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ELECTRIC MACHINES AND CONTROL Volume 6 (2002) CONTENTS（论文文献综述）
常慧[1]（2021）在《抗战时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作为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培养游击干部的主要举措,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军事合作的一个典范。通过对抗战时期南岳游干班办学缘起、办学过程、训练内容、历史意义等的研究,既是对南岳游干班本身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又是对中国共产党游击战理论研究的提升。同时,还能够体现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游击战和中国共产党认识历程的变化,丰富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并从历史的维度对今天的国共关系提供参照。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合作的产物。它的创办,既离不开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又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游击战方面的突出表现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触动。同时,相持阶段日本军事重心转向敌后战场,国民党二期抗战重视游击战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游击战争理论的宣传,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南岳游干班的创立,既符合中国共产党团结全民族抗战的路线,又适应了国民党第二期抗战的需要,是相持阶段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应有之物。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训练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关于游击战的战术和战斗要领的训练是其训练的重中之重。在训练过程中,南岳游干班始终贯彻“教、学、做”三合一和“管、教、训”三合一的原则,从军事、政治、精神三方面,对学员进行游击战术、军事基本技术、军事政治常识、党团业务、精神意志等细致而深入的训练,整体呈现出“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学科为主、术科为辅”,“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点。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培养擅长打游击战,精通党政军业务,信仰坚定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成功举办三期,共培养了3000多名游击干部。这些干部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成功开辟了一批敌后游击战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始终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以积极的态度与国民党合作交流,既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也消除了部分误解,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为新时期培育军事干部、开展统战工作以及推进第三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历史借鉴。
柳直[2]（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梁钰颖[3]（2020）在《困窘与求索：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研究》文中认为科学教育是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的传入而兴起的一种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内容的教育,是近代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及方向。民国以来,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在我国建立,并逐渐实现了由学术领域向社会生活领域的传播,科学大众化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趋势,因此与科学大众化相适应的科学教育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民国以后我国科学教育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山西基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积极发展科学教育,并逐渐实现了建制化,在促进山西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解放了民众思想,加快了山西的现代化进程。1912-1937年,山西的科学教育是在清末科学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清末“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颁布,科学教育在修业年限、课程方面有较为具体的规定,为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随着西方科学知识的不断传入、教会学校的兴办都为山西科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与示范作用。进入民国后,科学在社会发展中所显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而山西出于社会的需要积极发展科学教育。民国前期山西科学教育的发展处在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过渡阶段,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虽遇到一些问题,但也在积极发展与探索,并逐渐走向现代化。在小学阶段,山西科学教育的发展是随着义务教育的推广逐渐发展起来的,因而山西小学科学教育发展的特点在于其推广度得到了提高,但质量却由于现实因素没有跟上步伐,尤其是乡村小学的科学教育非常落后,在师资、设备、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比较欠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不断进步,1920年代后科学教员短缺、科学教育设备落后等情况有所缓解,小学科学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学阶段,山西科学教育相较于小学阶段发展较好。中学科学教育在师资、课程设置、教科书的使用等教育教学方面有显着的提高,但在科学教育设备、教学方法等方面受传统旧教育的影响较大,特别是部分县立、私立中学几乎没有得到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1920年代后山西中学科学教育随社会的发展在整体上都有所提升,中学科学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大学阶段,山西科学教育发展较为平稳。民国山西高等科学教育是在清末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而民国山西高等科学教育起点高,开始早,发展势头较猛,尤其是师资状况、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方面发展较好,虽由于经费等原因使得而科学教育设备等方面有所欠缺,但也在逐渐改善,总体来说发展较为平稳。而且从山西高等科学教育学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山西高等科学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科技、教育人才,为山西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通过对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的考察,再现了民国前期山西科学教育的基本面貌与发展特点,为之后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与教训,同时通过对山西科学教育的考察见证了科学在培养人才、发展经济、解放思想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科学文化在山西的发展与传播过程,展现了山西社会的现代化历程。
李姣[4]（2020）在《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6年资源委员会发展工矿企业的三年计划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准,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以下简称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筹建便在此三年计划之中。1936年7月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备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以恽震为主任委员。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一面采用借助他山之计,与欧美厂家洽订技术合作合同,并派青年工程师出国实习;一面勘定设厂地点。经勘定以湖南湘潭附近的下摄司为厂址,购地千亩,兴工建筑厂房。不料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揭幕,运输困难,筹备工作进行迟缓。1938年10月汉口沦陷,湘潭逼近前方,感受到威胁,中央电工器材厂奉资源委员会的命令一部分迁桂林,一部分迁昆明。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1939年7月1日结束筹备工作,正式成立。抗战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奉资源委员会的命令,负责遵照政府工业复员方策,接办收复区敌伪电工事业。同时中央电工器材厂自身也进行了调整、改组与增设。1947年7月1日改组为公司制企业,并改名为中央电工器材厂有限公司,这也意味着该厂实现了从旧有的工厂组织形式向现代公司制的转变。本文将采用企业史的研究模式,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筹建及战争迁移、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演变、战后调整改制三个主要阶段。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对抗战初期中国电工器材行业的发展情况做简要的论述,并分析中央电工器材厂成立的原因,理清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发展沿革,并对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组织系统情况进行论述。第二部分,对中央电工器材厂的人事管理、生产管理、材料购入管理、出品情况、营业方式、业务方针、历年营业概况进行论述,探讨中央电工器材厂在经营管理模式方面的先进性,并分析中央电工器材厂是如何应对各分厂分散、人员众多的管理问题,如何改进出品品质、增加产量、提高工作效率等生产问题,如何根据市场的供求情形预定生产方针、决定年度生产计划等问题。第三部分,通过研究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厂训、厂刊、厂歌、工余生活等,探讨中央电工器材厂自身的办企特色;也深入剖析中央电工器材厂在中国电器业的行业地位;以及从中央电工器材厂对资源委员会的作用,重新认识它们之间的厂、会关系。这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笔者将从企业特色、行业地位、新的厂会关系等方面,重新给中央电工器材厂更为确切的历史定位。第四部分是结束语,主要考察了中央电工器材厂在抗战军兴的大时代背景下,其出品价格受到国民政府的管制等方面的影响,不能随市场波动而作出适时调整。以及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被接管后的历史命运和恽震为新中国人民政府的电工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中央电工器材厂作为一个国营事业单位,在资源委员会创办的电工行业内,以中央电工器材厂的规模最大,供应最广。中央电工器材厂本是为适应抗战需要而建立,其历年的出品数量直接支援和增强全民族的抗战力量。其次中央电工器材厂在致力于自身蓬勃发展的同时,对资源委员会的一些制度方针、管理措施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形成良好的厂、会关系。此外,中央电工器材厂人才云集,设备精良,并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发展极为迅速。该厂是中国电工器材行业的摇篮,众多的发明创造将中国的电工器材制造行业在历史中推动一大步,对整个中国电工器材业也有重要的贡献。
刘晓娟[5]（2020）在《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研究（1918-1951）》文中研究表明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专业或者教育科目,从西方引入中国,在中国高等学校生根发芽,上海交通大学是最早的,其发展可谓源远流长。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在创办之初就设立了政治班、商务学堂和商务专科,成为交大经济与管理学发展的滥觞。又鉴于我国交通事业之管理与商界之运输业为个人占据,交通事业中的一切制度设施、取材、用人与管理原则为唯利主义,长期发展下去势必影响国计民生,所以培育本国管理人才以便代替洋人管理成为当时交通发展的第一要务。1918年,在校长唐文治先生的大力推动下,交通大学成立铁路管理专科,它以“造就国有铁路属于管理方面的人才”为宗旨。在课程设置及课程内容的安排上都超过了当时一般大学的本科教育,尤其是有关铁路管理的相关课程在国内可谓首创。教师学识精深且教学认真,加之对学业上严加把关,故其学生质量也较高。铁路管理科的设置标志着交通大学管理学科的正式建立,同时也在全国高校中开创了工程教育和管理相结合的专业发展道路。20世纪20—30年代,随着美国人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引入中国,管理学在中国的教育领域扎根并且发展了起来。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倡导下,为了培养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一些知名院校纷纷开设商科,“工商管理”、“工厂管理”的课程逐渐增多。而铁路管理科在这一时期由科扩充为院,1928年国立交通大学率先成立了铁道管理学院,两年后发展为管理学院,设有财务管理、铁道管理、公务管理和实业管理系,开展本科层次的管理教育。在办学上,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考核。学术研究上,经济学会的发展促进了科学管理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推动了科学管理运动的发展。同学们在钻研于学业的同时,也能热忱服务于时代洪流中。当国家面临危亡之时,管理学院的师生毅然站在最前列;面临蓬勃发展的爱国民主运动,他们挺身而出,投入革命的行列。在钟伟成院长的带领下,经历了战火洗礼的交大管理学院迅速发展,一跃成为20世纪上半叶我国乃至亚洲唯一的管理学院,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管理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昔日的“民主堡垒”肩负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重任。管理学院的师生在此阶段开始学习前苏联教育经验,改造旧的教育体系、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但是自1951年开始的院系调整使交大管理学院分崩离析,不复存在。管理学院的历史至此也告一段落。从管理学院的形成、发展到消亡的历程中,可以看出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变革直接影响着管理学科的兴衰,而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则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发展。
王伟[6]（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认为《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汪书路[7]（2019）在《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研究表明吕振羽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全面、客观研究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研究吕振羽,不仅可以丰富吕振羽的学术思想研究,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参考。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吕振羽经过对各种思潮的反复对比、实践,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信仰。自此,他通过成立协会、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课堂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其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革命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热点历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吕振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创性地提出“殷商奴隶论”“西周封建论”,进而为得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还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中国人种主要来源于“蒙古人种”以及“马来人种”这两大类;同时考察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容。其四,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吕振羽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基础上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得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结论,从而对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有着清晰认识,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根本消灭封建势力。他考察了国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理论。在中国文化问题方面,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读儒家、道家、佛家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发展要辩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要善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防止文化闭关主义和文化贩运主义。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二是积极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三是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孙兴武[8]（2019）在《张梓生与《申报年鉴》》文中提出张梓生（1892—1967）,又名森,字君朔、子乔、朔一,浙江绍兴人,民国时期编辑、记者、出版家。1892—1936年可视作其重要的人生阶段。在此期间,他结识鲁迅,时有来往,又赴上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申报》馆并开始参与开明书店的经营管理,主编《申报年鉴》（1933—1936）和《申报·自由谈》,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心力。1933—1936年的《申报年鉴》,是张梓生编辑生涯的重要“作品”。1932年,申报馆以《申报》创刊60周年为契机,于当年11月30日发布《今后本报努力的工作》,拟定12项“努力计划”,其中第11项郑重声明“《申报年鉴》正在编印中”。次年,首部《申报年鉴》问世。《申报年鉴》由多方合作编撰而成,既包括“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时事政治,也刊载国内经济、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数据统计以及他国概况。至1936年,申报馆共连续发行4次《申报年鉴》（张梓生均担任主编）,总计1000多万字。目前,学术界对张梓生及《申报年鉴》的直接研究论着甚少,现有成果的关注点鲜有创新,研究方向尚未完全展开,研究年限过于集中,史料零散但总数可观,故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因此,本论文以张梓生与《申报年鉴》（1933—1936）为研究对象,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着重阐明研究现状与方法,为下文论述作铺垫。第二部分按时间顺序勾勒张梓生从绍兴出生到入职上海申报馆的主要经历,也涉及张氏与鲁迅的交往和此时期发表的各类着述。第三部分论述《申报年鉴》的创刊背景、内容,分析历年大事日志词频和广告,并以“九一八”事变的记载为视角,将该年鉴与《中华年鉴》进行比较。第四部分从当时、当今两个角度,阐述张梓生主编的《申报年鉴》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语,简要评析张梓生在全面抗战前的经历及张氏与《申报年鉴》的相互关联。第六部分为附录,涵盖与本论文相关的统计以及笔者通过搜集整理材料编写的张梓生早年生平简表（1892—1936）。
齐廉允[9]（2019）在《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1917-1937）》文中认为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这个新国度正在发生的一切,中国知识界倾注了源源不断的热情与信念,留下了数量丰富的论着、通讯等。这些资料既是关于苏俄所走道路最即时的“中国记录”和“中国认知”,也是当时中国知识人对社会主义道路认知心路历程的最忠实记录。因此,梳理研究1917-1937年间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情况,既可以追本溯源,扩充视野,探究知识界视野中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蕴与内涵,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场域;也可以为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渊源所自与对比参照,深具理论、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研究从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综合借鉴政治学、知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资源,采用了整体研究、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方法,首先考察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传入引起的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知识生产的变化;其次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三个层面剖析了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即“苏俄道路”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而后讨论了其时知识人眼中“苏俄道路”对中国的镜鉴与参照作用,亦即中国应该如何做。最后,不仅讨论了影响中国知识界“苏俄道路”认知与迎拒的原因,还提炼出一些当时知识人审视一国发展道路时所倚重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指标。导言部分首先阐释了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对国内外已有的学术文献进行述评,寻找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认识路径,并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第一章主要讨论知识界与“苏俄”问题的互动。十月革命推动了“新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主义”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中国知识界的存在状态,也赋予知识新的内涵与价值,而这种改变又推动了“主义”传播的速度与力度。“学问”与“主义”这种相辅相成的动态关系在“苏俄”问题上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基于“救国”、“寻路”等现实政治的需要,中国知识界对苏俄的认识也从一种政治现象逐渐变成一个学术问题。越来越多的知识人到访苏俄并在此留学,组建与苏俄相关的研究会、出版刊物,并讨论其政治生态、制度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赋予与苏俄相关的知识生产以新特点。此章内容是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为后续研究工作做必要准备与铺垫。第二章讨论知识界对苏俄政治发展的认知。知识人认为,革命既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关键,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路径,不仅对俄国有重要意义,对世界格局转变,乃至社会发展演变新模式的确立都意义重大。他们确认共产党的领导是苏俄能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最重要要素。为应对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也为了更好地发挥先锋引领作用,党必须进行自身建设以保持其先进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苏俄革命与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知识分子因为特殊的地位与职业特点,也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在知识人看来,苏俄的政党制、合议制、选举制等都有自身的特点。一般而言,评价一国政治运作与政治行为,最终都会归于民主与专政的分歧,这种认知模式在知识界讨论苏俄政治发展时尤其表现的明显。换言之,苏俄政治到底是民主的还是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就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第三章讨论知识界关于苏俄经济发展路向的论争。1917-1937年间,苏俄的经济至少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计划经济政策等3次大的调整与转变。经济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引起知识界的热情关注,政策调整的原因、内容、效果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都是知识人关注的重点。在他们对苏俄经济发展路向的认知中,始终充斥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歧。为强化自身观点而驳斥对手观点,知识人从所有制形式、资源配置方式、工业化、集体化等方面展开细致的观察与研究,并就这些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他们之所以作这样的争辩,其实质还是希望凭此判定苏俄的国家性质。这种判定对新生的国家——苏俄而言,无疑是重要而关键的,不仅直接决定着该政权的命运与前途,还关系着它的榜样与引领价值。第四章讨论知识界对苏俄文化教育效用的认知。知识人注意到戏剧、电影、绘画、出版、教育等在苏俄都承担着塑造新民、引导社会的教化责任。在他们看来,文化之所以能承担起教化民众的功能,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与文化自身特点契合社会现实的需要有关,还与文化自身的更新有关,更是政府力推的结果。知识人承认正是因为苏俄在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执行了一条客观务实、理性的策略,苏俄的文化建设才成效卓着。他们认为苏维埃俄国面临的现实环境是催生新教育的最主要原因,而培养新时代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是苏俄教育的唯一目的。为实现该目的,苏俄构建了层次分明、类型合理、紧贴现实的教育体系,这种既重技术培养又重政治素养的教育模式为苏俄建设快速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第五章探究知识界眼中“苏俄道路”对中国的镜鉴、参照作用。1917-1937年间的政治现实环境要求知识分子的“苏俄道路”研究最终仍需以对中国问题的关照为唯一归宿。中国能不能实行“苏俄道路”?如何实行等都是知识界最关注的问题。对俄国人开辟的革命道路,知识界充斥着迎纳与拒斥的冲突。20世纪30年代初,为挽救经济危局,知识人希望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中国尽快走上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以培植国家元气、抵御外敌。一些学人还试图从苏联的土地制度、农业集体化、统制农业等方面找寻解决中国农村破产的方法或思路。但他们也谆谆告诫中国的经济发展既不能照搬资本主义,亦不能照抄社会主义,而应根据需要采行适合中国现实环境的发展方式。结语包括两个小问题,一是分析讨论影响中国知识界“苏俄道路”认知与迎拒的关键因素;二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知识界“苏俄道路”认知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些判定道路内涵与价值的指标。在近代社会中,因为“救亡”的时代主题,知识、学术、思想、主义、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愈发纠缠扭结,难已划清界限。这种特殊的学界生态在知识界的“苏俄道路”认知上体现的最为明显,也最为生动。正是在现实刺激、个体差异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塑造下,中国知识界的“苏俄道路”认知才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相。每一个知识界群体的“苏俄道路”认知无不清晰地透露出学术与政治紧密汇融的复杂意蕴,而这种认知实态也昭示着历史发展演变的独特魅力和个人认知的灵动、包容与偏狭。
张家豪[10]（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二、ELECTRIC MACHINES AND CONTROL Volume 6 (2002) CONTENTS（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ELECTRIC MACHINES AND CONTROL Volume 6 (2002) CONTENTS（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时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状况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动态 |
| 1.2.2 国外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重点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重点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历史缘起 |
| 2.1 国共合作的形成及两党的战场概况 |
| 2.1.1 国共合作的形成 |
| 2.1.2 国共两党的战场概况 |
| 2.2 相持阶段中日双方战略指导的变化 |
| 2.2.1 日本侵华政策的调整 |
| 2.2.2 国共两党作战方略的调整 |
| 2.3 中国共产党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努力 |
| 2.3.1 中国共产党游击战理论的成熟 |
| 2.3.2 中国共产党对举办训练班的建议 |
| 2.4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创立 |
| 第3章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基本概况 |
| 3.1 学员来源与编队 |
| 3.1.1 学员来源 |
| 3.1.2 学员编队 |
| 3.2 师资力量与课程设置 |
| 3.2.1 师资力量 |
| 3.2.2 课程设置 |
| 3.3 管理机构 |
| 3.3.1 部班编制 |
| 3.3.2 增设机构 |
| 第4章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训练内容 |
| 4.1 军事训练 |
| 4.1.1 以制胜要诀为重心,讲授游击战术 |
| 4.1.2 以游击动作为中心,传授战斗要领 |
| 4.1.3 以爆破技术为主体,讲解破坏动作 |
| 4.2 政治训练 |
| 4.2.1 革命人生观教育,培植“国家民族至上”意识 |
| 4.2.2 编订政治工作教程,培育游击政工人员 |
| 4.2.3 开展党团组训,培养三民主义游击战士 |
| 4.2.4 灌输“鱼水”理念,推行民运工作 |
| 4.3 精神训练 |
| 4.3.1 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培育革命精神 |
| 4.3.2 以礼义廉耻为基准,培养优良品德 |
| 4.3.3 以自觉自动自治为目标,增进内在修养 |
| 第5章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训练方式及特点 |
| 5.1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训练方式 |
| 5.1.1 教、学、做三合一 |
| 5.1.2 管、教、训三合一 |
| 5.2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训练特点 |
| 5.2.1 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 |
| 5.2.2 学科为主,术科为辅 |
| 5.2.3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 第6章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
| 6.1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历史意义 |
| 6.1.1 培养了大批游击干部,推动了敌后游击战的发展 |
| 6.1.2 扩大了游击战的影响,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 |
| 6.1.3 促进了两党军事合作,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6.2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现实启示 |
| 6.2.1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讲好中国故事 |
| 6.2.2 以身作则,形塑良好政党形象 |
| 6.2.3 坚持政治、军事、精神三重维度,培育新一代军事干部 |
| 6.2.4 坚持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推进统一战线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情况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困窘与求索：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五、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山西科学教育的时代土壤 |
| 一、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
| (一)巩固政权的需要 |
| (二)发展经济的需要 |
| (三)破除封建文化的需要 |
| 二、外来文化对科学教育的推动 |
| (一)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 |
| (二)教会学校的推动与示范 |
| 三、清末山西科学教育发展概况 |
| (一)中小学科学教育 |
| (二)高等学校科学教育 |
| 小结 |
| 第二章 山西小学科学教育 |
| 一、科学教育师资状况 |
| (一)科学教员数量短缺 |
| (二)科学教员学历差异较大 |
| (三)科学教员的检定 |
| (四)科学教员的培训 |
| 二、科学科目教科书 |
| (一)西式教科书的退出 |
| (二)自编、乡土教科书的兴起 |
| (三)部审教科书的普及 |
| 三、科学教育设备 |
| (一)科学教育仪器 |
| (二)科学教育场地 |
| 四、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二)“新学制”下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五、科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
| (一)城市小学校教学方法改进 |
| (二)农村小学“收效甚微” |
| 六、科学课程的测试与评价 |
| (一)学业成绩评定 |
| (二)毕业会考 |
| 小结 |
| 第三章 山西中学科学教育 |
| 一、科学教育师资状况 |
| (一)科学教员数量短缺 |
| (二)科学教员学历状况 |
| (三)科学教员的培训 |
| 二、科学科目教科书 |
| (一)西式教科书的退出 |
| (二)自编教科书的出现 |
| (三)部审教科书的推广 |
| 三、科学教育设备 |
| (一)部分中学设备完备 |
| (二)部分县立、私立中学设备落后 |
| 四、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二)“新学制”下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五、科学教育中的教学方法 |
| (一)“五步教学法”的机械运用 |
| (二)“实验教学法”的探索 |
| 六、科学科目的测试与评价 |
| (一)学业成绩的评定 |
| (二)毕业会考 |
| 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高等科学教育 |
| 一、科学专业的师资力量 |
| (一)创建初期的师资 |
| (二)1920年代师资状况 |
| (三)1930年代师资状况 |
| 二、科学教科书的编写与使用 |
| 三、科学教育设备 |
| (一)科学教育仪器 |
| (二)科学教育图书 |
| (三)科学教育场地 |
| (四)科学教育学会 |
| 四、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一)山西大学工学院科学课程设置 |
| (二)山西大学理学院科学课程设置 |
| (三)并州学院农艺化学系课程设置 |
| (四)专科学校科学课程设置 |
| 五、学生就业情况 |
| (一)从事建设行业 |
| (二)从事教育行业 |
| (三)从政 |
| 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科学教育的影响与启示 |
| 一、山西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一)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 |
| (二)促进了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提高了民众科学素养 |
| 二、山西科学教育的特征与启示 |
| (一)山西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二)山西科学教育的启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价值、研究特色与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与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筹设与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筹设 |
| 一、资源委员会的电器事业 |
| 二、中国电器事业的重要奠基人恽震 |
| 三、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组织系统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发展 |
| 一、湘潭各厂的内迁与发展 |
| 二、分厂的设立与发展 |
|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的革新 |
| 一、各分厂抗战胜利后的迅速扩张 |
| 二、公司制改革 |
| 第二章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管理经营模式与出品情况 |
| 第一节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管理体制 |
| 一、人事管理 |
| 二、文书管理 |
| 三、生产管理 |
| 第二节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经营机制 |
| 一、营业方式与业务方针 |
| 二、历年营业概况 |
| 第三节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材料与出品情况 |
| 一、材料管理 |
| 二、出品情况 |
| 第三章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企业特色 |
| 第一节 厂、会关系 |
| 一、资源委员会的统一领导 |
| 二、会属企业的一般特征 |
| 第二节 企业文化 |
| 一、忠信敏确 |
| 二、企业刊物 |
| 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业余生活 |
| 第三节 行业地位 |
| 一、中央电工器材厂的自主谋划 |
| 二、发起组织“中国电工社” |
| 三、设立电器工业经济研究委员会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附录 |
| 致谢 |
（5）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研究（1918-195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近代高等教育史的相关研究 |
| (二)近代上海交通大学相关研究 |
| (三)近代中国管理学发展研究 |
| 三 史学理论与方法 |
| 四 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管理学院建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社会环境的推动 |
| 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 |
| 二、近代铁道事业发展的需要 |
| 第二节 科学管理法的传入 |
| 一、科学管理的定义与特点 |
| 二、科学管理的宣传者——杨铨 |
| 三、科学管理的奠基人——穆藕初 |
| 第三节 经济管理学教育的开展 |
| 一、传统的经济学教育 |
| 二、民国初期商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通大学历史上的“商学”发展 |
| 四、唐文治与管理之渊源 |
| 小结 |
| 第二章 管理学院的创建与发展 |
| 第一节 管理学院的前身——铁路管理科的创立 |
| 一、设置背景 |
| 二、教学概况 |
| 三、师资力量 |
| 四、学生概况 |
| 第二节 管理学院的“黄金时期” |
| 一、从铁路管理科到管理学院 |
| 二、课程设置与教学培养 |
| 三、师资力量与设备概况 |
| 四、学生活动与学术研究 |
| 第三节 钟伟成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活动 |
| 一、排除众议,力倡管理科学 |
| 二、为人师表,心系学生发展 |
| 三、呕心沥血,保全管理学院 |
| 小结 |
| 第三章 管理学院的磨难与挫折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管理学院 |
| 一、抗战时期管理学院之概况 |
| 二、师生积极开展爱国救亡运动 |
| 第二节 抗战胜利结束后的管理学院 |
| 一、系科的重组与变化 |
| 二、师生概况与学术研究 |
| 三、师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管理学院 |
| 一、管理学院之新发展 |
| 二、院系调整的影响——管理学院的衰落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管理学院课程学程说明(1936 年) |
| 附录2 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运输管理系改革课程草案(1950 年) |
| 附录3 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财务管理系改革课程草案(1950 年) |
| 附录4 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电信管理系课程改革草案(1950 年) |
| 附录5 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航业管理系改革课程草案(1950 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 1.2.1 理论概念 |
| 1.2.2 基本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 1.3.1 主要观点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 4.1.1 理念 |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 5.2.1 出刊概况 |
| 5.2.2 出刊内容 |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 5.3.1 出刊概况 |
| 5.3.2 出刊内容 |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 5.4.1 出刊概况 |
| 5.4.2 出刊内容 |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 5.5.1 出刊概况 |
| 5.5.2 出刊内容 |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 7.1.1 “科学”的危机 |
| 7.1.2 “传播”的危机 |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2.1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 |
| 2.1.1 吕振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背景 |
| 2.1.2 吕振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
| 2.2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 |
| 2.2.1 创办协会宣传马克思主义 |
| 2.2.2 利用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 |
| 2.2.3 通过课堂讲授马克思主义 |
| 2.3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效应 |
| 2.3.1 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
| 2.3.2 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 |
| 3.1 吕振羽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的扬弃 |
| 3.1.1 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弊端的揭示 |
| 3.1.2 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优点的继承 |
| 3.2 吕振羽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扬弃 |
| 3.2.1 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错误方法论的批判 |
| 3.2.2 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优点的吸收 |
| 3.3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阐发 |
| 3.3.1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论 |
| 3.3.2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辩证法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吕振羽对中国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探索 |
| 4.1 吕振羽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分析 |
| 4.1.1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论 |
| 4.1.2 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开拓性探究 |
| 4.1.3 研究中国奴隶社会提出“殷商奴隶论” |
| 4.1.4 考察中国封建社会提出“西周封建论” |
| 4.2 吕振羽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的考察 |
| 4.2.1 对中国人种主要来源的探索 |
| 4.2.2 对中国各民族发展史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吕振羽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答 |
| 5.1 吕振羽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 |
| 5.1.1 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程的分析 |
| 5.1.2 对中国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考察 |
| 5.1.3 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定 |
| 5.2 吕振羽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 |
| 5.2.1 考察国外经济危机否定中国资本主义道路 |
| 5.2.2 阐发苏联经济法则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
| 5.2.3 结合实际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论 |
| 5.3 吕振羽对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 |
| 5.3.1 对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地位的解读 |
| 5.3.2 对传统释道文化现代地位的分析 |
| 5.3.3 对中国革命文化发展问题的探索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特点及启示 |
| 6.1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
| 6.1.1 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6.1.2 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
| 6.1.3 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 |
| 6.1.4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
| 6.2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 |
| 6.2.1 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 |
| 6.2.2 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 |
| 6.2.3 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 |
| 6.3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
| 6.3.1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 |
| 6.3.2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 |
| 6.3.3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 |
| 6.3.4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张梓生与《申报年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张梓生早年经历(1892—1936) |
| 第一节 绍兴时期 |
| 一、近代绍兴概况 |
| 二、桑梓岁月 |
| 第二节 上海时期 |
| 一、初到申城 |
| 二、任职申报馆 |
| 第二章 《申报年鉴》内容 |
| 第一节 创刊背景 |
| 一、申报馆的演变(1872—1932) |
| 二、1930年代初期的上海出版业 |
| 第二节 内容编写与年鉴改编 |
| 一、多方合作编撰,内容总体准确 |
| 二、张梓生对《申报年鉴》的完善 |
| 第三章 《申报年鉴》特点 |
| 第一节 历年大事日志词频探析 |
| 一、史量才治下申报馆风格 |
| 二、“国内大事日志”和“世界大事日志”词频统计 |
| 三、“国内大事日志”和“世界大事日志”词频变动原因 |
| 第二节 历年广告探析 |
| 一、广告刊载概况 |
| 二、广告分析 |
| 第三节 《中华年鉴》与《申报年鉴》比较 |
| 一、《中华年鉴》简介 |
| 二、两者之对比——以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载为例 |
| 第四章 《申报年鉴》影响 |
| 第一节 《申报年鉴》当时影响 |
| 一、对张梓生:融合工作与兴趣,巩固基础积累经验 |
| 二、对读者:普及日常知识,适应现代生活 |
| 三、对申报馆:丰富报馆出版物,扩大《申报》影响力 |
| 第二节 《申报年鉴》当代价值 |
| 一、蕴含众多史料,助推学术研究 |
| 二、体现编辑思想,有利当前修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表1: 《申报年鉴》历年“国内/世界/国外大事日志”(样本部分)地名人名词频语温梯度 |
| 表2: 《申报年鉴》历年广告目录及数量统计 |
| 张梓生早年生平简表(1892—1936)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191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当“学问”遭遇“主义” ——中国知识界与“苏俄”的互动 |
| 第一节 离合之间:“主义”来临下的知识界 |
| 一、分离在加深:20-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 |
| 二、组织起来:知识界的聚合 |
| 三、岐向建构:学问、主义与救国的汇融 |
| 第二节 “苏俄”成为问题——知识界的回应 |
| 一、“苏俄”成为问题:何以必须与可能? |
| 二、作为问题的“苏俄”——一个知识谱系的考察 |
| 三、政学分开:理想的研究路径 |
| 第二章 权力、制度与秩序:政治发展的认知 |
| 第一节 革命:通向社会主义的关键 |
| 一、十月革命:背景与胜利原因 |
| 二、方式与对象:如何革命?革谁的命? |
| 三、革命意义:供给世界一个新模型 |
| 第二节 领导者:共产党 |
| 一、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 |
| 二、党的建设:自新的路径 |
| 三、认识党争:共识与分歧 |
| 第三节 依靠谁:革命与建设的动力 |
| 一、工人阶级 |
| 二、农民阶级 |
| 三、知识分子 |
| 第四节 制度与组织 |
| 一、建立与运作 |
| 二、特色与价值 |
| 三、优势与缺陷 |
| 第五节 专政还是民主? |
| 一、无产阶级专政:原因与实现 |
| 二、苏维埃民主:真的还是假的? |
| 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一对张力? |
| 四、宪法改革:到真正的民主之路?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路向的歧见 |
| 第一节 所有制:国有、私有还是公有? |
| 一、国有:一种新所有制形式 |
| 二、并存:公有控制私有 |
| 三、公有制战胜私有制 |
| 第二节 配置资源:计划还是市场? |
| 一、军事统制:过渡时代的资源配置方式 |
| 二、引入市场:方式、效果与评价 |
| 三、计划:社会主义资源配置方式 |
| 第三节 工业化:奠基社会主义 |
| 一、工业化:原因与前提 |
| 二、先“重”后“轻”:必要的路径选择? |
| 三、工业化的高速度:必须与可能 |
| 四、建设资金与技术从何而来? |
| 五、工业化效果评估 |
| 第四节 集体化:一场彻底的农业革命? |
| 一、集体化:必须开展的工作 |
| 二、路径选择:为什么是集体农场? |
| 三、集体化:强制还是自愿? |
| 四、集体农场: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 |
| 五、荣光还是恐慌:集体化评估 |
| 第四章 养成“新民”:文化教育效用认知 |
| 第一节 文化建设:原因与途径 |
| 一、探讨文化建设的原因 |
| 二、反宗教:柔性策略的应用 |
| 三、教化国民:文化与政治的双向汇合 |
| 四、建设新文化:对待旧文化的逻辑 |
| 第二节 宣传的手段与力量:新闻出版 |
| 一、宣传:无所不在 |
| 二、苏俄新闻:社会主义的宣传事业 |
| 三、阐释异同:新闻统制的必要与可能 |
| 四、宣传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聚焦新教育 |
| 一、发展新教育的必要性 |
| 二、教育目的与教育体系 |
| 三、探究教育的特点 |
| 四、评估教育发展 |
| 第五章 镜鉴中国:“苏俄道路”的参照作用 |
| 第一节 “苏俄道路”:迎纳还是拒斥? |
| 一、从“俄乱”到“俄国式的革命” |
| 二、改造中国:以俄为师? |
| 三、“赤”还是“白”? |
| 四、“友”还是“敌”? |
| 第二节 谋划经济建设的分歧:基于统制经济 |
| 一、统制经济潮流:苏联的因素 |
| 二、中国实行统制经济:赞同与质疑的对峙 |
| 三、中国的“统制”经济:资本主义式、社会主义式还是其它? |
| 四、施行路径:统制经济的实践构想 |
| 第三节 复兴农村经济的出路 |
| 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
| 二、探寻农业复兴方式 |
| 三、寻找经济发展重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ELECTRIC MACHINES AND CONTROL Volume 6 (2002) CONTENTS（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时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研究[D]. 常慧.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3]困窘与求索：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研究[D]. 梁钰颖.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4]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研究[D]. 李姣. 西南大学, 2020(01)
- [5]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研究（1918-1951）[D]. 刘晓娟.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7]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汪书路.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 [8]张梓生与《申报年鉴》[D]. 孙兴武. 扬州大学, 2019(02)
- [9]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1917-1937）[D]. 齐廉允. 山东大学, 2019(09)
- [10]“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