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交流·西南风

一、编读往来·西南风情（论文文献综述）

冯小娟^[1]（2020）在《清初诗人吴之振研究》文中提出吴之振是清初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首先,他参与并完成了《宋诗钞》的编选,并积极倡导宋诗,对清初宋诗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他致力于诗歌创作,求新求奇,具有明显的宗宋特征,一洗诗坛靡弱之风。最后,他亦关注诗坛,喜爱论诗,在浙派诗人中他是最早致力于论述诗学的诗人,是初期浙派诗人的重要成员之一。本文分四章探讨吴之振的家世生平与文学成就:第一章考辨吴之振家世、生平及交游。洲泉吴氏是桐乡的世家大族,自汉至清绵延不绝,就吴之振家族而言,主要兴盛于明代中期以后。吴氏家族文化兴盛,有着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崇文重教,耕读传家;二是崇德尚义,乐善好施。吴之振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读书乡里时期、宦游京师时期、息影村庄时期和归老别业时期。吴之振交游较为广泛,其交游对象主要有遗民隐士、仕清文士、布衣僧侣三个群体。吴之振与不同文士群体都有酬唱往来,这也是他与清初诗坛互动的具体体现。第二章以《宋诗钞》为焦点,探讨吴之振与《宋诗钞》的关系。吴之振是《宋诗钞》的主要发起人、参与者、组织者和最终完成人,对《宋诗钞》的成书具有决定性作用。《宋诗钞》的传播对清初诗坛和吴之振的诗歌创作与社会地位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宋诗钞》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清初宋诗风兴起,并影响到清诗发展。另一方面《宋诗钞》不仅对吴之振创作道路的转变产生了影响,而且《宋诗钞》的流传给吴之振带来了极大声誉。他专力于诗,呼朋引伴,身边聚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诗人,对推动浙派诗歌发展亦具有重要影响。第三章分析吴之振的诗学思想。吴之振的诗学思想上承晚明诗学思潮,继承钱谦益、黄宗羲、吕留良、叶燮等人诗学思想,力矫诗坛弊端,倡导宋诗风,下启清代诗学主流,是清代诗学中非常重要的的一个部分。吴之振注重以实证方式和诗体形式议论诗心,不仅展现出他论诗的批判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注重诗体形式的诗学特点。吴之振不但对“穷而后工”等传统文论提出质疑,而且还率先对王士禛的“神韵说”提出诘难。在诗歌宗向上,吴之振的诗学宗向与清初诗学发展相呼应,经历了由学唐到宗宋再到唐宋弥合的一个过程。在诗歌语言上,吴之振主张刻峭求新。第四章探讨吴之振的诗歌创作。在诗歌内容上,吴之振诗歌较为全面深刻地反映了百姓生活和时代面貌,叙录了百姓的苦乐生活;频繁地描写亲情、友情,抒发个人情感,真挚感人;还描绘了不同地域的自然风物,表现了吴之振对乡邦风物的赞美以及对京师风物的关注。在诗歌艺术上,吴之振继承和发扬宋诗长处,讲究以文为诗的结构方式,求新求奇的艺术追求,模拟多种风格;并形成了平易浅近和细密精工的诗风特征,一洗诗坛靡弱之风。

潘奔奔^[2]（2020）在《1925-1937年上海文学期刊的经济意识与文学空间建构 ——以《紫罗兰》《太阳月刊》《现代》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文学期刊的繁荣离不开文学市场的强劲推力和读者的多样需求,不同种类的文学期刊基于经济意识的编创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期刊风格,一起参与建构了上海多元复杂的文学空间。本文侧重于把不同种类的文学期刊放入同一个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比较研究,主要从经济角度深入研究不同期刊各具特色的办刊风格和文本内容,充分挖掘文学期刊与市场、读者的关系,探讨文学期刊的经济意识对上海现代文学空间多元形态的建构作用,重新认识现代文学期刊在现代文学史上创造的文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第一章主要写1925—1937年上海的经济文化形态及其影响下上海文学市场的发展,稿酬制度的完善、市民读者的知识化与阅读需求、现代印刷媒介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作家的职业化写作、刊物的快速发展,这使得具有现代意味的文学市场渐趋成熟。第二章主要分析《紫罗兰》《太阳月刊》《现代》的创刊目的,介绍三种期刊的读者群体和读者意识,探讨文学期刊和读者的关系,并阐述三种期刊在文学市场中践行的商业营销策略。第三章将1925—1937年活跃于上海的通俗文学刊物《紫罗兰》、革命文学刊物《太阳月刊》、现代派文学刊物《现代》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经济角度重新审视三者基于现代都市生活而建构的市民日常生活空间、革命意识形态空间和现代都市空间,再现了上海二三十年代市民的经济生活样貌,促进了文学空间的大众化和多元化发展。第四章主要辨析文学期刊的经济意识与现代文学空间的关系,揭示通俗文学期刊、革命文学期刊、现代派文学期刊基于经济意识的编创实践,推动了文学空间的通俗化、大众化发展,促进了文学样式的繁荣,建构了现代文学空间复杂多元的形态。本文以通俗文学期刊《紫罗兰》、革命文学期刊《太阳月刊》和现代派文学期刊《现代》作为1925—1937年上海文学期刊的代表,将三者基于经济意识的编创实践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三者构筑的市民日常生活空间、革命意识形态空间和现代都市空间,推动了上海现代文学空间的多元建构。通过对三类文学期刊的经济意识与文学空间建构关系的梳理与总结,可以发现文学期刊的文学性与商业性的矛盾与统一,赋予了现代文学空间经济意识和复杂性。不管是顺应历史潮流,还是形成历史特性,都是文学期刊在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合理现象,这有助于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曲折性。

李昊原^[3]（2020）在《《新西康》杂志研究（1938-1947）》文中研究指明民国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地区侵略的加深,国内有识之士在全国创办了大量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社会团体和学术机构,撰写并出版了大量论着,创办了众多报刊。抗日战争爆发后,《新西康》杂志于1938年4月1日创刊。本论文以民国中后期大后方《新西康》杂志为研究对象,分为绪论、正文（五章）、结语、附录等四大部分。“绪论”回顾了相关研究学术史,给予了评述;同时,阐释了本研究的学术价值。首先,概述了本文所指“新西康”的含义及其西康建省概况;说明研究对象主要是创办于川康地区的《新西康》杂志,而不是创办于南京的《新西康月刊》。结合期刊史特点,阐述了本文研究意义以及综合性研究方法。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界对于《新西康》杂志的研究与应用,大致分为五类:一是史料存目,二是文中提及,三是引用文本,四是简要点评,五是相关研究。第一章“《新西康》创刊的时代背景”,主要从国际国内背景、边地开发、时代需要等方面,分析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日战争、川康地区形势对创办这一刊物的影响,把《新西康》的创办与发展置于更为广阔的时代形势下加以观照,分析《新西康》杂志顺应全民抗日、建设大后方的大背景而应运而生,发挥着传播新思想、凝聚新民力、建设新西康的特殊作用。第二章“《新西康》杂志办刊历程及发展阶段性”,主要归纳《新西康》杂志从1938年4月1日出版第1卷第1期,到1947年5月第5卷第3期终刊这九年期间的发展历程,并根据这一刊物的历程,划分为初创、兴盛、结束三个阶段,阐述了各个时期的基本情况,分析了终刊的综合性原因,而不仅仅是办刊经费问题。本章力图厘清《新西康》杂志的来龙去脉和主要成就及其演变过程,从史学角度还原一个长期被人们忽略了的真实的具有独特传播价值的《新西康》。第三章“《新西康》作者及内容分析”,这是本研究的重点之一。本章分析了《新西康》主要作者情况,从中可以透见当时西康乃至全国知识分子投身新西康开发建设的热心和传布抗日启蒙先进思想的热情。《新西康》刊发的文章,主要反映西康地区的经济建设、基础设施、防务工作、教育发展和边地风土人情等方面的观点,包括了建设思想、形势分析、对策思考、事例研判、考察纪实、文学创作等,其内容丰富,蔚为大观。《新西康》重点宣传当时西康省的治政理念、推行建省方略、注重民众启蒙、加强文化教育、观察并记录民族风情等。这些文章和边地纪录,展现了丰富的康藏民族历史文化,真实反映了西康民众的爱国情怀和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第四章“《新西康》刘文辉署名文章分析”,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二。作为西康地区执政者刘文辉,是《新西康》杂志的主要支持者和撰稿人。他以自己的时局观启发国人认清时代形势,把握时代之变,鼓励西康及国内有志青年“为着民族国家该撒最后的一滴血”;他强调在国难关头,抗战中的西康建设必须力图猛进,告诫人们要清廉、团结、读书,为国家服务,发挥大后方的支撑作用;他高度重视汉藏民族团结,呼吁“发动最高的情感完成光荣的使命”,要把“康族”和汉族凝结成绳结一般,以树立西康的光荣和奠定国防的根基;他积极推进西康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鼓励发挥“整朴勤劳”“亲爱乐群”“有礼守法”“好学力行”的新学风、新精神,通过发展教育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刘文辉通过《新西康》杂志,不断宣传他的治政观点和思想,以期团结上下人心,形成加快建设新西康的共识和力量,力争把西康建成抗战大后方的重要基地。第五章“《新西康》的社会影响和学术价值”,一方面分析《新西康》杂志传播的思想观念、治边策略、建设成果等,对当时西康地区和国内读者产生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探讨《新西康》所刊发文章具有的学术价值,以及当今的研究者们不断挖掘其中蕴含的时代价值;阐述《新西康》杂志对当下康藏地区民族团结和期刊平台建设等,仍然具有的现实借鉴作用。“结语”认为,作为民国中后期的《新西康》杂志,在刘文辉主政康区期间发挥了引进现代社会思想观念、输入先进生产技术、实施现代教育、倡导新的生活方式的舆论支持和团结奋进作用。在共赴国难、夯实边地、稳定康区的抗战时期,《新西康》无疑成为西康省各族民众思想的重要引领阵地之一。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报刊发展史、民族地区报刊发展史上,《新西康》杂志及其支持者刘文辉应占有一席之地。进一步研究《新西康》杂志,既是对抗战时期西康建省的重新检讨,对西康时期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对西康民族地区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归纳、记取和挖掘,更是对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和民族团结传统精神的传承与弘扬。这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与进步,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李笑^[4]（2019）在《《文史知识》办刊特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史知识》创刊于1981年1月,是由中华书局主办的一本知识性、普及性的大众刊物。这本刊物自创刊之日起,就一直坚持“大专家写小文章”的办刊理念,为中学语文老师、历史老师和青年学生提供了一种教和学的辅助读物,目的便是为了向广大知识青年和文史爱好者普及中国优秀的文史知识。从1981年至2019年4月,《文史知识》已经走过了近四十年的风雨历程,共出版454期杂志。《文史知识》办刊情况概述。从1981年创刊至今,《文史知识》经历了“大专家写小文章”和“与历史对话、与时代同行”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1至2002年,是《文史知识》的创刊期,主要为刊物的作者群与读者群奠定基础。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这个阶段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对《文史知识》做进一步的改进,使其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四十年来,《文史知识》前后经历了五任主编,每一位都兢兢业业,为刊物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这使得《文史知识》得到了广大读者的高度认同,成为业界和众多读者公认的一本口碑极好的刊物。《文史知识》创办近四十年来,不仅为读者提供了诸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同时,为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缔构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文史知识》能取得如此成就,一是因为它坚持“大专家写小文章”的编辑理念,使刊物内容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文史知识》具有非常强大的编辑队伍,它的每一位编辑人员都具有很强的专业素养,每一位编委成员也都具有真才实干,而不是虚有其名。《文史知识》还还非常重视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互动,为此建立了专门的栏目“读者·作者·编者”和“编读往来”等刊登读者来信,从而听取读者的意见与建议。二是因为它的栏目设置灵活多变,同时又能体现刊物的重心所在。《文史知识》拥有近百种栏目,这些栏目既零散又系统,涵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有些栏目的文章还被集结成书,延伸了刊物的价值。《文史知识》有时还会出版专号或专栏,集中介绍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域的历史文化,扩大了刊物的影响。三是因为它严谨、端庄的版式设计,既符合刊物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内容风格,又不失古香古色的文史韵味。《文史知识》在封面设计上一直选用古香古色的图片当封面,坚持了朴素典雅的设计风格,而在版面设计上则坚持“补白不空也不白”的理念,利用短文对空白之处进行填补,使其版面更加美观。在《文史知识》杂志中,它互利互惠的广告形式也成为了办刊的一大特色,并且广告一直被编辑在封三或者封底,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消费者的权益。《文史知识》近四十年的办刊经验,给我国其他同类期刊带来很多启示,但是仍有其需要改进之处。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媒介融合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不再单一,碎片化阅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时,作为传统媒体的《文史知识》杂志,因媒介融合的发展从而面临着些许问题。例如:刊物形态单一;销售渠道单一;广告份额也会被强占。因而,在媒介融合的影响下,《文史知识》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用“内容+服务”的形式,满足受众需求;也要有效利用新媒体技术,用“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拓宽刊物销售渠道;还要实时利用新媒体发展自己的广告市场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可以促进《文史知识》刊物的进一步发展,还可以使其在期刊领域一如既往地得到业界与读者的认可,从而为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韩丽梅^[5]（2019）在《《时代漫画》文学旨趣研究》文中认为在上海1930年代相对自由、开放的文化背景下,大众文化刊物《时代漫画》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1934年1月的创刊号,一增再增,累计印数一万本,在当时一般刊物两千本的发行量,可谓数量可观。本文以《时代漫画》为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定位于“文学旨趣研究”,在整理《时代漫画》漫画漫文的基础上,择取主题叙事、创作品格、精神诉求、文学论争、审美趣味等典型论题进行探讨,依次考察其在民族危机、西学东渐、现代市场化以及图像普及中的具象形式,透视1930年代文学思潮与政治动荡,凸显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社会内容与情绪。第一部分关注《时代漫画》中漫画的主题叙事。1930年代中国文坛,尤其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宏大叙事的对比下,漫画漫文显得无聊与空虚,但当摒弃了那些浅薄的、肉欲的、追求简单视觉刺激的内容之后,《时代漫画》在政治文化视域下的时事纪实、大众媒介的社会批判、摩登都市的镜像传播与民生疾苦的勾勒窥探等方面建构了主题论域。《时代漫画》所表现的社会内容与情绪是1930年代所独有的,无论是政治讽刺还是社会讽刺,其背后无不隐含着一种强烈的精神,这种精神既包含了拯救现世的民族情绪,也包含了讽喻现实的市民情感,抵御外辱、内反独裁、讽喻现实是作家们无法回避的主体意识。第二部分着重考察《时代漫画》中漫文的创作品格。本章系统梳理刊物的创作实绩,侧重分析漫文文本的内容与风格。根据作家的文学主张以及创作情况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林语堂、邵洵美等论语派作家,包括姚颖、黄嘉音、徐訏、胡徇遒、海戈、曾迭、岂凡、钱仁康、何容等;二是《时代漫画》培育的“新”作家,有荆有麟、张文元、徐心芹、黄震遐、陈了平、洪鹄、江风侠等;三是以漫画家的身份广泛译介漫画理论、漫画作品,并创作漫文的作家,如王敦庆、陈静生、蓝蔚邦等。尽管他们对“幽默”的理解不尽相同,有的机智风趣（徐訏）,有的尖锐犀利（荆有麟）,有的批判鞭挞（黄嘉音）,有的悲天悯人（张文元）,有的轻松诙谐（王敦庆）,但不失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新鲜质素。第三部分集中讨论《时代漫画》的创编思想与精神诉求。在前两章研究和阐述的基础上主要对幕后老板——邵洵美的寻美之路进行梳理,对其编辑理念与办刊实践进行探讨。邵洵美留学西方,受西方现代艺术气息的影响较重,在编辑画报时始终脱离不了唯美主义的理想化追求,开创了我国现代期刊出版发行的运行模式。邵洵美不仅在《时代漫画》创刊、资金投入、复刊发行中发挥巨大作用,并对其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因而,刊物高举幽默大旗,走在贴近大众、出版创新的道路上。第四部分关注《时代漫画》的文学理念与论争。《时代漫画》是邵洵美、林语堂等文人宣扬文学理念的重要舞台,通过梳理确认,邵洵美所发表的三篇文章与汪子美刊登的两幅漫画均与邵鲁之争有关,其对于考辨二者交恶的前因后果,全面展示这一公案的整体过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徐志摩与邵洵美等新月同人,矢志追随崇尚唯美主义的诗观,强调“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源自欧美的文艺观念,附着有绅士气、贵族气,与当时“为人生”的主流文学思潮相去甚远,因而走向对立。第五部分评析《时代漫画》摄影插图的美学趣味。《时代漫画》体现了1930年代视觉艺术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吸收与发展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思想,表现出对现代艺术的宝贵探索,同时将先锋派艺术形式运用到本土化的表现实践中,呈现出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继承与超越。以张光宇和《时代漫画》为中心的漫画群体被称为“时代派”,其创作中的立体主义倾向体现了中国本土现代主义语言特点的共时性显现,与西方立体主义历史性发展形成了关于西方现代主义移植和借鉴的独特对话方式。1930年代正值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与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时代漫画》在思想生产上又受到上海摩登话语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双重影响,刊物以其绝对的杂志平台集结了当时一批上海有影响的画家与作家,实现了漫画与漫文的互动表达。尽管它的发展不能涵盖上海所有现代期刊的全貌,其讨论也不能替代其他文学期刊的探讨,但是海派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深化海派文化的研究就理应回到原初的场景中进行挖掘,否则,任何的定语都将是不确定的定语。

叶汝骏^[6]（2018）在《唐代五律艺术流变研究》文中提出袁枚《随园诗话》云:“唐人最重五律。”五律在唐诗体裁系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既是唐诗近体中率先完成定型的一体,也是联结古、近两大体裁系统的枢纽性诗体。同时,五律还是唐人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体,而唐代则可谓五律艺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再者,唐代科举试诗主要采用五言六韵的近体诗,而五律正是其必备的基础,这便决定了五律在唐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故可以说,五律是唐代的第一诗体。本文通过对唐代五律历史演变过程的系统梳理,.初步还原了唐代五律艺术发展的真实状况,归结出了唐人五律的独特艺术追求。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绪论部分提出“唐诗文体学”的概念,并分析了该研究的重要意义、现状及不平衡性,指出今人对于唐代五律的研究与其地位与成就严重不符的情况。绪论还介绍了唐代五律的数量、分期等基本情况,并深入分析了古今学者对于唐代五律的研究现状及其动向。正文部分,第一至五章从纵向的史的角度对唐代五律的历史演变轨迹进行系统梳理。与以往学者多从时限角度进行机械划分不同,本文以诗歌艺术性的总和一一“体”一一为视角,将唐代五律划分为齐梁体、初唐体、盛唐体、大历体、杜甫体及元白体、张籍体、贾岛体等若干发展阶段。具体而言,第一章论述唐体五律初步剙构的首个阶段,即从齐梁体到初唐体的演变过程,并指出初唐体五律存在“以律行律派”和“以古行律派”二元分野的格局。第二章论述形成唐体五律正宗、经典作品的主要阶段一一盛唐体,指出盛唐诗人的一些审美选择对后世五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章论述登峰造极、轨范千古的杜甫体五律,杜甫以一人之力,掀起了唐代五律的二次美学变革。第四章论述大历体五律的艺术特征与发展状况,在这一堪称五律首次独盛的阶段,五律的若干特征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转变。第五章论述贞元以后的五律,此际的五律受元白体、张籍体、贾岛体等多种美学范式的共同影响,尤以贾岛体的影响最为深刻。第六章进一步从横向对比的角度归结出唐人五律的独特艺术追求:一是通过唐体五律与齐梁体五言新体诗的对比,揭示出唐人五律的艺术进步;二是通过初盛唐五律与中晚唐五律的对比,揭示出唐人五律美学追求的转变;三是通过梳理唐代五律“以古行律派”与“以律行律派”的消长演变,揭示出“以古行律”的五律成为唐代五律高格的原因;四是通过五律与七律在表现原理、主导风格等方面的对比,进一步揭示出唐人五、七言律的艺术分工问题。余论部分还就与唐代五律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延伸探讨。

余巧英^[7]（2018）在《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文中认为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是台湾文学史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作为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光复初期的文学既继承台湾日据时期文学的流脉,同时随着外省籍作家的涌入,输入大量祖国文学思潮,两岸作家在这一时期首次实现汇流。对台籍作家而言,他们需要在日据时期文学的废墟上再出发,摆脱“皇民化”文学的束缚,从日文转换成中文写作,同时也要重新寻求“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对外省籍作家而言,需要努力融入台湾社会,将祖国大陆文学的流脉注入台湾文坛,创作更契合台湾本土社会的作品,同时,帮扶台籍作家更快地实现跨语写作也是他们在此一时期的使命。为“建设台湾新文学”,省内外作家抛却省籍观念,跨越语言障碍,合作创办杂志,希冀加强两岸民众的文化交流,填补因为政治隔断导致的“澎湖沟”；在报纸文学副刊发起文学论争,在论争中的诘问和抗辩,双方得以沟通文学观念,了解各自的文学发展历史后,互相尊重,进而消弭误会。来自大陆的学者、知识分子在参与长官公署提出的“去日本化”和再“中国化”的政策过程中,通过国语运动和编辑国语教材、读物等方式推进台湾的文化建设,但学者们也注意到台湾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倡从“方言学习国语”和建立“台湾学术”模范省的目标。此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呈现不同的风貌,省内作家克服“跨语”的困难,在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发出台籍作家的声音,银铃会诗人们的跨语写作,对台湾新诗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跨域到台湾工作生活的省外作家,努力融入台湾的社会环境,创作契合台湾当地的文学作品。对省内外作家而言,他们都对台湾新文学和文化建设怀着巨大的热情,投注了心力,在论争和文学创作方面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本论文拟从语言、文化、思潮和文学创作角度对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实况展开研究,具体而言,研究的面向包括“中国化”政策的具体推行;“从方言学习国语”的倡导和《台北酒家》在方言文学方面的倡导;围绕《桥》副刊产生的文学论争和“衍生”的文学活动;以及省内外作家的创作特色和异同点等角度考察光复初期的文学发展。

张凌云^[8]（2018）在《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1899年前后,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获胜与日俄战争日本获胜的中间点上。在这一中日关系、东亚格局发生转折与变化的时期,为数众多的日本知识分子前往中国游历,留下了大量纪行文或笔记等文字记录,其中不仅阐述了他们踏访中国的动机和目的,也通过基于亲身体验的书写为日本人树立起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中国形象,这为近代日本将中国视为一个文化他者,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文化意识提供了一大契机。本论站在跨文化形象学的立场,以日本近代中国学奠基者之一内藤湖南的第一次中国考察、即1899年的中国考察为研究对象,结合《内藤湖南全集》所收录的关涉中国考察、中国研究的系列文献史料,以内藤的中国游记——《燕山楚水》为核心,通过梳理内藤踏访中国之际其眼中所呈现出来的风土、人物、都市三大视域,采取文本解读、文化比较的方法,探讨其笔下的中国体验与中国认识,以及由此而构筑起来的中国形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这样的中国形象所产生的作用或后果:一方面,它为近代日本“蔑视型”的中国认识提供了实证体验与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则是构建起了将中国作为镜像来反观日本的思维模式或行动模式,带有“为了日本”的潜在目的,从而也就遮蔽了中国自身生发出变革力量的可能性。不言而喻,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日本的中国认识的内在逻辑,但是同时也将为我们就近代日本乃至当下日本树立的中国形象展开思索与批评,为中国当前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构建自身形象提供启示与借鉴。本论共分为六章,各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论以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燕山楚水》这一文本作为分析材料的选题缘由和问题意识,尝试在整体性地概述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考察中国状况这一背景之下来把握内藤的中国考察,进而梳理日本、中国、欧美的内藤湖南“前期研究”,尤其是围绕中国游记的研究与探讨,以此为基础确定了本论的研究主旨、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第二章,“内藤湖南及其中国考察”:记者、史学者、政论者这样几个不同角色造就了内藤湖南的多重身份,这一身份的多重性与内藤的学问体系及其现实关注相互映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显示出内藤关注中国背后所隐藏的日本立场;通过分析也可以明确,内藤1899年的第一次中国旅行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日本国力逐渐强盛这一背景下,带着观察中国现状,寻找与西方对抗的可能性,思考日本的战略雄图等多种动机与目的下的一次中国考察。第三章,“中国风土考察”:本章选取内藤湖南中国体验之中具有“符号性”意义的“南画”、“寺观”、“长城”几个概念或范畴来解读内藤笔下构建的中国风土形象。这些概念或范畴,不仅出现在内藤的中国游记文本中,也曾在其他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叙述中多次出现。通过对这几个对象的分析呈现出内藤由此而构建的中国风土形象的内涵:南画——体现了内藤游历中国之前的“模式固见”（Stereo-Type）、寺观——表现出内藤考察中国之际的“直接体验”、长城——呈现出内藤感知中国之后的“行动指南”。换言之,内藤的中国风土考察,呈现了中华文明的衰落、强调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提示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与思考日本未来行动的可能性,涵盖了其踏访中国之前的想象、踏访期间的体验、踏访之后的思想、认识与行动,内藤湖南的中国想象、中国体验、中国认识在此构成了一个整体,成为内藤湖南审视与思索中国的一大基础。第四章,“中国人物考察”:本章选取内藤湖南重点关注的近代中国知识阶层人物,借助内藤的笔谈记录、历史材料来展开解读与比较。内藤湖南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与对民众的极低评价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两极化特征,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部,他的中国人物认识又显现出分化的特点。在内藤的笔下,批判了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一批改良派,呈现出他们作为错失了改革时机的“失败者”形象;推赞了其眼中既具有东方传统学识素养又兼具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以严复、王修植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树立其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的未来的“希望者”形象;褒扬了他与之进行诗歌酬唱、学问切磋的以文廷式、罗振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深厚汉学素养、博学多识之人,呈现出他们作为中国推进传统学问转型的“学问者”形象。失败者意味着过去的、落伍的;希望者意味着可能的、未来的;学问者意味着手段的、工具的。但是在这种多样化“类型”的中国人物形象的背后,在更深的层次上,内藤认为“希望者”、“学问者”不被人识、不受重用,对他们能否引领中国的改革持以悲观态度。内藤正是在这样两极化、否定性的判断基础上去把握中国未来的走向,从而显露出他在观察中国人物方面的局限性。第五章,“中国都市考察”:本章选取了内藤湖南停留时间较长、重点关注的北京、上海、苏州、杭州作为分析对象,借助《燕山楚水》的文本解读,细致剖析了内藤笔下构建起来的中国都市形象。即以北京为代表的“没落的中华帝国”形象,以上海为代表的“转型的现实中国”形象、以苏杭为代表的“未来的希望中国”形象。北京虽然“没落”,但内藤并未忽视它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对上海,内藤则发现了它的“特殊性”,以其为日本在苏杭设立专管租界的参考范例;在苏杭,内藤关注到了它的富庶和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租界现状和“教育事业”的开展情况,视其为“希望”之所在。这一复杂多样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认识从本质上来说是建立在思考日本可能性的延长线上的,因而这一影像也就难以避免陷入失真的危险。第六章,“结论”:即“批判视野下的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所谓“批判”,是指带有反思与重塑意义下的“批判”。具体来说,一是整理文献资料,推动思想反思,结合内藤的中国研究来展开实证性的探讨,揭示出内藤的第一次中国考察给予内藤自身的中国研究以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一是回归时代语境,重塑中国形象,站在跨文化形象学的立场来就内藤的中国考察进行理论批评与现实思索。就此而言,内藤通过中国考察而树立的中国形象,是日本基于谋求自我确认、想象操纵中国、试图支配中国这样的目的之下而衍生出来的,是将中国作为日本的镜像、作为日本的工具、作为日本的他者而存在的中国,基于这样前提与目的之下的中国观察必然阻碍了对于中国的准确认识与定位。总体而言,通过中国考察,尤其是1899年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内藤湖南树立了具有独特性格的中国形象,也深刻地影响到了自身的中国研究,日本民众的中国认识,乃至整个日本的中国想象。这样一个极为复杂、不断演绎的中国形象,就呈现在内藤切身体验的中国“壮游”之下,也浮现在内藤构思与想象中国的独特“眼光”之中,更体现在内藤试图主张、极力宣扬的“战略雄图”之后。

金磊^[9]（2018）在《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文中认为处州府、衢州府和严州府是明代浙江省下辖的三个州府。相对明代浙江省的其他州府而言,这三个州府是以往研究者在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忽视的一个地区。本文以明代处州府、衢州府和严州府作家为考察对象,研究明代三地之文学发展情况。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本研究整理所得明代处州、衢州、严州作家共计637个,其中重要作家有40余位,所能见到的存世诗文别集约50余种。根据整理所得的情况,在附录部分,写作了明代处州、衢州、严州作家的生平小传和诗文别集叙录,以备参考。文章结构大致如下:绪论部分主要阐述对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的意义,介绍对三府作家的研究情况并作出评论,同时也概述三府的府况,为后文的叙述提供背景介绍。正文部分共分三章,分别为明代处州作家、明代衢州作家和明代严州作家。明代处州作家部分,主要以刘基家族、缙云作家群、遂昌作家、陈中州、郑汝璧等人为主干,介绍并评价他们的诗文成就。明代衢州作家部分,则以金实、方豪、吾谨、童佩、柴惟道、方应祥等作家为主干,介绍并评价他们的诗文成就。明代严州作家部分,则以邵亨贞、徐尊生、商辂、姚夔、徐贯、徐楚父子等作家为主干,介绍并评价他们的诗文成就,同时对明代严州出现的两部戏文《杀狗记》、《三社记》进行介绍、分析与评价。文章的最后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一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看法。本文以人物为中心,按照地域、时代和人物的划分方法安排文章结构,按所属州府的不同先划分作家群,而后以作家群所处时代再来划分作家。从地域文化、作家生平、作家创作等方面,介绍、分析作家的诗文创作中表现出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尽可能地描绘出明代处州、衢州和严州地区文学发展的图景。

赵郁飞^[10]（2017）在《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即以女性为创作主体、创作时间大致框定在1900—2000年的词史研究。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提出的基础上自然成立的,它既是“20世纪诗词研究”的“子菜单”之一,又葆涵有自身特定的独立性。从历史时段讲,自晚清、民国、共和国直至网络时代的一百年中,不可胜数的女词家以佳词丽句秀出闺阃、卓然挺立,不仅足以同世男性相抗轶,壮百年词史之声色;更能上摩前贤之垒,在百年词史镌刻芳名。近百年女性词史构成了对20世纪词史的补益及对千年女性词史的续写,理应获得更多瞩目。女性词将以何等姿态与分量“入史”?在近代词特别是民国词研究呈显出持续热火状态的大背景下,专门的女性词研究不免显得门庭冷落、贫瘠荏弱一些。虽然先行者已贡献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文献与理论工作,但整体系统研究20世纪女性词——也即续写《女性词史》——的工作还仍然处于学界的期待视野当中。其实,对大量女性词文献及理论的搜罗告诉我们:只要理念调转得充分允洽,对其进行整合性研究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具备。这部续写的《女性词史》虽在时段上不得不处于“续”的地位,而其理论意义则越轶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藩篱,成为中国文学熔铸对接的一个重要“中观”层面。本文绪论部分包含“近百年女性词史的概念厘定与研究起点”、“共时与历时:近百年女性词的词史定位”、“体量与坐标:近百年女性词的探研路径”三部分,除了解决了选题必要性、合法性的问题外,也基本确定了行文方法论——以政治∕物理时间断限设定章;以本时期内最杰出或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词人设定节,并在她身后选择性地安排与之关联的其他女词人;同时穿插文学潮流、重大问题等其他信息,以期营造丰富、立体、灵活的“学术观感”。虽然并未刻意求全,但正文选取的女词家也即个案也达到了百家左右。第一章“清民之际女性词坛”以传统才媛吕凤、罗庄为核心,以其他官夫人、“名父之女”等不同身份的“旧女性”作为补益,展现民国到来之前的世纪之初的女性词坛。第二章为“以南社诸子为核心的新女性词人群”。在风云万变、百废俱兴的民国,女性词史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新女性”势必造就“新词史”:“人中龙凤女苏黄”、擅书“海外新词”的吕碧城是百年中第一座高峰,她的周围还有胞姊吕惠如、戊戌变法时期杰出女性薛绍徽、千里寻父的康有为之女康同璧等。“湖湘双璧”张默君与陈家庆是南社女词人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而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性收藏家潘静淑等都各臻精诣。在“秋风秋雨”笼罩下,还出现了秋瑾至友徐自华、徐蕴华姊妹以及虽属社外而受秋瑾影响深巨的女杰刘韵琴与郭坚忍。南社,为百年女性词史带来了强健的发端。第三章“民国中后期学人与艺人词坛”时期是词史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密集地诞生了沈祖棻、陈小翠、周錬霞、丁宁（具体位置在下一章）“民国四大女词人”——也是百年、千年中的一流词家,为波澜壮阔的女性词史长篇谱就了高潮澎湃的最强章回。本章对相对火热的沈祖棻研究提出了路径上的反思商榷,回顾了尉素秋、冯沅君的抗战心史,论证了陈小翠所以称为“百年冠冕”的理由,并为“万人低首拜红裙”的周錬霞作出了现代性别意识下的学术判断,最后简述了福建何振岱老人门下“寿香社女词人群”的创作情况。第四章“共和国初建期词人群体”中,深入剖析了由民国入共和国的卓越女词人丁宁历经数十年磨折的填词生涯,表彰了共和国第一代女词家代表、曾流落新疆的蔡淑萍记录时代创痛的词业成就,回顾了茅于美的绝美情词,最后梳理了岭南女性词发展小史——包括冼玉清及朱庸斋门下的沈厚韶、梁雪芸、苏些雩,其中苏氏以清新明畅的时代风貌堪称分春馆女弟子翘楚。第五章“以学人为主干的新时期词群”。在风雅赓续的荆棘路上,一定是学人保存着那一颗火种。本章首先介绍了词名沉埋的刘柏丽,她以纤手挽起颓势,在新时期鼓荡起英迈的稼轩风,是“当代学辛首功”。特色各异的“学人三家词”段晓华、景蜀慧、李舜华至今还活跃在词坛上,而享誉十数年的李静凤堪称当代婉约大家,她的《散花词》是百年女词人存词量之最。新时期不可不提桃李满天下的叶嘉莹,她继承了苦水门风,并传递到了女弟子曾庆雨、石任之一代青年词人手中。第六章为“网络女性词坛”。如果说民国三十年是“黄金时代”,那么自2000年以来迎来创作、艺术高峰的网络词坛就是女性词的“白银时代”:任淡如创办了最着名的诗词网站之一菊斋,其中不仅有第一代“偶像级”词人孟依依,更有以秦月明、看朱成碧、如月之秋为代表的女性作者,她们为早期网络词史留下亮丽的色彩。问余斋主人、添雪斋是网坛一流女词人的代表,她们一守正、一开新;一雄浑、一奇丽,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发初覆眉横空出世,以空灵幽深的“小眉体”直指人心,带来了女性与文学遇合所能发生的最美妙的“化学反应”。如今最为活跃的新生代女词人夏婉墨、唐颢宇及她们创新意味浓郁的创作,让我们对古典诗词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乐观和希望。第七章“港台及海外女性词坛”引入地域观照视角,对文化环境、创作生态有别于大陆的香港、台湾、海外女性词人进行梳理论述。其中佼佼者如香港之张纫诗、潘思敏;台湾之琦君、张荃及海外之李祁、张充和,皆面目自具、各足成家。时间、空间的双重维度共同撑构起繁复多元、生机勃勃的百年女性词史。

二、编读往来·西南风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编读往来·西南风情（论文提纲范文）

（1）清初诗人吴之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1925-1937年上海文学期刊的经济意识与文学空间建构 ——以《紫罗兰》《太阳月刊》《现代》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新西康》杂志研究（1938-1947）（论文提纲范文）

（4）《文史知识》办刊特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时代漫画》文学旨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唐代五律艺术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8）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编读往来·西南风情（论文参考文献）

• [1]清初诗人吴之振研究[D]. 冯小娟.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2]1925-1937年上海文学期刊的经济意识与文学空间建构 ——以《紫罗兰》《太阳月刊》《现代》为例[D]. 潘奔奔.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3]《新西康》杂志研究（1938-1947）[D]. 李昊原.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4]《文史知识》办刊特色研究[D]. 李笑. 河南大学, 2019(01)
• [5]《时代漫画》文学旨趣研究[D]. 韩丽梅. 河北大学, 2019(08)
• [6]唐代五律艺术流变研究[D]. 叶汝骏. 上海师范大学, 2018(12)
• [7]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D]. 余巧英. 厦门大学, 2018(07)
• [8]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D]. 张凌云. 厦门大学, 2018(07)
• [9]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D]. 金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10]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D]. 赵郁飞. 吉林大学, 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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