有相当明显的战国时期社会风貌、地理形态以及创作文法等方面的特征。就此情况进一步推断,《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时人附会周穆王之名而扩展演绎的。《穆传》以周穆王作为核心主人公,而且其书所涉一些事件确实是存有先秦时期流传的历史史事痕迹的,可以说,此书正应当属于典型的托名虚构之作。次节,结合战国士人兴起的时代背景,探究《穆天子传》的创作动机。从《穆传》内容的非纪实性,以及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发扬等方面而论,此书应当既非史官着史之着,也并非巫觋术士之作。而结合当时活跃兴盛的士人群体进行审视,就会发现《穆传》假借西周穆王之名的作品形式,以及书中体现出的种种切合战国创作的文本特征,都透露出,此书的形成很可能与士人的创作息息相关。《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士人在参与政事活动之时,附会周穆王西行的传说而虚构演绎的。而此书作者的具体国别,从它于晋时才发掘且传世未得多见等情况考虑,《穆传》在当时流传不会太广,故而其作者尤以魏国士人的可能性最大。该章最后一节,针对《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进行了论析,考察了一直以来许多学者将《穆传》归为“小说”作品这一观点,并论证了相关论说的未安之处。应当说,从文学小说作品的叙事性、虚构性、故事性等方面而言,《穆天子传》与小说作品的确存在相通之处。但《穆传》却并不能完全视为小说类着作。首先,《穆传》从创作之初就不是为了供人欣赏的,并没有达到小说作品审美愉众的创作要素。其次,就文本内容而论,《穆传》的具体内容中也有许多与小说作品不能相合的因素。论文第六章题为:《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该章是基于近年发现的简帛古书材料,譬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对出土文献中拟托作品的存在情况进行考释、辨析与论述。譬如《上博简·子羔》一篇是对于孔子与子羔言谈的记述,因文中所涉的三王感生之说存在争议,而且简文中孔子对传说的阐释方式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有所抵牾,故而该文存在着并非实录孔子言论的可能性。又如《清华简·邦家之政》一则,因简文载有悖于孔子时代的言论,且其文所含思想甚为多元,并非单属儒家,故此推断该简文是托名虚构而作的“拟造孔子言论”作品。类似之例还有《上博简》中《鲁邦大旱》《相邦之道》《季庚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等诸则简文,它们或是假托于孔子之名而进行的模拟创作产物,或是在行文中带有添衍附会成分的作品。彰显出战国士人在增益传闻、阐释理论抑或是传播学说之时所进行的大胆虚构性创作尝试。《上博简》与《清华简》之中亦不乏拟托殷周先王、拟托战国诸侯等历史人物所创作的故事。如《清华简·耆夜》一篇,因简文所载饮至礼悖于礼制记载,文中又多有违背周人礼法及思想的内容,因此,该文很有可能是托名周武王、周公等人而附会做诗的叙事作品,带有追慕先贤、模拟创作的内涵意蕴。又如《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应属于后人假名于彭祖的一篇议论性质的作品;《清华简·管仲》是以齐桓公与管仲对话为基本形式而成篇的拟托作品;《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是拟托楚王与范乘二人所作的一番对话;《上博简·志书乃言》是拟托楚王与无愄而作的对话故事,是类多有。此外,《清华简》中还有些许拟托商汤之臣属伊尹而作的故事。如《赤鹄之集汤之屋》一则,简文后段有巫乌救小臣,及小臣本巫乌之言帮助夏君驱病之事,此于传世文献中并无俦匹,是时人虚构的新增情节。所以此文当是基于伊尹来往于商与夏之间的历史事件而展开的虚构创造。再如《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两则简文,都是关于商汤、伊尹间的问对故事,其文的词句也带有着意编排与增饰的痕迹,整体呈现出类似战国散文作品的语言风格,很可能是依托伊尹而附会的问对作品。最后,论文的第七章题为:《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该章是根据前章诸多文献材料,对战国时期拟托创作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分析,包括拟托文本的文学性特征考察,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以及拟托创作现象的文学意义总结等。就拟托作品自身的定义内涵而言,人物的依托性应当属于相关作品所蕴含的首要特征。而“拟虚托实”的拟托作品,借助历史人物及背景只是作者的手段,文中所呈现出的虚构内容,才是创作者的核心着力之处。因此,拟托作品亦具有创作性特征。拟托创作以其自身意味深长的承前集成性、创造致新性与开拓启示性意义,已然成为了战国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的一种不可忽视、举足轻重的重要文学现象。结语部分是对战国拟托文本的整体特征进行概括与论析。概而言之,从传世着作及出土文献两方面而论,在战国时代的各类叙事散文着作中,拟托作品确然已经是粲然可观、卓具韵致。
姚灼[3]（2020）在《张怀瓘《书断》集注汇评》文中研究表明集注就是汇1或综合诸家对同一古籍音义的注释。对各个版本的注释进行整理,并对个别部分进行补充,加深读者对文章的理解。张怀瓘是唐代着名的书法理论家,留下许多价值极高的书法理论着作,《书断》是其书论中重要的一篇。《书断》的内容颇多,范围极广,时间跨度较大。首先是对十体发展历程的论述和概括,并把各个书家按“神、妙、能”三个层次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其品评的标准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本文对《书断》进行集注汇评,主要针对现有的相关着作进行集注,并相应的加入笔者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求文意更为通顺,便於理解。首先文章第一部分是绪论,对《书断》以及张怀瓘的研究现状,版本问题以及研究的重要性进行简单的论述。其次文章第二部分是对张怀瓘本人以及他的其他相关着作进行简单的论述和概括。最後文章第三部分即本文的主体,针对笔者手中现有的各个版本对《书断》进行校对,主要以明毛晋《津逮秘书》民国十一年上海博古斋影印的济古阁本为底本,以笔者目前掌握的其他版本加以参校。校对部分主要以王云五的《丛书成集》、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其主要包括《中国书画全书》本、《四库全书》本、范祥雍点校本、洪丕谟点校本;《墨池编》主要包括《中国书画全书》本、《四库全书》本、何立民点校本;《书苑菁华》主要包括陈思编撰本以及《中国书画全书》收录本、《四库全书》、《历代书法论文选本》、潘运告《张怀瓘书论》、石连坤《书断》、梁德水《张怀瓘〈书断·序〉解读》本、邵军校注的《书断》、边平恕、金菊爱《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为主。注释部分主要依据潘运告《张怀瓘书论》、石连坤《书断》、梁德水《张怀瓘〈书断·序〉解读》本、邵军校注《书断》、边平恕、金菊爱《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对文章的注释部分进行集注,最後根据相关的硕博论文对与《书断》有关的论述进行汇评总结,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王宇科[4]（2020）在《影戏教育的践行者 ——谷剑尘影戏生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谷剑尘是中国早期电影的代表人物,他对电影的理解和认知始终立足于大戏剧观之上,将电影、舞台剧、文明戏都看做戏剧的一种,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将教育的观点融入到这种影戏实践当中。纵观谷剑尘的一生,不论其身份发生了何种改变,其始终围绕着影戏教育展开活动:从报刊时期以戏剧为媒介的道德教化观,到明星影戏公司时期的艺术教育实践,再到江苏教育学院时期的民众教育,谷剑尘始终坚持把教育的观点融入到影戏的理论与实践当中,形成了独特的影戏教育观。从源头上讲,谷剑尘的影戏教育观,一方面继承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戏剧改良运动的理念,将影戏作为教化民众的媒介;另一方面承袭了传统文人“文以载道”的艺术传统,将影戏作表达自己政治观念的工具。从发生学来讲,它反映了在国家危难时刻,作为知识分子的谷剑尘感时忧国的家国情怀,将国家的现实与自己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将改变国家命运作为自己艺术实践的追求。可以说,谷剑尘是早期电影人跨越式发展的一个典型,他对影戏教育观的探索,恰恰反映出深受传统教育的早期电影人在面对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时,并非完全吸收而是对其进行有选择的借鉴。因此,本文将以时间为线索,从四个时期来把握谷剑尘的影戏教育观,重点分析谷剑尘的理论文本在电影史学和电影创作上的双重意义,同时注意检视谷剑尘的各阶段不同身份及相关事件对谷剑尘电影观念的影响,以此探讨谷剑尘电影教育观念生成与变化的内因与外因,阐释其不同时期电影教育观念的特征。
邢云龙[5]（2020）在《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传统由来已久,人们在培育、艺植、观赏与题咏花卉的过程中,与花卉结下了“深挚的友谊”并联结上“情感的共鸣”。有明一代,花卉园艺与园林活动兴起发展,游赏之风渐行、花卉文学书写繁盛,人们对于花卉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意蕴有了更进一步地感知与了解,檃括继承并深化了以往的审美经验和体认能力,花卉植物的生活实用、审美观赏与文学艺术等价值在相应领域内重新得到了抉发利用和创新发展。本课题结合了历史时间（明代）和区域空间（北京）两个考量因素,从文学与文化层面出发,宽领域、多维度地综合考察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相关情况。第一章:明代的花卉园艺与游赏之风。首先,明代前期花卉园艺的发展在经历元代沉寂之后有所承继与突破,明代中后期更是获得重大进展,具体表现在:花卉资源分布及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花卉栽培技术的综合提高和花卉种类、品种的增加;花卉商品基地出现与市场贸易的兴起;园艺理论系统科学化并涌现大量花卉文献专着。其次,明代前期受政治环境约束和国家政策管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相对保守,花卉园艺发展举步维艰。大概从明宪宗成化时期、明孝宗弘治时期以后,明初以来的这种淳朴保守的社会风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后,北京花卉游赏之风的直接影响,不仅促进了明代中后期北京花卉业的发展以及相应推动了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同时也浸染改变了其他一些社会习尚。第二章:花卉作为“媒介”与明代北京文人生活及其文学创作。首先,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种种密切联系,具体而微地表现为人们热衷于种花、养花、插花、赏花、赐花、簪花、餐花、赠花、写花、咏花与绘花等,花卉兼具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属性而成为京师文人士大夫寄寓闲适生活、表达高雅情趣的重要载体。其次,明代北京文人的“恋花情结”与爱花原因,二者实则共同构成了花卉游赏“同质异构”关系的两部分。最后,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围绕花卉植物进行的园艺园林活动、社会生活习尚和文化艺术领域等渐趋繁盛,正是这一地区文人士大夫的踵继活跃,从而促成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局面。第三章:明代北京的观花植物资源及其游赏活动。首先,明代北京用于观赏和美化的花卉,主要有木本花卉毛茛科的牡丹、草本花卉毛茛科的芍药、草本花卉菊科的菊花、木本花卉蔷薇科的杏花和梅花以及其他一些观花植物。其次,明代北京地区游赏活动的诸多案例及其背后具体的“游赏模式”,大致分为雅集结社赏花、岁时节令赏花、园林寺观赏花等三种形式。然后,通过对这些游赏活动的微观剔抉,可以大体窥见其场所分布和空间布局。最后,明代北京观花植物资源与游赏活动的相关特点,具体表现在:观花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且种类多样;游赏主体广泛且游赏活动场所集中;游赏活动及其季节性特征较为显着。第四章: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的实际典型案例,这也是本文的重要主体部分。首先,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的阶段规律和主要特点,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时期及其相关主要特点:洪武至天顺时期——政治范畴赏花赋诗空间;成化时期及以后——私人生活赏花题咏范围。其次,蠡测整理出明代北京园林发展情况,结合各个园林的主要花卉景观分布情况和特点进行援引介绍,以期进一步重点探讨明代北京园林中文人的赏花交游及文学创作。再次,以明代北京为例来探讨瓶花与盆景鉴赏的时代风尚及其相关文学表现,纵向将其置于古代瓶花与盆景的发展历史进程中而大致了解其发展脉络,横向考察北京地区瓶花与盆景的相关发展情况（乃至与其他地区进行综合比照）,并以袁宏道《瓶史》的创作环境及其内容为中心,稽考明代北京瓶花鉴赏风尚的典型时代特征。最后,选取“玉堂文人群体”“茶陵派群体”和吴中士人等三个主要群体在京赏花赋诗为个案考察对象,对明代北京赏花活动及文学书写进行相应的细致微观考察,来解构京师世风及文化内涵下的馆阁翰苑与郎署及其文人士大夫文学传统,管窥赏花的不同场景及其游赏主体的多重身份结构和心态,“以点带面”揭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与风尚以及相应的文学表现等,并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多维度意义。
董文通[6]（2019）在《现当代绘画场域的自主性再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当代绘画场域的自主性再造涵盖多个维度,包含现当代绘画的历史维度、绘画实践的内部关系维度和绘画与社会的关系维度,本文着重于探讨绘画的场域关系中所暗含的自主性问题在实践创作中的意义,并通过艺术家案例及具体的个体实践经验进行分层研究。绘画的场域构成方面,涉及到现当代绘画的历史语境,现当代绘画的外部场和内部场的相互关系的论述。外部场首先从实践者的身体场入手,身体的知觉、惯习、意向性、行动的场,进而到绘画的创作场。绘画的创作场涉及到时代的绘画、工作室的绘画、现场绘画三层结构,通过艺术家案例来阐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绘画的社会关系场的部分,涉及绘画的社会惯例的构成、社会关系的网络、以及绘画艺术的分配关系。进入到绘画作品内部场域构成的分析,涉及绘画语言形式场,即文本与语境,文本需要语境支撑的关系。指出三种逻辑,模仿的逻辑、符号的逻辑、观念的逻辑。进入到对绘画内部虚拟的场域关系的建构特征、绘画内部容纳的实践场、绘画作品内部场同外部空间及其他媒介的互构,如:1、绘画与空间的关系。2、绘画与文本现成品的关系。3、绘画与数字媒体以及声光电媒介的关系。进入到绘画的受众场及传播场的分析,其中涵盖展场、社会的审美层次架构、绘画场域外部关系的斗争性。进入到身体与作品、作品与展场、展场与社会之间彼此交织的关系以及绘画场域边界的问题讨论。列举两位有代表性的现当代艺术家:欧洲的贾科梅蒂和美国的利希滕斯坦,他们的绘画场域结构给予绘画场域的构成以实际的案例举证。论文的核心部分是对于绘画场域中的自主性再造的问题的论述,涉及自主性的定义及相关要素,如:创作者的自主性再造、语言层面的自主性再造和接受层面的自主性再造的问题,由个体性、主体性、自主性,递进的层次来分析梳理自主性,将自主性如何克服危机和如何建构绘画的自主性作为讨论重点。针对自主性引申出反思性的问题。绘画实践者的实践问题场,从实践中分析具体问题来回应理论部分的论述。以实践者的角度从实践者的社会场域来切实的考察自身所处的场域结构,问题现状,抛出实践者的实践问题,从而在反思中来获得实践者的自主性架构。当下绘画实践中正在进行并不断演化出的新问题,以此期望能够投石问路,对绘画与社会场域关系问题实践研究做出粗浅的理论铺设和架构。
张绍时[7]（2019）在《先秦“象”范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中,“象”是一个蕴含文化观念、哲学思想、审美特质的范畴,它跨越了哲学、美学、文学、天文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对汉语思维方式、言说方式乃至社会价值体系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象”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范畴,与其孕育、发生最为关键的先秦时期有着紧密关联。“象”是构建先秦思想文化系谱的一个基本符号,从日常生活的器物之象到祭祀活动的祭器、乐舞之象,从天文学的日月星辰之天象到医学的藏象、脉象,从巫卜文化中的龟筮之象到宗法文化的制度之象,“象”涉及到先秦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多个方面,它是一个包含思想价值、精神品格、民族意识的概念。“象”又是关涉到先秦人们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范畴,象思维和象喻言说在先秦时期得到广泛运用,经过思想家的理论阐释,形成了以“象”为思维纽结,以天地人互通为平台的整体运思模式。“象”范畴虽然在先秦的知识系谱形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学界对“象”范畴在先秦时期的孕育发生、历史演化、内涵特征及其与象思维的关联、对后世文化的影响等方面缺乏系统研究。有必要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范畴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研究方法对先秦“象”范畴进行全面整理、系统研究。在充分掌握文献的基础上,厘清“象”范畴的孕育、发生、发展过程,梳理各家学派对“象”范畴的论述,探析“象”范畴的内涵、特征、功能,彰显“象”范畴所包含的民族思维模式,探讨“象”范畴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这有着多方面的意义:有助于把握先秦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有助于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有助于把握中华文艺美学的特征与精神,有助于中西文化及文论的比较研究。“象”字丰富的含义为“象”范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甲骨文中“象”有动物名、氏族名或人名、乐舞名三义。周代“象”字含义主要沿着动物义、神圣义、视觉义发展。“象”又转化为动词,具有效法、相似之义。在“象”的字义发展及转化过程中,其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成为关系到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先秦思想家的理论总结直接促使了“象”范畴的发生,推动了“象”范畴的发展。《老子》提出“无物之象”“其中有象”“大象无形”等一系列命题,最先将“象”提升为一个哲学范畴。《易传》提出的“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制器尚象”等命题分别阐释了易象的发生、目的和功能,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象论思想。《乐记》将“象”引入到艺术领域,“气以成象”“声者,乐之象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等命题关涉到乐象的发生、形态和功能,“象”在乐中相应地具有本体、媒介、功能等多重意义。先秦思想家较少对“象”范畴进行直接地理论界定,“象”范畴的内涵、特征、功能是在与其他范畴的关联与比较中凸显出来的。从内涵来看,“象”与“物”“形”“名”“文”密切相关而又有所区别。“象”源于古人对宇宙自然、社会生活的体验与效法,它是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相互交融的产物。“象”既保留了自然物象的感性形态,又包含了主体观念之象的超自然、超实体特征,是一个具有丰富意蕴的文化符号。从特征来看,“象”与“气”密切相关而具有直观性,与“道”密切相关而具有形上性,是心物交融的产物而具有主客交融性。从功能来看,“象”是先秦思想家尽意的一种重要方式,他们广泛地运用象喻方式阐释自己的理论主张。“象”之所以成为先秦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与它所包含的思维模式密切相关。“象”源于先民的尚象意识,先民的采集渔猎活动、龟卜占筮活动以及图腾符号、象形字等都体现出这一本源性的尚象思维模式。象思维以“观物取象”为起点,以“取象比类”方式展开,以“立象尽意”为目的,以象征、比类、联想、暗示等方式把握和表述未知的世界。象思维是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相浑融的一种思维模式,具有形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特征。先秦象思维的广泛运用从潜在层面促进了“象”范畴的发生,“象”范畴的发生、发展与广泛运用又是象思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先秦思想家对“象”范畴的讨论以及象思维的广泛运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影响。以文艺美学为例,这表现在三个层面:从话语层面来看,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衍生出意象、兴象、气象、境象等一系列次生范畴,在唐代形成了成熟的审美意象论,由“象内”“象外”之论进而发展成为艺术意境论;从思维与言说层面来看,先秦时期形成的象思维方式和象喻言说方式,对古典文艺美学的象思维及象喻言说有着重要影响,形成了偏重于直觉感悟与象喻妙譬的理论品格;从文化精神层面来看,先秦“象”范畴与象思维对古代艺术的超越精神、生命精神、诗性精神都有着重要影响。总而言之,“象”具有原始具象、认知中介和本体意义等多重内蕴,它在先秦思想文化演进与知识系谱生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象”与龟卜、占筮相结合,确立了它作为沟通天地人的中介。“象”在春秋战国思想家的阐释中完成了理论层面的超越。老子的“大象”论将“象”提升到哲学层面,确立了其形而上的本体意义。儒家将“象”与伦理道德相关联,确立了“以象比德”的政教传统。凡此种种体现了原始“尚象”意识到象思维的转化。先秦“象”范畴和象思维对重视形象性、审美性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蓓[8]（2019）在《变异修辞视角下的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于国内文体学界对“语言风格”界定的“总和特征论”和“常规变异论”以及黎运汉对“作家语言的个人风格”的界定,本研究尝试将“作家语言的个人风格”界定为作家一系列作品中反复而持续出现的涉及调音、遣词、择句、设格、谋篇等方面的变异修辞现象的总和。鉴于此,本研究以变异修辞为切入点,对沈从文小说中反复而持续出现的涉及上述各方面的变异修辞现象的再现进行考察,以期对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的整体再现情况作出评价。笔者发现,在汉语变异修辞研究中,相关论述就“变异修辞”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并不充分,对“变异参照系”的认定众说纷纭,无法为变异修辞方式的判定提供可操作的指导原则和统一的判定依据,此外,相关研究对变异修辞方式的分类所依据的标准也不甚统一,从而导致了变异修辞方式的归属性混乱。可以说,这些变异修辞研究大都各自为阵,尚未形成统一的变异修辞理论体系,因而不能直接用来对本选题研究对象进行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证分析。然而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均结合大量实例对众多变异修辞方式的结构和修辞效果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沈从文小说中变异修辞现象的结构和修辞效果的分析乃至再现效果的评价都不乏一定的指导意义。基于上述分析,本论文引入了陈望道在其构建的汉语修辞理论体系中提出的“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概念,指出其与“常规修辞”和“变异修辞”之间存在着对等关系。在此前提下,本研究通过将“常规修辞”即“消极修辞”指定为变异修辞的变异参照系,将陈望道所构建的“积极修辞”纲领移用为“变异修辞”纲领,从而将陈望道的汉语修辞理论体系中的“积极修辞”部分改造为“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基本架构,并以统一的变异参照系和“变异修辞”纲领为依据,对汉语变异修辞研究中归纳出的变异修辞方式的变异性进行了重新判定,同时根据改造后的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基本架构,将本研究中所认定的变异修辞方式进行整合和分类,从而形成一个博采众家之长的开放式变异修辞研究框架,以此作为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的理论及结构框架。在该理论框架的指导下,笔者对沈从文小说及其英译本进行了比对性细读,从中挑选出反复且持续出现的涉及调音、遣词、择句、设格这四个方面的六种变异修辞现象,将其设定为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的考察参数。译例分析表明:在“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英译过程中,译者所关注的多为其基本语义的传递,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超常搭配所蕴含的独特的美学或诗学意义的再现。以“同词相应”的英译为例,只有43.8%的译文兼顾了原文用词的呼应性再现及构成呼应关系的词语/词素语义的传递。另以“乡土语言”再现为例,在“方言詈辞”的转换过程中,译者大多只关注方言詈辞的字面或语用意义的传递,忽略了其詈骂功能及其他语用功能的再现,而在“地方俗语”的转换过程中,仅有36%的译文兼顾了其语言表达形式移译和语用意义传递。再如“叙事语言中的押韵现象”的翻译,押韵现象的转换率则更是不足17%,而即便有译者尝试进行照应,其译文也存在不少问题,从而较大程度地偏离了作者的用韵风格。在“比喻”的再现方面,对于“A像B,C型”比喻的英译,尽管比喻这一修辞手法的再现率高达83.3%,但由于延伸主词英译失当,译文中比喻或难以成立,或无法与原文比喻实现对等或近似对等的修辞效果;对于“联喻”的英译,译文在各分喻语义信息的传递和修辞手法及修辞效果的再现方面,在各分喻之间相关性和呼应性的再现以及各分喻配合使用所实现的组合修辞效应的再现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就“飞白”的英译而言,只有22.2%的译文通过在译入语中重造飞白再现了与原文飞白在修辞效果方面的对等。上述分析表明,多数译者更注重变异修辞现象语义信息的传递,忽略了表达形式和修辞效果的再现。由此,我们认为,从变异修辞视角来看,不少情况下,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并未得到充分再现。译者在变异修辞现象的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翻译倾向一方面反映了莫娜·贝克所总结的翻译文本的普遍性特征如“明晰化”、“去模糊化和简化”、“传统语法规范化”、“避免重复”以及“夸大译入语特征”等,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的社会和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的影响。当译文在该系统中居于次要地位时,译者往往倾向于以现有的目标语文化规范为依据进行翻译策略选择,从而导致不充分的译文的产生。此外,这种翻译倾向还与以下因素存在着密切关联:一、译者普遍对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缺乏整体性认识,未能意识到变异修辞转换之于沈从文小说整体语言风格再现的重要意义;二、英语母语译者即便拥有良好的中英文读写能力,较之汉语母语译者,也依然缺乏对汉语敏锐的感知力,因而无法对各类变异修辞现象及其所蕴含的诗学意义进行透彻的理解和传递;汉语母语译者尽管能够更好地识别各类变异修辞现象,在转换过程中,却往往因缺乏应有的语感及相应的表达能力而同样无法传递出变异修辞手段所承载的风格信息;三、英汉两种语言系统上的差异性也为变异修辞现象的再现及其所蕴含的美学意义的传递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们认为,要充分再现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译者应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认真细读,从而获得对其作品中种种变异修辞现象等反映原作风格的语言现象的敏锐感知力。在此基础上,若能采用中西合璧的翻译模式,既充分发挥汉语母语译者在识别原作中的变异修辞现象和理解其所蕴含的美学意义方面的优势,又充分发挥英语母语译者在英语表达方面的优势,以变异译变异,充分再现原作中变异修辞现象的修辞效果,并传递出变异修辞现象所承载的风格信息,则有望将沈从文这位蜚声中外的小说家的风采展现于英语世界。
王倩[9]（2019）在《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研究 ——以和陶文人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陶渊明经历代文人的阐释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而对于该符号意义的定型与扩充,元初南方士人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元初南方士人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异族统治的耻辱、华夏文明的危机、社会地位的沦丧、生存处境的窘迫,于耻事二姓、严辨夷夏的儒家精神与忠义守节的遗民情怀的影响下交游互动,逐渐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大群体,而陶渊明也成为这一群体不约而同推崇与效法的对象。他们以前人、时人对《陶渊明集》的整理、抄写、校订、刊刻本,与陶诗选集、苏轼《和陶诗》以及前贤评陶文献为媒介,认识、理解陶渊明,从而对其人其诗进行评价与接受,这主要表现在:对《陶渊明集》的注释、文学创作上的接受（如拟陶诗、和陶诗、题陶画诗、同题集咏以及创作上的“偷语”“偷意”“偷势”）、理性的解读、人格与诗论上的借鉴。而和陶诗作为陶渊明接受的特殊方式,亦受元初南方士人追捧,以至于和陶文人层出不穷。元初南方学陶文人数量众多,和陶、学陶形式多样,全面深刻,掀起了陶渊明接受史的又一高潮,慕陶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元初南方普泛化的精神取向。元初南方士人从小受理学熏染,普遍重视主观修养的提升,因而强调学陶应先从其人品入手。文人们面临相同的社会背景与地域性、时代性精神,且陶渊明人格内涵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存在着,以至于对陶渊明人品的解读与接受存在很多共性之处,这主要集中在“躬耕归隐的生活方式”“固穷守节的耿介品格”“任真自得的闲适心境”“耻事二姓的政治立场”“桃源乐土的理想追求”上。这样一来对陶渊明其人的推崇便成为了元初南方士人的一种风气,因此陶渊明真正参与士人时代精神建构。然而,由于身份地位、经历遭际、文化思想等存在差异,元初南方士人对陶渊明的解读与接受也有出入,因此个性特征不容忽视。如方回将渊明躬耕归隐、固穷守节品质同躲避朝廷内乱的意图相连,对前贤关于陶渊明忠义精神、桃源理想的讨论进行更正,此外在评价“任真自得的自然心境”时提出“自形役自身”“心即境”的创见,并由此反思自身失节行径与宽慰沉重内心。元初南方士人接受陶渊明人品的目的在于欲借渊明品质正社会风气并构建时代精神标准与典范人格,欲借渊明忠义精神强化对故国社稷的忠诚、对民族气节的坚守、对华夏文明与儒家文化的扞卫。可是,他们于动乱时局、思想渊源、社会风气、人生观等的影响下,形成了与陶渊明人格相左的现实人格,即“伤时悯乱的悲愤情怀”“谋身求名的重利思想”“怨劳轻农的等级观念”“徘徊仕隐的矛盾心态”。这制约他们真正获得渊明思想精髓。因此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程度并不高。元初南方士人因仰慕陶渊明人格,进而好其诗歌,自然接受其审美思想。因所面临的诗坛现状与文学使命趋同,加之往来酬唱互动,元初南方士人的美学趣味相契合,从而对陶渊明诗品的解读与接受存在共性之处,主要体现在“平淡自然”“风韵之美”两个层面,并在此基础上从诗学思想与和陶诗等诗歌创作中加以吸收。他们对陶渊明诗品的普遍推崇,使得“平淡有味”诗品成为元初南方的审美风尚,这意味着陶渊明真正参与了南方士人诗学的建构。此外,个性解读亦不容忽视,如刘将孙从诗歌发展史与晋人风度的角度解读渊明自然诗品、将渊明冲寂诗风归结为“养气”、借《停云》诗阐发陶诗好比兴寄托而言近旨远的美学特征,并由此提出“天趣说”“清气说”。这对陶渊明接受史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价值。元初南方士人接受陶渊明诗品的直接意图在于个人诗歌审美理想与创作的更正与完善,但根本目的在于看清元初诗坛弊病后欲为其寻找突破口,即:起五言古诗之衰,纠律诗现时之弊。这使得陶渊明的文学价值得到充分地发挥,进一步证实与巩固了陶诗在诗歌史上的典范地位。然而,由于未学得陶渊明精神胸腑以及元初诗坛弊病的复杂性,元初南方士人非仅守陶诗一家而是转益多师,从而形成与陶渊明诗品相左的诗学思想,如诗史精神、崇尚雅正、讲求诗法,这必然对阻碍对陶诗的接受。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踵武前贤,承旧出新,继往开来,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首先,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具有总结性,即继承元前接受成果,从而贯通陶渊明接受史。其次,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具有突破性,从受众而言,慕陶、学陶已成为一种文学风气;从接受方式而言,除致力于和陶诗与田园诗的创作外,还开创了具有时代性的习陶方式,如同题集咏与题陶画诗;从接受内容而言,对于前代士人轻视或忽略的陶渊明人品与诗品亦作有充分阐释与效法,从而真正实现陶渊明接受的全面性;同时元初南方士人对于陶渊明其人其诗的接受真正落实到心灵、行为与诗论、创作上,并形成一股时代潮流,从而从实践上真正发挥了陶渊明的文学价值与文化价值,真正证实与巩固了陶渊明的典型地位。此外,元初南方士人熔铸其特有的时代精神与文化人格对陶渊明进行重构,将其忠义气节延伸至对民族气节与华夏文明、儒家文化的坚守,从而进一步将陶诗的地位与价值推向更高境界。最后,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具有影响性,对于元中后期、明清士人陶渊明接受的切入点、接受重点、观点形成、接受意图与人格精神与诗学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邱启雄[10]（2019）在《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本文试图通过对传统文人身份、“文人意识”概念的重新梳理与诠释,论证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文化语境的置换产生价值及形态转换的可能,继而提出“新文人意识”这一概念。笔者认为,“新文人意识”是一种将传统文脉中的语意系统进行结构转换,延入当代表达的独特审美逻辑,它旨在建立一种互文性的文化语境及表达模式,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下的产物。它与传统文人意识及当代艺术思维均具备一定的联系,使得二者具备沟通的可能性。不同的是,传统文人意识是在一种封闭的文化形态下,以一种“天人合一”的独特宇宙生命观为依据,以一种与现世疏离、忽略具体时空的方式来表达对生命本真的先觉,是在特定价值预设下的自觉归属,具有人格化倾向;而“新文人意识”则是发生在一种开放式、动态式的当代文化语境下,是在与现实社会不断对话及反思中,以一种个体差异化的真实体验来替代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并以一种动态发展的“在场性”与个体生存体验及整个的社会文化发生着紧密的关联。“新文人意识”不仅为当代艺术提供了新的创作路径,同时也提供了重新审视、激活传统的契机,对于抵制后现代文化中的虚无主义、构建历史承续性具有积极作用。“文人意识”是文人艺术的核心理念和精神基础。“文人画”作为“文人意识”的物化呈现,并不是某种审美样式的特指。在传统意义上,“文人意识”并不仅仅对写意画发生作用,而且也对工笔画发生作用。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它在审美价值、审美功能、审美形态等方面都深刻地影响了传统工笔画,包括工笔人物画。就工笔画而言,它在形而上的价值本体层面和形而下的形式语言层面,都赋予了“文人工笔”以新的审美格调。这也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启示:“工笔人物画”这种相对“中性”的绘画样式并不像“写意”画那样带有特定的价值指向,它可以通过语意结构的重组,在新的价值取向下拥有新的意指。在当代语境下,“新文人意识”使工笔人物画超越了形式语言的边缘性探索,而以“意义形态”作为表达的核心,并真正进入现实的精神层面上来,从而在传统艺术资源与当代表达之间形成了价值上的关联。同时,正如我们不能从形式语言方面对当代艺术进行简单限定一样,“新文人意识”下的当代工笔人物画,并不像传统文人画那样呈现出谱系化的特征,即它在进入表达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与一种可能造成自身逐渐固化的观念及表现形式进行对抗,并以此来保持自身的鲜活性。从根本上讲,它表现为一种“意义”的处理方式,是一种“智性”的价值反思,这也是“新文人意识”的主要思维特征。它通过在审美活动中建立起主客体、语言表征及艺术授受的张力关系,以谋取视域的融合;通过建立“主体间性”的审美关系,以契合新的社会文化现实。在作品表现形态上,“新文人意识”往往并不直接从物象中获取意义,而是通过新的语言逻辑将不同意义存在的“符码”进行并置、转译和残缺式呈现。在这种呈现中,“诗性”、“寓言”、“荒诞”是其中三种典型的“意义”处理方式。这三种意义处理方式不仅是修辞也是文体,具有不同文化形态下的现实根源性。其中,“诗性”并不在表达的内容中显示意义,而是透过表达过程,进行意义的“侧显”;而“寓言”主要通过“言意分离”的方式,以一种连贯性的隐喻关系完成叙事;“荒诞”则主要通过营造一种与“常理”相悖的图像或逻辑结构,打破日常情节性,以对应终极价值虚空的当代文化语境下的生存现实。总之,“新文人意识”这一概念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它并不是某种理论预设下的归类和总结,而是一种在场的经验性把握,在其结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充满了变量因素。正如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感知结构”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它始终保持着其自身的活跃性以及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关联性。本文以审美主体的身份及意识特点为切入点,当以此为变量因素时,“代际”、“性别人格”和“文化身份认同”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通过不同的图像素材、语言结构、逻辑倾向最终导致了作品表征的不同,它突破形式风格的划分而指向创作者本身所具备的“人的精神”。
二、创作语言的仿效与创造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创作语言的仿效与创造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白居易诗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诗序及白居易诗序概述 |
| 第一节 “序”、序体及诗序的承接 |
| 一、“序”及序体的概念 |
| 二、序体与诗序 |
| 三、诗序概念界说 |
| 第二节 诗序流变 |
| 一、两汉诗序 |
| 二、魏晋诗序 |
| 三、唐代诗序 |
| 第三节 白居易诗序概貌 |
| 一、白居易诗序的宏观把握 |
| 二、白居易诗序分期 |
| 第二章 白居易诗序主旨分类 |
| 第一节 酬唱赠答类 |
| 一、宴饮唱和 |
| 二、日常唱和 |
| 三、异时唱和 |
| 第二节 史实载记类 |
| 一、记述个人历史 |
| 二、记述社会背景 |
| 三、记述生活实事 |
| 第三节 咏怀类 |
| 一、因物感怀 |
| 二、因人伤怀 |
| 三、游历抒怀 |
| 第四节 效体类 |
| 一、乐府体 |
| 二、陶潜体 |
| 三、寓言体 |
| 四、座右陋室铭体 |
| 第五节 杂体类 |
| 一、叙行藏出处 |
| 二、明一篇之旨 |
| 三、解题中之意 |
| 第三章 白居易诗序的特征 |
| 第一节 白居易诗序的文体特征 |
| 一、诗序的“尊体” |
| 二、诗序的“破体” |
| 第二节 白居易诗序的语言特征 |
| 一、谏诤语 |
| 二、日常语 |
| 三、诗语 |
| 第三节 白居易诗序的文学特征 |
| 一、时空内蕴 |
| 二、视角转换 |
| 三、文化承袭 |
| 第四章 白居易诗序的创作个性 |
| 第一节 一元性与二元性:白居易诗序与元稹诗序之比较 |
| 一、题材:现实性与现实性、趣味性共赏 |
| 二、语言:以俗为美与雅俗同体 |
| 三、形式:以散为主与韵散互用 |
| 第二节 妥协性与斗争性:白居易诗序与刘禹锡诗序之比较 |
| 一、上升期诗序之比较 |
| 二、转折期诗序之比较 |
| 三、低谷期诗序之比较 |
| 四、晚年回升期诗序之比较 |
| 第五章 白居易诗序与中唐“古文运动”之关系 |
| 第一节 白居易诗序兴盛的背景 |
| 一、政治局势与文人心态的变化 |
| 二、社会风习与文人创作倾向的变化 |
| 三、文化变革与文人创作方式的变化 |
| 第二节 白居易诗序中的诗歌理论主张与古文运动的呼应 |
| 一、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与文者明道 |
| 二、辞质而径与文从字顺 |
| 三、直歌其事与气盛言宜 |
| 第三节 白居易诗序体现的平易文风与古文运动的呼应 |
| 一、形式上的散文化 |
| 二、内容上的充实化 |
| 三、创作本质的实用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战国拟托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内涵与意义 |
| 一、本文研究内涵 |
| 二、本题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先行成果综述 |
| 一、《战国策》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二、《晏子春秋》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三、《庄子》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四、《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本文研究方法 |
| 二、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 |
| 第一节 托名与拟创:“拟托”之概念总说 |
| 一、“拟托”概念释义 |
| 二、前人所用“拟托”之说举隅及相关辨析 |
| 第二节 拟托文本的产生 |
| 一、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时代 |
| 二、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普遍 |
| 三、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原因 |
| 第三节 拟托文本的判断依据 |
| 一、错置年时 |
| 二、抵牾思想 |
| 三、脱离环境 |
| 四、乖悖史录 |
| 五、文辞荒诞 |
| 六、情理难通 |
| 七、重复叙事 |
| 第四节 拟托作品与先秦诸作品的共通性与特异性 |
| 一、拟托创作与史籍编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 二、拟托创作与小说作品虚构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 三、拟托创作与先秦“说体”故事变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 第二章 《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揣摩之术与《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产生 |
| 一、揣摩之术的盛行 |
| 二、《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生成 |
| 第二节 《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三节 《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四节 《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五节 《战国策》拟托三晋、燕、宋、卫、中山国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三晋等国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六节 《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与分析 |
| 一、《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 |
| 二、《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的内涵 |
| 第七节 《战国策》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 一、《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别 |
| 三、《战国策》中模式化拟托故事的意义 |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内涵分析 |
| 五、《战国策》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 第八节 《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准剧本”创作析论 |
| 一、先秦文学中的“剧本创作”因素 |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演练说辞与编撰“剧本” |
| 三、《战国策》拟托作品的人物设置与“剧本”角色 |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戏剧冲突与“剧本”情节 |
| 五、《战国策》中的“准剧本”创作 |
| 第三章 《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晏子春秋》托名晏子释义 |
| 一、晏子其人及其行迹考述 |
| 二、《晏子春秋》与他书对校 |
| 三、《晏子春秋》的托名性质 |
| 第二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考释 |
| 一、悖于史事、年时之故事 |
| 二、情理难通之故事 |
| 三、重复叙事之故事 |
| 四、《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的内涵 |
| 第三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考释 |
| 一、拟托孔子评说晏子行事 |
| 二、拟托孔子与晏子相交之事迹 |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的内涵 |
| 第四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考释 |
| 一、拟托晏子与他国诸侯故事考辨 |
| 二、拟托晏子与其交游人物故事考辨 |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五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 一、《晏子春秋》的创作与稷下学士之关系 |
| 二、稷下议政的模拟训练与晏子的示范性 |
| 三、《晏子春秋》中“同题拟作”篇目梳理 |
| 四、《晏子春秋》“同题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 五、《晏子春秋》“悖实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 六、《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与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 第六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对“晏子”思想的三重阐释 |
| 一、晏子思想本相 |
| 二、“晏子”思想的儒家面目 |
| 三、“晏子”思想的墨家面目 |
| 四、“晏子”思想的纵横家面目 |
| 五、《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晏子”三重思想的内涵 |
| 第七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所见晏子形象及作品内涵析论 |
| 一、深谋远虑的智者形象 |
| 二、刚毅果敢的谋者形象 |
| 三、机敏通达的圆融形象 |
| 四、《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 第四章 《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庄子》拟托孔子及其弟子故事考释 |
| 一、以孔子作为宣扬道论的主要人物 |
| 二、以孔子作为体悟得道的辅助人物 |
| 三、以孔子作为禁锢封闭的反面人物 |
| 四、《庄子》中拟托孔子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 第二节 《庄子》拟托道家人物故事考释 |
| 一、《庄子》拟托老子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 二、《庄子》拟托庄周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 第三节 《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考释 |
| 一、《庄子》拟托黄帝故事考释 |
| 二、《庄子》拟托尧、舜、禹故事考释 |
| 三、《庄子》拟托许由故事考释 |
| 四、《庄子》拟托其他先秦人物故事考释 |
| 五、《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 第四节 《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 一、《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 二、《庄子》拟托作品中所见人物形象 |
| 三、《庄子》拟托作品的相关虚饰手法 |
| 第五章 《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考释 |
| 一、周穆王其人及事迹考辨 |
| 二、《穆天子传》非实录性质考辨 |
| 三、《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性质 |
| 第二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目的与战国士人之参政风尚 |
| 一、《穆天子传》非史书题材辨 |
| 二、《穆天子传》非巫、神题材辨 |
| 三、战国士人政治活动与《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属性 |
| 第三节 《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析论 |
| 一、《穆天子传》拟托创作中所用虚饰手法 |
| 二、《穆天子传》与“小说”文体的辨析 |
| 三、《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的意义 |
| 第六章 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 |
| 第一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孔子故事考辨 |
| 一、上博简《子羔》拟托释义 |
| 二、上博简《鲁邦大旱》与《相邦之道》拟托释义 |
| 三、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拟托释义 |
| 四、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拟托释义 |
| 五、清华简《邦家之政》拟托释义 |
| 六、从简帛古书看战国散文中拟托孔子故事的创作内涵 |
| 第二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诸王故事考辨 |
| 一、清华简中拟托殷周先王及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 二、上博简中拟托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 第三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伊尹故事考辨 |
| 一、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拟托释义 |
| 二、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拟托释义 |
| 三、清华简《汤在啻门》拟托释义 |
| 四、清华简中拟托伊尹故事的创作内涵 |
| 第七章 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 |
| 第一节 拟托作品的文本特征 |
| 一、拟托作品的人物依托性 |
| 二、拟托作品的内容创作性 |
| 三、拟托作品的“托言问对”形式与士人“言辩”创作倾向的分析 |
| 第二节 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型 |
| 一、无中生有型 |
| 二、同中有异型 |
| 三、踵事增华型 |
| 第三节 拟托作品“入史”论析及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辨析 |
| 一、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 |
| 二、战国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情况之辨析 |
| 第四节 拟托作品的文学意义 |
| 一、承前集成性 |
| 二、创造致新性 |
| 三、开拓启示性 |
| 结语 |
| 附录 战国拟托作品之条目总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阋及答辩情况表 |
（3）张怀瓘《书断》集注汇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对《书断》进行集注汇评的重要性 |
| 二、学术界对张怀瓘的研究现状 |
| 三、学术界对《书断》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对张怀瓘其人及书法着作概述 |
| 第二章 《书断》集注汇评 |
| 一、《书断》注释凡例 |
| 二、《书断》集注汇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影戏教育的践行者 ——谷剑尘影戏生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艺术教育观的浮现:从药风日刊到戏剧协社 |
| 一 为现实而呐喊的报刊生涯 |
| 二 宣讲,一种教育的工具 |
| 三 戏剧从工具到艺术 |
| 第二章 影戏教育的实践:从明星公司到华剧影业 |
| 一 电影艺术观产生与发展 |
| 二 明星学校的表演教学 |
| 三 剧本的创作与实践 |
| 第三章 民众教育的探索:从教育学院到电影教育协会 |
| 一 民众戏剧观的生成 |
| 二 民众戏剧观的发展 |
| 三 戏剧艺术到电化教育 |
| 第四章 战时的影戏教育实践:从第二宣讲团到国社院 |
| 一 电影教育观的新探索 |
| 二 巡回教队时期的戏剧实践 |
| 三 战后戏剧教育的构想 |
| 第五章 教育家的影戏实践 |
| 一 我是真正的戏剧家:大戏剧观 |
| 二 人本主义的教育观 |
| 三 感时忧国的文人理想 |
| 结语 |
| 附录1 谷剑尘人物年谱（1913—1949） |
| 附录2 谷剑尘发表文章情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写作缘起和学术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及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特色 |
| 第一章 明代的花卉园艺与游赏之风 |
| 第一节 明代花卉园艺的发展进程与特点 |
| 第二节 审美风气嬗变与游赏之风的兴起 |
| 一、明代前期社会审美风尚相对保守及其时代文化背景 |
| 二、明代中后期审美风尚的骤变和北京游赏之风的兴起 |
| 第三节 北京花卉园艺及游赏之风的影响 |
| 第二章 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生活及其文学创作 |
| 第一节 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
| 一、种花、养花、插花与赏花 |
| 二、赐花、簪花、餐花与赠花 |
| 三、写花、绘花与咏花 |
| 第二节 明代北京文人的“恋花情结”与爱花原因 |
| 第三节 明代北京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状况及其代表意义 |
| 第三章 明代北京的观花植物资源及其游赏活动 |
| 第一节 明代北京主要用于观赏和美化的花卉 |
| 一、国花长作野蔬看:牡丹 |
| 二、百千新艳一时开:芍药 |
| 三、秋林无日不黄花:菊花 |
| 四、红杏株株间绿杨:杏花 |
| 五、暗香浮室胜芝兰:梅花 |
| 六、花开花落如红雪:其他 |
| 第二节 明代北京主要的花卉游赏活动 |
| 一、雅集结社赏花 |
| 二、岁时节令赏花 |
| 三、园林寺观赏花 |
| 第三节 游赏活动的场所分布及空间布局 |
| 第四节 明代北京观花植物资源与游赏活动的特点 |
| 一、观花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且种类多样 |
| 二、游赏主体广泛且游赏活动场所集中 |
| 三、游赏活动及其季节性特征较为显着 |
| 第四章 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创作 |
| 第一节 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的阶段规律和主要特点 |
| 一、前期:洪武至天顺时期——政治范畴赏花赋诗空间 |
| 二、后期:成化时期及以后——私人生活赏花题咏范围 |
| 第二节 花卉与明代北京园林景观及文人创作 |
| 一、明代北京园林中的花卉介绍 |
| 二、北京园林中文人的赏花交游及文学创作 |
| 第三节 明代北京赏花风尚特征及文学书写的时代表现 |
| 一、明以前瓶花与盆景鉴赏风尚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状况 |
| 二、明代北京瓶花与盆景观赏及文学创作的繁荣 |
| 三、明代北京瓶花鉴赏风尚的时代特征——以袁宏道《瓶史》为中心 |
| 第四节 明代北京花卉文学创作个案研究 |
| 一、“茶陵派群体”赏花唱和及其政治与文学意义 |
| 二、吴中士人在京赏花赋诗的精神归向和文学旨意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瓶史》在明代刊刻流传及东传日本的“环流”影响 |
| 附录二 :明代“玉堂赏花”诗、词唱和辑录 |
| 附录三 :明代花卉文献(谱录类)汇总及叙录提要 |
| 征引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6）现当代绘画场域的自主性再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论文的源起与解题 |
| 第二节 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研究趋势 |
| 第三节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及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现当代绘画场域构成关系及其边界 |
| 第一节 现当代绘画的语境 |
| 第二节 绘画场域中的构成要素 |
| 小结 |
| 第二章 绘画场域构成典型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法国存在主义语境下的贾科梅蒂的绘画场域 |
| 第二节 美国后现代主义绘画语境中利希滕斯坦的绘画场域 |
| 小结 |
| 第三章 自主性再造与现当代绘画场域 |
| 第一节 自主性的定义及其他 |
| 第二节 创作者自主性的再造 |
| 第三节 语言层面自主性的再造 |
| 第四节 接受层面自主性的再造 |
| 小结 |
| 第四章 绘画场域自主性再造实践 |
| 第一节 个体性即社会性 |
| 第二节 身体历史场的再造实践之还乡拾遗 |
| 第三节 数字绘画场的自主再造实践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7）先秦“象”范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及评析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象”字义的发生与演变 |
| 第一节 殷商和西周早期“象”字含义考论 |
| 一、作为动物名 |
| 三、作为乐舞名 |
| 二、作为氏族名或人名 |
| 第二节 西周中期以后“象”字名词义考论 |
| 一、“象”之动物义 |
| 二、“象”之神圣义 |
| 三、“象”之视觉义 |
| 第三节 西周中期以后“象”字动词义考论 |
| 一、“象”之效法义 |
| 二、“象”之相似义 |
| 三、“象”之象征义 |
| 第二章 “象”范畴的发生与发展 |
| 第一节 道家论“象” |
| 一、《老子》论“象”与“大象” |
| 二、《庄子》论“象”与“象罔” |
| 三、《鹖冠子》论“象”与“名物” |
| 第二节 《易传》论“象” |
| 一、“象”的多重含义 |
| 二、“观物取象” |
| 三、“立象以尽意” |
| 四、“制器尚象” |
| 第三节 《乐记》论“象” |
| 一、“气以成象” |
| 二、“声者,乐之象也” |
| 三、“乐以象德” |
| 第四节 其他文献论“象” |
| 一、《鬼谷子》论“象” |
| 二、《黄帝内经》论“象” |
| 三、《管子》《荀子》论“象” |
| 第三章 “象”范畴的内涵、特征与功能 |
| 第一节 “象”与“物”“形” |
| 一、“象”与“物” |
| 二、“象”与“形” |
| 第二节 “象”与“名”“文” |
| 一、“象”与“名” |
| 二、“象”与“文” |
| 第三节 “象”的特征 |
| 一、直观性 |
| 二、形上性 |
| 三、主客交融性 |
| 第四节 “象”的功能 |
| 一、“六经”之以象尽意 |
| 二、儒家之以象比德 |
| 三、道家之以象喻道 |
| 四、兵墨法诸家之以象言理 |
| 第四章 “象”范畴与象思维 |
| 第一节 先民的尚象意识与象思维 |
| 一、先民实践活动的观象意识 |
| 二、图腾符号的想象与象征 |
| 三、汉字造字的尚象思维 |
| 四、原始思维中的尚象意识 |
| 第二节 象思维的过程与特征 |
| 一、象思维的过程 |
| 二、象思维的特征 |
| 第三节 先秦文献中的象思维与“象”范畴 |
| 一、《周易》的“取象”与“立象” |
| 二、老庄对“道”的体悟与“象”的营构 |
| 三、《黄帝内经》“以象测藏”的运用与“藏象”论 |
| 四、其他文献中的象思维与“象”范畴 |
| 第五章 先秦“象”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 |
| 第一节 “象”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话语形态 |
| 一、“象”从哲学范畴向文艺美学范畴的演变 |
| 二、“象”从“象外”到“境”的发展 |
| 第二节 “象”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 |
| 一、“象”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思维方式 |
| 二、“象”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言说方式 |
| 三、象思维和象喻言说的优势与局限 |
| 第三节 “象”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精神 |
| 一、“象”与文艺美学的超越精神 |
| 二、“象”与文艺美学的生命精神 |
| 三、“象”与文艺美学的诗性精神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先秦文献“象”字语句辑录 |
| 附录二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变异修辞视角下的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沈从文小说英译研究综述 |
| 1.1.1 文献搜集及宏观分析 |
| 1.1.2 各主题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学术价值 |
| 1.3.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变异修辞与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的英译再现研究 |
| 2.1 中、西方修辞研究发展历程概述 |
| 2.2 汉语修辞的定义及分类 |
| 2.2.1 汉语修辞的定义 |
| 2.2.2 汉语修辞的分类 |
| 2.3 汉语常规修辞与变异修辞 |
| 2.3.1 汉语常规修辞与变异修辞的界定 |
| 2.3.2 汉语变异修辞研究述评 |
| 2.4 汉语变异修辞再定义及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重构 |
| 2.4.1 汉语变异修辞再定义 |
| 2.4.2 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重构 |
| 2.5 重构后的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对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的启示 |
| 2.5.1“语言风格”的定义 |
| 2.5.2 语言风格与变异修辞的关系 |
| 2.5.3 重构后的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对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的启示 |
| 第3章 沈从文小说中辞的意味的英译再现 |
| 3.1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英译再现 |
| 3.1.1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定义 |
| 3.1.2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译例分析 |
| 3.1.3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 3.2 同词相应的英译再现 |
| 3.2.1 同词相应的译例分析 |
| 3.2.2 同词相应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 3.3 乡土语言的英译再现 |
| 3.3.1 方言詈辞的英译再现 |
| 3.3.2 地方俗语的英译再现 |
| 第4章 沈从文小说中辞的音调的英译再现 |
| 4.1 沈从文小说中辞的音调的英译再现 |
| 4.1.1 辞的音调的定义及分类 |
| 4.1.2 沈从文小说对辞的音调的运用 |
| 4.2 叙事语言中押韵句的译例分析 |
| 4.3 叙事语言中押韵句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 第5章 沈从文小说中辞格的英译再现 |
| 5.1 比喻的英译再现 |
| 5.1.1“A像B，C型”比喻的英译再现 |
| 5.1.2 联喻的英译再现 |
| 5.2 飞白的英译再现 |
| 5.2.1 飞白的定义 |
| 5.2.2 飞白的译例分析 |
| 5.2.3 飞白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6.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 6.2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6.3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9）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研究 ——以和陶文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概况 |
| 第一节 接受环境与接受者 |
| 一、接受环境 |
| 二、接受者 |
| 第二节 接受媒介与接受体现 |
| 一、接受媒介 |
| 二、接受体现 |
| 第三节 接受的特殊形式:和陶文人与和陶诗 |
| 一、和陶诗现仍存的文人 |
| 二、和陶诗现已佚的文人 |
| 第二章 元初南方士人对陶渊明人格精神的解读与接受 |
| 第一节 共性解读与接受 |
| 一、躬耕归隐的生活方式 |
| 二、固穷守节的耿介品格 |
| 三、任真自得的自然心境 |
| 四、耻事二姓的政治立场 |
| 五、桃源乐土的理想追求 |
| 第二节 个性解读与接受:以方回为例 |
| 一、不见渊明面,渊明心可见 |
| 二、踵武更须追渊明,心闲安乐志更坚 |
| 第三节 接受的文化意图 |
| 第四节 接受程度及其原因 |
| 一、伤时悯乱的悲愤情怀 |
| 二、谋生求名的重利思想 |
| 三、怨劳轻农的等级观念 |
| 四、徘徊仕隐的矛盾心态 |
| 第三章 元初南方士人对陶渊明诗品的解读与接受 |
| 第一节 共性解读与接受 |
| 一、平淡自然 |
| 二、风韵之美 |
| 第二节 个性解读与接受:以刘将孙为例 |
| 一、其言明且清,飘萧欲通灵 |
| 二、渊明诗冲寂,养气超尘俗 |
| 三、停云思亲友,志见于言外 |
| 第三节 接受的诗学意图 |
| 一、起五言古诗之衰 |
| 二、纠律诗现时之弊 |
| 第四节 接受程度及其原因 |
| 一、转益多师 |
| 二、诗史精神 |
| 三、崇尚雅正 |
| 四、讲求诗法 |
| 第四章 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的地位与影响 |
| 第一节 元前陶渊明接受概述 |
| 一、酝酿期:东晋南北朝 |
| 二、发展期:隋唐五代 |
| 三、成熟期:宋代 |
| 第二节 元初南方士人的总结、突破与重构 |
| 第三节 对元中后期及明清陶渊明接受的影响 |
| 征引与参考文献 |
| 附录 元初南方士人和陶诗辑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文人与文人意识 |
| 1.1 文人与士 |
| 1.1.1 士人社会的形成 |
| 1.1.2 “出走”的文人 |
| 1.2 文人意识 |
| 1.2.1 文人生命意识 |
| 1.2.2 文人审美意识 |
| 1.3 新文人意识 |
| 1.3.1 文人角色的时代变迁 |
| 1.3.2 新文人意识的内涵 |
| 第2章 文人意识与工笔人物画之历史关系 |
| 2.1 传统理念的流变 |
| 2.1.1 用与“游” |
| 2.1.2 体与象 |
| 2.1.3 道与技 |
| 2.2 来自俗世主义的祛魅 |
| 2.2.1 以物象代“心象” |
| 2.2.2 “雅俗合流” |
| 2.2.3 以“人文”代“神文” |
| 2.3 现代人文主义的引入 |
| 2.3.1 两种“人文”的相遇 |
| 2.3.2 红色文化下的工具主义 |
| 2.3.3 “新文人意识”的形成 |
| 第3章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的意义取向 |
| 3.1 审美“对抗”启蒙 |
| 3.1.1 新文人意识的审美语境 |
| 3.1.2 “新文人意识”的“智性” |
| 3.2 精神“对抗”形式 |
| 3.2.1 “有意味”的形式 |
| 3.2.2 精神图像自我图腾 |
| 3.3 反思对抗归属 |
| 3.3.1 问题的产生与表征 |
| 3.3.2 作为“反思”表征的接受 |
| 第4章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的表现形态 |
| 4.1 诗性言说 |
| 4.1.1 诗性思维 |
| 4.1.2 诗性语言 |
| 4.2 寓言明义 |
| 4.2.1 寓言与隐喻 |
| 4.2.2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的寓言体 |
| 4.3 荒诞的“无意义” |
| 4.3.1 “荒诞”的美学解读 |
| 4.3.2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的荒诞叙事 |
| 第5章 影响新文人意识的几个主体变量 |
| 5.1 代际差异 |
| 5.1.1 言语资料的代际差异 |
| 5.1.2 语言价值中心的代际转换 |
| 5.2 女性主义与女性化差异 |
| 5.2.1 原始概念与本土现象分析 |
| 5.2.2 性别人格的女性化 |
| 5.3 文化认同差异 |
| 5.3.1 文化认同概述 |
| 5.3.2 认同中的差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学术成果及主要艺术活动 |
| 附录 作者部分工笔人物画创作 |
| 致谢 |
四、创作语言的仿效与创造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白居易诗序研究[D]. 罗浩春.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2]战国拟托文本研究[D]. 苗江磊. 山东大学, 2020(09)
- [3]张怀瓘《书断》集注汇评[D]. 姚灼.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 [4]影戏教育的践行者 ——谷剑尘影戏生涯研究[D]. 王宇科.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5]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D]. 邢云龙.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6]现当代绘画场域的自主性再造研究[D]. 董文通. 西安美术学院, 2019(01)
- [7]先秦“象”范畴研究[D]. 张绍时.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8]变异修辞视角下的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D]. 张蓓.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9]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研究 ——以和陶文人为中心[D]. 王倩. 西南大学, 2019(06)
- [10]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问题研究[D]. 邱启雄.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